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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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公共利益；征地補償

中圖分類號：F3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3-068-01

一、我國現行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制度立法缺陷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條件不明確

我國《憲法》》第十條第三款、《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四款、《物權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規定，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的前提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即只有是為了達成某項公共利益，政府才能要求集體土地權利人做出犧牲服從征收，但是并沒有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界定。并且，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國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準后，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組織實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應當在公告規定期限內，持土地權屬證書到當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辦理征地補償登記”，這意味著行政機關擁有對公共利益的認定的完全自由裁量權。這造成在現實操作中，很多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名，泛用征地權，嚴重損害了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的合法權益。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

第一，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表達權受限。《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土地征收必須公告，但是先擬定方案再征求意見的公告形式只作為已經擬定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的附屬程序，目的是用于權利登記，被征地人根本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種被動的、滯后的、有限的參與對征地方案并不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第二，土地征收糾紛解決機制不完善。按照《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三十條第二款的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人對征收決定只能提起行政復議。此外，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三款的規定，土地征收的補償、安置方案都要由行政部門擬訂、批準、實施，即使集體土地權利人對補償標準有爭議，也只能由人民政府協調、裁決，不能向人民法院，而且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這意味著在征收程序中，從批準、實施到救濟都由行政機關主導，這就隱藏著排除司法機關的介入與救濟的危機。豍

（三）我國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不合理

第一，補償原則不明。法國在《人權宣言》中確立了“公正補償”的原則，美國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中明確了“公平補償”的原則，日本在《日本國憲法》中確立了“正當補償”的原則，而我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這里的給予補償究竟是應該理解為“公平”、“合理”還是“充分”并不明確，事實上在我國這種補償不僅談不上公平，甚至不能保障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人的生存與發展權豎；第二，補償標準過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數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單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數量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這種補償標準完全不考慮土地的預期收益和增值空間；第三，補償范圍過窄。《土地管理法》四十七條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以及青苗的補償費。《物權法》四十二條規定必須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但現行法律沒有考慮殘留地、對相鄰土地造成的損害等特殊情況的賠償。

二、我國農村土地征收制度的重構

（一）嚴格界定公共利益，防止土地征收權濫用

公共利益本身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是立法中完全可以采取列舉式規定規避該缺陷，將公共利益限制在某些特殊領域，例如交通、水利、能源、供電、供暖、供水等公共事業或市政建設，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保、綠化、慈善機構等社會公共事業，涉及國家安全的國防事業以及其他由政府或者社會組織興辦的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除此之外，還要賦予農村集體土地被征收人對征收決定異議的訴訟權以及一定期限內被征收集體土地未用于公共利益的撤銷權或買回權，即如果被征收集體土地沒有在規定期限內按照原定公共利益使用，原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人可以主張買回該土地。

（二）尊重農村集體土地權利人意愿，確立公平補償原則

所謂公平補償包括幾下幾點原則：第一，就行政機關而言，要充分尊重市場，以被征收的集體所有農地所在地的市場價為基準，并充分到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與再就業問題；第二，就農村集體組織內部而言，要平衡好集體組織和成員的內部利益；第三，擴大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的范圍，例如必須考慮被征收土地因為開發方案被批準而增值的收益情況，保障被征收權利人能夠從中獲取合理的預期增值收益；第四，創新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大的方式，除了現金補償外，還應該更加重視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土地權利換換社會保障等長遠的補償機制，強化失地農民的生存與發展能力。

注釋：

陳小君.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的法理反思與制度重構[J].中國法學,20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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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集體土地 征收探討

集體土地征收是指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通過法定程序，將原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征為國有的行為。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建設項目用地已經從原來的使用國有存量建設用地，擴展到農村集體土地，隨之而來，農村集體土地的征收問題便提到了重要的日程。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農村的土地更具有雙重性質，它不光是生產資料，還是社會保障，被征用的土地越多就意味著農民的生存田越少。筆者是一名基層的土地工作者，工作中頗多接觸，對集體土地征收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相關問題和大家一起探討。

一、當前土地征收制度需要完善的幾點看法

（一） 對土地征收權界定的不嚴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 2 條第4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實際上，現在的土地征收已被擴大到經濟建設，且大多數的土地征收都是各類項目建設需要，因此就出現了法律意義與實際操作的偏離，就存在法律界定的不嚴謹。

（二） 土地征收補償標準和范圍不盡合理

1、補償標準和范圍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

按照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實際上是土地所有權的轉移，即由農村集體所有轉變為國家所有。現行法律規定是按照平均產值的倍數來計算的。一方面這種制度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市場、土地用途、地區差異、種植條件等。另一方面按照法律規定集體土地征收基本是單方強制性的，被征收單位不得拒絕，體現不出農村集體組織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法律地位。

2、征地補償范圍小、標準低

從現行的法律法規來看，單對土地征收的補償范圍一般限于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這樣的補償范圍在土地市場發展的今天遠遠彌補不了農民失去土地的損失。

3、安置補助費過低，解決不了勞動力安置問題。

現階段的安置補償，一種是社會保障措施，即對被征地農民采取社會保障安置的方式，由政府、農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個人三者共同承擔。但是由于補償標準較低一是存在補償費不足以支付保險費；二是即便支付了保險費后，在沒到領取保險金階段，即沒有土地收益也沒有保險金，這期間沒有生活來源。還有一種安置就是企業安置，而企業現在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主體，企業有自主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的自由，強行向企業安排勞動力顯然干了企業的用工自，這樣的結果是被安置農民的就業權利根本無法得到保障。

（三） 土地征收程序不規范，缺乏民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5條第3款規定：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根據經批準的征用土地方案，會同有關部門擬定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鄉（鎮）、村予以公告，聽取被征用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而事實上在征收土地的過程中，法律法規的實施與實際工作不銜接，補償一方與被補償一方之間利益沖突很多，操作起來非常棘手，這也是近年來土地上訪案件逐漸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對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的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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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地補款發放流程是怎么樣的？征地補償款發放流程是怎么樣的？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費的所有者所有。

安置補助費，是國家征收集體土地后，安置被征收單位由于征地造成的多余勞動力的補助費用。需要安置的人員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安置的，安置補助費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單位安置的，安置補助費支付給安置單位；不需要統一安置的，安置補助費發放給被安置人員個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員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員的保險費用。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收到土地補償費后，應當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召開村民會議，在所有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平均分配此款。如不分配給村民，則侵犯了村民的合法權益，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員，可單獨或共同集體經濟組織或村委會，要求支付相應份額。

二、征地補償款的征收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用城市郊區的菜地，用地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員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安置的，安置a助費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農村集體組織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單位安置的，安置補助費支付給安置單位；不需要統一安置的，安置補助費發放給被安置人員個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員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員的保險費用。

三、征地補償款的計算方法

國家建設依法征用集體土地時付給被征地者補償所喪失的土地權利的費用。其計算方法是：

1.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補償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補償費標準，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具體規定。屬于有收益的非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可按該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6倍計算，征用無收益的耕地不予補償。征用柴山、灘涂、水塘、葦塘、經濟林地、草場、牧場等有收益的非耕地的土地，補償標準為該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

2.征用人工魚塘、養殖場、宅基地、果園及其他多年生經濟作物的土地，按鄰近耕地補償標準計算。

3.被征用土地的青苗補償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4.被征用土地上的附著物，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制定。參照建筑造價折多少，補償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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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征收與土地征用土地征收與土地征用具有相似性，但并非同一概念。兩者的相似性，在于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都是國家以公權力強制地對他人的土地權利予以剝奪，使得他人的土地權利因征收或征用而消滅或終止。一般認為，土地征收為國家根據公共利益需要而行使公權力，以補償為條件，強制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權，他人的土地所有權因國家的征收而消滅。（注：這方面的見解一般相同。如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頁；張曼隆：《土地法》，臺1996年版，第494頁。）如他人的土地所有權并不消滅，則不能謂之征收。就土地征用而言，則是國家因公共事業的需要，以給予補償為條件，對他人土地所有權以外的土地他項權利為利用，待特定公共事業目的完成時，仍將土地歸還原土地所有人。（注：張曼隆：《土地法》，臺1996年版，第494頁。）他人的土地所有權并不因國家的征用行為而消滅。

在現代法制國家，無論是土地征收，還是土地征用，皆需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自不待言。土地征收或土地征用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一則可以使政府行使公權力時須依嚴格的程序防止國家權力對他人財產權進行不適當干預；二則可以使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他項權利人在顧及國家公共需要的前提下，通過法律途徑尋求救濟，獲得公正、必要的補償。

名義上，我國現行法基本上僅涉及土地征用。《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即稱，該條例的規制對象為土地征用。（注：該條例頒行于1982年，現在仍然生效。）原國家土地管理局《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規定了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可因“國家征地”而發生變更。（注：原國家土地管理局《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第二十條。）在這里，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變更是由于土地的征收還是征用不甚明確。若依通說，“國家征地”應理解為國家對集體土地的征收，因為它引起了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變更。若依現行法的規定，則是對集體土地的“征用”。憲法、法律和法規并未規定“征收”，而只規定了“征用”。另外需要看到，土地征收也是曾經施行過的。（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中已經依法沒收、征收、征購為國家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實際上，現行法所規定的土地“征用”確實引起了土地所有權的變更，即集體土地所有權變更為國家土地所有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即規定了“國家依法征用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亦明確了“國家建設征用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五條。）這樣，現行法的土地征用客觀上就是一般所指的土地征收。

現行法名義上為土地征用，實際上卻是土地征收。無論是土地征收，還是土地征用，都是國家憑借公權力對他人土地權或土地他項權利予以強制性剝奪，但這種強制性剝奪須以存在公共利益為條件。公共利益具有較為廣泛的范圍。國防、交通事業、水利事業、公共衛生、教育、政府機關及慈善事業等，即其適例。公共利益并非都具有永久性，如軍事工事可因特定軍事目的已完成而無存在的必要。在此情況下，是否無需將他人的土地所有權予以強制征收而是對他人的土地他項權利予以征用，并非無考慮的余地。從公共利益的性質及需要出發，對具體的公共利益事項予衡量，將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予以恰當劃分，使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致遭受國家公權力的過分干預，應是保護土地資源的一項重要內容。對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予以界定，將土地征用從土地征收中分離出來，使土地征收名副其實，是物權和土地立法中應注意的一個問題。

二、土地征收的性質土地征收為國家憑借公權力對集體土地所有權予以強制剝奪，不以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為必要條件。這正如《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所言，“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被征用社隊干部和群眾應當服從國家需要，不得妨礙和阻撓。”（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四條。）另外，“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因途徑給予補償。”（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強制性和補償性是土地征收的兩個基本特征（注：可參考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頁。）；但是，從土地征收的發動到土地征收的具體實施的過程看，土地征收不僅僅只具有這兩個基本特征。

在實施土地征收時，必然涉及到法律適用的問題。《憲法》、《土地管理法》、《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等為目前土地征收的法律依據。應當承認，國家為社會管理的需要，須行使行政管理權，土地管理亦不例外，在土地資源日益稀缺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行政機關如果從部門利益出發行使社會管理的職能，則有可能導致行政權的濫用及權利保護的不力。對土地征收性質予以重新審視十分必要。因此，土地征收行為應具有合法性；土地征收必須嚴格依法實施，禁止濫用土地征收權。

土地征收雖具有強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任意為之。《憲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了國家實施土地征收必須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得以實施的前提條件，如不存在公共利益的需要則無土地征收可言。而如何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并非容易。現行《土地管理法》刪除了原《土地管理法》中的“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辦社會公共事業，需要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注：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一條。）可說明立法已開始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界定持謹慎的態度。如何進一步明確公共利益范圍是立法的一個任務。而由于《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仍然生效，如何協調法律法規的效力對土地征收來說有其現實意義。（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2條規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辦社會公共事業，需要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時，必須按照本條例辦理。”）即使法律法規之間的效力可通過立法原則及技術解決，對“公共利益”、“國家建設”與“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社會公共事業”的理解和解釋，將會對土地征收產生影響。有學者主張將公共利益界定為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災害防治、科學及文化教育事業、環境保護、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的保護、森林保護事業，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國家基于發展商業目的的事業，不得適用征收。（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在公共利益和經濟政策間作嚴格界定，對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十分必要。根據經濟政策，需要使用農民土地的，應采用財產轉移的法律規則，而不再實行現行的征地制度。（注：孫憲忠：《不動產物權取得研究》，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公共利益與土地征收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土地征收行為目的應具有公益性，即國家征收集體土地的目的是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征收的強制性和公益性相聯系，且公益性是強制性的基礎。

土地征收是國家行使其“最高所有權”的體現。我國并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權，土地征收是在國家和集體之間展開的。在我國，土地征收法律關系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由其內部成員構成。集體財產權的實現，既是其自身財產權的實現，同時也是其成員財產的實現。土地征收既涉及農民集體的利益，也涉及其成員的利益。承認土地征收法律關系主體的特定性，可以將因實施經濟政策而引起的土地開發排除在土地征收之外。這對維護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利益具有現實意義。以此為基礎，還可以說，土地征收權具有專有性，只有國家享有征收集體土地的權利，企業和公司等經濟組織不能以實施經濟政策的名義進行土地征收，亦不應通過國家達到征收土地的目的。

土地征收的直接法律后果之一，是對補償和安置方案的實施。“征收補償、安置方案報市、縣人民政府批準后，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對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這便是土地征收爭端解決機制，政府的裁決為終局裁決。當土地征收爭端發生時，如果政府的終局裁決不能使集體及其成員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護，則司法救濟請求權的行使應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成員的權利。問題在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成員以什么途徑尋求救濟？

憲法對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確認，要求對國家財產權和集體財產權予以平等的一體保護。國家實施土地征收時，一方面有權行使其“最高所有權”；另一方面，“最高所有權”的行使應在一定范圍和限度內進行，否則即構成土地征收權的濫用，與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相悖。如以建經濟開發區為名草率征收大片良田，而因經濟開發區最終未建致使良田荒蕪。濫用土地征收是對國家財產權和集體財產權未能予以平等的一體保護的體現。為防止土地征收權的濫用，除了需對征收土地的目的進行嚴格限定外，似有必要在現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考慮其他措施。（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二十一條前段規定，“已征用二年還不使用的土地，除經原批準土地的機關同意延期使用的土地外，當地縣、市人民政府有權收回，并報原批準機關備案。”）

前已述及，強制性和補償性是土地征收的基本特征。土地征收的強制性僅僅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其他原因。土地征收的強制性并不能導致土地征收行為是行政行為。的確，有許多學者主張土地征收行為是行政行為，且土地征收爭端以行政訴訟程序解決。（注：如在臺灣地區，土地所有人如對于政府征收其土地而引起補償數額爭端時，應以行政爭訴程序解決，而非審理私權的普通法院所審理。可參考張曼隆：《土地法》，臺1996年版。）不過，雖然公益性和土地征收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且土地征收的公益性是強制性的基礎，但強制性與行政行為之間并不具有必要的因果關系。如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逾越疆界時的土地購買請求權，雖具有強制性，但并不能否定該請求權的民事屬性。（注：臺灣地區民法為平衡鄰地所有人因須容忍土地所有人使用其地之不利益，規定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價額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頁。）實際上，在土地征收上，也有不以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的法例。（注：德國基本法第十四條規定，剝奪所有權只有為公共福利的目的才以被允許；剝奪所有權只有依法律或法律的原因進行，且該法律對損害的方式和措施有所規定。該賠償必須在對公共利益進行公平衡量之后確定；對損害賠償的高低有爭議時可以向地方法院。）土地征收主要涉及土地所有權的變更及對原土地所有人與他項土地權利人的補償。國家財產權和集體財產權的一體保護，要求土地征收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而不是厚此薄彼，在土地征收補償標準的確定上亦如此。另外，以出于公共利益的強制性為開端的土地征收，與土地所有權的變更及土地征收補償的實施，應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土地征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更與其說是國家行使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一個結果，還不如說是權利轉移的一種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土地征收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變動使得土地征收的后果具有物權性。土地征收補償金的確定，與其以行政管理的方式進行，不如在平等的基礎上為之，以既能保障不同民事主體財產權的實現，又能激活農村土地市場的發展。

從土地征收行為目的的公益性、土地征收法律關系主體的特定性、土地征收權利的專有性、土地征收行為的合法性及土地征收措施的強制性、土地征收的補償性和土地征收后果的物權性的意義上說，土地征收是民事行為。

三、土地征收與物權變動土地所有權的本質，在于它是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所享有的排他性的權利。對土地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土地的權利的干預或剝奪，一般構成對土地所有權的侵犯。近代以來，這一觀念受到了挑戰。土地征收使得集體的土地所有權移于國家之手。土地征收權的核心，在于不需要土地所有人的同意而強制取得其土地。土地征收權與土地所有權沖突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地征收權對土地所有權排他性的否定。

土地征收權的行使，實際上是使不動產物權發生了變動。物權的發生、變更和消滅，構成物權的變動。探討土地征收與物權變動的關系，可進一步認識土地征收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影響，以及集體土地所有權變更為國有土地所有權時所涉及到的物權法上的問題。從廣義上說，物權的變更包括主體的變更、客體的變更及內容的變更；而嚴格意義上的物權變更則是客體和內容的變更。（注：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土地征收權的行使，使得被征收土地的所有人由集體變為國家。土地征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更涉及到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和喪失-國家取得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權，而集體喪失了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權。土地征收也會引起征收土地物權內容的一些變化。就土地征收而言，被征收土地上物權的消滅是相對的消滅。

土地征收引起的物權變動，屬于非依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它不要求具備依法律行為的不動產物權變動的要件，即須為有處分權人所為，須有物權變動的意思表示及須經登記。且因是之故，因土地征收而取得土地所有權，為不經登記即可取得。其中的原因，在于土地征收不依原土地所有人的意思表示而由國家強制力介入便可發生物權變動，且物權的狀態亦已明確，不經登記并不妨礙交易的安全。（注：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以下。）經土地征收取得的國有土地所有權不需登記實際上已為實踐所采。“土地登記是國家依法對國有土地使用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土地使用權和土地他項權利的登記。”（注：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登記規則》第二條。）

一般情況下，土地征收引起的土地物權變更，特別是土地所有權變動具有不可逆性，即集體所有的土地一經征收其所有權不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已征用二年還不使用的土地，當地縣、市人民政府有權收回”；收回的土地，作以下處理：（1）按審批權限，有償撥給其他符合征地條件的單位使用；（2）“借給生產隊耕種。生產隊在耕種期間，不準在土地上興建建筑物和種植多年生作物。國家建設需要使用時，生產隊必須立即交還，不得再提出補償、安置的要求。……”（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第二十一條。）“生產隊”這一概念雖已為生產合作社和集體經濟組織所取代，只具有歷史意義，但這并不影響對因征收引起的土地所有權變動不可逆性的探討。

對土地征收需對其目的進行嚴格限制，以防土地征收權的濫用；而對土地征收目的的確定，也直接影響到土地征收權的正當性。上述對經征收的土地不予使用達一定期限的處置方法，存在著邏輯上的混亂。應該是存在征收土地的需要再進行土地征收，即先有需要后有征收。如土地征收達一定期限不予使用，則按審批權限有償撥給其他符合條件的單位使用，不免產生征收土地后再尋找用地者的嫌疑；而“借給生產隊耕種”的情形也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因此，不能將公共利益需要的原因與國家行使土地征收權的結果顛倒。因征收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權變動的不可逆性不是沒有疑問。

土地征收引起的土地所有權變動的不可逆性，意味著國有土地總量的增加和集體土地總量的減少。為避免土地征收權的濫用及維持國有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之間必要的靜態平衡，當征收的土地不予使用達一定期限或征收土地后不以原目的使用及擅自改變土地用途時，能否恢復原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權，并非無考慮的余地。另外，土地征收只能以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公共利益應是征收土地前就設定了的，否則極有可能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及土地征收權的濫用。公共利益為國家和社會的一個永恒主題，在物權變動上限制土地征收權的濫用時，能否考慮既能保證土地征收權的正當性、又能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的辦法呢？（注：如上文所說的將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分離。再如臺灣地區土地法規定了保留征收制度，即舉辦事業將來所需的土地，在未為需用以前，預為呈請核定并公布其征收的范圍，禁止妨礙征收之使用。這對我們應該有所啟發。）

對集體土地的征收，除涉及集體土地所有權外，還涉及土地他項權利，即土地使用權和土地所有權以外的其他土地權利，如抵押權、租賃權等。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變動，是否、能否引起土地他項權利的變動？在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抵押中，抵押人可抵押依法承包并經發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權；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土地征收的實施，集體土地所有權變更為國有土地所有權后，在集體土地上設定的以集體土地使用權為標的的抵押權因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消滅而成“虛權”。抵押權為一種期待權；當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以集體土地使用權抵押時，因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消滅而使債權人的債權難以實現。因此，土地征收后如何處理以集體土地使用權為標的的抵押和抵押權的關系以及抵押人和抵押權人之間的關系將是抵押制度的一個難題。土地征收后，集體土地地上權、租賃權一般也消滅，同時也會涉及到對地上權人、租賃權人的補償問題。這在下文會有所述及。

四、土地征收引發的主要問題客觀地講，土地征收的社會影響具有兩面性。如果土地征收權行使得當，可以增進社會福利，促進土地資源更加有效地利用；但如果濫用土地征收權，則構成對集體及其成員財產權的侵犯。土地征收法律規則的完善及正當程度對土地征收本身有重要影響。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秩序的有序化及法律秩序的有序化需要一個過程。在此背景下，重視對土地征收引發的主要問題顯得必要而又緊迫。

土地征收的補償性問題目前還未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補償費標準是否合理需要進一步考慮。“土地補償費”應是農地地價的直接體現，而農地地價則為農地所有權在未來年期收益的資本化區域平均價格。由于農地市場的不發達，如何確定農地地價，使其趨于客觀、合理需要一個過程。就集體土地的地上權和租賃權而言，土地征收的補償涉及到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補償，特別是地上附著物的補償與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價值緊密聯系，進而言之，也許可以說，集體土地的市場化過程，也是土地征收日益完善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土地征收法律制度如何起到積極的作用，既能促進土地征收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又能推動農村土地市場的發展，值得認真研究。

直到現在，土地仍然是絕大多數農民（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盡管被征收土地的農民的就業和安置以市場為導向而有多種途徑有其可行性，但并不能否認土地是絕大多數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作為社會保障的替代物，為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農村的失業保險功能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注：姚洋：《中國農地制度：一個分析框架》，載林毅夫、海聞、平新喬主編：《中國經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雖然在發達地區，農村居民的絕大部分收入來自農業以外，但土地征收的補償費和安置費等仍然是被征收了土地的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是其成員的重要生活保障。因此，土地征收補償費和安置費的確定標準，應從如何維持社會保障所要求的生活水平出發。實際上，這也是在維護農村的公共利益。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需要完成，農村的公共利益也不容忽視，否則會助長城鄉差別。

“土地補償費用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的歸屬容易確定；而土地補償費的歸屬則可能引起爭端。“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條。）集體土地所有權事實上的虛位，（注：參見王衛國：《中國土地權利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頁。）可能會導致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因土地征收補償費的歸屬發生爭端。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因土地補償費發生的爭端應由物權法調整。

篇5

關鍵詞:城中村;失地農民;法律保障

一、“城中村”失地農民的保障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有關土地征收的具體法律法規存在矛盾或含混不清

現行土地法律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轉為城鎮居民以后,原屬于其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國有土地。這一規定突破了1954年憲法有關征地只能“為了公共利益”這一限制條件的規定,實際上為征收農地轉用非農建設提供了一種合法形式。但是產生了一個矛盾:對于非公共利益的農地轉用,不經過征地是違憲,因為不符合“全部城市土地為國有土地”的憲法準則;征地也違憲,因為不符合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憲法準則。又比如,《土地管理法》第16條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但土地使用權轉讓過程爭議發生的原因有那些情況,爭議發生后如何處理,法律沒有確切規定。因此,在征地過程中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時,利用法律無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對“公共利益”范圍界定不明確

我國現行《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該規定可以理解為要對集體所有土地進行征收,就一定得符合公共利益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對集體土地進行征收。但具體什么情況下征地才符合“公共利益”,哪些征地目的不是為了“公共利益”,這些卻沒有明確規定。就目前來說,國家只要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隨時都可以對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強制征收,并且按照《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5條的規定對征收這種法律行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提出異議,如對征收土地的補償費用有異議也只能提請批準征地的政府裁決,但征收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收土地方案的實施。而且對土地征收的目的是否是為了“公共利益”也沒有嚴格的審查機制。在我國《土地管理法》中,既沒有土地征收申請、批準前,有關機關對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事前審查,也沒有土地征收被批準后,被征收人認為土地征收目的不具有合法性時的事后審查。只規定了土地征收必須經過國務院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對被征收人認為土地征收目的不符合法律規定時的救濟機制也沒有任何規定。

(三)法律規定的征地補償偏低

《土地管理法》第47條是現行征地補償的主要法律依據。該條第1款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按照土地原有用途補償,不能反映土地的位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均耕地面積等影響土地價格的因素,其實質是將土地僅僅看作一種生產資料,沒有考慮到土地負載的眾多社會功能和農民的財產權,從根本上忽視了土地私益性;該條第2款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到十倍。……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根據該規定,征地(耕地)補償分為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三種,其本質不是對土地價值的補償,而是對地上物的補償;具體補償數值主要根據該土地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來加以確定,對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種植結構、農業耕地水平的差異缺乏體現,無法反映被征土地的區位價值,同時使得補償價值極易波動,導致同一區位地塊補償價格懸殊;孤立地考慮耕地作為農作物生產的年產值,忽視了被征耕地一旦轉為非農用地所飆升的級差價值,農民被排除在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之外。該條第6款規定:“依照本條第2款的規定支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增加安置補助費。但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能超過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三十倍。”這是我國征地補償的法定最高標準。土地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賴以生存的基礎,失去土地的農民的損失除集體土地承包使用權所能創造的實際價值外,還包括生活保障,就業安置等方面的損失,即使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最高補償標準,也是明顯偏低。

(四)對非農用地的征用安置補償法律沒有規定

我國的《土地管理法》對征用農民集體所有的農用地的補償方法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對征用農民集體土地中非農業用地的實施方法和補償標準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與解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雖然對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方法做出了比較具體的規定,但該條例的實施對象僅限于城市規劃區內的國有土地,不適用于針對農民集體土地上房屋及附屬物的拆遷行為;而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也同樣沒有包含適用于上述問題的規定。2004年11月由國土資源部正式公布的《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確定了新的征地補償標準。按照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則,允許征地補償標準突破由《土地管理法》所規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按統一年產值30倍計算的上限。另外也涉及到了可制定區片綜合地價的內容,以及比從前更為靈活的征地安置措施。但是針對非農用地,特別是農民宅基地等土地的征用補償,依然未做出較為明確的規定。

二、健全和完善“城中村”失地農民法律保障機制的思考

(一)完善法律規范,健全法律體系

由于“城中村”農民的宅基地與城市居民的房屋用地的性質和來源有很大區別,村民又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給城市居民的許多社會保障,絕不能套用《城市房屋拆遷安置條例》;同時,“城中村”又是農民土地被征用后的最后居留地,不能適用《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地補償辦法。為此,必須進行新的立法,或修訂現行法律,使政府的改革行為合法,保障農村和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護集體資產、個人財產不被損害;對“城中村”的拆遷安置和土地征用行為予以規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上盡可能對村民和投資方有利。完善對征收農村宅基地的補償和拆遷安置的法律規定。就“城中村”中以房屋為主的農民私有財產的拆遷安置補償方式和標準制定相關法律,確定法律適用,使其在“城中村”改造的實踐中有法可依。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土地征用條例的修訂與實施,從法律上建立完善土地征用目的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征地價格及補償標準聽證制度、土地征用爭議司法仲裁制度。地方政府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分配機制、安置辦法、管理體制操作程序,對村集體組織獲得國家的土地補償后的使用或者分配做出具體規定。要修改行法律法規關于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不能出租、轉讓和抵押等的規定,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規劃,只要在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之內,應當通過開發商和土地所有者進行平等的談判,讓土地所有者――農民集體經濟組織與用地方直接談判和交易。

(二)明確界定“公共利益”,避免侵犯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規定國家征用土地的權利僅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國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土地征收必須符合“公共利益”,但具體什么是符合“公共利益”,卻沒有明確規定,這種方法給予了國家行政機構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也給予了國家司法機構極大的法律解釋權,他可以確定某種特定用途是否符合公共需要的性質,因此我國應采取更為明確的立法方式確定“公共利益”的范圍。規范土地征收程序,以保障土地征收的公平正義。在土地征收過程中,要注重被征收土地者在整個過程中的參與,保證在征用農民土地的過程中土地權利人有充分的參與權和知情權。讓他們在征收的目的性、征收的范圍、征收補償安置和補償安置費用在使用、管理方面都有充分的發表意見的機會,并能夠采取足夠的措施保護其合法權益。

(三)確定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按時兌現補償款

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補償費標準。土地征用補償要充分考慮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的實際。應該以農民征地補償費全部進入社保測算能領到城區最低生活保障金作為參照系,將現行補償標準提高。這僅僅是靜態預期補償標準,今后應逐步調升。國家應該通過立法,提高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補償標準,并確保征地補償安置經費支付到位。政府要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適當降低稅、費,調整土地出讓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補償標準。

二是在統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區綜合價”。堅持市場化方向,根據城市發展總體規劃,按地段、地類等將城市土地劃分成若干個區片,每一區片確定一個相對合理的基準地價,在統一征地時,實行統一的補償標準。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應以保護農民的權益為基本出發點,同時兼顧補償的公平合理性。處理要考慮土地征用前的價值外,還要考慮土地的區位、土地的預期收益、供求狀況、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合理補償標準是按照公平的市場價格兼顧政府財政的承受能力給予補償。在土地權利的市場價可以確定的地方,如城市郊區和經濟發達地區普遍采取“公平市場價”的方法,在公平市場價難以確定的地方,以公平市場價為基準,同時規定最低補償標準,即定下限不定上限,但補償不得低于最低補償標準。

(四)以保障農民權益為核心改革土地制度

首先,要明晰土地所有權的真正主體。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的股份制改革,將包括土地在內的集體資產核資折股,量化到農民個人,組建初級股份合作社,讓每一個村民擁有一份相應的股權,按股給農民分紅利。只有實行這種土地農民所有制,才能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使農民的土地權益從根本上得到保護。其次,要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權主體的權利范圍。明確農民土地使用權是涵蓋承包權、經營權、抵押權、入股權、繼承權和轉讓權的具有交換價值的獨立資產。再次,要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把現行強制性的行政征收行為轉變為交易性的市場購買行為,積極推進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流轉,打破國家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同樣用途、同等價格、同樣收益的目標。允許和鼓勵農民以租賃、參股等方式參與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獲得長期穩定的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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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廣東省現行征地補償安置政策及執行情況

1.現行征地補償安置政策

目前，國家及廣東省頒布執行的關于征地補償安置的法律法規主要有：《物權法》、《關于加強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關于印發〈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國土資發〔2004〕238號）、《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土資廳發〔1999〕97號）、《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004〕28號）、《關于開展制訂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工作的通知》（國土資發〔2005〕144號）和《關于印發〈關于制定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工作有關問題的意見〉的通知》（國土資廳〔2006〕3號）。

廣東省在《關于印發〈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國土資發〔2004〕238號）的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出臺了《印發廣東省征收農村集體土地留用地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粵府辦〔2009〕41號），規范被征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所需留用地的管理。

廣東省于2011年3月15日在修訂《廣東省征地補償保護標準》（粵國土資發〔2006〕149號）的基礎上頒布《關于印發廣東省征地補償保護標準（2010年修訂調整）的通知》（粵國土資利用發〔2011〕21號）。

2.現行征地補償安置政策執行情況

（1）補償范圍

根據實地調查和交流情況，廣東省目前按照現行規章制度和規范性文件所規定的征地補償范圍進行。對于經濟發達地區，如《關于印發〈東莞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征地拆遷補償標準規定〉的通知》（東府辦〔2009〕99號）中同時對征收已批集體建設用地做出了相應規定；自2002年，佛山市制定了《佛山市制定區域性統一征地補償標準的實施方案》《佛山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征地拆遷補償標準與實施方案》和《佛山市電力設施征地拆遷補償標準》等政策，全市逐步形成相對規范統一的征地補償標準體系。

（2）補償安置方式

從調查情況來看，目前廣東省常用的安置主要有貨幣安置、就業安置、留用地安置、宅基地安置等，而被征地者傾向于用現金、教育條件，就業安排、第三方機構評估、按照被征用途的價格、周邊平均價格、市場協商等方式來確定補償費用比較合適。對于留用地安置：廣州市出臺了《關于統籌解決我市各區農村留用地遺留問題的意見》（穗府辦函〔2009〕118號）、《關干貫徹〈廣東省征收農村集體土地留用地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穗府辦〔2012〕7號）等政策文件，明確留用地指標允許各村因地制宜地采取分散留地、集中留地、指標抵扣、貨幣補償、指標調劑和以等價物業補償等多種兌現方式辦理，同時鼓勵社會資金參與留用地集中安置區開發建設，從根本上維護了集體經濟組織和投資者權益。

（3）補償標準

按照調查結果來看，基本上各地都根據《廣東省征地補償保護標準》精神（2006年出臺，2010年調整）出臺自己的補償標準，按不低于保護標準，制定征地補償方案。目前廣東省出臺的補償標準只包括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兩項費用，青苗補償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等費用需另行計算。

二、現行征地補償安置政策執行中存在的問題

1.留用地的地難留問題

《印發廣東省征收農村集體土地留用地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粵府辦〔2009〕41號）對征地留用地的各項管理作出了較明晰的規定，但在實際工作中，仍有部分征地留用地得不到落實。首先是各級政府經濟發展壓力較大，而受每年新增建設指標限制，有限的用地指標優先用于產業項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用地，而可以用于解決征地留用地的用地指標就寥寥無幾，同年的征地項目留用地不能得到及時落實，形成舊債未了，新債又來的被動局面。其次是征地留用地選址不符合規劃，經多次協調，農民人堅持原有選址的。雖然根據41號文要求，此類情形可以采取貨幣補償的方式，但由于土地價值日益凸顯，被征地農民則往往堅持要落實留用地。

2.征地社保問題

目前廣東省嚴格執行《印發廣東省征收農村集體土地留用地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粵府辦〔2009〕41號）規定，在征地報批前，一次性向用地單位計提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資金。但在實際操作中，也遇到一些問題：

（1）征地社保計算標準問題。中心城鎮范圍內的土地，由于早年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建設需要，集體土地（主要是農用地）被大量征收。當現有的征地項目實施時，要承擔的征地社保壓力較大。

（2）征地社保的使用問題。在計提征地社保費用時，由于缺乏操作指引，難以將購買社保人員一一明確，目前為失地農民購買的社會保障費用仍然保留在征地社保專戶中，而無法具體落實到失地農民個人，更無法購買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險，造成農民實際社會保障功能缺失。部分被征地農民對此意見較大，認為政府挪用本應用于其社會保險的費用，氣也往往撒在基層國土部門身上。

3.按年產值標準和區片綜合地價補償存在的問題

關于征地補償價的確定，法律層面的規定主要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該法條中規定的征地補償價基本擬訂辦法是：“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6倍”；“每公頃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還有特殊情況下適用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按被征土地的年產值計價，雖考慮到了不同地區農用地或同一片區不同農戶的承包地所種作物的差異性，但由于不同地塊的年產值不同，因而必然導致征地補償價按最高產值的地塊計不行，按最低產值的地塊計也不行。如農戶種植兩季水稻的年產值，大約2400元/畝；種植三茬蔬菜的年產值，約8000元/畝；設施化栽培葡萄外加一作蔬菜的年產值，高達2萬元/畝，價差這么大的年產值，要是政府在一次性征收同一片區的土地中既有稻田、蔬菜地，還有葡萄園，則征地補償價都按最高的葡萄產值補償不行，都按最低的稻田產值補償不行，按各地塊的實際年產值補償也不行，按被征用土地的平均年產值補償也不行，無論按哪種辦法補，總會有一部分被征地農民認為征地補償價不依法、不公平。

最近頒布實施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2010〕15號）、《國土資源部關于進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國土資發〔2004〕238號文件規定，征地補償辦法調改成為由省級國土資源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訂省域內各縣（市）區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和征地區片綜合地價，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后公布執行。本研究認為，按法定的年產值倍數制定征地統一年產值標準，并按照國土資發〔2004〕238號文件規定依據“地類、產值、土地區位、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八個因素制定征地區片綜合地價，雖因其定價權為省級國土部門、批準執行權為省級政府，從而使組織實施征地的縣級政府擺脫了被征地農民指控為壓低補償價的窘境，但由于被征收的各地塊實際年產值差額較大，而且由于區片綜合地價因綜合了八個因素而往往使征地方說不清、道不明征地補償價之所以確定為某個數額的理由，所以，區片綜合地價得以實施主要依賴于黨委、政府的行政強制力，在實際征地補償中被征地農民對征地補償價的不滿意度仍然較高。

三、相關建議

1.通過司法程序界定和規制土地征收補償中的公共利益

在發達國家的土地征收中，法院作為中立機關，一般都會在征地前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對被征地人的利益進行維護，對征地行政機構進行監督。而我國土地征收中的司法審查是事后介入的，這種審查法院的態度是消極的，是相對無效率的。這就需要法律條款賦予司法機關獨立而完整的司法權力，且對于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審查應在土地征收之前進行。此外，由于土地征收一般涉及到多個主體的利益，對于土地征收中司法審查的提起，要擴展原告主體的資格，使每一個社會公民和組織都有權向司法機關提出維護公共利益的主張。

2.完善土地征收補償標準

補償標準的確定是一個利益衡量的過程，解決中國的土地征收補償標準，需要借鑒域外的經驗。回顧歷史，不少國家在征收補償的時候是按照財產所有人的價值進行補償。而市場價值具有形式上的中立性，更具有可操作性，在當今世界，很多國家都在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中確定了以公平、合理的市場價格為補償標準，如英國、德國、我國香港地區等。英國土地征收補償標準是以被征收的土地所有者在公開土地市場上能得到的出售價格為計算標準的，德國土地征收補償的標準為土地在征收機關裁定征收申請當日的移轉價值或市場價值，我國臺灣地區也規定，被征收的土地應考慮征收后土地用途及相應的市場價格予以補償。因此，完善我國土地征收補償的標準，要建立以保護被征收人權利為主旨的法律制度，將土地所有人的“義務本位”改為“權利本位”，從法律上明確個人對集體所有土地的各項權利。對于征地的補償，以土地的市場價格為參考對被征收人進行補償，使被征地人的財產利益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獲得公平合理的補償，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征用土地的成本，促使土地使用人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

同時，建立一套完善的協商機制，由雙方參照市場價值來平等協商確定，允許被征地人充分表明觀點、意見。在土地征收補償中，確定被征收土地的客觀交易價格，對于征地補償的公正性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應當充分考慮被征地農民因失去土地所造成的各項損失進行市場估價，建立專業的土地評估制度，逐步健全與完備相應的土地評估辦法，由獨立的土地評估機構進行土地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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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發展；優化城市空間；農村房屋拆遷；農民切身利益；加快補償立法

一、前言

國土資源部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對我國國土資源的形勢做了介紹也提出了相關要求。表示目前征地拆遷等矛盾日益突出，必須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傾情傾力使資源惠民利民，使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

二、我國農村房屋拆遷現在解析

鑒于農村房屋拆遷工作的政策性、實效性和群眾性都很強，因此拆遷工作涉及的范圍廣、難度大，致使我國的農村房屋拆遷工作面臨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規，相關行政管理程序不完善，沒有相應的司法保障，導致政府職能錯位、監管不到位；其次，一些地區沒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制定補償標準，因而補償款較低，不能滿足農民需求；再次，拆遷安置過程中，存在較大的盲目性，另外，關于非住宅類的房屋拆遷其補償標準不夠健全、完善。種種問題，導致農民切身利益受到損失，引發了農民群眾的不滿，嚴重阻礙農村房屋拆遷工作的穩定開展。

當前，在我國農村房屋拆遷安置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成為拆遷工作難以開展的矛盾焦點：

首先，拆遷項目的開展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為響應國家政策，很多地方在開展農村房屋拆遷項目時并沒有經過嚴格考察審核，各地方政府為加快本地經濟增長，未做好相關準備工作就盲目實施拆遷項目，造成后期工作難以進行。

其次，我國農村房屋不能按照市場價格給予補償，導致拆遷過程中對房屋進行補償時只能以當地政府的“重置價”計算。這就導致政府規定的補償價跟農民所能接受的補償價存在較大差異，造成農民利益受損現象的發生。

再次，缺乏健全、完善的農村房屋拆遷法律法規做保障，導致政府在實施拆遷工作時沒有規章制度可以遵循，容易滋生不合理、不規范行為的發生，工作流程缺乏科學合理性，一些上級部門監管不到位，農民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最后，就是歷史遺留問題，由于農村房屋管理混亂，很多農村房屋在拆遷時無法確認產權所有人，或者測量問題導致安置面積不能確定。

三、加快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房屋拆遷相關事宜，我國于2011年1月，由國務院最新頒布實施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其為城市房屋拆遷活動提供了規范的依據，解決了城市房屋拆遷中的矛盾和問題。但是并未就農村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做出相應的規定。要想拆遷項目順利進行，切實維護被征收人的正當權益，應給予被拆遷農民公平合理的補償。

目前，集體土地征收中的房屋拆遷補償可依據的法律有：《物權法》第42條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征收耕地的補償采用年產值倍數法確定補償金額，征收其他土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收耕地的補償標準規定。

可見現有規定雖基于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各地農村房屋拆遷適用各級地方政府部門、地方人大的政府規章和部門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規。但卻導致了拆遷補償政策混亂、各地做法不一且補償標準較低，宅基地上的房屋僅作為附著物進行補償。導致由于沒有直接的國家層面法律做依據，無法給被拆遷人合理的補償和充分的保護，拆遷雙方難以對拆遷補償標準達成一致，引發大量的拆遷糾紛，成為突出的社會矛盾之一。

因此應訂立關于我國農村房屋拆遷的相關條例，讓拆遷有法可依。因為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工作事關被拆遷人的切身利益，只有嚴格依法陽光拆遷、公平拆遷，才能保護被拆遷人合法私權。與此同時，制定對于農村房屋拆遷補償的規定還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首先，它有利于提高拆遷效率，促進經濟的發展。一旦拆遷補償中存在隨意性，則很可能導致拆遷補償出現不公平現象。一些被拆遷人極可能因為執法的隨意對拆遷工作產生非常強烈的抵觸情緒，使得拆遷難以進行。規范拆遷補償安置工作，保障被拆遷人利益可以為順利拆遷提供保障。

其次，有利于保證社會的穩定，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只有平衡了各方當事人利益，充分尊重保障被拆遷農民的權利，加強對財產權的法律保護，才能減少矛盾糾紛的產生，維持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保證社會穩定。

最后，它有利于房屋拆遷法律的完善，保證法制統一。由于在土地性質和管理方法方面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存在很多差異，因此對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管理模式也不盡相同，對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中被拆遷人權利保護進行研究，有利于推進農村房屋被拆遷人權利保護系統化、體系化，提高該領域的法治化水平，保證法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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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失地農民；征地補償；法律構建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01-0193-02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道路交通、能源建設、工業同、大學城、商業區、住宅樓等建設項目的實施，大量農村土地被征收，導致失地農民激增，其生活無法得到保障。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我國土地征用法律規定的不足，從而構建一個能夠有效保護失地農民權益的法律制度。

一、當前農民失地現狀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3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第47條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此外《農業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土地復墾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為農村土地征收提供了法律依據。

國土部2008年頒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法》初衷是為了確保18億畝耕地的紅線，其核心是實行“增減掛鉤”，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若農村整理復墾建設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鎮可對應增加相應面積建設用地。此辦法一出臺，立馬帶來了巨大的負面效應。

據估計，目前全國失地農民的數量可能超過2000萬人。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聞連利認為“隨著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農民作為農民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數量迅速擴大。失地農民數量增加所引起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這些失地農民成為三無農民（無土地、無工作、無社保），因征地引發的、惡性事件頻發，給社會的穩定和政府形象造成了惡劣影響。

二、農民失地的法律原因分析

（一）對失地農民權益保護的法律規定籠統

《憲法》第10條第2款和《土地管理法》第8條第2款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這在法律上賦予了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

但法律認定的“集體”包括鄉（鎮）集體、村集體和組集體，農地到底屬于哪級集體所有，相關法律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并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征收補償往往被各級政府、村委會以及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各種名義克扣，嚴重侵害了失地農民的合法權益。

土地征收過程中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既然集體組織是農村土地的所有人，其在土地的征收過程中應當起著主導作用，但是在征收的過程中，國家基本是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進行征收，導致集體經濟對自己的土地沒有參與權和話語權。

（二）對農民土地征收程序的不合理

根據200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第14條規定：健全征地程序：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受保護，享有征地前的告知權、聽證權以及征地補償機制和糾紛的解決機制的保護，但是實際上，由于具體的實施措施不明確，農民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護。

（三）土地補償和收益分配的不合理

對于土地補償問題，《土地管理法》第47條雖然明確規定了土地征用的補償標準，但這種補償標準難以正確體現地塊的級差地租及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

對土地收益分配和管理問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因而農民的得到的補償十分有限。

三、國外對失地農民法律保護的做法

（一）強調公益目的

19世紀英國的《強制征購土地法》確認了土地的使用目的必須證明該項目是“一個令人信服的符合公眾利益的案例”，也就是征收項目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過被剝奪土地的人所受到的損失。

大陸法系的德國，更加注重征地的公益性，在進行土地征收前要進行征收公益性審查，其土地征用主體被嚴格限定為地方政府和依法取得公益建設的單位。為防止土地被任意征用，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征地主體要從整體上考量如何最佳利用土地和保持總量平衡。

（二）嚴格征地程序

英國在征地程序方面，首先要召開一個是否動用征地權利的調查會，聽取各方的意見，并指定一位獨立督察員進行評估。接著由獨立督察員將評估意見向國務大臣報告，最終由國務大臣確認此項目是否適用《強制征購土地法》。

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規定：“非依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非有合理補償，不得征用私有財產供公共使用。”從而可以看出，土地征用必須具備三個要件：正當法律程序、合理補償和公共使用。

（三）征地安置補償的市場化

許多國家的征地補償是建立在市場化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征地補償以市場價格為基準。土地征用費相當于土地價值，按照征用時的市場價格給足補償；土地賠償金是對土地權利人因征用而造成的經濟及其他損失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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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集體土地 利用制度 改革 建議

一、我國土地利用制度的總體形態

我國土地所有制分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態，國家所有土地包括城市的土地、依法征收的土地等，主要類型是建設用地，也有占比較少的國有農場等土地。集體所有土地包括農村土地、城市郊區土地、自留地、自留山等，主要類型是耕地等農用地，也包括占比較少的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等集體建設用地。我國實行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將土地分為農用地、未利用地和建設用地，除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和鄉鎮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可以使用集體建設用地外，其他各類建設項目需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建設用地，其取得方式包括出讓、劃撥、出租、轉讓、作價出資入股等。

二、我國土地利用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在土地利用制度設計上重國有而輕集體，對集體土地特別是集體建設用地重視不夠，主要表現在：

（一）重國有土地開發而輕集體土地利用

我國通過物權法、土地管理法、房地產管理法、出讓轉讓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設計了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劃撥、轉讓、抵押等使用和流轉制度，規定除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和鄉鎮村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可以使用集體土地外，其他建設項目必須使用國有土地。這客觀抑制了集體土地經濟效益的發揮，使國有土地成為各項經濟建設的必需品，推動國有土地價格逐年升高，地王不斷涌現，土地收益成為政府重要財政來源和支撐。

（二）國有土地物權制度完善而集體土地物權制度缺失

對國有建設用地，物權法等規定了建設用地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地役權等完備的物權制度，而對集體建設用地，雖也有物權保護內容，但零星而不完整，表現在：一是用益物權中，集體建設用地只規定了宅基地使用權、鄉鎮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用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用地使用權，嚴格禁止房地產、工業商業和國家建設項目占用集體土地，也無出讓、劃撥、出租等多樣性供地方式規定。二是擔保物權中，除規定鄉鎮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設定抵押其所占用集體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外，其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設定抵押，從而大大限制了集體土地融資功能的發揮，限制了農村經濟發展。

（三）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之間流轉的單方面性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通過征收程序把集體土地變為國家所有，但被征國有土地則不能再回轉到集體所有狀態，從而在總量上形成了國有土地逐年增加，而集體土地逐年減少的態勢。

（四）征地補償標準和國有土地出讓價格比例失衡

國家在征收集體土地過程中，要對集體經濟組織及失地農民進行征地補償，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和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費，而這些補償費標準偏低，以東營市各縣區為例，補償費一般只占到土地出讓金的10%至40%左右，而像北上廣深等大城市，這一比值差距會更大，形成巨大的剪刀差。

三、對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放寬集體建設用地利用的限制，逐步賦予其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權能

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后，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占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6.6%，農民收入主要還是依賴傳統農耕，缺少其他收入渠道。土地為財富之母，在國家嚴格規劃管控下，應逐步賦予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的各項權能，探索建立集體土地出讓轉讓制度，擴大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范圍，發揮集體建設用地潛在經濟效益，以增加土地收益在村集體和農民收入中的比重，并規定將土地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農村生活環境的改善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必將推動農村社會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二）擴大和完善集體土地物權內容和范圍

在現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和鄉鎮企業用地及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使用權的基礎上，放寬使用權范圍限制，在符合規劃和產業政策前提下，允許工商業在一定條件下使用集體建設用地，并賦予除公共設施公益事業用地外的其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擔保物權權能，以充分發揮集體土地融資擔保功能，激活農村經濟快速發展。

（三）嚴格限制土地征收條件，提高征地補償標準

“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集體土地這一規定過于原則而不具體，實踐中只要符合產業政策的各類工廠、加油站、寫字樓等項目需要使用土地的，一般都可以通過征收集體土地進而取得土地使用權，致使“公共利益”這一概念無限放大，集體土地征收的隨意性增加，從而侵害了村集體的物權利益，因此建議在立法上采用列舉或排除式的規定，明確哪些屬于公共利益而哪些不屬于，以嚴格征地原因條件。同時，應改革征地補償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探索建立征地補償標準與城鎮基準地價、土地出讓均價等相掛鉤的機制，縮小征地補償費與土地出讓收益的剪刀差，切實維護實地農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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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土地資源利用的特點

廣東地處華南沿海,人均土地資源量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改革開放的前沿省份地位以及毗鄰港澳的地理位置優勢,在給廣東帶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也形成了自身的特點:

一是非農建設用地需求量大｡近幾年非農建設占地以每年新增4000多公頃的速度增長,平均每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需用地4140.36公頃,平均每億元固定資產投資需用地13.35公頃｡同時,由于后備資源有限以及用地指標難以滿足用地需求,清理閑置用地､開發整理土地工作成為彌補建設用地缺口､緩解用地矛盾的重要手段｡

二是社會經濟發展所引起的土地市場需求促進了城鎮發展中的規模擴展｡廣東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城鎮化建設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僅1997年～2003年間城鎮建設用地規模就增長了620多平方公里｡

三是有形土地市場建設取得初步成效,土地資產的價值得以充分顯化｡1998年8月～2003年12月,全省共招標拍賣出讓土地使用權2442宗,面積3860.8公頃,政府獲取土地收益264.5億元｡

四是外資利用土地比例居全國首位,土地成為廣東吸引外資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手段｡據不完全統計,1991年～1997年,外資企業用地占同期全省建設用地的20%以上,個別地市甚至高達70%｡2003年全省外資企業用地約占全省建設用地的25.61%｡

五是推進土地資源的集約節約利用,有效降低經濟發展對土地資源的依賴程度,成為實施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戰略的重要措施｡而在實施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戰略､最大限度滿足廣東用地需求的同時,以農民與基層政府沖突為表象的社會問題愈演愈烈｡近年來,廣東省農民､上訪的數量和人數有增無減,并呈現出上訪頻率加快､上訪規模越來越大等特點｡僅2003年,省國土資源廳就受理群眾來信2512件,接待群眾來訪1086批共3324人次｡維權重點主要集中于失地農民安置､補償､養老保障以及集體土地收益處置等幾大方面｡

征地矛盾擠壓農民生存與發展空間

實施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快城鎮(市)化建設和推進農村集體建設土地使用權流轉是兩條重要的應對途徑｡可是,那些經濟發展較快,有條件加快城鎮(市)化步伐的市縣,往往正是農民與地方基層政府沖突比較頻繁,社會穩定問題較為突出的地區｡在大規模農轉非的過程中,沖突的導火索通常由征地補償問題點燃,并由于一些政策和體制等方面的多重因素而加劇｡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也帶來了有關農民權益保障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1.現行土地征用制度剝奪了農民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

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根據物權法的理論,農民集體成員應擁有直接支配集體所有土地的權利,包括對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利｡當然,“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對土地實行征用”｡但何謂“公共利益”,不論《憲法》還是《土地管理法》都沒有明確界定｡《土地管理法》甚至還進一步規定了“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依法申請使用的國有土地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和國家征收的原屬于農民集體的土地”｡從而為包括非公共利益需要在內的一切用地項目的征地打開了方便之門｡作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農民只有按照圈定的范圍拱手交出土地的權利｡在征地程序上,農民也完全處于被動和不平等地位,從土地征用的認定到補償費的確定和勞動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用地單位說了算｡不論農民有什么意見,生活出路問題有沒有解決,只要征地方案獲得政府部門通過,就可以實施征地行為｡《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了“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征地公告”實質上成了叫農民到指定單位辦手續的“通知書”｡在土地征用制度下,農民所擁有的某種程度上僅剩下配合政府完成土地所有權性質轉變手續的權利｡

2.征地和供地之間巨大的利益空間,擠壓著農民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我國現行的征地制度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雖然調整了供地政策,但實施征地卻依然沿用計劃經濟的強制征地辦法｡在“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的旗號下,農民被排斥在公共群體之外,不僅失去了長期賴以生存的土地,還失去了對土地實際價值的收益權｡批租一塊土地,政府一次性地收取50年～70年的土地收益,給予農民的卻是按照每畝2萬～3萬元甚至數千元的標準核算的補償｡一些地方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到當地財政收入的50%以上,而農民獲得的補償卻可能連新建房屋的費用都不夠｡土地批租制的巨大利益空間,成為各級政府以各種名目“圈地”的動力｡有資料表明,我國城鎮用地80%是征用農村集體土地｡農民從屬于農村特定環境下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在征地浪潮中逐步萎縮｡

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為了降低招商引資門檻,為了積累“城市經營”所需資金,以地生財,千方百計壓低征地費用,一些被征地農民因無一技之長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的“三無”游民｡

3.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缺陷導致農民土地使用權的不完整

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民擁有對所承包土地的占有､收益､處分的權利,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農民喪失了對自己土地的處分權｡地做什么用,種什么,都要受到政府的制約,農民不能自行改變自己的土地用途｡而政府改變農民的土地用途,有借助于市場調節手段完成的,但更多的是通過行政手段強制進行的｡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各級政府部門管地､用地的主要依據,在落實規劃的旗號下,農民往往失去了與政府平等對話､為自己的土地討價還價的機會和平臺｡目前大力推行的農村居民聚居點和中心村建設,涉及大量的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和用途改變,從形式上看雷同于土地的征用但不是征用,農民在交出土地使用權的同時無從要求失地補償｡而從規劃角度看,農民可以要求土地置換和交易,只是沒有相應的法律支持｡

對宅基地的使用權是現行農村集體所有制下真正落實到農民個體手中的使用權｡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農民通過房屋出租獲得的收益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征地補償的不足｡《廣東省農村集體建設土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規定了“集體建設用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附著物轉讓､出租和抵押時,其占用范圍內的集體土地使用權隨之轉讓､出租和抵押”,但同時又限定了“農民宅基地不得流轉”｡農民仍然沒有宅基地的收益､處分權｡

農民土地權益受侵害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及其對策

從根本上說,農民權益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產生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農業政策以及“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二元社會結構對于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性質､農民生產經營自､國民平等待遇權的侵害｡長期以來,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政府都將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作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制定的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和綱領性文件也大都是圍繞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兩個中心議題｡各級地方政府在此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發展觀和管理理念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輕視才是造成對農民權益侵害的根本性原因｡除此之外還包括:

現行政策法規仍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與市場經濟發展嚴重脫節｡土地管理法規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其中,占補償費用大頭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標準分別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評價年產值的六至十倍”､“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評價年產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頃的安置補助費標準,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評價年產值的十五倍｡”按照此規定,農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補償費用是個相對固定的數額,與土地進入市場后所獲得的收益沒有任何關系,農民無法從土地的市場增值中獲取應有的收益｡

土地對于農民而言,不僅是生產經營的基礎,更具有保障功能和依附功能｡但現行的政策法規對于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卻沒有相應的規定｡農民進入城市后帶來的社會成本和生活成本以及生存､發展風險的增加,只能由自己承擔｡

現行法律法規賦予了征地關系人不對等的權利和義務｡從政府的角度看,征地是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實行的征用｡而對農民來說,征地則是在市場條件下對他們土地使用權進行經營的一種行為｡在征地行為上,現行的法律賦予雙方的權利､信息､利益是嚴重不對等的:①用地單位可以以政府的名義,借助國家的力量強行征用農地,農民沒有拒絕的權利,甚至連討價還價的機會都沒有;②何時征用土地､征用范圍如何､規劃怎樣以及是否符合規劃,都沒有相關法律規定農民有事先知情或參與規劃的權利｡信息不透明,農民往往在知曉征地方案的同時,失去了應變的機會;③通常情況下,用地單位所提出的征地范圍都是區位條件相對較好的區域,現行的法律法規在確定補償標準時卻沒有考慮區位因素,也沒有賦予農民可以申請調換區位條件相當的地塊或以區位條件論價進行補償的權利｡

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建設的不健全和滯后,以及相關政策法規間的沖突,影響農民產權主體作用的體現｡《土地管理法》雖然對所有權歸屬作了原則規定,但由于我國的農村土地產權登記立法的滯后以及權能的殘缺,農民的產權主體地位并沒有得到真正明確,農民集體土地產權主體資格難以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得到充分的體現｡現實中以行政手段替代產權人行使土地權利的現象比較普遍｡在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轉移的過程中,產權人的利益難以真正得到法律保護｡

2005年10月1日,《廣東省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正式頒布實施,從發展的眼光看,這是順應民心的好事,有利于保障農民集體的土地收益和建立城鄉協調發展新機制｡但合法流轉的前提是土地確權和使用權登記的完成｡目前,我國對于集體土地管理尚無比較完整､規范的法規｡就廣東而言,一些地市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登記發證工作基本完成,但全省范圍內使用權登記尚未啟動｡不完成法定的登記程序,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就無法得到法律保護｡另外,當根據這個管理辦法規定進行集體建設土地流轉的雙方發生矛盾或問題上訴法院,而法院根據《土地管理法》第63條規定進行裁決,農民將很難保障流轉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