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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 比較優勢理論 貿易結構 產品生命周期

中美貿易失衡的背景及現狀

2013年1月，根據最新的美國商務部數據，美國2012年的商品貿易總額是3萬8628億美元。而中國海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萬8667億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在貿易總量上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目前，美國已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場。兩國間貿易量自1990年以來增長迅猛，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兩國間貿易量增長更為迅猛。除了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出口額有過回落，在大部分時間，兩國間貿易量都是穩步增加的，如圖1所示。伴隨著中美兩國貿易量的迅速增加，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這也是導致近年來中美兩國貿易摩擦不斷的原因之一。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中國儲蓄率過高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儲蓄與投資的差額等于凈出口，即S-I = X-M。等式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等式右邊表示凈出口。如果儲蓄大于投資，凈出口額為正，即該國出現貿易順差；如果儲蓄小于投資，凈出口額為負，即該國出現貿易逆差。由于消費習慣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原因，中國儲蓄率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而美國儲蓄率則相對較低，這導致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截至2013年11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由匯改時的8.11變為6.10，升值幅度為24.8%。人民幣升值促進進口，阻礙出口，對緩解中美貿易失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美方仍然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之一，并一直向中方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

（三）美方出口管制

在不少高新技術領域，美國對華實行出口管制，不少高科技產品被禁止向中國出口。這也導致了相當程度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四）中美貿易統計偏差

中美貿易統計口徑的差異，導致兩國在統計雙邊貿易額時出現較大差異。以2009年為例，中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為1433.72億美元，美國統計的中美貿易逆差為2399.5億美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是由于中美兩國統計部門在產品類別劃分、計價方式、貿易地域的確定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在統計范圍上，中國采用總貿易制，美國采用專門貿易制，美國的貿易統計范圍大于中國，從而增加了美方統計數據。

從動態比較優勢原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

（一）相關理論回顧

比較優勢理論是本文進行分析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的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從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延伸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繼承了比較優勢的精髓，從強調勞動力質量的差別，轉向勞動力數量的差別；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弗雷在1968年的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中，進一步將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

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國富論》中，首次提出了絕對比較優勢理論。斯密認為，自然優勢和后發優勢可以使一個國家在特定商品的生產方面節約勞動時間，形成成本優勢，進而產生價格優勢，提升該產品的競爭力。每個國家由于其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都具有適宜生產某些特定產品的絕對有利的條件，各國對在本國生產成本較低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并彼此交換產品，能夠使所有參與交換的國家都獲利。

李嘉圖開創性繼承了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突破了其局限性，提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化的經典模型來證明：即使一個國家在生產某種商品上沒有絕對優勢，仍然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利。

20世紀初，赫克歇爾和俄林從生產要素比例的差別出發，解釋了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的不同，以此說明比較優勢的產生。這個解釋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圖貿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認為資本、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與勞動力一起都在生產中起重要作用，并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配置，而各國生產要素的儲備比例和資源稟賦不同，正是這種生產資源配置或要素稟賦上的差別才是國際貿易的基礎。

美國經濟學家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產品階段。在新產品階段，以美國為代表的技術發達和資金充裕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因而壟斷了這類產品的生產；在成熟產品階段，技術日趨成熟，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產品生產轉向這些國家更具競爭力；而到了產品標準化階段，技術壟斷優勢已經喪失，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價格上，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具有比較優勢，這正是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二）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探討中美貿易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美國貿易品的結構變化趨勢如下：一是中美貿易初級產品（SITC碼中0-4類）美方順差，而工業制成品（SITC碼中5-9類）中方順差。二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而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大幅增加。三是歷年美國對中國出口份額最高的十大產品中，可以粗略歸為三大類：運輸設備，各種機械，占比為32%；有機化學品和初級形狀塑料，占比為10%；以大豆為代表的轉基因油籽，在2000年以后占比大幅度增加，目前占比20%左右。四是歷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份額最高的十大產品中，總結為兩大類：紡織品、服飾、服裝等雜項制品，占比20%左右；機械設備、辦公設備、電子信息設備，這類產品在2007年已經占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總量的47%。

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兩國的稟賦結構決定了兩國的分工和貿易結構。美國是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豐富，而勞動力較為昂貴，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美國形成互補，資本貧乏，技術相對落后，但勞動力成本具有競爭力。按照資源稟賦理論，中國應該向美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美國應該向中國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

通過分析中美貿易產品結構的變遷，可以發現，目前，中國向美國大量出口的商品包括電子信息設備、辦公設備、機械設備，這些產品已經占到中國對美出口額的47%。由此可見，近年來，中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對美出口迅速增加。

弗農的生命周期理論可以解釋這一現象：這些產品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品，在其最初創新階段，資本充裕、科技發達的美國具有比較優勢；到成熟階段，這些產品的生產會轉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而到標準化階段，這些產品的比較優勢已完全轉移到勞動密集的中國。近年來，中國對美出口中，高科技產品所占比重逐漸增加。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盡管中國對美高科技產品出口大量增加，但這些看似資本密集型的電子產品和機械產品，實質上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在對美這類產品的出口增加完全是由于這些產品生命周期的階段因素，是遵循了比較優勢的。

以在中美貿易中占比較大的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來進行分析。電子信息產業，以計算機、手機、電視機為代表，這些技術均始發于美國、日本等資本密集型國家，隨著近些年技術的標準化，已經處于產品成熟階段，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向我國轉移。2004年以來這些產品的出口額如圖2所示。中國同時成為世界最大的手機、筆記本電腦、電視機生產基地，以手機為例，如圖3所示。

因此，中國對美貿易的發展歷程是遵循了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理論的，中國對美貿易產生巨額順差，部分緣于美國限制對華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從而限制了其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中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中低技術產品和對勞動力需求量大而附加值含量較低的高新技術產品，美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農產品及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盡管中國大量出口電子類和機械類產品，這些產品在本質上卻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或是在中國的生產位于產業鏈末端的加工環節，或是緣于產品生命周期發展導致的產業轉移。總之，中國大量生產并出口這些產品是利用了中國在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

對策建議

（一）擴大內需并帶動進口增長

我國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現狀。一方面，這仰賴于我國不斷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儲蓄率，增加消費，使我國經濟結構更為合理；另一方面，消費的增加刺激進口的增長，有利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緩解中美貿易失衡，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中美貿易失衡是由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決定的，這種現狀在短期內還無法改變。我國可以積極采取措施，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擴大出口市場，減少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分散風險，進而減少美國市場需求和經濟波動對我國的影響。

（三）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在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推動人民幣匯率合理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美貿易失衡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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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　演變　邏輯　新貿易理論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9-023-03

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傳統貿易理論向現代貿易理論的演變過程。期間主要經歷了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桌賦論、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論、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產品內貿易理論和新新貿易理論的演變過程。國際貿易理論雖然紛繁復雜。但是其產生和發展有一定規律可循。歸納起來，國際貿易理論演變的邏輯表現為以下幾點。

一、國際貿易利益：從靜態貿易利益轉為動態貿易利益

傳統的貿易理論側重于靜態分析，假設條件很多處于不變狀態，把多變的經濟狀況抽象成靜態的、凝固的狀態，不能解釋國際貿易利益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李嘉圖分析兩國開展貿易的動力時，認為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但對于影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技術被假定是不變的。俄林認為資源稟賦的差異只是各個資源供給量的差異。至于如何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勞動力的熟練程度，資本的使用效率，資源的生產能力等等，都不在傳統貿易理論本身的研究對象之中。

技術差距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科學技術引入到國際貿易的分析中。解釋了技術差距產生和消失的原因。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闡述了在產品生命的不同階段。對生產要素的不同要求。揭示了動態比較優勢和要素密集度從技術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密集型的演進路線，使國際貿易理論對貿易利益的分析從靜態分析發展為動態分析。

新貿易理論強調了規模經濟效應是擴展國際貿易的動因之一。而技術創新是形成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重要源泉。新貿易理論認為一國可能因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歷史積累形成且鞏固了某些產業的優勢，這些優勢是否能永遠地保持下去，關鍵在于技術創新。技術進步的提高對國際貿易的擴展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及各國努力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帶來互相啟發的機會。同時，由規模經濟差異決定的貿易利益，同樣要在產業結構升級的動態中獲得。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一種內生的動態比較優勢。楊小凱認為，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在一個交易成本和分I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中分析內生比較優勢。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的動態均衡過程。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專業化水平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楊小凱還認為，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作為分工的條件，就會導致貿易商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

產品內分工理論更加關注動態利益。在產品內分工條件下。傳統的以國家進出口額來計算國際貿易收支的統計方法已經不能準確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首先，由于資源的全球流動，出口產品并不是全部用本國要素生產，出口產品往往需使用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甚至大部分進口來自最終產品進口國。這在加工貿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產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來自國外，加工出口國只獲得了極為有限的加工費。其次，由于跨國公司的作用及資源的全球流動，一國的出口產品可能不是本國企業生產的。而是外國甚至進口國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生產的。出口收入因此并不為出口國所獨享，外國企業可以將出口利潤匯出國外。特別是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化經營時，它們還不可避免地會使用轉移價格的手段轉移利潤，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直接貿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況下，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成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的主要目標。

新新貿易理論首次將貿易利益來源深入到企業并質。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為動態貿易利益的衡量指標，人均福利水平提高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消費者可消費的同一產業內產品種類多樣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這與新貿易理論相似；另一方面是貿易開放下，企業優勝劣汰促使行業平均生產率提高，進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由于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通過經典假設已將企業層面的異質優勢排除在內。所以這種來自達爾文的產業內演化――企業優勝劣汰行為的貿易所得正是一種額外的貿易所得。新新貿易理論將這種企業優勝劣汰推高行業平均生產率所產生的新貿易所得。稱為產業內資源再分配效應。貿易的產業內資源再分配效應具體作用機制為：隨著貿易自由化的實施。各國產品市場競爭加劇，進口品數量增加并因此損害了本國企業在國內市場的銷售額和利潤。生產率最低的本國非出口廠商由于國內收入的減少而被迫退出市場，生產率次低的企業繼續存在于該產業經營國內市場，但需要承受市場份額和利潤的雙重損失；生產率較高的出口企業市場份額不斷增加，但利潤減少；最具有效率的企業在貿易開放條件下市場份額和利潤均不斷擴大。產業內資源再分配效應導致市場份額和行業內生產要素日益集中于生產效率高的企業，這直接推高行業平均生產率。

二、假設條件：從企業同質過渡到企業異質

傳統貿易理論是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產業問貿易構成以及貿易流向。為了模型均衡條件的成立，通常都將企業定義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體。至于企業內部是如何運作，企業之間的差異如何，傳統貿易理論都避而不談。

新貿易理論則提出了建立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假說之上的貿易理論。解釋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產業內貿易現象。然而，該理論采用的是典型化企業，不考慮企業間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結構和貿易量差異，唯一可能的差別來源于企業具體生產哪種差異產品。因此，盡管新貿易理論將貿易分工基礎放到了企業層面，但主要為一種代表性的同質企業優勢，尚未涉及企業特有異質優勢。

而實證研究表明，考慮企業間的差異對于

理解國際貿易至關重要，同一產業部門內部企業之間的差異可能比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更加顯著。而且現實中并非所有的企業都會從事出口。無論在企業規模還是企業的生產率方面，企業都是異質的。新新貿易理論將研究重點放在異質企業上，考慮企業屢面異質性來解釋更多新的貿易現象和投資現象，將研究視角從宏觀貿易理論延伸到貿易的微觀機制。即異質性企業本身的行為模式和內部特質上。同時進一步發現生產率、技術、擁有異質性技術的工人是異質性的根源。結合貿易的固定成本，解釋了出口企業和其他企業生產率差異的原因，豐富了貿易和FDI的研究類型。新新貿易理論首次將貿易所得來源深入到企業異質，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為貿易所得的衡量指標。人均福利水平提高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消費者可消費的同一產業內產品種類多樣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這與新貿易理論相似；另一方面是貿易開放下，企業優勝劣汰促使行業平均生產率提高。進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三、國際貿易模式：從產業間貿易理論到產業內貿易理論再到產品內貿易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前提假設是規模報酬不變，市場是完全競爭，認為一國比較優勢取決于本國生產要素、資源優勢。這兩種貿易理論解釋的是產業間貿易現象，以最終產品為貿易對象，并且最終產品在一國國內完成生產過程，沒有關注一種產品在技術上能分離，其生產過程不在一國國內完成的新貿易現象。

新貿易理論放寬了古典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假設條件。假設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認為一國比較優勢取決于規模經濟和差異產品。新貿易理論解釋的是以最終產品為貿易對象的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這里的同類產品是指按國際貿易標準分類至少前3位數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它們既出現在一國的進口項目中，又出現在該國的出口項目中。從新貿易理論所研究的產業內貿易現象看。產業內貿易模式所反映的就是，即使兩國具有完全一樣的資本一勞動比率，它們的廠商也會生產同類但有差異的產品。而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需求，一方面會促進各國擴大某種產品的規模，另一方面則會促使兩國之間進行這些產品的貿易。有進有出，形成產業內貿易。

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是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兩種基本貿易模式，要素稟賦形成的比較優勢決定了產業間貿易模式。而差異性產品的規模經濟生產決定了產業內貿易模式；要素稟賦差別越大的國家之間(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間貿易越多。要素稟賦越接近的國家之間(如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越多；產業間貿易反映了先天的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反映了后天的比較優勢。

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有一個共同的主線就是分析路徑建立在產業間和產業內分工基礎上的以最終產品為貿易對象的貿易模式，解釋的是產業問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現象。這些理論都暗含一個基本假定，就是所有產品都在特定國家內部生產，沒有考慮產品生產過程發生工序和區段國際分工的可能性。這些產品如果具有跨行業性質，對應的貿易活動就是產業間貿易；如果是同一行業內部不同形態的同類產品。對應的貿易活動就是產業內貿易。以產品作為基本分工對象、以產品不可再分性作為暗含前提，沒有把當代產品內分工的貿易現象納入分析視野。

產品內分工理論認為。產品的生產過程包含了多個國家的投入。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產品內分工方式可以把勞動密集和技術簡單的工序環節轉移到其地國家，而把附加價值比較高的資金、技術等要素密集的經濟活動區段保留在國內進行。同時，發展中國家通過在產品內分工的供應鏈和價值鏈上攀升，也獲得了持續成長的現實可能性。在傳統國際分工局限于行業、產品層面時，發展中國家通過初級產品參與國際分工謀求發展面臨很多特殊困難：采用進口替代戰略實現產品升級，受到技術、資金和市場規模等方面的約束。產品內分工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簡單加工區段，在符合比較優勢原理基礎上融入國際經濟系統提供了切入點；同時為它們通過在產品內分工系統內升級進步謀求發展，提供了新的現實機遇。產品內分工為新的國際分工提供了新的現實條件，使得世界各國成為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和獲利者。

從客觀基礎上看，產業間貿易產生的客觀基礎是相對較低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較低的國際經濟合作程度和相對不成熟的社會發展階段。產業內貿易產生于更加深入發展的社會大生產和日益密切的國際經濟聯系以及比較成熟的社會發展階段。產品內貿易是基于信息經濟、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而產生的，其客觀經濟背景顯然是以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會生產力。相對于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產生的時代，從某種程度上說，此時的生產力水平已有了質的提高。

四、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框架：從外生比較優勢過渡到內生比較優勢

楊小凱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把比較優勢區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所謂內生比較優勢是指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或通過技術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它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的內生性和動態性。內生比較優勢是由對生產方式和專業化水平的事后選擇產生的；外生比較優勢是由于天生條件的差別產生的一種特別的貿易好處，是以外生給定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賴以產生的分工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基于技術和資源不同的外生比較優勢的勞動分工，一種是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比較優勢的勞動分工。其中，李嘉圖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技術比較優勢，H-O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專業化經濟比較優勢。在新興古典理論中，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統一的。即由于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導致的交易范圍的擴大。從而使貿易從國內擴大到國外。在經濟發展的早期，交易效率極低，其均衡是每個人的自給自足。因此既無國內貿易又無國際貿易。后來由于交易效率的改進，則在各國內部分工，形成大量的地區性市場。隨著交易效率和專業化分工的逐漸提高，交易范圍逐漸從地區市場擴展到全國性市場。這時只有國內貿易，而不存在國際貿易，其原因在于同一國內部的貿易比起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來，交易效率要高得多。隨著交易效率和專業化分工的進一步提高，市場最終突破一國范圍，這時國際貿易出現，形成世界范圍的市場。這樣，就實現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內生化。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并且如楊格定理所論述的“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機制”。因此基于分工

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持續不斷的源泉。而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其對于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因而一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就只能歸功于外生技術進步，這就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許多現象的根本原因。

產品內分工理論認為要素的異質性與規模經濟的存在是產品內分工的源泉，將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與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結合起來分析產品內分工的基礎和源泉。依據特定生產要求，生產過程不同工序對投入品要素組合可能存在不同投入比例要求，而由于不同國家之間要素的異質性，這就有可能通過全球范圍配置資源，產生產品內分工。分工越細，中間產品的專業化生產程度越高，中間產品生產中投入的要素也就越專門化。按照H-O模型來解釋，兩國按照相對要素稟賦差異決定的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即產品在每一生產階段上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最終產品的要素密集度只不過是各個生產階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權平均值。一方面，來源于異質性的要素優勢，使某個國家在某個生產工序上具有優勢。并將在國際分工中進行這種專業化生產；另一方面，作為產品內分工的結果，該國家更多地擁有這種異質的專門化要素。這樣，產品內分工與要素異質性相互強化。規模經濟是產品內分工的又一源泉。因特定技術屬性，生產過程的不同工序可能存在不同的有效規模。不同生產工序有效規模差異越大，越有可能通過國內或國際產品內分工節省成本和提升效率。如果采用空間集中的一體化生產方式，個別關鍵生產環節的有效規模將會約束其它有效規模較大的生產環節不能充分獲取規模經濟利益。產品內分工把對應不同有效規模的產出區段分離出來，安排到不同空間場合進行生產。從而達到節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目標。實際上，不同工序既可能存在規模經濟差異，也具有要素投入比例差異，通常是特定工序的投入品比例決定了分工的國別結構，同時工序間規模經濟因素進一步強化了這類分工。另外，fones還強調技術進步是零散化生產得以實現的重要原因，這使得內生技術比較優勢成為產品內分工產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具體表現在通信、運輸、金融服務的成本大幅下降和便利性的提高上。另外，服務貿易自由化進一步鼓勵了產品內分工的深化發展，這是因為它導致市場壁壘降低和競爭加劇，使得一國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獲得高質量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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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現代經濟學認為，商品生產不僅取決于各種傳統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經營管理能力）的數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組合上述各種生產要素的技術。因為技術不僅可以節約稀缺的經濟資源，同時在給定的要素規模條件下可以實現更大的產出和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事實上，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以俄克歇爾-奧林-薩繆爾森（H-O-S）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稟賦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稟賦理論”、“貿易技術論”、“市場結構論”和“動態比較優勢論”等為代表。

“新要素稟賦理論”與H-O-S模型的區別在于：其一，從“勞動”這一傳統生產要素中分離出熟練勞動（即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其二，將知識也視為一國的稟賦之一。通過研究和開發（R＆D）產生的知識，既可以體現在勞動力上，也可以體現在資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隱含了一國在動態意義上可以創造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其三，將“技術”變量引入要素稟賦模型，如同傳統的勞動和資本一樣，強調創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技術變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R＆D支出水平和具體的創新數據來表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較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是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理論中沒有徹底解決“技術”的待遇問題。因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將“技術”視為要素之一，但是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地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技術”的動態特征。其次，“新要素稟賦理論”將生產要素看作是貿易流向的內生決定因素。事實上，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等幾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斷變更著的，因此不能以靜態的眼光將要素看作是一國固定的“稟賦”。

“貿易技術論”將技術差異視作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波斯納的“貿易技術差距模型”中，一國由于發現了某種新產品和新工序而獲得了暫時的比較優勢，直到其競爭對手具有了相應的創新模仿能力，創新國才會喪失這種比較優勢。但是，由于創新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可以不斷地通過新的創新取代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舊創新，進而在各階段始終保持比較優勢。在海什和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中，假定一國在創新生產上具有優勢，在商品生產的初期，生產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商品價格較高、產量較低，加上接近市場有助于接受消費者的信息反饋和進行相關的服務，生產在創新國進行；隨著商品的成熟和標準化，價格下降、生產時間變長，商品生產可以轉移到其他具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創新國繼而可以生產另一種新產品。可見，無論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還是“產品周期理論”都認為創新國會出口新產品；都強調在引進一種新技術對產品生產定位影響中的時間的重要性；都認為新產品的生產和R＆D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應該位于技術能力發達的國家。但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和“產品周期理論”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是時間，時間會使產品趨于標準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會提高外國生產新產品和模仿現有產品的能力。

“市場結構論”又被稱之為“新貿易理論”，主要用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該理論不僅增加了對國際經濟的需求方面的考慮，同時將有關的理論研究置于不完全競爭框架之下，強調了壟斷力量、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性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市場結構論”對“技術”的處理有兩種方式：其一，將“技術”視作產品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在布蘭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術”是一國攫取壟斷租金的一種策略性資源。

“動態比較優勢論”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積累（即知識）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在格羅斯曼和海爾普曼的模型中，將比較優勢定義為R＆D與制造相對效率的跨國差異。該模型的主要觀點是：通過研究經驗的積累促進R＆D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獲得比較優勢，并借助規模收益遞增而提高一國的增長率。克魯格曼模型的結論也很相似：由于“邊干邊學”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因此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學習的差異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論，將比較優勢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對現有的貿易模式進行了要素稟賦上的解釋：“新要素稟賦論”拓寬了生產要素的范疇，最終考慮了內生技術的動態意義。其二，從產業經濟學中引申出來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市場結構論”，將諸如壟斷力量和規模經濟等不完全競爭特征引入國際經濟學，而“市場結構論”和H-O-S模型從某種意義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歸入新古典理論、也沒有被主流貿易理論吸收的學說。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技術理論”認為“在出口績效與R＆D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新技術理論”將“技術”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難以將“技術”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時也忽略了作為“技術”核心特征的那些來自于壟斷力量和技術變化等的動態意義，堅持一國經濟的專業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長。為了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熊比特關于創新的觀點被結合到新貿易技術論之中：一方面，技術差距學說與技術進化論相結合，說明了技術差距對增長和專業化模式的動態含義；另一方面，技術的廠商特有性質和壟斷力量與成功的創新相結合，用來解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廠商維持技術優勢的目的。

二、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一般影響

如上所述，當代的貿易理論認為，在從靜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動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維系動態比較優勢的關鍵。無論是對初始的貿易出口國、還是對初始的貿易進口國而言，都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一方面，為了獲得或維系比較優勢，國際貿易成為國內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伴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轉移或擴散，既能刺激初始創新國的再創新意識，也能削弱其比較優勢。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基礎之一。因此，貿易出口國往往是某種技術領先的國家。國際貿易對于出口國，或現實世界中的技術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其一，在靜態意義上，只有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新產品和新工藝，才能具備出口的潛力；因此，一國只有進行充分有效的技術創新，才能保持相應的比較優勢，進而將這種創新優勢體現在相應產品的凈出口增長上。其二，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國際貿易會借助進口國的市場反饋促進商品輸出國的技術改進，或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活動。其三，在動態意義上，伴隨國際貿易的展開，商品輸出國的創新優勢會隨著各種技術擴散的發生逐漸消失。其效果無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術創新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喪失相應商品的凈出口地位；要么改進技術或從事新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后者往往會達到刺激初始出口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國通過初始出口所獲得的貿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強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因此，初始技術領先國在某種意義上講，擁有一種“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如果不被外界經濟事件打斷的話，對本國的技術創新而言，不僅能持續下去，有時極有可能出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五，國際技術貿易雖然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擴散，但是對于技術輸出國而言，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關鍵和次新的技術，其在本國的收益率已經明顯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適時地將其出售并獲得較好回報，對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術落后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依賴于以下幾個渠道：其一，國際商品貿易將新產品輸入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而模仿生產的本質就是一種學習新技術、新工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溢出開始發生，輸入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增強。其二，由于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也會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輸入商品本身擁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或技術訣竅，往往伴隨國際貿易的是各種形式的技術指導，由此技術創新會在不同程度上擴散到輸入國。其四，在國際貿易的準備階段，為了便于進口方了解產品的性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商品認知的差異，輸出方會在一定限度內展示其產品的特性，由此導致技術創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貿易談判破滅，這種擴散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其五，國際技術貿易是技術創新擴散最為直接的方式，它不僅會對技術引進國的技術存量具有積極有效的影響，同時由于引進國的市場需求狀況、人力資本、生產設備等等諸方面與輸出國存在著的較大差距，因此會刺激引進國的“二次創新”或適應性創新。總之，通過以上種種方式，最終會增強輸入國的整體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通過上述渠道積累的某種技術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原輸入國不僅能減少對由該技術生產的產品的進口依賴，而目。極有可能成為國際市場上相應的商品凈供給者。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僅在靜態意義上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改善了本國的技術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意義上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制促使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創新機制的形成，為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三、國際技術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既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也是國際技術轉讓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許可證貿易、咨詢服務和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其一，國際技術貿易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科技進步以及技術信息的傳播加快，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其二，技術轉讓“軟化”。純知識或信息形態的軟件技術轉讓，如專利、專有技術、技術情報等等，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國際技術貿易格局呈現多極化，但發展不平衡。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等原因，國際技術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在技術出口中一直處于壟斷地位。其四，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控制了相當份額的國際技術貿易；此外，跨國公司以技術輸出帶動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改變了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單純的資本輸出。

影響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包括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技術能力以及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等。而國際技術貿易（技術引進）對提高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改善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終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1、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

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比如，企業在引進技術項目時一般都要求附帶的現場指導和培訓計劃，企業員工可以通過接受培訓和技術應用的實踐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所有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技術能力的加總就等于一國隱含的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技術引進通過促使企業員工學習、掌握新技術而增強了一國的技術能力。反過來，這些技術能力又為發展中國家以后的技術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二次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2、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企業具有創新意識，才會留意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R＆D活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消費者具有創新意識，才可能接受創新產品，進而形成潛在的技術創新需求。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作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四、基本結論

篇4

關鍵詞：比較優勢 全球化 競爭優勢理論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國際分工中占據優勢地位（獲得較高的附加值），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更大利益的關鍵。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都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參與國際分工的，這種比較優勢又是以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優勢為基礎的，這種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嚴峻的考驗。因此，比較優勢理論是否適應，比較優勢的內涵與外延是否有待進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等是本文思考的問題。

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質疑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指建立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的比較優勢理論，這種比較優勢是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等與現實不符的假設基礎之上，是一種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個假設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因此，許多學者都對這種比較優勢提出了質疑，概括來說主要可分為比較優勢陷阱說和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

比較優勢陷阱說認為，如果一國完全以靜態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即完全接受由邊際生產成本狀況確定的國際分工角色，運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較低的附加值，而忽視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則最終將陷入低附加值循環，與先進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有學者發展了上述比較優勢陷阱（張小蒂，李風華，2001），指出如果一國技術創新的路徑選擇不當，即過度地依賴技術引進，使自主創新能力長期得不到提高，無法完全地發揮后發優勢，則只能跟在先進國家之后，從而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比較優勢弱化說

比較優勢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之上，從長期來看這種比較優勢將逐漸弱化。比較優勢弱化的原因可以從發展中國家國內國際兩個角度來分析。從國內環境看，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人口眾多，人均占有資源數量不豐裕，經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使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優勢逐漸弱化；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使勞動力成本優勢不斷弱化。從國際環境看，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現出口的“貧困化增長”；同時，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展，使資源與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受到諸多貿易壁壘的限制，在國際上發展的空間越來越有限。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是存在比較優勢陷阱和比較優勢弱化并不意味著比較優勢理論已經過時或者不適用了。本文通過合理地拓展比較優勢理論的內涵和外延，發現比較優勢理論仍然是指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內涵和外延的拓展

從靜態比較優勢到動態比較優勢

從20世紀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在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方面做了許多努力。理論上來說，第一次將靜態比較優勢動態化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創新期、發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處于創新期的產品實際上屬于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入發展期則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入成熟期則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當進入衰退期時基本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轉變，產品的生產也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比較優勢也將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而變化。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斯蒂格利茲、克魯格曼、格羅斯曼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其對傳統理論的重要發展是將技術進步、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問題結合起來綜合動態地研究一國的比較優勢。

在國際貿易的根源上，動態比較優勢認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基礎不僅僅來自于兩國要素稟賦差異產生的產品相對價格的差異，而且受技術因素影響的規模經濟差異將會導致生產成本差異，從而產生價格差異，因此，國家間相對要素稟賦差異和規模經濟差異共同決定貿易格局。在貿易的構成上，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每一個國家根據產業內專業化模式僅能生產某一產業內廣泛的潛在的產品系列的一個或幾個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應的作用，消費者總在效用最大化原則支配下，偏好商品種類的增加，這樣從生產和需求兩方面找到了產業內貿易的依據。在貿易利益上，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動態理論認為，貿易利益不僅來自于比較優勢利益，而且還會因生產效率提高、生產集中、生產的合理化以及產品多樣性而存在潛在利益。

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化，為發展中國家先天比較優勢的升級和后天比較優勢的培育奠定了基礎，這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第一層次的拓展。

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

所謂的先天優勢是指一國先天存在的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等優勢，也叫自然優勢；后天優勢則是指原本沒有，通過后天培育而形成的優勢。后天優勢的培育不僅要通過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還要通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帶來產業部門的制度創新，使得先天的比較優勢上升到后天的比較優勢。“技術外溢”和“干中學”效應往往成為后進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獲得“后發優勢”的源泉。有的學者甚至將這種“后發優勢”納入廣義的比較優勢（張小蒂，2002）。但是，本文認為“后發優勢”僅僅是后進國家所具有的潛在的比較優勢，它要轉化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還要取決于“技術外溢”效應的大小和“干中學”中學習效應的大小，如果一國僅僅被動地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并且在“干中學”中缺乏消化、吸收與創新，則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術創新路徑選擇錯誤而導致的比較優勢陷阱。因此，本文認為后進國家如果能在主動接受先進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過程中，加快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就可以在特定產品或特定行業上，或者在技術、管理、營銷上，替代或趕超同類的國際競爭者，獲得后天優勢。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波特創立并發展完善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波特相繼發表了《競爭戰略》（1980）、《競爭優勢》（1985）、《國家競爭優勢》（1990），系統地闡述了競爭優勢理論。波特把國內競爭優勢理論運用到國際競爭領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論。該理論包括四個要素：生產要素，包括一國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出來的推進要素，且后者對競爭優勢更為重要；國內需求，包括國內需求結構、規模、成長率、高級購買者壓力以及需求的國際化，波特認為擴大國內需求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相關支持產業，即為主導產業提供投入品的國內產業，包括上游供給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其是影響一國主導產業取得規模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企業的戰略結構與競爭程度，包括企業的形成與組織方式、競爭激烈程度、創新與企業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有利于企業成長和競爭力的維持，政府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此外還有政府和機遇兩個輔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一個動態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進而產生一些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

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相對具有以下新特點：競爭優勢理論除了考慮現實的利益外，還考慮潛在利益對比，考慮一國取得或保持競爭優勢，從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大的利益；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一國的創新機制，取決于企業后天的努力和進取，只要勇于創新、積極競爭，后進的國家可能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國家。此外，競爭優勢理論涉及產業和企業，強調非價格競爭，更注重要素質量和市場的需求檔次。

總之，比較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分布與產業互補的合理性，強調不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而競爭優勢理論主要論證國家間產業沖突和產業替代的因果關系，強調各國間相同產業之間生產率的比較。競爭優勢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較優勢，但一國產業的比較優勢要通過競爭優勢才能體現出來。因此，有必要將原有的比較優勢拓展到競爭優勢。

上述比較優勢三個緯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傳統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內涵的拓展；從先天優勢到后天優勢，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可以視為對比較優勢理論外延的拓展。比較優勢動態化要求比較優勢內容即外延的不斷拓展，以資源稟賦等先天優勢為基礎的狹義的比較優勢必然發展到以后天通過努力而培育形成的優勢為基礎的廣義的比較優勢。

推動比較優勢升級的因素

比較優勢既然是動態的，那么如何推動比較優勢的升級呢？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市場力量實現自動升級，持這種觀點的人主張貿易自由化，政府不應該干預自由貿易；另一種觀點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不能自動升級，主張國家保護幼稚工業。本文支持后一種觀點。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極不平等，發達國家占據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導致了全球化利益嚴重偏向發達國家。實際上，如果通過市場力量來推動一國比較優勢的升級，不僅做不到，而且在利潤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國都偏向于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就使原有的比較優勢不斷強化。發達國家繼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獲得高額附加值，而發展中國家則繼續出口資源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獲得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過國家力量推動比較優勢的升級就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現實的選擇。

發展中國家要變潛在的后發優勢為現實的比較優勢，就要技術創新。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技術創新經費投入和人力資本現狀都不能構成堅強的支持，因此，發展中國家應當增加技術創新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此外，發展中國家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企業的形成，也需要國家力量的扶持。一些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產業，如航空航天、船舶、電子、核、常規武器等應成為發展中國家扶持的重點，因為這些產業集中了大量的高精尖技術，可以創造長期動態的比較優勢（楊帆，2001）。

本文所指的比較優勢升級應該還包括傳統比較優勢產業的升級，如要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使之向資源-技術密集型、資源-資本密集型、勞動-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轉化。總之，在經濟全球化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一是以國家力量支持傳統產業的升級；二是要以國家力量扶持新的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產業或企業的發展。前者是鞏固和發展現有比較優勢的需要，后者是培育長期動態比較優勢的需要。

參考文獻：

1.馬述忠.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兼論我國實施比較優勢戰略的不適應性.云南社會科學，2002.1

篇5

【關鍵詞】平滑調整假說 產業內貿易 勞動力調整成本

一、引言

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古典貿易理論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這些理論在生產資源可以自由、無成本地轉移的前提下，通過貿易促進國際分工證明了自由貿易可以提高貿易雙方的福利。但是，由于生產資源無成本流動這一假設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成立，貿易雙方在調整國內產業實現國際專業化分工的同時也會面臨一定的貿易調整成本。作為生產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資源面臨的調整成本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針對勞動力調整成本，Balassa（1966）首次提出的平滑調整假說，該假說指出，由于產業內貿易相比于產業間貿易帶來地更多的是產業內部資源的重新配置，所以在產業內貿易發展的情況下，勞動力的調整周期和調整難度都相對較小。SAH的提出，對理論界進一步區分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是在實證研究方面，關于該假說正確性的檢驗仍未達成統一的結論。

二、文獻綜述

早期的平滑調整假說主要是基于“短距離假說”提出（Balassa，1966），該假設認為，由于生產同類產品所需的要素比例大致相同，所以同行業內的崗位要求極為相似，即行業內各崗位之間的“距離”較短。而對于產業內貿易而言，由于產業內貿易相比于產業間貿易帶來的更多的是“短距離”的行業內勞動力流動，所以勞動力調整成本低。此后，Lunberg （1986）通過比較行業內與行業間員工失業周期以及要素密集度證實了“短距離假設”，進而支持了SAH理論。但是，由于較多關注SAH理論基礎――“短距離假說”的正確性而沒有直接對產業內貿易與勞動力調整成本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研究只能為平滑調整模型的證明提供間接依據。

為建立產業內貿易與勞動力調整成本關系的直接依據，Elliott（2002）特定要素模型首次在小國開放經濟的假設下分析了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的作用機制。假設國際貿易發展使產品Y的價格下降，那么勞動力市場會作出兩種不同的反映：在第一情況下，若勞動力市場出現市場失靈和粘性價格，那么Y行業中的企業會解雇工人，從而產生勞動力調整成本；在第二種情況下，假設勞動力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且勞動力價格為彈性，Y中的剩余勞動力流向X，但是，由于各部門對工人的勞動素質及技能要求不同，Y行業中轉移的勞動力必須經過特定的培訓、學習才能獲得進入X的資格，這種培訓、學習費用也會產生調整成本。

在以上的特定要素分析模型中，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通過減少產業間勞動力流動、增加產業內流動實現勞動力調整成本的降低。但是，產業內貿易的發展同樣可以通過降低同一行業內崗位間的勞動力流動、增加同一崗位內的流動加強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影響。在對英國制造業進行研究的過程中，Lindley（2006）證實同一產業內崗位間的勞動力流動與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影響可以由特定要素模型下對產業間勞動力流動的單一作用發展為對產業間與崗位間勞動力流動的雙重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個體數據的引入在考慮同一行業內不同崗位間的勞動力變動的同時，也使得回歸模型受到了更多變量如員工個體特征的影響，使得模型的估計更加復雜。

除了研究同一時期內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靜態影響機制，SAH動態研究模型的設立及應用證明了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對勞動力調整成本有明顯的滯后作用。在分別對中國的制造業面板數據進行研究之后，杜運蘇（2009）、孫孟（2011）、郭東杰（2012）基于指出產業內貿易一般在三年之內影響顯著，即產業內貿易發展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影響期一般為三年。總之，在動態研究方面，已有文獻表明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滯后、持續影響可以使產業內貿易的作用顯著加強。

三、結論

通過文獻的總結，本文發現已有的SAH研究主要在“短距離假說”與特定要素模型的基礎上證明了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作用機制。另外，從動態角度來看，產業內貿易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滯后、持續作用可以使兩者的關系進一步加強。對于研究的不足，現有研究問題如下：雖然個體層面數據的引入使指標對勞動力調整成本的衡量更加全面，且Cabral（2006）提出以產業內崗位相同的某一特定人群作為研究單位可以盡量避免個體層面特征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但絕大多數學者仍然采用行業整體就業變動指數或個體層面數據，使得SAH的實證研究結果存在極大的分歧。

參考文獻

[1]Balassa，B.，（1966）.“Tariff Reduction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466-473.

篇6

國際貿易理論產生于18世紀中葉，其目的在于研究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應如何對待國際貿易。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建立。其后，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四個階段。這四種理論在當時可以解釋這樣那樣的國際貿易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變化，這些貿易理論也逐漸受到新的貿易理論的挑戰。本文主要分析了這四種理論的內容、結論、優勢以及局限性，以期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有更深層次的了解。

【關鍵詞】

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源于批判重商主義，經過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李斯特以及當代的克魯格曼，楊小凱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經建立相對完備的經濟學體系，并不斷應用于實際。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進程及演進規律無疑對制定正確的貿易政策從而促進各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古典貿易理論

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為古典經濟學的建立打下了理論基礎。斯密認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對利益的追逐產生物品交換的需要，進而產生勞動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種物品的生產都趨向專業化從而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國家經濟的增長。根據絕對優勢理論，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應該生產自身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在國際市場行進行貿易以獲得比自身生產更多的利益。絕對優勢學說的創立有三個方面的主要意義。第一，它解釋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即各國不同的自然稟賦和生產條件使各國對同種商品的生產具有不同的絕對成本，人類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驅使國家間貿易的產生；第二，它指明國際貿易能給參與到其中的國家帶來比自給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貿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應該最大程度的開展國際貿易，即進行自由的國際貿易。由此可見，比較優勢學說更能解釋普遍的經濟現象。因為比較優勢學說表明，不僅擁有絕對優勢的國家可以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比自身生產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也可以，為現實中的此類國際貿易提供了理論依據。既然國家貿易能為所有的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那么國際貿易就應該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進行。這樣，比較優勢學說就從理論說明了自由貿易的必要性。當然，任何理論都有其進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不足之處。一是比較優勢只對國家間貿易的分析是靜態的，它只能總結某一時點上國家間貿易的優勢所在，無法分析比較優勢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可能會產生的變化。二是比較優勢理論只以生產商品所需勞動時間為依據，忽視了各國的自然稟賦和技術條件等可能會影響到比較優勢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較優勢沒有說明國際貿易中利益的分配問題，即貿易雙方以什么樣的比例分配貿易利益。

二、新古典貿易理論

1993年，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出版了《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俄林在書中的分析選用了新的理論基礎，即他選用了自然要素稟賦而非生產商品的時間，從新的出發點分析了國際產生的原因。生產要他在生產要素自然稟賦論中各個國家對各種自然資源的占有情況不盡相同，而且各種商品的生產所需要各種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樣，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可以通過生產以本國具有的相對豐富的資源為要素的商品并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以獲取貿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對豐富的資源為生產要素必然使得該國這種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低于這種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所生產的這種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從而利用價格優勢獲取比國內市場的貿易中更多的利益。顯然，赫克歇爾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較優勢學說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進步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解釋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相對優勢產生的原因，即在于各個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狀況的不同。兩地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不同導致商品的生產成本不同，產生市場上商品價格的差異，為貿易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條件。二是俄林不僅對某種商品的生產和貿易作出分析，而且從資本、技術等要素出發在宏觀層面上說明一個國家的貿易優勢和劣勢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釋了國際貿易可能會給一國經濟和國民收入帶來的影響。由于一國在國際市場上出售使用豐裕生產要素的資源并獲得高于國內市場的利益，必然使得該種要素的需求量增加，價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國相對缺少的資源生產的商品可以從國際市場獲得，從而使該類商品生產要素的需求減少，近而使該種商品的價格下降。生產者和消費者均會從此類貿易中獲得更多利益。

三、新貿易理論

20世紀70年代后期，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發展迅速，克魯格曼、迪克西特、諾曼、赫爾普曼等經濟學家不斷嘗試把新的理論應用到新古典貿易理論中來解釋現代國際貿易現象，逐漸形成新貿易理論。其中，對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克魯格曼的《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奠定了新貿易理論發展的基礎，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至今不衰。與俄林選擇自然資源稟賦為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克魯格曼改變了對國際貿易理論分析的基礎，他假定廠商的生產是規模報仇遞增的，并以此為依據得出使市場實現均衡的兩個條件。首先，根據微觀經濟理論，廠商為了獲得最大化的利潤需要選擇在邊際利潤為零的點上進行生產，在該點上廠商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邊際利潤為零。其次，廠商可自由進入或推出一個行業的生產，通過經濟學的分析可知，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價格等于平均成本時，進入生產的廠商數量等于退出生產的廠商數量，即生產規模實現均衡。新貿易理論通過解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瓶頸而把貿易理論的發展推向前進。新貿易理論相比新古典貿易理論最大的優勢在于其現實適用性的提高，它能夠揭示經濟中更普遍的現象，并對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難題給出了合理的解釋，即為什么國際貿易的大部分沒有發生在要素稟賦相差極大的國家之間。在新貿易理論中，由于商品的多樣性及其隨經濟、科技、市場需求等的不斷發展和變化而處于變動之中，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生產所有種類的商品，所以國際間的貿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產商品的分工中哪個國家生產哪些商品則由資源占有狀況和生產條件等因素確定。新貿易理論當然也是不盡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對廠商的要求過于嚴格，嚴格假設所有的廠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個廠商之間所存在的領導者才能、資本及技術條件的差異，無法解釋行業中廠商數量及規模的變動，或者一些企業在競爭中步步為營，規模和收益不斷提高，成為行業中的主導者，而另一些廠商卻在競爭中被淘汰，退出競爭。對前人無法解釋的難題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新貿易理論雖然解釋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里昂惕夫之謎及相關難題，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與現實不相吻合。針對這一問題，新貿易理提出了貿易障礙這一概念試圖對此做出解釋，但是并沒有給出具體的變量或參數在模型中做具體的分析，因此這一問題至此并沒有得出系統合理的解釋每一個理論的局限之處都會成為新理論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基于對這一難題的解釋，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得到了拓展。

四、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家的主要創立者是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關鍵假設是經濟中的每個個體都即使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由于每個個人、廠商或者國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產，因此生產者之間存在分工，為貿易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條件，當分工產生的專業化經濟大于進行貿易所需花費的交易成本時，貿易產生。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系統地解釋了貿易產生的原因，該論證在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中同樣適用。由于該理論對分工的論證主要基于內生優勢，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也被成為內生優勢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認為，分工是貿易產生的必要條件，當分工經濟大于交易費用時為貿易的產生提供了充分條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異，也會在后天的分工選擇中形成各異的內生比較優勢，分工促使貿易的產生，貿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費用，當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經濟的時候貿易產生的條件消失，各國又會發展封閉式經濟，取消國際貿易。所以分工與專業化經濟大于交易成本是貿易產生的必須條件，二者缺一不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交易效率在不斷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斷下降，分工經濟的優勢更加突出，又會返而促進商品生產的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市場經濟越活躍，商品種類越多，消費者對多樣化商品的需求就會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從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楊小凱教授對古典貿易理論的深層次完善和補充。他從國際貿易的基本問題即貿易的產生出發，對貿易的起源進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對在此基礎發生的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及各個層次經濟體的運行做詳盡的闡述，使國際貿易理論體系更加完整。同時在圍觀和宏觀層面上對貿易的運行機制進行了理論總結。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進步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以內生比較優勢為依托，與古典貿易理論的外生比較優勢形成對比，但又以之為基礎。相比靜態的古典貿易理論分析，新興古典貿易理以專業化經濟為基礎對貿易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對產品和市場的相關問題做了動態分析。世界經濟總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而靜態分析卻只能描述在某一時點上經濟的狀態。因此，為了使理論更加接近現實，需要對經濟的動態運行進行分析，內生優勢的變化就是動態分析的主要因素。動態分析使理論更加接近現實，增加了對現實的適用性和解釋能力。其次，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現實化的理論，它以專業化經濟和交易成本為衡量標準現實經濟的運行提供理論依據，同時也為管理者對貿易選擇相關決策的制定提供指導，以在分工經濟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點，使經濟的運行更加穩定和高效。而且說明了國際貿易中經濟分工的均衡狀態，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再次，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原因做了統一分析。認為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起源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即當分工產生的專業化經濟大于交易成本時，貿易就符合人類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產生。它突破了新貿易理論的局限，即雖然說明國際貿易的益處，卻無法論證為什么國際貿易要由國內貿易發展而來，而不是在貿易產生的時候就被所有的國家所承認并采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起源的統一是該理論對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最大貢獻，不僅使國際貿易理論體系更加完整，也把經濟運行的本質在更深層次上揭示出來，提高了理論對現實經濟的認知和解釋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現實性指導意義。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不足之處主要有兩點。首先，它無法指明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應依據什么原則選擇出口和進口商品。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出口一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或者進口存在比較劣勢的產品舉均能獲得比自己生產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據生產商品的比較成本的高低來確定要出口或進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貿易理論中，對貿易模式問題也給出了明確說明，一國應出口較多使用其豐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獲得更多利益。在新興國際國際貿易理論中，克魯格曼指出，商品生產的專業化生產所帶來的利益是國內和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無法對具體應選擇哪些產品用于出口或哪些產品需要進口做出具體說明。只能說明一國應出口本國的專業化經濟較強，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從而可以帶來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時需要進口那些本國的專業化經濟較弱，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得的商品。至此，國際貿易理論中的三大基本問題都得到了解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第二個缺陷在于其對現實經濟解釋力的欠缺。該理論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無法顧及對經濟運行細節的說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個宏觀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對細微現象的解釋。為了構建嚴密的邏輯框架，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嚴格的假設條件。而且該理論中所涉及的數據無法從現有資料中獲取，從而無法對其進行檢驗或運用這一理論對現實狀況進行預測。此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更適用于解釋長期中的經濟現象，而對短期經濟現象缺乏解釋力，所以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在現實中的適用之處極其有限，它在理論上對以往貿易理論的發展及對以后貿易理論的啟示方面所起的作用遠大于它對現實世界經濟運行的解釋和對經濟發展的預示。即理論意義大于其現實意義。

作者：于彩鳳 單位：貴州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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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梅妮.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歷程簡述[J].甘肅農業，2005，6.

篇7

比較優勢理論是國際貿易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9世紀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理論以來，對比較優勢的討論就沒有間斷過。20世紀由赫克歇爾和俄林等人開創的要素稟賦理論，經過薩繆爾森等人的完善，取代了李嘉圖的模型成為比較優勢理論的現代形式，同時也成為現代西方國際貿易純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隨著國際貿易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不少學者對比較優勢的適用性提出了質疑。

澳大利亞的PeterG.Warr(1994)認為，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對象是公司，而比較優勢理論則是關于一國怎樣進行資源優化配置。

比較優勢理論最適用于生產初級產品和標準化制成品的國家，而競爭優勢理論對于單個企業具有指導意義；在國家的層次上后者的適應性是有限的，但對于生產高度差異化和復雜制成品的工業化經濟來說，它有很強的適用性。競爭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是不適應的，其政策涵義具有潛在的危險性。雖然他的看法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他錯誤理解了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不管國家還是企業，兩者都是研究資源的有效配置。

洪銀興(1997)認為，依據比較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從長期來看可以獲得比較利益，但未必能保證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因為這種比較優勢的實現完全依靠價格競爭，缺乏壟斷優勢。因此，單純以要素稟賦結構來確定一國的貿易結構，就會掉進“比較利益的陷阱”。洪銀興完全把比較優勢理論看成了靜態的，其實它是動態的理論，也包括壟斷優勢。

張亞斌和周琛影(2002)認為，競爭優勢從屬于比較優勢，是比較優勢的高級部分；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靜態的，而競爭優勢理論是其動態化的一個方面；發展競爭優勢應該在傳統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行。雖然他對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看法有些合理部分，但他把比較優勢理論看成靜態的，且沒有正確理解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

葉長青和楊超(2003)認為，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是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技術、環境等因素的深刻發展和變化，勞動力等資源優勢逐漸喪失，從而造成競爭優勢作用日益突出，而比較優勢作用明顯減弱。一個國家的興旺和發達越來越取決于它的競爭優勢而非比較優勢。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難以獲得長久的發展，它必須將其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即對產業進行結構升級，增加技術含量，努力把勞動力、資源等要素的比較優勢轉變成競爭優勢，從而保持本國繁榮和不斷發展。他們也把比較優勢理論視為靜態理論，而且沒有正確理解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

林建紅和徐元康(2004)認為，隨著大量新貿易現象的不斷涌現，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出現不適應性。必須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進行重新認識。競爭優勢比比較優勢更適合國際貿易發展的實際，具有更強的指導性。這兩位作者與洪銀興犯了一樣的錯誤，都把比較優勢理論理解成靜態的，而且他們沒有正確認識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關系。

張江波(2004)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并不是相互對立的理論，而是從不同角度對國際分工和貿易的解釋和研究。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化包含有競爭優勢理論的思想，競爭優勢的形成要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動態化的比較優勢對經濟現象仍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他對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關系的理解方向是正確的，但他還沒有很正確地理解兩者的關系。

比較優勢真的過時了嗎？競爭優勢真的可以取代比較優勢嗎？這兩者的關系的本質是什么？這些就是要探討的問題。

二、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理論回顧

(一)比較優勢理論

為了證明重商主義的錯誤，斯密提出了絕對利益說，為其主張的自由貿易找到了理論依據。貿易并不像他的前人所說，只對單方有利，而是一個非零和博弈，對參與國際貿易的各方都有利。他的這一理論為世界貿易奠定了基礎。斯密雖然證明了貿易對貿易雙方都有利，但前提是貿易國出口的產品要有絕對優勢。但如果一個國家連一種絕對優勢的產品都沒有，它還能參與貿易并得到貿易帶來的好處嗎？李嘉圖在提出經濟學最重要概念之一：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用比較利益說來回答這個問題。李嘉圖指出，即使一國不擁有任何絕對優勢，只要各國的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一種比較優勢，都能通過貿易獲得比較利益。所謂比較優勢就是更大的絕對優勢和更小的比較劣勢，換句話說，在所有產品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應集中資源生產優勢相對更大的產品，而在每種產品上都處于劣勢的國家，應集中資源生產劣勢更小的產品。比較利益說從理論上證明了落后國家也能參與國際貿易并且得到利益，從而為世界范圍內更大規模開展國際貿易奠定了理論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都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

斯密和李嘉圖都認為生產成本是國際貿易發生的基礎和原因，不同的是前者強調是絕對成本而后者強調比較成本，但是這兩種理論都沒說明其中的原因。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瑞典學者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解釋比較成本差異從而分工和貿易的要素稟賦理論。他們認為，要素稟賦差決定著要素價格差，后者又決定產品成本差。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中，產品成本差決定著產品價格差。因此，分工與貿易最終由要素稟賦差決定；而且一國應該出口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生產的商品，進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產的商品，這樣的分工和貿易對各國都有利。

以上三種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都是靜態的，沒有討論國際分工的動態變化及對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影響。1966年，雷蒙德?弗農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productcycletheory，PCT)。在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沒有規模經濟的假設條件下，PCT理論把一種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依次為：新產品階段、產品成熟階段和產品標準化階段。PCT理論假定存在動態比較優勢，它決定于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1981年伯拉沙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外貿優勢轉移的假說，從而建立了階梯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他們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迅速改變。階梯比較優勢理論仍然以赫-俄理論為基礎，但它強調了外貿結構的變化與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這種動態聯系為落后國家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發展階段提供了保證。這幾種理論可以證明，一國按比較優勢發展對外貿易不但不會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而且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善要素稟賦結構，從窮國成為富國。另外，在PCT理論里，比較優勢包括壟斷優勢，在該理論的第一階段，國內外其他廠商不能生產該商品，該廠商有競爭優勢所說的壟斷優勢，在國內外市場上占有壟斷地位。

從比較優勢理論的動態發展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不是外生變量，而是經濟系統內生的，根本上取決于國內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資源稟賦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在各種資源中，資本存量變化對一國要素稟賦的影響最大。資本存量的增加來自積累。積累取決于儲蓄傾向和經濟剩余的規模。儲蓄傾向由制度性因素決定，因此影響資本存量的關鍵是經濟剩余的規模。經濟剩余的規模則依賴于生產活動的績效和特點。如果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能夠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優勢，則其生產成本就較低，競爭能力就較強，創造的剩余就多，積累量也就越大。通過發揮比較優勢，能夠較快地實現資源結構升級，從而產業結構升級也就越快，最終通過壟斷優勢和成本優勢所表現出來的競爭優勢就可以實現。為了實現比較優勢，關鍵是要有一個能夠準確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要素價格結構。

(二)競爭優勢理論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先后于1980年、1985年、1990年發表了《競爭戰略》、《競爭優勢》和《國家競爭優勢》三部著作，從企業、產業和國家三個層次，系統地論述了國家競爭優勢的培育和競爭戰略的運用。20世紀90年代以后，波特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富有見地的論文，逐步完善了競爭優勢理論，并形成了他的新競爭經濟學體系。波特在《競爭戰略》中主要論述了產業的結構，以及產業間如何選擇最有力的競爭地位，并提出了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三種戰略，即成本領先戰略、差別化戰略、目標集聚戰略。在《競爭優勢》中，波特認為競爭優勢在于兩個方面：成本領先優勢和壟斷優勢；波特還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是價值鏈的不同。在《國家競爭優勢》中，波特提出，一國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行業的競爭優勢。國家的繁榮不是固有的，而是創造出來的，一國的競爭力高低取決于其產業發展和創新的能力高低。企業因為壓力和挑戰才能戰勝世界強手而獲得競爭優勢，它們得益于擁有國內實力雄厚的對手、勇于進取的供應商和要求苛刻的顧客。由此波特把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各個方面歸納為四類：即要素狀況、需求狀況、相關和支撐產業及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模型”。由于這個理論是從國際貿易與國際競爭角度提出來的，人們通常所說的競爭優勢理論，即指波特的“鉆石理論”。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行業的競爭優勢，也就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優勢。他認為，一國興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國際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競爭優勢形成的關鍵在于能否使主導產業具有優勢，優勢產業的建立有賴于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生產效率的源泉在于企業是否具有創新機制和充分的創新能力。

三、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關系的本質

在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里，他認為一國的競爭優勢就是企業、行業的競爭優勢。國家的繁榮不是天生的，而是創造出來的，一國的競爭力高低取決于其產業發展和創新的能力高低。企業因為壓力和挑戰才能戰勝世界強手而獲得競爭優勢，它們得益于擁有國內實力雄厚的對手、勇于進取的供應商和要求苛刻的顧客。由此他把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各個方面歸納為四類：即要素狀況、需求狀況、相關和支撐產業及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國家競爭優勢的鉆石模型”。“鉆石的四面”與比較優勢究竟是什么關系？

(一)要素狀況與比較優勢

波特認為一國的要素稟賦在決定一國的競爭優勢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通常認為的更加復雜。他認為要素是動態的，因而可以被升級，被創造，以及被特定化。他的結論是，很少有要素是真正通過繼承取得的，要素方面選擇性的劣勢可以通過具有影響力的戰略和刺激性的發明來為一國產業的成功做貢獻。波特提出一種要素的分級系統，這種分級把要素分為基礎要素和高級要素，一般化要素和特定化要素。基礎要素不需要進行開發活動或僅需要相對來說比較少的簡單的社會和私人的投資。高級要素常常需要很大的持續不斷地投資。包括受過高水平教育的人員和現代化的電信通訊基礎設施。高級要素的供給對一國產業取得并保持成功的能力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些要素在當地是稀缺的，在全球市場上也是難以獲得的。一般化要素可能被利用于廣泛的產業種類中，而特定化要素卻不能，特定化要素更有可能為持續的競爭優勢提供基礎，因為它們更顯稀缺，更難培養，更不易得到。在此基礎上波特認為，一國的產業在競爭中獲勝的要素因素并不是要素稟賦的初始狀態，而是一國不斷創造、改進和調動其生產要素的能力。因此，一國在國際競爭中要保持統治地位，這些國家必須從事要素創造，特別是開發其高級要素和特定化要素。斯密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他們眼中的要素稟賦就是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赫-俄理論強調各國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與資本的稟賦結構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比較優勢，但他們的要素稟賦結構是外生的和靜態的；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把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內生變量，這與波特的要素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都是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基礎。

(二)需求狀況與比較優勢

波特所指的需求狀況是某一產品的本國需求情況與別國相比的相對優(劣)勢。需求狀況在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優勢的一個方面是時間差，如果本國需求走在世界需求的前列，本國企業也會起步較早，可以利用經驗曲線的效應建立起自己“一著先，步步先”的競爭優勢。由于各國需求情況不同而產生競爭優勢的另一方面是需求結構的規模差，各國由于消費偏好不同，占首要地位的需求層次往往不同，甲國市場最暢銷的品種在乙國消費結構中可能只占次要地位，其生產也就相應地不為乙國廠商重視，這就給甲國廠商打入乙國提供了競爭優勢，因為甲國廠商可以憑借其國內的大規模生產的成本優勢向只有少量生產的乙國出口。需求狀況影響競爭優勢的第三方面是一國需求方式和偏好的國際流轉，一個國家對外交流越多，則其產品越容易在國外打開市場。但需求如何生成？需求結構為何會升級？波特并沒有回答這些問題，而比較優勢理論則回答了它們。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產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當時的要素稟賦結構的基礎上，這樣各種要素的收入就能達到最大化：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市場以最快速度不斷擴大，資本也從相對稀缺變為相對富裕，要素稟賦結構就不斷升級。另外，波特的需求狀況是以國內為基礎的，但無論國內需求的大小，一國只要按比較優勢去發展某一產業，就有可能在世界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因此，一國的需求狀況內生于它的比較優勢，它只有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它的需求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增加，要素稟賦結構也會跟著升級。

(三)相關及支撐產業與比較優勢

波特所指的相關及支撐產業與比較優勢是某一企業所有相關產業及供應商的競爭能力，也就是所謂的產業集群效應。任何行業要在國際市場上領先，必須要求其供貨商和其他相關產業也是世界一流的，與之相對應，很多國家的優勢產業往往表現為優勢產業群。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供應商的投入會以幾種重要方式對下游產業產生優勢：其一，供應商可以給下游產業早期的、容易的、迅速的，有時是有利的對于最有效成本的接近；其二，以國內為基礎的供應商可以提供一種不斷發展中的協調優勢，供應商可以盡早獲得對下游公司需求的深入了解并相應地修改他們的產品計劃；其三，下游公司也可以調整它們的戰略計劃，利用供應商發明創新的優勢。但產業集群是如何形成的？波特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在他的理論里，產業集群是外生的。比較優勢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一國之所以會出現某一產業集群，就是它按照它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種產業，隨著這個產業的發展，為它服務的相關產業也發展起來。所以，產業集群內生于比較優勢。

(四)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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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

與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不同，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將生產要素的種類進行了拓展。這種拓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稟賦的觀點，1930年由Ohlin進行補充論證后形成完整的H-O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提出只有當國家間存在要素充裕度差異并且在產品間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異才能給形成貿易。第二階段是H-O理論的拓展階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國際貿易通過對貿易各國收入的影響從而使得不同國家間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均等化，強調國際貿易可以使資源在各國間進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將理論擴展為三種生產要素和兩種產品，并且其中一種生產要素為“特定要素”，在行業間不能自由流動，即H-O-V理論，拓展了H-O理論的短期應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業貿易數據以及兩種量化環境規制的方法對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9世紀60—70年代間環境規制對于發達國家的貿易模式沒有影響。Xu（2000）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環境規制對環境密集型產品競爭力的影響，結果發現環境規制并非新的貿易壁壘。Beers和Bergh（2000）結合Tobey（1990,1993）與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該研究領域結論不明確的原因是：環境規制量化手段、所用數據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結合眾多研究，作者改進了研究方法并發現：國家會出臺補貼政策以償付企業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貿易總量隨環境規制升高而增加這一有悖于常理判斷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陸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過改進環境規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國家環境規制對某一或多個行業的貿易效應，結論盡管由于數據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本質上都得到了環境規制能夠對貿易產生效應的結果。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與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根本區別在于強調生產要素在貿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無一例外地將環境規制作為一種新的要素稟賦或能夠影響一國要素稟賦的關鍵變量進行相關研究，其中涉及到環境規制對不同行業的影響效應時，主要是從要素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從根本上講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種或某幾種生產要素，進而通過部門間產能的變化而產生貿易效應的。

新國際貿易理論

繼新古典貿易理論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悖論，對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嚴峻挑戰，也為新國際貿易理論誕生提供了契機。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貿易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新國際貿易理論也就應運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產要素理論（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資源理論；Keesing（1966）的人力資本論；研究與開發學說；信息要素學說）、偏好相似理論（Linder，1961）、動態貿易理論（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術差距論；Vernon（1966）產品生命周期理論；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術溢出理論/干中學；林毅夫等人（1999）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Krugman（1979）的新張伯倫模型；Lancaster（1980）的蘭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傾銷模型；垂直差異產業內貿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國家競爭優勢模型等。Larson（2000）從環境政策及環境規制制定者的角度出發，通過構建一個微觀經濟模型來衡量環境規制的變化對貿易流量產生的具體影響，指出在短期內，被規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產出品的供給彈性和投入品需求彈性決定了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的大小；而長期內，除了上述三種因素外，環境規制貿易效應的大小還取決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為環境規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經濟分析框架，為他們估計政策實施的經濟效果提供一個參考標準；后者則將利益相關者———受環境規制影響較大的生產廠商的行為納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計長期效應成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灣外大陸架石油天然氣的生產數據，研究環境規制對于近海石油天然氣生產行業技術進步的影響。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創新，也分析了環境規制對行業內各種不同組合的全要素生產率所產生的影響。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貿易模型，分別研究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產品凈出口的影響以及對貿易結構的影響。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考慮了數據、替代變量、行業特征以及內生性四個方面的問題，然后將環境規制異質性引入模型，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拓展性研究。結果表明，新貿易模型證明了污染避難所效應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沒有得出環境規制與一國凈出口之間的明確關系②，是因為它沒有研究雙邊貿易數據，也沒能控制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Yang（2006）首先構建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兩個模型分析生態標簽制度對于兩國消費者福利的影響，然后以美國一項關于木材造紙業的環境政策作為案例，研究該政策頒布對于整個行業生產率與貿易的影響。新國際貿易理論雖然紛繁復雜，較古典和新古典理論顯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但通過相關文獻的研究內容可以發現，在環境規制的研究領域，新國際貿易理論主要聚焦于技術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論中的人力資本論和研究與開發學說都強調了技術進步這一重要環節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動態貿易理論中的技術差距論則從貿易雙方的初始靜態技術存量的差異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

新新國際貿易理論

古典與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是從國家的角度討論比較優勢，而新貿易理論雖然紛繁復雜，但總體而言是以產業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影響。伴隨著貿易的發展，更為微觀的企業層面進入學術界的實現，企業的異質性與產品進出口存在著一定的關系（Bernard和Jensen，1995）。鑒于此，新新國際貿易理論得以發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為代表，將企業生產率的差異納入國際貿易理論框架中，形成了微觀層面的貿易理論。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礎上進行拓展后分析歐盟的環境政策對于美國農產品進口產生的影響。作者明確指出以下三個要素的重要性：環境規制的種類、嚴格程度以及市場結構，隨后作者將環境規制劃分為指向產品生產過程（processregulation）和產品特定屬性（productregulation）兩類，將產品的異質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別研究同質產品及異質產品市場中，這兩種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Jug和Mirza（2004）認為之前的學者利用引力模型對環境規制和貿易流量的研究沒能得出明確的結論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夠準確。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環境規制對貿易有負效應的結論，并指出如果對產品的異質性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慮，則會得到更大、更顯著的負效應。Levinson和Taylor（2008）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環境規制對貿易流量的影響。作者首先通過構建經濟學模型闡述不可觀測的異質性、內生性和聚合問題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然后利用1977—1986年間美、加、墨的130個制造業數據進行驗證，說明那些環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業，凈進口量越多。新新貿易理論從更微觀的角度對貿易進行研究，盡管受制于數據的可得性，使大多數關于環境規制的研究無法深入，但其給予我們的啟示卻是顯而易見的：異質性不僅僅體現在企業和產品，還能夠表現在環境規制的類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體現的那樣，環境規制可以依據其影響范圍和作用對象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從更微觀的視角重新審視環境規制，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更真實地了解環境規制對貿易產生的影響。

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國際貿易相關研究中最為常用的一種方法。通常把相關貿易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分析國家經濟水平、人口數量、地理條件等相關因素對貿易產生的影響。在環境規制的相關研究中，環境規制嚴格程度的量化指標也出現在引力模型中，作為一種解釋變量對貿易效應進行測度。隨著計量經濟學的不斷發展，計量方法更加多樣化。引力模型的應用也隨之豐富起來，由最初的截面和時間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應用，發展到現在的面板數據回歸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內容也更為深入。VanBeersandvanden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對Tobey（1990，1993）所用數據———1975年的貿易數據進行了截面分析并與Tobey所得結果進行對比。Xu（2000）采用1990年20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分析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結果證實更為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導致環境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國貿易的時序數據，采用協整、誤差修正模型檢驗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結果證實了環境規制是一國的比較優勢。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對美國與OECD國家的貿易數據進行實證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從方法應用方面提出一些改進性的建議，并指出：出口國、進口國以及時間這三方面的效應對于環境規制與貿易的問題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簡單的回歸是不恰當的。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從國際貿易方面進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進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將一系列已知效應變量作為因變量，將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設計、時間、地域等方面的差別）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作者分別從以下三種思路進行梳理研究：第一種是研究主要針對污染密集型產業是否由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設是將環境規制的影響二元化———嚴格和寬松；第二種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論來研究一國的出口相對于進口是勞動密集還是資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較優勢進行研究；第三種方法是沿襲傳統經濟學理論———H-O模型或引力模型進行研究。經過“元分析”方法的驗證，表明環境規制會對國際貿易流量產生負面影響，至少是有影響的。3.數據包絡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產企業對于環境規制提高所做出的反應。DEA起源于運籌學相關領域的研究，以相對效率作為評價基礎。后經發展成為衡量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給出的結果證實了波特理論，即環境規制的提高會促使企業改進技術，實現生產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4.投入產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產出法對1966年美國的83個行業進行貿易產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國的進口與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壞的情況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產出表對美國治污成本對貿易的影響進行分析，認為美國的污染控制項目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比較優勢，對貿易平衡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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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從金融危機到歐債危機，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新的形勢與趨勢。匯率波動、能源緊缺、黃金價格動蕩；尤其是貿易摩擦加劇，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并且越來越借以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等籍口采取了新型隱蔽的手段；不僅如此，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雙反調查也愈演愈烈。我們深切地感覺到，這一切都對國際貿易的教學與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很多企業的國際貿易部門在應對貿易糾紛時非常被動；沒有熟練掌握國際貿易實務規則，或者說嚴重缺乏能熟練掌握國際貿易實務的人才；同時，社會上大量的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沒有得到理想的就業。為什么這么多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未能順利進入企業的國際部門？為什么進入企業國際部門的學生未能給企業帶來很好的效益？顯然，現行的國際貿易實務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存在問題，同時輸送人才的渠道也存在問題。因此，我們立足于當前的復雜形勢，把當代國際貿易的熱點與焦點問題講解給學生，使他們掌握應對復雜形勢的技能，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當前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

對當前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國際貿易實務教學方面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內容陳舊，理論更新較慢，并且過多強調對國際貿易流程的學習

打開當前流行的《國際貿易實務》、《國際結算》等教程可以發現，除了傳統的貿易理論之外，其他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講貿易流程，其中填寫各種單據和文件（如合同）又是最多的內容。盡管很多學校對此都在實驗室中給予了模擬，但由于畢竟不是實際工作且內容過于陳舊，很難提高學生的工作能力。

（二） 落后于當前形勢，缺乏貿易政策運用方面的學習

學習貿易流程并不是本項目的重點，我們認為掌握和運用貿易政策更有難度且更有意義。具體地講，正確的運用各種貿易規則是應對復雜性形勢的最優策略，將給企業在出口和進口中帶來巨大利益。而當前的教材并不涉及當前形勢與政策運用的內容，亟待補充新鮮的內容。

（三）缺乏實習、實訓的機會，無法與國際貿易企業合作進行學生培養

我們發現，很多企業在表示不知如何運用一些貿易優惠政策，同時表達了對員工進行相關內容進行培訓的愿望。這反過來說明，當前的國際貿易專業學生培養模式中缺乏與企業溝通或合作的內容。而從學生培養的角度講，通過與企業的溝通和合作讓學生進入企業參與實際貿易活動對提高學習興趣和熟練掌握國際貿易知識都有很大好處。

（四）爭取與科研機構合作進行學生培養，運用最新研究成果進行學生培養

基于當前的外貿形勢，實際中的國際貿易實務是個動態的過程。只有隨時把握這些動態因素，才能在國際貿易中減少損失和取得最大的利潤，而準確把握這些動態因素的最好途徑之一是與科研機構的合作。貿易對象的市場信息和政策信息是這些動態因素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它關系到貿易活動的利潤多少與成敗。而與科研機構合作就可以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傳達給學生，從而大大提高學生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操作能力和應變能力。很顯然，當前的培養模式則讓學生缺乏這些能力，因而他們即使進入企業的國際貿易部門也很難為企業爭取到應有的利益。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當前國際貿易形勢下，現行的國際貿易實務人才培養模式使學生缺乏政策運用等與企業國際貿易效益密切相關的知識，因而缺乏相應的實際操作能力和應變能力，且現有模式也使學生的學習效果和最終就業受到限制。概括地講，現行國際貿易實務人才培養模式在教學內容、學習方式、授課方式、效果評價等方面存在缺陷，無法應對當前的形勢，需要在上述諸方面進行創新研究和實踐探索。

二、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具體改革方法

（一）刪除授課內容中過于陳舊的內容

在當前的《國際貿易實務》等教程中，理論內容更新較慢，而且介紹各種單據與文件填寫的內容占據了很大篇幅，不同的教材之間還有很大的重疊（如《國際貨物運輸與保險》、《國際結算》等都有相關內容）。客觀上講，這些純理論內容和概念、程式化的內容不利于掌握和記憶，很多學生在學習不久就會遺忘。而事實上，同學們只要從事國際貿易實務，只需稍加提示就完全可以勝任這些程式化工作。

（二）增加政策運用方面的內容

貿易規則、貿易政策和相關的雙邊、多邊協議、外匯業務，包括原產地的認證規則，美國301條款的實施細則、我國雙反調查的實施規則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業務知識。這些知識的靈活運用在國際貿易中將直接帶來企業利潤的增加。在當前，世界各國之間貿易優惠政策很多，而各類國際貿易實務教材上對此并不涉及，亟待進行補充。所以，擬改變和創新當前國際貿易實務相關教材的內容，增加國際貿易政策及其運用方面的知識，并加強任課教師在此方面知識結構的完善，以保證在課堂上準確而全面地講授給學生真正的生存與競爭的本領。

（三）組織學生到企業中去實訓實習

這不同于一般的畢業實習，而是作為學習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貿易實務教學改革的核心內容。只有給學生提供參與實際貿易工作的機會，增長其見識，才能培養其學習國際貿易實務的興趣和從事國際貿易實務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有利于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就業崗位，同時企業找到適合自己的員工。

（四）請企業國際貿易部門的業務人員走進課堂

實際工作的案例最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激發學生對一般知識和實際差距的思考。所以，請從事實際國際貿易工作的人員走進課堂也是我們倡導的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通過他們與學生的交流與互動，讓學生對國際貿易實務的認識產生從抽象到具體的轉變，從而加深對相關知識的掌握并提高對實際貿易工作的處理能力。

（五）請國際貿易方向科研人員走進課堂

為了彌補任課教師的知識局限性，可以邀請國際貿易方向的科研工作者走進課堂。事實上，由于一些任課教師較少從事科研活動，教學工作趨于程式化，對國際貿易方面的知識缺乏動態把握，因而使很多學生對相關知識的學習也相對靜態化。為了彌補上述不足，就是要讓一些從事國際貿易狀況和政策研究的人員走進課堂，增加學生對國際貿易實務知識的動態了解。

從以上幾個方面進行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向社會輸送合格的畢業生。從而使學生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企業能找到高技能的人才。

參考文獻：

[1]周家倫.創新型人才培養與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J].中國高等教育，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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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轉移；比較優勢；動態轉化

［中圖分類號］F124.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2880(2011)05-0053-02

“十二五”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對外貿易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外貿科學發展的根本途徑。轉變外貿發展方式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迫切需要轉變出口產業的比較優勢結構，實現由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產業轉移，及早地啟動和加速我國比較優勢動態轉化的步伐，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更好地拓展我國國民經濟的成長空間。所以，為了形成我國新的比較優勢，轉變外貿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發展質量和競爭力，優化區域產業分工，更好地統籌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必須要從促進產業轉移的角度來探索我國比較優勢動態轉化的影響因素和適宜路徑。

一、產業轉移概述

產業轉移就是發達國家或地區通過多種方式，將產業轉移到欠發達國家或地區，進而帶動移入國產業結構的動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過程。一般說來，產業轉移是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和生產力的空間轉移。產業轉移是一個包含國際間與地區間投資與貿易活動的綜合性的要素與商品流動過程，是一個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動態過程，是國際間或地區間產業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轉移的本質是資本轉移，主軸是技術轉移，核心是產品和技術的創新。

國內地區之間產業轉移的案例在美國出現過。美國早期的制造業工廠通常接近于原材料來源的區域，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運輸條件的變化，美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逐步由東部轉移到西部，由北方轉移到南方。二戰以來全球先后發生過三次大的產業轉移。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向日本、西德等國家轉移鋼鐵、石化等高耗能重型工業以及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二次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全球制造業向東南亞國家，特別是亞洲“四小龍”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電子、電器、汽車制造等制造業轉移；第三次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大規模地把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轉移。我國第三次產業轉移最早轉向廣東珠三角地區，到20世紀90年代后又逐漸向長三角地區轉移，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壓力明顯加大、周邊國家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迫切需要加快經濟轉型，推動結構升級，促進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二、產業轉移反映了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

雖然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適用性等各個方面一直廣受質疑，但是兩百年來，比較優勢論始終都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和核心，同樣也是指導一國對外貿易實踐的基本原則。實際上，比較優勢理論內在地具有動態的屬性。李嘉圖在《論谷物價格法對股票利潤的影響》一文中認識到了長期經濟增長對貿易的影響，體現了動態的思想。而所謂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實質上也就是研究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如何推動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行理論以及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都體現了比較優勢動態轉化的思想。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把生產要素的變動、政府政策、對外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去，試圖把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劉易斯在研究勞動密集型產業時發現，發達國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喪失，勞動密集型產業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現象。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可分為：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在產品生產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對生產要素的需求不同，各國生產和出口該產品的比較優勢會隨著產品生產要素密集性的變動而變動，從而促使產業的國際領先地位在科技知識密集的國家(如美國)、擁有充裕資本和熟練工人的國家(如日本)、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國家(如中國)之間不斷轉移。這也是國際主流經濟學關于產業轉移的一般傳統觀點。

產業轉移的基本規律是：某產業在A地興起后，隨著A地經濟發展和新興產業的出現，其生產成本日益上升，比較優勢逐步喪失，這種產業就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向生產成本相對低的B地轉移；隨著B地經濟的發展，該產業的比較成本也上升了，這種產業就可能向C地轉移。總之，產業轉移的最根本特點就是從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向欠發達的地區轉移。

從產業轉移的動因來看，除了政府主導的政策性產業轉移之外，無論是為了市場擴張、企業重組、綜合利用資源，還是為了轉移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規避貿易和非貿易保護壁壘，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含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土地成本等，尤其是當被轉移國已有可與轉移國相競爭的產品和技術時，成本的差異可能更大)獲取超額利潤。

實際上，這種產業轉移現象反映了一國或者地區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變化。因為在產品生產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對生產要素的需求不同，各國生產和出口該產品的比較優勢會隨著產品生產要素密集性的變動而變動，從而促使產業的國際領先地位在科技知識密集的國家(如美國)、擁有充裕資本和熟練工人的國家(如日本)、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國家(如中國)之間不斷轉移。就像弗農的產品周期論揭示的那樣，產品及技術的生命周期變動將導致生產地點的變動，從而導致產業的轉移。

成祖松:產業轉移與我國比較優勢動態轉化三、加快推進我國產業區域轉移

當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資源環境壓力明顯加大、周邊國家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迫切需要加快經濟轉型，推動結構升級，促進轉移；而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出臺了許多西部投資優惠政策，對東部的產業轉移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促進產業區域轉移，實現我國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是政府要積極搭建“東西互動”的大舞臺。東西互動的載體就是產業轉移。作為中央政府倡導、地方政府參與的東西部城市之間的對口援建就是一個典型的可操作模式。新時期要加大政策力度，鼓勵東西部地區繼續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交流、人才開發等方面開展支援和合作，并引導產業向西部地區重點經濟區、中心城市、資源富集區和重要口岸城市轉移，促進產業集中布局、土地集約利用、資源節約使用和環境綜合治理。能源及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農牧產品深加工、旅游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等將成為新形勢下推進東西互動合作的重點領域。

二是要進一步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經濟起飛離不開基礎設施建設的助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和某些區域開發的成功，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通過率先啟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高速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中西部地區要高度重視基礎設施的“乘數效應”，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模式，切實從基礎做起，為吸引和承接產業轉移奠定良好的基礎條件。

三是東部地區加強產業轉移的技術創新，主動實施產業轉移戰略。目前來看，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閩三角等地對資源、能源依賴性較強的上游產業的轉移主動性明顯增強，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轉移的勢頭強勁且規模較大。東部加工貿易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已經漸成氣候，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這種趨勢還會繼續加強。東部地區有關地方政府要認清形勢，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以技術創新應對產業結構升級，逐步提高“微笑曲線”的高度，并不斷走向“微笑曲線”的兩端。

四是要加快新農村建設，著力提高農民收入。要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大農村工業化力度，改善農村、城鎮就業環境，著力提高農民收入，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改變東部地區長期所面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東部地區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必將迫使其進行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升級。這也是我國比較優勢實現動態轉化的必然選擇。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已然成為了我國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倒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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