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在大學語文教學的價值

時間:2022-06-22 0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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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在大學語文教學的價值

摘要:《大學語文》教學中對古代小說問題的再思考、再追問、再評議,不僅可以更好地傳承、發展傳統文化之思想內容,而且也使傳統文化為不同地區、國家、民族的人們所理解、接受、認同,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時代課題應有之義。《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對傳統孝文化價值觀念推崇備至,在家做孝子,為國做忠臣。治國先齊家,家國同構。《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策略關鍵在于,形成問題意識,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糾偏補弊,革故鼎新,提升教學質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應根系于傳統文化,創新其內容,完善其形式,豐富其思想,讓傳統文化更具有生命力。用傳統文化傳達中國聲音,用中國聲音表現中國智慧,用中國智慧建構中華民族文化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大學語文》;古代小說;傳統文化價值;改進策略;互利共生

中華民族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內容,凝聚著民族思想的精華。它分為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當代文化等不同類型。所謂傳統文化指1919年“”之前的文化。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身份的象征或標志,它逐漸沉淀為民族生命情感體驗之情緒,或喜或悲,或苦或樂,或愛或恨,構成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內容的一部分,具有穩定性。本于此,《大學語文》教學承擔著“傳播知識,傳承文明,啟迪智慧,守望心靈”[1]之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責任、使命。《大學語文》教學中對古代小說問題再思考、再追問、再評議,不僅可以更好地傳承、發展傳統文化之思想內容,而且也使傳統文化為不同地區、國家、民族的人們所理解、接受、認同。進一步說,用傳統文化表達中國聲音,用中國聲音表現中國智慧,用中國智慧建構人類文化命運共同體,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和時代課題應有之義。

一、《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中的傳統文化價值體現

傳統文化以《大學語文》教材為載體,展示其豐富內涵,古代小說是《大學語文》傳統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傳統文化價值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它包含著想象民族生活方式、精神狀態、心理訴求、思想旨趣、審美理想等廣闊空間。《大學語文》中的古代小說以儒家正統、正宗思想為旨歸,其功能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一為娛心,一為勸善”,[2]君施善政,人行善事,“善莫大焉”,[3]體現出傳統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之價值。《大學語文》教學中古代小說對倫理道德價值的重視,表現在對傳統孝文化價值觀念的推崇備至上。在家做孝子,為國做忠臣,治國先齊家①,家國同構。孝子、孝女、孝婦、孝孫等是傳統孝文化價值觀念的信奉者、實踐者、承擔者。就孝子而言,孝感天地、戲彩娛親、親嘗湯藥、賣身葬父、臥冰求鯉等,不僅在當時社會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使他們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例如,教材中智勇雙全的李寄斬蛇妖,這是她“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意識”[4]之體現,更是為民除害、濟世情懷之展示。李寄認為,“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5]即是說,她想賣身得錢,孝敬父母。這是否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6]之規范、要求矛盾?表面上相沖突,深層上并不矛盾。孝女面對不同人生難題選擇時,趨利避害是常態;非常態需要暫時權變。愛父母不僅在于言行,更要在心里始終把父母放在重要位置,為父母可以犧牲一切、獻出所有,甚至生命,這是人大孝之理想境界。李寄與緹縈、東海孝婦、竇娥、趙五娘等共同構成傳統女性對孝文化價值觀念的具體詮釋。《大學語文》教學中古代小說對傳統文化價值之仁愛思想的闡釋,有以人為本的意味。如果說孔子提倡的仁愛是抽象之道德本體,那么孟子的“仁者愛人”[7]相對具體。這里仁者之“愛”是不平等、有差別的,即貴族之愛可以施于同階層的其他貴族,而不能是普通百姓。本于此,古代小說對于傳統文化價值中不合理成分進行摒棄或改造。如《探春理家》說:“他們既辛苦鬧一年,也叫他們剩些,粘補粘補自家。”[8]這是貴族小姐探春對大觀園老婆子的仁愛之心,它對不同階層的限制有所突破。也就是說,從相同階層到不同階層之仁愛是發展、演變的歷時性過程,此過程是考察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演進的有效視角之一。

二、《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中存在的不足

《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存在問題有兩個大的方面:一是認識誤區。所謂認識誤區指,有些人認為,《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可有、可無,只是點綴而已;另一是實踐誤區。所謂實踐誤區指,《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課時被人為壓縮、擠占,讓位于詩詞、散文等。認識誤區偏重于思想層面,實踐誤區在于行動方面,思想層面與行動方面相結合形成《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問題。它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問題一,一直以來,《大學語文》教學中傳統詩詞是正統、正宗,曲賦、古代小說只是輔助或補充,它嚴重壓縮了曲賦、古代小說闡釋的有效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有意或無意忽視不同體裁作品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同一體裁的作品,不同朝代、不同作家所選數量也不同,即精英作家對非精英作家形成“異化”或閹割。好像一說到小說就是吳承恩、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等。于古代小說而言,《大學語文》(本文所引系徐中玉主編《大學語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版)共收錄11篇小說,古代小說4篇,現當代小說3篇,外國小說4篇②。4篇古代小說,魏晉1篇,清代3篇。這說明它對清代小說的推崇可能會遮蔽其他朝代小說存在的合理空間。問題二,《大學語文》教學中對古代小說思想價值的誤解。我們習慣于套用當下的思想觀念去解讀古代小說,這可能會造成曲解傳統文化的現象。古代小說之“小”不僅在于形式,更在于思想價值被輕視或低估。然而古人把小說放在說部,又有雜家的意味,指向知識的廣博、思想的多樣、審美的多維。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實則是因為時空不同,認識變化帶來的認知習慣、價值判斷不同之綜合呈現。今人以純文學的眼光審視古代小說,縮小了其概念的內涵、外延。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9]班固認為,古代小說家出自稗官、野史,具有民間思想自由之特質。他引用孔子的話,表明古代小說無益于世道人心,經世致用,君子不為。此處強調小說之“小”,側重于儒家正統思想對非正統思想價值的評判,對古代小說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問題三,《大學語文》中古代小說教學就是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語言、主題思想、藝術特色等,這對于復雜而豐富的古代小說無疑是生吞活剝、無情肢解。此舉既忽視了古代小說文本之經、史、子、集的廣博知識涉獵,又遮蔽了傳統文化價值的多樣性、動態性、立體性。問題四,《大學語文》教學對古代小說批評理論重視程度不夠。多數人以為,古代小說批評理論是感性的,非理性;是零散的,不成系統;批評術語隨意化,不是專業化的行為等。這僅是表面現象,而非本質。感性背后是理性思考的呈現,零散中有不嚴密、不完整的系統意識,隨意化非不專業,只是專業意識薄弱一些而已。

三、《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的改進策略

《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的改進策略關鍵在于,我們要樹立開放、多元、包容的古代小說思想觀念,改變固有思維方式,運用綜合性知識,重視古代小說批評理論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的問題意識,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糾偏補弊,革故鼎新,提升教學質量。首先,《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樹立開放、多元、包容的古代小說思想觀念。古代小說思想觀念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以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為輔助,以民間思想為補充,形成思想觀念綜合體。如《三國演義》對三國歷史走向的哲思,對人間正義的呼喚,這是儒家思想對歷史上英雄豪杰作用的思考、追問,劉備的仁厚、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奸詐等;再如《水滸傳》對綠林英雄的贊美,懲奸除惡,伸張正義,拯救弱者,對官逼民反的英雄充滿同情,它表達出民間思想的價值取向;《西游記》人生取經的心路歷程,是“本我”對“自我”的超越,是對“超我”的追求,它有佛家思想的慈悲情懷;《金瓶梅》中財色害人,因果報應,指向倫理道德本體性之體悟。對教材而言,李寄身上體現出儒家思想之實踐理性意識;嬰寧的言行表現出老莊思想之超然物外;白小玉說書的技藝出神入化表達出民間思想開放、多元、包容之特質。這些古代小說思想觀念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交織、糾纏和共融之狀態。除此之外,古代小說思想觀念從功利性到審美性、藝術性,從雅、俗到雅俗共賞,是發展、演變的過程。其次,《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改變固有思維方式,擺脫照本宣科式講授,以便能走進小說文本世界。古代小說對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世界進行多方位、多角度呈現,它以平等、自然、友愛的眼光看待人與物,在古代小說中人、物之世界是相通的。這正如莊子所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10]如《聊齋志異》中《嬌娜》《青鳳》《小翠》《嬰寧》等探尋人(書生)、物(狐女)之關系的篇目。現實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理想中人與物和諧、融洽。《嬌娜》中孔雪笠與嬌娜是良友之關系,作者肯定,“得此良友,時一談宴,‘色授魂予’,尤勝于‘顛倒衣裳’”[11]男女之良友,可以跨越性別,守望互助,生死相托,“時一談宴”是說,二人彼此心靈、精神、思想相通,人與物共存、共在、共生。我們改變固有思維方式的教學,可以發現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兼容性。如《嬰寧》不僅是人物名字,更隱喻了對自由自在理想境界的向往。一方面,“嬰寧”出自《莊子·大宗師》,原曰:“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后成者也。”[12]“攖”與“嬰”相通,意味著,嬰寧有一顆赤子之心,純潔無瑕,天真浪漫,自然而然,以花喻人,傳統文化意味悠長,審美意蘊豐厚。嬰寧“捻梅花一枝”[13],“愛花成癖”[14],是解語傾國之花③;另一方面,人不僅享受傳統文化,也會受到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束縛、限制。嬰寧從“笑容可掬”到“嗤嗤笑不已”、“孜孜憨笑”再到“終不笑”之變化,是生活的要求,現實的規定,禮儀的約束。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要求女性“喜莫大笑”[15],恪守“婦德”。再次,《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綜合性知識。所謂綜合性知識指,經、史、子、集之不同知識。因為:一是小說作者具有經、史、子、集等各個方面或某一方面的知識;二是,小說文本體現出多樣知識。我們只有具有和作者、小說文本相同或相似的知識,才有與它對話、溝通、交流的基礎。經學是根本思想,史學是思維方式,子學、集學是必要補充。鑒于此,我們應該把經、史、子、集之知識相結合,形成知識體系。具言之,它以“興觀群怨”[16];“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17]等為指導思想;以史學思維為參照,如《新唐書·烈女·段居貞妻》載曰:“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墻救,禽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18]謝小娥為夫婿復仇,女扮男裝,其貞心感天地,動鬼神。李公佐為她巧解夢中言,指出“申蘭、申春”即是兇手。小娥殺死申蘭,生擒申春。報仇后,她遁入空門。李公佐寫成《謝小娥傳》。李復言把它收入《續玄怪錄》,改名為《尼妙寂》;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九改寫為“李公佐巧解夢中言,謝小娥智擒船上盜”。再如馮夢龍《古今小說》第二十八回“李秀卿義結黃貞女”,見《明史·烈女一》[19]。即是說,正史、小說可以相互參照;子學則囊括百家、包舉古今、無所不有,類似于百科全書,如《紅樓夢》中,建筑、中醫、飲食、宴會、戲劇、風俗等;集學如詩詞歌賦等,以上是古代小說教學改進所需要的不同知識。《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的經、史、子、集知識兼備,對詮釋古代小說作者與文本關系十分重要。然而我們并不是片面地認為古代小說作者都對經、史、子、集四方面學識皆具,如《李寄》作者干寶,“東晉文學家,史學家”[20]這是對史學的重視;蒲松齡是“清代文學家,有詩、文、俗曲等”[21],這是集學的體現;曹雪芹是“現實主義小說家[22];劉鶚是“清末小說家,通數學、醫術、水利學等,對文物、收藏也有興趣”[23]。由此可見,古代小說家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藝術修養、過人才華,與今天的純小說家不完全相同。他們把經、史、子、集之知識運用到古代小說中,表現為關注現實,思考社會,熱愛生活,尊重生命,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高遠思想。如《紅樓夢》“大旨談情”,所談為兒女之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24]由情入色,色即是空。這是對男女之情的超越、升華,指向的不是空、不是無、不是虛,而是有、實,更是對男女純情、真情、癡情的禮贊。青年之男男女女渴望愛情自由,無不帶著鐐銬跳舞,他們用盡生命的力氣舞出迷人的愛情舞姿,曲終人散。自由或理想的愛情最終走向婚姻。婚姻之目的在于,“傳宗接代的現實需要與家族間政治利益的休戚相關,多會取代兩情相悅的美好愛情”。[25]《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應關注引用經、史、子、集的情況。其作用有兩點,一是顯示作者的博學多才;另一是進行形而上的哲思。我們以引述經學之語為例看,如“三月不知肉味”,出自《論語·述而》;“于我心有戚戚焉”,出自《孟子·梁惠王上》。[26]它直接引用《論語》《孟子》之語,增強說服力。前者形容音樂之妙,后者表示對音樂之妙的贊同。這是對白小玉說書渾然意境的贊美。再如引用朱熹《不自棄文》[27],本義指子孫后代在逆境中,不屈服,不放棄,應心懷敬畏,兢兢業業,保持、發展先人留下的基業,告慰祖宗在天之靈。探春理家通過罥除頭油脂粉2兩銀子、學里8兩銀子;大觀園竹子、稻田、花木等承包給有責任心的家人,這些舉措對于搖搖欲墜的賈府,雖是杯水車薪,但探春治家、改革積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贊賞的。探春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28]之賈府清醒者、改革者、理性者,她“在絕望中對一絲希望之光的堅守、探索”[209],難能可貴。她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智慧、力量、才華,具有永恒的藝術魅力。最后,《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重視古代小說批評理論的運用。明清以來,古代小說批評理論逐漸興盛,如毛綸、毛宗崗之于《三國》、李贄與金圣嘆之于《水滸》、張竹坡之于《金瓶》、脂硯齋之于《紅樓》,不可勝舉。我們以脂硯齋對《紅樓夢》人物形象的評點為例看,曹雪芹是有所借鑒的。如“‘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因命芹溪刪去。”[30]在《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中,“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已經刪除。對“敏探春興利除宿弊”而言,脂硯齋評點有兩處,一處,“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敏的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也可惜了。”反點題,文法中又一變體也;另一處,“便仍談正事”作者用金蟬脫殼之法。[31]這兩處是對行文之法的評點,需要和他處探春批評話語相結合,才能獲得探春之全面形象。探春有可以和王熙鳳媲美的才華,“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言語沉靜,性格和順而已。”這是小姐身份耳,阿鳳未出閣想亦如此這主要是突出探春性格之和順、言語沉靜,更贊賞她的理家才華。又,“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這些的,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凃地。”說著,不覺留下淚來。說得透。[33]這是對顯赫一時、百年望族之命運的深刻認識、思考,可與“烈火烹油,鮮花著錦”[34]相對照,烈火烹油是說,火旺油燃,油盡火熄,歸于虛幻;鮮花本自美麗,覆蓋錦繡,美中之美,美到極致,不可長久。這隱含著盛極必衰的家族發展規律,非人力可以改變。綜上所述,《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返回歷史文化語境現場,以同情之理解的態度揣摩古代小說文本的細節,尋找破譯小說思想觀念的金鑰匙,打開通向精彩紛呈、琳瑯滿目的小說之門,領略小說世界的無限魅力,與小說作者、小說中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此外,《大學語文》之古代小說教學改進需要專業知識和非專業知識兼顧,二者不可偏廢。

四、結語

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于1879年提出不同物種“共生”的概念,指不同種屬的生物在一起生活,有兩種主要方式:一是“偏利共生”,即是說,它對其中一種生物有利,對另一種生物沒有利;另一是“互利共生”,即兩種共同生活的生物,彼此進行營養交流、相互依賴與依存、互利共贏、和諧共生[35]。這可以借來分析《大學語文》教學中古代小說與詩詞曲賦之關系。一方面,它們不是“偏利共生”,而是“互利共生”。如把《紅樓夢》中不同形式的詩詞歌賦與《大學語文》中所選作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它們體現出傳統文化價值之異同,以便考察詩詞歌賦嬗變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我們強調《大學語文》教學中古代小說表現傳統文化的價值,不是忽視或貶低其他體裁作品的重要性。創新傳統文化是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舉措,任重道遠,善莫大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資源之一,它承載著民族精神,表現民族思想,鑄造民族品格。在歷史長河中,傳統文化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建構過程[36]。基于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應根系于傳統文化,創新其內容,完善其形式,豐富其思想,讓傳統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同時,當代大學生只有接受全面而系統的《大學語文》之傳統文化教育、熏陶、訓練,才能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文化工作的建設者、接班人。

作者:馮英華 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