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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國，加入世貿、與國際接軌等口號越來越響，似乎大有代替興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號。從一種角度看，這好象表明中國的改革已經踏上了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以往那種主要關注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勢了。但也有一些比較坦率的學者專家認為，其實，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瓶頸階段，近年來現實中面臨的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實際上始終無法有效解決。于是，談深化改革的場合反而越來越少了。如果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歷史，具體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現狀，就會發現，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深思：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主要任務，難道只剩下加入世貿和與國際接軌了嗎？加入了世貿、與國際接上軌，中國的改革難道就大功告成了？毫無疑問，加入世貿至關重要，但如果單打一地強調其重要性，就難免落入有意無意的"見木不見林"。

除了加入世貿這樣的努力之外，中國當前就沒有更關鍵、更緊迫的改革任務了嗎？事實上，如果冷靜地觀察，當前中國除了需要加入世貿之外，還有一項更艱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務，那就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農村改革，改變農村目前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局。中國的改革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二十年之后，農民的境況卻陷入了一種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困難之中，由此影響到全國的經濟沉入低增長和連年蕭條。可惜的是，在目前國內的主流話語中，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卻似乎已被忘卻了。好象經過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農村的體制已經基本理順，再也不值得重新關注了。即便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也往往是針對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對農村困局的整體評估。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其次，近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統計局的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個"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另一方面，在這個"增長"的"收入"當中，其實包括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家中積存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由于近年來糧價一再下跌，農民收獲的農產品如按政府規定的收購價格出售，將嚴重虧本。農民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如果把這種無法變現的收獲剔除，農民來自農業的現金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進城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再次，鄉鎮企業開始萎縮。最近在國內出現了一股談論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清議，似乎只要在鄉村多建成一些新興城鎮，農村的蕭條局面就能改觀了。農民搬到城鎮去從事非農行業的前提是鄉村非農產業的加快發展。但是，近幾年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了收縮階段，連年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數千萬以往吸收過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統計數字，光看國內媒體的報道傾向，其實也能多少解讀出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近幾年來，媒體對"大好經濟形勢"的報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都市和浙江東部、廣東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單看這些報道，自然可以產生種種令人樂觀的想象，諸如再有多少年中國將"趕上或超過"某某國之類。而關于內地農村的報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從偶爾透露出來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對農民的攤派負擔非常沉重，農民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反而要虧本。至于農民因抗交攤派而與基層干部時常發生的沖突，在國內媒體上就極難得一見了。

如果從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設日新月異，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國際化的征兆也日益明顯。對這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圖"，更是引得連臺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如果就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新世紀"，就未免太偏頗了。

在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中國不可能光靠這么一小塊地域就帶動全國經濟，這些繁榮地區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臉面"、"櫥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特別是農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光是看內地中小城市居民現在的生活狀況，就會發現，那里的民眾恐怕完全看不見其個人前途上的"新世紀曙光"。在內地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仗著物價低，每日勉強糊口還過得去，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能在政府機關里謀個飯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別的奢想了。至于內地農村的境況，上面已經提到，多數農民正陷入一種新的經濟困境。對他們來說，"櫥窗里的繁榮"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刺激。而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里的新愿景時，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困局的嚴重性，這樣的都市愿景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櫥窗"是沒有"玻璃"的，當然也不可能把"櫥窗里的繁榮"與"櫥窗外的貧困"斷然隔離開來。

今天中國的形象，似乎已經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了。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孤陋寡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時不能從八億農村居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幾千萬居民身上，不僅是目光短淺，而且也誤判大局，其實也絕非這些都市民眾之福。

中國以前有過沉重的教訓，現在又面臨新的教訓。轉型中的農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為什么農民們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會得而復失？這個大題目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刻的答案。從總體上看，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又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政府本來負有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和幫助貧困人口的使命。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最近為了增加內需又動用財政資源連續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日子確實過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糧"的人。問題在于，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

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筑"，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產生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讓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資助農村的窮孩子上學了。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于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輝"而已。這樣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不是"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礎"，鄉下人的困境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過去幾年中，每當提到增加收入時，首先想要照顧的是正項收入不差、額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員，而貧困的八億多農民就被"忘卻"了；但提到擴大消費品銷售時，就想到要讓農民多花錢了，目的不是為了讓農民過得好一些，而是要減少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庫存。一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呼吁，要打開龐大的農村市場，讓農民們多消費，這樣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才有銷路。而現實卻是，幾年來全國農民的人均消費品購買量一直在萎縮。現在，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賣給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購買力最強的又局限在那少數幾個繁華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農村居民只買得起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當這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建議如何進一步挖農民們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時，卻懶得去認真想一想，為什么多年來農村市場不但無法擴大，相反卻正日益萎縮。中國部分學者的"都市偏倚"傾向其實是政府的相同傾向的反射，他們不但很少關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的貧困，甚至連農民貧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這樣，在新世紀里農村的前景就更不容樂觀，也更讓人擔憂了。

"三農"問題的出路何在？

當然，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方向是發展農村經濟。在這方面可以長篇大論地談很多短期內無法見效的設想。現在寫在種種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鮮的，多半都是過去幾年來國內學者反復提到過的，寫進文件里也不止一回兩回了。以往幾年這類措施沒能"立竿見影"，今后也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就會發揮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應該立刻解決的，是別讓農民過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或者是減少農民的支出負擔，或者兩者齊舉，總要有一些措施，農村的經濟困局才能略有緩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雖然中國在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堅持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其實，指望農產品補貼來保護農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為政府其實拿不出多少資金進行補貼；其次，在現行體制下，對農產品的補貼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壟斷型國有商業系統的口袋里，實際上肥了供銷社、糧食系統員工，而對農民收入狀況的改善卻補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對農民減稅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間，皇帝為了減輕稅賦，曾實行過各省輪流免賦的政策。1994年實行新的稅制后，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時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結果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有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經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拙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后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于是，縣、鄉政府就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負擔起養活基層官員們的責任。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然而，中央財政雖然收入比地方財政寬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別是都市里的錢更多，照樣是捉襟見肘。目前，為了維持城市經濟的繁榮并保住經濟增長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財政連年舉債，已經負債累累，根本無法再對廣大中西部省份的農村提供更多的財政返還。政府在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方面其實已經無能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內無法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政府也很難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農民不易增收的情況下，如何減少農民的不合理負擔就成了一個緩解矛盾的重要環節。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三農"問題就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

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是縣、鄉基層政府人員過多，開支龐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農民攤派來養活這些干部。在當前"三農"問題突出、中西部地區縣級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無濟于事。因為，龐大的縣、鄉級干部要花錢，甚至也想象沿海繁華地區看齊，不但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告別"小康"、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臺階。既然本級財政收入不夠，中央財政又舍不得補貼，他們必然要轉而靠向農民攤派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費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里，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于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問題，但似乎并未產生什么明顯效果。

為了試圖緩解農村基層政府亂攤派的問題，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費改稅"的試點，深受農民歡迎。但是，好景不長，報道這項改革的新聞剛剛見報，亂攤派就已經在安徽死灰復燃了。試行費改稅后，斷了基層干部以往的財路，以前通過攤派而撈進口袋里的錢現在入了國庫，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鄉干部就故伎重演，新發明了非法的"人頭稅"等國稅之外的"私稅"，甚至動用專政手段，開辦所謂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納這種"私稅"的農民。湖北某地也出現了按農民私宅面積非法開征所謂的"土地使用稅"的惡例，結果逼得交不起"私稅"的農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離鄉而逃。

跳出"官逼民窮"的循環

目前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上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于是，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以養活基層干部們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類似于"二警察"的隊伍，以便遭到反抗時能用強力制服農民。于是，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出現了一個"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干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從這個基層的"循環"可以聯想到另一個"循環"：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于擴大基層干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將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顯然，陷在這種"官逼民窮"的"循環"中，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而矛盾和沖突則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結果。

制止亂攤派的命令也好，試行"費改稅"也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性安撫手段，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徹底緩解農民沉重的不合理負擔，只有從節流上著手，即減少農民必須養活的基層干部人數以及他們的開支數量。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回到1949年以前的鄉村體制，徹底撤銷鄉村兩級組織，由農民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減少農村基層龐大的靠攤派養活的干部數量，并同時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徹底減少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

現在，問題的實質已經浮上臺面，對這一點，稍微了解一些農村情況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對農村的亂攤派實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卻不是簡單的事，這關系到農村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如果說，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級所有的體制、實行土地按戶承包是一場重大的"革命"，那么削減農村基層干部數量、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就是農村改革以來解放農民的第二場農村"革命"。這第二場"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場"革命"深刻得多，因為，它將首次觸及到基層"吃皇糧"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維護農民利益還是維護基層干部利益這個兩難矛盾面前，政府面臨著艱難的選擇。

這第二場"革命"還關系到如何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政治社會管理體制，要真正按照農民的需要和可負擔能力，來設定基層政府的規模、人數和功能，而不是象過去二十年來那樣，依據上級政府的需要來設定干部人數和職能，強迫農民出錢養活他們。農村基層政府職能的轉換和結構的改變，意味著全國鄉村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現在，農村現行政治社會管理體制的維持成本已經大大超出了中央政府和農民的可承受負擔能力，如果繼續維持這一體制，勢必造成農村的進一步蕭條，社會矛盾將日益激化。而改革這一體制，則是一場八億農民與幾千萬基層干部之間的角力，將重新奠定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經過過去十多年來村委會民主選舉的實踐，農村已經逐步積累起實行這場變革的社會政治條件。對農民來說，實行這樣一場變革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必定大快人心。但是，按照長期形成的集權體制的慣性，這場變革又需要農村基層政府的配合，與虎謀皮，談何容易。二十年前，中國農村的經濟改革也是在這樣的形勢下逐步推動，然后形成燎原之火，勢不可擋。今后，依靠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推動這場農村政治體制變革，其勢在必行已經了然。這場變革能恢復農村的活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問題在于，是等到火燒眉毛的時候才勉強應付、倉促上陣，還是象當年的農村經濟改革那樣，主動迎接挑戰，化被動為主動？這其實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膽略的重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