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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理論博大精深，其中有關黨風廉政和反腐敗的論述，在《鄧小平文選》一至三卷中，就有115篇。這位偉人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的高度關注、頻頻論及、孜孜探索，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且，越到晚年，他對這個問題說得越多，講得越重。說明他始終在尋找和探索共產黨執政后的廉政新路。

這條探索之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其一，是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初期；其二，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其三，是“”時期；其四，是改革開放時期。縱觀四個時期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的論述，形成了系統性、科學性。而且每一個階段的論述都有自己的思想特點，既承繼于前人，又區別于前人，為我們今天和今后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開門見山，石破天驚”，是鄧小平在人民政權初創時期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進行思考、探索和理論創造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在這一時期，他針對某些黨員，因勝而驕，自以為是，不守法紀等現象，提出了一個防止執政的共產黨和新生的人民政權脫離群眾、腐化變質，至今仍振聾發聵、石破天驚的“藥方”，這就是必須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顯示了敏銳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理論勇氣。

“以黨治國”，是國民黨的治國思想。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直截了當地指出：“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這種“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遺毒”，“是麻痹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黨和黨員都會因此麻痹，失掉對新事物的知覺，而逐漸腐朽。”為此，他大聲疾呼：對“以黨治國”觀念，需要進行“教育與斗爭”，必須實行“民主政治”，養成“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的習慣。

鄧小平反對“以黨治國”的論述，是極為深刻、極具遠見的，至今仍然新鮮，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觀葉知秋，自成識見”，是他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進行思考、探討和理論創造活動的又一特點。在這個時期中，鄧小平所作的一個重要探索，是思考和研究在執政條件下黨內和人民政權內消極腐敗現象產生的思想原因和社會歷史原因。他承認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指出的“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是黨內和人民政權內發生消極腐敗現象的重要思想原因。但是，他認為：黨內和人民政權內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等消極腐敗現象的發生，也還同學習的好壞直接有關。他指出：“關鍵在于黨是不是善于學習，學習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錯誤，就可以少花一點錢辦很多的事”。

鄧小平的這個認識和主張，是極為重要的。由于學習不夠、知識準備不足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而錯誤判斷、盲目決策，造成急躁冒進、極“左”自亂所引發的種種浮夸和廢言整人、消極腐敗，曾使我們黨吃了大虧。注意戒驕而忽視戒躁，注意“糖衣炮彈”的進攻而忽視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領導作風上的問題，是我們黨內種種問題不斷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對我們今天深刻認識黨中央關于加強作風建設的決定，強調加強學習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在這個時期中，鄧小平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所作的另一項重要探索，是他把思考的觸角伸到了制度、規章和法制的層面。1956年匈牙利事變發生后，他根據同志的提議，對“黨的領導機關如何監督”、“黨的領導干部如何監督”、“以及用什么方式進行監督”的“三大難題”，進行了認真思考。

在黨的領導機關如何監督問題上，他主張：“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使之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按照適當的方式，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黨的中央、省、縣委員會每年必須向它報告工作，聽取它的批評，答復它的詢問”，從而“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黨的領導機關得到有效監督。

在黨的領導干部如何監督問題上，他提出：領導同志“同伙夫、勤雜人員等同志編在一個黨小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監督作用的”，領導人的黨小組生活，應該“放到黨委會去，或者放到書記處去，或者放到常委會去”。這是因為“同級的領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這個監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這樣做，對于同級里面討論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作出決定，也是很重要的”。

在對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用什么方式進行監督的問題上，他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發展黨內民主、政治民主。鄧小平當時明確指出：“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搞大民主并不好”，“這就要小民主”。鄧小平當時所主張的“小民主”，實際上就是今天所說的“有限制的民主”，即“社會主義法制下的民主”的最初表達。如果這些主張和意見當時能被黨所接受，我們將避免多少錯誤、少走多少彎路！

在中和后的一段時期，鄧小平在黨的路線發生嚴重偏差的情況下，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領導開展了一場特殊形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撥亂反正，真金火煉”，于是就有了這個時期的“一大發明”、“一大發現”和“一大反思”。

所謂“一大發明”，是指在的特定情況下，鄧小平避免正面沖突和直接頂撞，在“治理整頓”的旗號下，從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育科研秩序、生活秩序、社會秩序以及相應的規章制度和法律法規入手，糾正當時的無法無天狀況，進而不動聲色地把糾正的矛頭指向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所發生的偏差，領導開展了特殊條件下的特殊形態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是一種高超的政治智慧、高明的斗爭藝術。在這一時期，鄧小平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要求抓規章制度的恢復、抓嚴格管理、抓堅持質量第一、抓關心群眾生活、抓引進新技術新設備……這種不打政治旗號的“非政治”做法產生了“奇效”。這對我們今天強調“制度反腐”、“技術反腐”、“管理反腐”，是一個很大啟發。管理出效益，管理同時還出廉潔。

所謂“一大發現”，是指鄧小平發現了一個選人用人的重要標準。這就是，有沒有吃苦精神、能不能勤儉創業、是不是艱苦奮斗，是和平時期判斷干部基本政治素質和思想傾向的重要標準。他指出：“現在強調一下艱苦奮斗的作風特別重要，有了這一點，好多事情都會變化，都會好起來。所以現在選干部，特別是選高級干部，要選艱苦奮斗或者比較艱苦奮斗的”。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發現。艱苦奮斗所內含的勤儉節約等道德精神，是孕育其他優秀道德品質的“母德”，艱苦奮斗精神是優良學風和優良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的基礎與核心。這一標準的發現和提出，對配備好各級領導班子，從而保證在現行體制下健康、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自然意義非凡。

所謂“一大反思”，是指鄧小平對“‘’為什么會發生”“我們的黨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黨的領袖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毛病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后，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因此，他提出要堅決反對“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面貌”出現的官僚主義；認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的這些沉痛思考，與他三十多年前提出的“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和“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的主張相呼應，使人不得不欽佩他的遠見卓識、鍥而不舍和時進我進的精神。

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對我們黨領導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經驗及教訓，進行了系統總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

其一，他分析了我們黨執政以來所發生的種種錯誤，尤其是“”的錯誤，找到了“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總病根”。這就是我們黨內和人民政權內嚴重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鄧小平認為，這種消極腐敗現象之所以滋生和嚴重存在，“同我們長期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他明確地指出：“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鄧小平在這里把剖析的利刃大膽地指向了現行的領導制度。他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他認為：“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此，他鄭重地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務。

其二，他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和1989年發生政治風波的教訓，找到了反腐敗在思想政治防線上的一個總開關。這就是：必須堅持艱苦奮斗的思想教育。他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所以鄧小平主張要牢牢掌握艱苦奮斗這個思想教育的總開關，從而堅決抵御消極腐敗現象對黨和人民政權的侵蝕。

其三，他總結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一手硬，一手軟”的教訓，提出了正確處理好兩者關系的總標準。這就是：兩者都必須按照“三個有利于”的總原則、總標準，服從、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這“三個有利于”的總標準的提出，廓清了在處理經濟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兩者關系上的種種迷茫。

其四，他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總方略。這就是：一靠教育，二靠法制；還要靠發展和改革。鄧小平所指出的“教育”手段，就是要突出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以艱苦奮斗和艱苦創業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而鄧小平指出的“法律”手段包括法律、體制、制度、管理等諸多內容。鄧小平在強調運用好“教育”與“法律”手段的同時，還特別強調了要靠發展、要靠改革。他認為：一個地方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方面出現和存在的問題，往往同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同時又都與體制存在弊端有關。因此，“把經濟搞上去才是治本的途徑”，“要靠深化改革解決問題。”這種全面發展論和全面改革論，為我們今天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指明了方向。

從抗戰時期人民政權初創之時，到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從最初提出反對“以黨治國”、“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到探索以“章程”管黨治國，直至明確提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必須一靠教育、二靠法制，中國一切問題的解決，包括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都要靠自己的發展、都離不開改革，說明鄧小平一直在探索執政后的共產黨如何保持自己和人民政權的先進性、純潔性、人民性的廉政之路。

這條廉政之路，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它所孕育、凝結的理論精華“依法治國”、堅持發展、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已經被我們全黨所認識，寫進了黨章，為我們全體人民所擁護，被載入了憲法。

沿著這條嶄新的廉政之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終消除那些困擾著我們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而步入坦途，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