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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個目標的提出，本身就體現了"全面"的含義，不僅要在經濟總量上翻兩番，而且要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當發展目標確定以后，必須回答選擇何種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問題。從國際經驗看，并不是所有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都能夠成功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例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相當高，有些技術在世界領先，但它們的工業化最終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結構受到嚴重扭曲，不可能持續發展下去。全世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和地區至少有一百多個，但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并不占多數。我們說市場化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條件，但市場化并不必然保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實現。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受阻或出現重大波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和復雜的，但很多主要是因為內部經濟社會嚴重失衡，或者受到外部世界的過強沖擊等。這些經驗教訓對我們仍然是有借鑒意義的。我們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就是要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過程，以及本世紀中期實現建設中等發達國家目標的過程中，解決好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將現代化建設"兩步走"的戰略目標與新的發展觀，有機地統一起來。下面從幾個不同方面，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是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主線

對工業化水平，既要看到產值結構的變化，工業和服務業比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看到就業結構的變化，即大多數農業人口進入非農產業，留在農業中的就業者，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要有根本性的改變。實現工業化的基本標準，應是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分享工業化帶來的成果。也就是說，對工業化的理解上，一定要貫徹"以人為本"的精神。如果存在著較大比重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無論工業和服務業發展到何種水平，都不能說工業化取得了成功。城鄉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所固有的，但我國改革開放前所實行的城鄉隔離制度、農業積累支持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戰略，使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異常突出。1952～*年期間，我國社會總產值中，農業所占份額由45．4％下降到*．4％，而同期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份額只由83．5％下降到73．8％，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只能繼續滯留在農業部門，農村實際上被排除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之外。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增長僅為57．5％，相當于同期非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增長速度的一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鄉隔離體制受到很大沖擊，城鄉之間要素交流的范圍和規模日趨擴大。經過*多年的時間，已有近2億農村勞動力通過不同方式解決了在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的問題。農業發展和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使農民的收入和生活狀況有了很大改善，從*年到*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倍，年均遞增7．2％。

另一方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一個縮小時期后又重新擴大。*-*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37：l縮小到1．7l：l以農民收入為1，下同。但此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擴大趨勢。*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擴大到2．54：l，超過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據粗略測算，若只考慮貨幣收入，*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4：l。若考慮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5～6：l。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農業和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差距的因素，但在城鄉之間人員有可能流動的情況下，差距拉大則表明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體制障礙。

近年來，人們逐步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形成共識：就"三農"談"三農"，解決問題的余地不大。必須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把"三農"問題作為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非農產業和城市的發展，不僅要吸收城市人口的就業，更重要的是為農村人口提供就業機會。我們講發展是硬道理，很大程度上要體現到通過發展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使大多數農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其次，要在城鄉之間建立通暢的要素流動渠道和平等競爭環境。我們講"以人為本"，講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首先應在城鄉關系上體現出來。再次，城鄉二元結構的改變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防止農民貧困化的加劇，使農民分享工業化的成果，而不是受到這個過程的傷害，把農民這一頭"穩住"，始終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著力點之一。

二、縮小區域差距，著眼點要放在縮小區域間人均生活水平的差距

國際經驗和經濟理論都證明，在工業化進程開始以后，區域差距通常要經歷先低-后高-再低的"倒U型"過程。區域差距一定程度上也是城鄉差距的反映，因為發達地區是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比重高的地區，落后地區則是農村人口較多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區域發展的差距，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呈擴大趨勢。正確處理區域發展關系，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對區域差距問題，要用動態的、發展的、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理解。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中，部分地區發展的更快一些，從而拉大了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是一種典型的"發展中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會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動，從而提高那個地方的增長速度。限制資源流動，機械地追求各個地區平衡增長，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將降低經濟全局的增長速度和效率，對發達地區不利，最終對落后地區也不利。改革開放開始后不久，鄧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近些年來，中央強調東部有條件的地區，要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一個時期以來，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灣地區大產業帶、大城市圈的發展趨勢明顯，資源、人口更多地向這些地區集中。這些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增長差距還可能拉大。同時要注意到，地區之間的總量差距與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是一回事。東部發展快了，日益增多的中西部人口，特別是農村人口流動到東部就業，增加了收入，其中多數人可能在東部定居，成為"東部人"，還可能寄錢給中西部家鄉的人，形成民間的"轉移支付"。中西部的人相對減少了，再發展一些有自己優勢和特色的產業，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上升。簡而言之，通過"減人增收"，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這是現階段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實質所在。

在正確認識區域差距的同時，也要把這種差距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如果差距過大，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區域之間要素流動存在嚴重障礙。在我國，地區保護、封鎖現象依然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存在，全國統一市場建設任重而道遠。這種狀況與區域差距加大直接相關。由此可看出，不能把區域差距拉大簡單地看成市場起作用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恰恰是市場不能充分起作用的結果。除了不利于經濟發展外，區域發展差距過大也會在政治統一、民族團結、國防建設等方面產生消極影響。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廣大、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的國家，與一般的小國相比，或與發展較平衡的中等國家相比，區域協調發展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現階段對待區域差距問題，至少可以提出兩個階段性目標，一是在差距擴大階段，使之被控制在社會可接受的范圍內；二是積極創造條件，使差距由升轉降的拐點較早到來。為了實現這兩個目標，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市場、支持落后地區開發、調節地區收入差距等方面，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三、經濟發展無疑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離開了相應的社會發展，經濟發展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到了經濟建設上。我們國家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經濟發展是最重要基礎。這一點無論如何是改變不了的。同樣清楚的道理是，社會發展并不等同于經濟增長，特別是物質產品的增長。人的生存和發展除了物質產品的需求外，還要有對服務產品的，對精神產品的需求，對安全、穩定、社會公正的追求。沒有后面這些東西，或者提供的不充分，社會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在國際上，也存在著"有增長無發展"的問題，這對我們是"前車之鑒"。

對社會發展的關注與*年的"非典"疫情直接有關。"非典"疫情蔓延，除了對這種疾病知之甚少外，也暴露了我們醫療衛生體系中的諸多問題。進一步看，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有著更為普遍、深刻的原因。在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中，政府仍然起很大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較大。在政府的考核指標中，首先和主要是經濟發展指標，尤其是GDP指標。由此出現了"GDP政府"的說法。其實，在GDP指標中，也包含了對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屬于第三產業部門的考核，只是工業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在GDP中份額較大，看的比較清楚，政府將更多精力放在這些方面，而容易忽視其他方面。政府要出政績，就要上工業，特別是制造業，就要圈地搞開發區。社會發展方面比較"軟"的、不大容易顯示政績的事情，做得就少一些。與此聯系的另一種情況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能夠做的、屬于經濟領域的事情，發展比較快，而社會發展事業大多具有公共產品性質，需要政府來提供，而政府職能轉變緩慢，容易出現缺位。所以，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職能錯位和缺位的表現。還有一種情況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后，人們的需求層次在提高，對社會發展較過去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人們比過去更加重視健康，重視生活品位，如此等等。

需要強調的是，不能把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社會發展搞不好，經濟發展也不具有可持續性。就業壓力過大，失業人數多，社會將難以穩定，也會影響經濟發展的環境。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就業不充分，意味著社會資源的浪費。社會保障提供的安全感，不僅對就業者的穩定是重要的，同時也影響到未來的投資、消費決策。前幾年內需不足，一個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老百姓拿錢儲蓄而減少了消費。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都是人力資源培育中的基本要素，而人力資源的質量改進是現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良好的社會治安、市場秩序、職業道德、行為規范等，對投資和發展環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經常講發展的環境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發展就是在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四、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資源和環境壓力日趨增大，矛盾解決不好很可能嚴重影響甚至打斷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總體上看不是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通常講我國"地大物博"，但按人均水平計算，許多重要資源的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搞經濟建設，我們在先天上并不占優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們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并沒有減輕，相反，我們甚至可以引出這樣一個判斷：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在可預見的將來，壓力還可能繼續加大。

導致這種狀況的一個原因，是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經濟總量的擴大。從*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了以重化工業主導的新一輪增長時期。我們原來對許多工業產品增長潛力，事實證明大大低估了。比如，鋼材達到2．4億噸時，有人認為太多了，而*年國內鋼材產量達到2．4億噸。電力原來估計"十五"期間年均增長5％左右，就可以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但*年電力增長已超過15％，還在鬧"電荒"。汽車生產，原來國家有關部門計劃"十五"末期總量達到3*萬輛，轎車達到110萬輛，但這兩個指標在*年底都突破了，*年汽車和轎車總量分別達到445萬輛和*0萬輛。這些產品的大幅增長，已經使資源約束的瓶頸看得越來越清楚。據有關專家預測，今后一些年我國鋼材的需求仍會上升，最大的制約因素是鐵礦石供應，多數要靠進口，要動員主要礦石出口國的資源來滿足我國的需求。*年進口鐵礦石1．5億噸，按品位計算已達到國內需求量的一半左右。汽車是今后一二十年對國民經濟帶動力最強的產業，同時也是石油需求增長最快的產業。據有關研究，到**年，汽車用油將占到總油類消費的60％左右，而到*30年，將接近90％。石油總消費量到**年將在4．5～6億噸之間，國內產量的峰值約為2億噸，其余50～60％以上要靠進口。如果石油供應安全方面出現大的問題，汽車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就要受到直接影響。

另一個原因是我們的資源和環境政策不同程度的存在問題。在*世紀最后*年，中國GDP翻兩番，而能源生產只翻了一番。在新世紀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過程中，能否重復這一"奇跡"？應當說難度很大，但并非沒有希望。關鍵是要較大幅度地調整現有政策，切實貫徹"節能優先，環境友好"的原則。開源固然重要，節能的潛力更大，也更具現實性。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我國單位產品的能耗水平較高，目前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而這8個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總量的73％。據估算，如果維持現有政策，**年一次能源需求可能達到32億噸標準煤；如果對現有政策做較大幅度調整，則有可能節約8億噸標準煤，也就是說，節能的潛力可達到1／4。

在環境方面，我們并沒有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僅以大氣污染情況為例，我國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年代中期酸雨區面積比*年代擴大了100多萬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區域面積已占全國面積的30％左右。一些排放物已經超過"環境小康"的最低要求，出現了環境"透支"。從國際經驗和我國的潛力看，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明顯減少環境污染，滿足小康社會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不是不可能，但面臨的挑戰已經十分嚴峻。

以上幾個方面都是我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大矛盾、大問題，用不同的發展觀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結果和前景都會大不一樣。我們講五個統籌，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這些大的矛盾和問題有正確的理解，用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觀點來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找到一個能夠面對問題、順應潮流、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