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隋代詩歌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日本研究指出，年輕女性喜歡穿后跟較高或瘦型鞋，腳趾容易受到擠壓，腳的血液循環不暢，嚴重時會導致腦部血液循環不暢，進一步使攝食中樞的下丘腦外側區供血不足，從而引起厭食。同時，穿這樣的鞋時間長了會引起腳墊和腳底疼痛，導致人體內神經遞質乙酰膽堿分泌大大減少，通過攝食的神經生化機制，使食欲大大降低。

高脂肪食物可緩解低落情緒

很多健康知識都提醒人們當心高脂肪食物帶來的“健康負擔”。然而比利時科研人員日前發現，這類食物可通過胃影響大腦，緩解糟糕的情緒，但這一發現不能成為心情抑郁者胡吃海塞的依據。

比利時魯汶大學的一個科研小組日前的研究報告說，這個小組征集了12名體重正常的志愿者，讓他們看一組令人傷感的圖片，聽旋律憂傷的音樂，同時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掃描他們的腦部。隨后，研究人員通過飼管向一半志愿者的胃部注入脂肪酸，其他志愿者的胃中則注入生理鹽水。為避免被測試者對食物展開聯想并影響心理活動，他們事先未被告知攝入的是什么。

研究結果顯示，傷感的音樂和圖片使志愿者的情緒全面低落，但攝入脂肪酸的志愿者比攝入鹽水者的悲傷程度輕50%。這是因為當脂肪酸注入前者的胃部后，與其憂傷情緒相關的大腦部位的活動受到抑制。

科研人員還認為，上述發現對肥胖人群、飲食紊亂癥和抑郁癥患者的治療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這個小組將力求征集更多志愿者。

部分保鮮膜塑化劑嚴重超標

前段時間的臺灣“塑化劑”風波，讓人們認識了塑化劑DEHP的面目。國際食品包裝協會8月10日公布保鮮膜質量調查報告，檢測結果顯示，7種PVC保鮮膜中，3種塑化劑DEHP用量超標，有的超標達76倍。

國際食品包裝協會常務副會長董金獅介紹，目前保鮮膜主要有PE、PDVC和PVC三大類，其中PVC保鮮膜因有塑化劑，被國家列為限制類別，且規定“不能直接包裝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今年6至7月，協會對北京、廣州等地大型超市和批發市場銷售和使用的7種保鮮膜進行了檢測。

按照國家標準，DEHP在塑料材料定遷移量不得超過1.5毫克/千克，然而在7種PVC保鮮膜樣品中，檢測塑化劑DEHP超標的有3種。另一種塑化劑DEHA是國家禁止用于生產食品保鮮膜的，但檢測發現，有4種保鮮膜樣品含有DEHA。

調查還發現，PVC保鮮膜標志不規范，沒有明確標示“不能直接包裝肉食、熟食及油脂食品”，只有一種明示“禁止用于微波爐”、“產品不含DEHA”，大部分PVC保鮮膜沒有明確保質期，有的甚至沒有生產日期和材質。

董金獅說，PVC要拉成透明柔軟的保鮮膜，需要加入大量的塑化劑，而塑化劑溶于油，在與油脂類食品或容器長時間接觸或高溫，就容易滲出，長期積累會對人體造成危害，如果PVC保鮮膜中的氯乙烯單體超過了國家標準范圍，還有可能致癌。

多個品牌燕窩亞硝酸鹽超標

浙江省工商局近日檢查發現，浙江市場所售血燕亞硝酸鹽含量普遍超標，平均達到4 400毫克/千克，最高更是達到11 000毫克/千克，而“燕之屋”等品牌均涉其中。

亞硝酸鹽為一類無機化合物的總稱，主要指亞硝酸鈉，具有毒性，在一定條件下會轉化為致癌物質。國家強制性標準《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GB2760-2011)嚴格限制添加亞硝酸鹽，僅允許生產腌熏肉等制品有微量殘留，限量為30毫克/千克，最高熏制火腿殘留量也不得超過70毫克/千克。比照限量標準，問題燕窩中的最高亞硝酸鹽含量已超過300倍之多。

站直能讓人減輕疼痛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通過試驗表明，站直了不僅給人以良好的印象，還能減輕身體的各種疼痛，讓人感到全身舒暢，心情愉悅。

研究人員先給志愿者的胳膊綁上血壓計，然后進行充氣，直到他們感到疼痛為止。而后第二次試驗前，讓志愿者先保持20秒鐘的瑜伽姿勢，背部挺直，兩腳叉開。結果證明，站直了可以降低身體對疼痛的敏感度，無精打采則會讓身體對不適更加敏感。《實驗社會心理學雜志》認為，是因為這種姿勢能夠提高身體對疼痛的忍耐度。

研究人員指出，疼痛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而站直身體，不僅能緩解和預防身體上的不適及疼痛，還能緩解情緒上的痛苦。因此，他們建議，平時可以頂本書，看看自己能不能站直；當感到不適時，也不應蜷縮身體，而應挺胸直立，并盡可能舒展身體。

“勞苦”上班族更易酗酒

新西蘭一項調查發現，上班族日工作時間過長，飲酒、酗酒比例會升高。日工作時間似乎與酗酒習慣之間存在某種關聯。

新西蘭奧塔戈大學以1000名25~30歲年輕人為調查對象，詢問他們每周工作時間及飲酒習慣等問題。調查結果發現，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的人濫用酒精的比例遠遠高于無業者的酗酒比例，達1.8~3.3倍。

調查發現，這一年齡段的酗酒比例與男女性別無關。日工作時間久的上班族之所以出現更高的酗酒比例，可能是因為他們想借助酒精減輕由工作產生的心理壓力。調查同時表明，與同事長時間相處往往提升酗酒可能。這是因為，每天長時間工作意味著與同事相處的時間更多，可能激發更加濃郁的交際氛圍，進而增加酗酒可能。

隨身帶張愛人照片 婚姻幸福感更強

美國一項最新研究發現，隨身帶張愛人照片，有助于保持好心情，提升婚姻幸福感。

研究人員招募了一批女性志愿者，讓她們在心情沮喪時分別看愛人照片、陌生人照片或其他物品，同時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掃描她們的大腦。結果發現，當志愿者看著愛人的照片時，大腦正中前額葉皮層活動活躍，而這一部位與人的安全感、心靈安慰感密切相關。志愿者也表示，當看到愛人照片時，她們會覺得痛苦感減弱。參與研究的心理學家解釋，這是因為愛人的照片可以起到安慰、安撫的作用，透露出安全信息。

“愛情是苦難的避風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時，凝視自己愛人的照片，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研究者建議人們隨身攜帶一張愛人的照片，這不僅有助于促進夫妻關系，還能增加幸福感，讓人笑口常開。

人饑餓時愛亂花錢

在人感到饑餓時，最好不要上街購物，因為饑餓會讓人更愛花錢。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科學家發現，饑餓時人的購物欲望會大大增加，不僅覺得食物更加誘人，對其他商品也更容易動心。研究人員發現，人在饑餓時會分泌出“饑餓激素”，這種激素會提高人們對食物的注意力，同時會對大腦施加影響，讓人們對貨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

郁悶時應少吃糖

五彩繽紛的糖果、香噴噴的蛋糕，誰看了都眼饞。然而，據美國“心理中心網”報道，郁悶時最容易被糖“傷害”。

篇2

關鍵詞：初唐；齊梁文風：律賦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1

在唐代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詩歌了，“詩歌”是唐代的一個名片。如王國維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但我們往往在很多時候會忽略唐代的其它文學現象，比如唐代的“賦”。按照史學的分類，唐代的賦論研究也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然而初唐的賦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上承六朝時期的文學風格，下啟盛、中、晚唐時期的文學風格，所以初唐時期賦的創作對于唐以后的創作起著很大的影響。

一、對六朝文風的延續

魏晉六朝一個戰爭紛亂的朝代。也是文學大發展時期，出現了很多文學現象、作品、理論等。對唐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南北朝時期的文學風格，南方文學注重辭藻華麗，屬于婉約型；北方文學注重語言質樸，屬于豪放型。這兩種文學風格影響到唐代文學的各個方面，在賦這方面有很大影響。

“駢賦”興盛于魏晉時期，初唐時代的“賦”也會受魏晉時期“駢賦”的影響。

駢賦即駢文，形式上都有對仗、押韻等方面的要求。與當時“永明體”的產生息息相關。“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善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若以文章之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①“四聲八病”這一理論是由南朝人提出的。注重形式的押韻，對偶，講究用詞，聲律。

南方山清水秀，人杰地靈，經濟發達。所以當時文人創作以抒情為主，感情細膩。《文心雕龍詮賦》：“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與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②

北朝沒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氣候常年干燥，經濟欠發達，加上常年戰爭。所以北朝文學注重內容的實際意義，不重視形式，語言質樸顯得有些豪放。“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于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于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之屬，見重于燕、秦。然皆迫于倉卒，牽于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優劣，時運然也。”③

初唐文人大致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北齊、北周舊臣，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陳入隋的文人，江總、許善心、虞世基等。

南朝注重形式，不太關注內容的實際意義。導致在初唐時期“賦”的創作上，講究聲律、辭藻。加上五言詩歌的發展，所以在初唐“賦”創作就會受“駢賦”創作模式的影響。比如“初唐四杰”“賦”的創作，就有南朝遺風“四杰之駢文，大率措辭綺麗，講究用詞，對偶，多用四六之句。在當時他們受裴行儉的譏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余得令終為幸”④

所以初唐的“賦”就向“律賦”的方向發展。音律，對偶比六朝辭賦在聲律的要求上更為嚴格，與律詩的創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對初唐以后創作的影響

唐初到玄宗即位以前，是唐朝建立和鞏固時期。這時的文學基本上還承襲齊梁的余風，但已在醞釀改革出現了提倡漢魏風骨或氣骨的新思潮。賦仍以駢體為宗，但一些較優秀的作者已力求克服齊梁靡麗之習，而增加清新質樸的色調和剛勁有力的氣勢。⑤因受六朝文風的影響，對當時初唐的學者來說。也有反對延續六朝文風，如陳子昂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⑥陳子昂把初唐文風與漢魏風骨相聯系，反對六朝綺靡文風，注重文章內容不要只注重華麗的外表。反對沒有風骨、沒有興寄的作品。復歸的風雅的目的就不止美刺比興，而要追求多悲涼慷慨之氣的建安風骨，作品內容要有所寄托，與追求藻飾的齊梁詩風劃清了界限。《貞觀史要文史》中：“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后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稗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可見無論各個階層的人物，大多反對綺靡文風。

在寫作內容上不再像六朝時期那樣局限于宮廷、女性、聲色犬馬等享樂的內容。而在各個方面都有涉及；如王勃《澗底寒松賦》《慈竹》多磊落不平之氣，文風亦較挺拔。駱賓王《蕩子從軍賦》描繪邊塞征戰生活的，楊炯的《渾天賦》有關天象的，劉允濟的《明堂》寫宇宙萬象與官室典禮的，劉知幾《慎思賦》寫處世哲學的等等，涉及面很廣。

在形式上，“律賦”的創作形式得到了強化。這與駢文還有一定聯系，隋代興起的科舉制，在唐代逐漸發展。“唐駢文之所以稱盛，則以詩賦取士，列為專科。今體章奏，視同典型，其應用之廣，模仿之勤，此種風氣，遂亙數千年而不絕。因此駢文之為物，遂逐漸具體化而標準化。然天下之事，法立而弊亦隨之，文學之演變，貴乎多方發展，而不貴乎統一集中，拘泥聲律，崇尚用典，此皆標準化階之歷也。律賦為駢文所造成，而亦為駢文之阻礙物，淵源于唐，遺害于后代，謂非標準化之影響乎？”唐代的進士考試一般分為三場，第一場詩賦，第二場帖經，第三場策文，場場定去留，首場是關鍵。中唐以后，以詩賦考試為首場。試賦一般采用律賦，以便統一標準。律賦在唐代、宋代和清代都曾經作為科舉考試文體之一。由此可見初唐時代的“律賦”不僅對中、盛、晚唐時代產生很大影響，而且對后面幾個朝代都有很大的影響，可見它的光芒之耀眼。

三、結語

“唐詩”是唐代名片，大多人只注重唐有“詩”這一文學形式，但忽略了其他文學形式并行發展著，也許是唐代“詩”的光芒太耀眼，以致于遮住了其他的文學形式，比如律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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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煦.舊唐書文苑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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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劉麟生.中國駢文史[M].北京： 東方出版社.1996.

[9]詹航倫.唐宋賦學研究[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華齡出版社.2004.

注解

①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3.（898―900）.

②劉勰.文心雕龍[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36

③李延壽.北史文苑[M].北京：中華書局.1974.（2778）.

④劉煦.舊唐書文苑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5006）.

篇3

關鍵詞： 中國山水畫； 流派； 重要畫家； 代表作品

中圖分類號： J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1）06-0092-02

中國山水畫起源甚早，據古史記載，秦漢時期已經出現，只是實物未能流傳至今。今天我們見到的最早的山水畫面，是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與《洛神賦圖》中的背景山水。不過，這兩幅畫是以人物為主體，山水只是背景襯托而已。

既便如此，作為人物背景組成部分的山、林、獸、鳥已結合得相當完整。山石依靠線的變化來表現面的不同，依靠層次來表現山巒的變化，利用俯視的角度來表現縱橫的山川，這都成為后來山水畫的基本表現技法。盡管這種表現還停留在比較幼稚的階段，但卻為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顧愷之的貢獻，不獨于人物畫，對山水畫亦功不可沒。

南北朝時期，山水畫蓬勃發展，出現了一批畫家與專論，山水畫以較為完備的表現技法和系統的理論崛起于中國畫壇，成為中國畫的一大門類。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幅山水畫作流傳于今，只能根據當時的文獻資料，來研究這一時期山水畫的發展水平。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是留傳于今最早的山水畫。展子虔擅長中國畫的各個門類，人物、山水與車馬無不精湛，世稱“唐畫之祖”。

《游春圖》是一幅以描繪自然景色為主的青綠山水畫卷，表現人們春天出游的情景。畫家在不大的絹幅上以妥善的經營、細勁的筆法和絢麗的色彩，畫出了青山疊翠，花木蔥蘢，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圖面山清水秀，水氣彌漫，在波光瀲滟的湖面上，一艘華麗的高篷游艇隨波蕩漾。船中三位女子縱目四望，陶醉于明麗的湖光山色，流連忘返。岸邊與山間小道，數人或騎馬或漫步，或袖手佇立，興致盎然。畫家通過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動的生動描繪，成功地表現了“游春”這一主題。

《游春圖》為唐代青綠山水畫派的形成拉開了帷幕。

至于唐代，李思訓與其子李道昭直接繼承了展子虔一系的山水畫畫風。李思訓用筆工致嚴整，著色濃烈沉穩，畫面格局宏偉，堂皇華麗，裝飾性很強。李道昭繼承其父畫風，時人謂之“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并首創海景山水。這樣，從隋代展子虔，到唐代李思訓、李道昭父子，一脈相承，形成了我國山水畫獨具特色的青綠山水畫派。

唐朝還出現了另一山水畫派的源頭――水墨山水畫。

王維是水墨山水畫的開山始祖，是中國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精擅詩歌、書畫、音樂。王維繪畫喜用雪景、劍閣、棧道、曉行、捕魚等題材，以筆墨精湛，喜好渲染見長，具有“重”“深”的特點。王維的山水畫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詩與畫的有機結合。正如蘇軾所言：“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繪畫史將王維視為詩畫結合的創始者。

五代兩宋是山水畫大家輩出與流派紛呈的時代。畫家繼承并發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畫家的優秀傳統，把中國山水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時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時期的中原畫派與院體山水、“米點山水”與青綠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為代表的南宋院體山水。

五代時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荊浩和他的學生關仝。荊浩是北方人，曾隱居太行山，所以他接觸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嶺雄壯的景色。所畫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窮谷”，多為巨壑，其章法布局為中心全景式構圖，而以主峰為中心，用云岫煙霞的斷白，襯托出中、前景。場面浩大，氣勢雄偉，空間感很強。關仝師從荊浩，青出于藍，自成一體，喜作關、陜一帶的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其傳世之作《關山行旅圖》巨峰高聳，氣韻深厚；林木有枝無干，但卻亂而有序，簡而有趣。

與荊浩、關仝為代表的北方山水畫派相對應，南方有以董源與其弟子巨然為代表的江南畫派，也稱“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生活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其地山水風景與北方迥異。在董源的作品中，很難看到險峻奇峭的山峰，矮丘秀巒、林麓小溪、山村漁舍，全是江南的自然風光。巨然繼承董源畫風，其代表作《秋山問道圖》表現深谷叢林臨溪之草舍中，三位隱士談經論道，周圍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

北宋出現中原畫派與院體山水。中原畫派以李成、范寬為代表。李成徙居山東營丘，常以齊魯原野的自然環境為描繪對象。范寬長期居住在終南山和大華山，他的畫作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氣勢逼人。繼李成、范寬之后，山水畫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響下，當時曾出現“齊魯之士惟摹李成，關陜之土惟摹范寬”的傾向。

北宋政權統一后，江南畫家們相繼北上，并受到北宋畫院的禮遇，這就沖擊了以中原畫派為主流的北宋山水畫，南北畫派開始融合，形成以郭熙為代表的院體山水畫。

北宋山水畫的重要畫派還有“米點山水”與青綠山水。“米點山水”的創始人米芾是北宋書法四大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來移居襄陽、鎮江等地。長江沿岸常見的霧雨瀠瀠的云山煙樹啟發了米芾，于是他在山水畫技法上進行了新的創造，用水墨點染的辦法來畫山水，以充分發揮水墨的融合。墨色暈染所形成的效果，表現出含蓄、空瀠的神韻之趣。

至于青綠山水，從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訓父子，這一畫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這一畫派不為士大夫畫家所看重，被認為是職業畫家的匠俗之作，一度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畫家力排眾議，致力于青綠山水，創造出適合宮廷欣賞趣味的青綠山水畫，使之進入成熟時期，代表畫家有王希孟、趙伯駒等。

南宋在臨安建立南宋畫院。由于政治上的變遷和畫家生活地區的由北南移，南宋繪畫從內容到風格都有了變化，出現以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為代表的南宋院體山水畫。

南宋院體山水畫與北宋院體山水畫明顯不同。畫家棄置北宋以來以主峰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構圖和細密繁復的筆墨，而創新為簡筆化、單純化的形式。常用兩對角遠近對照方法，來形成對角線構圖，使畫面的重心偏離正中，坐落在半邊一角，被稱為“一角半邊式”的繪畫藝術。

五代兩宋時代，是畫家輩出和畫派林立的時代，我們還應該談到另一種新的繪畫風格――文人畫。文人畫興起于北宋初期，蘇軾最早提到“文人畫”這一概念。文人畫是區別于民間畫工和宮廷畫師風格的文人、士大夫的繪畫，其主要特點是主張以抒發作者的主觀情趣為目的；取材花鳥竹石、水波煙云，借物寓意，回避現實；在創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縛，在藝術形式上強調詩、書、畫、印的結合等。文人畫的興起，促進了中國山水畫和花鳥畫的發展。在山水畫領域，這種畫風在宋之后通過“元四家”的藝術追求和實踐，成為畫壇的主導。

“元四家”是指元代最負盛名的四大山水畫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四家均善詩書，詩書畫印結合就成為他們共同采取的藝術形式。都強調抒發個性，強調繪畫的娛樂性，強調筆墨趣味。四家經歷不同，藝術偏好、審美理想也不一樣，各有鮮明的個性。黃公望只用兩種規格，淺絳和水墨。筆法多變而平穩，用筆輕淡而渾厚，減少刺激，追求平靜與和諧。王蒙的畫面貌豐富，有的以筆見長，有的以墨取勝，有的用色爭雄,而最為明顯的區別是，三家都簡，王蒙獨繁。倪瓚山水畫的突出特點是簡、干、淡，即構圖、形象簡，用筆干，用墨淡。吳鎮最突出的特點是，其他三家皆重筆，吳鎮卻重墨，而且喜用濕筆。畫面效果沉郁濕潤，卻保留著更多的宋人遺風。

明清除少數畫家外，大多以摹古為能事，突出筆情墨趣。如明代早期畫壇就以崇尚南宋畫院的院體、浙派為主。但之后的繪畫，仍有所突破，他們多強調主觀的審美感受，融各家之長，手法靈活多變，構圖不再遵循從揖讓的傳統格式，自由安排，強調生活情趣。明代中期的“吳門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山水畫成就較高。

沈周融合前代大師如董源、巨然、米芾、吳鎮、王蒙等諸家之長，創作出多種風格的山水畫，有的細密，有的粗簡，有的壯闊，有的秀雅。有全景式的高山大川，也有田園小景。手法簡率，富于生活意味。他的山水畫傳世名作有《廬山高圖》《滄州趣圖卷》等。文征明是沈周的學生，工書畫,能詩文。他的山水畫有工筆、寫意兩種規格，寫意水墨山水自由揮灑，水墨淋漓。工筆山水細致入微，但又不刻板，有著典型的書卷氣和文人趣味。唐寅的繪畫取法李成、范寬和南宋四家，兼采元人之法，集眾家之長而自成一體。作品場面宏大，手法嚴謹，既沉郁又清逸，既奇峭又秀潤，既濃厚又饒于氣韻特色。仇英出身畫工，不是文人，但他在藝術上受到了文人畫家和民間畫師的雙重影響，所以他的繪畫把這兩方面加以融合，也得到文人高士的首肯，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趣味。

在吳門四家之后，明代山水畫壇也開始派別林立，像兩宋畫壇一樣熱鬧。比較大的派別有華亭派、蘇松派和云間派，其中華亭派影響最大。這三派由于同屬一地區（松江），且美學思想和繪畫風格又基本一致，人們又將三者合稱“松江派”。

明末派別林立的山水畫壇，到了清代，也極具特色。出現了所謂的“正統派”與“創新派”，并一直左右了整個清代畫壇的風氣。

清代是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時期，文人化體系內部在藝術思想、創作態度、藝術風格上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也與當時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變化相隨。由于清代統治者實行閉關自守和文化專制政策，極力鞏固小農經濟，壓抑商品生產，使明中期以來增長的資本主義因素和在藝術上沖破傳統的解放思潮，失去了發展的土壤，全面的復古主義和禁欲主義盛極一時。

在這樣的背景下，繪畫領域也開始出現倒退和變異。以“清初六大家”為代表，他們在藝術上強調“日夕臨摹”“宛然古人”，脫離現實，醉心于前人筆墨技巧的路線。摹古成為他們山水畫創作的一大傾向。這種藝術主張和藝術風格頗能迎合當時清王朝的思想束縛政策以及士大夫的審美口味，很得當權者的支持和欣賞，被奉為“正統派”。

清初六大家以王時敏為首，其余的有王鑒，王、王原祁、吳歷和惲壽平五人，而這五人似乎都與王時敏有關系，王、吳歷和惲壽平都是王時敏的學生，而王鑒則是他的同鄉兼親屬，王原祁又是他的孫子。也許是這種家族關系與師承關系造成他們在藝術道路和藝術風格上的緊密結合。同時，王時敏與王鑒、王、王原祁在畫壇上也稱為“四王”。他們都提倡摹古，多以臨摹所得來進行創作，筆法超凡，功力極深，使山水畫在技術功力上被推進了一大步。惲壽平后來放棄山水，另辟蹊徑，專攻花卉，也別開生面，名盛一時。

篇4

關鍵詞： 地域意象 生成機制 古典詩歌 北固山 美學原理

“地域意象”是指用以表現特定區域的人文景觀、地方特色，并且由于大量、長期、反復地使用，以至于成為承載該區域地方經驗、歷史記憶、文化遺產的故實、典故，不僅流播于當地，而且流通于外地的地理文化意象[1]。這里的“地域”，并非單指特定的地理空間區域，更包含著詩人從現實繼承的、理解的與想象的空間，蘊含著詩人在觀察這一空間時的感受、情緒、主觀的情境認識和價值判斷[2]。這里的“意象”，作為中國傳統美學的重要范疇，指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3]。在中國傳統詩歌意象研究中，“地域意象”是較獨特值得關注的一類。舉例來看，如果說“花”、“鳥”、“月”等傳統意象是因其自然屬性與人事的悲歡離合存在暗合而逐漸成為詩歌創作中承擔有一定意蘊的特定符號的話，那么地域意象如“北固山”其巍峨險峻的自然屬性顯然不足以讓它承擔起家國之思、英雄豪情這樣深刻而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必然是人文活動的改造、人文精神的灌注在其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那么這種作用是如何發生的？它需要經歷哪些階段？有著怎樣的美學和心理學基礎？便是本文探討的主旨所在。

一、地域景觀的自然存在

地域景觀的自然存在狀態是其成為詩歌中地域意象的先決條件。倘若地域景觀的自然屬性本身不足以滿足創作主體的審美需求，那么創作主體就不能相應地對地域景觀進行文化上的關注和創造，地域意象的生成就無從談起。

地域景觀的自然存在狀態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審美客體能否為審美主體帶來心理愉悅，二是審美客體在地域空間中所處的地理位置是否值得關注。

首先這種心理愉悅并不限于單純或單一的喜悅感、和諧感，審美愉悅包含人類情感從最低的音調到最高的音調的全音階，是我們整個生命的運動和顫動[4]。具體而言，北固山除卻其前中峰嘉木繁蔭、山光水色渾然一體所帶來的優美感之外，其后峰臨江枕水、絕壁如削更給人帶來了宏壯雄偉之感，因此陳從周先生曾評說：“看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三山，大有三山鎮京口、此地鎮長江之慨！”[5]

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們對地域景觀給予更多的關注，至少能夠使地域景觀作為詩歌創作的背景出現在文學文本中。就北固山而言，其位于京口地區（今屬鎮江市），地理位置頗為獨特。一方面京杭大運河與長江在此交匯，形成“十字黃金水道”，作為南北交通樞紐、漕糧要道，優越的地理位置增大了北固山景觀被發現和鑒賞的可能。另一方面京口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優勢天成，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也使得京口北固成為古代兵家必爭之所。《北固山志》載：（東晉）蔡謨嘗起樓于上以置軍實[6]。可見最初北固山更多的是以“軍事山”的形象出現的。

獨特的地理位置不僅為軍事活動提供了可能，更是為文人的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素材，為后世文人挖掘其歷史文化底蘊奠定了基礎。

二、人文活動的干預

中國傳統美學給予“意象”最一般規定的是“情景交融”，傳統美學認為，“情”、“景”的統一乃是審美意象的基本結構。不妨列出這樣的公式：

意象=感情+景觀

在公式{1}滿足的前提下，地域意象若想在詩歌中不斷發展上升，就依賴于感情的上升、景觀的上升，“感情的上升”是指文人詩歌中所抒發的感情與社會現實的聯系日益密切、表現的意蘊日益深厚，“景觀的上升”是指自然景觀日益優美宏壯、人文色彩日益濃厚。

感情和景觀的上升則需要人文活動的干預，具體表現為人文活動對自然景觀的“改造”，從而使得自然景觀逐漸向人文景觀過渡。人文景觀的形成進一步增強感情的多樣性，感情的多樣性使得詩歌創作呈現出多重主題，而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多樣性的文學主題中會有一項被格外突出，最終使地域意象成為富有特定歷史文化內涵的、在文學中承擔有特定功能的符號，至此地域意象在歷史發展的潮流中走向成熟。根據上述分析并結合公式{1}，我們又可擴展、推導出如下公式：

根據上述公式{2}，我們便可以對以北固山為代表的地域意象做出一定的分析。實際上，特定的時代、文化背景及文學發展規律都會對上述各個階段產生影響。就文學發展的規律而言，魏晉時期被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美”的價值屬性得到進一步確認。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中將文學與“神明”、“氣韻”、“空靈”等表示審美屬性的詞語聯系起來，無疑已經明確認識到文學蘊含著有別于其他文化形態的特殊的審美屬性[7]。在這樣文學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北固山的優美風光便能夠被創作主體發現，并成為詩歌中反復吟詠的對象。從現有史料看，北固山首次作為文學創作的意象出現于詩歌中正是在劉宋時期，元嘉四年（427），宋文帝劉義隆巡幸丹徒，時謝靈運陪同出游，曾作《從游京口北固應詔》。這一時期的北固山大多僅僅以原生態的自然形象出現于詩歌創作中，本身并不承擔創作主體的過多感情。但不管怎樣，北固山意象在這一時期進入文學創作的視野。

自然景觀的審美價值被發現以后，人文活動對自然景觀的“改造”便成為可能，這種“改造”一方面使得地域景觀更光鮮生動、更富有人文色彩，另一方面為文人的創作提供生成的空間。

實際上通過“搜韻”網站在對唐宋有關北固山意象的詩詞的收集和整理過程中，發現在唐代北固山文學已經呈現出遁世隱逸、羈旅宦游、人生感懷、詠史懷古等多重文學主題，這與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盛唐走向成熟的文學發展規律同樣密不可分。實際上在唐代，表現羈旅宦游的北固山詩歌更顯著，例如孟浩然的《早春潤州送從弟還鄉》、李嘉v的《留別毗陵諸公》、齊己的《送東林寺睦公往吳國》、李頎的《送盧少府赴延陵》等，這與北固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較密切的聯系，尤其是隋代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得京口地區變成交通的中轉站，更成為人生命運的中轉站，因此表現好友傷別之情的詩歌及面對未知旅途、進行人生思考的詩歌便大放異彩，北固山意象開始由冷靜的、沉默的自然山水逐漸帶有人的感彩。

值得一提的是似乎越到王朝末路，詠史懷古的詩歌便越有興盛的傾向，文人的情感便越有上升的空間，晚唐五代時期同樣如此。以北固山為例，一方面它曾是三國時期吳國都城所在，劉備與孫權曾于此商討破曹大計，梁武帝曾在此登臨，手題“天下第一江山”的美名，北固山自身具備的歷史文化底蘊是詩歌詠史懷古主題的土壤。另一方面，它毗連金陵，北望廣陵，在眾多詩歌中總能看到北固山與金陵、廣陵兩所城市的對話，例如“石頭城外青山疊，北固窗前白浪飛。盡是共游題版處，有誰惆悵拂苔痕”（齊己《懷金陵舊知》）、“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鐘初”（賈島?送朱可久歸越中）、“天遠樓臺連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回頭卻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浪頭”（楊蟠?《陪潤州裴如晦學士游金山回作》）。北固山總能夠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既漠視金陵這所所經歷的六朝興衰，又觀望長江北岸繁華一時的揚州是如何在連年的征戰下變成斷壁殘垣。北固山的這種身份，尤其容易喚醒文人在登臨此山時對于歷史興衰的感慨。

北宋時期，宋太祖推崇守內虛外的養士政策，對于傳統士大夫而言，寵命優渥的生活環境使得北固山詩歌呈現出更多的宦游享樂、酬唱贈答的文學主題。宋《嘉定鎮江志》載：甘露寺多景樓不知其所始……登北固山題詠者多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8]。多景樓面向長江，憑欄遠眺，江山秀色盡收眼底，這一方面使得多景樓成為宋代文人登臨賞景的場所，另一方面成為文人雅聚、開展文學競賽的所在。例如蘇軾就曾于多景樓寫下“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樽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的麗詞佳句。此外，北宋時期三教融合的思想使得文人對于社會現實、對于人生自我都有敏銳的洞察；宋代尖銳的民族矛盾、繁華表象下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傳統士大夫對于社會政治的動蕩亦極為敏感，因此這一時期北固山文學同樣不乏人生感懷、詠史懷古之作。這些作品雖然并非北固山詩歌的主流，但促使北固山詩詞逐漸與深沉社會現實緊密聯系起來，這一方面推動自然景觀向人文景觀過渡，另一方面由文人情感與人文景觀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多類文學主題中，逐漸顯示出一種英雄之氣和興亡之悲，為南宋辛棄疾等愛國詞人的北固山詞的出現開了先河，為北固山這一意象的最終成熟奠定了基礎。

宋室南渡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北固山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及在民族戰爭中顯著的地理位置，成為士人登臨吟嘯，抒發愛國情懷的首選之地。這一時期的代表文人如辛棄疾、陳亮、劉過等辛派詞人，他們均為矢志復國之士，面對國家和民族的災難，他們壯懷激烈、大聲疾呼，寫下了諸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宋?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天下英雄誰敵手”（宋?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宋?陳亮《念奴嬌?多景樓》）、“江流千古英雄淚”（宋?劉過《多景樓》）等大量英雄詩詞，有著強烈的戰斗精神，充滿英雄的悲慨，使得北固山這一意象開始逐漸承擔起家國之思、英雄壯志這一深沉的文化主題。

至此，從魏晉到唐宋，歷經將近一千年的演變，以英雄文化、愛國主義為主題的北固山地域意象最終得以生成。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在人文活動的參與下，文人情感是如何與景觀相互作用生成多種文學主題，在文學的歷史發展潮流中，多個文學主題又是歷經怎樣的消長起伏最終發展成為傳達特定價值取向的詩歌意象。

三、文人意識的附加

在公式{2}中，人文活動“改造”自然景觀對于地域意象生成是必不可少的，但這種“改造”具體包含哪些內容，又是如何發生的，仍有必要進行詳細論證。

人文活動對自然景觀的“改造”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物質的，即人力施加于自然景觀使其發生形變，如閣樓庭院、廊臺樓榭的修建等；二是精神的，即文人意識的附加。物質層面不屬于本文探討的范疇，文人意識的附加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在文人意識附加的過程中，“移情”是重要的心理基礎。移情作用說源于立普斯，他的理論是以幾何形體為依據的。立普斯認為希臘建筑中多立克石柱本是一堆無生命的大理石，但是我們在觀照石柱時，它卻顯得有生氣、有力量，仿佛從地面上聳立上騰，這就是移情作用[9]。他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類似聯想”發揮了關鍵作用，即憑借以往的經驗解釋目前的事實，我們最原始推知事物的方法也就是根據自己的活動和情感，測知我以外一切活動的人物和情感[10]。多立克石柱承受重壓的姿態喚醒了我們出力抵抗、毫不屈服的人生記憶，在人們進行審美的凝神關照之際，我們忘記了物我的差別，于是出力抵抗、聳立上騰這些本來只是我們心中的感受便投射到石柱身上，似乎變成了石柱自身所帶有的自然屬性。

立普斯的這些觀點同樣適用于分析文學作品中以北固山為代表的地域意象。宋乾道五年（1169），陳天麟的《重建北固樓記》云：“茲地控楚負吳，襟山帶江，登高北望，使人有焚龍庭空漠北之志。”[11]陳亮在《念奴嬌?登多景樓》中亦言：“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北固山如何能做出“爭雄勢”？登臨北固何以使人有“焚龍庭空漠北”之志？實際上并非北固山自身帶有這些特性，而是在南宋時期，民族矛盾激化、國家處危難關頭的社會背景下，文人的自我意識投射到北固山，從而使北固山呈現出人才有的姿態和情感。

立普斯的移情作用說側重于由我及物，但實際上文人意識在對自然景觀進行附加時常常是雙向的，不僅外物可以感染上審美主體的情緒，審美主體也常常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審美客體的影響。即如朱光潛所言：“有時我的情趣也隨物的姿態而定，例如睹魚躍鳶飛而欣然自得，對高峰大海而欣然起敬，心情濁劣時對修竹清泉即洗刷凈盡，意緒頹唐時讀《刺客傳》或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便覺慷慨淋漓。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震蕩，全賴移情作用。”[4]107

地域意象也同樣如此。北固山橫枕大江，巍峨峭立的山峰與浩渺奔騰的江水渾然一體，登高望遠，縱目天極，心胸怎么能不開闊、情性怎么能不搖蕩，反觀北固山勢，前鋒、中鋒、后峰三峰連貫南北，猶如巨龍臥飲長江，氣勢何等雄偉壯觀，立于此處何人不想吟嘯壯麗詞句？正如清人周鎬所言：“予每讀盧肇詩‘海日生殘夜，江春發舊年’輒為此山悲壯半晌。”[12]

通過對文人意識對自然景觀的附加過程的具體分析，結合公式{2}，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得出如下公式：

通過公式{1}{2}{3}，我們便得出了以北固山意象為代表的、能夠傳達特定的文化意味、具有象征符號功能的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過程。

在本文中，我們梳理出以北固山為代表地域意象是如何在文學發展的過程當中，逐漸上升為能夠承擔家國之思、英雄壯志的文化符號。首先，地域景觀要能夠成為地域意象，其內在的審美屬性要被審美主體喚醒；其次，地域意象要想在文學創作中逐步上升、逐步豐富其內涵，人文活動的干預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我們著重分析人文活動對自然景觀的精神改造，即文人意識的附加，在這個過程中移情作用至關重要。綜上，通過{1}{2}{3}三個公式，便得到了地域意象生成的一般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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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鞏本棟.辛棄疾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181.

篇5

一、飛天的音樂性

敦煌，是古絲綢之路的重鎮，是中原商旅去西域的必經之地，是佛教傳入內地的窗口，更是中國、印度、埃及、伊朗四大文化古國的融匯之地。它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匯集的地方。敦煌音樂的孕育、誕生，除了與佛教有關之外，與當時音樂的發展，中、西音樂的交流有著直接的關系，它生動地反映了這個歷史階段音樂的發展概貌。隨著文化越來越深入的交融，東西越來越頻繁的互通有無，樂器與音樂得到了充分的結合與創新。

1.樂器的東漸與融合據史料：早在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就帶回了樂曲《摩河兜勒》和樂器箜篌、琵琶、笛等。西域各國也有人到長安學習漢文化，如烏孫王翁歸靡與漢族解憂公主結婚后，就把他們所生愛女弟史送到長安學習彈琴。公元65年漢宣帝時，龜茲王繹賓曾到長安，返回時從長安帶去了大量漢文化的笙、簫、琴、瑟等樂器。長安贈賜旗鼓歌吹數十人，把中原樂舞送入了西域。公元386-432年之間，龜茲樂傳入中原地區，后涼呂光曾把龜茲樂曲和龜茲樂隊帶到了中原。此后，北魏和北齊宮廷中都演奏龜茲樂，北魏的曹婆羅門則以擅長龜茲琵琶而著稱。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娜氏為皇后,西域各國組織了大批樂舞伎人赴長安作為陪嫁，經敦煌到達中原。皇后不僅帶來了龜茲、疏勒、康國、安國等音樂，還帶來了擅彈琵琶和熟悉五旦、七調理論的龜茲樂工蘇祗婆。龜茲樂流傳到涼州地區后，產生了雜以羌胡之聲的西涼樂。隋、唐以來，中西音樂文化交流日趨頻繁，相互往來甚為密切。隋代七、九部樂、唐代九、十部樂，大都是中西音樂交流的結晶。西域音樂東漸，中原音樂西傳，都要交匯于絲綢之路的重鎮敦煌。樂伎所持樂器主要有腰鼓、海螺、橫笛、羌笛、角、曲頸琵琶、箜篌等。

2“.音樂會雛形”式的樂器搭配在飛天壁畫的直觀表現中，我們不難分辨出這些樂器，更加以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分類，總結出了規律。如西魏第285窟南壁的一組飛天樂伎，是精品佳作，此組飛天樂舞伎12身，其中10身持樂器排列在中間，兩身舞伎在兩側。樂伎身姿韻味獨特，著裝華麗，盡情地打擊、吹奏、彈撥。所持樂器自東向西為齊鼓、腰鼓、羌笛、橫笛、排簫、笙、直頸琵琶、曲頸琵琶、阮咸、箜篌。既有打擊樂、吹奏樂，又有彈撥樂。中原樂器排簫、笙、阮咸和本土樂器羌笛、直頸琵琶占了樂器的一半，既是中西樂器的融合，又突出了中原及本土樂器，是一組很有音樂價值的飛天樂舞。北魏第437窟的中心柱上的一組影塑飛天樂伎，雖然僅持琵琶、腰鼓、銅鐃在演奏,但是在整個壁畫樂伎中是絕無僅有的。在飛天這一系列的形象中，“香音神”或琵琶合奏，或與其他吹奏、彈撥類樂器相配合，不禁讓人聯想到，在美麗超脫的神界，仙女們正在開一場音樂盛會。這里不分民族、不分國家，在這里只有音樂的饕餮。《敦煌樂譜》的研究最早者是日本林謙三先生和中國的任二北先生，他們率先舉起破譯、解讀的大旗，到目前為止，約有十余種譯讀之版本，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樂譜的研究離不開根據當地音樂特色來還原，更加離不開敦煌的壁畫與史料。不同門類的樂器進行有規律的排列，不難看出歷史中皇家樂隊的排列與規模。如果說我們遺憾的是不能100%的聆聽敦煌古樂，但是能慶幸的是我們通過壁畫將其恢弘雄偉，悠揚飄渺體味的百感交集。

二、飛天的舞蹈性

舞蹈是轉瞬即逝的藝術，在沒有古代舞蹈動態資料的情況下，那些凝固在石窟壁畫上的各代舞蹈形象，就成為珍貴的舞蹈史料。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凝固在石窟壁畫上的各代舞蹈形象，才使得我們在今天還能夠更好地去了解這些豐富多彩的舞蹈史料，學習、繼承這幾千年的燦爛的舞蹈文化，并且將其發揚光大。飛天的美在“飛動”，動靜結合，打破了洞窟中呆板、森嚴、教說的氣氛，使觀者眼前一亮，得到視覺上的緩解，使洞窟富有生氣。其通過人物形體的變化，如身體的翻轉、扭曲，四肢的伸展、擺動，衣裙飄帶飛揚的走勢以及背景紋樣的流動感，使畫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上升流動的感覺，從而體現出由力量、運動和速度構成的靈動美，體現出一種節奏與韻律美。比如第321窟西壁佛龕兩側各畫兩身雙飛天，其“吳帶當風”的視覺感，宛若九天仙女下凡：身材修長，昂首挺胸，雙腿上揚，雙手散花，衣裙巾帶隨風舒展，上而下徐徐飄落，像兩只空中飛游的燕子，表現出了瀟灑輕盈的飛行之美。飛天所到之處朵朵鮮花飄落，花開花落花亦開滿天……“飛天”舞姿多曲線，線條流暢優美，體態呈S形，主要是由膝（單膝推動，雙膝轉動）、胯（松胯，推胯）、肋（左右平移，前后斜推）的移動，而形成整個肢體形態的曲線。腳的形狀和位置，十分獨特，有勾、翹、歪、開等特征。腳的基本形態有小歪腳、勾腳吸腿、勾腳側抬腿等。這是“飛天”舞蹈獨特的特點。1917年，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先生成功地演出了《天女散花》。據梅先生說，最初他是看到一幅“散花圖”才開始構思的。而為了演好這出《天女散花》，他參考了敦煌的各種“飛天”畫像，并設計了“綢舞”作為其中“云路”“、散花”兩場重頭劇的主要舞段。其實，早期梅先生舞的綢與我們現在的不同，當時為表現天女御風而行、云端散花，選用了質地極薄、一丈七八尺長的綢，并且不借用棍來舞，而是手執雙綢，靠手臂、手腕的巧勁來舞綢，舞起來飄然轉環如流風回雪。梅蘭芳先生創造的這種邊唱邊舞的“長綢舞”，不但更好地烘托了天女御風而行的形象，也為京劇藝術的表演增添了新的表現手法。可以說，梅先生使沉睡千年的石窟壁畫中的形象，如此酣暢地奪壁而出。

篇6

[關鍵詞]李商隱；佛教

晚唐時期，文人與佛教結緣是一個普遍現象，詩文大家李商隱也不例外。不過，李商隱與佛教的關系更具典型意義。首先，李商隱自幼跟隨一位精通《五經》、恪守儒道的叔父學習，少年時學仙玉陽，中年喪妻后則尅意事佛，和儒、釋、道都有密切關系。其次，李商隱詩歌向以沉博絕麗、深情綿邈著稱，這樣一位以艷語為本色的詩人，卻對佛教有著異乎尋常的虔誠。李商隱曾于梓州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自出財俸，特創石壁五間，金字勒《妙法蓮華經》七卷；在臨終之際甚至愿削染為知玄弟子，棄絕世事，遁入空門。在他身后，佛教把他列入佛門“傳燈錄”，現存最早為其詩作注的道源也是明末一位僧徒。揭開層層看似矛盾的面紗，理清李商隱和佛教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對深入剖析李商隱深微的心路歷程，破解“獨恨無人作鄭箋”的李詩之謎將大有裨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李商隱生平考證和詩歌藝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從佛學角度來探討的卻很少，只有吳言生《論李商隱詩歌的佛學意趣》、王增斌《李商隱的佛道情緣》、陳引弛《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等少數論著做過初步探析，從而為這一研究的拓展留下了廣闊空間。本文將通過解讀李商隱詩文，對其修佛歷程、佛教觀念以及佛教在其思想中的地位進行探討，以期對其研究的深入略盡綿薄。

一、李商隱的修佛歷程

李商隱自幼就與佛教有密切接觸。他自言“《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始自童幼，常所護持”、“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他與僧徒一直有所往來，如澈師、臻師、惠祥上人、融禪師等，其《歸來》詩云：“舊隱無何別，歸來始更悲。難尋白道士，不見惠禪師。”這位“惠禪師”很早就與李商隱交好。隨年競日馳，仕路波折，李商隱對佛教沉溺日深。三十六七歲赴桂管期間，他自敘心跡：“白衣居士訪，烏帽逸人尋。佞佛將成縛，耽書或類。”(《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此際義山已深耽佛道。39歲妻子病故后，義山對佛教更是拋灑出超常的熱忱，“方愿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雖從幕府，常在道場。猶恨出俗情微，破邪功少”，甚至迸發出“舍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剜身結愿重”(《題僧壁》)的狂熱。

李商隱向佛，是一個由淺而深、漸至沉迷的過程。他自述向佛動機：“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則義山一意事佛是為排解妻子故后內心的苦悶。但僅僅“喪失家道”四個字絕不能涵蓋義山向佛的緣由。大體說來，義山向佛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是時代風氣的浸染。眾所周知，唐代實行儒、釋、道“三教并崇”的政策，社會上崇佛風氣很盛。晚唐，由于佛教勢力極為高張，唐武宗曾發起“會昌法難”，但不久佛教又再度興盛，至懿宗時已具相當規模。據《杜陽雜編》記載，咸通十年(873)懿宗迎佛指舍利至長安，“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于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于肘行膝步，嚙指截發，不可算數”。又《劇談錄》引《京城坊曲》載：長安“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后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于是廣為費用，時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于百輛，他物豐盈，悉皆稱是。”教眾之極端狂熱、佛教之巨大影響可見一斑。于廣大士人而言，此時唐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君王庸懦，宦官專權，朋黨紛爭，朝政日非。對國家和自身前途備感失望之際，士人漸以佛教作為精神依托，北宋儒門淡泊盡歸釋氏的現象已初露端倪。這是義山向佛的文化背景。

其二，是遠大理想和困厄現實的矛盾。李商隱才名早著，初志人曹，“實懷殷浩當世之心機”。為能有所作為，他四處干謁，凍餓十載，后為令狐楚賞識而得一第，又無意間陷入黨爭漩渦，以致大半生沉淪幕府，漂泊天涯，“官不掛朝籍而死”，這與其初志相較實是天懸地隔。

其三，孤傲個性與無奈處境的矛盾。李商隱雖出身低微，但自以為“我系本王孫”(《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才高性傲。對黑暗現實不滿，義山就生出“欲狂走遠飏”的狂想；活獄觸怒上司，他便有“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自況》)的傲岸行徑。可李商隱不得不在濁淖中求生存，他“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兄妹9人的貧寒之家，身為長子、僅任九品微職的義山卻是“五服之內，一身有官”。因此，他不停地請謁、上書，令狐絢、彭城公、劉舍人、李相公等等，在每一個可利用的機會，殷殷剖白著自己的一片用世熱心。為了生活，為了前程，義山不得不謹小慎微、忍氣吞聲地在名利場中苦苦掙扎，這給他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痛苦。

其四，是家庭和感情的不幸經歷。李商隱生性浪漫多情，他深愛過脫俗的女冠，苦戀過美艷的使府姬妾，他渴望著“心有靈犀”的情感交流。然而所有的情愛均是無果的花，她們或者成為“同時不同類”(《柳枝五首》其一)的他人之寵，或者已流落他鄉，甚至已埋骨垅頭，這些陰影一直籠罩著他敏感脆弱的心。上蒼也曾賜予他一角的瑰麗與溫馨，義山與妻子王氏情愛彌篤。身處桂管異鄉，他思念妻子：“此樓堪北望，傾命倚危欄”(《北樓》)；歸家途中，他想到將為人父，興奮不已：“新春定有將雛樂，阿閣華池兩處楱”(《鳳》)!可是好景不長，王氏竟也撒手人寰，棄39歲的義山西去。

審視李商隱的一生，入朝無路、仕宦無門、謀生艱難、歸隱不能、情愛不果等，是其向佛的誘因；而妻子的溘然長逝，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坍塌后，李商隱真正絕望了。苦悶迷惘中的義山，恰如魯迅所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自我的理想抱負、個性情感與外界的沖突對其精神造成的逼仄緊迫感，使李商隱一步步轉向了佛教。義山佞佛，與其說是為信仰，毋寧說是將其作為一種心靈、精神哲學，在“煩惱”中得一份“菩提”，以擺脫精神痛苦，在失衡的人生境遇中重獲心靈的平衡、安適與超越。

二、李商隱的佛學觀念

(一)李商隱的佛學宗派

李商隱修佛總體看應屬于天臺宗。天臺宗形成于隋代，是中國最早創立的佛教宗派，由智額開創。因其以《妙法蓮華經》為教義根據，又稱法華宗。李商隱對《妙法蓮華經》一直極為推重，認為它是“諸經中王，最尊最勝”，其教義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己愿舍身求法：“換骨惟望於一丸，剜身止求于半偈。……藻輝于至真，而又以七喻之微，較五常之要，吻然合契，永矣同途。”舊李商隱以天臺宗師知玄為師，其《別智玄法師》詩道：“云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卻是楊朱真本師。”道源注：“智玄當作知玄”。清屈復《玉溪生詩意》箋謂：“人生未有不戀室家者，今云鬢別離之怨，不得已也。僧教以傳法者為本師，十年住山，原欲知公傳法，乃移易而去，歧路之悲，反以楊朱為真本師矣，其不得已之情為何如哉?”可見義山是以知玄為傳法本師的。《宋高僧傳》亦載：“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輩，嘗從事河東梓潼幕，久慕玄大師”，而鳳翔府知玄寫真旁，“李義山執拂侍立焉”，可見天臺宗已把李商隱看作派中弟子。

中晚唐禪風大熾，禪宗作為完全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對士大夫的思想生活影響最大。李商隱交往的僧徒如澈師、臻師、惠祥上人、融禪師等，都是禪宗大師，他從禪宗也汲取了大量營養，特別是其“修心”之說。不過，李商隱修佛是為尋求精神的寄托，并不為精研佛理、出世成佛。他以自己的人生經驗體證了佛理，并借助于天臺宗以及禪宗等佛學思想來求得解脫。揆諸義山的六百余首詩，與佛教有直接關系的有二十首，引用佛經、佛典以及意境受佛學影響的詩也有相當一部分，但李商隱對佛教教義的體悟，更多的是人生體驗層面的契合，是精神感受層面的交融，而不僅僅是詩文字面、名相義理的契合。

(二)李商隱對佛教教義的體證

原始佛教為了論證人生無常，提出了諸多命題，其中萬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槃寂靜是其教義的基石，是佛教與其他流派相區別的主要學說標志。李商隱以其獨特的詩人氣質，直覺地體證到佛教真諦，體現了詩情與佛理的相通。

1.萬般皆苦

佛家有“四圣諦說”，即苦、集、滅、道四諦，其中苦諦是佛教人生觀的基石。眾生為無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會產生種種痛苦，主要的有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蘊盛，是謂八苦。李商隱向佛是從體驗人生痛苦而登堂入室的，其向佛歷程幾乎是佛教“一切皆苦”的生動注腳。八苦中前四種是生理痛苦，怨憎會苦指怨憎的雙方卻無法遠離而生出無限苦惱，譬如李商隱和令狐絢的關系等，這些多有論者述及，暫不贅述。

愛別離苦指感情融洽雙方的無奈別離。義山半生流離、十易府主，飽嘗與親朋的離別之痛，對愛別離苦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他詩中，僅“離”、“別”的字樣反復出現達85次之多。他寫別離之痛：“傷離適斷腸”(《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一曲送連錢，遠別長于死”(《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寫離別之頻：“浮世本來多聚散”(《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人生何處不離群”(《杜工部蜀中離席》)；寫對別離的無可逃避，徹骨痛楚：“此生真遠路，幾別即衰翁”(《寓目》)、“人生死前唯有別”(《離亭賦得折揚柳二首》其二)等。如此驚心動魄的詩句是義山人生的現實，也是他在痛苦離別中對生無自性的一種感悟。

求不得苦指人生而具有食色名利等種種欲求，然諸法無常，欲求往往不得滿足，理想終為泡影。義山“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玨《哭李商隱二首》其二)，這使他對求不得苦有刻骨銘心的感受。他詩中好用“望”、“隔”等字，“望”是充滿期待和盼望，“隔”則是所望與所得總有鴻溝天塹之遠，所謂“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紫府仙人號寶燈，云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無題》)義山追求的總在山那邊、天盡頭，即便努力了，得到的仍是無盡的焦慮、徹骨的凄涼，這是求不得苦的形象寫照!

轉貼于

五蘊盛苦也稱“五取蘊苦”。“五蘊”包括人的身心等各方面。五蘊盛苦被認為是一切痛苦的匯合，點，既是其他苦的根源，又是一切苦的聚集。李商隱詩晦澀、朦朧，可以提供多方面的體味和演繹。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對心靈世界的表現、非現實意象的運用、大量使用典故等。然而，就李商隱的個人經歷而言，他體驗到的社會、人生等諸般痛苦匯聚而發為歌詩，其內涵復雜，往往很難有一種明確的解釋。如“遠書歸夢兩悠悠，只有空床敵素秋。階下青苔與紅樹，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天涯》)等，可謂觸目成愁，無往而非傷心之境，其中蘊含了傷時、傷春、沉淪、漂泊、孤寂等種種痛苦，頗難指實，是“五蘊盛苦”的典型體現。

2.一切皆空

“一切皆空”并非指一切都不存在，而是指萬事萬物，包括現象的和超現象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無不是變化無常、不遑安住的，都沒有起主宰作用的靈魂。換句話說，世間的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相對和暫時的。

發揮這種想法，視人生為夢幻，是大乘佛學勸世的妙法。《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文人士大夫“人生如夢”的人生觀亦與此有關。義山詩寫“夢”達78句之多，涵蓋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濟世抱負是“長夢采華芝”(《東還》)；甜蜜愛情“惟有夢中相近分”(《過招國李家南園二首》)；天倫相聚只落得“悠揚歸夢惟燈見”(《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宴作》)；整個心路歷程是“顧我有懷同大夢”(《十字水期潘待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水次故郭汾寧宅》)；縱觀漫漫歷史長河，也不過“三百年間同曉夢”(《詠史》)。李商隱人生如夢的觀感與佛教教義可謂不謀而合。

與夢幻感相伴產生的是無常，認識到無常已是一種解脫。義山盼望能一展抱負，而為了生存，卻不得不奔波于碌碌紅塵。義山覺得似乎有一只無形的手在隨意拋擲著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是徒勞，對此他深感迷惘，《井泥》一詩就集中反映了他這種困惑。井底之泥污濁卑微，淘井時卻無端升騰而承雨露陽光，遠謝同群；自然之外，茫茫宇宙、歷史亦是如此：呂不韋、劉邦無端由賤而尊，伊尹、樊噲無端由卑而貴……真是“大鈞運群有，難以一理推”，種種無常幻化，根本沒有規矩、軌跡可尋!推而廣之，“錦瑟無端五十弦”(《錦瑟》)、“秋蝶無端麗”(《屬疾》)、“人豈無端別”(《晉昌晚歸馬上贈》)、“今古無端入夢中”(《潭州》)……在義山眼里，一切都是充滿了機緣和合的“無端”!而“無端”所蘊涵的偶然性、不確定性、不自主性，恰恰是佛教無常觀念的最好說明。

3.涅槃寂靜

遠離煩惱，斷絕相累，寂然常住，就稱涅槃寂靜。涅槃寂靜是前面“三法印”的終極，是一種解脫的境界，是佛教的最終理想。李商隱修習的天臺宗有兩大理論支柱：“三諦圓融”和“一念三千”。“三諦圓融”指事物的一切性狀于一心中同時存在、互不妨礙，“三諦”即事物的空、假、中等真實性狀。所謂“一念三千”，“一念”即一心，“三千”指宇宙的整體，即宇宙的整體就存在于心念之中。這兩個學說強調的都是對事物的主觀認識，即萬事萬物都是虛妄不實、沒有自性的，而其變幻實際上是人的認識所致，只有“心”才是永恒的存在。人不必也沒有可能去改造客觀世界，只要把自己的認識改變一下即可解脫煩惱。由此觀點出發，則一切時空、物我、榮辱、得失等乃至是非、生死間的差異，只不過是心的幻相，它們是因緣和合而成，沒有自性、沒有差別的，當然也就不必為此煩惱，這正與禪宗尋求解脫的所謂“不二法門”相通。義山對此深有會心。

李商隱《題僧壁》詩云：“大去便應欺粟夥，小來兼可隱針鋒。”《大乘止觀法門》卷二有言：“心全體唯作一小毛孔，復全體能作大賊。心既是一，無大小故，毛孔與城俱全用一心為體。當知毛孔與城，體融平等也”，則空間的大、小全是主觀想像得來，不論設想其大為一城或小為一毛孔，在意識領域并沒有區別。詩中又道：“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佛教在時間上有自己獨特的觀感，《雜論集》第二謂：“時者，謂于因果相續流轉，假立為時，何以故?由有因果相續轉故。若此苦果已生，已滅，立過去時；此若未生，立未來時；已生未滅，立現在時”，故《成唯識論述記》卷八指出：“一念生滅，假說過、現、未，而實無有時分可得。”所謂時間長短，三生或一世，不過是人一念的變現，故義山詩謂“三生同聽一樓鐘”，此即“一念三千”思想的體現。“月”是禪家常用的喻理之物，義山《月》詩寫道：“初生欲缺還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月牙兒彎彎，人們慨嘆于其殘缺；即便一朝圓滿，這月即是有情的了嗎?所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全都是人心作怪。諸相非相，月的變幻不過是境隨心轉，人心中先有了“缺”和“圓”的概念而致，其實，月并無本性可言。總之，義山通過天臺宗“一念三千”以及禪宗心法等觀念，泯除了時空、物我、順逆、升沉等諸多事相的差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脫。

解脫的境界就是一種隨緣自適的情懷。李商隱在超功利、泯物我，恬淡空靈的心態下觀照外物，凡俗世界的一切均不復掛心，所謂“世界微塵里，吾寧愛與憎”(《北青蘿》)。又《華師》詩云：“孤鶴不睡云無心，衲衣筇杖來西林。院門晝鎖回廊靜，秋日當階柿葉蔭”，當詩人衲衣竹杖出現時，舉目處孤鶴盤桓、回廊寂靜、柿葉成蔭，好一片清涼世界!借助佛學思想，詩人終于尋到了內心的一份安寧和平衡，初步體會到了涅架寂靜之境。

三、佛教在李商隱思想中的地位

首先，李商隱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學說。他在青年時代就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樓》)的雄心，及仕路波折、艱辛歷盡后依然高歌：“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李商隱對百姓的苦難深懷同情，目睹人民生活“高田長槲櫪，下田長荊榛。農具棄道傍，饑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的悲慘狀況，發出“我愿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頭出鮮血，滂沱污紫宸”(《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的吶喊；即便是尅意事佛后，義山仍牽念著國事，創作有《南朝》、《齊宮詞》等大量詠史詩，諷刺君主不思進取、荒喪國。李商隱的政治詩約占其集的1/3，不僅數量多，而且是晚唐詩壇上反映現實最為深廣、思想性最強的一家。清代朱鶴齡曾將其與致君堯舜、“未嘗一飯忘君”的杜甫相提并論，固然是溢美之詞，不過，儒家殷憂君父、關懷國事的精神的確貫穿了義山一生。

其次，李商隱一貫佛道雙修，佛教并非其唯一宗教信仰。義山少年時期在家鄉玉陽山參加過道教養煉實踐，后一直和眾多道士保持著密切交往，如宋華陽姊妹、永道士、白道者等；他時有參與養煉的跡象，如大中二年37歲時，就曾進行修習并把體驗寫成了道教色彩濃厚的《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一詩；即便是入梓州幕尅意事佛期間，義山還作有《梓州道興觀碑銘并序》等文章，闡述自己對道教的滿腔熱情。可見，佛教始終未在義山心中一枝獨秀，他是兼收并蓄，自由出入于儒、釋、道三家。

最后，李商隱對佛學教義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其解脫并不徹底。鳩摩羅什《維摩詰經注》卷三云：“凡說空，則先說無常。無常則空之初門。初門則謂之無常，畢竟則謂之空。”義山只不過剛達到了“無常”的初門，離畢竟空還隔了道障欄。他在人生苦況中感悟到了無常幻滅，渴望著忘卻一切煩惱。殊不知，這種對“無常”、“忘卻”的執著也是佛教觀念不徹底的表現。義山對痛苦的解脫是“會心”、“求心”，所謂“貞吝嫌茲世，會心馳本原”(《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其實這也是佛教妄念之一，執著于心。禪宗有“即心即佛”的提法，但只不過是為防止人向外馳求的權宜之計。當人們停止外求時，應該擯棄對超越的執著，認識到“非心非佛”、“觸處皆成佛道”。然而，義山只停留在第一個階段，視一切為無常、幻夢，力圖忘卻差異、超脫萬物，不僅未達到畢竟空(心也是空)，更未證悟到“非心非佛”境界。

篇7

對國務院作出“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戰略決策，筆者作為桂林市民的一分子，獲悉該消息后萬分興奮。然興奮之余，卻對桂林旅游如何改革的問題陷入沉思。因為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比較少，而需要解決的問題卻比較多。

筆者認為桂林旅游存在著如下幾個問題：1.旅游模式單一，互動活動較少，以至于一些游客發出這樣的感嘆：“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到了地方一通拍照，回去被問啥也不知道!”當然不只是桂林旅游存在同樣的問題，全國其他地方也存在這樣的問題。2.旅游企業數量眾多，良莠不齊，而缺少大型有自主品牌的旅游企業。筆者在桂林黃頁搜索發現在旅游觀光這一欄目下有308家旅行社，可見其數目繁多，讓游客不知如何選擇。3.部分旅游從業人員素質偏低，非法拉客、宰客現象突出，嚴重影響了桂林旅游業的形象。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亟須實踐科學發展觀，打造有桂林特色的旅游業：首先，創新旅游模式，增加互動環節。1.依托桂林的山水資源，旅游過程中穿插有桂林特色的旅游賽事和體育賽事，比如拋繡球、對山歌、劃竹排、打門球等比賽，讓游客參與其中；2.舉辦大型的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自駕游活動，讓游客自主安排旅游日程，滿足他們自主旅游的愿望；3.讓游客參與當地傳統的手工藝制作，并可以舉辦制作大賽，并設置獎品或獎金，增加比賽的趣味性和競技性；4.建設夏令營基地，邀請國內外的中小學參加，集宣傳、娛樂、學習于一身。其次，政府支持、引導旅行社發展，集中力量打造幾家大型的旅游企業，支持他們在全國各地開辦分店或點。對于實力雄厚的旅游企業，可以鼓勵他們在主要的國外游客來源地設置分店或點，讓游客在選擇旅游企業時放心，不用擔心受騙上當。最后，加強旅游從業人員素質建設和旅游市場監管。大力發展旅游職業教育，加強旅游從業人員培訓。健全服務標準體系，全面提升旅游服務質量。健全監管體系，維護游客合法權益。加強旅游誠信體系建設，提高行業自律水平。(木子魚)

打造世界級個性化旅游名城

國務院在《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出臺后不久就明確提出“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突顯了國家對桂林的高度重視。我認為我們應抓住這個試驗，把桂林綜合改革成世界級、個性化的國際旅游名城。

首先，要定位高遠。“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明確顯示：這是一個國家戰略，層次高而地位重，是國家為引領世界旅游而進行的旅游綜合改革的城市區域試驗。它不應是一地一景的改造，也不僅是旅游要素的提升，而應是產業協調、城鄉一體，以旅游為主體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先行探索和實踐。因此，我們應登高望遠，立足世界水準，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超前而全面地謀劃，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智慧，科學、長遠而高標準地制定規劃，開發和運用先進的科技成果，積極爭取全方位的扶助支持，尋求深層次、寬領域的國內外協同合作，扎實而有序地探索推進，確保建成的桂林旅游試驗區能引領世界旅游潮流。

第二，要突出特色。桂林試驗區要確定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競爭領域。根據桂林優美自然風光、深厚文化積淀、濃郁民俗風情和良好生態環境的優勢和基礎，以低碳型旅游作為桂林的特色和核心，把桂林建設成為世界低碳型旅游目的地和示范地。因為低碳化是當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低碳型旅游則是今后旅游的發展趨勢和必然選擇。因此，我們可按照低碳理念規劃旅游發展，開發旅游產品，提供旅游服務，倡導旅游行為。按照低碳要求疏解、改造、提升老城區，規劃、建設、經營新城區，統籌、推進城鄉一體化。通過推進低碳技術提升傳統旅游產品，發展生態農業旅游，培育綠色旅游工業，打造品牌商務會展，建設宜居養生環境。在低碳型旅游的建設中，探索并形成以旅游為基礎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協調發展的桂林風格、桂林機制、桂林標準和桂林模式。

第三，要推進有力。機不可失，時不待我。應盡快成立以市委、政府主要領導掛帥，各相關職能部門都參加的桂林市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委員會，強力推進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研究、規劃和建設。在思想理念上要新。要開拓創新，敢想、敢試、敢闖，以全新的理念指導旅游區的改革，善待在創新工作中失誤的同志，在全市形成“不怕失誤，只怕耽誤”的氛圍。在工作方法上要活。要用足、用好、用活國家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關于“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關于中國一東盟自貿區建設及發展生態、環保、低碳經濟等各項政策。積極爭取國家各項發展資金和政策的支持，快速推進試驗區相關的技術開發、項目建設及推廣營銷等。還可以通過低碳型旅游區域的建設和低碳旅游行為的倡導、推廣，爭取世界發達國家或一些國際組織的低碳交易項目或節能減排項目的支持。在落實措施上要實，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真抓實干，鼓實勁、出實招、見實效，以實績論英雄。同時，積極宣傳、發動、鼓勁，形成全市全民參與的氛圍和熱潮。在追求目標上要優。不管是哪個方面、哪項具體工作，都爭取精益求精，出“世界級、個性化”的精品。總之，通過狠抓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的建設，把桂林的政治文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及生態環境推向嶄新的、世界級的高度。(沈秋林)

建設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的行動步驟

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既需要中央和自治區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各級黨委政府統一共識和高度重視，把它當作頭等大事，需要全市共同奮斗，形成建設合力。而且等不得，拖不起，必須立即行動起來。

第一步：籌劃成立自治區、市、縣三級聯動的辦事機構。籌劃組建自治區、市、縣三級聯動的辦事機構，建立聯席會議制度、重大事項會商協調制度，協調解決桂林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建議自治區有關部門，圍繞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這個目標，樹立全局意識，提出本部門支持建設的政策、措施，建立層層落實的推進工作機制。成立專門機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牽頭、相關部門參加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和專家咨詢委員會，負責領導和推進試驗區建設工作，檢查督促政策、任務的貫徹落實，研究解決相關重大問題。建議桂林市人民政府聘請國家、自治區相關部門的領導和國內外知名的專家，作為建設的咨詢顧問，為總體方案的制定和具體實施提供咨詢和建議。各縣區要成立相應工作機構。

第二步：開展重大問題調研。盡快組建由市委、市政府研究部門、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及國內外、區內外專家學者組成的綜合研究團隊，圍繞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重點領域改革和重大課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咨詢論證，為市委、市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建議和意見，進而為制定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及行動計劃，為爭取自治 區、國家政策和項目等配套支持奠定基礎。

第三步：盡快編制上報國務院的實施方案。在綜合調研成果的基礎上，加快編制上報《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爭取國務院、自治區出臺支持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意見》、《決定》等配套文件。同時，加強與自治區和國家相關部門跟蹤對接，積極主動努力爭取自治區和國務院相關政策、項目和資金支持。

第四步：營造建設的良好輿論環境。充分利用各類媒體，全方位提升宣傳力度，設立試驗區的官方網站，積極推行整體聯動宣傳，加強與中央有關媒體、國內知名媒體、國際和海外知名媒體合作，搞好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整體形象的策劃、包裝和宣傳。通過互聯網平臺，邀請社會各界的群眾、網友、海內外的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各類媒體，為試驗區建言獻策。

第五步：高起點編制試驗區建設規劃。學習借鑒先行地區試驗區經驗，用較短時間編制出《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規劃》。規劃要突出體現高水平、國際性、示范性、綜合性、操作性。將其定位為桂林市“十二五”期間發展的重中之重，納入廣西“十二五規劃”。以試驗區建設引領全市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

同時編制試驗區建設推進計劃。圍繞規劃提出的總體目標，將試驗區建設的各項工作任務分解落實到具體部門，簽訂責任狀，定人限時完成，嚴格績效考核。市及各縣區、有關部門要滾動編制年度工作計劃，確定年度工作目標、工作重點和重大改革創新任務。加快推進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

第六步：分步實施，先期試點。圍繞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重點領域的改革，用1―2年左右時間，選擇基礎條件較好的2―3個縣區對應實施l項改革，進行先期專項改革試點。在加強協調指導的基礎上，鼓勵試點縣區大膽創新，敢于突破，認真總結改革經驗，全面推廣鋪開。

第七步：立法推進桂林國際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建議把推進試驗區建設有關工作納入法制軌道。改革試驗內容與國家有關部門行政法規有矛盾的，允許先行試驗。國家法律或行政規章沒有規定的，由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或自治區政府擬定法規，加快制定與國際接軌的相關管理條例，從法律層面推進試驗區建設。(小了，王小)

依托區域優勢發掘桂林的人文旅游資源

張藝謀在編導奧運開幕式的很久之前就已經幫咱桂林編導了一出精彩絕倫的“印象?劉三姐”，這劇目堪稱唯美宏大、氣勢非凡，而且達到了預期的商業收益――靠什么?難道就靠這一條漓江?

云南是喀斯特地貌，貴州也是喀斯特地貌，并且人家的著名景點也不是差的，例如麗江、香格里拉、西雙版納、黃果樹大瀑布等景點都不比咱差，這是事實。但老謀子就偏選我們桂林，為什么?因為他嗅到了、捕捉到了這里濃郁的人文氣息。所謂天人合一、以人為本：但凡有了青山綠水卻少了人物，就缺少了天地靈動之氣；但凡有了人物卻沒了故事，就缺少了那份神秘感和吸引力――這就是人文的力量。桂林，還有多少個待字閨中的劉三姐還沒被世人發現?一個?兩個?十個抑或千百個?還有多少個世外桃源等待著人們去認識、去了解、去身臨其境地感受?我想，大桂林有許多可以發掘、可以宣傳、可以充分調動起來的人文旅游元素!

就說臨桂縣吧，她乃狀元之鄉，文武皆全，既有民國時期代總統李宗仁、風云人物白崇禧，也出現過清代狀元世家陳氏一族；再到游桂林非去不可的陽朔縣，這里既有游人如織、充滿了異國情調的西街，又有書畫一絕、震爍古今的徐悲鴻大師故居；再說到古為“粵楚咽喉”之地、入選CCTV“2005中國十大魅力古鎮”的興安，這里既有規模宏大的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的“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又有被郭沫若先生稱之為“與長城南北相呼應，同為世界之奇觀”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千年人工古運河之一的靈渠；還有龍勝各族自治縣、資源縣、靈川縣、全州縣、灌陽縣……無一不各具自身的特色。

在漫長的歲月里，桂林的奇山秀水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墨客，激發他們寫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和文章，刻下了數千件石刻和壁書，另外，漫長而獨特的歷史還在這里留下了許多古跡遺址；時期，桂林成為中國著名的文化城，眾多的愛國作家、藝術家匯集在這里，譜寫出抗日文化的新篇章。悠久的歷史，為這塊古老而美麗的土地孕育了深厚的文化。每一個桂林人，都有責任和義務使更多的中外游客認識和欣賞到桂林的旖旎風光、了解到桂林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素養，使得更多的人來桂林旅游參觀的同時深刻體會到桂林所蘊含著的那沁人心脾的人文氣息。

旅游業是可以拉動內需、提高國民生產總值的大行業，在不斷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同時又必然會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連鎖反應的作用是巨大而顯而易見的。打個比方說，早幾年國足外籍教練米盧先生率領中國足球隊歷史性地闖進了世界杯，人家米盧先生心情一好就想給自己找一地方去度度假散散心，聽說咱桂林不錯就來了，不光來了，他還二話不說就在這幫咱買了套房子――這就是連鎖帶動效應。桂林人應把握好時代的契機，不斷創新思維，把“旅游人文桂林”的認識更加全面地融入到桂林的人文山水之中，樹立起“和諧自然，和諧社會，人文旅游”的新型旅游理念，與此同時，更多有實力的社會名流、各界人士必定會更加看好桂林這片豐饒的發展熱土、亦會因整個桂林的人文山水深入人心而慕名前來，搞開發和投資，遷宜居而置業。倘如此，可以預見，桂林的環境優勢會更為顯現!(李彥文)

建設具有桂林特色的桂林北線快速BRT

桂林有湘桂粵黔四省會等距中心的地理優勢，是連通珠江三角洲與川渝、大西北的重要支點和中繼站。

正在建設中的貴廣高速鐵路和湘桂鐵路復線使桂林即將成為桂林一貴陽(昆明)、重慶(蘭州)、廣州(廈門)、南寧(東盟)、衡陽(長沙、武漢)等六個方向的樞紐。雖然桂林兩江國際機場在規模上是國內前30名航空大港，但是隨著國家繼續加大對高速鐵路的建設，鐵路仍將是中外游客進入桂林的主要交通工具。

目前桂林原有的城市主干道市中山中路一中山北路一北辰路一始發站(高速鐵路交匯站)一桂黃公路，這條桂林的城市主動脈由于以前的設計路面狹窄，節點多、堵車嚴重、沿途路邊老建筑有礙觀瞻，遠遠不能適應由始發站(高速鐵路交匯站)快速進入桂林市中心的需要。因此建設一條具有桂林特色的桂林北線快速BRT(Bus Rapid Transit快速公交系統)，使之與桂林高速鐵路建設相匹配，也是建設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基礎建設的迫切需要。

桂林北線快速BRT，我們可以借鑒廈門城市快速BRT經驗，那是城內高空快速BRT，桂林北線濱江快速BRT是建設成為高架橋的形式還是地面全封閉形式?可以由專業設計公司進行論證設計，可以適當降低高架橋的高度，在高架橋和漓江之間用相應高度的樹木加以合適的掩飾，就如同BRT在樹林中穿行一樣。

快速BRT可由桂林始發站－高架橋－南洲大橋－虞山橋－解放橋廣場(終點)來回循環運行。桂林北快速BRT的優勢有：

1　大大縮短由桂林始發站(高鐵交匯站)到市中心的速度，估計時間不用6分鐘，可以大大提高中外游客由高鐵站進桂林市中心的速度，也可以提高桂林市中心到高鐵站的速度，充分體現“桂林速度”。

2　這條快速BRT也是一條標準的漓江風景線，沿途可以欣賞漓江中的南洲島、泗洲灣、螞蟥洲、伏龍洲，還可以欣賞疊彩濱江新區、虞山、東鎮門古城墻(木龍湖宋城景區)、伏波山，同時可以欣賞南洲大橋、虞山橋、解放橋，日夜景色各不相同。

3　是中外游客由高鐵站進入桂林的第一印象。

4　可以借勢整體搬遷六獅洲、下關村、大河村等桂林北漓江邊的老村，提高城市整體品位。(譚家忠)

讓旅客進一步了解桂林文化

桂林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民俗文化與飲食文化。像甑皮巖石器時代的制作、興安靈渠的水利建筑、獨秀峰隋代顏延之手跡、萬壽巷的舍利塔、桂海碑林的摩崖石刻、靖江王府的藩王府文化、象鼻山的紀念館、八路軍辦事處，2000多年古代先賢留下的詩歌文章以及近年興起的陽朔漁火節、資源河燈歌節、龍勝紅衣節、恭城月柿節，還有桂林米粉、靈川狗肉、荔浦扣肉、馬蹄糕、粉利糍粑、“桂林三寶”等等桂林名特產品。筆者認為，桂林的文化旅游已逐漸形成與自然景觀并賀齊驅的旅游熱點局面和發展趨向。

桂林是一座世界著名的山水歷史文化旅游名城，不只擁有“甲天下”的風光，而且有著極為豐富的文化資源。可惜，長期以來，桂林的旅游都是以山水觀光旅游為主導，致使更深層次的文化歷史被人們忽視。有識之士指出，相對滯后的旅游，導致桂林在世界性的文化旅游大潮來臨時喪失主動。因此，桂林旅游工作者有必要深入研究桂林歷史文化，將自然風光融入更多的文化性、歷史性元素，使旅游活動更有賣點和生命力。

如何進一步探究桂林文化旅游內涵?筆者以為不妨從多角度、多層次提煉、研討和開發，例如利用歌仙劉三姐的號召力，把壯族的飾品、苗族的蠟染、瑤族的建筑融為一體，并以此為基礎，將著重點放在旅游項目設計和市場開拓上。唯有解決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才能在推進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中獲取較佳的實用價值和操作價值。(老妞)

重視特色旅游紀念品的開發

到桂林來的游客臨走前都想買點特色紀念品，可買什么好呢?桂林的旅游紀念品并不少，如玉石雕、竹木雕、金銀飾品、美術陶瓷、山水畫，可這些東西其他地區也有啊。在人們心中，南陽是中國玉雕之鄉，所產玉雕不僅在中國玉文化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曲陽石雕早就享有盛名，它創造了燦爛的中國石雕文化，在西漢時就被漢武帝盛贊為“雕刻之鄉”。被文化部授予“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稱號的湖南省衡陽縣石市鄉竹木雕工藝源遠流長，作品“遍及大江南北名樓古剎”。至于金銀飾品、美術陶瓷、山水畫等，其他地區早就享有盛名了。相比之下，桂林的這些旅游紀念品就遜色得多了。

特色旅游紀念品，顧名思義就是游客在旅游過程中購買的精巧便攜、富有地域特色，并讓人銘記于心的紀念品。它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一個符號，也是一個城市的名片，產品不僅要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歷史文化特色，還要具有代表性、知名度，讓游客覺得它有很高的收藏與鑒賞價值。因為游客帶走的是一個城市文化品位的縮影，一個與當地文化藝術進行交流的中介。

因此，推進桂林國家旅游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必須重視特色旅游紀念品的開發。

筆者認為，桂林特色旅游紀念品開發應立足于歷史文化，結合“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獨特景觀，可以組織人員精心設計，也可向社會征集特色旅游紀念品的開發方案，好中選優，真正篩選出能代表桂林歷史文化內涵和地域特色的有品位的旅游紀念品。

值得一提的是，搞好特色旅游紀念品的開發，不僅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還可大幅度拉動旅游經濟的增長。因為旅游是由“行、游、住、食、購、娛”六大相關要素組成的，“購”又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并以紀念品作為首選。有關資料顯示，在世界旅游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如美國、瑞士及中國的香港，旅游紀念品收入可達整個旅游行業收入的60％左右，在當前大力發展桂林旅游經濟的形勢下，特色旅游紀念品無疑會成為促進桂林旅游經濟增長的一支生力軍，對促進整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王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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