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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一詞，原意為按律迅囚，量刑處罰。它本身就帶有一種強制性和制約性。在執法過程中，由于執法對象的文化素養、民族習慣、法律知識、脾氣稟性等因素，很容易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爭吵，甚至暴力抗法。因此，當執法遭遇抗法時，如何才能既有效地保護自己，又不失法律的尊嚴，是值得每一位執法工作者認真思考的問題。

2006年7月13日，和平渠珠江路段有一拆遷戶，在一周前和平渠改造項目辦公室就根據市政府的有關文件精神，同該戶主達成了拆遷補償協議，并根據協議內容向該戶主支付了23．6x10元的補償金。隨后在執法人員的監督下，當場對房屋的主體進行了拆除。但由于工程進度的原因，收尾工作沒有及時進行。一周后，該戶主依某又向和平渠改造項目辦公室提出了將補償金追加到50x10元的無理要求，并在已經被拆毀房屋的廢墟邊，臨時搭建起帖篷，阻止河岸改造工程的正常施工。一座包括磚混、磚木、鐵皮房在內共計不到120m2的臨時性建筑，索要50x10元，顯然不符合政府的有關補償文件精神，也大大超出了改造項目辦公室的補償能力。施工方為此電話請求烏魯木齊市水務監察支隊出面解決。20min后，烏魯木齊市水務監察支隊抽調了兩個大隊的20余人，在支隊主要領導的帶領下趕到了現場。到現場后發現，情況要遠比想象的復雜得多，拆遷戶依某一家男女老少十余口，人人手持棍棒，阻止施工人員進入工地，數臺車輛機械被迫停靠在路旁，兩個不滿l0歲的孩子，被其家人抱放在準備進入工地的一臺挖掘機的挖斗內，使機器無法起動。旁邊還擺放著兩個煤氣罐及油毛氈等易燃易爆物品，年近七旬的依某就坐在其中的一個煤氣罐上，手中還不停地玩著打火機，揚言要與施工人員同歸于盡。而此時附近已經聚集了不少的圍觀群眾，稍有不慎將可能引發不可估量的嚴重后果，現場空氣十分緊張。考慮到事態的嚴重性，支隊領導一邊組織人員緊急疏散群眾，一邊繼續同依某一家做工作，穩定其情緒，并及時與執法局和公安部門取得了聯系，請求支援。等執法局及公安部門的同志趕到后，為防萬一，又在周圍拉起了一道警戒線。當現場領導再次同依某等人做工作未果的情況下，經市政府領導批準對其采取了強制措施。公安人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將依某等帶頭鬧事者制服并帶離現場，執法局強行拆除了易燃易爆物品及臨時搭建物，在水務監察人員的現場維護下，施工才得以正常進行。

通過這個案例，有以下幾點啟示：

(1)當執法遭遇抗法時，必須迎難而上，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執法與抗法，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的兩個對立面。如果執法人員在遇到困難時采取避讓的態度，勢必會助長抗法者的囂張氣焰，弱化法律的權威，影響政府形象。就該案例來講，依某等人的違法行為已成事實，圍觀的群眾中對此議論紛紛。有不少人說：如此釘子戶，再不拔掉，就是政府的無能，法律的軟弱；當時現場也有人提出：先避其鋒芒，撤退再議。但支隊領導考慮到，一旦撤回將會造成更加嚴重的不良后果和政治影響，所以當機立斷，申請采取了強制措施，平息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

(2)當執法遭遇抗法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免錯位、越位執法，造成工作的被動。

法律不但有它的強制性，更有它的嚴肅性，容不得半點褻瀆。水務監察員，作為《水法》及各種涉水規章制度的具體維護者，必須嚴格按照《水法》及各種涉水規章的內容和程序辦事。就此案來講，趕到現場的20多名監察員，如果采取強硬措施，當場制服依某等抗法行為應該沒有什么問題。問題在于。雖然對和平渠兩岸15m內的臨時J生建筑進行拆遷是水務監察支隊的職責，但限制人身自由，只有公安部門才有的權力，而拆除路邊的臨時性搭建物，又屬于執法局的權力范圍。因此盡管在場的監察員面對暴力抗法者義憤填膺，但也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在情緒的波動下造成越位執法或錯位執法，最后變執法為犯法，給工作造成被動。

(3)當執法遭遇抗法時，必須建立聯合執法應急機制，保證《水法》及各種涉水規章在復雜的情況下得以順利實施。

在本案中，有經驗也有教訓，由于聯合執法應急機制不夠健全，各部門缺乏有效的協調和統一的指揮，延誤了平息事態發展的最佳時機。致使施工單位長時間停工，道路堵塞長達2h之久，數十輛車受阻，途經此地的931路公交車被迫中斷，圍觀群眾由原來的幾十人劇增到數百人，無形中增加了執法的難度，擴大了社會的負面影響，因此，盡快建立聯合執法應急機制，保持良好的外部執法環境，是《水法》及各種涉水規章在復雜的情況下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