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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認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特別要聽取不同意見。從某種意義上說，批評意見對作出正確決策的作用最大，因為批評意見可以使我們頭腦更清醒，更加重視那些容易忽視的問題，以利于把方案做得更加周全，避免決策失誤。

我想，那些反對批評意見的同志，聽不進批評意見的同志，對批評意見有成見、有顧慮的同志，都可以從上面這段重要講話中獲得有益的啟發。從歷史上來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的一個傳家寶，但一段時期以來，這樣一個好傳統在一些同志那里被丟得差不多了。

有的同志由于在附和、贊成的聲音中浸淫日久，耳朵的功能已開始退化，一旦聽到批評意見，便不免引起生理上的反感，甚至覺得批評者有些“另類”。因此，批評得對與不對、批評得有沒有道理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記批評意見發生的場合，分析批評意見背后“見不得人”的“動機”，揣摩批評者是不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并以此為基礎，決定自己對批評者的態度。“涵養”好一點的，是從“誠心接受”批評之日起，念念不忘事后給批評者“穿小鞋”；“涵養”差一點的，則免不了當場發作，怒發沖冠，與批評者針尖對麥芒。久而久之，批評者就變得“世故”起來，批評的聲音便式微下去，在一些地方或部門，批評與自我批評便不復存在，甚至異化成表揚與自我表揚。聽不見批評的聲音，在接受批評的一方，或以為自己從此可以耳根清凈，卻不知一個日益變得耳不聰目不明的人，即使身處險境也難以自知。

惟我獨尊的家長作風，個人專斷的長官意志，上智下愚的封建殘余，無疑都是排斥批評意見的要因。但客觀地說，沒有充分認識到批評意見的價值，同樣是聽不進批評意見的一個重要原因。“忠言逆耳利于行”之類的古訓，我們不是沒有，但總使人感到過于籠統，不足以從時代的高度全面揭示批評意見的價值。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同志關于批評意見的意見，是對批評意見價值的再發現，豐富并拓展了批評意見的價值內涵。

批評意見的存在，可以使智者免千慮一失之憂，使明者更能察己于秋毫，使勝者力戒驕縱之弊。認識到批評意見的價值之后，還需要尋求有效的實現形式，方能使批評意見的價值從觀念形態轉化為現實形態，使批評意見真正成為促進和改進工作的重要力量。然而，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現象，使人們感到批評意見的存在，其象征意義往往大于實際意義。一些貪大求洋的項目上馬之前，專家并非沒有提出“不可行”的批評意見，可惜這些批評意見卻沒能成為扭轉事態、免遭失敗命運的重要力量。今年“兩會”期間，一些代表對不少景區墮入“建樓炸樓”惡性循環的現象提出了嚴肅批評。但在事實上，不少景區內的違章建筑在建設之初，就遭到當地群眾的強烈反對，可惜的是，這些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同樣沒能成為遏制“建”與“炸”惡性循環的重要力量。

壓制批評必然會消減批評者的積極性，這是顯而易見的；而批評者雖可以暢所欲言，但如果提意見到頭來成了“提了也白提”，同樣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這兩種現象在表現上雖然不同，但在結果上都可能導致對批評意見的取消。黨的十六大報告已就改革和完善決策機制提出了總體要求，當務之急是“破題”，進一步把這些原則具體化，使之在實踐中更有可操作性，實際效果更明顯。鑒于“批評意見對作出正確決策的作用最大”這樣一個特點，當前尤其需要積極探索體現和實現批評意見價值的有效形式。

之所以要特別強調實現形式的有效性，乃是因為現實中存在一些獲取、接受、吸納批評的形式徒有其表，比如那些幾成擺設的“意見箱”，比如那些流于走過場的價格聽證會。而這些實現形式的低效或失效，又與所建立的機制不夠健全、相互間照應不夠緊密有關。只有找到并完善有效的實現形式，批評意見才能真正發揮使我們頭腦更清醒、更加重視那些容易忽視的問題的作用，從而把方案做得更加周全，避免決策失誤。這當然要繼續做大量開拓性的工作，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倘若不聽批評意見摔了跟頭、造成了損失，最后都由國家來當“冤大頭”，當事人卻可以不為此付出相應的代價，那么，批評意見即使存在，其象征意義就還將大于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