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助學貸款證券化是將助學貸款債權銷售給私有資本持有者,使它們成為能在私有資本市場上具有投資價值的資產。這為助學貸款體系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并使之具有流動性,分散了違約風險。我國當前的法律體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國家助學貸款證券化發展的因素,同時也有一些法律障礙和立法空白。改善法律環境,審慎發展助學貸款證券化“二級市場”,有利于推動銀行開展助學貸款業務,增加我國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來源,使教育資源短缺的狀況得到緩解,從而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

[英文摘要]：

[關鍵字]：國家助學貸款/證券化/法律分析

[論文正文]：

資產證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發端于1970年代的美國，是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能在未來產生可預見的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或資產集合（在法學本質上是債權）出售給特設載體（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分離和重組資產的收益和風險并增強資產的信用，轉化成由資產產生的現金流擔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證券，銷售給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在這一過程中，SPV以證券銷售收入償付發起人的資產出售價款，以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償付投資者所持證券的權益。資產證券化是融資過程，也是融資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發展趨勢[1]。

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具有直接融資和表外融資等優勢的資產證券化在亞洲資本市場發展迅猛，形式也漸趨多樣。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新加坡、中國香港及臺灣地區都積極利用這一金融工具為本地經濟服務。我國自1990年代起，成功進行了珠海機動車輛收費、中遠集團航運收入、中集集團應收款證券化等資產證券化離岸操作，開始我國的資產證券化[2]。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公布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分別成為信貸資產證券化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試點，這標志著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在中國正式啟動。

一、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模式單一

在實際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涉及兩門學科，教學模式單一，無法滿足學生實際的教學需要。有的教師知識結構不完善，課程的整體性和邏輯性較差，不能充分發揮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還有的教師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教學經驗。同時在很多的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論嚴重脫離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因此，單一的教學模式無法保證學生學以致用，很難解決實際中遇到的問題。

2.教學管理體制有待改進

在當前考試教學管理體制下，很多的教師只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現象較為嚴重。有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受到體制因素的限制，無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學水平，教學范圍比較窄，無法在教學過程中進行創新。同時當前的考試制度非常重視教材內容和知識，使得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質量不高，很難增強這一門課程的感染力，考試分數也不能反映學生真實的綜合能力。因此，要不斷深化改革考試制度，重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的措施

一、大學生情商培養的新陣地

情商(EmotionalQuotient，EQ)即情緒商數，是一個與智商(IntelligenceQuotient，IQ)相對的概念，通常是指一個人運用智力以外的心理力量了解和管理自身的情緒和行為，以及認識、理解、疏導他人的情緒和行為的能力。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認為，情商具體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能力：“(1)了解自身情緒；(2)管理情緒；(3)自我激勵；(4)識別他人的情緒；(5)處理人際關系。”[1](49)一個人心理是否健康，為人處世是否得體，人際關系是否和諧，是否具備合作能力和領袖氣質，均與他的情商有密切聯系。廣為接受的觀點認為“一個人的成功遵循20/80法則，即20%取決于智商，80%由其他因素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情商”[1](ⅩⅥ)。并且，與智商不同，“成人仍然可以通過培訓極大地提升情商和改善生活質量”[1](Ⅶ)。因此，近年來情商培養受到包括高校在內的教育界的廣泛關注。但是，目前我國高校對于大學生情商的培養還存在諸多不足，根據李曉艷副教授的研究，較為突出的問題有情商教育的“內容缺乏系統規劃，內容零散隨意”和“教育手段陳舊，教育實效低下”[2](643-644)。筆者認為，缺乏有效的教育載體，特別是課程載體，是造成以上現狀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已經開設“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的基礎上，建議進一步將情商教育融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以下簡稱“基礎”課)，利用該課程在內容上與情商培養的契合性，并運用該課程特有的教學方法，使其成為對大學生進行情商培養的重要陣地。同時，融入情商培養內容的“基礎”課也必將更受大學生的歡迎，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二、情商教育與“基礎”課的關聯

“基礎”課是高校思政理論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大學生成長成才的課程。情商培養之所以能夠在“基礎”課的教學中開展，是因為兩者具有諸多方面的契合之處。1.情商培養之于“基礎”課。首先，融入情商培養有助于大學生更好的建立對相關知識的認知。“基礎”課包含不少與心理學相關的知識點，且大多與情商培養有關，如信念的力量；人生價值的創造；促進身心以及個人與他人、社會的和諧；道德的心理學機制；犯罪的主觀心理等內容，情商教育的引入可以為認識這些知識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心理學視角。其次，情緒的力量能夠更好的發揮基礎課的激勵作用。事實上，“基礎”課的目的并不囿于傳授具體的專業知識，而是以這些知識為基礎，教人做人——做什么樣的人，怎么生活才有意義，怎樣的人生追求才有價值，怎樣成為一名愛國者與創新者。對此，單純的說教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情感的關懷，激情的感召。增加相關情緒控制的教學內容，能讓大學生感受到更多的激勵和激情，體會更多的正能量，增加他們內生的學習動力。最后，融入情商培養后，基礎課將對大學生的情緒和行為產生更好的調控作用。弘揚道德和法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要落實到主體的行為選擇能力上，但往往“知易行難”。其重要原因就是過激戰勝理性，情緒的失控導致行為的失控。試想如果藥家鑫能控制住“激情”，也許就避免悲劇的發生。因此，情商教育能夠引導大學生了解和控制自身的情緒，運用同理心去尊重、體諒、寬恕別人，從而有助于“基礎”課教學效果的提高和教學目的的達成。2.“基礎”課之于情商培養。首先，“基礎”課為情商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之外又提供了一個固定的、合適的課程陣地。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情商培養更多強調內心的自省，個體自我身心的和諧。相較而言，在“基礎”課中進行情商教育則宜更多的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達成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和諧。其次，“基礎”課為在高校中開展情商教育指明了鮮明的價值取向。從現有的論著來看，學者們似乎更傾向于將情商培養作為一個價值中立的過程。但筆者對此并不贊同，在“基礎”課的情商教學中應當旗幟鮮明的堅持集體主義、社會本位的取向。提高情商絕不是讓大學生成為錢理群教授眼中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是要讓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踐行者。3.“基礎”課與情商培養具有同向的目標“基礎”課的目的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和法治觀，并以此為指導促進他們的成長成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具體專業知識以外的教育，“德才兼備”是其終極目標。而情商教育使人保持積極的情緒與和諧的人際關系，其重點也是充分發掘人的智商以外的心理力量，“智商高且情商高”是其最終目標。因此，“基礎”課與情商培養的目標是同向的，即人的全面發展。

三、在“基礎”課中開展情商培養的途徑與方法

將情商教育融入“基礎”課不僅需要觀念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尋找融入的具體途徑以及切實改善教學的方法。在本文看來，這些途徑和方法主要有：1.情商培養的途徑。首先，在“適應人生新階段”的教學中，除了理性闡釋大學生活的變化以及相應的學習理念的更新之外，我們將感性的力量融入教學過程。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我們引導學生“發現你的熱愛”。每個青年都有躁動不安的靈魂，而“基礎”課有責任將其引向正確的方向。其次，在“理想信念”和“促進自我身心和諧”的教學中，我們幫助學生自我認知。自我認知是自我觀察，這是一種“跳出自己看自己”的能力，一種自省的能力，主要包含兩點：一是認識自己的長處、潛質和缺點、不足，進而“有勇氣來改變可以改變的事情，有胸懷來接受不可改變的事情，有智慧來分辨兩者的不同”[3](18)。二是知道自己的當下的情緒(如快樂、憤怒、沮喪等)，并能予以夠妥善處理。比如，焦慮雖然是一種負面情緒，但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卻能提高人的警覺性和工作效率。再次，在“人生價值”的教學中，我們培養學生自我激勵的能力，在自我認知的基礎上建立積極、樂觀、自信的心態，尤其是正確面對挫折的能力。又及，在“促進個人與他人和諧”部分，第一步要注重同理心的培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設身處地的關心他人、體諒他人；在此基礎上，以集體主義原則為指導，提高傾聽、陳述、協調、組織等人際交往能力，其核心是正確處理競爭與合作的關系。最后，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4]。因此，除了從理論角度幫助學生理解社會主義法治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之外，在培養大學生樹立法治觀念和法律思維的過程中，亦要重視感性與熱情的感召。2.情商培養的方法。首先，思政課教師自身應當提高情商素養，在面對廣大學生時要保持積極樂觀的情緒，悅納自己才能感染別人；同時有意識的增加自己在心理學和情商培養方面的知識儲備，才能在課堂上有的放矢。其次，運用情感教育法。“所謂情感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要真心投入，真情付出，以情感人，使教育對象對教育者、教育內容等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從而自覺自愿地接受教育。”[5](67)情商理論啟示我們：當學生產生情感認同時，思政教育往往能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次，重視榜樣的力量。榜樣既可以是運用情商能力成就一番偉業的杰出人物，也可以是身邊的讓人“如沐春風”的普通人。最后，利用“基礎”課的實驗教學環節開展情商教育。比如，在“認識你自己”的實驗中，我們讓每位學生寫下自己的優點和不足，并找出那些能夠改進的不足。同時我們讓學生贊美他的室友，從而也發現他人的長處。又如，電影中不乏展現情商能力的事例，如《阿甘正傳》中的阿甘就是一個低智商但高情商的代表，我們組織學生對他待人處事的方式進行討論，從而獲得有益的啟示。

1選擇合理的目標

并非所有問題都能夠在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中進行探究，尤其是在有限課時里選擇何種問題供學生探究尚需要教師認真思考，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總結。教師首先應確保精心選擇探究主題。以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為例，可供探究的主題涉及愛國主義、職業規劃、道德建設、法治建設、理想信念以及戀愛問題等等。教師應參考當前社會熱點，或以學生關注度為依據，同時根據課時限制來選擇探究主題。其次還應以此類主題為中心，進一步選擇可供學生探究的那些具體問題。在設計這些問題時應注意遵循與學生、實際、生活相互貼近的原則，確保所選問題能夠調動學生積極性和興趣。例如教師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以課時限制、大一新生特點為依據來選擇大學生職業規劃、道德建設以及戀愛問題這三大主題作為本學期探究主題，以便于引導學生在未來大學生活中所將要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予以有效解決，并促使學生主動關注社會并且了解社會，能夠以理性的思考觀念來對待周圍社會事物與問題。而在確定所選主題后，教師可以戀愛問題這一主題作為討論中心，組織學生開展戀愛觀調查、戀愛中的個人道德、傳統家庭美德以及戀愛利弊分析等不同問題的探討，可讓學生根據個人喜好來選擇相應的問題展開探究。由于所選問題均屬于個人偏好，因此學生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和參與度。而在道德建設主題討論中也同樣如此，教師可以從道德建設重點、道德現狀評價以及道德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等不同角度出發，引導學生通過理性思考，進而能夠正確分析社會熱點問題。此外，應就職業規劃問題逐步引導學生對自身專業各類信息進行搜集整理，并對專業就業情況有所了解，激發學生對專業未來發展方向有所關注，從而有利于學生主動思考自己在大學階段所應實現的目標。總而言之，通過上述問題的設計來引導學生對其面臨的各類現實問題予以良好解決。

2選擇相應的探究方法

應以探究式教學不同的內容為依據來選擇相應的探究方法，其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是問題探討法。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是一門針對廣泛存在于青年學生群體中的各類思想問題所開設的重要課程，其問題色彩鮮明，且問題源較為豐富。而問題探討法則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實效性以及針對性，在應用問題探究法的同時還可參考選材主題差異來開展包括展示性探究、搜集性探究、設計性探究以及調查性探究等多種方式在內的主題探究法。問題探究法在教學過程中是其中最為常用的一種方法。教師應著眼于道德發展現狀以及道德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組織學生以分組的方式搜集資料，并在組間展開討論與總結，還可在班級內部進行交流以及相互學習。在此情況下，教師可給出問題，并基于社會中出現的道德滑坡問題組織學生展開深入研究與談論，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并合理應對。學生通過此類小組活動逐步了解到如何在團隊中開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有效交流彼此的觀點與看法，了解到應善于聽取別人迥異的觀點和見解，從而能夠著眼于不同角度來思考和探討問題，并最終解決問題。利用此類方式，學生不僅能夠正確認識現實問題，同時其問題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

3課堂中教師應發揮主導作用而學生則居于主體地位

教師在探究式教學中關鍵應發揮主導作用，應在適宜的時間內適度介入學生探究活動，同時注意給予有效引導，并采用正確的點撥方法，防止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偏離或者迷失方向。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教師應適度予以引導，同時評估小組學生的總結，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并在尊重學生的前提下展開師生交流與對話，引導學生在個人真實想法面前能夠做到坦誠相待，并幫助學生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此外，教師應善于引導學生積極發表個人見解，并基于各類問題進行辯論、反思、歸納以及總結。例如在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大學生戀愛問題的過程中，教師首先應對持有不同觀點的學生予以尊重，并對這些學生所發表的觀點予以客觀評價，讓學生認識到這些觀點的利弊，從而能夠客觀認識到大學生戀愛這一問題的利弊，而教師還可從自身體會出發來引導學生認識道德在愛情中的重要作用。在受到教師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學生能夠打開心扉、積極發表個人言論，教師由此也實現了引導學生討論和思考的目的。與此同時看，教師還應掌握必備的學科基礎知識以及相關資料，從而為學生開展探究活動提供信息支撐。在探究式教學過程中，學生處于課堂主體地位是一個基本理念。要想確保教學理念富有主體性，教師自身首先應具備主體性意識，并對學生課堂主體地位予以尊重，與學生保持平等地位，以平等態度對待學生，并在教育活動中始終堅持以學生個人成長與發展作為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應構建和諧、民主和平等的師生關系，并以此為前提從學生群體的內心需求以及身心發展特點與水平出發，積極啟發、點撥以及引導學生，從而高效實現正確選擇教學內容并將其內化和外化的目的。

摘要：在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中構建探究性教學模式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領會新課改精神的重要措施之一。以此為背景，筆者在本文中深入的研究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開展探究性教學的模式，以期進一步促進基礎課程的教學質量，更好的培養學生在校大學生的思想道德并提高遵紀守法的意識。

關鍵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探究性教學；研究

所謂的探究性教學指的是老師對學生的研究意識、能力進行創新的培養，把探究性思維融入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開展研究性的學習活動。筆者在本文中首先分析了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中培養探究性教學模式所必備的“沃土”，然后就培養在校大學生養成探究性學習的措施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期進一步提升國內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質量。

一、優化課堂教學,培養適合“基礎”課的探究性教學模式

1.提出問題階段

開展探究性教學的重要階段為提問題階段，其會對探究性教學的質量、效果造成很大的影響。深入探討問題的本質我們會發現，它是客觀事物之間存在矛盾并反映在人腦海中。也就意味著問題是聯系人們了解客觀世界的紐帶和橋梁。老師可以對“基礎”教材深入的研究，在掌握課程體系的基礎上提出極具啟發性的開場問題，讓學生的興趣和思維被激發。也可以讓學生自主的研究問題然后根據自己的理解提出問題，劃分學習小組自行討論，進一步研究自認為有價值的問題。怎樣去確定問題、確定什么樣的問題和教師選取的視角有很大的關系，也和教師對教材的理解息息相關，學生自主提問題則受其自身的興趣愛好，生長的環境等有關系。

【關鍵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改革；教學改革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各門課程都需要加快教學改革，以提升課程的實效性，關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的文獻也大量產生。金培玲（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課程中蘊涵了豐富的生命教育的題材，在這門課程中拓展生命教育，既是社會的要求，也是大學生自身發展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1]。因此，該門課程教學過程需要強調生命教育。游小留（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改革需要以專業職業精神為引領，通過課堂互動、主題展示、社會實踐、學習思考等四個模塊設置，嚴控教學過程,改革評價方式，充分激發大學生學習積極性，實現人才培養目標[2]。謝玉龍（2018）指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改革需要從教學內容出發，通過融合多學科的知識，豐度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課程內容，使得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更富吸引力和說服力，達到提高對思想政治理論觀點論證效果的目的，有效地提升課程實效性[3]。通過閱讀大量關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改革的文獻，對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參考性價值。

1《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是教育部規定的大學生學業生涯中必修課程，是大學生素質教育的核心課程，通過該門課程可以培養學生做人的基本素質，幫助學生樹立職業志愿，培育學生的敬業精神，提高學生的人格品質與心理素質等，但是該門課程沿用過去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忽視學生的主導地位，學生學習動力不足、興趣不高，導致課程實效性較差，因此，加快《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改革提高課程實效性，實現人才培養目標。

2《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在新課改的背景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大部分教師的教學模式守舊，過于重視教材理論知識的講授，而忽視對相關熱點和重難點的指導，導致學生只能被動接受教材知識，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影響教學目標的實現。同時，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注重理論教學，忽視實踐教學體系構建，雖然建立了一些實踐教學基地，但是偏重與法制教育，而對于學生道德品質與思想修養方面的實踐基地建設不夠；實踐教學活動比較單一，就是考察一些實踐基地，缺乏對于教學內容的深度挖掘等[4]。

摘要：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是高職院校新生的必修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素養、道德素養及法律素養。但就目前而言，我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學生往往不能將所學習的知識內化于心。究其原因，在于課程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對此，該研究簡要分析了課程教學改革的立足點，同時分析當前職業技術學院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創建合理的情景、優化教學資源等具體的改進策略，以期為我國職業技術學院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工作提供借鑒。

關鍵詞：職業技術學院；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優化策略

時至今日，我國許多職業技術學院思政的課程教學依舊采用傳統的教學方式，即以理論知識的傳授為重點，重視說教，而忽略學生對有關知識的內化，講解的內容浮于表面，思政課程教學效果并不能達到預期。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即面臨這一問題。職業技術學院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較本科院校學生相比較低，尤其是對思政課程的學習，許多學生缺乏學習熱情與學習興趣。因此，教師應積極優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目前采用的教學方式，不斷提高教學整體質量，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強化教學效果，推動道德教育的落實[1-2]。

1課程教學改革的立足點

1.1展現思政理論課程育人宗旨

為了把“大家”精神融入教材、課堂及學生頭腦之中，新課程教學方案應該立足職業技術學院學生面臨及最為關心的問題，借由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之間的有機融合，引導學生逐漸養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及法律素養，不斷提高學生辨別是非的能力。為引導學生逐漸成長為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及建設者，為實現中國夢奠定優秀的思想基礎及法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工作不可背棄這一基本宗旨，需要更好地在教學實踐中為這一宗旨服務。

摘要:法律意識是當代大學生必備法律素質的重要內容，不僅影響著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特征，同時，也對我國法治國家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現階段我國大學生法律知識較為匱乏，大學生違法犯罪事件的逐漸增多，因此，高校通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加強對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已經迫在眉睫。本文就創新《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增強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方法進行了研究分析。

關鍵詞:創新;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大學生;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人們需要具備的一種基本社會意識，能夠充分反映出人們對現有法律的看法以及對自身權利義務的認識程度，并影響著人們法治觀念和日常行為。大學生作為祖國的未來，其法律意識的培養更需要受到高校的重視，因此，要求高校能夠通過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創新，增強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以幫助其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規范其日常行為。

一、大學生法律意識現狀分析

法律的學理性較強，沒有一定的法律理論功底，難以形成正確的法律意識［1］。而從現階段的情況來看，非法律專業學生的法律知識來源主要是依靠《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獲得，但是很多高校在這一課程的安排上，課時相對較少，教授的知識內容也較為淺顯，再加上學生過于注重學分，對課程學習的要求不高，能夠通過考試即可，導致很多大學生對法律知識僅是一知半解，甚至存在錯誤理解的情況。例如硫酸燒熊事件中的當事人曾表明，自己學過這一課程，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是并不知道用硫酸燒傷動物也算違法。由此可見，現今大學生的法律知識嚴重不足，其法律知識水平已經難以支撐起自身法律意識。針對現階段大學生法律意識單薄的情況，還需要學校能夠加強教育，創新課程，是學生認識到法律的重要性，利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權益，從而加快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

二、以增強大學生法律意識為目標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創新方法

一、社會主義法治教育目標解讀

（一）社會主義法治教育目標。1995年，國家教委頒布的《關于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品德教學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進行法治教育，增強學生的法治觀念和法律意識”是高校“兩課”教學的根本目標和主要內容。《國家教委、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司法部關于加強學校法治教育的意見》也明確指出“學校法治教育的任務，是通過向學生傳授必要的法律基本常識和基礎理論知識，使學生對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有初步的了解和認識，增強法律意識，自覺地遵紀守法。”隨著“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寫入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就意味在治國理政的新高度上強調了法治社會的建設目標，也表明一個成熟的執政黨對新時代的制度文化建設目標有更深刻地把握和更清醒地認識。高校在大學生的法治意識和基礎法律知識的掌握方面的教育、引導需要弘揚法治精神；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新時代公民群體的逐漸形成，勢必有助于在全社會樹立法治理念，高校基礎法律知識的理論和教學工作就顯得更為重要。（二）對“相關基礎法律知識”的解讀。在社會主義法治教育目標下，如果把“相關法律基礎知識”看成是“法律的基本常識和基礎理論知識”，在新時代就會顯得僵硬而無生機，教學內容安排也會刻板無新意，在實踐中更不容易為大學生所感知和逐漸內化為觀念，所以，對此概念應予以明確：首先應注意的是其針對性，即與大學生“相關”。“相關”這一概念最初用于概率論和統計學中，后引申至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若兩個變量之間具有相隨變動的關系，則稱其兩者相關或具有相關性。在這一關系中，學生既是知識（傳授）的出發點，也是知識（作用）的歸宿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學生法治教育的過程就是開發大學生主體性的過程；與其相關，就得符合大學生的現實需要和價值追求，而不僅是單方面的期望或施加。但同時也應注意，此處的“大學生”雖就一般而言，但也有其內部層次性的劃分，如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政治教育司所編教材就有本、專科之分。此外，還應注意法學專業學生和非法學專業學生之間的差異。如此做法，既是基于大學生個體差異的考慮，也是注重大學生在法治教育中的主體性的表現。其次，它應該具有基礎性。所謂“基礎”，這是從建筑學移用至人類生活的概念，意指事物發展的根本或起點。顯然，既言此，則必有其目標與終點，此即“基礎”與“建筑”之間的關系。然則“法律知識”的“基礎”何在？這首先要求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下，人們一般不會意識到應該主動去了解那些看起來離他們很遠的法律知識，或是有這種意識但卻沒有興趣去了解。在功利主義的支配之下，法律知識在有用無用之間搖擺不定，失去了其本該有的權威和尊嚴。再者，所謂“基礎法律知識”，還應當與法律是否發動的臨界點或者說法律發動的起點有關，給受知者一個是否違法、是否犯罪、權利是否受到侵害等狀態的基本判別標準。此外，所謂“基礎”也并非“一視同仁”，它同時還有其階段性；對大學生的法治教育還需要考慮到不同的學習階段及過往學習經歷。再次，基礎法律知識的教育應當具有相對獨立地位。《意見》將“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觀念，自覺維護和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正確行使法律所賦予的民主權利，自覺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知法、守法、用法，維護學校穩定”作為高校德育工作的具體目標，這一點尤其值得商榷。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將法治教育納入道德教育的框架之中，不僅不利于道德修養的培育，還使法律失去了其該有的獨立和權威地位。況且，法治理念是當前應當、并且正在提倡的社會價值導向，就其政策性而言，也不應當將法治教育視為道德教育的附庸。因此，開設法律基礎知識課程，是現實之需，也是法治的自證之道。最后，基礎法律知識應當成一個立體的、有機的體系。這特別是針對《意見》對“基礎法律知識”的界定而言。“法律是一種規則體系，同時亦為一種意義體系”，“任何規則必涵蘊有一定的法理，載述著一定的道德關切，寄托著深切的信仰”。[1]法律知識也是一樣，它的上位概念是法律素質。在法律素質方面，需要特別強調、重視法律意識的培養。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法律意識是高校法治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法治社會人人應該具備的意識。

二、大學生對法律基礎知識的現實需求

（一）高校法學專業學生對法律知識能力的培養目標。法治社會進程的推進，離不開最基本的法律規則，更需要滿懷法治理想、具有法治精神的專業法律人和尊法、知法、守法的公民。法學是理論性與應用性都極強的高級專業知識系統，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時代對法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時代培養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標之下，法學院需要首先將法科生培養成為具有公民意識、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精神的合格公民，還需要訓練和培養他們勝任法律職業所需要的繼續學習的能力、創造性思維能力、敏銳的社會洞察力以及運用法律思維進行思考的職業素養。第一,創新知識結構。學院教學除了運用傳統的以法學知識為中心教學方法外，應該創新融入歷史、哲學、經濟、政治、文化等知識，多角度、全方位解釋社會現象。第二,加強法律職業能力培養。建議學院推行“校外實務導師計劃”，即學院聘請在法律實務界有一定影響，或者具有工作經驗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仲裁員、行政司法人員等作為法學院的“校外實務導師”。這些導師專門對學生的職業就業能力進行輔導，以期能又好又快地適應社會。第三，促進創業教育。法學院依托四川大學作為“國家大學生雙創示范基地”的便利，推行“校外創業導師”計劃。借鑒商學院的培養模式，將成功企業家、教育專家、心理學家、非政府組織官員等聘請為創業導師，對有需要的同學開設創業課程，激發法學院學生的潛力。同時，可以設立創業基金，對有良好市場前景和可行性的項目給予一定支持，鼓勵學生創業。第四，推廣個性化教育。從對法學生入學進行生涯規劃教育之時起，就引導學生保持個性和對未來職業的興趣，針對學生的個性和家庭的期許及職業發展規律，在整體上按照專業主干課程計劃和專業素養進行教學活動，同時預留擴展空間供學生自主發揮。于此，學生學術型社團將能發揮積極而顯著的作用，社團將成為學生的“試錯平臺”。（二）高校非法學專業學生對于法學基礎知識的需求。法律基礎知識并非針對法學專業學生的教育，而是針對全體大學生，對于這些非法學專業大學生來說，首先，他們無法深入理解許多法學學說、理論；其次，他們也沒有必要理解得太專業，因此，他們需要的只是“基礎性”的法學知識。因此，對于非法學專業的大學生進行法律基礎知識教育應綜合考慮知識本身的系統性與實用性。就系統性而言，法律意識和權利觀念并非靠某一部法的教育就能實現的，而且我們對大學生法律基礎教育并不是“專職性”的，所以體系應該全面、系統；就實用性而言，《法律基礎》這類的著述已經很多，但其所針對的對象是全體公民。而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大學生還未進入社會，對許多問題的理解不夠深刻，他們更關心的是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故針對他們的設置的法律知識不宜過分理論化。另外，大學生思維活躍，如今社會的發展速度也很快，因此他們腦海中的信息更新極快，我們的法律基礎知識教材也應當體現一種與時俱進的態勢，不能再將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體現于其中。（三）對《基礎》課程內容開展的調研分析。我們通過對四川省內各具有代表性的高校進行調研，得出結論如下：第一，課程設置目的同學們大多數都認為這門課的開設主要目的在于引導大學生們提高自身修養并塑造正確的“三觀”，而對于更高層次的治國理念以及實際生活中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太多的涉及，包括法律知識的普及都不是最為主要的目的。第二，該門課程的教學目標雖然是提升大學生思道德修養，培養大學生的基本法律修養，但是通過授課并沒有得到學生的普遍認可，大部分學生還是認為這門課的開設對于提升思道德修養以及法律修養的意義一般。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學生個人的問題還是教師授課的問題，目前我們還不能枉然下結論，但通過這個題目的問題回答來看，認為“意義與否取決于授課”這一選項的不小比例來看，教師的授課時候到位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課程設置意義的發揮和預期效果的達成。第三，在課時設置方面從大多數同學對于各高校課時設置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各個高校的課時設置基本上都是按照國家的相關要求進行的，按照每周三個課時進行。但是從同學們給出的建議可以得出的結論是35.21%的同學依然認為每周兩個課時是比較合理的。這個數據的得出，我們認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同學們對該課程的一些抵觸情緒造成的，學生對目前的“思修課”的教學相當大程度上是不滿意的。第四，對于課程考查方式，絕大多數學校目前采用的“單純試卷理論考查”來結課的方式已經不再得到學生們的普遍認可和歡迎。對于思修這一門實踐重于理論的課程，大家更多地希望通過其他方式來結課。最受歡迎的結課方式為“由學生自由選擇有關該課程的任一方面寫一篇論文來考查”。第五，根據調研的結果顯示，教材編排合理性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從數據的對比來看，教材編排存在的問題依然是不容樂觀的。另外，在大學生看來，“能用”的法律知識的內容所占篇幅不夠，理論性的內容偏多，非法學專業的學生不能貼近生活地學習法律、運用法律，更不用說能通過學習逐漸形成法律思維方式，進而具有法治意識。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同學們對于“思修課”改革的最迫切的突破口仍然在于教學模式的改革以及課程結課考查方式的改革。同中期調查的數據類似，對于教學模式的改革仍然居于首位。結合前面對于教學模式具體存在的問題的調查，我們認為，學校及教師對于目前“思修課”教學中單一的講授模式應當進行調整和改善。

三、《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改革的建議

基于前述分析，我們認為：在不改變現有的“思修課”教學大綱和教學安排的前提下，大學生第二課堂有主動銜接主課堂教學的可能性，學生學術型社團有可能成為一個積極的載體；對“思修課”的教學活動改良，大致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予以展開：教學模式、課程結課考查方式、教材內容編排。（一）教學模式的改革。1.多樣化的教學方式,綜合運用案例教學等教學方式。基于《基礎》這門課程由于其本身內容的嚴肅性，利用傳統教學方式將必然會導致課堂的枯燥、乏味。我們認為案例教學是一個將嚴肅性與趣味性很好結合的方式。將社會上、學生身邊發生的真實事件結合所學內容進行講授，使同學們通過案例教學切身體會到課程內容，加深對真實案件中是非善惡及法律適用等方面的理解，從而起到一種自我發覺、自我反省、自我警示的作用。要上好案例教學課,需要特別注意具體案例的選擇，要能進行有效而正確的理論導向，同時注意充分調動學生參與到課堂當中的積極性。2.主課堂教學活動可以積極主動地銜接學生社團等第二課堂活動課堂教學要設計好，重點在于能夠了解同學們的需求，甚至可以安排同學來做每堂課的教學內容主題的確定工作。在主課堂之外，教師可以通過指導學生社團的方式，增加在課堂之外與學生的個別交流機會。在新時代，教師還要善于運用新媒體平臺和新媒體手段主動將核心價值觀教育與法治教育密切聯系進行。同時，主課堂教學應該積極與學生社團等學生組織密切聯系，將課程所引導的關于社會組織、人際關系、法律關系等內容投放到學生社團活動中去，例如心理咨詢、學生活動、專題講座等都是調查問卷中同學們所廣泛歡迎的方式，通過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的學習，真正實現《基礎》這門課程設置初衷。（二）課程考查方式的改革。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大多數學生比較排斥單純的試卷結課考查方式，其認為單純的試卷考查方式不能夠從根本上反映學生對《基礎》這門課程真實的學習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基礎》課程更加注重思想性，而試卷考查則偏重技術性。因此，《基礎》課程改革的關鍵點在于從多角度考查學生“德育”和“法育”的學習狀況。我們認為，可采取以下幾種靈活的考查方式：1.實際案例分析或專題研究考查。這兩種方式可與案例式教學或專題式教學的授課模式相對應和配合，既能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也利于學生更好地領會相應的授課內容。2.論文方式考查。由學生自由選擇有關該課程的任一方面寫一篇論文來考查。在單純試卷理論中，學生們很可能基于時間限制、文字水平等因素在簡短的作答中體現出參差不齊的理解水平，不能客觀反映出教學效果，更無從考查學生的法治觀念內化狀態。3.實踐調研報告考查。大學生處于即將步入社會的準備階段，動手能力的培養與動腦能力的培養同樣重要。活潑、生動、貼近生活的第二課堂體驗，觀察社會、分析現象和積極實踐，更能提現法律教育的實踐性素性，也更有利于公民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逐漸形成和逐漸堅定。解決方案四：考查結果采用“評優良中差”的等級模式。客觀地，《基礎》課內容寬泛、注重基礎，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的水平、法律觀念的養成、法治意識的形成、核心價值觀的樹立，都不可能用具體的分數表現；對學生予以學習狀態、認識水平和能力結構的分層次評價更為合理。（三）教材內容的改革。調查顯示，多數學生認為教材編排的體系是合理的，但教材內容略顯枯燥、單一，且較為簡單。這也就是說，思修課教材中思想道德修養部分和法律基礎部分各自所占比例是相對合理的，但各部分的具體內容還有待改革：1.課程中道德修養部分內容的選擇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思修課教材中思想道德修養的部分應注重對我國古代、近代傳統思想道德修養理論和方法進行取其精華的工作，這一方面有助于大學生培養對思修課的學習興趣，學習到更多從歷史當中陶煉出的有關思想道德修養的至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國傳統精神文化的繼承和保留。2.課程中法律基礎部分內容的選擇應按偏向法學中法理學理念設計。《基礎》中法律基礎內容應當具有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但這些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我們大眾所理解的表面化的涵義，通過分析，我們認為這部分內容應當側重與法理學知識。原因是這門課程的兩個主題是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即側重點分別是學生的“德育”和“法育”。“德育”的教授重點在于幫助同學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法育”的教授重點在于幫助同學們樹立正確的法治觀念，而和樹立法治觀念最契合的則是法學中的法理學知識。3.課程內容要側重于引導大學生“尊法、識法、守法、用法”，將法制觀念教育和核心價值觀教育有機結合。當前《基礎》課程中很多內容與中學的政治課本內容相近，甚至與小學的思想品德修養課本的內容有相似。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學生如果不能明顯感知到課程內容有“質”的改變，僅僅是“量”的積累，自然會形成懈怠心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合格公民。通過課程內容的升級，在公民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方面更多著力，在法律關系的認知、法律關系的處理和社會現象的認知方面有所增強，在法律運用和公民行為的選擇方面適當落腳，將更能吸引大學生參與課程學習。注意扣緊時代特點、留出爭議話題、增加與思想道德修養有關的名人軼事和傳統理論等以增強課本的趣味性、生動性；注重通過第二課堂的延伸進行法律應用能力的培養；注重推陳出新，避免重復，合理把握教材內容的難度與深度，適當增加一些重點、難點和更有深度的思想理論，從而達到大學生已有知識水平的要求。

本科畢業論文是系統全面檢驗高校本科生通過四年專業學習（某些進行試點改革和允許提前畢業的高校為三年）所獲得之各種學習成果、思維能力、綜合素質及獨立從事科研調查水準高低的主要依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由單一專才型向寬口徑復合通才型轉變，兼之“依法治國”、“法律至上”等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學專業本科生撰寫了數量龐大的法學畢業論文，許多非法學專業①的本科生也紛紛結合本專業實際，從個人興趣、教師引導以及就業需要②等方面出發選擇撰寫同本專業相關的法學畢業論文。譬如諸多國際貿易專業本科生選擇撰寫國際經濟法方面的畢業論文，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信息安全法類的畢業論文，哲學專業本科生選擇法哲學、法倫理學類的畢業論文……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平心而論，這可謂一種令人欣喜的現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國本科教育的寬口徑培養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顯，又折射出年輕一代法治理念質的飛躍。

不過有一點需著重指出的是，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畢竟與法學本科生有著較大差別。他們往往在四年本科學習中僅上過寥寥幾門和本專業相關的法律實務課程（如新聞學專業開設的《新聞傳媒法》等），個別興趣濃厚的學生充其量也不過課余翻閱了部分法學書籍，負責指導他們畢業論文撰寫的教師很多也僅為本專業而非法學課程教師。雖然在選題視野開拓度層面他們或許會寬于法學本科生，但在理論研究深度上，便著實難同法學本科生相提并論。③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根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之具體癥結，一一對癥下藥，從而保證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準的本科畢業論文。

一、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暴露的主要問題

1.論文選題不深入，主題不突出所謂好的選題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由于屬“跳出法學看法學”，在研究視野開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寬于法學本科生。根據筆者在湖南長沙、衡陽、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樣調查，同樣打算寫作合同法方面畢業論文，一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可能會結合自己專業特點選擇B2B或B2C等網絡無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問題來寫作，而法學本科生則因受電子信息技術知識匱乏束縛，往往更多傾向于探討傳統合同法問題。不過，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雖然在視野開拓度上較之法學本科生具備一定優勢，但他們法學理論功底則有所不及，從而導致選題不深入，時常出現選了一個較新穎方面問題開始寫作，最終結果竟是簡單就事論事甚至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的情況。譬如某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了虛擬貨幣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但往往淺嘗輒止，要么便簡單就事論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語和法律思維像一份記者的新聞報道，要么就從最宏觀政府話語層面大而化之地發些空洞無用的議論。

此外，與選題不深入接踵而來的便是主題不突出的問題。

正如湯維建先生所言，論文選題決定了論文主題，它給論文主題劃定了范圍，［1］既然我們許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存在著選題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題自然也會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選擇了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由于選題不夠深入，在主題上也變得模模糊糊，洋洋灑灑通篇論述了很多非政府組織的起源、類型和特點，但究竟要探討的是什么具體法律問題，到結尾都沒有完全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