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鄉村旅游地居民感知對參與意愿的影響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基于社會交換理論，構建以鄉賢信任為前因變量的居民旅游影響感知作用模型，共獲取434份有效問卷，運用SPSS22.0和Amos24.0進行模型檢驗，結果顯示：積極旅游影響感知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居民參與意愿，而且能夠通過弱化居民消極旅游影響感知間接影響居民參與意愿；鄉賢信任對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作用機制具有前導作用，鄉賢信任分別正向影響居民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與參與意愿，鄉賢信任負向影響居民消極旅游影響感知；鄉賢信任與居民參與意愿之間存在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和消極旅游影響感知的多重中介作用。

關鍵詞：鄉賢信任；居民旅游影響感知；鄉村旅游；參與意愿

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視角分析，居民旅游影響感知是影響居民參與意愿的重要因素，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能夠增強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意愿[1]，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意愿[2]。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與消極旅游影響感知之間存在的作用關系，也會對居民參與意愿具有一定的作用[3]。信任是社會交換的重要基礎[4]，以往研究顯示政府信任、社區信任及旅游開發公司信任能夠促進旅游地社區居民積極參與旅游發展[3，5~6]，以往成果都忽視了鄉賢信任的作用研究。鄉賢在鄉村這一熟人社會中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更能直接影響其他居民對鄉村旅游發展的感知與行為意向。因此，在鄉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研究中，有必要將鄉賢信任考慮進去。綜上所述，研究基于社會交換理論，構建以鄉賢信任為前因影響因素的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對居民參與意愿的作用機制模型，探索在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和消極旅游影響感知為中介的多重中介作用下，鄉賢信任對居民參與意愿的影響作用。

一、研究假設

居民旅游影響感知是指居民對鄉村旅游發展、對鄉村旅游地的影響的主觀認知，可以分為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和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居民參與意愿是指居民參與鄉村旅游經營活動的意愿。由社會交換理論可知，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能顯著影響居民參與旅游的意愿[7]，積極感知有助于增強居民參與旅游的意愿[8]，消極感知將削弱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意愿[9]，甚至抵制鄉村旅游的開發與發展。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與消極影響感知之間通常具有負相關的關系，當社區居民對旅游影響的積極感知較弱時，他們所感知到的消極旅游影響往往處于較高水平[10]，較強的積極旅游影響感知也能削弱消極旅游影響感知。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1：積極旅游影響感知顯著正向影響居民參與意愿。H2：消極旅游影響感知顯著負向影響居民參與意愿。H3：積極旅游影響感知顯著負向影響消極旅游影響感知。鄉賢信任是一種特殊的關系信任，是鄉村旅游地普通居民與鄉賢之間的一種互動關系，鄉賢憑借自身較強的經濟能力、較高的道德品質、長遠的眼光見識及良好的社會關系[11]，獲得居民的主觀認同與信任。信任是社會交換的基礎，是社會交換持久性的前提。信任會對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居民參與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4a：鄉賢信任顯著正向影響積極旅游影響感知。H4b：鄉賢信任顯著負向影響消極旅游影響感知。H4c：鄉賢信任顯著正向影響居民參與意愿。由前文假設推演，鄉賢信任對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具有正相關關系，信任可以影響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過程，進而影響居民的參與意愿。由此，提出以下假設：H5：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與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在鄉賢信任與居民參與意愿之間具有多重中介作用。

二、研究設計與問卷數據

為確保量表的信效度，所使用的量表均是在國內外文獻中的成熟量表基礎上修正而來[12~14]，并通過預調研，剔除因子荷載低于0.5的題項，最終得到居民旅游影響感知11個題項，居民參與意愿5個題項，鄉賢信任5個題項。問卷共收回466份，剔除無效問卷32份，得到有效問卷434份，回收問卷的有效率為93.13%。

三、實證分析

（一）問卷信度與效度分析

總體的α系數為0.704，各潛變量的α系數均大于0.7，并接近于1，量表的信度處于較高水平。KMO值為0.914，巴特利球形的顯著性為0.000，量表具備做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基礎。量表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量表的收斂效度水平可以接受。由表1可知，與其他的3個模型相比，研究假設的五因子模型適配較好，表明量表具備較好的區別效度。

（二）模型適配度檢驗

由表1數據可知，CMIN/DF為2.090＜3，RMSEA（漸進殘差均方根）為0.050＜0.08，GFI為0.924>0.9，CFI為0.932>0.9，IFI為0.933>0.9，TLI為0.922>0.90。本研究使用的測量模型與調研數據具備較高的契合度，即模型具備良好的適配度。

（三）直接效應檢驗

由表2可知，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對居民參與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p=0.021<0.05），即假設H1成立；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對消極影響感知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p<0.001），即假設H2成立；消極旅游感知對居民參與意愿擁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p<0.001），即假設H3成立；鄉賢信任對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p<0.037），即假設H4a成立；鄉賢信任對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p<0.037），即假設H4b成立；鄉賢信任對居民參與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關系（p<0.001），即假設H4c成立。

（四）中介效應的路徑檢驗

鄉賢信任對居民參與意愿的影響作用顯著（t=16.921，p<0.001），且當放入中介變量后鄉賢信任對居民參與意愿的直接影響作用依然顯著（t=10.519，p<0.001）。此外，鄉賢信任對居民參與意愿的直接效應及其多重中介效應的bootstrap95%置信區間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鄉賢信任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居民參與意愿，而且能夠通過多重中介作用影響居民參與意愿。鄉賢信任與居民參與意愿之間的總效應為0.672，其中直接效應為0.427，總的間接效應為0.245，即積極旅游影響感知與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在鄉賢信任和居民參與意愿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36.46%。其中，通過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傳遞的中介效應為0.108，經由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傳遞的中介效應為0.084，通過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和消極旅游影響感知逐級傳輸的中介效應為0.053。由此，鄉賢信任與居民參與意愿之間存在著多種中介變量即假設H5成立。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從社會交換理論視角出發，通過鄉村旅游地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的研究，探討了鄉村旅游地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作用機制。研究首先基于旅游影響感知—居民參與以意愿理論結構構建了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作用機制模型。在此基礎上，將鄉賢信任作為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的前因變量，形成了以積極旅游影響感知和消極旅游影響感知為中介的鄉賢信任和居民參與意愿之間的多重中介模型。由上文數據分析可知，假設H1、假設H2、假設H3、假設H4、假設H5得到驗證，假設均成立。針對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議，以提高居民參與鄉村旅游的意愿。鄉村旅游地應對居民的旅游影響感知進行綜合調控，既要加強居民自身積極旅游影響感知以弱化消極旅游影響感知，又要注重鄉賢信任對居民旅游影響感知產生的協同作用。對于居民自身旅游影響感知，鄉村旅游地可以通過宣講或組織村民到其他旅游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進行考察等方式予以改善；對于鄉賢信任氛圍的強化，可以通過鼓勵鄉賢積極參與鄉村旅游、樹立鄉賢典范等方式進行。

參考文獻：

[1]張安民，趙磊.特色小鎮旅游獲益感知對居民參與的影響機制[J].科研管理，2020，（3）：142-150.

[2]王純陽，屈海林.村落遺產地社區居民旅游發展態度的影響因素[J].地理學報，2014，（2）：278-288.

[3]郭安禧，郭英之，梁麗芳，王紅兵.古鎮旅游地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對支持旅游開發的影響———信任旅游開發公司的調節作用[J].世界地理研究，2019，（6）：178-188.

[4]李艷春.社會交換與社會信任[J].東南學術，2014，（4）：157-164.

[5]張冰超，史達，劉睿寧.風險感知，政府信任與在地居民參與特色小鎮建設意愿關系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03-111.

[6]時少華，李享，吳泰岳.社會交換視角中的權力、信任對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影響效應分析———以北京前門社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7，（5）：127-133.

[7]鐘晟，樊志勇.旅游影響與社區參與旅游意愿實證研究———以廬山牯嶺鎮為例[J].珞珈管理評論，2009，（1）：228-234.

[8]朱梅，魏向東.城市青少年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及參與機制———以江蘇省海門市為例[J].桂林理工大學學報，2014，（1）：198-206.

[9]程紹文，張曉梅，胡靜.神農架國家公園社區居民旅游感知與旅游參與意愿研究[J].中國園林，2018，（10）：103-107.

[10]張鯨，李強，李詩雨.世界遺產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研究———以北京昌平區十三陵鎮昭陵村和長陵村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9，（5）：33-3.

[11]胡鵬輝，高繼波.新鄉賢：內涵，作用與偏誤規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20-29.

[12]盧小麗，肖貴蓉.居民旅游影響感知測量量表開發的實證研究[J].旅游學刊，2008，（6）：86-89.

[13]周學軍，李勇漢.社區居民的扶貧旅游參與意愿研究———基于旅游影響感知、態度的視角[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7）：26-30.

[14]王雁飛，朱瑜.組織社會化、信任、知識分享與創新行為：機制與路徑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2，（2）：34-46.

作者：饒品樣 袁會敏 單位：鄭州大學旅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