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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又面臨著許多嚴峻的考驗。

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三點基本經驗值得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

一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圍繞中國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展開，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能干擾和脫離這個中心。

鄧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問題，都作為政治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在狹義的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1以改革開放為特征的中國經濟建設，從一開始黨和政府就沒有把它僅僅看成是經濟領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偉大創新實踐。鄧小平對此講得最清楚：“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2“就我們國內來說，什么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來，“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4“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5作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中國的經濟建設就不是僅僅限于生產和分配等行為，而是黨和政府需要動員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頭等大事。鄧小平理論這種獨特的政治視角，對于正確定位中國經濟建設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關系，具有指導性。既然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是經濟建設，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能脫離這個最大的政治問題另搞一套。我們不能把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建設割裂開來，要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開展民主政治建設。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生產力不斷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際堅持一條不可動搖的原則，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大局，必須從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需要出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對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建設提出什么變革要求，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建設就要通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滿足這些要求。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30年的實踐也證明，緊緊圍繞社會發展主題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和變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非常重要的一條成功經驗。19**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基本路線，政治體制改革的近期目標也相應地確定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強活力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領導體制”。6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主攻方向也隨之作了調整。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從黨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主要強調了六個方面：一是保持宏觀政治穩定，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二是加快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制建設，建立并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三是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建設。四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創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制的需要。五是推進和擴大村民自治和城鎮社區自治，發展基層民主制度，使基層民眾真正享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六是加強人權保障和司法保護，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護的權利和自由，使中國的人權狀況得到全面的改善。7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繼續推進。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8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揭示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拓展了人們對于發展內涵的認識。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是“以人為本”的發展，是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發展，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之間的統籌均衡發展，是持久的可持續發展。9這樣的發展，囊括了中國發展的基本要義，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既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和深化，又要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10這要求我們不僅要正確理解“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11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參與”已經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基本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識和人權觀念的不斷提高，人們在不斷享受經濟和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民主參與的積極性也會隨之不斷提高。一個穩定和優化的政治體制在能夠滿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參與的同時，還能夠通過制度創新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的需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與這種不斷增長的、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需求和積極性相適應，實現人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治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應該有所突破：一是加強黨的執政制度法制化建設，把黨的執政制度作為中國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確定下來，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性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樣，成為中國政治制度法制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加強人權保障法制體系的建設。加快制定《最低社會生活保障法》、《醫療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環境保護法》、《住宅保障法》等項法律法規，落實和完善《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教育法》、《選舉法》、《立法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有關法律法規，擴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公民相關權利的法制保障。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將在適應科學發展需要的過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發展到新的更高的階段。

二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是為了鞏固、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這種民主以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為宗旨，以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為本質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設為實踐路徑，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民主是在繼承和批判資本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有更高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民主在制度設計上要解決資本主義民主難以克服的兩個問題：一是資本主義民主存在的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的不統一的問題。也就是國家權力在法律上規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實際上保障的是私有財產和資本自由的權利。資本和強勢集團對權力的壟斷和操縱是資本主義民主難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與效率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解決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間的矛盾。自由主義民主對權力的不信任、時刻提防政府管理權限的擴大傷害到公民個人權利，而市場經濟社會又離不開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有效需求的供給。社會主義的民主就是要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奮斗目標，保證國家權力始終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的性質，又要解決權力無效率、濫用和腐敗等問題，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公權力的效能，把人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統一起來，真正實現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統一。社會主義民主的這兩方面追求，是社會主義民主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超越，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個人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實現最廣大人民在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的真正的當家作主。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廣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主權利，反對國家權力和社會管理權事實上被資本勢力、強勢集團或少數人壟斷；一是主張民主參與的全面性，不僅主張人民對于民主選舉的參與，而且主張人民對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全面參與；一是主張民主實現的真實性，認為民主的實現是有條件的，不首先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實現和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民主的實現不單單是政治領域的事情，而是與保障和實現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和自由這些條件相關聯。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支持、組織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實現。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沒有一個對廣大人民負責的、能夠團結和凝聚社會各方力量，整合社會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領導核心，國家和社會就會陷入爭斗和混亂，結果只能是四分五裂，無法擺脫統分循環、積貧積弱、發展不平衡等歷史痼疾，帶給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災難。像中華民國初期，中國試圖搞多黨制，結果軍閥混戰；“”“踢開黨委鬧革命”，結果是十年動亂。所以，在中國，若想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必須有一個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先進的領導力量。在這個領導力量的組織和帶動下，通過各方協商，在共識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漸進地把中國的民主政治推向前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有一段話講得很好：“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13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但是建國以來，尤其是經過“”的十年動亂，中國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沒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需要法制，人民當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實踐中創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確定下來，并在民主政治實踐和制度創新中不斷完善和豐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長效機制和穩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黨和國家的政策因領導人的變化和領導人個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防止個人專斷；另一方面，人民當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參與和完備的制度規范和約束，防止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混亂。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上述經驗作了高度概括，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4“三統一”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集中體現。努力實踐“三統一”，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實踐，就能夠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追求的“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效率”、“民主與公平”、“民主與法制”的高度統一，把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充分地展現出來。

三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宏觀政治制度框架不變下的制度發展和制度創新過程。是一個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豐富民主實現形式的過程。

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價值選擇和制度重構層面的問題，還是原有制度不夠完善和實現形式不夠豐富層面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學界有不同認識。中國國內以及國外的有些學者，否認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國作為權威主義國家或向民主制度過渡的國家。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我們不認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們主張世界民主的多元發展。認為世界各國人民只有從本國的實際需要出發選擇和決定本國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發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國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經驗雖然證明民主的實現形式在許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鑒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階級性質、特色和優勢僅僅存在于各國民主政治的實際歷史進程中，存在于各國的民主文化的生成與發展中，無法用統一的發展模式來概括和推廣。15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不存在一個新的民主價值的選擇或制度重構問題。民主政治價值層面的問題，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階段已經做出了選擇。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方案在中國大陸進行了38年的實驗（1912—1949），實踐證明這條路走不通。中國人民最終確立了共產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和幾千年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做出的選擇。同志在2004年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經過反復探索、不斷總結，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制度，集中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好、發展好這些制度。”16

所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本質上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7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是要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的現代化建設實踐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豐富民主的實現形式，拓寬民主的實現渠道，不僅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求，也滿足人民政治參與不斷增長的積極性的現實需求。也就是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制度，完善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完善和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完善和發展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同時還要進一步優化和改善我國的政府行政體制、司法體制、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機制、權力監督制度和機制。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關制度和實現形式，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3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的巨大進步也證明了這些制度不僅符合中國國情、而且有巨大的優越性，不僅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也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礎。當然這些制度的實際運作，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還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要通過改善政治體制、鼓勵制度創新，把經過實踐證明的能夠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維護人民權益的制度創新和實現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確定下來，使我國民主政治不斷地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實踐路徑。

二、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已經基本明確，目前關鍵是能否按照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這里要點主要也是三條：

一、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避免僅僅從狹義的政治民主出發，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割裂開來。

對鄧小平廣義的政治觀和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人們在理解上會產生一些疑問。從狹義的政治民主需要出發，實現人民民主，通過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設計，落實人民在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的民主權利，是我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所要達到的目的，為什么還要附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的條件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條重要原理告訴我們：“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18我們為什么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它的真正的社會發生動因是什么？能不能簡單的理解為人民對政治權利或政治參與的需求？如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動因，僅僅限于狹義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經濟建設這個廣義的政治領域，那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應該附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的條件。而事實上，在國家層面，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一以貫之的動因，始終是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始終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19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和“人民在現實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給出這樣一個判斷：無論是整個國家或某一個地方，如果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么，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絕不能脫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能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割裂開來。

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相適應，不是簡單的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建設一樣，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單方面的或者脫離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雖然可以暫時地調動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熱情，如搞民主選舉試驗、民主監督測評，民主決策論證會，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財小組等等，但是如果這些民主實踐，不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參與和保障民主權利的現實期待，而是領導個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設政績工程，那么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就不具有長久的可持續性。經驗證明，凡是不與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需要相統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凡是不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到頭來都是不能長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換了領導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謂“人走政息”。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的提出和發生動因，一定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要，一定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續發展。

另一種傾向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對政治體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設需求，如經濟社會已發展到必須建立新型的干群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才能使政治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協調，而現有的體制機制已不能滿足人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需要，但我們的有些干部和領導者仍因循原有的體制機制，直到工作無法開展，各種矛盾激化到影響社會政治穩定，才被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這種被動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們要變被動的改革和制度創新為主動的改革和制度創新。要敏銳地洞察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的現實需求，敏銳地洞察人民不斷提高的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的期待和訴求，敏銳地洞察人民對于權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時地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創新，真正做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提出的“權力高度集中”、“家長制”等問題？至今仍然有的學者認為，“鄧小平1980年指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弊端基本沒有改變”。21“黨政不分問題有某種曲折和強化趨勢。”“黨內個人集權的問題并未從實質上加以解決。”22如果拋開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發生的深刻變革，單純從某個單位和個別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斷也是事實。但這個問題要放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個大背景和歷史進程中來認識。我們要看到，以下變化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民間社會因素的大大增長，已經使國家和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民主法制化建設的歷史性進步，黨和國家在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行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不斷擴大，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斷增強，也使執政黨的權力職能有所分解和優化；在一些經濟社會比較發達和民主政治建設先進地區，在村民自治和社區自治制度落實得比較到位的地方，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過于集權的問題，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勢下有效發揮的問題等等。總之，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深刻變革，已經使權力高度集中、家長制這一在改革開放初在政治領域最突出的問題，發生了較大變化或轉化為新的問題。如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給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區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分化問題的加重，環境、資源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要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要針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二、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反對把這三者分離、割裂、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

能不能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是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能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最集中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當家作主，但在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整個歷史進程中，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政治的本質體現是三要素，而不是一個要素。黨的十六大報告講得很清楚：“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23黨的十六大的這一結論，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的正確總結，更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追求人民民主所進行的百年奮斗歷史的經驗結晶。

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保持黨的領導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從執政的視角就是如何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科學執政就是堅持和發展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發現真理和檢驗真理的歷史唯物主義，使黨的執政決策保持正確；民主執政就是堅持和發展黨的群眾路線的光榮傳統，堅持為人民執政、依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依法執政就是不斷推進黨的執政法制化建設，使黨不僅正確的領導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證法制的執行。24確立把科學、民主和法治貫穿于黨的執政過程，這樣高的執政目標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都是做不到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其他各種類型的執政黨的本質區別。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具體體現，是作為執政的共產黨先進性建設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能否真正得到保證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把黨的執政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好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才能得到切實的保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保障最廣大人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實保障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不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應在制度建構上加以完善和創新。目前，黨和政府對發展中不斷擴大的貧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經引起高度重視，提出了“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建設服務型政府”25等目標和措施。科學發展觀從宏觀政策上對貧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斷擴大、公共服務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應，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抑制資本和強勢利益集團對權力的侵蝕和主導，保障國家和政府權力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和公正發展，還需要黨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上的依附必然帶來政治上的依附。經濟社會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難實現平等。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努力創造實現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條件，為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還面臨三種傾向的挑戰：一是以人民當家作主之名行無政府主義之實。把人民當家作主單純地理解為一切都由自治組織說了算，什么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統統拋在腦后。認為只要絕大多數民眾決定的事情，無論黨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組織的局部利益與黨和政府代表的國家和社會的全局利益對立起來，把自治組織的自治行為與國家法制規范對立起來。這樣的“人民當家作主”，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實質是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其結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權力被社會少數強勢集團控制和壟斷，人民當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強化黨的領導之名掩蓋個人或少數人專斷之實。我們黨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和集中的結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統一。黨的領導機制就是在民主基礎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為某些個人或少數人搞專斷的口實。有的人以“集中”為名，不顧及最廣大人民的意愿，無論在決策環節、還是執行和監督環節，眼中只有少數所謂社會精英群體，把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變成少數所謂精英人物和群體實現權利訴求的舞臺。有的人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名，用黨委決定取代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壟斷用人權和決策權，把黨的領導變成個人或少數人的專斷。還有人以依法治國之名，傾向于搞西方憲政主義之實。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黨領導人民依法當家作主。無論“民主法制化”還是“依法治國”，歸根到底都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為了使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脫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法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目標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共享發展成果，而不是為了只實現對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護。

三、堅定不移地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反對按所謂“普世價值”的“統一發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的負面影響。

能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礎。這些基本政治制度體現了中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和實踐檢驗對人民共和國理想的歷史追求和現實選擇，否定或動搖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僅是對先輩為之奮斗的歷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體意志背道而馳的。歷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當下的制度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尤其是對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無能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無法維持下去。還沒有哪個國家和執政集團，在當下的制度不僅能夠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國家實力日益強大的情況下，就莫名其妙地放棄原有的制度體制去另搞一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連續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解決目前發展中的問題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不僅為經濟和社會的平穩快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而且為人民不斷提高的政治參與積極性和權利訴求提供了制度平臺和疏通渠道，通過大災大難的考驗不斷體現出優越性和發展潛力，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不堅持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盤否定，全盤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億人的前途和命運作賭注，這是絕對不行的！

目前對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戰莫過于“普世主義”和“民主發展模式趨同論”。美國學者福山19**年撰文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這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點，也是歷史發展的終結點。27斷言資本主義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獲得最終勝利。印度人阿瑪蒂亞?森在1999年也發表題為《民主作為普適價值》28的論文，論證20世紀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這種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義，對中國學界的誤導性影響甚大。

基于西方社會政治實踐總結的民主知識，對人們認識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幫助，但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與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質區別。《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特色概括為四點：“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29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對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基本制度、實現路徑、發展動力和發展道路等問題都作了明確的闡述，30尤其是對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質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揭示，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我們認為，不僅主張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論可以休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將給“普世價值”民主討論劃上一個終結號。

實踐層面的一些現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設僅僅理解為普選權的落實和競爭性選舉制度的實行，一些地方進行的民主政治實踐，總是在選舉方面做文章，把選舉和授權作為民主實驗的唯一選擇；一些地方進行民主政治創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現有體制的制度資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堅持在法制框架內進行民主形式和機制創新，而傾向于拋開現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資源，進行與現有體制沖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許多本該由政府承擔的對最廣大人民責任的職能，統統地推向市場，淡忘了在中國各級政府前面還有“人民”這樣的限定詞；還有的把民間社會因素的發育與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為對立起來，認為黨和政府就應該從正在發育的公民社會退出來，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權力和黨的領導不能進入的自由社會等等。這些做法和認識，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響痕跡和誤導。所以，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在現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從所謂的“民主普世價值”出發進行實踐，在中國這塊社會主義的土壤中，是不會扎根成長的。我們要積極借鑒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國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國這塊古老而又現代的大地上。

總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最大成就是通過總結經驗、實踐探索，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某些勢力企圖否定、挑戰這條道路。始終不渝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必須堅持的各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依法當家作主的偉大政治實踐中，不斷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經驗和制度形式，豐富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挑戰，更是時代賦予我們這個民族的光榮使命。

試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基本政治經驗——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比較研究

文章類型：黨建研究文章加入時間：2008年10月16日9:45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觀察，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先后開始的改革，雖然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經過近30年實踐的檢驗和歷史的沉淀，參與改革的國家的命運大不一樣。興旺發達、日益強大者有之，失敗破滅者亦有之。國內外各種人物都在追問其根本原因。對這一基本問題的不同回答，將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引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思想政治上總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歷史經驗，十分必要。

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經濟、文化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的實際相結合，利用世界歷史帶來的機遇，沖破帝國主義的世界鏈條，以歷史新紀元的面貌出現于世界。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獨自與帝國主義對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地圖。同時，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怎樣發展和鞏固，怎么樣在內政外交方面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策，卻需要漫長的探索過程。這段時間，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上必然充滿前進和曲折，凱歌與挫折，其實這就是不斷走向成熟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就是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在自身不具備豐富經驗的情況下進行的，有許多事情史無前例、前無古人。工人階級及其領袖人物從不標榜自己是神仙和皇帝。誰也不敢說一個國家的任何改革舉措必然正確。因此，改革總是存在不斷反思的必要，不斷接收實踐的檢驗。人們對幾十年已經發生的改革實踐中，能夠運用科學的方法判定最基本的是非曲直，是無可非議的。本文就以中國和蘇東國家進行改革的基本經驗和教訓為主要參照，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改革是否具有長期獨立探索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基礎，具有關鍵的意義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成功的改革，需要具有比較深厚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只有那些進行改革的思想理論比較端正和明確，同時具有長期改革實踐積累的國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驟起驟落、突發型的改革，沒有一個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聲勢搞得越是熱鬧，做法越是離奇，領導人物越是自以為高明和得意，就失敗得越慘。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之所以走出一條成功之路，關鍵就是中國是具有長期改革的思想理論積累和實踐基礎的積累。中國自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以改革的精神獨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以發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為標志，不僅提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命題，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難能可貴地提出“以蘇為鑒”，防止照抄、照搬蘇聯模式，開始了對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些探索形成的理論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具有長久意義的探索，鋪墊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基礎，指明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正確方向。這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1

起自19**年《論十大關系》的一系列探索，都體現了的獨具特點的思想創造。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2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創造的具有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新成果，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

在20世紀60年代，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續深入探索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系列問題。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式問題上，按勞分配的問題上，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上，社會主義社會的所處階段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系的問題上，執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問題上，國際戰略問題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系問題上，都得出了比較正確的結論，產生了十分寶貴的思想理論成果。即使像“”失誤的教訓，也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實踐經驗，使后人總結借鑒，為準確地解決這類問題積累了理論和實踐的財富。

在思想理論上，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成果。正是這些理論成果，奠定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出現和形成，直接銜接了思想與鄧小平理論，同時指引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可以說，有了這個成果，才有后來的繼承和發展，才出現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

在實踐上，中國的改革嚴格按照中國國情進行，一以貫之。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脈相承。這正如美國的思想研究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在談到與鄧小平的繼承發展關系時所說的：“當今鄧小平的中國和20年前的中國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點也沒有改變：即為尋求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的特色，他們都以此為目標。毛談到過制定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鄧則寧愿說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3正是在這里，施拉姆找到了與鄧小平的思想一脈相承的依據。

為社會主義改革鋪墊的基礎有幾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在改革中正確對待國際經驗。既不盲目地照搬蘇聯的經驗，也不盲目地否定蘇聯的經驗；既不企圖把自己的經驗強加于人，也不接受大國主義的指揮和壓力。第二，在改革中立足于本國的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蘇聯的經濟發展的重、輕、農順序，來到中國就毫不猶豫地變成了農、輕、重的順序。第三，改革的出發點是實現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和生活發展的需要，從根本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東歐國家被蘇聯大國主義束縛，不能允許做出這樣的基礎性鋪墊，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遭到蘇聯的干涉和壓制，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回到原有蘇聯指定的軌道或者走向例外的極端。蘇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在對待兄弟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以民族自私為出發點，控制其他國家不越出自身的規范，而不是支持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沒有積累有價值的新成果，在實踐上也沒有成功的積累，后來的改革也不具備應有的基礎。最后在20世紀80年代那種迫不及待、旋起旋落的突發式的改革，使其不可能會有成功的可能。

二、改革中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命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改革，從本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為了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得更好。因此，凡是在改革之中主義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國家，改革就能夠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政黨就處于主動地位，社會就處于安定團結的狀態，不斷取得成就；否則，改革就會丟掉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方向，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受到威脅或者喪失，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在動亂或者劇變中被推翻。

中國的改革伊始，針對改革初期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一些極端現象，鄧小平就及時而果斷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指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思想。”4鄧小平接著說：“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5這里鄧小平講了兩個意思，一是這是黨長期堅持的基本原則；二是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方針政策就是堅持了這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鄧小平提出：“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面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斗爭。”6其實，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在改革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之中，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健康發展，最大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持了以四項基本原則為主要內容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根據這些原則，對干擾改革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不懈的斗爭，保證了國內大局的安定和改革的正確導向。根據這些原則，雖然提出并實施了糾正晚年發動“”的錯誤，但同時保住了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保住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持下，四項基本原則在80年代就寫入了黨的基本路線，載入了憲法，成為立國之本，成為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這就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7這就進一步指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以及在改革中不斷開創和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質就是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8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過程中，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轉化為“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改革實踐中的一個偉大的創造。這是在政治上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具體化、中國化的真正體現。對于四項基本原則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清醒地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和斗爭，將是新時期一定范圍內階級斗爭的主要反映。這就使得中國度過了難關險灘，使得改革乘風破浪，安定團結，鞏固發展。

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之中沒有提出和堅持類似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樣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盲目地進行改革，甚至把馬列主義的指導丟到九霄云外，把放棄黨的領導視為“開明”，把社會主義制度當成傳統的模式，根本丟掉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條件下提出的所謂改革的新思維，把改革搞成了離經叛道，實際上就已經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現在，這也成為不爭的事實。無論有多少人，無論對蘇東國家的失敗做出多少種分析，丟棄和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這就是蘇東國家改革走向邪路，最終導致失敗的最大的政治原因。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的成功，不應該忽視和忘記這個教訓。

蘇聯在改革過程中，不懂得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從赫魯曉夫開始就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提出所謂“全民黨”、“全民國家”等錯誤的口號，使得抽象的人道主義、社會黨人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在國內長期泛濫，逐漸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勃列日涅夫雖然糾正了赫魯曉夫的一部分實踐方面的錯誤，但卻把赫魯曉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大的精神當成圭臬，這就注定失敗的命運。直到戈爾巴喬夫，在憲法上自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并批評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大搞私有化，模仿西方的多黨制，這就表明他徹底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在蘇聯官方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時把蘇聯基本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實踐都稱作“斯大林模式”，隨著“斯大林模式”的被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也隨之被拋棄了。前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曾對戈爾巴喬夫作過這樣的評述，“從1988年到19**年，他已經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響蘇聯歷史70年的‘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中，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者，甚至他自己對此毫無覺察。”9這是西方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對蘇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的客觀評價。

在蘇聯國內，極端主義的思潮很快由反對斯大林轉向反對列寧，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國家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蘇共“民主綱領派”的領導人阿法納西耶夫，發表的觀點就是這樣。他說，“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寧多次強調‘暴力’、‘無情地處決’、‘大規模的恐怖’這些字眼。……從這一點意義上說，斯大林與列寧相比實際上沒有任何新的發明。……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10在蘇共1990年2月全會上，《蘇維埃文化報》主編發言指出：“現在，正是列寧遭到了集中攻擊，……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遭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11當蘇聯劇變成為歷史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共產黨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極左主義的東西。”“……不幸的是，列寧，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的列寧比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顯得更為教條。”12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自白。在改革之中拋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離開了立國之本，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變質。這就是蘇聯發生悲劇的政治原因。

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歷史和歷史人物評價的態度不同，以的態度對待和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實踐導致滅亡，以科學態度正確評價自己的實踐歷史就能夠團結穩定

怎么樣評價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和歷史人物，特別是像列寧、斯大林、這樣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影響巨大的人物，涉及到是否尊重歷史，是否贏得民心，是否保持黨內團結的大事。對這樣的大事的處理態度，對政治局面的穩定和改革的命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人類歷史上，取代舊的社會制度的任何新型社會制度，在這種新型社會制度最初的一、二百年里，都有一個曲折發展和完善調整的過程。英、法、美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戰勝封建主義或殖民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就是這樣。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例外。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個探索、實踐和逐步展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曲折、錯誤幾乎是在所難免的。在改革中，如果丟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抓住某些錯誤或曲折的具體材料，以偏概全，作出嘲笑或否定新興社會制度的結論，就會走向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實踐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開創者的道路。這樣的改革，實際上就變成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不但違反了對待歷史的科學的態度，而且在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國家合法存在的基礎。中國晚清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揭示了在否定歷史的現象背后，人們的真實動機。這是一條寶貴的歷史教訓。歷史和現實終于告訴世人一個簡捷的真理：否定列寧、斯大林，抓住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的錯誤不放，實質上是敵對勢力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前奏。

蘇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大反斯大林開始，到全盤否定所謂“蘇聯模式”，最終對列寧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和丑化。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和列寧、斯大林相聯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整個歷史。否定歷史，必然失去人心，搞亂輿論，失去了統治基礎，為亡黨亡國留下了禍根。

在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情況也是這樣。全盤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改革中，東歐各國的黨幾乎都把自己的歷史看成是“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把矛頭指向前任領導者及其涉及的幾十年的歷史。這種改革的前景只能是滅亡。

19**年5月波蘭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決議《關于鏟除斯大林主義的殘余和消除它在波蘭的后果的立場》。黨的領導人費什巴赫把黨和國家的歷史看成是“斯大林主義在波蘭實踐的歷史”，表示要與之“一刀兩斷”。

19**年11月的保共全會，一心向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學習的姆拉德諾夫主張全面否定國家幾十年的歷史，對前任總書記及其支持者進行審判，取消了憲法中關于共產黨執政的條款，為19**—1978年間的歷次政治事件“平反”。保共于1990年1月召開第十四次（特別）代表大會，姆拉德諾夫在報告中說，“實行完全徹底的非斯大林主義化”，“徹底瓦解行政命令的官僚主義體制”。4月，保共改名為社會黨。反共勢力全面徹底否定黨和國家的歷史，對黨的前任領導人日夫科夫提出指控。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認為，否定在保加利亞執政30多年的日夫科夫，實際上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保加利亞的歷史成就。反對派組織甚至辱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譽甚高的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季米特洛夫，說他是保加利亞“40年罪惡的主要責任者”，是“極權主義大亨”，“獨裁者”，“殺人犯”，要求重新評價季米特洛夫的一生。一些極端主義分子還乘機污損列寧的塑像，襲擊索非亞革命公墓，推倒墓碑，毀壞墓地上千處。當地人們說，“現在真是連死人也不得安寧。”保共1990年1月召開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指出：“我們面臨的總的任務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義化和建立新型的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黨譴責日夫科夫及其親信的極權制度所犯下的變形和扭曲現象”。一個被稱作東歐的和平綠洲的社會主義保加利亞，此次進入劇變的混亂時期，社會主義制度毀于一旦。

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在歷史上的工業落后的農業區建成了一個工農業現代化的國家，成為世界十大強國之一。社會穩定，生活文明，與一墻之隔的西德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使在這樣一個社會狀態下，否定民德歷史的思潮在西方敵對勢力的鼓舞下，照樣滋長蔓延開來。在執政黨的錯誤處置下，最后形成了劇變之勢。民德統一社會黨（共產黨）19**年底召開的特別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指出，“斯大林主義在昂納克時代有其特殊結構、方法和表現形式。”“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具有濃厚的斯大林主義色彩”。該黨主席居西在會議上說，“要與斯大林主義所創造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思維和組織結構決裂”。歷史最終賦予這種否定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行為的報償，就是其亡黨亡國。

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權的傾覆，就是從為19**年事件翻案開始的。19**年5月，匈黨中央公報重新評價納吉，認為他是社會主義改革政策的象征。政府也發表聲明，哀悼納吉和他的同案人，決心同過去“違法的”政治決定劃清界限。否定黨的歷史，造成大批黨員退黨。10月的匈黨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宣布了黨的性質的根本改變和組織的全面分裂，共產黨正式解散。19**年10月，由匈牙利共產黨蛻變而成的社會黨聲明，“黨首先同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所有變種劃清界限”；認為匈牙利幾十年來搞的是一種“官僚主義的專制的國家社會主義”。匈牙利從此進入災難的深淵。可以看到涉及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一旦“重新評價”，根本改變其性質，就會帶來滅頂之災，弄得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1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爭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行動綱領》中指出，“我們明確而斷然地同黨和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決裂，因為，這一模式同社會主義的本來形象不但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敵視社會主義的。”13把黨和國家的歷史涂抹得一團漆黑，導致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亡黨亡國。

其實，在整個東歐地區的各個國家，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前，都是處于封建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統治，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經濟文化十分落后。40年代中期以后，在蘇聯的幫助下，擺脫了西方壟斷資本的控制，獲得了獨立，陸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經過40年的建設，擺脫了貧困，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就在一片否定斯大林主義的喧囂中，輝煌被誣蔑為罪惡，光明被誣蔑為黑暗，導致執政的黨紛紛變質，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國家發生了劇變。

中國的改革始終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評價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歷史和歷史人物。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年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把斯大林貶到地下九千丈，對斯大林主張三七開，留下了很好的傳統。鄧小平在改革之初，面對國內外各種勢力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歷史和否定的思潮，聲明我們決不用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那種態度對待。1981年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了正確對待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的決議。這樣就保住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保住了國家的安定團結，為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命運與東歐迥然不同，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我國，1976年逝世，億萬人民悲痛欲絕。但是，隨著在改革之中糾正晚年錯誤的過程展開，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開始制造種種謠言，以搞亂社會主義中國的民心。全盤否定的口號，巧妙散布的“小道消息”，以圖敗壞的聲譽，涂黑時代的歷史。這正如曾經講過的，“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們黨遇到的一個全局性的、緊迫的、至關重要的問題”。14令人欣慰的是，鄧小平作為改革的總設計師，在改革的一開始就注重維護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歷史，注重維護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者的歷史地位。鄧小平指出：“給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我們不但要把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15現在看來，中國人民在20世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歷了一場如何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的歷史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場考驗中，整個說來中國共產黨人做得較好，為改革的勝利進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始終能夠正確對待開國元勛。這樣，就團結了廣大人民群眾向前看，穩定了國家的政治局面，就能夠延續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不同于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根本區別之一。

四、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是否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對于改革的方向和成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和蘇東國家改革的過程都出現過帶有風險性的許多類似的現象。在這些現象面前，也有許多人居安思危，提醒執政黨對出現的風險進行救治和反思。但是，改革的命運還是在蘇東國家和中國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改革的不同結局和命運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什么樣的人手里，帶有決定性的意義。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社會主義改革就前進，就成功，就能夠達到人民大眾參與改革的初衷。如果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階級異己分子手里，改革的失敗就是必然的了。

在蘇聯，自從斯大林逝世之后，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基本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落在了一些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崇拜資本主義，追名逐利，時刻要離經叛道的人的手里。這樣的最高權力層的素質結構，不可能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向人民群眾兌現在撈取政治資本時的許諾，必然走偏方向，失去民心，導致國家垮臺和社會主義事業在一個國家范圍內的失敗。

中國在之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都能夠堅持并努力在實踐之中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都是馬列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能夠走正確的道路，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鞏固和完善，帶領人民創造新的幸福。

因此，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眾化，這是涉及社會主義事業的長治久安，普遍提高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培養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保住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千秋萬代永不變質的大事。社會主義祖國的命運，一方面寄托在在素質較高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領導人身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廣大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的培養，保證有一個選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健康氛圍。

只有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情況下，才能對群眾進行普遍的、深入的馬列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教育，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逝世之后，鄧小平、、等領導人都強調在群眾中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展示了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風采。鄧小平就特別強調對黨員干部和青年進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他曾這樣指出：“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的優勢。”16也十分重視這一工作。他在黨內提出了進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提出“要講政治”，提出對黨員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教育。擔任總書記以來，一貫強調在全黨和人民群眾中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教育。他在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的一系列講話，他在十七大的報告，都說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之中提出，要實現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這更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宣傳普及活動。我們可以相信，只要我們切實把關于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偉大戰略目標在現實中實現，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就能夠永遠保持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一定能夠成功。

只有在一個廣大民眾普遍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社會環境之中，才能保證選拔出來的接班人、特別是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領導人，確實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個信仰危機、科學社會主義理想缺失的社會環境里，很難保證我國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在這一點上，蘇聯自從斯大林逝世之后發生的背棄馬列主義領導人上臺的事情，確實值得全世界進步人民警惕。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我國距離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有幾十年的時間，一切忠于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共產黨人，都應該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學習和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造一個健康的社會輿論環境和思想理論背景，使得中國人民大眾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做出科學的選擇，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崗位，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永不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