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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幾年美國、英國、日本等國銀行經營業績看，總體上表現為：英國商業銀行數量雖然只有四五十家，但單位資本金和資產額的盈利能力最強，資產規模中等的標準渣打銀行2001年被評為全球業績最佳銀行。美國大型私營銀行數量多，小銀行也到處密布，大小銀行在一萬家以上，經營和盈利狀況較好。《福布斯》雜志按銷售收入、凈利潤、總市值等指標評出的1999年美國百強大企業中，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分別高居第2位和第4位，真可謂之金融寡頭。日本由于其經濟發展歷史的特殊性，直接融資市場相對來說不很發達，企業資金主要通過銀行中介來間接融資，存貸款業務規模龐大，大銀行數量也很多。近幾年日本商業銀行普遍出現嚴重虧損，金融危機頻仍。不單日本的銀行如此，泰國、印尼、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銀行也出了嚴重問題，而20世紀90年代美、英等國金融業的較優業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充分競爭性市場經濟模式的生機和活力。

我國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在21世紀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必須加快改造改制步伐。我國銀行要通過所有制改造和業務創新來提高競爭力和效益。但是，由于目前消費需求不足、企業虧損面大，金融機構呆壞賬貸款比例較高，舊的不良資產還沒有真正找到有效的化解途徑；金融機構愿意貸出新增存款，但企業因找不到好項目、好產品，有效貸款需求不足；新放貸款被企業挪作他用的現象還未得到有效遏制，企業貸款償還能力差，大量欠息仍在掛賬；融資和結算風險約束機制與員工利益動力機制明顯不對稱；中小企業在申請貸款時遇到的抵押難和擔保難等問題現在亟須解決。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外資銀行深入各省市從事外匯和本幣存貸業務已指日可待。在這樣的國內經濟金融大背景下，對比近年歐美與亞洲國家銀行的經營業績，借鑒美、英、荷等國銀行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經驗，對于提高我國銀行業經營水平、增強與外資金融機構的業務競爭能力，是有較大現實意義的。

一、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總量大，虛盈實虧問題掩蓋了潛在經營風險

1997年泰國、印度、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國爆發金融危機，引起經濟嚴重蕭條，其根源在于行政集權經濟模式、政銀關系混亂以及追求短期暴利的粗放型經營方式，而近幾年英、美等國銀行經營狀況保持良好，原因在于其商業銀行獨立性強，受行政干預少，資產多元化，壞賬貸款比例低，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水平也較高。日本、韓國、泰國、印度等國大企業通過賄賂高層官員和議員，迫使銀行提供巨額貸款投資于房地產和證券業。市場過高股份債價因脫離實體經濟實際績效最終狂瀉下來，而高檔房地產也滯銷積壓，大量銀行貸款成為呆滯賬；國際巨量短期游資趁機進入其匯市炒賣以牟取利差，使本幣匯率大貶；央行因個人、機構和外國投資者集中兌換而外匯儲備嚴重告罄。居民對本幣信心不足，擠提本幣存款導致績劣銀行關閉破產。各商業銀行頭寸不足引起全國性信貸收縮，同時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轉而趨向節儉和謹慎，最終使經濟大幅衰退，一蹶難振。1997年和1998年日本北海道拓殖銀行、山一證券公司、長期信用銀行以及日本債券銀行等相繼破產。近幾年日本各大銀行有高達上萬億美元的壞賬貸款，單是長期信用銀行就有三四百億美元貸款“打水漂”了。韓國有的房地產商賄略總統親屬來向銀行索求巨額貸款；大宇、現代等跨國公司還逃避央行監管向外國發行短期公司債六百多億美元。結果被套在滯銷的高級房地產或“垃圾股、垃圾債”上，沒有外匯償還到期外債。直到2000年上半年，泰國的開發商還在到處削價競銷大量積壓的高檔商品房。美國標準普爾評估公司2001年曾公布，印度尼西亞近幾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達到75%，政府要恢復商業銀行支付清償能力需要七八百億美元的公共資金注入。

由于我國銀行是國有國營或者公有公營的，九大國家銀行也好，4.4萬家農村信用社也好，還是90家城市商業銀行和上百家信投公司也好，由于早些年有些黨政機關和人員隨意逼貸，借款企業或建設項目法人本身信用觀念又極其淡薄，更因過去一些基層行長和信貸員盛行“吃拿卡要”，缺乏風險責任意識，各類貸款機構不良貸款比例達到百分之二三十，可疑、損失類貸款存量不下于上萬億元，九大國家銀行大約有七八千億元不良貸款。這些呆賬貸款中有一部分是1992年前后各地亂辦開發區、亂上房地產項目時累積成的，那時設立的二百多家信投公司接連倒閉，“信托投資”成了“盲托亂投”。吉林化工公司早些年新上馬30萬噸乙烯項目，一百多億元投資全部由銀行貸款，建成后產品沒市場就去冒險炒國際期貨，其損失是觸目驚心的。最后吉林化工公司被迫重組，巨額貸款成了壞賬，銀行資產損失慘重。

1994～1996年，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大量收購貸款被糧棉油收儲企業挪作他用而嚴重流失，要靠央行每年不斷地增擴再貸款來支撐抵補。陳糧陳棉積壓嚴重，給占央行再貸款近一半糧棉油收購資金封閉式循環，帶來了很大壓力，收購資金“跑冒漏滴”時有發生，應收貸款本金和利息不能按期足額收回，貸款資產損失風險加大，1600多個縣級支行潛在的經營性虧損問題相當嚴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因資金來源和運用渠道特殊，呆壞賬準備金提取以及核銷數量不多，這幾年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已成為很突出的問題。

日本的長期信用銀行和債券銀行是從事中長期設備投資和設施貸款的專門銀行，它就是因呆滯貸款過多、支付清償能力不足，遭到了倒閉清算的厄運。這些前車之鑒值得我國銀行深思。尤其是1997年11月日本北海道拓殖銀行的破產，更應讓我們在高度重視西部大開發的同時，也不能過分忽視國家銀行因全力支持西部大建設而帶來的潛在金融風險。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7家住宅金融專業公司曾拆進大量高息短期資金，向開發商和居民盲目投放中長期房貸，形成八九百億美元的不良貸款，曾在1995年就掀起了巨大金融風波。

在私有銀行制的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并不承擔促進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義務，其業務經營以及機構和員工配置完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僅僅受央行基準利率的制約和影響：我國直接融資不發達，使公營銀行為企業承但的間接融資職責和壓力過重，社會可用資金有80%以上都通過銀行存貸來集散循環，目前數額高達10萬億元上下，相當于2001年GDP的1.2倍和財政收入的10倍左右。一旦局部的“點、線”發生支付困難，很容易引發系統性和全局性風險。1997～1999年泰國、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國銀行破產危機和經濟蕭條，就是因金融局部細菌感染引發金融經濟有機體全身潰爛，而大炒家索羅斯之輩乘虛而入來推波助瀾。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信投公司、海南發展銀行、中銀信投公司和廣東國投公司等許多機構的破產關閉、境內境外債權人利益嚴重受損的深刻教訓，應能警醒國內銀行、證券和信托行業，對本身經營前景再不能掉以輕心。1997年上半年，海南省原本有34家城市信用社，由于發放了大量人情貸款、“官定”貸款，很大部分成為呆壞賬，資產質量普遍較差，債權債務關系混亂，各城信社備付金比率總處于很低的水平，以致普遍發生嚴重的支付清償危機。央行不得不對其大整頓，只留存1家，關閉5家，其余28家并入本來盈利狀況較好的海南發展銀行，成為其十多家支行。但是，不到一年海南發展銀行也被這些資不抵債的信用社給拖垮了。從1997年8月至1998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接連給海南發展銀行提供了近四十億元再貸款，但終因城信社壞賬貸款過多，以及存款資金又來自盲目的高息拆借、攬儲和集資途徑，海發行在央行“斷奶（不再追加再貸款）”后，馬上就喪失了清償支付能力，引發了市民突擊擠提儲蓄的恐慌風潮，流動性愈顯不足，最后甚至到了每個儲戶一天只能取到100元現鈔的不可思議的地步。央行不得不在1998年6月底關閉了海南發展銀行，同時指定由工商銀行來托管其債權債務，保證支付全部境外債務以及境內儲戶本金和合法利息，對境內的機構債務在全面清算后，按破產程序只能酌情部分償付，同時四十億元央行貸款也要流失掉大部分。

在現階段消費不旺、需繼續增擴內需的宏觀大背景下，我國銀行和信用社既要防止不合理惜貸現象，解決中小企業辦理貸款抵押難和擔保難以及農民貸款難等諸多問題，同時也須認識到一些信用社和基層分支銀行潛在的風險隱憂。

二、今后我國銀行業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一）提高資本金比率是我國商業銀行穩健經營、提高效益的保障。

1999年末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充足率分別為5.7%、5.1%、3.0%、2.5%，低于我國《商業銀行法》規定的以及《巴塞爾有效監管原則》要求的8%的標準，而且這還是在1998年我國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突擊補充了商業銀行資本金以后的比率。可見，過去我國銀行和信用社同許多工商企業一樣，都是在做無本生意，沒有嚴格按照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原則來經營銀行。長此以往，這對銀行這種高風險行業來說，就如玩火一樣危險。2001年末美國的美洲、花旗、大通、第一銀行、第一聯合銀行等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達到7.3%、8.3%、7.3%、8.3%、8.0%，基本上符合巴塞爾協議標準；英國匯豐銀行、標準渣打銀行的比率都是5.9%.日本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業、長期信用等嚴重虧損銀行，其自有資本比率僅分別為3.3%、4.2%、4.3%、3.8%、3.9%，遠低于美、英美國績優大銀行的比率。上面提到的海南省那34家城信社，在并人海南發展銀行前的當年6月末，平均資本金比率僅為3.2%，不到法定比率的一半。

由于銀行資產擴張規模和盈利能力要立足于自有資本金基礎，因此只有提高資本金比率才能提高銀行盈利能力和經營效益。由于我國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沒財力來增補銀行資本金，也不能總靠發行特別國債來補足。因此，銀行要降低籌款成本，按效率和效益原則來配置機構和員工，減少營業費用開支，提高單位資產盈利水平，增強自我積累能力，進而防范經營風險。

二）設立資產管理公司給銀行和企業減負解困，不是提高銀行業效能的治本辦法。

從1999年9月開始，我國借鑒美國、日本、歐洲的做法，設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剝離公有銀行不良資產，希望通過“貸款轉成股份”的措施來改進銀行資產結構，減輕企業利息負擔，降低國有企業負債率，這種應急辦法已經產生了明顯的副作用。靠債轉股來保全貸款并改組企業債務和人事，對于銀行和企業經營的積極面，并沒有如許多人所想象和所期望的那么有效。近三年多來，債轉股舉措已經不自覺地加劇了企業“故意賴賬和逃廢債”心態的滋長蔓延。無論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有操作經驗的美國“債轉股”，還是東歐國家和日本的“貸轉股”，其接管銀行本身是私人控股的銀行或公司，政府財政只是部分注資，被接管企業一般是私人或家族控股的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歐美國家由于銀行資本與工商業資本一直可以相互參股交融，因此一般情況下貸出銀行認為有必要，就把不良貸款適當折價后，直接轉為自己對債務企業的擁有股份，并不需通過過渡性的重整機構這個環節。如在美國，也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不良貸款達到上萬億美元以后，才成立過“重整信托公司（RTC）”。日本在1998年6月設立“橋銀行”，該機構只需付出不到呆賬貸款20%的收購代價，形成自己對企業的股權份額，巨額債權損失則由政府財政適當補貼給銀行，以保障廣大儲蓄存款人利益，我國成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來購買銀行不良資產，主要是為了使銀行和企業能卸掉包袱，保證銀行會計賬面上資產結構暫時好看一些，陳年壞賬風險讓別人來承擔，且注重降低欠款企業負債率，減少利息成本支出，與外國設立貸轉股銀行的方式以及人選企業審核標準有很大不同。

由于我國存在銀行不能參股工商業、不開辦混業銀行業務的法律規定，因此只有由國家銀行本身來成立金融資產公司，來作為重整企業財務和人事的過渡性中間機構。債務企業、債權銀行及其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在中國同在外國，其所有制和控股結構有一公一私方向的明顯不同，簡單仿照國外的辦法和措施，一哄而起地來化解存量上的不良貸款，總有些欠謹慎。既然國有企業負責人和主管機關本身扭轉不了虧損和欠債局面，那也不能就斷定那些離開銀行轉到資產公司工作的人員，就能通過財務人事調整，把債務企業的產供銷搞好。這些新人又不是身藏靈丹妙藥的管理神仙！其實，欠債企業產品沒銷路、借款久拖而總還不了，根源不在于企業沒有能人，而是由于企業制度處于單一所有權形式及由此出現的過度管制弊端。強調國有獨資必然導致企業缺乏健全的“三會”治理機制，很容易出現政商混攪、浪費低效、內部利益動力不足的局面。其實哪個大企業都不缺乏懂管理、懂財務和營銷的優秀人才，其參與市場競爭的本事，也不亞于日本索尼的盛田昭夫，不會比微軟公司比爾·蓋茨差多少，并非一定要外來的金融資產公司人員來挽狂瀾于既倒。四家金融資產公司已經從四大國有銀行共收購一萬多億元不良資產，并已經對一些呆賬貸款進行了債轉股。對于那些折價收購不良貸款，本身也是國有國營的金融資產公司來說，如果以后被控股參股的企業總是不見好，還是扭虧無望，債權在銀行與公司之間空轉一圈，轉變來的股權不能被原企業回購或不能在其他產權市場上脫身，那么到頭來總還是要國家財政來兜底，尤其是金融資產公司本身也可能同樣會面臨資不抵債、破產關閉的厄運，說不定幾千名員工生活還得靠財政補貼來撥款。

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居高不下、經營風險較大問題，除了極少數創新能力強、產品有市場前景，純因資本金缺乏導致利息負擔重而影響企業正常發展的特殊大企業，有條件來試辦“債轉股”以外，大部分陳年老賬應主要通過銀行自身提高增量貸款資產盈利、通過向社會增資擴股以及增加非貸款資產和中間業務等的收入，來增厚資本金積累和抗風險能力，尤其要靠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呆壞賬準備金來逐漸沖銷，同時，財政可撥專款設立金融風險基金或者國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來增強儲蓄存款人信心，從而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用多種途徑來逐季逐年地稀釋和消化存量不良資產。

經貿委部門和債權銀行在篩選入圍企業時，不應簡單按企業拖欠本息規模大小或負債率高低來決定準家應“債轉股”、誰家不應“債轉股”，而應注重不良貸款真實償還的可能性大小。一些已經幾年扭虧無望的傳統加工企業該破產的就應盡早關閉清算，拖得越久越沒有希望。財政通過發國債等資來拿出清理整頓費用，將比空轉幾年后再來補貼虧空，給自身今后帶來的壓力可能要輕些。銀行也不必過分寄希望于通過債轉股途徑來保全資產，因為資產公司只能以折扣掉較高比例的欠款值后才有能力購買債權。在2000年，黑龍江省雞西、鶴崗、雙鴨山礦務局三個大型煤炭企業有高達上百億元的不良貸款實行債轉股。由于信達資產公司本身缺乏足夠資金實力來購買這些銀行債權，只能購買三四十億元，其余由貸款債務轉成的六七十億元股份所有權還是由原貸款行的中國建設銀行持有，但由信達公司來代管，行使經營權。這就變味走樣了，而且也在實質上違反了或者說打破了銀行不能參股工商業的法律規定。

負責推行貸轉股的經貿委等部門不應把電力、鋼材、水泥等企業都統統攬進轉股圈子里，有許多欠款大戶的虧損是暫時的，一旦今后幾年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擴張到一定程度，用電用鋼總需求量就會大增，許多企業是有能力還貸的，銀行用不著現在就急急忙忙地都來剝離。過去幾年在篩選債轉股企業時過于寬松，有意無意地助長了本來就比較嚴重存在的企業賴賬逃債風氣。如果績劣企業都把債轉股作為逃避還貸還息的途徑，總鉆某項新政策的漏洞，而放棄改制調整、降低成本以扭虧脫困的治本辦法，那么近年來的債轉股熱潮，應該要冷卻點了。

在企業是國有或公有、銀行是國有獨資以及金融資產公司也是國營的資產所有權制度下，外國的“貸轉股”變樣為中國稱謂的“債轉股”，其實施的最終效果肯定不會像原先設想的那樣立竿見影。較早倡導“債轉股”，也最早負責籌設信達資產公司來剝離建沒銀行多年呆壞賬貸款的周小川認為，通過金融資產公司做債轉股和階段性持股后的轉手，有可能建立起通向企業股份制改造和所有權多元化的橋梁，因為階段性持股后最終會將股權轉讓給新的私人投資者、機構和外商投資者。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權衡利弊得失的話，那么近年來推行“債轉股”這一招不妨試一試。

（三）加緊銀行改制，發展混合所有權機構以及民間資本銀行，以繁榮金融業。

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一般是屬于多股東的控股公司制企業，中小金融機構大多是私人、家族控股的。我國銀行和信用社機構在所有制關系上與外國做法不同，要么是國家獨資并由政府派人管理和經營的，要么就是集體單位、地方財政以及其他公家機構共同出資入股，個人參股的商業銀行微乎其微，而國內私商獨資資涉足存貸款和證券經紀業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如果說國有工商企業迫切需要進行公司制改造，以通過打破股權高度集中化來轉機增效，那么現階段國有銀行和信用社也需要進行所有權調整，以形成有多元投資主體、由政府適度控股的公司制或合伙制金融企業。

近十多年來，我國非國有的三資工業、股份制工業和股份合作工業增加值，其增長速度總是比國有和集體等公有企業的增速要快，在嚴峻市場競爭環境下尋找銷路的能力也要強些。同樣，近年國內股份制銀行的經營效益和資產安全性，總體上也比國家銀行分支行要好，交行、光大、華夏、民生、招商、深發、廣發、浦發、興業、中信這10家有限公司制或股份公司制的銀行機構，雖然總資產僅2萬億元、總員工為9萬多，但年人均創凈利近10萬元。效益一直不錯的民生銀行，其資本金一部分由私營企業主投資人股；注冊資本金為16億元的地方股份銀行——上海銀行，也有四五萬個人股東。早幾年股票就已掛牌上市、股價分別在20元附近漲跌波動的深圳發展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其部分股權已經由股民私人持有（深發行的公眾股流通市值目前達到幾百億元）。另外，鞍山信投、陜西國投等十來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其股票早幾年就先后上市交易了。金融機構部分股權由個人投資者持有，標志著我國不允許私人從事或參與金融業務的法定成規，實質上在現實經濟金融生活中早已打破了。

這幾年民生、深發、浦發等股份銀行的盈利性和安全性都有較好表現。其實，過去我國民族工商業者就已辦過民營銀行：1897年嚴信厚在自家銀號的基礎上，于上海設立國內最早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908年創辦的交通銀行，在500萬兩白銀的初始股本中，商股四成、官股六成進行官商合營。1935年在上海就有67家本國私人資本銀行，有了這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私人資本商業銀行，才使上海能成為20世紀30年代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中心。凡是當達國家金融體系中有的金融業務種類，在20世紀30年代的我國上海也已基本具備了，如證券柜臺交易業務、國債市場業務、私人典當或保險業務、商業承兌匯票業務、票據貼現和再貼現業務、期票和本票結算業務、住房抵押貸款業務以及個人支票、旅行支票業務等。凡是20世紀90年代在倫敦、紐約、東京以及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所運用的金融工具，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大多數同類工具也同程度地在使用和操作了。1936年底，我國各地已經有160多家私營資本銀行從事貨幣信貸等業務，對當時民族工商業以及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做出貢獻的。在1936年前后，歐美國家經濟由于1929年爆發大危機，一直蕭條不振、回升乏力，而在我國，由于當時國內政局相對穩定，加上1935年11月我國廢棄銀本位制，實行法定紙幣流通制，大大增加了銀行、企業和居民的貨幣供給，金融業由此欣欣向榮，城市工商業也漸趨繁榮。1936年我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此后近70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各國中的排名再也沒有1936年那么靠前。

今后我國應進一步打破國有或公有成分壟斷金融業務的局面，降低政府控股權份額，讓私人資本向銀行機構參股入股甚至控股，以增強“入世”五年后內資金融機構同美、英、日等外資機構爭搶外匯存貸款份額以及五年過渡期后競辦人民幣儲蓄業務的能力。

如果能形成多種所有權成分、大小規模以及中外資等金融機構同時并存和公平競爭的結構分布體系，肯定有利于滿足城鄉工商企業和居民個人信貸需求以及其他金融業務的需要，也會增加國家銀行提高服務質量的壓力，充分發揮整個金融系統對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