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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的建設，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起什么作用？對這個基本問題，黨內雖然一直在進行研究，試圖論證并找到令有關各方都滿意的答案，但總的來說是進展不大，似乎走進了一種觀點相持、誰也不能說服誰的困境。值得關注的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方面走在全面前面的**市，圍繞這個問題作了大量十分積極有益的探索，不僅較好地解決了黨組織的活動和非公有制企業發展的關系問題，形成了一系列較為深刻的思想和觀點，而且為從微觀上和宏觀上思考黨的建設，探索執政黨建設規律，都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思路和啟示。**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的實踐，很值得我們重視和深入研究。

一、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理論和實踐上的困惑

企業中的黨組織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的問題，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

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因此，企業黨組織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叫做“領導和監督本單位的行政機構和群眾組織積極地實現上級黨組織和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不斷改進本單位的工作。”①及至19**年，十二大黨章依然作出了“企業事業單位中的黨的基層委員會，和不設基層委員會的總支部委員會或支部委員會，領導本單位的工作”的規定，可以看作是對長期以來企業黨組織地位和作用的概況。從體制上看，就是我們所說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很顯然，這是一種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企業黨組織活動方式。在改革開放、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種定位、作用和活動方式已經很難適應黨領導經濟和企業發展的要求。企業黨建作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的建設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開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期。

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企業功能的深刻變化，從根本上說，企業黨的建設遇到的是兩大困惑。第一個困惑是：在企業中究竟該不該建立黨組織？這個問題，對于包括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來說，都是存在的。因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企業不再是行政的附屬物，而是變成了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獨立經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政治組織的黨組織，和企業是什么關系？第二個困惑是：企業中的黨組織究竟如何定位，起什么作用？當企業作為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存在時，黨組織順理成章地應當領導企業的全部工作。但當企業成了獨立法人，建立了一整套完全按照市場要求運作的現代企業制度時，黨組織繼續決定和操控企業的事務顯然已不合時宜。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企業黨的建設，正是圍繞解決這兩大問題的困惑而展開的。

在實踐中，首先遇到和需要解決的是第一個困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支部建在連上”是黨的建設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勝利的一條成功經驗。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在工廠、農村、連隊、學校、商店等基層單位都建立黨組織，是對這一經驗的堅持和運用。現在，雖然我們實行了市場經濟，是對這一經驗的堅持和運用。現在，雖然我們實行了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方向沒有變，國家的性質沒有變，黨的領導沒有變。企業作為社會的細胞，是黨借以領導整個國家的基礎所在。在包括非公制經濟在內的所有企業中建立黨組織，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個重要體現，是黨的領導的鮮明標志，必須堅持。

另一種觀點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企業不再是政府的附屬物，不再是黨實現自己政治任務的工具，而是成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原則、以贏利為目標的獨立經營主體。黨是政治組織，沒有必要建在企業中。在企業中開展黨的工作，會加大企業運作成本，妨礙企業正常運行。世界各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但都沒有黨組織在其中活動，也能正常運營。這說明黨組織不是企業經營所必需的。國家對企業的控制和約束，靠的是制度和法律，無須通過在企業內部建立黨組織來解決。

兩種觀點的爭論，實際上到現在都依然存在。但在實踐中，主張在企業中保留和建立黨組織的觀點依托傳統理論在人們思想上長期形成的強大影響，顯然占了上風。中央和地方組織部門陸續作出了加強企業黨建的規定。在國有企業繼續保留完整組織形式的同時，一些具備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也在“擴大黨的工作的覆蓋面”的要求下，開始建立黨組織。企業中要不要建立黨組織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

不過，由于企業黨建工作的依據，仍然主要是我們黨領導民主革命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傳統黨建理論，因此，在建立黨組織之后，黨建工作和企業自身發展規律的矛盾顯現出來。人們發現，黨建工作的普遍加強，并沒有帶來促進企業發展的效果。相反，企業中有沒有黨組織，似乎和企業經營得好壞并無直接關系。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由于同時存在黨組織和法人治理結構兩套系統，造成了企業授權關系紊亂，決策權限不清，反倒妨礙了企業的正常運行。因此，相比第一個困惑，接踵而來的是第二個更大的困惑：黨組織在企業中起什么作用？在1989年以后的若干年里，這是人們在黨的建設方面探討最多的問題之一。

在探索中，人們形成了兩個基本的共識。一個共識是：企業既然已經作為贏利為目標的經營主體，那么，黨組織就不再是企業決策中心。決策中心應當是廠長、經理。黨組織應當主要在政治上起作用。另一個重要共識是：對于不同類型企業中的黨組織，應當給予不同的定位。十六大黨章對不同類型的黨組織作了明確劃分，可以看作企業黨的建設的最新成果。黨章規定：“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的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則“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領導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兩者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定位在“政治核心”上，而后者則避開了“核心”的說法。很顯然，在非公有制企業中，企業主擁有企業全部財產的所有權，要求黨組織在其中起政治核心作用是不現實的，是無法做到的。十六大黨章的規定，立足市場經濟發展實際，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根據企業性質對黨組織定位的做法也在一些地方的探索中體現了出來。例如，浙江省明確規定，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在“職工群眾中起政治核心作用”。

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的規定，固然是對過去“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表述為“領導核心作用”)的明確改變，是一大進步，但是，“政治核心作用”到底是什么，卻依然是含混的。例如，它在企業中究竟體現誰的利益？如果“政治核心”意味著代表國家利益，那么在國有企業中，黨組織自然應該站在所有者即國家一邊。這在計劃經濟的邏輯下講得通，在市場經濟情況下則講不通：但企業中的勞動者還有獨立于國家整體利益的局部利益。這種利益和整體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說，給國家納的稅多，工人的工資必然相應會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組織完全站在所有者一邊，一味主張工人少拿工資，就會和職工的利益產生矛盾，使職工很難相信黨組織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但如果黨組織站在職工一邊，顯然又與國有企業的性質產生矛盾，同樣是不合適的。作為兩者擇一的選擇，國有企業普遍采用了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的模式。這就意味著，我們是把黨組織放在維護所有者利益的位置上的。

黨組織的這種尷尬，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來了。因為在非公有制企業，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界限更明確，遇到的矛盾更突出。如果黨組織站在企業主一邊，它就變成了企業主謀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和黨的性質和宗旨不合；如果完全站在勞動者一邊，那么，一方面，黨組織實際上干的是工會的事情，反倒證明其存在是多余的；另外一方面，黨組織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企業主的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主必定普遍拒絕在自己的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當然，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黨組織誰也不代表，而是代表上級黨組織，代表政府。但是這樣一來，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中的地位會更加尷尬：企業是獨立市場主體，它們和政府黨組織沒有隸屬關系，不需要黨組織，業主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不會歡迎黨組織；職工則不會關心和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因為這和他們的利益無關。面對這種狀況，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被接受的是“在職工群眾中起政治核心作用”的選擇。不過，這種定位，帶有很強的傳統理論的色彩。我們從探索初期關于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和勞動者關系的解說中可以看到確立這種定位的依據。例如，1989年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決定》強調，“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①既然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進行選擇，我們當然義無反顧地要選擇維護被剝削者的利益。這似乎是退到了過去把黨組織看作是階級斗爭組織的思維。這樣一來，問題就又回到了原點：我們靠什么來說服企業主在他的企業中建立黨組織？

由于企業黨組織的定位問題沒有解決，實踐中便出現了各種問題。事實表明，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作用難以令人滿意。據2005年浙江省的一項調查，在回答“所在企業黨組織在職工群眾中的地位和威信”時，被調查者的13.6%回答“很高”，27.3%的人回答“比較高”，而回答“一般”的占到59.1%。在被問及“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與職工群眾的關系”時，只有18.2%的人回答“好”，而回答“一般”的則有81.8%。大部分職工群眾反映，企業黨組織開展群眾活動以及群團組織活動不正常，有的黨組織開展群眾工作基本上采取讀讀報紙、念念文件等形式進行，有的只滿足于組織幾次文體活動，節假日舉辦一些紀念慶祝活動，幫助職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并且很多是臨時性的，措施不多，內容單一，形式單調。②此外，黨組織的活動狀況，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和企業主的關系。91%的人認為，企業主的支持是黨組織開展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黨組織總是自覺不自覺的要去迎合企業主的口味。反過來，企業主對黨組織也多出于利用的目的。有的企業主建立黨組織是為了擺擺樣子，提高企業的知名度；有的企業主讓企業黨組織去做好些得罪人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黨組織變成了業主的工具，成了業主和員工發生矛盾的替罪羊。當然，也不排除有較好處理兩者關系的情況，但這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人際關系，帶有更多的偶然性。有一種說法是：企業主聰明，把黨的工作與企業發展聯系起來；書記精明，知道自己的位置，“支持”、“幫助”企業主。這種模式，類似于國有企業中的“哥倆好”。總的來說，由于黨組織的定位問題實際上沒有解決，黨組織在非公有制企業中活動開展得好的為數不多，順便指出，相比之下，浙江還是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方面做得比較好的省份。在多數其他地方，情況更不容樂觀。

**對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的新一輪探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是最早出現非公有制企業的地方，并且迄今仍然是非公有制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在**，到2006年初，全市已有個體工商戶22萬戶，民營企業13萬多家。兩項合計，非公有制的工業產值占了全市工業產值的96%，上交稅收占了75%，從業人員占了80%，創造的出口額占全市外貿出口總額的98%以上。非公有制經濟當之無愧地成了**發展的主要支柱，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推進城市化的重要基礎，經濟發展的活動源泉。經濟的發展，使**最早遇到雖的地方還沒有遇到的問題，也促使他們比別人更早地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在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問題上，尤其如此。

通過這些年的探索，**對非公有制企業黨建設有哪些新的認識？

第一，企業黨組織應當是企業發展所需要的。企業黨組織是政治組織，但不應當是企業經營和發展的額外負擔。毫無疑問，產權清晰，職責明確，建立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各司其職的法人治理結構，就具備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但是，有了現代企業制度，并不等于企業必然立于不敗之地。相反，擁有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同樣既可能在競爭中發展，也可能在競爭中衰落。其原因固然眾多，但是，企業組織自身顯然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要在競爭中獲得優勢，企業不但需要現代企業的架構，還須是強大的團隊，有高度的內聚力，有拼搏的精神。法人治理結構并不天然提供這些條件。企業黨組織則由于自身特點和優勢，能夠滿足這方面的要求。企業黨組織站在這樣的角度來定位，才能在企業中為自己找到用武之地。

第二，企業黨組織在利益上應當是超然的。企業是一個整體，又是不同利益的集合體。在企業中，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各有自己的不同利益，同時又都要通過企業的發展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共同目標。這里體現出的是“異”和“同”的辯證關系。企業黨組織不能在“異”上做文章，而應該在“同”上找位置。黨組織既不能完全站到企業主一邊，成為企業主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也不能和員工一起把企業主作為斗爭對象，更不能和企業的發展分離開來，做“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旁觀者”。相反，黨組織應當成為把三者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通過協調各方利益，形成共同目標，推動企業健康、良性發展，才是企業黨組織應當擔負起來的職責。

第三，黨組織的活動和企業發展的根本方向應當是一致的。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因此，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和我們黨的目標同向。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是朝著黨的目標前進。抓住這個目標和切入點，圍繞增強企業的活力、凝聚力和提高企業競爭力開展工作，黨的建設才能真正成為企業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部分，為企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動力。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的命運即系于此。

在這些新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的總目標開展企業黨建工作”的思路。近年來，**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工作沿著這一思路展開，取得了豐碩成果。

二、**探索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的大體情況

**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實踐逐步深入過程，大致可以分作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各有明顯的特點。

20**年以前為第一階段，可以稱作外延發展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在全國率先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迅速、大量涌現，出現了千家萬戶搞家庭工業、千軍萬馬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熱鬧場面，有人形容為：“家家辦工場，戶戶聞機聲”。**地處國防前線，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投入甚少，工業極不發達。因此，非公有制經濟一下子就成了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這種狀況，客觀上使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問題變得非常突出。因為很顯然，如果在其他地方，對于在新出現的經濟組織中要不要建立黨組織的問題尚無定論、還可以放一放，那么，在**，這個問題的處理則直接影響著黨對社會的控制力。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緊迫性。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很早就開始了在非公有制企業中開展黨建工作的嘗試。1987年8月，瑞安市振中工程機械廠作為試點，建立了全市、也是全省第一個私營企業黨支部。1993年初，全市組織了大規模的股份合作企業黨建工作調查，并且選擇了14個重點鄉鎮擴大試點，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市委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股份合作企業黨建工作的試行意見》、《關于加強新的經濟組織黨的建設的意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在全市逐步全面推開。經過10余年的推進，到2005年，全市已有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3100多個，覆蓋15000多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格局已經形成。

這一階段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的主要特點和內容，可以用“擴大黨的工作的覆蓋面”來概括。根據實際，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建立各種形式的黨組織，使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從無到有，是這一階段的工作重點。這是一種主要體現力量的擴張的處延發展，具體說來有如下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組織。**市委明確要求，“固定職工50名以上的企業要有黨員，正式黨員3名以上和固定職工100名以上的企業都要建立黨組織”。按照這一要求，各級黨組織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把任務落實到每個領導干部頭上。鄉鎮黨委把全鎮的非公有制企業劃分成若干個片區，每個片區由鎮領導負責掛鉤聯系。由于非公有制企業的情況各不相同，組建黨組織的方式也是多樣的。典型者如協調各有關經濟部門共同抓組建。不少經濟管理部門擔負的日常工作都與非公有制經濟有關。因此，可以利用這一便利條件，由它們協助當地黨組織做好工作，形成齊抓組建、共促黨建的合力。如**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動了經濟發展局、財政局、工商局等14個職能部門，和黨組織一起抓全區200多家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效果。

二是創新組織形式。針對非公有制企業組織形態多樣化的實際，本著有利于上級黨組織管理，有利于黨組織開展活動，有利于黨員正常參加組織生活的原則，堅持從企業實際出發，因企制宜，靈活設置黨組織。主要采取四種方式：正式黨員3名以上，有合適書記人選，黨員分布、構成比較合理，各方面條件比較成熟的企業，單獨組建黨組織；正式黨員不滿3名的企業，按照相近地域或行業，建立聯合支部；零星分散在企業中的黨員，掛靠到鄉鎮行業管理部門或企業管理部門黨組織；在企業比較集中的村，根據企業黨員人數，或單位建支部，或建聯合支部，或建黨小組，由村黨委、總支或支部管理，即所謂“村廠聯建”。與此同時，還針對聯合黨支部活動質量和效果不夠理想的實際，對黨組織設置方式及時進行改進。

三是嚴格組織管理。對黨組織的建立，**市委嚴格按照“組建一個、鞏固一個、規范一個”的原則開展工作，不搞“大呼隆”、“一窩蜂”。同時，對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發展黨員又堅持積極的態度。2000年以來，全市在非公有制企業中先后發展了5600多名新黨員，為28000多名“隱型”黨員落實了組織關系，幫助1600多名黨員組織關系遷轉工作，為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推進提供了必要的的組織基礎。相應地，各級黨組織也把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織、共青團組織建設，納入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整體規劃，一同研究部署，一并規劃實施，一起督查考核。

四是加強上級領導。**采用選派工作指導員抓組建的做法，近年來從縣級機關和鄉鎮(街道)共抽調了2200多名黨員干部，下派到沒有黨員、未建立黨組織的重點企業，幫助指導企業抓好發展黨員和黨組織的組建工作。對新建立的黨組織，指定黨員干部專人聯系，定期進行回訪檢查，及時解決黨建工作中的問題。已有的企業黨組織加強管理，每季召開企業黨組織書記例會，交流溝通信息，全面掌控情況，研究探討問題，落實對策措施。組織部門還在全市建立了10個黨務工作者人才信息庫，編錄了580多名黨務工作者的詳細檔案資料，實行了聯網化管理，及時為有需求的企業推薦和輸送黨務工作者。

當然，在這一階段，由于黨組織尚無準備定位，非公有制企業中黨工作的問題也開始普遍出現。關于這種問題和困境，我們前面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述，這里不再言。正是面對遇到的問題尋求解決的辦法，**逐步形成了對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工作的新認識，推動實踐前進，走到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從2005年年初起，可以稱作內涵發展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的問題日益凸顯。毋庸說，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在非公有制企業中都建立了黨組織，黨的工作也仍然和企業處于“兩張皮”的狀態，組織部門的同志稱之為“玻璃天花板式的困惑”。這個比喻，把那種有所感覺而又看得不清、想弄明白又有距離、似乎夠得著又隔著一層的朦朦朧朧的認識狀態表達得淋漓盡致。**市委對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的新認識和關于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的總目標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的新思路，說到底，首先是由這種困境逼出來的。

如果說，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遇到的困境為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推動力，那么，黨中央和總書記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則是為之開辟了理論和實踐空間，使得這一探索的前景變得豁然開朗。一個企業的發展，有許多內外要素在起作用。對內而言，既有人的要素，也有物的要素；人的要素中，既有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等個體要素，也有他們互動形成的生產關系；物的要素中，既有生產資料、生產對象等“硬件”，也有制度、科學技術等“軟件”。對外而言，既有自然的要素，又有社會的要素；自然的要素中包括資源、環境，社會的要素中既包括政府、法律、政策、制度，也包括其他企業和各種社會組織、群體等等。內外各個要素和諧的企業，才是有活力的企業；有的活力的企業，才能在競爭中發揮優勢，求得發展。這樣，“活力和諧企業”的概念便產生了。

以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為目標開展工作，是市委為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找到的新的立足點。在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組織不是作為和其他要素博弈的力量，而是整合的力量；不是代表利益的一方，而是超越各方利益，把各方利益協調起來。**市委認為，這一新工作理念的提出充分體現了政治要求和時代特色：一是完全符合中央的戰略要求，非公有制企業作為社會的細胞是否和諧，直接關系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二是完全符合企業發展需要，企業和諧了，企業高效率運轉，企業就會得到更多的利益。三是完全符合職工的利益追求，企業發展好，職工也會有更高的福利和收入。總之，這是一個符合各方要求、同時也符合企業發展規律的目標定位。

沿著這個思路，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工作被概括為五項內容，用市委組織部的話說，就是發揮“五個優勢”：致力于一切積極因素的調動，發揮黨組織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致力于企業團隊精神的培育，發揮黨組織領導文化建設的優勢；致力于各方合法權益的維護，發揮黨組織整合利益化解矛盾的優勢；致力于人力資源的開發，發揮黨組織集聚優秀人才的優勢；致力于外部發展環境的優化，發揮黨組織協調溝通各方的優勢。

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有了這樣一個定位，就好比面對一團亂麻有了一把快刀，黨組織和企業內部方方面面的關系逐步理順，過去的尷尬地位也逐漸變得不再尷尬，黨建工作有了質的改觀。把第二階段和第一階段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若干重大轉變和不斷向縱深發展的生動過程。

首先，黨的工作由重“量”轉向重“質”，著力于激發企業發展的內動力。過去，由于著力點在擴大覆蓋面上，黨組織的工作難免會有為黨建而抓黨建的味道。其結果是，黨組織的形式有了，對企業來說，它們卻是掛在空中的，沒有根。在不少人看來，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作用有限，既談不上監督，更談不上充當“核心”，無非是使這些企業中的黨員能夠過上組織生活，使政治上要求進步的人能找到一個政治歸宿。立足在這一點上，黨組織的工作與企業自身的運作自然是不搭界的。黨組織活動的好壞，主要依老板高興不高興而定，黨的活動理不直、氣不壯。現在則不同。黨組織定位在圍繞促進企業的和諧、提高企業的活力開展工作，黨的工作就不再可有可無，而是成了企業發展的需要，成為企業發展所依賴和仰仗的部分。用一位企業黨委書記的話說：我們不搬用“三個代表”，而講“三個服務”：服務于企業發展，服務于企業文化前進方向，服務于廣大員工利益，真正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因此，黨組織的工作和企業其他工作一樣，也在為企業創造價值。用這樣的觀念看待黨的工作，就不再是為自身發展而發展，把增加黨組織和黨員的數量作為工作的主要指標，而是提升企業黨組織的生存力和戰斗力。黨組織的戰斗力提高了，吸引力就增強了，愿意入黨的人也增加了。這樣，黨組織質的提升又反過去推動了黨組織量的良性擴張。

其次，企業由“硬件”建設為主轉向“軟件”建設為主，為企業黨組織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非公有制經濟經過20余年的發展，已經不再停留在原來小打小鬧、家庭作坊式的經營，而是邁入了一個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不要說千萬元的企業，就是上億元產值的企業，在**也比比皆是。像德力西這樣的現代化程度非常高的企業，甚至有了承接我國航天發射器配件生產的能力。大批企業擺脫家庭管理模式，強強聯合，組成“旗艦”，積極走向國際市場參與競爭。如“正泰”、“金獅”等一批企業，在市委市政府引導、鼓勵、支持下，與世界大企業大集團合作，“與狼共舞”、“與虎共生”，并通過合作，提升自己。許多企業采用標準化、國際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制度。可以說，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在企業管理水平上，**非公有制企業都加快了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步伐。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繼續堅持和健全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增強人們對企業的認同感，增強他們的事業心，進而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越來越成為企業管理的新需求。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企業文化管理的需求。做人的工作，通過思想溝通和教育聚攏人心，恰恰是黨的工作的傳統和優勢。這樣，企業的需求和黨的工作的優勢便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結合點。也就是因為這個結合點，說得夸張些，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工作過去看不到什么前途，如今卻前景一片光明。

再次，企業主的態度由“要我抓”轉向“我要抓”，各個方面聯手互動推進黨建工作。過去，企業黨建和企業發展是“兩股道”、“兩張皮”，各管各的事、各走各的路，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十分脆弱。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主總體說對來在自己的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開展活動，態度是不積極的。畢竟，黨組織的活動會牽扯員工的精力，有時還需要資金，更不要說還會對企業主形成約束了。有的企業主比照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黨組織活動的情況，認定有了企業黨組織，等于有了一個來爭權奪利的對手。由于擔心大權旁落，企業主始終對黨組織存在高度戒備的心理。此外，要求黨組織起“政治核心作用”、“監督作用”、“參與重大決策”等等這些主張，在觀念沒有轉變的情況下，也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過去企業黨組織說了算的模式，這更加深了企業主的憂慮。在確立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新目標后，情況改變了。企業主普遍看到，企業黨的活動的大前提發生了深刻變化。執政黨探索和思考執政規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要求出發，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這是黨的綱領和根本目標在當今時代的突出體現。“活力和諧企業”的目標，就是這一重大戰略思想在微觀層次的反映，是這一思想在企業層面的落實。因此，圍繞建設“活力和諧企業”開展黨的工作，不但是企業發展所歡迎的，而且是黨的目標和任務的要求。有了這一認識，企業主的思想疙瘩解開了。不少人從過去對企業黨組織不接受或勉強接受，逐步轉向自覺接受，發自內心地支持黨建工作。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工作已經由過去那種“要企業抓黨建”的被動局面，逐步向“企業要抓黨建”轉變。一些企業抓黨建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例如有一家嘗到甜頭的中日合資企業，為了體現對黨的活動的重視，提取約占工資總額1.9%的資金，專門用于黨組織活動。有的企業專門設立了政治處，作為做黨的工作的部門，和人事部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還有的企業設置了組織部、統戰部，為黨的工作提供了組織平臺。

三、**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發展的基本經驗

**從提出圍繞建設“活力和諧企業”的目標開展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到現在，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但是，取得的效果十分明顯。他們的經驗，非常值得概括和總結。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的第一條經驗是：從企業自身運作規律出發，來思考企業黨的建設的規律性。

按照執政規律來執政，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獲得的一個重要認識。同樣，探索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的建設，也首先應該遵循企業自身運作的規律。企業運作和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對這個問題，我們實際上長期沒有搞清楚。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把企業作為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企業自然只能成為行政的附屬物。后來，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我們終于逐步掌握了企業活動的一些基本規則，企業的獨立法人主體地位得以確立。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對于企業運作應當遵循的規律，我們事實上還沒有把它作為規律來認識、來尊重。表現之一就是，一俟涉及企業黨的建設，往往又回到過去的思路，似乎只有由黨組織來掌握企業經營決策的權力，才能保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朝著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這樣認識問題的結果，就是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按照領導民主革命和計劃經濟時形成的經驗、而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企業運作的規律來思考企業黨的建設問題，企業黨的工作因而長期不能擺脫“兩張皮”、“兩心”難變“一心”的困境。

從這個角度看，**市委之所以能夠在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問題上有新的突破，就是因為他們不再因循過去那種“就黨建論黨建、就黨建抓黨建”的模式，而是從企業發展規律來思考企業黨的建設。企業是經濟組織，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企業發展有自己的規律。**的改革開放實踐表明，順應這些規律，非公有制經濟才有今天的發展。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創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新鮮經驗，為“黨指揮槍”提供了組織保證。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黨組織成為帶領工人階級完成國家任務的戰斗保壘。這些經驗，都是我們黨在自己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是彌足珍貴的。這些經驗之所以在當時管用，就是因為他們符合人民戰爭的規律，符合計劃經濟體制的設計要求。但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經濟組織，既不可能把黨組織的政治任務作為自己的任務，也不再獨立承擔政治和社會職能。相反，在企業中活動的黨組織應當給企業發展幫忙，而不是增加負擔，更不是添亂。它們的活動，應當有利于促進企業的整體利益，有利于企業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進而有利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貢獻。

沿著這個思路，**市委明確提出了非公有制企業黨的活動應當符合“三個要求”的觀點：一是符合黨的要求，即企業黨組織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忠實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體現黨的意志，并依此來確定自己的工作目標；二是符合企業主的要求，即符合他們把企業做大做強的愿望；三是符合企業職工的要求，即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企業黨組織的工作，就是把這三個要求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形成推動企業健康發展的合力。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開展黨的工作，即是他們為企業黨組織找到的目標。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的第二條經驗是：把黨的工作變成企業的需要，使黨組織成為企業運作不可缺少的部分。

按照企業運作的規律來思考企業黨的建設問題，黨的工作就必須順應企業發展的要求來開展。企業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越來越需要企業內部組織的科學性。正是這種客觀壓力，促進了企業朝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發展。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框架，就是法人治理結構。從這個角度講，企業黨組織不是企業治理所必需的。如何從這種“不是必需”變成“必需”？這是擺在黨組織面前的最大問題。不完成這樣一個轉變，企業中的黨組織不管形式上多么完善，早晚還是會被擠出企業。解決這個問題無非三條途徑：一是用黨組織取代法人治理結構，其結果是黨組織成了企業行政組織，實際上不再是政治組織，企業之間的競爭變成了基層黨組織之間的競爭。這種場面，在無市場競爭的計劃經濟時代尚可維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則是不可想象的。二是黨組織扮演其中一個群體代表的角色，例如所有者、經營者或勞動者。這樣的黨組織，與其說是黨組織，不如說是利益團體。三是黨組織既不取代法人治理結構(或者法人治理結構中之一者)，也不代表某一方面的利益，但卻能起到企業發展所渴求、而法人治理結構又無法起到的作用，它超越所有這些方面，而又為這些方面所離不開。

這樣的定位在企業中存在不存在？**的實踐給了我們十分肯定的回答。企業發展是需要內動力的。在人力資源成為企業發展越來越重要的資源的今天，如何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內聚力，是企業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而法人治理結構也好，工會及其他組織也好，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就給黨組織的活動提供了空間。企業發展不久應當具備各種要素，而且各要素之間應當有機協調，形成合力。企業“硬件”之間的合力，靠科學的體制、機制來解決。而企業“軟件”之間、特別是人力之間的合力，則要靠達成共識、相互合作來解決。這樣，企業的活力與和諧，便成了企業黨組織借以立足和開展活動的最基本的載體。

以“活力和諧企業”為總載體，使企業內部關系找到了根本點，也為黨組織的科學定位確立了前提。黨組織不是不需關心職工利益。但僅站在職工的立場上去關心，很容易和業主發生矛盾。企業黨組織也不能不關心企業發展。但站在企業主的立場上去講發展，又很容易被職工看作業主用來追求利益的工具。這些落點之間相互矛盾，使黨組織很難把握自己的角色。有了這一總載體，情況不同了。無論是企業發展，還是業主、職工利益，都落到了一個點上，有人概括為“目標同向，工作同力，發展同步”。這“三同”又引出了“三心”：業主放心，工作舒心，員工開心。黨組織的角色和感覺都和過去不一樣：黨組織既有對職工利益的關心，也有對業主利益的關心，但這兩種關心的出發點都是企業的發展，關注的都是企業能不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舞臺上做大做強。這樣，黨組織才真正成了企業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些企業家講得真誠：企業健康發展離不開黨組織。我們企業能有今天，與企業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是分不開的。黨組織在企業生產經營管理中發揮了“導航器”、“主心骨”、“內當家”和“先鋒隊”的作用，為企業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企業黨組織的工作也變得理直氣壯。一位企業黨組織的書記說：企業主已經感到離不開我們。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的第三條經驗是：使黨的新定位具體化，把它落實到要素和要素活動的每一個細節上。

在確認圍繞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的目標開展黨的工作同時，**的同志特別強調它是一個“總載體”。“總載體”意味著，它不是企業黨組織的一項具體工作，不是和“”制度、評優爭先活動等黨組織發起的其他活動相提并列的內容，而是貫通于整個黨組織活動的一根主線。企業黨組織的各項工作，都是從這條主線上生發開去的。

因此，反過來說，要使這個目標定位落到實處，就必須把它變成可操作的制度、規則、措施和內容。沒有這些制度、規則、措施和內容，這個目標定位就依然只能停留在理論上。在這方面，**各級黨組織進行了大量細致的探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的體會是：建設活力和諧企業是一項系統工程，黨組織開展活動也必須系統。為此，他們對活力和諧企業總目標進行綜合分析，把它細化為若干子目標，與黨組織的活動進行系統對接，一一尋找結合點。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活力和諧企業”要求企業內部人與人的和諧。和諧不是一團和氣，而是體現在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企業有吸引力、凝聚力。企業如何吸引員工？工資待遇當然是一方面。但是，僅此還不夠。人的追求，既受物質需求的驅使，也受實現個人價值這類精神需求的激勵。因此，健康向上的、有凝聚力的企業文化，成為企業吸引力的重要內容。正是從這一觀念出發，黨組織都明確地把塑造企業文化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職責。黨組織的許多活動都圍繞企業文化建設展開。實事求是地說，黨組織的活動過去也是有的。但是普遍說來，過去由于黨組織定位模糊，這些活動總難免零散、不系統，有為了顯示黨組織的存在而開展的味道。定位明確了，這種狀況大為改觀。

又如，“活力和諧企業”的內部和諧，以人的素質為前提。在企業內部人際關系中，企業主無疑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企業主素質高，內部和諧就容易實現；企業主素質低，內部和諧則很難。這樣，企業內部關系和諧就提出了對業主素質的要求。企業主的思想政治素質，是諸多素質中最重要的素質之一。結合提高這方面的素質，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黨組織+董事會理論學習聯合會議制度”。這個制度實際上是一個多用途的溝通企業領導層內部關系的平臺。一方面，企業主通過這個制度學習知識，學習形勢，學習政策，提高自己把握大局的本領；另一方面，這個制度也成了黨組織與企業決策層溝通的渠道。在學習中，黨組織和董事會平等對話，共謀發展。這樣的學習制度，企業主非常歡迎。

再如，“活力和諧企業”不僅要求企業內部和諧，而且企業與外部社會也應當是和諧的。企業不但要發展自己，而且要回報社會，在社會上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反過來，有了良好的社會形象，企業就等于為自己贏得了更好的環境，又能進一步得到發展。黨組織抓住這一點大力開展工作。企業主在感受到其中的好處之后，參與公益事業的積極性也大為提高。一些企業家自覺發起成立了“民營企業慈善基金”，目前基金已達15億元，主要用于希望工程、到貧困山區扶貧、抗洪救災等社會公益事業。針對**自身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地方黨組織發起“139”工程，開展幫扶活動，即組織企業主參觀本市的139個貧困村，使他們深有感觸。回來之后趁熱打鐵，發起了和貧困村結對子活動。有的企業主把原籍的貧困村作為結對對象，在資金、物資等各方面給予支持。去年，**市還引導企業積極參加“光彩事業在我心”的活動，組織了260多家企業和浙江省的落后地區建立了聯系。捐助的慈善基金，僅去年一年就新增了5000多萬。在**，很多企業都把回報社會作為盡責任、樹形象的重要手段。今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許多企業都和農村建立了共建關系。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的第四條經驗是：聯系本企業實際開展工作，既堅持總體思路，又體現自身特色。

有了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的目標開展企業黨的工作這樣一個總體思路，黨組織活動的面大大拓寬，活動的內容大大豐富了。**把這些活動概括為五個主要方面：一是著力在構建企業文化上下功夫；二是著力在優化人力資源上下工夫；三是著力在提升業主素質上下工夫；四是著力在體制機制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結合上下功夫；五是著力在企業與企業、與社會其他主體的聯動上下工夫。總的說來，**非公有制企業中的黨組織在自己的工作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這五個方面，體現了企業黨建的全面深入。與此同時，不少企業結合自身實際，在這基礎上干出了自己的特點、特色。

例如，有的企業黨組織在企業內部矛盾關系協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非公有制企業，出現了許多這樣的現象：職工有困難，黨組織發動捐款，大家獻愛心。有的黨組織建立了黨組織書記接待日、“民主懇談會”等制度，還鼓勵業主開辦“業主談心接待日”，為融洽業主與員工的關系搭建平臺。有一個公司，工人因工資與廠方發生糾紛，工人和企業主各自堅持自己的主張，互不相讓，最后鬧到了工人要停工的地步。黨組織出面協調，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雙方終于各自作出讓步，使問題得到了較好解決。企業主深深有感于這次沖突的解決，發自內心地說：看來，“內部和諧也是生產力”。

又如，有的企業在黨組織的大力倡導下，企業文化有聲有色，非常鮮明。在**，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認識到，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光靠提供物質利益，留住人才是很難的。員工關系的是自己的發展，老板關心的是自己的產品。企業必須有很強的文化氛圍、向心力、凝聚力，才能把人才牢牢地吸引住。黨組織的作用就在于，通過主導塑造企業文化的過程，把兩者結合起來。不少企業黨組織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積極主動地投入到企業文化建設中，不但提供了優良的企業產品，而且在產品后面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有的企業還把工會和團委直選也引進來，調動員工積極性，激發他們的主人翁感，使企業的活力和團隊精神大大加強。

再如，有的企業黨組織通過抓企業的人才工作，為企業發展提供支持。人才的競爭是企業面臨的最大競爭。黨組織在培養和留住人才方面有著特色的優勢。一個企業家認識得很深刻：管理人才、培育人才、留住人才的事情，應該放手由黨組織來做，因為黨管人才是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原則，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經驗，由黨來做企業人才工作，一定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企業中，這樣的認識是很普遍的。黨組織在這方面的共和也非常積極。一些黨組織積極向企業推薦人才；一些企業黨組織提出“黨愛人才、黨育人才、黨聚人才”，積極為人才提供培訓和服務；一些企業黨組織通過營造濃厚的“以人為本”的氛圍，積極為人才解決各種問題，留住人才。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四、**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的啟示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更值得研究，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上，都能給我們深化執政黨建設問題的思考帶來非常豐富的啟迪。

首先，**的實踐對全國范圍內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是大有啟示的。過去不少人認為，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作的現代企業制度來說，有了法人治理結構就足夠了。其實不然。沒有法人治理結構，自然缺乏科學管理的前提。但是，有了法人治理結構，也仍然有一個如何把企業內部的各個要素調動起來、協調起來的問題。建立各種機構、制度，是調動和協調各個要素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對于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人來說，制度只能規范人的行為，只能給人們劃定一個不能越過的底線，卻難以在這個底線之上起作用。對于人自身和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的一些非物質因素(人們通常把它們與制度一起形容為企業的“軟件”)，如對企業的價值判斷，對企業主基本理念的認同，由認同而產生的自覺服從、創新沖動、團隊精神等，制度是無能為力的。這些問題，只能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來解決。企業文化越來越成為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決定著企業的未來，這在今天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正是利益協調和企業文化建設這些功能，為企業黨的工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因此，簡單照搬西方國家經驗，認為企業中不應建立黨組織，是不對的。既然企業中存在協調各方利益的需求，既然企業需要進行企業文化建設，那么，只要黨組織履行了這些不可替代的功能，企業黨組織就有存在的理由。同樣，簡單認為我們國家性質不同、黨的地位不同，把在企業中是否有黨組織看作企業是否合格的標志，也是不對的。企業是否需要黨組織，關鍵看黨組織是否能夠正確定位，為企業提供動力，成為企業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否則，即使建立了黨組織，即使用行政手段把它們強加在企業頭上，如果不能履行必要的功能，那么，這些黨組織也早晚會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可以說，在這方面，我們黨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經驗具有普遍的推廣意義。

其次，**的實踐對推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也是大有啟示的。非公有制企業中黨的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表面看來是由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帶來的：企業的產權歸企業主所有，過去國有企業那種決策和經營者可以由黨組織說了算的情況，自然也就不再適用，必須另辟蹺徑。許多人從這個角度對**非公有制企業的黨建探索予以肯定。這也確實符合我們的慣常思維。

但是，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這里可能暗含著一個認識的誤區。因為這種觀點的確立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國有企業中的黨的建設已經解決，不存在問題。這個前提恰恰在可疑的。事實上，在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中，雖然黨組織建立起來了，但黨組織如何定位、黨的工作如何開展的問題，其實都并沒有解決。

從我們前面列舉的企業黨建工作的兩個重要方面——協調各方利益和建設企業文化——來分析，不難看出這一點。從協調功能看，國有企業其實無法真正做到協調各方利益。為什么？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模糊定位使然。我們知道，國有企業中的黨組織負責人通常有三種任職形式：一是由董事長兼任，二是由總經理兼任，三是由其中的一個副職兼任。至于在有些國有參股公司，黨組織負責人兼任工會主席(其實是工會主席兼黨組織負責人，因為工會是企業中的應設組織)，則已屬特例，難以列入我們討論的范圍。很顯然，這里面的無論哪一種情況，都無法使黨組織站在超脫的地位，因為黨組織要么代表所有者，要么代表經營者，要么代表勞動者。可以設想，一旦所有者或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發生利益博弈的時候，黨組織就難以起作用。從道理上講，在國有企業中，黨組織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是正確的，讓黨員服從國家的利益也是正確的。但是，在出現利益問題的情況下，黨組織就很難得到職工的認同。

難以履行協調職能，企業文化建設功能也就難以得到很好的履行。如果黨組織在各方面利益博弈中偏向了一方，那么可想而知，當它出面引領企業文化建設時，普通職工會是一種什么心態。在他們看來，或許企業文化建設完全是一種功利行為，無非是想讓勞動者踏踏實實給所有者干活，為利潤增值作貢獻，和他們的切身利益并無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職工不會把企業文化真當回事，其成效可想而知。

可見，對國有企業黨組織來說，同樣有一個重新定位的問題。**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給這種定位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系。我認為，國有企業黨組織也應當借鑒**的經驗，來考慮目標定位問題。或許在一些人看來，把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定位與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定位相提并論，似乎是貶低了黨組織的作用，其實不然。我們現在的要求的“政治核心作用”看上去似乎很高，實際上無法實現。至于按照原有的思路“參與重大問題決策”，在目前實踐中，更多帶來的是企業班子內部的摩擦和不和諧。關鍵在于，這種定位不但虛、空，而且沒有真正融入企業，很容易被邊緣化。正因為此，一些長期從事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的同志開始從更深的層次思考問題。寶鋼黨組織近年來的成功探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次，**的實踐還可以促進我們從宏觀上對執政黨建設進行思考。**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實踐，解決的是微觀層面的黨的建設問題。但是，其中的一些道理，是我們在思考全局性的黨的建設問題也同樣適用的。我們黨是一個長期執政的黨，領導著整個國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也越來越迫切地提了出來。鄧小平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黨政關系(他的用詞是“黨政分開”)。實事求是地說，黨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處理，不能說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我們分設了黨、政兩套系統，但是它們之間的職責和職能有什么區別，除了黨管“重大問題”、政管行政事務的籠統要求外，在操作過程中往往相互交錯，難以分清。而且事實上，就連這種區別也是經不住推敲的：政府管行政事務，人大管什么？人大管決策，黨又往哪里放？黨組織人大、政府的事情都攬起來了，設立人大和政府還有什么意義？

這個問題之所以長期難以解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恐怕是缺乏清晰的思路。我們不但想把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那套體制和模式當作既成事實接受下來，而且基本上沒有改變這套體制和模式賴以運行的理念。因此，很自然，誰要改變這套體制和模式，誰就可能有“削弱黨的領導”之嫌。但是，如果在改革過程中，遇到和舊體制發生沖突就往后退，改革肯定難以取得進展。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都處在這樣一種改革困境中。

如何理順推進黨的領導體制改革的思路？**的實踐在方法論上值得借鑒。概括起來就是：不是把現狀作為標準，而是研究政府運行的基本規律，按照這一規律設計政府的運作，在政府運作科學化的前提下，思考政黨在其中起作用的方式和路徑。這就如同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思考黨組織如何成為企業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樣。不同之處只在于，如果企業中的黨組織擺不好自己的位置，就有可能被企業排斥出來；而在政黨政治條件下，政府中的政黨不可能被排除，而是政黨反過來使政府運作不科學。

毋庸說，**經驗雖然是成功的，但不能說不存在任何問題了。這里面，既有理論問題，也有實踐問題；既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操作上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不局限于**本身，而是帶有全國普遍性，是下一步推進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的發展需要盡快解決的，應當引起高度重視。比較突出的問題有兩個：

一是理論創新問題。

把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定位在“圍繞構建‘活力和諧企業’目標開展工作”，既符合黨中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也符合執政黨建設的目標，更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但是，它和傳統理論還是存在一定矛盾。眾所周知，我們黨并沒有因為改革開放而改變批評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這一立場的一個基點，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存在剝削。現在問題在于，我們還沒有說清楚，我們現在支持的非公有制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和資本主義所有制形式相比存在什么本質區別。這個問題不說清楚，根據傳統理論，人們很自然地會認為，非公有制企業也是存在剝削的。由此推理，黨組織把自己定位在超越各方利益、協調各方利益，而不是定位在維護工人利益、反對剝削上，是否意味著黨自身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如果不是，那是否意味著黨組織的這種定位只是權宜之計、將來還要改回去？這個矛盾看上去是一個純粹理論問題，實際上潛在地影響著人們對黨的信任，不可小覷。實踐呼喚修改傳統理論，發展新的理論。不斷推動創新，形成一套有自己完整邏輯體系的執政理論，為正在向前推進的實踐提供支持，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具有迫切性。

二是黨建活動經費問題。

黨組織既要開展活動，就需要有相應的經費支持，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通過市委組織部直接作出規定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這個規定主要提出了兩項要求。一是對企業的要求：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活動經費要在企業管理費中列支，據實在稅前扣除。黨組織活動經費每年初由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根據工作需要和節約的原則，編制年度預算，一般按不低于職工年度工資總額千分之入的比例提取，列入企業財務計劃，并專款專用。二是對政府部門的要求：財政要對黨組織活動給予支持。縣(市、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每年要根據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的實際，落實一定的專項經費，原則上每年按當地每個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至少1000元的數額撥付給社會工作委員會，最低不少于5萬元。很顯然，這一點資金，對發達的**來說，實在不算什么問題，無論是企業主，還是政府，可能都不會在意。但是，如果拿到全國范圍，則很可能就成了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無論是企業主掏錢，還是政府撥款，似都缺乏法律依據，還容易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執政黨可以為自己的活動經費向公眾征稅。這是很危險的。所以，應當探索一種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否可以這樣設想：在企業主還不能普遍認識企業黨組織活動必要性的情況下，可以在有限的時段內采用明文規定的辦法，支持黨組織融入企業的過程，但應盡快由這種組織規定的方式過渡到企業自愿的方式。在黨組織通過自己的工作實績贏得了企業主的信賴以后，可設計某種形式的獎勵制度，把向黨的工作投入資金作為一種榮譽和導向，鼓勵企業主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