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經驗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摘要]“農業資源權”是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就植物遺傳資源利益分配的長期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國作為擁有豐富植物遺傳資源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國內立法確立農業資源權非常必要。這一權利的確立將對植物遺傳資源開發行業的外資企業的既得利益有所影響，而這并不會對我國該領域的外商投資整體產生負面效應。

[關鍵詞]農業資源權植物遺傳資源外商投資

因植物遺傳資源應用于工商業領域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使擁有豐富植物遺傳資源的我國成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地。為維護處于弱勢的植物遺傳資源提供者的正當利益，我國需設立農業資源權，而這種植物遺傳資源所有人利益的擴張，將對我國植物遺傳資源開發利用相關領域的外商投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一、何謂“農業資源權”

談及農業資源權，首先要明確何謂植物遺傳資源。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CBD）和《農業和糧食植物遺傳資源保護條約》的規定，植物遺傳資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體細胞與生殖細胞系”?！凹Z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是指來源于植物，對于糧食和農業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任何遺傳材料。

對植物長期種植者來說，因為他們對植物遺傳基因的形成與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對他們的權利保護及利益分享問題。因而，國際社會提出了“農業資源權（Farmer’sRights）”這一概念。按照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的定義，“農業資源權”指的是那些長期以來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遺傳資源做出貢獻的農民，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原產地和生物多樣性中心的農民所享有的權利，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農民權”。

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支農支出雖然有密切的關系，但并不完全同義。本文采用羅劍朝教授在《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1]一書的說法，提出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的概念是：“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指政府為了克服市場缺陷在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投放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資產或資本以達到預定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的經濟活動過程。”羅教授認為，從統計口徑上來說，這一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相當于財政支農支出中的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事業費再加上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以及自然災害補貼(由于數據資料所限，本文使用農村救濟費這一數據)。廣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在狹義的基礎上，加上財政用于農業科研與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環境保護以及給生產者直接補貼的支出。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財政支出和WTO《農業協議》所允許的框架內。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依據狹義的概念而來，基本上等同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口徑，即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及農村救濟費這幾項之和。(大口徑的財政支農支出包括了財政通過其他間接渠道對農業實施的多種支援與補助，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采取財政補貼辦法優惠供應農用生產資料、減免農業稅，對進口糧食與化肥實行補貼等等)。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農業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時也是主要途徑；對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短缺資本的投入顯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國農業的資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農戶和其他私人社會資本。政府對農業投資的理論基礎是農業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顯然，農戶和其他私人資本的投入對農業增長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農業投資中，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的狀況以及與農業增長的關系。通過對中國轉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來，尤其指1990年代以來)農業GDP數據和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結構狀況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對農業增長有極強的正相關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資結構所產生的邊際產量不同，所以改善農業投資結構也能對農業增長產生正的影響。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也對地方農業增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導致我國政府農業投資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須從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高度來進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調整。

1.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發達國家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經驗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近幾年，黨中央、國務院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重大政策。這些政策的落實，加強了“三農”工作，農業和農村發展出現了積極變化，糧食連續兩年較大幅度增產，農業結構調整向縱深推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農村社會事業進一步發展。這些成績的取得，除了政策因素外，農村農業投資提高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歷年來，這些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國家、農村集體和農戶，尤其是國家投資起著支配性作用。銀行、企業及其它社會團體、機構，甚至個人盡管也有一定投入，但總量上很有限，投資農業的積極性還未被調動起來。在投資中，政府投資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林、水利及氣象服務業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以及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科研、教育、科技推廣等方面的資金投入；農村集體投資主要是各級農村組織和鄉鎮企業為支持農業生產和發展所投入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農戶投資主要是農戶為維持和擴大農業生產對土地和購置各種生產資料的資金總投入。但從農村當前現實需求來看，我國農村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投資缺口，政府財政支農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為了順利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前農村投資過程中仍存一些問題亟待改進。

一、政府對農村農業的投資

國家財政用于農村農業的支出從1978年的150.66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2357.89億元，年均增長11.16％。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支農支出，年均增長12.63％。但是，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復，為8.28％。同期，農業務稅增長速度快于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4.23％，因而用于農業支出與農業各稅的比值呈下降趨勢，1996、1997兩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復，為2.61。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2006年，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于農村建設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農村建設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p>

與這一要求相一致，我國財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財政轉變，但農村公共產品總量不足、結構失衡、渠道分散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據表1，1990～2004年我國農業各稅為國家財政累計增加收入5961.06億元。但由于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城鄉差別政策，農村公共產品主要靠農民白籌解決，國家僅給予少量補助，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據統計，目前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村居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每千人擁有的病床數僅為城市的32.9％；農村中學生享受到的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占38％；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和支農政策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由于財力所限，政府很少對農業進行投入。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實行的是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相對于農業為工業提供的剩余而言(主要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現的)，國家財政投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從1978年我國對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財政支農體制開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這也是目前我國這一時期現行財政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在這個時期，資金渠道多，政策覆蓋范圍廣，涉及農業、農村發展的許多領域。進入1994年，我國財政體制進行了一次較為重要的改革，那就是開始實行分稅制。分稅制的實施對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上，對于農業投資的影響也體現在地方政府由于財力、目標不同，各地對農業的投入有很大的差異。從1998年開始，為滿足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政府開始著重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加入WTO后，要求我國農業財政支持體系符合世貿組織的協議規定，我國的財政支農體制向更加科學和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共財政體制目標邁進。此時我國國民經濟也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即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階段，因此加大農業支持力度，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已經成為共識。縱觀我國財政支農體系的演變過程，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持體系經歷了一個具有鮮明歷史特征的變化過程，對我國農業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與作用。

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支農支出雖然有密切的關系，但并不完全同義。本文采用羅劍朝教授在《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1]一書的說法，提出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的概念是：“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指政府為了克服市場缺陷在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投放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資產或資本以達到預定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的經濟活動過程?！绷_教授認為，從統計口徑上來說，這一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相當于財政支農支出中的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事業費再加上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以及自然災害補貼(由于數據資料所限，本文使用農村救濟費這一數據)。廣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在狹義的基礎上，加上財政用于農業科研與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環境保護以及給生產者直接補貼的支出。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財政支出和WTO《農業協議》所允許的框架內。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依據狹義的概念而來，基本上等同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口徑，即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及農村救濟費這幾項之和。(大口徑的財政支農支出包括了財政通過其他間接渠道對農業實施的多種支援與補助，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采取財政補貼辦法優惠供應農用生產資料、減免農業稅，對進口糧食與化肥實行補貼等等)。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農業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時也是主要途徑；對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短缺資本的投入顯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國農業的資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農戶和其他私人社會資本。政府對農業投資的理論基礎是農業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顯然，農戶和其他私人資本的投入對農業增長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農業投資中，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的狀況以及與農業增長的關系。通過對中國轉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來，尤其指1990年代以來)農業GDP數據和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結構狀況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對農業增長有極強的正相關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資結構所產生的邊際產量不同，所以改善農業投資結構也能對農業增長產生正的影響。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也對地方農業增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導致我國政府農業投資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須從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高度來進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調整。

1.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摘要：農業投資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以湖北為例,通過對各農業投資主體的投資現狀和農民收入現狀的動態分析；以及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相關分析,進而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各投資主體的農業投資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指出在各農業投資主體中,農戶的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分別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財政農業支出和農業貸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增加農業投資,促進農民收入的建議。

關鍵詞：農業投資；農民收入；實證研究；湖北

中圖分類號：F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農業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般而言,農業投資主體包括:政府、集體合作組織、農戶、金融機構、大中型企業和外商。對經濟欠發達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財政農業支出；集體合作組織的投入主要是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的投入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戶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簡單再生產投入)；金融機構對農業的信貸投入,主要是指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對農業的貸款。

1.1政府財政投入的變化

1投入要素

農業產出的統計指標通常是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包括了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和農林牧副漁業5個方面。吳玉鳴和吳麗萍等在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相關研究中均采用大農業口徑的農、林、牧、副、漁總產值表示農業總產出。陜西省農業生產主要以種植業為主，2004年之前漁業產值很小，副業沒有，水利建設投資除了防洪、發電、水保及生態建設等公共服務外，其余主要用于農業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鑒Lin經典的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用農業總產值表示農業產出水平。對于農業勞動投入的衡量，應采用從事于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實際的工作時間，但是，農業勞動力的實際勞動時間沒有準確數據，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也沒有詳細的統計。為便于計算，本研究用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人數乘以農業總產值占第一產業總產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勞動力人數代替農業勞動投入。對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種面積和耕地面積2個指標衡量，常用耕地指經常進行耕種并能正常收獲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臨時開發的零星土地；而農作物播種面積指實際播種或移植有農作物的面積，不僅包括種植在耕地上的，還包括種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種面積。張元紅和石慧等在其有關中國農業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使用農作物播種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農業上的水利建設投資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選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積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為合適。農業固定資本用農用機械總動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觀上數據缺失問題，本研究沒有加入畜力和農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資本。水利建設投資數據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資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設投資完成額來替代水利投資。

2水利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關系檢驗

陜西省農業總產值與水利建設投資大體上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對于時間序列樣本數據，直接使用OLS進行估計容易產生虛假回歸現象，因此，“偽回歸”問題不得不考慮。通過對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陜西省水利建設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業經濟增長，但具體影響程度和水利投資的實際作用還需要運用實證模型進一步量化研究。

3結論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勞動、土地、固定資本和水利資本及其滯后期變量的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對陜西省1982—2011年連續2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近幾年，黨中央、國務院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重大政策。這些政策的落實，加強了“三農”工作，農業和農村發展出現了積極變化，糧食連續兩年較大幅度增產，農業結構調整向縱深推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農村社會事業進一步發展。這些成績的取得，除了政策因素外，農村農業投資提高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歷年來，這些投資的主體主要是國家、農村集體和農戶，尤其是國家投資起著支配性作用。銀行、企業及其它社會團體、機構，甚至個人盡管也有一定投入，但總量上很有限，投資農業的積極性還未被調動起來。在投資中，政府投資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林、水利及氣象服務業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以及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科研、教育、科技推廣等方面的資金投入；農村集體投資主要是各級農村組織和鄉鎮企業為支持農業生產和發展所投入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農戶投資主要是農戶為維持和擴大農業生產對土地和購置各種生產資料的資金總投入。但從農村當前現實需求來看，我國農村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投資缺口，政府財政支農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為了順利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前農村投資過程中仍存一些問題亟待改進。

一、政府對農村農業的投資

國家財政用于農村農業的支出從1978年的150.66億元增長到2004年的2357.89億元，年均增長11.16％。其中增長最快的是支農支出，年均增長12.63％。但是，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復，為8.28％。同期，農業務稅增長速度快于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增長速度，年均增長14.23％，因而用于農業支出與農業各稅的比值呈下降趨勢，1996、1997兩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復，為2.61。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2006年，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于農村建設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農村建設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p>

與這一要求相一致，我國財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財政轉變，但農村公共產品總量不足、結構失衡、渠道分散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

據表1，1990～2004年我國農業各稅為國家財政累計增加收入5961.06億元。但由于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城鄉差別政策，農村公共產品主要靠農民白籌解決，國家僅給予少量補助，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據統計，目前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村居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每千人擁有的病床數僅為城市的32.9％；農村中學生享受到的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占38％；

摘要：農業投資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以湖北為例,通過對各農業投資主體的投資現狀和農民收入現狀的動態分析；以及農業投資與農民收入關系的相關分析,進而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各投資主體的農業投資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指出在各農業投資主體中,農戶的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其次分別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財政農業支出和農業貸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增加農業投資,促進農民收入的建議。

關鍵詞：農業投資；農民收入；實證研究；湖北

1湖北農業投資的動態分析

一般而言,農業投資主體包括:政府、集體合作組織、農戶、金融機構、大中型企業和外商。對經濟欠發達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財政農業支出；集體合作組織的投入主要是農村集體固定資產投資；農戶的投入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戶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簡單再生產投入)；金融機構對農業的信貸投入,主要是指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對農業的貸款。

1.1政府財政投入的變化

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在不斷增加,但所占比重卻呈下降趨勢(見表1)。從總量上看,1991-2005年間,財政對農業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約14%的速度遞增,大多數年份在絕對數上都有所增加,其中僅有1992年的財政支農支出為負增長。而且財政支農資金年度間增長幅度差不多,從1994-2002年間財政支農支出的比重連年下降，從2003年開始又有所回升，看來從2003年開始政府又開始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更加關注農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