導語：探索觀念何以進入歷史——評《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知識社會學；《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新聞傳播；進入

論文摘要：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系，本文在對《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的評介中認為，我們應當試圖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的一些現象．以此來證實曼海姆預言的歷史——社會進程這一特征。

人類思想史上糾結不清的各種問題與各式答案，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被曼海姆串聯成一條清晰的藤蘿，上面亦可見無數枝蔓。“太陽之下，并無新事”，在后來的幾個世紀中所呈現的各種思潮，各式黨派在相互的斗爭中借以維系其合法性的理論，無非是中世紀以來人類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的變種。這些變種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就像這個藤蘿上的枝蔓，在后來人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關注中，逐漸轉移了人們對主干的注意力。這個根本問題，無論是巫術宗教還是現代科學，都試圖予以解釋說明，卻始終無法解決。它就是存在和意識關系的古老命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黃旦教授《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一文，向我們展示了這種建構的技巧。該文以李普曼這個沒能在羅杰斯的《傳播學史》中留下一席之地的專欄作家為中間環節，以期展示從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這條美國傳播思想史的邏輯發展線索。在這條始于芝加哥學派、經由李普曼，再到哥倫比亞學派的邏輯線條上，他不僅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李普曼這個環節不可或缺，而且向我們展示了從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之間的變異:即大眾傳播研究偏離了“關系”的視角，以效果研究為主要研究領域，大眾媒介也成為徹頭徹尾的控制工具。

知識社會學證明了人類社會“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這兩種形態，“前者的功能在于維護現行秩序，后者則在于反對這種秩序，人類歷史的更替和演進在觀念的維度上可以表達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之間的振蕩，在烏托邦取代意識形態之后，自己亦相應地成為了意識形態，并創造自己的對立面”嚴所謂意識形態，是指“維持現行秩序活動的那些思想體系”，所謂烏托邦，是指“產生改變現行秩序活動的那些思想體系”按照曼海姆的思路，即探尋人類“思想混亂的基本因素及其過程”。

為此曼海姆首先探討了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何以成為一個問題。這次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節點的出現，源于人們對教會設立的“客觀世界秩序”的價值觀念的崩潰。對存在與意識關系的探尋，在對客觀世界秩序產生抵觸之后，走向了客觀世界的另一極，即是偏向主體的一極，即走向以主體為出發點的人類認知行動。從此，人類開始有了強烈的主體意識，也開始了對世界的發現之旅。這一主體性意識的生成，最終成為理性主義思潮的源起。之后的人類，似乎是對偏向主體的模式的矯枉過正，于是又回到了偏向客體的道路。這一次從主體一極向客體一極的偏移，見證了自然科學逐漸崛起的歷程。偏向客體的道路受到好評的原因，使人們開始認識到主體也不完全是安全的出發點。

在分別經歷了從客體到主體，再從主體到客體的偏離之后，又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節點開始成型:人類認識世界和自身的起點，究竟應該是偏向客觀世界，還是偏向主體認識，開始模糊不清。這種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體現在隨后崛起的心理學科內部認知取向完全不同的分支的呈現。在這個深刻的斷裂處，曼海姆認為走出這種認識困境的前提是認識到這樣一種實際情形:“外部客體的世界與心理體驗的世界處于連續流動之中”。互著重研究個體的心理學，已經無法對這種流動狀態的世界給予分析。在此背景之下，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得以崛起。它的長處在于，它能將作為個體的群體生活的背景嵌入以求對流動的事件的理解，即是說，社會學誕生的理由和它努力的方向，是想在主體偏向和客體偏向的非此即彼的認識關系中，加人第三種辦法，這種辦法看似是一種折中，其實更是一項思想史上的重大發明，它標志著一種新的探尋社會和人類自身的方式，終止了作為個體的人類在思考時習慣于將自身思考經歷和經驗與群體相分離的做法。

由社會學得以發生的理由，曼海姆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思想史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不是靠對客體的不同偏見，而是要發現為何關于客體的觀點會各不相同。因此，曼海姆抵制社會科學純粹在外部可以測量的關系上下工夫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礎上，曼海姆給出了對社會科學的基本命題的理解:“構成一件事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依賴關系較之全然地外部形式化的因素的相互依賴關系在本質上更易于理解”。這就既否定了一些人認為他的觀點是相對主義思想的指責，又表明了曼海姆本人相信研究中個人態度與意志的介人對于理解世界的來源的可能性。

曼海姆認為，任何的觀念都有其誕生的土壤，而不僅僅是個人化的創造。正是在這樣一種邏輯之下，曼海姆在第一章以后的幾個章節中，開始了他對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思想歷程的分析。

在第二章對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分析中，他提倡避免從心理學的層面去分析作為以刻意的謊言而存在的特殊的意識形態學說，而應該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考察作為總體性概念而存在的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這里，曼海姆試圖展示他所倡導的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路徑。任何一個研究者，在進人這個路徑時，都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帶有價值預設的立場，并不一定就比自己對立的價值立場更高明。因此，曼海姆把知識社會學看做是對“懷疑的系統化”。曼海姆在梳理意識形態何以成為意識形態時，也是從“意識自身”得以萌芽的啟蒙時代開始追溯的。這一構成意識形態總體概念的雛形是總體的意識形態概念發展的第一階段。意識形態概念發展的第二階段，是由黑格爾來完成的。他在這個普遍性的概念中注入了民族精神這一成分，于是思想史上開始有了被區分的意識成分。于是“民族精神”這一觀念，開始進人歷史。第三階段意識形態概念的成型，則是緣于法國大革命時期意識自身開始向更具體的主.體過渡。民族精神的觀念日漸深人人心。第四階段才是我們較為熟悉的階段。此時，“階級”取代了“民族”，成為更為重要的決定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這個過程，清晰地展示了作為一個總體觀念的“意識形態，’是如何進人歷史，又是如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被不同的人群所感知。展示這個源流，是理解當今所有意識形態爭端的基礎和前提。

在該書的第三章里，曼海姆以科學政治學的前景題目，做了一個詳盡的個案分析，以求厘清社會理論和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以行為科學誕生所需的前提來看，政治科學研究者觀點背后的動機和利益無法與研究對象分離，導致了專門的政治科學沒有可能，是因為它的建立違背了基本假設，即研究者思想的不同結構要獨立于被研究的行為。他分析了19世紀和20世紀最重要的五個理想類型，剖析了它們背后的政治和社會決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其政治行為作為科學的根本看法的重大影響。從這些不同的立場中，他總結出了一個由各路觀點綜合而成的社會學問題:在認為政治科學因受觀點立場的直接影響，因而似乎導致了政治科學的不可能時，“恰恰是在困難變得最明顯的這一點上，我們達到了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導致的兩種新的可能性中，建立黨派學校講授黨派觀點的這一種可能被果斷排除，剩下的一條道路，正與曼海姆在本書第一章中所宣稱的立場相吻合。這種建立在與黨派基本特征完全相反的立場之仁的可能性是:正由于相互對立的觀點和立場的呈現，才使作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成為可能，因為正是這些相互沖突的立場給了我們實現包含整個政治領域的可能，因為只有這個多元的立場給了我們全局的視野。在這個判斷之下，我們再次看到了曼海姆本人的立場:正視和理解各種觀點背后的價值判斷而非回避價值判斷，以求更準確和全面地對事物的理解。

在第四章中，曼海姆著重論述了烏托邦思想這一與意識形態相對的概念。曼海姆判別了烏托邦思想的幾個主要類型:千禧年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看似屬于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的幾種主義，在曼海姆看來，不過是烏托邦思想的不同階段而已。而且其發生的時間離今天越近，其烏托邦的強度就越弱。因而越是在后期形成的烏托邦思想，就越是表現出更接近于歷史—社會進程的特征。從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不過是烏托邦精神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而已。而那些比烏托邦氣息漸退的日常世界中的各種觀念，無非是早期烏托邦思想變化而來的一些東西。至此，又回到了曼海姆在開篇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主題，即所有的現代觀念，無一不是那個古老問題的變種。

該書的最后一個部分，是曼海姆為《社會學袖珍辭典》所撰寫的關于知識社會學的詞條。這個作為框架的詞條，與前面的風格不同。作為社會學一個年輕的分支，知識社會學旨在探討“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在人類思想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表現形式”。具體地講，它的研究問題是:“社會結構何時、何地開始表現在論斷的結構中?在什么意義上，前者具體地決定后者?’，。為了回到問題本身，知識社會學更關心其研究對象的觀點得以產生和對其施加影響的政治歷史環境以及這一環境何以對其施加影響。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曼海姆的這本著作，即是回到事件本身，發現觀念何以進人歷史。歷史必然以歷史學的方式出現，因為記載一切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嘗試不僅僅絕不可能，也毫無意義，因此，歷史只能是一種文本。受此啟發，嘗試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的一些現象。傳播學的興起，在阿芒·馬特拉看來，是被社會“包含多種具有預設功能的器官這種思想”所觸發的。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究竟是何種原因，會促發社會有機體這個思想本身?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社會有機體觀念是對個人主義思潮極度泛濫的一種反撥，就如同經驗主義的興起是對理性主義思潮過度強調主體性意識的一種反撥一樣。也即，人類一方面拋棄了眾神尋求主體意一識的極度高漲;另一方面，又對主體意識極度膨脹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存有隱憂。于是出于對社會解體的擔憂，成為傳播學研究興起的原因的一種解釋。照此邏輯看來，一個以加強社會控制、企圖恢復社會秩序而萌發的學科，盡管經過了芝加哥社會學這樣一個自由主義的階段，照舊會不可避免地回到“控制信息”這個主題上來。但是，這仍然不能解釋，“交流”抑或“控制”，也許都是要獲得社會穩定的一種方式，為何到了后來，還是“控制”而非“交流”的愿望占了上風?也許可以繼續追問下去。如果借用曼海姆的說法，保守主義本身不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它是在與自由主義進行戰斗的過程中，才成為了一種烏托邦思想的。那么，后來擊垮社會學芝加哥學派成為戰后美國社會學主流的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哥倫比亞學派，是否正是因為有了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存在，才使得哥倫比亞這一學派作為更能迎合主流社會觀念的研究群體、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研究立場，也因此而變得顯赫?如今大量學者倡導將傳播視為一種多元的研究領域而非一個學科的原因，是否也可以歸結為各種政治立場取向不同的研究者合流的傾向?而這正證明了曼海姆所言的:越是到了后期，就各種取向不同的立場就越更近于歷史—社會進程的特征?與此同時，它們的觀點和研究也呈現靠攏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