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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官方和學術界對*在建黨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貶大于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對他在建黨時期的功績開始較多地給予肯定。*年，肖克將軍首次明確提出：“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但*應屬首位。”這是尊重歷史的中肯評價。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論證*在中共創建過程中“應屬首位”的主要作用。

一、以《新青年》為陣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黨準備

**年創辦《新青年》，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掀起了一場震撼中國近代歷史的新文化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國人的覺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將《新青年》轉變為公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造就了一批職業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領袖和骨干，幾乎無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國革命道路的。

*年11月，讀者顧克剛給*來信稱“今春一讀大作，如當頭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價值”，“連續購讀，如病者之吸收新鮮空氣，必將濁氣吐出”。北大中文系學生楊振聲說：“《新青年》象春雷初動一般，……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羅亦農因受《新青年》的影響，17歲時，“一個人跑到了上海去找*”，“在*的幫助下，在一個小報館當校對，‘邊工邊讀’”。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響，給*寫信決心“獻身于追求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但由于沒有得到*的回信，因此失之交臂，否則“巴金的人生肯定會是另外一條路，以他火一樣的秉性，可能早就犧牲沙場了”。*年9月出版的《勞動界》刊出工人來信，高度贊揚*，稱他為“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許多黨的著名領導人當年都是在*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年，正在陸軍預備學校學習的葉挺在寫給*的信中說：“吾輩青年，坐沈沈黑暗中，一紙無良，不絕如縷……丞待足下明燈指迷者，當大有人在也”，“足下不棄，辱而訓之，甚盼甚盼”。其渴望求教之心，躍然紙上。在東渡日本留學時，曾稱“《新青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幾天連著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太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我愿意自今以后，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在同史沫特萊的談話中，談及他讀《新青年》后的感受時說：“恰如一個人遇到一次終身難遇，可能改變他全部生涯的機會。”*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說：“我們的前輩*同志”，“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一九二三年回國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同志指導之下”。

*對的影響更大。早在*年9月，在與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談中就高度評價*，他說：“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可比擬”。1919年，*被捕后，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重要文章《*之被捕及營救》，高呼：“我視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高的精神萬歲！”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對*的崇敬之情。后來在延安同斯諾的談話中，多次稱“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直到中共“七大”時，依舊坦誠地說，“他是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替中國共產黨人準備了干部。”在這里，直接把*稱為“總司令”，則是他“周圍的人”，而和其他中共領袖們僅僅是“他們那一代的學生”。這不是自謙，而是反映了歷史實際。可以說，正是在*及《新青年》的培育和影響下，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隊伍迅速成長，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準備。

二、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完成了理論上的建黨準備

*萌發建黨思想，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國內政治的日益腐敗，使他經歷了由厭惡到創建政黨的心路歷程；二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他創建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思想和理論的基礎。兩個因素相互作用，最終促使他一開始就將中共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

辛亥革命確立的民主共和政體，使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政黨林立的局面。但不久，袁世凱利用黨爭實現了登基復辟，這使*早年對黨派產生了很深的厭惡心理，年輕時雖然積極參加反滿革命活動，但拒絕參加任何黨派，他甚至斷言，“政黨政治，不適用于今日之中國也”。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他逐漸認識到進步政黨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新生之積極作用。“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來掃蕩無良心的無政見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后援的狗黨。”而“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有產階級）政黨，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后，他的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開始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經驗，寫下了大量的文章、短譯、通信，為建立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進行必要的理論準備。

關于黨的性質。*認為，只有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領導廣大民眾挽救中國，實現全人類的解放。他說：“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斗爭，并要從資本家手里獲取權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那樣。”

關于黨的指導思想。*指出：“我們士大夫階層斷然是沒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廣大的工農勞動大眾，“所以有輸入馬格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需要”。他認定“中國底改造與存在，既不采取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行會社會主義，也非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即真正的馬格斯主義”。

關于黨的綱領。*認為，“作為共產黨首先要信仰馬克思主義，其次是發動工人，組織工人，武裝工人，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滅剝削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年11月，他在為上海建立的共產黨組織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特別強調：“一切生產工具都歸勞動生產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信條”。

關于黨的組織原則。*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須貫徹實行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為俄國共產黨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認為“這種組織形式已由俄國共產黨證明其妥善”。

關于黨的策略和手段。*明確提出，要實現黨的奮斗目標，“我們只有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中搶奪來政權；并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于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

*的建黨思想和理論，對當時先進分子的思想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力地推動了他們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為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直接推動了各地早期中共組織的建立和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

三、親自創建黨的早期組織，完成了組織上的建黨準備

*年初，*離京赴津，途中與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建黨。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為推動成立共產黨的使命來到中國，在上海會見*，兩人“一見如故”，對中國革命問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此后，*開始了有組織地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

*年5月，*秘密挑頭組織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關于黨的名稱，*征求的意見，復信說，共產國際的意思是“就叫共產黨”。6月，“*、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五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為書記”，并起草了黨綱十余條，明確指出“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7月19日，*等人再次召集籌備會，提出“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最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李達在自傳中回憶：“首次決議推*擔任書記”，并“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上海共產黨實際上是全國各地建黨的領導核心，在當時起了臨時中央的作用。上海共產黨建立后，*“認為首先應在各重要地點組成若干中國共產黨的小組”。于是，他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將全國各地的風云人物和激進青年聯絡起來，為中共在全國范圍內發展組織作了切實的準備。

*年8月底，學生領袖由滬返京，*委托他將上海建黨情況轉告，希望“從速在北方發動”，對此“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10月，在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張申府、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為書記。*年初，*去武漢講學期間，結識了失業工人鄭凱卿和時任《漢口新聞》報記者的北大學生包惠僧，對他們宣傳革命道理。*年秋，劉伯垂被*介紹入黨，并派回武漢籌建黨組織。與此同時，他又派李漢俊到武漢，找到昔日留日同學董必武，請他幫助共同建黨。是年秋，包惠僧、劉伯垂、董必武、陳譚秋、鄭凱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漢支部，并“推定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年春夏之交，從北京到上海，與*多次交談。回湖南后，*給寄來《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委托他在長沙建黨。11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任書記。上海發起組成立之后，*曾寫信給他的朋友——濟南齊魯書社負責人王樂平。王樂平比較開明，但無意建黨，就將此事委托給濟南第一師范學生王盡美和濟南一中學生鄧恩銘。*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王復元等人建立了山東“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年9月，廣州無政府主義者曾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共產黨”。*來到廣州后，對其進行改組，重建了廣東共產黨支部，一批無政府主義者退出，*親任書記，后改由譚平山繼任。*年10月，張申府應邀赴法國里昂大學任教，*委托他建立法國支部。張申府回憶說，到了法國“介紹劉清揚入了黨。接著我和劉清揚又介紹入了黨”，“不久趙世炎到了法國，他是在上海由*介紹入黨的。接著陳公培也到法國來了，他也是在上海由*介紹入黨的。于是我和、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成立了小組，沒有正式名稱，成立后報告了*”。1922年7月，正式組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負責人為張申府、趙世炎、、陳延年。蔡和森、李立三于*年11月回國后，由*和陳公培介紹他們入黨。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員施存統和周佛海，都是*在上海介紹入黨的。施存統回憶說：“我于*年6月2日去東京，與周佛海聯系，成立日本小組，*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在前往廣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義寶、林昌熾、張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據*的意見，他們在香港創立青年團和共產黨組織。與此同時，北方數省和內蒙古地區，也在的直接領導下，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組織。“這樣，上海的組織事實上成為一個總部，而各地的組織是支部了”。當時，這些黨組織散布各地，有的還遠涉重洋，名稱很不統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有的叫“共產黨小組”。后來一些黨史著作將黨初創時期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

*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舉行，大會在*因故缺席的情況下，代表們一致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此后*連任中共五屆主要負責人。*在“一大”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絕非過去有些黨史著作所說是黨的幼稚，也不僅僅是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顯著聲望，更不是什么“錯誤的選擇”，而是眾望所歸：

首先，從干部上看，當時全國50多名黨員中絕大多數都是*的學生或追隨者。其中，他在北大時的學生有：***等；他親自上課指導過的學生有：**等；他親自介紹入黨的黨員有：施存統、周佛海、趙世炎、陳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劉伯垂、林伯渠等；他的直系親屬有：**；其他如：**等，也都是受他影響很大的追隨者；他的摯友同事有：、張申府、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而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僅他的學生、追隨者和親自介紹入黨的就有8人。其次，從組織上看，絕大多數支部都是經他親手創建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象派出“一大”代表的湖南、武漢、山東、廣東、留日支部以及沒來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歐、香港支部都是他親手創建的。其他幾乎所有支部的負責人也都是他親自指定或在他建議下產生的。第三，從思想上看，他確立了中共的組織原則和指導思想。中共“一大”召開前，在黨的性質和組織原則等一系列根本的問題上，各地黨的支部意見并不一致。為此，*曾提出過四點指導性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主主義之指導；三是紀律；四是慎重進行發動群眾。政權問題，因本黨尚未成立，應俟諸將來，而先盡力于政治上之工作”。這些意見經過“一大”代表們的討論，最終達成共識，寫入黨綱。第四，從影響力上看，他遠遠高于同時代的其他人。時期有聲望的人物不只*一人，就民主革命而言，孫中山的聲望是最高的，就宣傳科學與民主而言，胡適的聲望也不在他之下。然而，以社會主義革命的標準去衡量和挑選黨的總負責人，*無可爭議地“應屬首位”。正如所說，被《新青年》和喚醒起來的一代先進分子，“可以說是由他集合起來，才成立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