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居民幸福感調查報告，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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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調查助力新疆建設

為貫徹落實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精神，增強新疆發展能力，制定新疆農業發展規劃做出貢獻，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決定協助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開展新疆農副產品進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種的調查。

接受調查后，北京局隊領導十分重視。北京調查總隊總隊長潘瑤召集有關處室商討此項工作，指出北京局隊堅決貫徹落實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精神，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圓滿完成調查任務。副總隊長邢志宏作為主管領導親自組織、安排，部署調查。相關處室迅速組成了由業務骨干參與的調查組，在一個月內完成了調查的布置、收集數據，整理資料和調查報告的撰寫工作。

近日，應國家統計局新疆調查總隊的邀請，邢志宏一行6人攜全部調查資料和1.5萬宇的《新疆農副產品進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種調查報告》赴新疆交流調查情況，共同評估分析調查結果。

新疆調查總隊領導高度評價北京局隊這次調查工作，認為此次調查對新疆農副產品打開市場、擴大銷路、創立品牌提供了幫助，并希望北京局隊在今后工作中繼續加強對新疆發展的信息支持。

陜西局

建立農村數據處理新平臺

近期，陜西省統計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辦法，建立了新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并于日前對全省十一個市區和107個縣(市、區)統計局的150余位農村統計業務骨干進行了新數據處理程序培訓。

新的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建立在當前全省農村統計方法制度體系基礎上，適應了新時期農村統計工作改革變化的新形勢，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數據處理上報平臺簡單、直觀，新手能在最短時間內熟悉數據的錄入、審核、上報；

二是數據處理可拓展性強，非常適應當前變化快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

三是數據導出導入方便，快捷，為各級農村統計部門及時整理、分析數據提供了便利；

四是數據處理系統還特設置了操作人員交流平臺，便于操作人員在操作過程中及時與上級管理員及專業人員交流，及時處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據悉，新農村統計數據處理平臺上線后普遍受到了用戶好評。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眾幸福感調查

近期，海南省統計局統計監測中心利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系統開展了海南省公眾幸福感調查。

該調查根據隨機抽樣原理隨機抽中并成功訪問了800位海南居民，調查對象基本涵蓋了全省各社會階層和職業群體，調查內容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等方面的評價，并形成了《海南公眾幸福感調查報告》。

調查表明：近年來海南公眾幸福感有了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對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學習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對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會和諧穩定；居民對海南社會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指數為92.21％，工作積極性高。該調查報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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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省城市老年人機構養老選擇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 西安市老年人養老需求意愿及影響因素研究 老年人養老方式選擇意愿影響因素的研究綜述 老年人異地養老的意愿調查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城鎮老年人入住養老院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 老年人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江西老區養老機構老年人幸福感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城市老年人選擇養老機構的影響因素分析 農村老年人機構養老意愿研究 老年人采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平臺的影響因素研究 杭州市老年人養老照料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河北某地社區老年人和公寓老年人養老意愿對比研究 提高城市機構住養老年人媒介接觸率的低成本策略探析 以保定市為例分析城市老年人養老方式及其影響因素 養老機構老年人健康促進研究進展 老年人養老服務需求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老年人養老模式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老年人代際知識轉移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 養老院老年人膳食鈣攝入量及影響因素調查 影響養老機構與社區養老中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prolong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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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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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幸福既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也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實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實事進一步制度化，讓人民群眾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蘇省政府高度重視民生工作，始終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0年底江蘇省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經濟工作一樣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實經濟指標一樣落實民生指標，啟動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切實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住房、物價、收入分配、就業和社會保障等熱點難點問題，讓人民群眾在改革發展中得到更多實惠。江蘇省《“十二五”規劃》中，更是將民生問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內容占了22%，這是以往從來沒有過的。而且，“七年倍增計劃”明確提出了要做到“兩個同步”，即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使“倍增計劃”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規劃》把“促進勞動者充分就業”、“實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計劃”、“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等，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集中反映了新時期人民群眾的強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點更加明確，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對江蘇工作提出了“六個注重”（注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加強自主創新、注重發展現代農業、注重加強文化建設、注重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注重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蘇省委十一屆十次全會立即做出《關于又好又快推進“兩個率先”在新的起點上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的決定》，提出實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內的“八項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蘇省委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意見》。意見指出要突出“四個群體”增收，拓寬“五大增收渠道”，強化基本公共服務，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轉移性收入，促進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蘇省《關于大力推進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見》正式出臺，人民網、新華網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三家權威媒體均以“收入倍增計劃”6字作為文眼，統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謂突出了江蘇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問題與居民幸福感關系密切

1. 貧窮成為影響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數是對人們通常所說的幸福感的一種量化，即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的滿意度方面的評價。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反映的是人們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感、由于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還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出的滿意度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背景、個人所處社會階層、個人生存狀況和改善預期及其實現程度。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無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沒有一定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談不上國民的幸福感。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在當代中國，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大約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質因素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才會越來越大。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之后，人們對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安全保障以及社會公平等非經濟因素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

許多研究發現，在較低經濟收入階段，經濟收入與幸福感之間是成正相關的，在經濟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這種相關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對幸福很少甚至沒有影響。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還處于經濟收入較低階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眾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為影響相對收入，進而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當前社會條件下，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處于合理范圍，避免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是提高社會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調查中也發現，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滿意度幾乎等同于幸福感，對未來預期也對幸福感很有影響。

這些都說明，民生問題與居民的幸福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總理曾經指出，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清楚地表明了和諧社會建設的目標。科學發展觀下的社會發展不再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也不是以現代化為我們的終極目標，而是切實回歸以人為本的層面，關注民生問題，關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嚴這樣的心理感受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

2. 不斷加長升級的江蘇“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項涉及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2011年全國兩會期間，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在《小撒探會》節目中寫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眾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學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羅志軍解釋說:“人民群眾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也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江蘇是一個教育大省，對于大學生群體，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蘇的戰略新興產業目前有兩萬億的產值，預計到2012年能達到三萬億，到2015年能達到五萬億，甚至達到七萬億，占了工業經濟總量的60%，這樣大的結構轉變，需要大量符合新結構的人才來支撐。這樣的發展新階段，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有了很大的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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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幸福指數

幸福指數是對人們通常所說的幸福感的一種量化，即人們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的滿意度方面的評價。幸福指數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的。他認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說，幸福與效用成正比、與欲望成反比。他還把影響效用的因素分為物質財富、健康長壽、環境改善、社會公正、人的自尊五大類。英國心理學家羅斯威爾等通過長時間的研究后認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個人性格，包括個性、應變能力、適應能力、人生觀、世界觀、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狀況、財富等；H代表高級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許、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亞心理學家庫克則將幸福指數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個人幸福指數，包括人們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狀況、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際關系、安全狀況、社會參與、未來保障等方面；另一種是國家幸福指數，包括人們對國家當前的經濟形勢、自然環境狀況、社會狀況、政府、商業形勢、國家安全狀況等多個方面的評價。

我國學者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幸福指數及其指標體系進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學者指出，幸福指數反映的是人們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的快樂感、由于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還有學者指出，幸福指數是人們根據一定價值標準對自身生活狀態所作出的滿意度評價，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主要包括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背景、個人所處社會階層、個人生存狀況和改善預期及其實現程度。也有的學者把幸福指數具體化為由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六類要素構成的國民幸福核算指標體系。

幸福指數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呢？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幸福指數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經濟無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沒有一定物質財富的積累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談不上國民的幸福。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在當代中國，人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貧窮，大約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質因素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才會越來越大。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之后，人們對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安全保障以及社會公平等非經濟因素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強烈。此外，由于幸福與人們的主觀感受分不開，因此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會影響人們對幸福的評價。

國民幸福指數有什么作用

一個國家把國民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說明大多數社會成員已經開始擺脫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約而產生了更高層次的需求，標志著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我國而言，通過各種調查統計來研究國民幸福指數，有助于我們了解國民的情緒變化和需求層次、準確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要求，進而制定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的政策，促進社會全面發展。

國民幸福指數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風向標”。科學發展觀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從單純追求經濟發展指標特別是GDP（國內生產總值）到開始關注包括幸福指數在內的人文社會環境指標、強調社會個體的內在體驗和感受，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重視并用好國民幸福指數，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

國民幸福指數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測量儀”。一般來說，衡量一個社會發展進步與否，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能否堅持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需求，能否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最大利益、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從這些標準來看，我國以往比較重視的GDP等僅僅反映經濟增長情況的指標，是難以全面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狀況的，并且在實踐中可能導致政策選擇上的片面化。從一定意義上說，GDP是一個側重于物質方面的量化指標，國民的福利增長、身體健康以及精神狀況等不可能充分體現在GDP數字之中；而反映國民整體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則是一種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GDP指標的缺陷和不足，從而使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的指標更加全面、科學、完善。

國民幸福指數是社會良性運轉的“晴雨表”。社會要良性運轉，關鍵是要和諧穩定。而社會能否實現和諧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廣大社會成員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國民幸福指數卻不能隨之提高甚至出現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對社會發展的整體走向和政策導向進行認真反思。國民幸福指數可以反映社會需求結構的態勢、社會運行機制的效能、社會整合程度的狀況，觀察國民幸福指數可以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尤其是在社會變革和轉型時期，國民的判斷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效果，而國民幸福指數走勢正是國民判斷和選擇的重要預測指標。當前，我國改革發展正處于關鍵階段，利益關系更加復雜，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人民群眾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將其作為社會良性運轉的“晴雨表”，對于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如何提高國民幸福指數

國民幸福指數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體系，內涵豐富，涉及面廣。這也決定了提高國民幸福指數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進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基礎之上的，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自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經濟因素的影響最大，生活富裕、物質財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們的幸福感。相反，經濟條件差、物質生活水平低則會大大降低人們的幸福感。同時，政治建設方面的民主狀況、法治狀況，文化建設方面的精神文明狀況、國民教育狀況，社會建設方面的就業狀況、社會保障狀況、安全穩定狀況，生態建設方面的自然環境狀況，以及個人的家庭狀況、教育狀況、健康狀況、職業狀況等，都對人的幸福感、對國民幸福指數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要提高國民幸福指數，就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大力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建設，不斷提高社會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程度。從我國當前實際出發，提高國民幸福指數尤其應在以下兩個方面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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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富

金錢可以買到一定程度的幸福，可一旦你的錢負擔吃穿行住用綽綽有余時，金錢對你的意義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科學家們發現，擁有一定數量的金錢是獲得幸福的必要條件，而不是次要條件，金錢與幸福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

“金錢能買到房子，但買不到家。”這句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的諺語間接地闡明了一個道理：有時有錢人反倒不如窮人快樂。說白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更樂意想辦法獲得精神上的快樂并很容易滿足，否則，他們的生存就將沒有任何價值。

2.欲望

擁有多少才會讓你感到滿足芽本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的科學家阿列克斯·麥考斯向來自39個國家的18000名大學生遞交了一份問卷。大學生們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列出使自己感到幸福的東西。科學家最后看到了孩子們的心聲———得到幸福的媒介不僅僅是金錢，還有朋友、家庭、事業、健康……在生活中，那些列出的條件越多的人離幸福就越遠。

那些不容易快樂的人想要的是更多的東西，而不是愿望的滿足。

在近期的一份投票問卷調查中，富裕的美國人列出了很多他們認為對生活質量的提高特別重要的物質財富，而較貧困的亞非國家居民的要求就相對少很多。

3.智商（社會性智力）

只有少數人認為聰明人是幸福的：因為聰明人常常可以賺到很多錢，而錢可以讓人感到幸福。

科學家的結論則是這樣的：智商的高低和獲得幸福的能力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推測，聰明人總是會產生更高的期望，因此，除了更高的成就感，他們不會輕易滿足于任何事。“高智商只表明你擁有大量的知識和反應力，還有讓每件事情都在腦海中得到游刃有余的處理的能力。卻無法代表你有能力和周圍的人相處融洽。”伊利諾斯州立大學心理學家丹尼如是說。他強調，打開幸福之門的真正鑰匙是“社會性智力”，而非高智商。

4.遺傳

遺傳基因是一個人幸福與否的決定因素之一。“遇到令人不太愉快的事件時，我們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有時候取決于遺傳基因。”戴維在研究了大量人群后得出了結論，獲得快樂的能力50％由基因決定的。遇到磕磕絆絆時，是想辦法優雅地跳過去還是難過地坐在那兒哭或是直接轉過身繞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你體內的基因。

研究人員發現，樂觀主義者大都性格外向，內向甚至自閉的人獲得快樂的機會相對少很多。

除了基因，環境也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路易斯威爾大學的研究心理學教授邁克爾將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去看喜劇，一組去看悲劇，結果是從喜劇劇場回來的人明顯要比另一組開心，并且健談。

5.容貌

首先，這對許多人來說是個壞消息：相貌出眾的人的確會比樣子一般的人幸福些。但是當研究人員向人們提問“你認為容貌與幸福密切相關嗎”時，超過半數的人的回答是“個人的魅力的確與幸福的感覺緊密相關。”

心理學家對此的解釋是，迷人的臉龐大都是對稱的、標準的。而這種對稱標準來自于良好的基因及良好的免疫系統。

因此可以說，美麗的人更幸福是因為首先他們是健康的。

相貌不完美的人也不要灰心。如果你對自己的容貌有十足的自信，即使長相平平，你也仍會獲得幸福的感覺。不幸的是，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女人更注意的是自己是否太胖了，而男人呢，則老是擔心他們自己的身材不夠健壯。

6.友誼

很難想象有什么能比流浪在加爾各答的大街上，或生活在貧民窟中，或淪為妓更讓人感到揪心了。

然而，你可能無法理解，盡管生活是如此貧困與悲慘，這些人卻挺快樂。

研究人員曾將中產階級中的大學生與城市中的下層人做了對比，發現后者的快樂遠遠大于前者。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科學家得出結論，“與相對孤傲的大學生相比，城市中的貧民得到的關愛與幫助讓他們真切體會到了溫暖，從而覺得幸福。”

7.婚姻

美國的研究人員在分析了來自于42個國家的調查報告后得出結論：已婚者的幸福感強于單身的人。“是婚姻讓人感到幸福，還是幸福的人都盡可能地選擇家庭生活呢芽”

在一次對3萬德國人進行調查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幸福的人的確相對而言傾向于家庭生活，他們會盡可能地結婚，然后悠然地享受婚姻生活。

每個人都期待通過結婚改善自己的心理狀況。

而事實上，婚姻也的確能夠提升人的精神狀態，其良性作用一般是從結婚那天開始，持續至少一年。

此后，大多數人的滿足感將回落至底線，但一個令人欣慰的事實是，良好的婚姻可以延續這種良性的影響。

調查結果還顯示，同居并不能給人們帶來快樂：“與婚姻相比，同居關系帶給你的不安全感遠遠多于幸福感。事實上是，不安全感是許多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8.信念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與幸福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尤其是當人們衰老的時候，你會清楚地感覺到流逝的時間帶給人的壓力。此時，宗教信仰是頂住壓力的最有力武器。”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研究中心的哈里德教授如是說。

物質上的追求與欲望相對來說是無止境的。人若沒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做支撐，沒有信仰與執著的心靈追求，生活就失去了動力和前進的力量。

9.慈善心

研究證明，幸福與心地善良與否緊密相關。多數人都能從最大限度地幫助別人上得到快樂。

洛杉磯瑪麗蒙特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康諾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找來一群即將畢業的學生，給三分之一的人發了10美元，三分之一的人發了5美元，剩下的分文沒給。然后，他要求錢多的人把手里的錢平均分給那些沒有錢或是錢少的人，一直分到所有人的錢數相等。康諾發現，那些愿意把錢分給別人的學生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快樂的心態。而另一些人更關心的則是自己手里的增長速度，時時刻刻都很謹慎，根本無暇也不可能感受快樂。

10.年齡

有的人認為，消逝的青春將帶走一個人所有的快樂。研究成果卻證實，事實正好相反，較年輕人而言，年紀大一些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在一次調查中，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卡斯藤森將一份問卷交給年齡處于18歲至94歲之間的184人，讓他們回答有關情緒的一組問題。結果是，年紀大一些的人的答案中的消極觀念遠遠小于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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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收入；幸福；社會比較；適應；欲望

分類號　B849：C91

1　引言

在幸福感的研究領域。最令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之一是收入與幸福的關系。錢到底能不能買來幸福呢?現代人的信念往往是肯定的，即使口頭上不說出來。早期的經濟學家也認為，更高的收入能夠滿足人們更多的需求，因此增加收入就能增加幸福。但是，隨著后來研究的深入，很多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得出結論：錢對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人們往往過分估計了它的作用。例如，橫斷研究的結果一般顯示，收入與幸福有著積極的但非常微弱的相關，相關系數一般在0.2左右(Diener & Biswas-Diener，2002；Noah et al，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Lucas & Schimmack，2009；Caporale et al，2009)，也就是說，收入只能解釋幸福感4％左右的變異。有的研究甚至發現收入對幸福感沒有顯著的影響(sing，2009；Yao，Cheng， & Cheng，2009；Park，2009；Inoguchi & Fujii，2009)。縱向研究的結果更是令人驚奇。經濟學家Easterlin(1974)在美國首次發現，盡管人均收入大量增加，但國民幸福水平卻并未隨之提高，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悖論”(Easterlin paradox)，也被稱為“幸福悖論”或“幸福一收入之謎”。Easterlin悖論后來在美國及其他國家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Veenhoven，1993；Easterlin，1995；Diener & Sub，1997；Oswald，1997；Myers，2000；Inglehart & Klingemann，2000；Blanchflower & Oswald，2004；Bjgmskov，Gupta & Pedersen，2008)。在以上觀點被廣泛接受的同時，也有些研究者對此表現出迷惑和擔憂：如果收入與幸福之間只有微弱的甚至沒有關聯。那么致力于不斷發展國民經濟的社會政策還有什么意義呢?尤其令人憂慮的是，在發展中國家，面對大量低收入人群談所謂“科學心理學”的研究數據發現，幸福與收入之間的低相關關系，不僅是不科學的，更是喪失了一個科學家的基本良知和社會責任。因此，對幸福一收入之謎進行重新考察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在近年來研究者提出的質疑的基礎上，進一步厘清收入與幸福的關系，并為如何提高我國人民的幸福感提供一定的建議。

2　收入與幸福的關系

2.1研究者的質疑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認為，以往研究之所以得出收入與幸福關系微弱的結論，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1)樣本缺乏代表性。很多跨國調查研究選取的樣本局限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很少包含有貧窮國家，即便有，往往也只是考察了貧窮國家中的城市居民，而沒有考慮農村居民(McFarlin，2008)。例如，著名的“Easterlin悖論”就是僅僅基于發達國家的樣本數據而得出的，因此是不能推廣的(Hagerty & Veenhoven，2003)。有研究者提高樣本的代表性，考察了全球130多個富裕和貧窮的國家，結果發現富國的國民幸福感往往高于窮國，不同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的差異與國民幸福水平的差異是相關聯的，此外，收入增長不僅對提升貧窮國家的幸福更有效，而且收入的增長也是與各國國民的生活滿意度的增長相關聯，似乎不存在收入的上限值(Deaton，2008)。一些國家內部的調查也是如此。可能主要是因為樣本局限于經濟富裕地區的居民(see e.g.North et al，2008；Sing.2009；Yao，Cheng，& Cheng，2009)，才出現收入與幸福的相關很小，或者收入增長不能帶來幸福增加的結果。其實有很多研究都發現，收入與幸福的關聯在貧窮國家里比在富裕國家里更強烈：在收入水平較低時，收入增長確實能帶來幸福水平的大量提升，只是當收入超過一定范圍時，收入對幸福的影響就會減弱甚至消失(Myers，2000；Diener & Biswas-Diener，2002；Hagerty & Veenhoven，2003；Kahneman et al.，2006；North etal.，2008；Drakopoulos，2008；Zhang，Yang，& Wang，2009；Mentzakisa & Morob，2009)。因此，研究樣本的局限可能掩蓋了收入與幸福之間的真正關系。

(2)縱向研究考察的時間序列(time series)有限。由于幸福的變化通常很小，跟財富不一樣，幸福的評價一定會有個上限，那些幸福水平本來就較高的國家。其國民幸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增加很多，所以需要很長的時間序列來考察其幸福水平到底有沒有上升的趨勢；另外，由于經濟的上下起伏導致各國平均幸福水平往往略有波動，排除這些波動來估計長期的幸福變化趨勢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序列(Veenhoven & Hagerty，2006)。而現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基于有限的時間序列信息(see e.g.Easterlin，1995；Ferrer-i-Carbonell，2005；Brockmann et al.，2009)，這樣得出的結果可能是片面的、不準確的。基于此種考慮，有研究者考察了更長的時間序列，結果發現，經濟增長與幸福增長之間確實存在正相關，隨著收入的增加，多數國家的國民幸福感都有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貧窮國家里，幸福水平有顯著的提升，只是富裕國家里幸福的增加則輕微一些(Hagerty & Veenhoven，2003；Veenhoven & Hagerty,2006)。

(3)收入的測量指標不準確。Fischer(2008)認為，以往證實Easterlin悖論的研究幾乎總是依賴人均GDP作為收入的測量指標，但這個指標是很不恰當的，因為它忽視了GDP隨著時間越來越嚴重的偏態分布，而且忽略了個人為了獲得財富所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不能客觀體現社會財富的真實水平。他的研究發現。當使用家庭收入、男性收入和小時工資三個指標的時候，Easterlin悖論就消失了，國民幸福水平隨著這三個指標的增減而發生相應的變化，而且這些指標與國民幸

福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高達0.46。

(4)統計方法的偏差。研究發現，當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小的相關系數被轉換成其他的效應值，比如標準化的平均數差異時，不同收入層次之間幸福感的差異就大大增加了，這時富人的幸福感要遠遠高于窮人甚至是中等收入的人。因此小的相關可能隱藏著大的差異，富人并非只比窮人幸福一點點(Luoas & Schimmack，2009)。另外，當把收入按照不同層次進行分組，比較組間平均數的差異時。也會發現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顯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郭永玉，李靜，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

2.2我們的認識

從以上研究者的質疑中可以看出，收入與幸福的關系是復雜微妙的，樣本、時間序列、測量指標和統計方法的不同可能都會導致不同的研究結果。因此。任何研究得出的結論都必須要小心謹慎地推廣。比如令人迷惑的Easmrlim悖論，也許它并不是真實存在的，就算是真實的可能也只是適用于發達國家。至少在貧窮國家里。或者是對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對幸福還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基本認識是，收入與幸福之間是一種曲線關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會導致幸福水平的顯著提升；當收入一旦達到某種限值水平(thmshold)之后，它對幸福的積極效應就會逐漸減弱甚至消失。

但這個限值水平究竟是多少，該如何界定呢?目前還沒有明確和統一的認識。不同的研究因考察的時間和樣本不同而得出的結論不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值與特定時期和特定社會的消費水平有關。根據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需要的層次性是以力量的強弱和出現的先后為根據的。越是低層次的需要，力量越強，越力求優先得到滿足。生理需要是最低層次的需要，如果所有的需要都沒有得到滿足，生理需要最有可能主宰整個有機體，它必須得到基本的滿足后，較高層次的需要才能占優勢。近年來還有經濟學家采用公式推導出，需要層次結構中基本需要的滿足比隨后次級需要的滿足對提升個體幸福感的作用更大。一旦基本需要被滿足以后，收入對生活滿意度的積極效應就會減弱(Drakopoulos，2008)。因此可以從中推斷，收入的限值水平至少要能夠滿足人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可從以下兩點來認識收入與幸福的關系：第一，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礎或必要條件。整體而言，窮人的幸福感比富人低，窮國國民幸福感比富國國民低。在低收入水平下，即當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時，收入與幸福的相關較高，增加收入就會增加幸福感。當一個國家的低收入群體很大的時候，增加他們的收入會顯著導致整個國民幸福感的提高。第二，當個體收入達到了衣食住行無憂的水平，即超出了基本需要的滿足，或當一個國家中等以上收入群體很大的時候，收入與幸福的相關就減小，收入的增加對幸福感的積極效應就會由于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干擾而逐漸減弱甚至消失。根據已有研究。這些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社會比較、適應和欲望，以下將作具體討論。

(1)社會比較

幸福感沒有絕對的衡量標準，人們在評價自己的幸福程度時，往往拿自己的現有情形與周圍相關的人(如同事、同學、鄰居等等)進行對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這就是社會比較(socialcomparison)的心理過程。對于一個人的心理感受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絕對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別人比較的相對地位。尤其是當收入水平較高的時候，相對收入比絕對收入更能預測幸福感(Sweeney，& McFarlin，2004；Mentzakisa & Morob，2009)a設想有金錢的購買力完全相同的兩個社會A和B，在A中，你的年收入是5萬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5萬美元；在B中，你的年收入是10萬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0萬美元，你更愿意選擇生活在哪個社會中呢?Solnick和Hemenway(1998)的研究發現，有超過一半的被試更愿意選擇A，即為了擁有較高的相對收入，寧愿舍棄追求更高的絕對收入。后來其他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Solnick，Li，& Hemenway，2007；Carlsson & Qin，2010)。此外，Hsee等人(2009)的模擬實驗研究發現，雖然貧窮社會中的富人比富裕社會中的窮人能夠掙的錢還少，但前者比后者更幸福。這些結果都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相對收入有時比絕對收入對幸福更為重要，也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寧做雞頭，不做風尾”。

大量研究發現，參照收入(reference income)或比較收入(comparative income)對幸福感有強烈的負面影響(Ferrer-Carbonell，2005；Ball & Chernova，2008；Bjemskov，Gupta，&Pedersen，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Becchetti & Rossetti，2009；Senik，2009；Brockmann et al.，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McBride，2010)，即作為參照或比較對象的收入越高，個體就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其幸福感就越低，此謂“嫉妒效應”(jealousy effect)或“地位效應”(status effect)。絕對收入和幸福感之間的積極關系正是被這種消極效應所削弱了。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會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為所有的人與別人相比，自己的收入都沒有提高(Easterlin，1974.1995，2005；Clarket al.，2008)。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富差距很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嚴重時，這種效應更加明顯。貧富差距通過社會比較的心理過程導致普遍的不公平感，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覺得不幸福，尤其是低收入者更為敏感。高收入者往往拿自己與更高收入的人比較，結果還是不滿足。低收入者對富人的“炫耀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感到憤恨不平，尤其是當他們感知到社會腐敗現象猖獗、高收入者是通過腐敗或其他非法手段獲取財富時，其幸福感會更低，從而更愿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政策(Smyth & Qian，2009)。

當然，在動蕩不定的經濟環境中，參照收入對幸福感也有一定的積極效應。研究者發現。在西歐國家個人幸福感與參照組收入呈顯著負相關，但在處于經濟過渡時期的中歐和東歐國家，幸福感和參照組收入呈顯著正相關(Senik.2008；Caporale et al.，2009)。同樣，研究者在俄羅斯也發現了參照收入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正相關關系(senik，2004)。此謂“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或“信號效應”(signal effect，)，即參照組收入越高，

越能增加個體的幸福感。因為對于經濟不穩定的中東歐國家或俄羅斯而言，參照收入不再作為社會比較的尺度，而是作為一種信息來源，使人們形成對自己未來經濟前景的期望：“如果有人可以獲得經濟上的成功，那么在不遠的將來我也會有好的前景”。

(2)適應

適應(adaption)是指對重復或連續刺激的感受性降低的過程，它也會削弱收入的增加對幸福感的積極效應。根據適應理論，人們對生活環境中的變化最初會作出強烈的反應，但是不久他們會逐漸習慣，適應新的生活情境，致使其又回到原來的幸福水平，這樣就好比站在一個“快樂踏水車”(hedonic treadmill)上(Diener，Lucas，& Scollon，2006)。對收入的變化也是如此。例如，剛開始漲工資的時候，個人會體驗到幸福感的極大提升，但是過了幾個月后，工資不再漲了，那么幸福感就會回慢慢落到漲工資之前的幸福水平。研究發現，從長遠來看，那些中了彩票、財富急劇增加的人們并不像我們預期的那樣比一般人更幸福。首先，與中獎后的興奮和高峰體驗相比，許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來就不再那么有樂趣了。其次，中獎的興奮會隨著時間而逐步消退。當他們習慣了由新的財富所帶來的快樂時，這些快樂體驗就不再那么強烈。對幸福感就不再有大的影響(Brickman，Coates & Janoff-Bulman，1978)。另外一項包含較長時間序列的縱向研究發現，在頭幾年里，國民收入的增長確實能導致幸福水平的大量提升，隨后由于適應的過程，幸福感開始下降，但并沒有降到最初的水平，只降到幸福水平最高值的一半。說明從長遠來看，增加國民收入確實能增加國民幸福，只是當收入增長到一定程度時，適應的消極效應可能抵消幸福感的增加，使幸福水平增加的速度減慢(Hagerty & Veenhoven，2003)。

(3)欲望

伴隨社會比較和適應兩個心理過程而產生的是人們不斷上升的收入欲望(income aspirations)。一方面，人們通過收入的比較來獲得自己的相對地位，而且人們傾向于向上比較，所以收入欲望往往高于實際達到的水平；另一方面，人們對增加的收入會產生適應，收入的增長最初會給人們帶來額外的快樂，但這種快樂通常只是短暫的，當人們適應了這種收入水平以后，又會產生更高的收入欲望。這兩個過程綜合起來使得人們總是為更高的欲望而努力奮斗(Stutzer，2004；Binswanger，2006)。但是，欲望太高不會使人幸福，因為幸福感取決于收入欲望與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而不是僅僅是實際收入水平。研究發現，收入欲望與實際收入水平之間的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Solberg et al.，2002；Stutzer，2004；Bjemskov，Gupta，& Pedersen，2008；Brown et al.，2009；McBride，2010)。如果保持收入欲望不變而增加實際收入，那么人們的幸福感就會提高。但實際情況是，收入欲望也會隨個體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隨實際收入的增加而提高(Eastedin，2001；Stutzer，2004)。我們結合Easterlin(2001)提出的關于幸福感、收入和欲望水平關系的圖示(圖1)具體說明。

幸福感高低是由收入和欲望水平這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A1、A2、A3為三條欲望水平曲線，A1

3　收入與幸福關系的現實意義

收入與幸福的曲線關系對提高中國人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已成為當前我國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標。這個目標如何才能實現呢?從收入與幸福的關系來看，要想增加幸福，首先要提高收入，以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當收入超過這一水平之后，要想繼續保持或提高幸福，就要試圖減少社會比較、適應和欲望帶來的消極效應。這個過程需要社會和個人的共同努力。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首先從社會層面，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高度關注低收入階層的生存狀態。我國目前還有很多低收入者為生存尤其是住房而發愁。最近幾年來，房價快速上漲，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壓力。2009年中國幸福指數調查報告顯示一個有趣的結果，即有房貸的人比沒有房貸的人更幸福。因為有房貸的人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內心有安定感，生活目標比較明確，對未來充滿憧憬，而沒有房貸的人甚至連首付都交不起。調查還顯示，單位建房的群體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較少，幸福感最高，“蟻族”最不幸福，比單位集體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還要低(09中國幸福指數調查，2010)。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能夠滿足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水平是幸福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因此，政府和社會要高度關注低收入階層的生存狀態，通過制度設計，一方面可通過增加勞動報酬、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和工資增長機制來著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時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他們的基本物質生活條件；另一方面要打破權力階層在就業等資源配置上的壟斷和特權，給低收入者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使他們有機會憑借自己的能力上升到較高階層，這樣提高收入也就水到渠成了。此外，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宏觀政策來抑制房價，并進一步完善和落實住房保障制度，切實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因為百姓只有“安居”了才能“樂業”。

(2)著力縮小貧富差距。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雖然整體上收入水平是顯著提高了，但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據調查，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新華社調研小組，2010)。從標志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基尼系數來看，我國基尼系數在1980年為0.23，2000年已至0.41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2005年

增加至0.47，最近幾年已逼近0.5(劉鋼，2009)。根據國際通用標準，超過0.5就表示收入分配進入了差距懸殊的階段。貧富差距懸殊不僅會通過社會比較的心理機制嚴重損害國民幸福，還可能引起社會動蕩。因此，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政府一方面可通過著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壟斷行業改革，采用稅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使貧富差距控制在人們可接受的范圍；另一方面要堅決預防和治理腐敗現象，推進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和監控機制建設，并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減少民眾的積怨和仇富心理。此外，由于富人的炫耀消費、媒體對奢侈品的大勢宣傳等因素會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不斷地與富人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進行比較，永不滿足，從而阻礙幸福感的提升。因此，政府可通過消費稅收的手段減少富人對奢侈品的消費，媒體自身應節制對奢華生活的宣傳，增加對一般民眾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生存狀態的真實報道，讓富人更多地了解貧窮，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每一個人的幸福和尊嚴，不僅取決于社會的制度設計、人文關懷與公平調整，還有賴于自己的努力奮斗和心理調節。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從個人層面。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1)爭取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獲得基本生活條件和個人幸福的權利。由于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穩定的人格因素，如外向性和神經質，而且樂觀、控制、自尊的信念會減少低收入對幸福感的負面影響(李靜，郭永玉，2007，2008a)，因此，對于低收入者來說，更需要保持樂觀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狀態，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創造條件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乃至整個生存狀況。此外，要盡量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緒更平和一些，多接觸外向平和、樂觀向上的人，積極尋求社會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戀關系。因為社會支持也是幸福感的重要預測源。尤其是在低收入條件下，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的積極作用更強烈(North et al.，2008)。但是這些心理策略還要通過實際的行為去改變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處境，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篇7

然而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人口擁擠的大城市，人們常常為買一包鹽在超市長時間排隊、交個水電費等候一兩個小時的經歷而困擾。什么時候老百姓不出社區就能辦理社保、計生、就業、養老等手續，還能享受便利購物的服務呢？基于此，便利社區在人們的期待中呼之欲出。

居民得方便

便民菜站的吸引 從去年開始，北京市每年將分批次推進社區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今年起北京市開始推進第二批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試點社區，共1000個，到今年底，全市將有1645個便利社區的居民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全覆蓋式60項基本公共服務。

便民菜站是北京海淀區萬壽路街道建設便民社區的一個亮點。據萬壽路街道辦事處主任曹宇明介紹，為解決居民買菜難、買菜貴的問題，由街道辦事處牽頭，通過整合社區資源，將社區內可利用的房屋整理出來，無償提供給專業的蔬菜生產基地，由蔬菜生產基地負責運輸和銷售，減少中間加價環節，讓蔬菜從生產基地直接進入各個社區。據了解，便民菜站的全部菜價都通過店內的一塊小白板進行公示，同時承諾同品種蔬菜低于市場價格。店內的計量秤全部使用經海淀區計量局檢測的條碼秤，杜絕了缺斤少兩的現象。對于小區65歲以上的老人及行動不便者，便民菜站會提供電話訂菜和免費送菜的服務。社區內的老年居民可以用養老券買菜，低保戶和生活困難的家庭還可以領到免費的購菜券。目前，萬壽路街道開業的便民菜站已有10家，每家菜站基本可以覆蓋周邊2—3個社區。

電子商務“任我在線”是北京大興區為方便社區居民打造的新型社區商業，已在區內建立了1家配送中心和24家社區體驗超市，可以服務社區居民三四十萬人。消費者既可到社區體驗超市采購，也可通過網絡或電話訂購，從上午10點至晚上8點，兩小時一個時間段，顧客可以自由選擇送貨時間。

15分鐘便民服務圈 合肥市是全國35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城市之一，大力推進社區便民服務自然是題中之義，目前該市正加快建設“15分鐘便民服務圈”。“15分鐘便民服務圈”的顯著特征是：以居民小區為圓心，以步行15分鐘路程為半徑，在此距離內設置醫療、健身、文化等設施或場所，將社區居民所需的基本生活服務，以時間和空間的方式予以限定，最終實現居民需求不出社區。為此，安徽省商務廳于去年初開始在合肥市打造“來購”社區便利店。“來購”可提供10多種便民服務，既能為顧客代購飛機票、火車票，也可以提供打印、復印、傳真掃描等服務；既能代尋家政服務人員，也能為附近居民進行網絡代購；既有銀行自助終端方便顧客轉賬、查詢，也有“拉卡拉”提供繳費、充值服務。

合肥市蜀山區西園街道美虹社區去年5月20日開通了便民服務熱線，幫助解決轄區內居民的生活服務需求。便民服務熱線下設多個便民服務小組，由他們聯系相應的商業企業和服務人員，服務項目甚至細分到理發、修鎖等，并對特困人群免收服務費。合肥市郵電新村的王大爺深有感觸地說：“我今年80多歲，身體不太好，腿腳也不靈便，以前看病要走半個多小時才能到醫院，還得排隊掛號，現在社區有了‘家庭醫生聯盟’，足不出戶就可以看些小病。”

居家樂養老 杭州市大通橋社區針對老年居民的實際需求，探索出為老服務的新路子。社區成立了有20個固定床位和20個日托床位的“托老所”，老年人可以選擇在此長期居住、住幾天或臨時住幾小時（免費）。社區還建起了“老年便民食堂”，每餐兩菜一湯，收費3元，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可免費送餐上門。社區工作人員在走訪中發現，孤寡、空巢老人洗衣物、特別是棉衣被子等大件衣物比較困難，于是社區辦起了“溫馨洗衣坊”，對有需求的老人實行免費服務。另外社區還開辦了“老小孩夏令營”，即在炎熱的夏季騰出社區有空調、電視的會議室，擺上躺椅，對社區的老年人全天開放，并組織文藝演出、趣味活動、健康咨詢（講座）等老年人喜聞樂見的活動。

合力打造

打造便利社區，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社會力量的參與以及居民的自助。

政府積極支持 北京大興區的“任我在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頭3年免收租金，第4年開始只收取低租金（相當于同等地段租金的一半）。因此，“任我在線”可以優質低價地為社區居民服務。

合肥的“來購”便利店是安徽省商務廳扶持的商業流通體系社區便利服務項目，目前“來購”便利店在合肥已“花開六朵”，總投資約300萬元，預計到今年年底，將有50家“來購”便利店落戶合肥。2013年之前，合肥的“來購”便利店將達到200家左右，預計投資超過1億元。

發展專業力量 目前，北京市已建立起一支由2.9萬人組成的專職社區工作者隊伍；同時，社區里還有由志愿者組成的4.5萬人的巡防隊伍、1.1萬余人的“綠袖標”垃圾分類指導員隊伍、3119個社區衛生服務團隊、12萬人的調解員隊伍、600人的社區體育指導員隊伍，還招聘了2000名居家養老（助殘）員。

社會力量參與 北京市已發展了259家社區公益性組織；探索蔬菜“農社對接”直營直供模式和周末車載模式；推進646所學校向社會開放體育設施。

居民自助 杭州市大通橋社區黨委發起所有黨員參與的“愛心關懷”大行動，使社區里的所有孤寡、空巢老人都有黨員結對幫扶；社區還把一份有黨員、志愿者電話、特長、提供服務的內容、時間的名單向老人公開，老年人可以隨時聯系，要求提供需要的服務。社區成立的“銀色拐杖”等6支老年志愿者服務隊為老年人提供聊天讀報、購物買菜、陪同看病等服務。此外，社區還建起了“自助式社區服務中心”，動員有社區服務志愿和能力的單位或個人參與其中，使其自我管理、互助服務。

有待完善

便利社區不僅要為社區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更要讓他們在吃住行等方面感到貼心。“愛心早餐車”本是北京萬壽路地區一道靚麗的街頭風景，每天早晨，匆忙趕路的“上班族”花兩三塊錢就可以吃上一頓放心早餐。然而，《萬壽路地區社區居民社區幸福感調查報告》顯示，只有4.6%的居民選擇社區“愛心早餐車”。“愛心早餐車”之所以不能吸引更多顧客，主要是在品種和味道方面不盡人意，目前的“愛心”早餐主要是以包裝食品為主，品種和口味有待進一步開發和改進。

篇8

2200度近視！多么驚人的度數！老人的故事向人們佐證著電腦的魔力。所以自控力是人生的必修課，早學會更好些。

電梯失靈困住聾啞人

沈陽市某居民樓電梯突然停在了14層和15層之間，61歲的聾啞人無法呼救，刺骨的寒風往電梯里灌……15樓的王女士回憶，13時左右，她準備下樓，發現電梯壞了，并聽到電梯里有人按動報警鈴，“我喊里面是不是有人，也沒人答應，就趕緊去找電梯管理員。”由于沒找到管理員，王女士就先去辦自己的事了。聾啞老人于12點55分被困在了電梯里，他無法呼救，就使勁用手拍電梯門和按報警鈴。隨著被困時間的延長，老人感覺越來越冷，為了不被凍僵，他開始原地跑步，直到獲救。消防官兵于16點50分左右將老人救出，此時老人凍得臉跟張白紙似的。

王女士也許沒有想到電梯里面關的是位聾啞老人，由此應該提醒全社會更關注殘疾人這樣的弱勢群體的存在。

男子從取款機取款3000元少1900元

取款單上記錄的金額是3000元，但只出了1100元后，取款機就“罷工”不再理會人了。某日下午4時，市民溫先生在廣州市區八達路上的農信社支行取款時就遇到這等咄咄怪事。值得慶幸的是，溫先生經驗豐富，發現問題后沒有離開柜員機，在銀行內留下了錄影資料。農信社一位負責人承認，經過調查，確實是農信社的取款機發生了故障，少給了溫先生1900元。但是，按照銀行的工作程序，溫先生需要填寫投訴單經批準后才能得到那少付的1900元錢。

銀行的取款機屢屢出錯，取款人少拿了，要辦了手續才能補，多拿了沒準要坐牢。那些管理取款機的人還照拿著工資，這恐怕不公平吧。

老人銀行窗口落下千元，

身后女子從容收進袖口

“你們銀行是怎么搞的？明明是2000塊錢，咋出了門就少1000塊呢？”東風大街某儲蓄所內，75歲的宋大娘一邊拍著桌子一邊大喊。原來，10分鐘前宋大娘取出了2000元錢，剛一出門就變成1000元了。大娘認定是銀行職員少給了自己1000元，而銀行職員卻認定明明給了大娘2000元錢，事情爭論不休，無奈之下職員撥打了報警電話。民警到達現場后調取了監控錄像，看到老人走得匆忙，落下一沓錢在柜臺上，被隨后的一名女子塞進袖口拿走了。民警根據相關資料找到這名女子，經過說服教育，女子將錢交還給了宋大娘。

這便宜撿得好糊涂啊，見利忘義。對該女子的教育不能還了錢就沒事了，家庭、用人單位都要管一管才好。

韓國游客被歸還丟失手機不言謝，

中間人墊資感謝

沈陽市民季女士撿到了一部韓國友人丟失的手機，好心的季大姐兩天內撥遍了手機電話簿里的聯絡電話，但均因話筒里聽不懂的韓語而無法溝通。巧合的是，一名曾到過韓國的沈陽公務員牛先生成了中間人，使丟失的手機完璧歸趙。但是，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季女士認為韓國友人連句“謝謝”都沒有，很不解；韓國友人認為撿到東西歸還是很正常的事，與美德無關；牛先生作為中間人，卻替韓國友人拿出200元感謝了季女士。

說聲“謝謝”也是很正常的事，也可以與美德無關，甚至與是不是韓國人也無關。但是牛先生的200元錢應該讓韓國游客羞愧，也該讓季女士臉紅才對。

人一生中幸福感呈U型曲線，

44歲左右達最低點

調查顯示，人一生中幸福感高低變化呈U型曲線，44歲左右達到最低點。換句話說，人的一生，早期與末期一般感覺良好，中間過程卻充滿種種艱難。44歲前后恰是感覺最壞的時候。這段“考驗”一般會持續數年，即人們所說的中年危機。對于中年危機的成因，研究者仍未找到答案。一種解釋認為，人到中年，對自己的長處與短處已比較了解，對未來不再抱有過多激情和渴望。另一種解釋為，中年危機源自與周圍人的比較，一些中年人可能會目睹同齡人去世，從而加深對人生和未來的憂慮。

看看身邊中年人的生活狀態就大致會同意這種幸福感的定論，但身為中年人應該有能力找到那種把人生悟透后的輕松心態。

大學畢業生攜帶“搶劫注意事項”作案

“戴上面罩和棒球帽，等待事主從家里出來，上前喊‘現在搶劫’，得手后逼迫對方喝下安眠藥再逃跑。”某中醫藥大學畢業的吳某，從2007年8月份開始，一直按照兜里揣的這張“搶劫注意事項”連續作案，直到被抓獲。他將自己事先想好的搶劫過程中每一步注意事項全部列出來，記在一張紙條上，并且帶在身上隨時提醒自己。幾個月來吳某作案數起。直到近日，吳某著裝古怪地站在下一個目標家門口等候時，被事主通過“貓眼”發現，立即打電話報警，將其抓獲，并發現了他隨身攜帶的“搶劫注意事項”。

在平常人看來，搶劫比就業更難。如果隨身攜帶一份“就業注意事項”，沒準早找到不錯的工作了。十年苦讀學搶劫，你對得起誰！

小偷入室盜竊躲進壁櫥未發現身邊房主

美國猶他州西喬丹市21歲女子布萊塔妮近日發現家中來了小偷后，躲進了二樓臥室的壁櫥中，并用手機報了警。當警方趕來時，一名小偷竟也逃進壁櫥，躲在了布萊塔妮身邊。布萊塔妮靜靜地站在黑暗中，直到警察沖進她的臥室時，布萊塔妮才大聲喊道：“小偷藏在這里!”警察舉槍瞄準壁櫥，命令那個倒霉的小偷舉手走出來。布萊塔妮回憶說：“那個小偷難以置信地看著我，他臉上露出驚呆了的表情，好像在說：‘她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很多人家的壁櫥都被拆了擴大成室內面積了，殊不知壁櫥還有這等妙用啊。

50名上班族45人選擇春節睡懶覺

春節雖過去幾個月了，而一項調查報告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今年春節長假從大年三十開始，多年來已經習慣了大年初一才開始休假的上班族們在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呢？某報社記者通過網絡QQ、電話以及街頭采訪的方式，對50名上班族進行了調查，結果45名受訪者表示大年三十那天在家睡懶覺了。某上班族小劉接受采訪說：“睡懶覺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像很久沒吃肉的那種感覺一樣，超想。”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睡懶覺對上班族來說已經成為了一種奢望。高強度、高壓力的腦力勞動帶給人們很多睡眠問題，趁著假期補個懶覺也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物業公司招聘高個保安，

每高出5厘米加薪100元

重慶市華威人才市場不少物業、餐飲和酒店均表示大量招聘保安，其中，對身高要求都在1.7米以上。一家物業公司更是把身高和報酬掛鉤，高出基本要求5厘米，每月收入可多得100元。招聘代表告訴記者，作為物業公司的窗口職位，身材高大的保安更能展現公司的形象。招聘代表說，這個崗位的保安也叫形象保安，工資一般在1600元―1800元左右，比其他崗位的保安高出200元，這在物業行業內也是不成文的行規。

保安的職責是維護秩序、保證安全，而形象保安別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這樣的觀賞性不要也罷。

10萬尋狗妻子吃醋

重慶市的羅琳(化名)女士家里的小狗丟失,愛狗如命的丈夫竟然想借錢懸賞10萬元尋找。這個想法讓作為妻子的她氣得半死,夫妻倆差點鬧起了離婚。羅琳說：“一次小狗生病,他在身邊硬是守了一天一夜沒合眼。有時候，我看著都有些嫉妒。”如今兩人居住的房子每月還要還按揭1200多塊，丈夫還硬是要借錢尋狗，羅琳一氣之下提出了離婚。這下丈夫慌了神，在親戚、朋友的勸說之下，終于放棄了懸賞尋狗的想法。

喪志啊，不過對小狗都如此有愛心相信對妻子更不用說。然而不考慮家境懸賞10萬尋狗的行為有點過激，甚至極端。

男子欲冒領他人所失財物被識破

某日中午，北京胡先生在地鐵土橋站售票廳內為公交卡充值時，將一個黑色提包落在了售票口。地鐵土橋站值班站長邵某在巡視時發現放在窗口的這個提包，打開提包后發現包中裝有一份蓋有公章的房產證、多張信用卡、手機以及一千多元現金。就在此時，一個青年男子走過來試圖將包領走，但是眼神閃爍不定。邵某隨即詢問對方：“這個包是你的么？里面有什么東西？”該男子支吾了幾句，隨后神色有些倉皇地離開。邵某將提包帶至值班室保管。十多分鐘后，胡先生將包取走。

什么樣的人會冒領他人財物呢？職業小偷很少這樣守株待兔，估計是個普通人，一時貪念試試白撿便宜的運氣？提醒 你，任何人一有貪念就很危險。

男子用6萬元鈔票疊成玫瑰送老婆

篇9

關鍵詞：農民工；文化認同；文化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4-0079-02

2011年9月，文化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見》，根據這一意見，到2015年，我國將形成相對完善的“政府主導、企業共建、社會參與”的農民工文化工作機制，農民工文化服務將切實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2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加快推進中國農民工文化建設研討會”上，與會專家也一致呼吁，要加強農民工文化研究、推進農民工文化建設，把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盡快形成促進農民工文化建設的合力。可見，國家已經高度重視農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和現狀，并開始逐步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1]。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最終實現市民化，更為根本的是文化認同和文化融入。只有實現了文化認同和融入，才能實現價值觀念、行為規則、生活方式的轉化，農民工才能最終完全融入城市。中國城市化現代化和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重視和滿足農民工文化需求，將其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農民工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關聯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起來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農民工為農村發展、城市繁榮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至201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51.27%，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可是也必須要看到，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的1.5億多農民工依然沒有最終融入城市，在政府、市民和農民工自身眼里，他們還不過是城市里的過客，處于邊緣地位。由于體制制度觀念等原因，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市民化迫切而又艱難。在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與實現經濟權益、政治權益、社會權益相比較，滿足農民工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需求、維護農民工文化權益更為關鍵。為農民工提供滿足其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務，是政府和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主動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一個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社會和國家的重要標志。

滿足農民工文化需求，應該通過構建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農民工提供有針對性的文化服務，為農民工參與文化生活提供便利，豐富文化生活方式，滿足文化需求，解決農民工文化生活突出的供需矛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以實現公民文化權利為邏輯起點，滿足社會的公共文化需求，向公眾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行為及其相關制度與系統的總稱，是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包括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建設的運行、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資源的生產和供給、公共文化服務的組織保障，還有人才隊伍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共財政保障、公共文化服務運行的指導、管理和績效評估等內容。

當前我國已經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但對于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又尚未真正融入城市、還沒有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來說，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他們基本上享受不到，而城市公共文化服務和他們又有相當的距離。這對于農民工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是十分不利的。關心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維護和保障農民工權益、促進農民工城市融入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滿足和實現農民工文化需求和文化權益是政府和社會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義

文化是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橋梁，對增強農民工的歸屬感、尊嚴感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將農民工逐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保障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文化權益，是提升農民工文化素質和綜合素質、促進農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必然要求，這對于提升我國城鎮化水平、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1.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文化需求是社會人的一般需求。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農民工的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時，其他方面的需求就會被激發出來，當前農民工逐步增長的文化需求顯得日益突出。尤其是在農民工中占絕大多數的新生代農民工，和傳統農民工不同，他們在城市的夢想已經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物質已經不再是唯一的需求，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樣迫切。改革開放進程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人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必然選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人們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條件的均等。關心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維護和保障農民工文化權益、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使他們享受與城市居民無差別的公共文化服務，實現包括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保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理念，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有利于縮小區域和城鄉發展差距、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無疑將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2.以文化融入促進社會融入，有利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在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下，我國城市和鄉村之間已經形成深深的文化和心理鴻溝。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和身份融入相比較，更為根本的是文化認同和文化融入，只有實現了文化認同和融入，才能實現價值觀念、行為規則、生活方式的根本轉化。一方面，文化可以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使農民工接受現代文明、城市文明、城市生活習俗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和熏陶，加快其思想、文化、習俗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參與文化生活，可以在精神層面增強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激勵他們自強不息、奮發進取，以自信、樂觀的心態積極主動融入城市新生活；同時，通過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還可以增強農民工在城市的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并能逐步改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原有看法和成見，促進城市對農民工的接納。在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是農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橋梁，是其他任何手段都不可替代的重要紐帶。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能夠充分發揮文化的教育引導作用，搭建文化橋梁，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心理溝壑，以文化融入促進社會融入，推動農民工在職業轉化、地域轉移、身份轉換的同時，加快文化層面轉變，不斷提高知識文化素養，實現自身全面發展，加快向城市的融入，最終實現市民化。

3.滿足民眾基本文化需求，有助于推進文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從文化建設層面來看，文化建設是“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容之一，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并將農民工納入到這個體系之中，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把文化建設作為全會主題，對文化建設做了全面的部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十二五期間，文化建設較快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公共文化服務應該惠及城市里的市民和農民工，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使農民工和市民享受相同的公共文化服務，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用先進文化熏陶和塑造新時代農民工，利于引導農民工樹立主流價值取向，有助于推進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同時，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把農民工作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服務對象，發揮好現有公共文化體系公益性特點，可以提升農民工包括文化素質和道德素養在內的綜合素質，提升農民工參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和能力，有利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4.提升農民工文化素質，有利于推動中國政治文明進步。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培育公民社會是社會主義政治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基。經歷了長期的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中國公民社會已初具規模，但迄今為止還僅僅是一個初步的、正在發展中的公民社會，形成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當前中國公民社會培育中，公民意識總體上比較薄弱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之一。公民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有效制約國家權力，是公民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中國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都遠不能達到成熟公民社會的要求。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隨著文化素質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其政治參與意識和公民權利意識空前強烈，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政治參與方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更強烈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認為自己理應平等享有公民的一切權利，不應和城市居民有所差別。將農民工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使其共享城市文化服務，用現代文明熏陶他們，逐步提升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有助于提升農民工的自信心和政治參與意識及參與能力。農民工人數日益增加，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化進程中作用不可替代，他們的政治參與無疑會加速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推動中國政治文明建設，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

參考文獻：

〔1〕文化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見[R].2011-9-26.

篇10

受眾媒介素養是指“公眾面對媒體和媒介訊息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思辨性應變能力，以及創造和制作媒介訊息能力”②。在大眾健康傳播的過程中，培養和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是真正實現大眾健康傳播功能的基礎和有力保證。

培養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質疑和評估能力

有研究者調查認為，我國受眾對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傾向是“似乎把所有報紙上、廣播中、電視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權威的，對其真實性、客觀性和科學性更不習慣做信息來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動機，不通過頭腦過濾，一味地全盤接受”③。可見受眾對媒介信息缺乏質疑和評估能力。要使受眾具備對信息真偽的質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應使其認清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和傳播過程。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是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通過技術性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傳者傳播社會信息的過程，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都會影響信息“把關人”決定把什么樣的信息發送給受眾。④因此，一個具有媒介素養的大眾健康傳播的受眾必須認識到大眾傳媒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并不是純客觀的，媒體呈現給受眾的所謂現實并不是真實的現實世界，而是媒介創造的“擬態環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傳播者個人的價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觀現實。我國的大眾傳播媒介組織雖然屬于國有，但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市場標準在我國大眾媒介組織的信息選擇把關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標準。以往，受眾只是片面地看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眾傳媒為滿足社會對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并以為大眾媒介現實就是客觀現實，高度信任大眾傳播組織及其傳播的信息，而忽視了大眾媒介的經營性質可能導致為追求收視率、追求利潤而放棄社會責任，因此，受眾盲目輕信了某些大眾傳播媒介的健康信息，從而出現了“張悟本事件”等一系列偽健康傳播事件。其次，受眾懂得媒體的語言修辭和宣傳策略，就能解構媒介信息，理性鑒別選擇信息。偽健康傳播中的傳播者為達到其營銷宣傳目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傳用語常常夸大其詞，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見效，無效退款”、“藥到病除”、“立竿見影”等來宣傳其產品，這樣的宣傳用語明顯違反了我國《廣告法》、《醫藥廣告管理辦法》、《藥品廣告審查標準》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另一方面，偽健康傳播者為了達到宣傳目的，還常用大眾傳播技巧中的“印證法”，用講故事的方式，列舉一些病案，或讓一些所謂的患者現身說法，宣揚其產品的神奇療效；或者利用受眾的慕名和權威崇拜心理，經常請名人為其產品代言。偽健康傳播通過以上各種方式，創造酷似真實的情境來制造一個個媒介擬態環境，使受眾接受其宣傳，卻違背了大眾傳播要求傳播的內容必須真實的基本原則。受眾在媒介構建的虛擬環境中應始終保持理性，對其信息進行質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眾對健康信息的認知和理解能力

現代認知心理學認為，人類在認知活動中是用已知的知識來吸收、同化新知識，再重新構建新的認知結構。因此，受眾對媒介信息的理解、認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知識結構與認知結構。當受眾在面對健康信息時，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識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義，而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別信息中的矛盾和偽科學的信息，容易對媒介信息輕信盲從，也就不能自主獲得正確信息。相反，當受眾擁有較高水平的健康知識結構和良好的認知結構時，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種媒介信息，并能通過信息表面含義，由表及里，全面正確地理解信息的含義，對信息做出正確而有效的取舍。據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養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城鄉居民具備健康素養的總體水平為6.48%。⑤這表明，我國在普及健康知識，提高公民健康素養方面還任重道遠，這也是造成“張悟本事件”等偽健康傳播有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眾健康傳播受眾的媒介素養，提高受眾對信息的理解和認知能力，應加大力度對公民進行健康教育，向公眾宣傳防病治病、科學養生的知識，而大眾傳播媒介和醫療衛生機構、健康教育部門依然是大眾健康教育的主力軍。健康傳播的跨學科特征很明顯，專業性很強，它需要傳播者兼具醫學衛生健康專業知識和傳播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相關的醫療衛生政策、法規的知識。目前，我國健康傳播的專業人才還很不足，這就需要，一方面，大眾傳媒除了加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意識，加強健康傳播的把關意識外，還應加強與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積極合作，確保信息的科學真實有效；另一方面，醫療衛生、健康教育領域的專業人士，借助大眾傳媒的平臺、技術、技巧，將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識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更加形象直觀的形式進行傳播，以此使受眾的健康素養提高到一定的水平，這等于給了受眾一雙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識破偽傳播中那些花言巧語的“忽悠”。

增強受眾對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輕信別人，強調經過自己的分析、論證和試驗，運用恰當的評價標準，進行有意識的思考，挑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和最正確的東西，最終做出有理據的判斷”⑥。受眾具備思辨能力就能對自身的健康狀況進行具體分析判斷，有目的、有針對性地選擇正確、有效的信息為自己所用。

大眾傳播學認為，大眾傳播的信息反饋具有延遲性、間接性的特點，傳播者的信息傳遞和受傳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離的，因此，健康傳播受眾很少能與傳播者直接交流溝通，即便是電視養生健康類節目中的現場觀眾，也因為節目時間的有限而很難與節目中的醫療專業人士進行充分溝通交流，更不能像在醫院中那樣進行醫患人際交流溝通后，由醫生來辨別診斷患者的體質和病情癥狀開出藥方或提出治療方案。因此，大眾傳媒在傳播健康知識、技能和信息的同時，更應有意識地向受眾傳播醫學臨床思辨的觀念和思維方法，培養受眾的思辨性應變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雜志刊登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腎病內分泌科主任醫師李俠談中醫食療時說的“食療因人、因地、因時而異”，“要通過辨別每個人的體質來推薦食療方……絕不能像‘養生大師’們那樣給所有的人都開一類食療方子”⑦。在健康傳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傳播醫學中的思辨方法，這樣才能很好地提高受眾對思辨思維的認識，提高他們的思辨能力，并增強應變能力。如果在選擇大眾傳媒的健康信息時，受眾都能進行這樣一個思考、分析、論證、判斷的思辨過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會輕信張悟本等人“一個食療方子走天下”的偽健康宣傳，不會上醫藥假廣告的當，才能真正發揮健康傳播的功能。

注 釋：

①張自力：《健康傳播研究什么――論健康傳播研究的九個方向》，《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9）。

②張開：《媒介素養概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

③張開、吳敏蘇：《中國城市居民媒介素養現狀調查報告》，見蔡幗芬等主編：《媒介素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頁。

④周慶山：《傳播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

⑤馬祥：《“健康傳播”如何才能傳播健康――基于對“養生專家”張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傳媒》，2010（12）。

⑥張子宏：《論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與語言知識間的關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6）。

⑦李俠等：《駁張悟本把糖尿病吃回去的14條偽論》，《糖尿病天地》，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