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手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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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達到既定目標而對財政收入、財政支出作出的選擇或決策。其中,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和公債;財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購買和政府轉移支付。政府通過運用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種財政政策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活動,將二者作為影響宏觀經濟的變量,調整這些變量來達到政府控制經濟的目標。
一、財政收入
1.稅收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按照法律預先規定的標準,強制地、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作為調節宏觀經濟的手段是通過改變稅率和稅率結構來實現的。例如,經濟蕭條時,政府采用減稅或降低稅率的措施刺激消費和有效需求從而增加生產和就業,起到阻礙經濟衰退的作用。在經濟過熱時,政府可以采取增稅或提高稅率的措施抑制總需要過度增加,起到反通貨膨脹的作用。改變所得稅結構,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賦稅負擔,使低收入者減少負擔,同樣可起到刺激社會總需求的作用,從而降低了經濟波動的程度。因此,改變稅率和稅率結構是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2.公債
公債,公債是政府對債權欠下的債務,包括內債和外債,內債是政府向本國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外債是向外國舉借的債務,包括向外國借款和發行外幣債券,公債不同于稅收,稅收是強制的,無償的,公債是自愿的、有償的,是政府運用信譽籌集財政資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債券和地方政府的債券。當政府稅收不足以彌補政府支出時,政府就會發行公債,使公債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又一個組成部分。現代西文經濟學家認為,公債的發行既可以為政府籌集資金,彌補財政赤字,又能影響包括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的貨幣流通,對金融市場的擴張和緊縮起重要作用,影響貨幣的供求關系,從而調節社會的總需求水平,對經濟產生擴張或抑制效應。因此,發行公債也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二、財政支出
1.政府購買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個國家中各級政府支出的總和,主要是政府購買和政府轉移支付。政府購買是指政府對商品和勞務的購買,包括購買軍事物資、警察裝備用品、政府機關辦公用品以及支付給政府雇員的工資薪金。政府購買支出中,發生了商品和勞務的實際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會需求和購買力,是社會總需求和國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購買支出的變動會直接影響社會總需要水平,對整個社會總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調節作用,直接對產品市場產生重大的影響。當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會總需求水平,從而刺激經濟。反之,當社會總需求水平過高時,政府可以通過減少購買支出水平,如減少軍費開支,實行裁員等,降低社會總需求水平,以此來抑制通貨膨脹。因此,變動政府購買支出水平是政府調整宏觀經濟活動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轉移支付
篇2
Abstract: In theory, macroeconomic has a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through transmission mechanism, resulting in the connected effect. The article mainly use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 set up the VEC model.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China on the trend of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nalyzed deep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tock market. However, the notabl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variables is related to the sensitiveness of the stock market to policy variables, lag phenomenon, the length of the observation time and market volatility.
關鍵詞: 宏觀經濟政策;股票市場;VEC模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stock market;VEC model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9-0017-03
0 引言
股票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形態之一。當股票市場的運行出現異常的現象時,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對股票市場產生影響,從而影響股價的波動?如果能,又是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影響股票市場?這個問題既具有理論意義,又具有實踐意義。而目前我國對股票市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直處于調整與適應中。因此,筆者認為對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有效影響股票市場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1 理論分析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通過對投資者信心與股票價格的影響,從而影響了整個股票市場,本文主要研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對外經濟政策和產出水平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1.1 財政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一種基本手段,通過財政稅收、購買性支出和財政轉移支付、國債政策等手段影響社會總需求從而促進社會總供求平衡。
若政府對個人減稅,相對于增加了股票市場投資者的收入,投資者信心增強,會增加對股票的投資,股票市場會走強。若政府對企業減稅,會提高企業的盈利,使得企業股票價格出現上漲。因此,改變稅收會影響股價的波動方向。
1.2 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中經常通過調整基準利率改變市場利率以及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等手段改變貨幣供應量來調控貨幣市場,從而對股票市場產生直接的影響。
貨幣供給量增加,或者利率下降,資金面變寬松,流入股票市場的資金增多,引起對股票需求的增加,促使股價上升。同時,銀根寬松,有助于企業融資,促進實體經濟發展,企業盈利增強,股價進一步上升。
通貨膨脹對股票市場的影響較為復雜。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上市公司為了股東利益不受損,有可能會提高股息收益率,從而引起股價上升。而通貨膨脹率過高又會引起政府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股價下跌。總的來說,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率對股票市場有正向作用,不在這一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將會引起股市低迷。
1.3 對外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對外經濟政策包括出口補貼、進口限額、匯率波動等。以匯率為例,若人民幣匯率上升,將對出口企業有利,不利于進口。一方面提高了出口企業的盈利,這些企業的股票價格將會上升;另一方面,貿易差額增大,社會總需求增加,股票市場走強。
1.4 產出水平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會改變整個經濟體的產出水平。產出水平提高,將會增強投資者對整個經濟形勢的信心,從而提高投資者對股票市場的投資,股票價格將會上漲。同時經濟景氣的預期會提高企業的產量,企業盈利增加,進一步促進股票市場走強。
2 實證分析
2.1 建立VEC模型 本文選取1996年1月至2013年2月各月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廣義貨幣供應量M2,銀行間7天內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R,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S,經濟景氣指數中的一致指數X以及上證綜合指數與深證綜合指數月平均指數SH,SZ時間序列的對數值進行分析。為了對滬市與深市進行對比分析,把數據分為樣本1與樣本2。
ADF檢驗結果表明,所有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序列,所有序列的1 階差分形式全是平穩序列。采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樣本1、樣本2都各自存在一個協整向量,都應在各自基礎上建立向量自回歸的誤差修正模型即VEC 模型。
2.2 脈沖響應分析 以建立的VEC模型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圖1-圖5給出了時間為40個月,滬深兩個股票市場對宏觀經濟變量增長一單位(1%)正向沖擊的響應曲線。圖中實線代表滬市的脈沖響應曲線,虛線代表深市,橫軸代表響應時間。
從圖1,2可以分別看出當宏觀經濟政策引起通貨膨脹增加或貨幣供給量M2增加后,滬深兩市的股票都有上漲的趨勢;兩者對滬深兩市的瞬時作用都在第5個月左右達到最大;之后,兩者瞬時作用開始減弱;但長期來看,對滬深兩市都有持續的正向作用。比較來看,通貨膨脹,貨幣供給量對滬深兩市的沖擊趨勢基本是一致的,但對深市的整體沖擊更大,而通貨膨脹對滬深兩市的沖擊作用在數量上大于貨幣供給量M2,在當月反映來說,滬深兩市對貨幣供給量的響應更迅速。
由圖3可得,利率增加后,滬深兩市會在短期內出現一個很小幅的增長;之后很快就開始大幅的下降,利率增加變為較大的負向作用,說明利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存在時滯;從長期看,滬深兩市對利率增加的沖擊的響應沒有減弱,而是趨于持續。比較來看,滬深兩市對利率沖擊的響應趨勢基本一致,但對深市的長期沖擊更大。
圖4說明在匯率上升后,滬深兩市在短期出現了一個小幅的下降;之后開始大幅的上漲,匯率上升的作用由負向轉為正向,反映了匯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存在時滯;長期來說,匯率上升的正向作用沒有減弱,最終趨于持續。比較來看,滬深兩市的響應趨勢基本一致,但深市的反應時滯更長更強,而最后的正向作用較弱。
圖5中的LNSH,LNSZ對LNX沖擊的響應曲線可以替代反映產出對股票市場的影響。當產出增加后,滬深兩市有一個很微弱的正向反應,之后開始走低,并穩定在一個水平上。比較來看,滬深兩市的反應基本一致,但深市長期反應更強。
綜上,股票市場對宏觀經濟政策沖擊的響應基本符合理論分析,不同的是,實證中可以發現一些政策如利率,匯率等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時滯,同時,不同市場對宏觀經濟政策沖擊的響應程度是不一樣的,比如本文中,深市就比滬市更為敏感與劇烈。在這里需要提出的是,產出對股票市場的長期影響并不完全符合理論分析,可能與我國金融制度,金融系統傳導機制有關,有待進一步研究。
2.3 方差分解 表1與表2分別列示了貨幣政策、各宏觀經濟變量與上證綜指,深證綜指的方差分解結果。通過方差分解,不僅可以進一步掌握各考察變量被自身及其它變量的解釋程度,還可以考察不同變量對滬深兩市變動的貢獻度。
由方差分解表可見,LNM2對上證綜指對數值LNSH,深證綜指對數值LNSZ的方差的貢獻度在短期與其他變量的貢獻度相比變得十分微小;LNCPI的貢獻度較大。貨幣供應量,產出效應起到的作用較小。而從長期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因子的貢獻度出現了變化,產出變量對滬深兩市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遠大于其他變量的影響。
3 結論
從理論角度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的波動具有一定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外經濟政策以及產出水平都會在一定水平上引起股價變化,股價變動方向與政策調整方向有關。
從實證研究中可以基本印證理論分析。從協整分析中看,各政策變量與股票市場指數變動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從脈沖響應函數中看,股票市場對宏觀經濟政策沖擊的響應與理論分析中股價變動方向基本一致,但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時滯;從方差分解來看,貨幣供應量,產出效應起到的作用較小,通貨膨脹作用較大,但從長期來看,產出變量貢獻最大。對比滬深兩市分析可得,不同地區股票市場受宏觀經濟政策影響的趨勢相同,但程度存在差異,本文中深市的敏感性強于滬市。
綜上分析,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有一定的影響,但政策變量產生影響的顯著程度并不相同,與股票市場對政策變量的敏感度,時滯現象,觀測時間長短以及市場自身波動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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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篇4
關鍵詞:資本流動 管理 國際觀點
一、資本流動管理與宏觀審慎政策的關系
在特定的情況下,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有助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以及金融系統的穩定。采用何種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取決于所要達到的效用和效率,但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的設計和實施應當機制透明、目標明確,具有臨時性和非歧視性。一方面,前者是以價格為基礎或具有行政管理性質的措施,目的是限制資本流動。對于后者來說,不論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自國內還是境外,其主要目的是減少系統性金融風險和維護金融穩定。例如,對特定跨境流入資本征收的賦稅屬于一種資本流動管理措施,不會單獨直接影響金融穩定,但對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征收資本附加費或逆周期準備金就是一種宏觀審慎措施,并會對資本流動產生間接影響。另一方面,當流動資本產生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用來解決這些風險的工具可以既被看成資本流動管理措施,也可被視為宏觀審慎措施。宏觀審慎措施可以更好地處理與資本流動無關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但是,如果資本流動產生了系統性金融失衡風險,限制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措施應同必要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金融部門管理相結合。當資本流入到銀行部門,就會發生國內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上漲的現象,通過限制銀行外匯借款流入,如對銀行的外匯流入征稅或要求銀行繳納外匯負債的存款準備金,這些措施的目的是限制資本流動、降低國內信貸規模和資產價格、減少銀行流動性和匯率風險。限制資本流動以及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措施既是資本流動管理措施,也是宏觀審慎措施。
二、管理資本急劇流入的措施
資本大量流入對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挑戰,各國需適時制定政策、設置機構來有效吸收資本流入,并將其引導至生產投資領域。應對資本大量快速流入,各國可采取保持較低利率政策,外匯市場干預,貨幣升值,或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宏觀審慎措施配合使用等許多不同方法,采取適當的政策組合需要考慮各國的特定情況。這些政策包括:第一,在經濟尚未過熱或資產價格尚未明顯上漲的情況下,降低利率從而減少國內和外匯資產之間的利差。第二,如果貨幣沒有較經濟基本面高估,允許貨幣升值以使匯率同經濟基本面變化相一致。第三,如果外匯儲備不足,可干預外匯市場以增加外匯儲備積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低于預防性動機設定的標準,而涌入的資本給這些國家提供了積累外匯儲備的機會。就國家經驗來說,土耳其一直保持較低政策利率,日本和瑞士進行外匯市場干預,南非使用過貨幣升值手段。在其他情況下,一些國家將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相結合,如巴西對某些流入資本征收賦稅,印度尼西亞對央行債券購買設定持有期限,韓國對銀行衍生頭寸設定杠桿上限等。特定的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有助于防止過度擾亂市場和公共預期。當資本急劇流入對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都產生風險時,需要將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和宏觀審慎措施相結合來限制資本流入,從而降低風險。
三、管理資本破壞性流出的措施
資本大規模、持續性或突然間流出會對政策產生明顯挑戰。資本流出問題應主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結構調整政策和金融政策來解決。當資本流出并未伴隨經濟危機立即爆發的風險時,通常有余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和部分金融政策來應對危機,便于進行外部調整,且不會產生資本流動管理措施可能帶來的潛在的國內多重成本,也不會破壞市場。但資本破壞性流出通常與經濟危機相關,當處于危機中或危機臨近時,可臨時采用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應對資本流出,防止匯率迅速下跌和外匯儲備消耗,阻止危機的全面爆發。如在危機期間,冰島對于居民在國外的投資和轉移進行限制,烏克蘭對非居民將國內證券收益轉移設定等待期,馬來西亞對收益轉移征收賦稅等。總體上說,當宏觀經濟穩定,尤其是匯率、債務可持續性和金融穩定恢復時,國內資產重拾信心,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功能恢復,外匯儲備攀升至警戒線以上,就應該考慮退出資本流動管理措施。
四、關于資本流動監管的國際協作
加強資本流入國之間、資本流入國與流出國之間的跨境政策協作有助于降低非合意的政策溢出效應,使政策在全球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對20國集團的政策制定者來說,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是如何在享受金融全球化好處的同時,在國家和全球層面阻止和管理破壞經濟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風險。因此,這些國家對保持宏觀政策健康持續發展承擔著特殊使命,應避免經濟過度失衡和政策大起大落。對于可能通過本國政策影響到其他國家時,如匯率管理政策,儲備貨幣發行國貨幣政策,以及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等,應考慮政策溢出效應的潛在影響。定期、可靠和公平的多邊監管評估機制可以檢驗這些政策所產生的單獨影響和總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貨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風險
一、貨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國際化是一國家貨幣的職能延伸到國外,一國貨幣被他國官方(包括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及私人廣泛使用,在他國或國際間發揮流通手段、價值尺度、儲藏手段的職能。一國貨幣被用作國際貨幣,其職能與其作為一國國內貨幣的職能有所不同,在官方領域往往被用作釘住貨幣、儲備貨幣、干預貨幣,在私人領域常被用作貿易結算貨幣、外匯周轉貨幣、金融投資貨幣及在國外流通使用的替代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簡而言之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貨幣國際化是一種權利和義務的國際化,它對該國際貨幣發行國是一把“雙刃劍”,在帶來收益的同時必然產生相應的風險。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綜合經濟實力的逐漸提升,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聲譽日漸提高,人民幣已經在我國周邊地區獲得了廣泛的使用,其國際化進程已經開始。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分析
人民幣在國際化的進程中,必然會實現自由兌換,外匯管制、貿易保護會逐漸減少,我們在獲得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各種收益的同時,也會面臨著由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風險,如何防范、處理這些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而產生的風險是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巨大挑戰。一般而言,一國貨幣國際化進程中所面臨的風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效力以及獨立性減弱風險
隨著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經濟開放型不斷增強,特別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我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會越來越強。人民幣國際化后,央行在貨幣發行和管理方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人民幣在境外流通的數量不斷加大,這就意味著不受央行貨幣政策控制的人民幣數量在增大。當境外人民幣達到一定數量時,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的效力。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會受到國際生產要素流動以及其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沖擊,使得宏觀經濟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甚至是逆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而行,給國內經濟運行帶來一定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最終會實現匯率的自由浮動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和資本流動狀況成為改變經濟傳導機制的重要變量,國家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宏觀調控時,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人民幣國際化將減弱我國央行貨幣政策的效力以及獨立性。
(二)資本大規模進出帶來的風險
對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行,我國的資本管制壁壘會越來越少,資本最終將實現自由流動,一定量的資本流動有益于我國經濟的發展,投資資本的流入,可以滿足我國經濟發展資金的需求,又會為我國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大量、頻繁的資本流動,特別是投機資本的流入會給我國經濟穩定帶來巨大的風險。由于貨幣管制壁壘的撤除,國際上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等可以通過貨幣兌換直接傳導到國內。
(三)貨幣替代的風險
貨幣替代是一種強勢貨幣驅逐弱勢貨幣的現象。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以及國內的金融管制放松后,我國將可能存在貨幣替代的風險。隨著我國金融體系的日益開放以及人民幣匯率、利率市場的市場化的深入,人們被壓制的對美元等其他國家貨幣的需求就會爆發出來。特別是當宏觀經濟形勢不穩定時,人們就會在金融市場上通過各種避險工具將手中的人民幣資產轉換為其他國家的貨幣,發生貨幣替代行為。另外,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也會存在銀行巨額不良債權的風險,金融系統大量的不良資產將會影響人們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刺激人們獲取外幣以及外幣資產的愿望和動機。隨著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進程,我國居民可以購買和持有外幣以及外國金融資產的制度障礙將被消除,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成本也將大大降低。同時,人民幣實現完全自由兌換后,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聯系將更加緊密,金融市場發育日趨成熟,投資品種日趨多樣化,居民的資產選擇渠道變得更為多樣和豐富。這種情況下,將提高居民對金融資產價格的敏感程度,從而提高居民對外幣的需求彈性,帶來貨幣替代的風險。
(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存在著“特里芬難題”的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面臨著“特里芬難題”的風險。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國際儲備資產的責任是通過國際收支地位的削弱來實現的。如果一個國家需要增加其國際儲備資產,那么它須保持國際收支的順差。如果美元等其他儲備資產不能滿足該國的需要,而且該國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中國必須通過收支赤字來提供人民幣資產。中國越是通過赤字方式提供人民幣資產,其國際收支的地位就會更加脆弱。但是,如果中國有持續的赤字,將使持有人民幣流動性資產的國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
(五)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進入阻撓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進入阻撓是現有國際貨幣對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貨幣進入國際市場的阻撓行為。一種新的國際貨幣的誕生會影響到原有國際貨幣的利益,這種國際貨幣就會對新的國際貨幣產生“市場進入阻撓”。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國際貨幣體系不斷出現新的變化,并且主要集中在貨幣本位制、匯率制度和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等方面,國際貨幣體系由單極化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但是美國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通過擠壓、排擠等非正當競爭手段阻撓其他競爭對手進入國際貨幣市場,美元仍居主導地位,美元獨霸國際貨幣體系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可見,與日元、歐元等貨幣一樣,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會遭受美元的“驅逐”,匯改以來人民幣持續高估、人民幣兌美元被迫升值便是美元擠壓人民幣的最好佐證。
三、結束語
人民幣國際化對于我國而言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應當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充分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將帶來的風險,未雨綢繆。
參考文獻:
[1]黃梅波.貨幣國際化及其決定因素[J].大學學報,2001,(2).
篇6
關鍵詞:宏觀經濟;統計方法;發展;思考
中圖分類號:F222.39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在這里我們給出一個相對全面的解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主要是以宏觀經濟理論為基礎,以指導國民經濟運行為目的,對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過程進行分析的一種實證經濟。在國際上,宏觀經濟這個詞語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論知識,我們國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產生于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額不斷增加,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作用也越來越大。通過對宏觀經濟統計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經濟政策進而實施宏觀調控,刺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內容
(一)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類別及特點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狀態性分析、規律性分析和預測性分析;(3)專題分析和綜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特點主要包括應用性、數量性、對比性、綜合性、實證性五個特點,從真務實,用數據和事實說話,通過實證分析研究宏觀經濟問題。
(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課題和內容
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按照經濟活動來進行課題劃分,可以劃分為國民收入分配、消費需求、投資需求、進出口需求、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分析、宏觀市場運行等多個課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其現實背景的差異,宏觀經濟分析角度都會有不同的研究課題,描述我們宏觀經濟的變化過程、特征、以及變化規律等問題,揭示影響事物變化的關鍵因素,探索其因果關系,并積極的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供決策者選擇。
二、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一分析方法認為各種變量在綜合分析的情況下最終會達到一種均衡狀態,就供給需求理論而言,均衡分析理論認為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在一定的價格和數量條件下,這兩種曲線就會達到均衡,這種理論在馬歇爾將圖形引入宏觀經濟學以后一直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主導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對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認為市場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貼近生活,它認為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對稱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場的供需總是會存在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競爭將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點。
(二)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為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中的一個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論知識的基礎,所以人們更多的還是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運用在金融領域,其中數學依據主要是計量和統計,在經濟學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為5小種,分別為比率分析法、趨勢分析法、結構分析法、相互對比法以及數學模型法,在這5種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礎,趨勢分析方法、結構分析法、相互對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數學模型法則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將來的發展方向。
(三)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
靜態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橫截面分析,是相對側重于分析經濟變量的均衡條件,而動態分析則引進了時間維度,比如較為流行的時間序列分析,相對側重于隨著時間發展經濟狀況的發展,這兩種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兩者相結合來看待,以長泰縣為例,不僅僅要對長泰縣現有的經濟狀況、發展水平、發展特點以及問題作出分析,還要在時間維度上來作出整體把握,充分考慮內在條件和外在因素的雙重作用,從而制定出相對的經濟改革策略。
三、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意義
我們為什么要研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有什么的意義?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1.研究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有利于把握證券市場的總體變化趨勢,在證券投資領域是離不開宏觀經濟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體的經濟發展方向,才能把握證券的整體變動趨勢;2.利用宏觀經濟統計分析來判斷整個證券市場的投資價值,這里的證券市場泛指整個證券交易市場,從狹義角度來說整個證券市場的投資價值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增長質量與速度的體現,當然對于長泰縣這個小整體而言也是這樣的;3.通過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掌握宏觀經濟政策對證券市場的影響,證券市場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息息相關,認真分析宏觀經濟政策,這樣才能準確把握證券市場的運行趨勢和價值變動方向,對投資者、證券業本身,乃至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四、結語
在宏觀經濟學中,一方面在實證分析中,各類分析方法通常綜合起來,多種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決相關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實證分析方法也和規范分析方法相結合,實證分析方法為規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曾提到“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因此在我們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的時候,要用多種分析方法來綜合考慮,研究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內容、方法以及意義。長泰縣作為一個城市近郊縣,在經濟發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方法,制定嚴謹的經濟發展路線,帶動經濟的騰飛,希望本文能對此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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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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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通常可以用“動態復雜性”和“結構復雜性”兩個概念描述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動態復雜性是指隨著時間延續,經濟系統的行為也隨之發生變化,經濟系統的變動趨勢越難以預測,運行越來越不規則,那么整個經濟系統的復雜性也就越高;而結構復雜性是指某一時間點,經濟系統的構成狀態,結構復雜性假設經濟系統由若干小部分組成,這些小部分既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數量越多,說明經濟系統的結構復雜性越高。然而,無論是基于動態復雜性角度分析,還是基于結構復雜性角度分析,我國的經濟系統都朝著日益復雜化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經濟系統復雜性的特點
(一)我國經濟系統的構成變化速度加快
目前,我國經濟系統的構成變化速度日益加快,結構復雜性日益增加,變動規律難以預測。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優勝劣汰,每年都會有數以萬計的經濟單位在重組、破產、兼并過程中消失,但每年也會有數以萬計的經濟單位注冊成立。與此同時,經濟單位的所有制形式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也變得較為復雜。無論是在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還是數量,我國國有企業都呈現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而個體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卻得到了較快發展。此外,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第三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日益提高,從1990年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3%提高到2013年的46.8%,主要原因在于第三產業是溝通物質產品最終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中介產業。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越高,說明各產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密切,各個產業之間的結構也越復雜。
(二)經濟系統構成部分的異質性明顯提高
我國經濟系統中存在較多的異質性表現,如消費者需求日益多樣化、企業規模分布不均勻、行業規模分布不均勻、地區經濟差異較大、居民收入不均勻等。從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看,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差異日益增大,由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江蘇省2011年生產總值為49110.27億元人民幣,2012年生產總值為54058.22億元人民幣,2013年生產總值為59161.75億元人民幣;而西部地區的貴州省2011年生產總值為5701.84億元人民幣,2012年生產總值為6852.20億元人民幣,2013年生產總值為8006.79億元人民幣,僅占同期江蘇省生產總值的12%左右。基于企業規模來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規模差距日益加大,尤其是在電力、石油等壟斷性行業,少數占支配地位的大型企業幾乎完全壟斷了整個行業的市場銷售活動和生產活動,使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內部效率差異與經濟行為差異日益增大。
三、經濟系統復雜性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一)促進政府制定細致的、針對性強的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系統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差異越大,就需要越多信息協調經濟運行,這會增加整個經濟系統的結構復雜性。而經濟系統的結構越復雜,越會使經濟系統構成部分呈現出高度多元化或高度異質性特點。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開展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就必須在采集大量數據的基礎上,制定細致的、針對性強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不能再采用過去統一的、簡單的經濟政策。
(二)對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篇9
就拿“家電下鄉”政策來說,政府采購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007年,為保障農民切身利益,國家實施“家電下鄉”補貼政策,并在四省一市進行試點,到2009年“家電下鄉”已經擴散到全國各地。據統計,2010年,全國家電下鄉產品累計銷售7718萬臺,2011年1月,“家電下鄉”產品銷售繼續保持了增長的態勢,月度產品銷售量首次跨上千萬臺階。全國“家電下鄉”產品銷售1048.9萬臺,實現銷售額253.6億元。
大多數地方的“家電下鄉”都由政府采購操作,而部分地方政府采購在進行“家電下鄉”招標工作的同時,對新增加的產品種類也納入政府采購目錄范圍,將嚴格把控產品質量。據國家質檢總局統計,去年的監督檢查顯示,“家電下鄉”產品質量總體良好,質量安全項目合格率在96%以上,八成以上農村消費者對“家電下鄉”產品質量和售后服務滿意。可以說“家電下鄉”政策帶來的效果與政府采購執行力度密不可分。
不僅如此,政府采購對國家各項經濟政策都能起到積極作用,并且發展潛力巨大。單與國外相比,就非常可觀。2009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達到7413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2%左右,如果按照發達國家政府采購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15%左右計算,我國政府采購金額需要達到3萬億左右。還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2010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約為26%,低于世界平均約40%的水平。并且,財政部在《2011年政府采購工作要點》中重點指出繼續擴大政府采購實施范圍和規模。由此可見,政府采購規模的發展潛力無限。
篇10
【關鍵詞】宏觀經濟 結構失衡 發展方式轉變
2009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但由于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準確及時,我們率先擺脫了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去年我國GDP增長8.7%,而且從總的經濟形勢看,需求結構明顯改善,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所增強,產業結構調整繼續推進,財政狀況逐步好轉,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情況好于預期。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繼續“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根據新形勢新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與適度調整,有利于鞏固經濟回升的基礎,緩解短期經濟波動。在國內外經濟環境有所改善的情況下,今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會好于200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GDP增長的預期目標是8%,這是留有余地的。綜合各方面因素,2010年我國GDP增速預計可達9%~10%,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更加平衡。
經濟結構失衡是宏觀經濟最大問題
我國經濟重新走上平穩較快增長的軌道,說明我們正在擺脫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宏觀經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經濟運行的不確定因素和復雜因素較多,經濟增長的自主性需要加強,經濟體系的脆弱性尚待克服,需重視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大力推進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等。這些運行與發展層面的問題,是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累積的結果。經濟結構既包括產業結構、消費結構、需求結構、分配結構、投資結構,也包括區域結構、部門結構,還包括產品結構、能源結構、就業結構等等。我國經濟結構的諸多方面都存在著需要調整的問題。產業結構中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分配結構中資本回報與勞動者收入增長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投資結構中基礎設施投資與民生投資不協調;就業結構中大學生就業難與制造業招工難并存;等等。而最為突出的則是總需求結構的失衡問題。我國總需求的失衡既表現為內需與外需的失衡,也表現為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失衡,還表現為政府消費需求與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不協調。
從內外需求的結構看,我國人口眾多,潛在消費能力很大,但實際消費能力低下,消費率不高,國內消費市場相對狹小,大量投資帶來的產能只能靠外部需求來消化。近幾年,我國進出口總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20%左右的水平。對外部需求依存度的提高導致我國國際收支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順差越來越大,巨額外匯儲備使得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從投資與消費需求的結構看,近年來,在投資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持續下滑,2008年為48.6%,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從政府與居民的消費需求看,二者近年來呈現出此消彼長的趨勢,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斷增大的同時,居民消費占比不斷下降。2003年以來經濟的高增長也沒有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費的比例。從外部需求的結構看,我國出口的迅速擴張是粗放式,雖然出口總值連年大幅增長,出口商品數量跨越式提升,但出口商品結構和盈利能力卻很不合理。從投資需求結構看,房地產投資和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較高,而科學研究、環境保護以及民生領域的投資比重較低;資金重點投向了第二產業,且第二產業中重化工業的投資比重過大。
總需求結構失衡的主要表現
我國的總需求結構失衡問題,反映在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模式的非均衡、不可持續與低效率問題:
第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有利于社會經濟良性發展的消費需求不振。2008年投資、消費與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45.7%、45.1%和9.2%。消費對GDP的貢獻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投資驅動與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導致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不斷萎縮,給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埋下了隱患。
第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的帶動,經濟社會效益較高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我國發展過程中第二產業一馬當先,占GDP的比重近年來一直穩定在45%~50%的區間內。第三產業則為40%左右,不僅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印度50%的水平。與第二產業相比,發展第三產業對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要求較低,吸納的就業人數較多,具有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三,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源的消耗,有利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科學技術、勞動者素質以及管理水平發揮作用不明顯。第二產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而在第二產業中,高耗能的重化工業發展迅速,使得我國經濟發展過于依賴資源消耗。經濟結構的“重型化”,制約了經濟競爭力的提高,也使我國的資源環境不堪重負。2008年,我國GDP占全球總量的7.3%,一次能源消耗量為20.03億噸油當量,占世界的17.7%。美國、日本、印度的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的比重為24.4%、4.5%和3.8%,而我國的GDP大約為美國的1/3,與日本相當,是印度的3倍。
經濟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全面、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因此,經濟發展方式不科學、不合理問題是與經濟結構的失衡緊密聯系、互為因果的。從當前宏觀經濟的走向來看,為增強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必須大力調整經濟結構,著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未來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雖然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嚴峻,但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好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還有很多:我國尚未完成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工業生產水平升級、社會信息化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加快是我國保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保證;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帶來的低成本勞動優勢還將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區域經濟差異產生的經濟梯度轉移也會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注入動力;龐大的人口規模還潛藏著巨大的消費潛力。要把這些有利因素轉化為現實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還需要在正確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積極并主動地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的同時,著力進行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此,應該重點把握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不宜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是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與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重在總量的提高和規模的擴張。在經濟總量日益龐大、經濟效益提升緩慢、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這種態勢已經不可持續。過高和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加劇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擠壓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空間,有時還會出現高通貨膨脹。今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應著力追求中高速經濟增長與低度通貨膨脹的發展格局,比如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與2%左右的低通貨膨脹率,避免大幅經濟波動和高幅通貨膨脹。
二是加快收入分配機制改革,著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逐步形成居民、企業、政府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的機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勞動報酬與資本回報合理分配企業收益的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進有助于增加居民財產收入的機制的形成;逐步形成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機制,在二次分配中進一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為基本方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社會保障立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財政投入與轉移支付的力度,拓展其他籌資渠道;統籌城鄉發展,改變過去社會保障體系重城市輕農村的局面。
三是以政府轉型帶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除了采取宏觀調控,以財稅和金融杠桿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外,關鍵是加快自身轉型,實現“服務型政府”的目標。要弱化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預經濟的職能,強化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這就要求轉變政府運作理念,強化服務和調控的意識和能力;應改變現有的政績考核模式,不單純以GDP論英雄;應適當減少政府層級,加快大部門制改革;要強化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駕馭經濟社會全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