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帶有強烈的悲劇性。這種變革是以精英、乃至普通民眾不斷否定自身文化的方式進行的，所謂打倒孔家店、摧毀舊文化曾經被精英們當作建設新文化的基本前提。并且一直到今天，不少精英對于中國現代化仍持這種不破不立的激進立場。這種看法甚至已成為一個新傳統。

然而，把這樣的常識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廣東潮汕地區就會發現，它其實完全不能成立。在這里，新舊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傳統的價值、習俗、乃至社會結構，在這里保持著連續性。甚至這里的社會治理，也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傳統的制度進行的，比如，在鄉村，“老人組”擁有廣泛的治理權。尤其奇妙的是，這些傳統支持了現代的工商業秩序——這里的現代工商業是中國最發達的。

傳統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實并不特殊。如果對中國的現狀分地域進行觀察，甚至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凡是傳統保存較為完好的地區，其社會秩序相對較好，經濟增長表現也十分突出。南方與北方、東南與西北的經濟發達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傳統性程度來解釋。比如，溫州與潮汕類似，傳統同樣保存較為完好，而經濟、社會和治理秩序也更為健全。

換言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與新文化運動的常識正好相反的命題：傳統之保存與經濟繁榮、與社會優良治理之間，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

這一點并不難理解。過去十幾年間，作為顯學，經濟學、法學向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眾普及了一個常識：規則至關重要。這種貢獻放到中國百年知識史上，當然是極為重要的。

1.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設計旅游英語專業課程體系

優化海洋旅游和佛教文化課程結構，在旅游英語專業（導游方向）和（休閑旅游方向）的課程設置上，要引入海洋旅游新業態和地方特色文化，包括游艇、禪修等海洋休閑旅游知識和海洋文化、佛教文化常識等，引導學生理解領會地方文化內涵，更好地將地方文化知識滲透到課堂教學中。課程設置要體現培養學生職業能力和綜合素質，強化職業技能與個性特長，增設形體訓練、公共藝術課、服務禮儀等課程，培養學生的外在形象和內涵。課程體系總體上宜采用“寬基礎、活模塊”的模式，在前三個學期構建由“專業核心課程模塊、綜合素質能力培訓課程模塊（基礎課程）、職業能力培養技術課程模塊”三大模塊的“寬基礎”教學，培養通用型的旅游英語專業人才；第四個學期開始進入選修的“活模塊”階段，根據旅游產業和旅游企業發展需求，開設酒店服務、國際郵輪、濱海休閑旅游、導游等若干個選修大模塊，輔以若干個職業崗位證書培訓課程，使學生就業可以在旅游行業中靈活轉換職業，適應浙江海洋旅游業發展的多元需要。在課程的設置上可以聽取旅游企業的負責人及往屆畢業生的意見和建議，他們的實際工作經驗能夠讓他們對該專業未來的需求方向有更清晰的認識。作為本校的畢業生，他們樂意通過自己的建議和意見為母校的教學改革及人才培養做出貢獻；從學校的角度上說，來自于企業一線的意見能夠使課程設置更加合理和完善，更加符合社會的需求。

2.強化實踐能力，完善旅游英語專業實訓體系

工學結合是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點，實驗、實訓、實習是三個關鍵環節，工學交替則是有利于增強學生職業能力的最重要的教學模式之一。校企間的“工學交替”，就是學生在學校掌握一定的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基礎上，可以分期分批地安排學生利用暑假和周末到旅行企業實習，擔任兼職導游并指定老師加強指導；從第二學年起，在旅游服務的旺季到相關的旅游企業頂崗實習，旅游服務的淡季再返回學校繼續學習、“工學結合”體現了新時期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的要求，也是職業教育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在第三學年安排學生去旅行社，酒店及郵輪等相關企業開展頂崗實習。在參與實習的過程中，要求學生自主設計，自主創新，自我發展，以便于學生提升外語的應用能力，實現“零適應”畢業實習模式。國際化的涉外旅游服務人才，最終要在真實的職場環境中熏陶形成。

目前海外頂崗實習作為人才培養途徑已經成為旅游院校高職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模式，我國臺灣地區的高雄餐旅學院、浙江旅游職業學院等都已在阿聯酋、日本等國家建立海外實習基地，派遣研修生在旅游企業頂崗實習。根據我院專業特色和辦學基礎，應逐步在國際郵輪公司、海外酒店等建立實習基地，通過訂單培養等方式輸送海外實習生。校內的“工學交替”，在理實一體化的基礎上，開展校內理論教學與實訓的“工學交替”，通過校內仿真實訓設施的自助開放，讓學生自主訓練。目前，高職院校的校內實訓基地基本以課堂實訓教學為主，實訓場所的課后利用率不高，有些經營性的校內實訓基地受經濟效益的制約，也難以經常性地接受學生的實訓活動。對于目前設施先進、裝修華麗、仿真性高的非經營性實訓場所，應實行開放式管理，讓學生在課余時間能夠自助訓練，提高學生職業技能培養的自主性和自覺性。如在我院已經建成的郵輪服務綜合實訓室，旅游英語專業學生自助訓練的方式采取以下途徑：

（1）酒店、郵輪情景劇表演，可以班級或社團為單位，設計編排一些與酒店服務、郵輪旅游有關的英語小品、話劇等，也可以進行一些英語卡拉ok的活動，能夠讓學生在實訓室進行排練，既提高文藝表演的才能，滿足自娛自樂的需求，又在活動中提高英語學習興趣；

摘要：論文以當代音樂教學的現狀與問題為出發點，梳理、論證傅雷音樂教育思想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此外，論文還專注到音樂中“文學性”與“音樂性”“，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相通、相融問題。通過以上論證，以期為當代音樂教學改革提供一個思考方向。

關鍵詞：音樂教育；人文教育；音樂性；文學性

象征主義將音樂性視為文學的最高準則與目標，而以美國學者韋勒克為代表的學論則認為文學的聲音效果與音樂的純聲音不屬于同一符號體系。在文學領域，文學“音樂化”一直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世界性課題。不過，關于音樂中的“文學性”問題則是一個毋庸置疑的音樂常識：在西方，莎士比亞文學作品與貝多芬交響曲在藝術效果上可謂異曲同工，究其根源乃是作品中文學性與音樂性的交融；在中國，“六藝經傳”①中《詩》《書》與《樂》均以“教化”為最終藝術目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雍容有度，講究典雅、自然，成為中國文學與音樂的共同藝術追求。在這一傳統之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意義從音樂領域的至高點擴展為文學意義上的典范；同樣，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等古詩所取得的文學地位也與詩歌中的音樂性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宋詞更是文學性與音樂性完美結合的例證。由此不難推論，音樂中的“文學性”問題乃是音樂教育的一個關鍵課題。關于這一點，傅雷早在他的第一篇音樂評論中就切中中國音樂教育的要害：“我們中國人應該如何不以學習外表的技術、演奏西洋名曲作為滿足，而更應該使自己的內心生活豐滿、擴實，把自己的人格磨練、升華，觀察、實現、體會固有的民族之魂以努力于創造！”②但是，100年過去了，當代藝術學校在重視專業技能教育卻輕視文化素質培養的教育誤區中越陷越深。在這一背景下，以“鋼琴詩人”傅聰的教育實例，梳理傅雷的音樂教育思想，對當代音樂教育乃至藝術教育的健康發展，顯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音樂教學中民族身份認同教育的必要性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整個文化掀起了一陣“尋根熱”。在音樂的“尋根”路上，中國音樂人陷入身份的尷尬：在以西方器樂為主體的現代音樂領域，中國人“從哪里來”，又該“到哪里去”？自我身份的懷疑帶來音樂人主體的自卑，于是，西方成為中國音樂的標準，“模仿”則成為中國當代音樂教學的法則。可以說，主體身份的否定所帶來的藝術靈魂的喪失已成為當代中國音樂藝術的最大掣肘。在音樂主體的身份建構問題上，傅雷以“先為人、次為做藝術，再為音樂家，終為鋼琴家”的藝術教育思想為當代音樂教育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思路。實際上，“先為人、次為做藝術”的實質與中國傳統文人的“德成為上，藝成而下”一脈相承。在對傅聰的教育實踐中，傅雷的確重視道德教育。在1954年9月的家書中，他告誡傅聰不忘做一個德藝兼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你別忘了，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也是很少很少。哪一個人教育一個年輕的藝術學生，除了藝術之外，再加上這么多的道德的？”從傳統文學根基的培養到愛國情操的塑造，傅雷時刻不忘對傅聰“中國人”“赤子之心”的身份教育。而正是這一與音樂技巧無關的身份教育造就了傅聰音樂在國際上的身份與地位。1955年，“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后，巴西評委塔里番洛夫人對傅聰稱贊到：“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樂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還有熱烈的、慷慨激昂的氣質，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少有的細膩與高雅的意境，特別像你瑪祖卡中表現的。我歷任第二、三、四屆的評判員，從未聽到這樣天才式的瑪祖卡，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個中國人創造了真正的瑪祖卡的風格。”③而意大利鋼琴家阿高斯蒂教授更是一語中的：“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給你那么多難得的天賦，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國的意境”。④傅聰到英國后，英國評論界為傅聰的演奏會寫下評論《從東方來的新啟示》，指出“傅聰并不是接受西方音樂傳統，而另有一種清新的前所未有的觀點”。由此不難推斷，傅聰在世界音樂界的成就不僅僅是世界對其個人的褒獎，更是對中國文化、中國音樂人的肯定。而作為父親和教育者的身份的傅雷對于傅聰所取得的成績更有著清醒的認識：“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具備自己的民族靈魂，才能徹底了解別人民族的優秀傳統，滲透他們的靈魂。”⑤傅雷將“藝德”的塑造作為音樂教育的首要目標，重視對傅聰民族身份的培養與塑造，首次將中國鋼琴家推上了世界的舞臺。反觀當代國內音樂教育：或是陷入崇洋媚外的誤區，或是陷入一味炫技的泥潭，忽略對受教育者的人格教育、“藝德”教育。主體民族身份的模糊必然造成中國藝術家失去民族靈魂，繼而失去“藝術靈魂”。因此，當代音樂教育界輒需轉變觀念，在重視“藝技”之外，關注到對“藝德”教育的重視，將民族身份認同教育納入到常規音樂教學之中。

二、音樂教學中文學教育的合理性

一、群眾文化的內涵

群眾文化是長久以來不斷積累下來的財富，是精神和物質的總和，以精神為主，物質為輔。從宏觀意義上講，是長期的社會形勢所積累下來的一種形態；從微觀意義上看，是長久以來每一座城市落下的文化底蘊，是群眾性活動娛樂的總和，包括廣播電視、文學藝術等。

二、基層群眾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在我國召開的十一屆人大會議上，根據我國的社會主義特點，國家已經明確的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在一定意義上確定了群眾文化建設的重要戰略地位。

1.基層的群眾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目前，我們國家一直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朝這個目標不斷努力，一直堅持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堅持走廣大群眾路線，為群眾辦事。與此同時，也對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要求。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與群眾基層文化相結合，與群眾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動相融合，這樣能夠提高廣大群眾的人文文化水平。人民群眾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根本，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群眾文化同樣也是構建和諧文化社會的主要內容，是城市精神文明的基礎。所以，基層群眾文化建設對構建和諧社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尊敬的縣委、縣政府、縣教育局各位領導，尊敬的縣德育工作檢查團各位成員：

首先我代表澧縣計算機學校全體教職工與學生對各位蒞臨本校檢查評估德育工作表示熱烈的歡迎！我校的德育工作在上級領導的親切指導下，通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德育機制日漸完善，德育教學序開展，傳統教育得以鞏固，宣傳氛圍濃厚，師德師風優良，師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熱情高漲，校園和諧人人遵紀守法，校園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安全衛生常抓不懈，互動教育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等。下面請讓我從十個方面對我校德育方面的工作匯報如下，不妥當之處，還望各位批評指正。

一、德育機制：

學校形成了德育教育網絡，學校成立了以陳明章校長為組長的德育領導小組，下設德育工作辦公室即學生工作處（政教處、團委會），由各班主作任、團支書記、班長為班級德育工作督查員，明確校長為德育工作第一責任人，劉楚梅（龍潭寺派出所管段民警）任法制副校長，學校成立了團委會、學生會，各班團支部、班委會組織健全，譚華生擔任團委書記、楊方模擔任政教主任。

為德育工作活動規劃和落實措施，學校請關協領導田秀玉、陳章玉同志、交警隊的陳高軍同志、管權民警劉楚梅同志為校外輔導員。針對學校教師實際制定了德育培訓規劃及考核細則，有教學崗位考核獎懲措施，有學生的文明規范及落實措施。

今年集體研究了德育工作四次，每次有詳細的記載。

教育培養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入黨積極分子，是建設高素質黨員隊伍的根本保證。近年來，*縣委組織部以中組部及相關部門《關于加強對中學生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的意見》為指導，按照“著眼長遠、立足教育、重在培養、個別發展”的要求，積極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大力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做好中學生黨員發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為黨員發展工作開辟了一條有效的途徑。

一、根本動因

從客觀現實上看，*有黨員7864名，其中農村、社區黨員4947名，60歲以上1738人，占35%；小學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農村、社區黨員隊伍年齡老化、素質偏低，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能力不強的問題異常突出。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常年游離于農村基層組織之外，無法教育和培養，培養的入黨積極分子數量偏少、年齡偏高，已不能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另據統計，全縣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職中有在校學生1.3萬人，每年畢業返鄉學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無疑為農村、社區發展黨員工作找到了一股源頭活水。

從形勢要求上看，做好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培養工作是發展青年黨員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保持黨的肌體富于青春與活力，黨和人民的事業后繼有人，從而保證黨的事業在新世紀長遠發展的需要。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注意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高知識群體、青年中發展黨員”。青年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執政黨的希望。黨正是擁有了最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眾基礎，事業才蓬勃發展。中學生是當代青年中的優秀群體，是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在廣大中學生中開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養一大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事關黨的事業能否后繼有人，事關黨的千秋大業的興衰成敗。積極培養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源源不斷地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學生吸收到黨內來，壯大黨員隊伍，不僅為基層組織培養了后備力量和輸送了新鮮“血液”，而且將有效改善全縣黨員隊伍的構成和分布，對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增強基層黨組織的生機、活力和戰斗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從學生成長上看，加強中學生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符合青年學生成長規律。在校的中學生，年齡一般在12-20歲之間，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可塑性很強，是培養教育的理想階段。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及時把他們當中有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在學習、工作和社會活動中表現突出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不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當代高中學生生活成長在一個急劇變革和發展的年代，他們目睹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現代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輝煌業績，同時又受到市場經濟負面效應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思想觀念、理想選擇和價值判斷上存在以下特點：關注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判斷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對社會共同理想的體認還缺乏一致性；崇尚先進，認同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覺性；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有時過于功利，追求實用性；思想活躍，敢想敢說，但分析問題缺乏科學性；積極進取，健康向上，但有時缺乏堅韌性。從心理和年齡角度分析，他們處在思想逐步定型的關鍵時期，但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還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他們的心理能力依賴于生活經驗的積累和文化知識的熏陶，因此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用科學理論構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內因作正向發展，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

二、基本做法

教育培養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入黨積極分子，是建設高素質黨員隊伍的根本保證。近年來，*縣委組織部以中組部及相關部門《關于加強對中學生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的意見》為指導，按照“著眼長遠、立足教育、重在培養、個別發展”的要求，積極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大力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做好中學生黨員發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為黨員發展工作開辟了一條有效的途徑。

一、根本動因

從客觀現實上看，*有黨員7864名，其中農村、社區黨員4947名，60歲以上1738人，占35%；小學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農村、社區黨員隊伍年齡老化、素質偏低，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能力不強的問題異常突出。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常年游離于農村基層組織之外，無法教育和培養，培養的入黨積極分子數量偏少、年齡偏高，已不能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另據統計，全縣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職中有在校學生1.3萬人，每年畢業返鄉學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無疑為農村、社區發展黨員工作找到了一股源頭活水。

從形勢要求上看，做好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培養工作是發展青年黨員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保持黨的肌體富于青春與活力，黨和人民的事業后繼有人，從而保證黨的事業在新世紀長遠發展的需要。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注意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高知識群體、青年中發展黨員”。青年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執政黨的希望。黨正是擁有了最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眾基礎，事業才蓬勃發展。中學生是當代青年中的優秀群體，是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在廣大中學生中開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養一大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事關黨的事業能否后繼有人，事關黨的千秋大業的興衰成敗。積極培養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源源不斷地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學生吸收到黨內來，壯大黨員隊伍，不僅為基層組織培養了后備力量和輸送了新鮮“血液”，而且將有效改善全縣黨員隊伍的構成和分布，對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增強基層黨組織的生機、活力和戰斗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從學生成長上看，加強中學生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符合青年學生成長規律。在校的中學生，年齡一般在12-20歲之間，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可塑性很強，是培養教育的理想階段。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及時把他們當中有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在學習、工作和社會活動中表現突出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不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當代高中學生生活成長在一個急劇變革和發展的年代，他們目睹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現代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輝煌業績，同時又受到市場經濟負面效應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思想觀念、理想選擇和價值判斷上存在以下特點：關注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判斷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對社會共同理想的體認還缺乏一致性；崇尚先進，認同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覺性；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有時過于功利，追求實用性；思想活躍，敢想敢說，但分析問題缺乏科學性；積極進取，健康向上，但有時缺乏堅韌性。從心理和年齡角度分析，他們處在思想逐步定型的關鍵時期，但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還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他們的心理能力依賴于生活經驗的積累和文化知識的熏陶，因此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用科學理論構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內因作正向發展，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

二、基本做法

教育培養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入黨積極分子，是建設高素質黨員隊伍的根本保證。近年來，*縣委組織部以中組部及相關部門《關于加強對中學生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的意見》為指導，按照“著眼長遠、立足教育、重在培養、個別發展”的要求，積極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大力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做好中學生黨員發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為黨員發展工作開辟了一條有效的途徑。

一、根本動因

從客觀現實上看，*有黨員7864名，其中農村、社區黨員4947名，60歲以上1738人，占35%；小學以下文化程度2385人，占48%。農村、社區黨員隊伍年齡老化、素質偏低，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能力不強的問題異常突出。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常年游離于農村基層組織之外，無法教育和培養，培養的入黨積極分子數量偏少、年齡偏高，已不能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另據統計，全縣3所完中、8所初中、1所職中有在校學生1.3萬人，每年畢業返鄉學生4000余人。如果提前介入，在中學生中開展黨的基本知識教育，培養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無疑為農村、社區發展黨員工作找到了一股源頭活水。

從形勢要求上看，做好中學生入黨積極分子培養工作是發展青年黨員的一條重要途徑，是保持黨的肌體富于青春與活力，黨和人民的事業后繼有人，從而保證黨的事業在新世紀長遠發展的需要。*報告明確指出：要“注意在生產、工作第一線和高知識群體、青年中發展黨員”。青年不僅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是執政黨的希望。黨正是擁有了最為可靠、牢固的青年群眾基礎，事業才蓬勃發展。中學生是當代青年中的優秀群體，是未來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在廣大中學生中開展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培養一大批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事關黨的事業能否后繼有人，事關黨的千秋大業的興衰成敗。積極培養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源源不斷地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學生吸收到黨內來，壯大黨員隊伍，不僅為基層組織培養了后備力量和輸送了新鮮“血液”，而且將有效改善全縣黨員隊伍的構成和分布，對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增強基層黨組織的生機、活力和戰斗力，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從學生成長上看，加強中學生黨的基本知識教育，符合青年學生成長規律。在校的中學生，年齡一般在12-20歲之間，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可塑性很強，是培養教育的理想階段。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及時把他們當中有堅定共產主義信念，在學習、工作和社會活動中表現突出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不僅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當代高中學生生活成長在一個急劇變革和發展的年代，他們目睹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現代化建設的豐碩成果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輝煌業績，同時又受到市場經濟負面效應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在思想觀念、理想選擇和價值判斷上存在以下特點：關注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判斷存在片面性；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對社會共同理想的體認還缺乏一致性；崇尚先進，認同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但缺乏知行合一的自覺性；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但有時過于功利，追求實用性；思想活躍，敢想敢說，但分析問題缺乏科學性；積極進取，健康向上，但有時缺乏堅韌性。從心理和年齡角度分析，他們處在思想逐步定型的關鍵時期，但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還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他們的心理能力依賴于生活經驗的積累和文化知識的熏陶，因此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培養，用科學理論構筑精神支柱，促使其內因作正向發展，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

二、基本做法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風云人物,他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貢獻,尤其是對中國學術史的研究,產生的影響力更為廣泛深遠,持久延綿。本文系統地介紹了梁啟超在中國學術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展示一個比較清晰、可資參考的影像,使眾人能夠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梁啟超。

[關鍵詞]梁啟超新史學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重在“論”,致力于對學術發展演變過程進行考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重在“史”,廣征博引,描述各個學術派別的開創人物。這兩部是學術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與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對一代學術的貫通考察,都重視對各派學術的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擴大了學術的研究范圍。

《中國歷史研究法》分為六章:1.史的意義及其范圍;2.過去之中國史學界;3.史之改造;4.說史料;5.史料之搜集與鑒別;6.史跡之論次。其中在說史料一章中將史料分為文字記錄和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兩大類,之下又細分為12小類,相比過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與鑒別一章中,梁啟超結合自身的治學經驗,提出辨偽書的“十二條公例”,構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學理論方法體系,吸收傳統史學的精華,利用西方進化論來批判舊史學的弊端。不僅倡導了宏觀上的史界革命,還對具體的技術問題作出了闡述。此書倡導客觀態度和經世致用的精神,歸納出了一整套比較科學的研究史料和編纂史書的方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總論分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長;3.五種專史(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分論是該書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詳細論證了五種專史的寫作方法。其中有一節專門講“史學史的做法”,這是具有開先河意義的。

（一）

正確處理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關系，為中國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發展問題上存在兩種基本理論主張或傾向：第一種是文化“進化論”或稱為文化進化主義，這種觀點認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單線進化的發展模式，因此處在不同階段的文化有先進與落后、高級與低級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之中。這種觀點看到了文化發展的統一性和時代性，卻否認了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民族性，“全盤西化論”者把中國的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屬于這一種觀點。胡適就認為，中國文化發展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2]第二種是文化多元論和文化相對主義，這種觀點則認為不同的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不同的文化之間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進和落后、高級與低級的分別。這種觀點肯定了文化的多樣性和民族性，卻否認了文化的時代性，“東方文化派”明顯的持這一觀點。梁漱溟就認為，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們各自處在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向當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價值。他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么，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3]從鴉片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問題上，逐漸形成了一條基本思維走向，那就是學習西方，批判傳統，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正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4]1470而那時的外國主要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然而，當歷史的步伐邁進20世紀時，兩件世界性的歷史事件改變了中國人的文化選擇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它使中國人深深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弊病。其二則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生長出一種新的文明即所謂的“第三新文明”，它給苦苦探尋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曙光。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紛至沓來的各種西方文化思潮進行了認真的比較和分析，最終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中國共產黨早期在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上也存在著認識的偏差，主要表現在只強調文化的時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發表的《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確指出，文化本無東西之別，“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5]青年雖然也認識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和價值，認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說的東方文明就是指中國文明。但在那個啟蒙時代，他跟其他啟蒙思想家一樣主要是站在先進文化或者說文化的時代性角度，主張對民族傳統文化弊端進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實現決裂，以解放國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戰爭爆發后，當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時，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明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則十分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認識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性，強調維護和發展文化的民族性不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戰爭時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文化民族性問題的體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開始自覺地處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關系問題。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他們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而保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先進性。正如所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

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別強調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性原則，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特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明確指出，我們所要建立的新文化，無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是社會主義文化，它都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須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認為，隨著的發展，出現了兩種形式主義即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和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里所說的形式主義向右是指以胡適為代表的“全盤西化論”，形式主義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黨內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點是脫離中國實際，雖然他們旗號不同，形式各異，實質都是相同的，他們都無視我們民族自身的特點，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及社會心理、歷史傳統、民情風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國的制度文化和經驗模式，頂禮膜拜，照搬照抄。而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處理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辯證關系，既反對全盤西化，又反對復古主義；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方向，又維護了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從而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嚴重挫傷的中國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義上的那種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是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有機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與文化的大眾化相聯系，為中國文化發展注入了無限生機和活力。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思想的啟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講到的沒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機相結合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沒有正確處理好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關系。知識分子常常以啟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啟蒙的方式上也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例，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革命，建設平民文學，力圖使文學更好地走進大眾。然而，誠如所指出的，事實上它并沒有能夠達到普遍化大眾化的地步，“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6]在學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農民一向“痛恨學校”，一向看不慣“洋學堂”，因為他們說的都是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深受鄭觀應、梁啟超、陳獨秀等眾多啟蒙思想家影響，青年也認為，幾千年傳統使國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們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進行國民性的批判與重塑方能變革中國之社會，而要變革中國社會，則自然需要一批圣賢站出來“拯民救世”。認為，圣人得大本，賢人略得大本，愚人則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現“小人累君子”現象，但君子、圣人不應獨善其身，而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難看出，青年在文化發展的力量與源泉問題上，并沒有很好地處理知識分子與廣大群眾的關系。但當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這種觀念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開始擯棄早期那種君子與小人的二元對立的劃分法，開始把自己融入到民眾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報》上發表評論，批判“長衣社會的先生們”以訓誡的口吻、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指點和教訓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