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文化交流的好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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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新問題

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一些新情況與新問題，對兩岸社會融合將會產生不利影響，需要引起關注。

1、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

文化認同與文化價值認同一樣，都可以使兩岸人民產生強烈的“自己人效應”。所不同的是，文化價值認同比文化認同有更強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動的踐行。文化認同只能使兩岸產生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緣聯想，價值認同卻能使人產生我們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聯想。兩岸文化交流有著心靈對話與情感溝通的重要作用，但兩岸文化交流的終極價值是要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形塑出兩岸新的文化認同，結成促進兩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紐帶。“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勢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認同走向價值觀的整合，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統一。

因此，兩岸文化交流必須牢牢把握“認同”這個核心價值。但從兩岸交流的實際情況看，文化交流不但明顯滯后于經貿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如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場輕文化內涵，重文化消費輕文化整合，重經濟文化輕精神文化等現象。兩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質化傾向，不利于兩岸社會融合，不利于尋求兩岸文化價值認同中的共識與差異，更無法達到兩岸文化交流的最終目標，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異、互利共贏、心靈相通中形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最終實現統一。

2、對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兩岸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共同的傳統價值觀念，共同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諱言，臺灣在歷史上經歷過荷蘭、日本等殖民主義的統治，多少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1949年政權退臺后，臺灣民眾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文化是相對獨立的，與母體文化有著不盡相同的新特征。但這些從自己母體文化發展邏輯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差異性特征，并不能改變自己從屬于母體文化的本質屬性。也正是這些差異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因此從根本上講，臺灣文化并沒有生成一種與中華文化完全不同、存在著本質差別的文化，臺灣文化與大陸各民族、各區域文化一樣，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分支。因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臺灣根深葉茂，臺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可有些臺灣同胞卻認為，臺灣文化來源于中華文化但已經形成了自主的臺灣文化，或者說跟中華文化已經沒有關系，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將臺灣文化和大陸文化對立起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執政后，在教育文化領域中宣傳“臺灣文化主體性”，大肆推行“去中國化”。

出現這樣的認知偏差后果非常可怕，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否認臺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實際上就使兩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發生了變化，這會對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帶來困難，對兩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對構建兩岸共同的文化認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及現代化存在認知差異

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存在認知差異。部分臺灣民眾因20世紀60--70年代大陸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上曾走過一段彎路，認為傳統文化在大陸支離破碎，質疑大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陸而言，贊賞臺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護，但并不贊同島內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責；更不主張打著各種旗號，進行中華文化正統性之爭。

對中華文化現代化存在認知上的差異。兩岸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較為一致的認同，但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兩岸選擇了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走上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由于兩岸長期處于隔絕狀態，期間兩岸又都曾在意識形態宣教上有過一定程度的極端做法，導致兩岸對中華文化現代化發展產生認知差異。臺灣將大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異化”。大陸也并不贊同臺灣過度依賴所謂西方民主、自由，過于強調本土文化的做法。

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這種矛盾雖與異質文化間的沖突有本質的區別，但不利于兩岸敵對情緒的緩解與不信任感的消除，也會阻礙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深入推進。

4、對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存在認知差異

中華文化是連結兩岸同胞的文化臍帶，在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峙的特殊歷史年代，對維系兩岸同胞的民族情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兩岸文化交流、合作與整合，在增進兩岸同胞了解、加深兩岸同胞信任、促進兩岸社會融合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兩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動消除兩岸政治歧見、推進政治和解的功能；兩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應，對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在內的兩岸全面交流起到獨特的作用。

然而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有差異。大陸并不贊同將兩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時認為兩岸理應尊重并充分發揮文化交流在消解兩岸政治歧見、弱化兩岸敵對情緒、促進兩岸統一方面的作用。而臺灣在藍綠對峙的政治生態及美國壓力下，某種程度上希望兩岸的文化交流是脫政治性的、“柏拉圖式”的交流，或者希望兩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應僅限于經濟、社會領域。等“”勢力更是將兩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將其視為大陸“吞并”臺灣的前奏，當然不會理性看待兩岸文化交流對兩岸政治關系促進的正面意義。

若兩岸長期就兩岸文化交流的功能無法聚同化異，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與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5、對兩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認知差異

目前兩岸文化交流的廣度與深度還遠遠不夠，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多為區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統籌性、全局性、長遠性的規劃，更談不上科學的規范性。由于交流機制的長期缺位，兩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對等、交流規模的不對稱、交流領域受限等問題無法得到很好處理，所引發的如學歷采認、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市場規范、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等現實問題，都亟待通過穩固的交流平臺，通過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決。因此適時商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已成為兩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

6、對民主等政治價值觀念與祖國統一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同兩岸統一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因此，早年臺灣拒絕同大陸統一的理由是強調兩岸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岸的生活質量不同，甚至擔心統一了大陸會把臺灣的財富拿走。

伴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當兩岸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有差異但生活水平越來越接近時，臺灣島內出現了另外一種拒絕和平統一的理由：大陸的民主制度不如臺灣的民主制度先進和優越。從臺灣的學者到普通民眾，從藍營到綠營，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不認同甚至有攻擊言論，對臺灣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十分認同并將臺灣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絕對優越于大陸。

但大陸對這一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民主制度與和平統一沒有必然聯系；大陸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適應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需要的。

二、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途徑

兩岸社會的大融合，需要不斷擴大兩岸民間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要加強中華文化的精神紐帶，增強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認同。”為此作者基于兩岸社會融合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建議。

1、樹立共生與發展理念，構建兩岸文化價值認同

有學者指出：“實現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進程，根本路徑就是透過兩岸共同發展，培植兩岸共同利益，形塑兩岸共同價值，加快兩岸同胞情感趨融、價值趨近、認同趨合的進程，加快兩岸一體化進程，建構兩岸共同體。”兩岸文化價值認同，誕生于兩岸同胞頻繁交流的實踐活動中。透過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兩岸語言、價值的趨同化、同步化。

近年來，大陸的和諧社會理念、科學發展理念，都獲得了臺灣民眾廣泛的認可。因此，不僅應當讓臺灣民眾了解大陸同胞在經濟、文化、體育等方面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應當讓他們了解大陸民眾價值觀的最新變化，使兩岸民眾互相認可與接受，為兩岸最終的統一奠定心理基礎。

同時，努力尋求兩岸文化的共通之處，包容兩岸文化的差異，尋求兩岸文化價值的對接。為此，可以加強兩岸在文化古跡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陸涉及臺灣民間民族文化遺產（如祖廟、祖墓、寺廟、禮儀、民間音樂、工藝和民間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搶救、傳承工作。此外，臺灣提出將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園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大陸要鼎力支持。兩岸“要共同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挖掘和提煉有益思想價值，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2、正確梳理臺灣本土認同感，將臺灣鄉土情懷引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土認同感、鄉土情懷，是一種正常的心理需求與正當的情感訴求，與中國國家認同是并行不悖的。臺灣與大陸長期分離，有著不同于大陸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臺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實政治文化生態，客觀地看待臺灣民眾的歷史悲情，不要簡單地把“臺灣意識”理解為“”意識。因此，大陸要在學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將鄉土情懷引導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3、加強歷史記憶，構筑兩岸共有的精神家園

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有的精神家園，構成兩岸同胞國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強臺灣同胞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認同的核心內容。為拉近兩岸民眾的情感，增強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一方面，要強化兩岸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此同時，還可以采納一些臺灣學者的建議，選擇一些合適的歷史文化議題，如、、等，“以藉此培養兩岸民眾共同的歷史記憶”。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兩岸間差異性的歷史記憶。通過加強兩岸的文教交流，來不斷消解兩岸的差異性歷史記憶。

為進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慮設立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資助不同層次的政黨、城市、學校、工會、協會、學會交流，擴大兩岸文化交流范圍與基礎。

4、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努力構建制度化的互動體系

“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范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臺階”。“文化ECFA”的協商簽署，已經成為兩岸的共識。有學者提出可先談框架后充實補齊細則。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文化管理機構的對話機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續性機制、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機制、文化專業人才的培育機制。兩岸可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協商簽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雙方尤其是臺灣方面認為商簽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兩岸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先就具體的文化行業和文化產業如教育、影視、出版傳媒等商簽交流合作協議。

事實上，兩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在推進。如在國共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提出了“積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7項建議；在2009年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6大類29項“共同建議”中，有5大類26項涉及兩岸文教、文創產業和新聞交流的內容。在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22項“共同建議”中，有10項涉及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內容。上述建議內容有許多已取得積極進展。

5、設立文化辦事機構，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兩岸建立交流與溝通的平臺，針對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相關議題，持續進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討論與協商；此外，兩岸可設立文化辦事機構，辦理、推動并維系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事務，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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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影視翻譯；文化因素；歸化；異化

一、引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土壤，翻譯是跨文化交流的橋梁。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滲透，都離不開翻譯。電影電視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也是現代社會最具影響的大眾傳播媒介。近些年來，國內觀眾對于西方影視劇的認可度越來越高，這一方面主要歸因于其宏大的拍攝場面、精良的制作和精湛的演技，另一方面也要歸功于成功的翻譯在文化傳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探討了在影視翻譯中的文化因素以及在翻譯中怎樣處理好歸化和異化的關系。

二、影視翻譯中的文化因素

每一部影視劇都是一定文化區域歷史和社會文化生活的反映，而每一種語言又包含著許多民族色彩鮮明的文化信息。這些文化信息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等等，在語言中以成語、典故、俗語等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在影視劇的翻譯中應該充分考慮到這些文化因素。例如1995年的一部著名心理驚悚片“Seven”。此片講述了一個瘋狂的兇手自認上帝，圍繞天主教的懲戒逐條殺人的故事。這七條罪是指七項世人常犯的過錯，即gluttony(饕餮)、greed(貪婪)、sloth(懶惰)、lust(欲)、pride(驕傲)、envy(妒忌)不[]wrath(暴怒)。Seven這個在宗教上非常神秘的數字(這一點在《舊約》中有最充分的體驗：例如上帝用七天造亞當，取出亞當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撒旦的原身是有七個頭的火龍)，在這部影片中無處不在的“七”暗示著宿命的罪與罰。可以想象，如果漢譯為一個簡單的“七”，中國觀眾就無法產生同樣的文化聯想，所以中文譯名為《七宗罪》，它巧妙地轉換了含有西方宗教色彩、中國觀眾不熟悉的文化，使影片主題鮮明，起到了誘導觀眾的作用。可謂文化價值體現的經典范例。又例如“Bathing Beauty”這部經典音樂喜劇片，在國內只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出水芙蓉》，這是最符合中國人思維習慣和中文韻味的譯名。氣勢磅礴的音樂響起，幾十個女孩在水中翩翩起舞。突然音樂轉為柔和，人群散開，一顆新星從水中冉冉升起，身上滴滴水珠晶瑩剔透。霎時間，明白了“出水芙蓉”的全部含義。“The Wizard　of Oz”(《綠野仙蹤》)，Oz意為虛幻的、不可思議的奇異仙境。譯名來自清朝李百川的長篇小說《綠野仙蹤》，此書以寫神仙異跡為主要線索，并涉及世風人情。譯來十分貼切傳神，套用可謂上佳。在電影“Brave Heart”中有這樣一句臺詞：“Please come here，Ibeg，in the name　of Christ.”此句的末尾是請求或命令的強勢語，與基督和基督教毫無關系。再看字幕的翻譯：“請過來，我求你，以基督的名義。”我國的主流文化是非宗教文化，這樣的翻譯一般中國人是不習慣或莫名其妙的。所以最好這樣翻譯：“請過來，求你了，快點過來，我的小祖宗。”在中文里常把小孩叫“小祖宗”。

翻譯不僅是語際轉換的過程，也是兩種文化交流的過程。由于中外民族、社會發展歷程、歷史政經、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方面的不同，還由于文化認同的差異，詞匯所附帶的聯想意義也就會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以動物詞為例，大多象征豐富，寓意迭出，要想譯筆傳神就要正確理解它們獨特的含義。因此電影Dragon Heart沒有直譯為《龍的心》，因為dragon在英語中有負面的聯想意義(使人聯想到殘忍、魔鬼)，以及在中國文化里龍的正面形象(是中華民族、帝王、成功的象征)，該片被譯為《魔龍傳奇》。再例如First Wives Club這部電影曾被譯作《大老婆俱樂部》，殊不知英文中的first wives指的是男士的第一任夫人，與中國文化中的大老婆毫無關系。現在譯為《原配夫人俱樂部》較為貼近原意。還有The Third Man起初譯為《第三者》，結果被中國觀眾誤以為是婚姻。其實TheThird Man指的是片中車禍事件的第三個目擊證人，現在該片被譯為《第三個男人》。此外，具有文化意識的譯者應當知道影視翻譯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動態過程，因此對某些譯文的處理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進行。在一些地區、某一時代被認為通順認可的譯文在另一地區、時代則可能不是好的譯作。例如港譯《太空也入樽》 (Space Jim)、《走佬俏佳人》(The RunawayBridge)就令大陸觀眾很難理解，“入樽”在粵語里其實是“打籃球”的意思，而“走佬”則意為“逃跑”。

三、歸化與異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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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化導入；英語教學；跨文化交際

【中圖分類號】 H3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09-122-1

文化與語言緊密相連，不可分割。文化是語言的內涵，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沒有文化的語言是空洞的，沒有語言的文化則難以流傳。要了解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就要學習其語言；要想學好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語言，對其文化就必須有一定的了解；要成功地教授一門外語，就必須重視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問題。

一、文化導入在英語教學課堂中的重要意義

語言的教學包括聽說讀寫譯，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學生，必定能夠聽懂和讀懂一些地道的英語會話和讀物，也知曉一些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文化。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重視文化的導入，讓學生了解中西方國家文化的差異，了解語言的不同表達習慣，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避免語用錯誤，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一）文化導入教學能夠開闊學生視野，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現在的英語教學材料非常豐富，且很精致。所選的內容包羅萬象，有禮儀方面的，有家庭教育方面的，有健身保養方面的，有人格塑造方面的，有營銷方面的，有飲食烹飪方面的，有勵志方面的，有科研教學方面的，有建筑藝術方面的，有工業制造方面的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內容基本都是原版引進的，對于開闊學生的眼界很有幫助，同時讓學生結合已有的知識經驗，對國內同行業進行比較，從而獲得更多的知識。

（二）文化導入教學能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由于文化的不同導致語言的表達方式和表達習慣都不同，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不同文化的特點，那么在交流的過程中就會出現不必要的語用錯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代社會，跨國跨文化的交流已司空見慣，這就要求教師在英語課堂教學的過程中適當地傳授給學生一些中西方文化差異方面的知識，學生將學習到的英語知識在實際的生活中更好的運用，才能達到英語教學的最終目的。

二、文化導入在課堂教學中的方法和途徑

（一）采用比較法教學。英語課堂教學中運用比較法是跨文化語言教學的一個很好的教學方法。將所教的課堂內容與西方國家相似的事物進行比較，讓學生得出相同和不同之處，這樣既加深了對母語語言文化的理解，又學習了陌生的西方文化。比如在關于西方圣誕節、感恩節的課文講解中，就可以將中國的春節和中秋節的文化習俗進行比較，讓學生知曉西方人的圣誕節、感恩節和中國人的春節、中秋節的重要意義，這樣學生對于西方的節假日的風俗習慣就能有個大致的了解，既能提高學習興趣，又能改善課堂教學效果。

（二）從詞匯入手，學習不同的文化習俗。英語中的單詞有些具有多種意思，尤其是在不同的情景下可能同一個詞匯有不同的意思， 這與中文中相同的詞匯在不同的語境中產生不同的效果有異曲同工之效。比如英語中的Apple一詞，就有幾個意思，“蘋果”、“蘋果電腦”、“紐約市”和“掌上明珠”等，在She is the Apple of my eyes中，這里的Apple就是掌上明珠的意思。在進行課堂教學中多用不同的例句幫助學生進行詞匯學習，從而了解文化習俗。

（三）典故引入法。引用歷史、傳說、文學或宗教中的人物或事件通常是我們很多人在說話和寫作時常用的手法，這些人物或事件就是典故。典故不僅可以修飾潤色語言，使之生動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更易于人們溝通思想。如《大學英語?精讀》第3冊第3單元"Why I Teach？"一文中出現了這樣一句：“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creation，when the clay begins to breathe."？根據《圣經》記載，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并將生命之氣吹在他的鼻子里，使之成了有靈氣的人，這樣上帝“造人”的工作就完成了。此處作者運用了《圣經》典故，恰到好處地把教師比喻為創造生命的上帝，即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圣經》學生讀過并很熟悉的不多，對于典故更不熟悉，需要老師詳細講解，學生們才真正明白文章的涵義。

（四）糾錯法。將學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容易出現的文化錯誤進行整理，在課堂教學中有針對性地糾錯，讓學生在糾錯中學習跨文化知識，不失為文化導入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

（五）運用多媒體教學擴展課堂教學內容的寬度和深度。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新的多媒體技術不斷涌現，在網絡的普及下迅猛鋪展開來，現有的課堂英語教學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了，教師怎么樣提升課堂教學的寬度和深度已經是個很有研究價值的課題了。教師在課堂上可以利用原版的英文電影電視劇輔助教學，讓學生在英語的影視劇場景中去感受、去觀察、去了解語言和文化的關系，使學生在趣味當中學習到有關的文化知識，提高英語學習與應用能力。

三、結束語

總之，將文化導入到英語的課堂教學中，采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對于英語的教學是相當有幫助的，既能夠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興趣，又能幫助學生了解和學習不同的國家文化，提高學生運用英語的綜合能力，避免在跨文化交際的過程中出現不必要的語用錯誤引起不必要的損失。

參考文獻：

[1]鄧炎昌，劉潤清.語言與文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2]鮑志刊.也論外語教學中的文化導入[J].外語界，1997，（1）.

[3]趙厚憲.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原則[J].中國英語教學，2002，（6）：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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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音樂文化;文化交流;比較音樂

201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瓊、劉旭光著的《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一書(2012年12月第一版，共249頁)，本書講述了中國與西方的音樂產生交流之后，中國音樂的元素、中國音樂美學思想便與西方音樂進行了雙贏的互補，經西方音樂對中國元素的選擇性的吸收和本土化的轉換以后，中國音樂美學思想便成了西方音樂中的一個鮮明特點。［1］本書從中國與西方不同的音樂觀念、音樂美學思想入手，分析中國與西方音樂作品的不同特點，以及欣賞者欣賞作品時的不同“抓手”。由于華裔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中的巨大比重和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的不斷增強，西方音樂中“中國因素”的特點也不斷增多，成為西方音樂作品中的一道亮麗風景。通過比較中國與西方不同的音樂觀念與音樂形態，分析中國與西方音樂的差異，通過比較差異，概括出中西音樂精神各自的特點與追求，為雙方的理解與交流奠定理論基礎。同時本書細致梳理中西方音樂之間的交流，特別側重中國音樂在西方的傳播，以及西方音樂對中國音樂元素的吸收與借鑒，中國音樂精神中的一些因素融入到西方音樂中，并豐富了西方音樂的演進與變化。“中國因素”對于西方傳統的文化價值觀是否有影響，是否影響很深，這還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問題。本書形成了中西文化差異性、中西文化影響的歷史源流以及中國因素具體表現三部分為一體的知識體系，由中西音樂精神的差異、中西音樂形態的差異、中國音樂影響西方的歷史源流、西方音樂中的中國因素以及20世紀西方音樂思想中的“中國因素”五個章節組成:第一章論述了中西音樂精神的差異，作者對中西方不同的“音樂”觀念和“神”之異兩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二章作者將“樂音與搖聲”“強弱與板眼”“和聲與曲調”三種音樂形態進行對比;第三章講述了中國音樂影響西方的歷史源流;第四章講述西方音樂中的中國因素，分為“題材中的‘中國因素’”“音樂語言中的‘中國因素’”以及個案分析:《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作者對這幾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第五章(189～243頁)是20世紀西方音樂思想中的中國元素，是對中西方文化交流雙方精神需要雙重影響下的必然結果。

一、本書特色

1.知識結構清晰，語言簡練易懂本書分為五個章節，知識結構清晰易懂，語言簡練卻不失學術價值。五個章節層層遞進，相互影響。第一章介紹了在精神差異中，分為“音樂”觀念的差異與“神”之差異兩個小的方面。第二章中將形態差異分為“樂音與搖聲”“強弱與板眼”“和聲與曲調”三種情況，并將三種音樂形態進行對比。第三章承接前兩章音樂精神與音樂形態的差異，進一步將中國音樂影響西方的歷史源流進行了介紹。第四章通過前面內容的鋪墊，作者將重頭戲放到了后面的章節中。第四章為西方音樂中的中國音樂因素，作者先從題材中的“中國因素”、音樂語言中的“中國因素”兩個部分進行了探索。第五章主要論述20世紀西方音樂思想中的“中國因素”，有前面章節的鋪墊，這個部分明顯清晰起來。作者將音樂思想進行命題，將中國的音樂思想對西方的影響進行分類講解，條理清晰，使讀者一目了然。書中還對宗教思想、思想中的“中國因素”特征、“中國因素”在20世紀西方音樂中的地位與成因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因素”對西方的影響越來越重要，新的道路已經逐漸形成，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因素”對西方音樂藝術的影響尤為重要。整本書知識結構較為清晰，語言簡練易懂，適合了解初級比較音樂學、中西文化交流、音樂美學等內容的學生閱讀。2.舉例豐富多樣，切合主題思想這本書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每一個論點都綴有許多切合的例子，使得作者的觀點體現得更加清晰，更具說服力，同時也為讀者提供很多觀點信息。在每一個章節都運用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曲目舉例、人物列舉、譜例支持等。(1)書籍資料:如第一章第一節中《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對音樂進行了詳細解釋(詳見第一章第一節“不同的‘音樂’觀念”，第3頁);再如第三章第一節中18世紀前傳教士阿理嗣于1884年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以英文寫的《中國音樂》，將中國律呂、記譜法、中國音樂的調性等問題進行論述，表明了傳教士對中國音樂向西方傳播的特殊貢獻等。［2］(2)曲目舉例:這方面幾乎在每一章節都涉及到，如將唐朝詩詞德譯譜曲的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聲樂曲調以《茉莉花》曲調為主，是國外作曲家爭相引用的曲調;最為著名的是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器樂曲調以廣東音樂為主;許多外國作曲家的作品名字運用“中國”字樣，如俄羅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劇《夜鶯》中的《中國風格曲》，美國組曲家蔡新斯(AbramChasins，1903—1987)《三首中國小品》，齊爾品(A．Tcherepnin，1899—1977)的《中國民歌七首》等。豐富的例子使得每個觀點都讓人感到恰到好處，“畫龍點睛”的絕妙處理，更讓人為之信服。(3)人物列舉:本書列舉了很多對中西方音樂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人，馬可•波羅、利瑪竇、錢德明、阿理嗣等人來到中國這片充滿魅力的土地上進行對中國音樂的探索，他們將中國的音樂文化進行記錄，整理成綜合性的著作，成為早期歐洲人了解中國音樂的啟蒙書［3］。其他的音樂家如齊爾品、、約翰•凱奇、漢斯•貝特格、普契尼等大師都在探索中國音樂的獨特魅力。作者將這些典型的音樂家進行了論述，在音樂語言、音樂形態、音樂思想上進行詳細解說。(4)譜例支持:本書在許多章節都配有相應的譜例，并且配以多種譜例形式，比如第二章第一節中作者將郊大興縣吹打曲牌《浪淘沙》工尺譜、簡譜進行了對照(詳見53頁圖一);在第二章第二節中介紹節奏與節奏型時，列舉了巴赫的《升d小調前奏曲》、肖邦的《瑪祖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的主題五線譜譜例(詳見58～60頁的若干譜例);再如第二章第二節作者介紹中國板眼法的外在表現形態中列舉了民間音樂《倒八板》的文字譜譜例……這些譜例生動地還原作者所要講述的中西方音樂文化的差異性，極具說服力。縱觀全書，筆者認為第四章西方音樂中的中國因素寫得最為精彩，也是整本書最為重要的章節。尤其是的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其實作品歌詞也來自于德國文學家漢斯•貝特格的詩集《中國之笛》，自貝特格的《中國之笛》中選出刪改后引為歌詞［4］。作者將的歌詞與貝特格的詩詞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每首唐詩的意境，正好印證了當時生命狀態的真實寫照［5］，同時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了古代詩詞被外國作曲家爭先引用外，中國民歌的旋律也是這些大師喜愛的因素，尤其是中國民歌《茉莉花》。意大利歌劇作曲家普契尼將《茉莉花》的曲調運用在自己的歌劇《圖蘭朵》中，他創造性地使用了這種民歌，令西方人對中國音樂的感性認識獲得質的飛躍，引起西方人對中國音樂語言本身的興趣。［6］

二、缺點與不足

本書在結構上、例證上體現出本書的特色，但其中仍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第一，書中各章節的語言陳述稍顯淺薄，一些觀點稍顯幼稚，語言口吻還是不太到位;第二，每個章節的結構邏輯稍顯松散，每個知識點結束時沒有一個明顯的節點，串聯性較差，沒有“一氣呵成”的連貫特點;第三，缺乏當代“中國因素”對西方影響的章節寫作，作者只針對20世紀之前的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影響的論述，而21世紀的例子卻沒有體現出來，知識性不夠全面;第四，整本書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語或者評論。本書雖然例證豐富，但是作者的觀點稍顯不足，總結性的結論太少;第五，本書的題目名為《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題目不小，但書中介紹的內容以及容量明顯與研究專題不符，作者題記的本書運用比較音樂的方法，但比較音樂的痕跡卻不太明顯，有些“大題小作”。

三、總結

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之后，中國音樂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影響著全世界的音樂文化，中國音樂在西方的傳播也在蔓延發展。中國的音樂元素、中國的音樂美學等方面與西方雖然有著本質的差異，但許多作曲家運用“中國因素”進行音樂的創作不在少數，中國音樂的美學思想甚至影響了許多西方音樂家一個時期的創作理念。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相互交流，使得兩者交融，促進兩者共同發展，實現“共贏”，中國音樂美學思想便成為西方音樂中的一個特點。無論是中國民歌《茉莉花》還是廣東音樂《步步高》，無論是中國唐詩還是道家思想，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西方人對中國音樂文化越來越重視，越來越熟知，文化傳播的力量是巨大的。縱觀這本書的觀點，作者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各方面知識進行了梳理，清晰地向讀者展現了中國音樂文化對西方的影響的內涵，將一系列例證進行陳述，將各個觀點進行整合，最終實現音樂美學的審美價值。當然不足之處也需注意，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夠更加客觀地整理，對這些缺點給予更多地關注和修改，使得音樂美學與文化及交流的知識更加清晰地展現在大家眼前。

［參考文獻］

［1］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5—109．

［3］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

［4］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民出版社，2012:141．

［5］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6］李瓊，劉旭光．中國音樂藝術對西方的影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7］于潤洋．西方音樂通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

［8］［美國］馬克•伊萬•邦茲．西方文化中的音樂簡史［M］．周映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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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號演奏；氣息運用；技巧

當下高速的經濟社會發展給人們帶來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在物質生活日趨豐富的同時人們對精神生活要求也逐漸提高，因此在文化方面也引起了多元素的碰撞，音樂作為最為恒古的文化交流元素在今天人們的生活中成為了不可或缺的生活要求。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西方音樂、樂器逐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被帶入了全球文化交流的舞臺。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生根、發芽，得到了極好的推廣和發展。西洋樂就是西方音樂的典型代表，在中國受到了極大地歡迎。小號作為西洋樂中不可缺少的樂器之一，對樂曲中整體演奏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對小號的演奏技巧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吹奏小號氣息技巧是影響小號演奏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想要把小號演奏好，必須在氣息的運用上做到精益求精，才可以演奏出動聽的樂曲。筆者針對小號的氣息運用技巧展開闡述，為提升小號的演奏效果技巧做出一些參考。

一、小號演奏中氣息運用的重要性

（一）氣息感覺的調整

所謂氣息的感覺簡單地說就是一種狀態，是呼吸時人體不同部位的一種內在感知狀態。對氣息的調整通常是通過練習來實現的。練習時首先要保持身體的平躺狀態，保持呼吸的均勻，然后放置適當的重物在腹部，慢慢地調整氣息，等氣息恢復正常的時候感受腹部的感覺。之后保持直立，仔細回想平躺時腹部的感覺，用雙手掐腰，感覺吸氣呼氣時對身體內部的影響，感受氣體的推動力。最后，彎腰成九十度做深呼吸，感受氣體在身體內進出，平衡身體的力量。

（二）呼吸方式的調整

要對氣息進行專業的訓練才能有效地增加氣息的長度以及對氣息的掌控度，為更加高效地掌握氣息的運用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也是演奏高難度作品的必要保障。對氣息的訓練，其本質就是通過不同的呼吸方式來調整氣息的長短。比較常見的呼吸方式包括腹式呼吸法和胸膜式呼吸法。腹式呼吸的原理是，使橫隔膜強化呼吸肌自然運動。吸氣時橫隔膜隨著肋骨擴張而著力下降直達腹腔，呼氣時下肋收縮，橫隔膜彎窿上提，從下方擠壓肺部使吐氣有力，從而使呼吸運動相對輕松自如。胸腹式呼吸是把二者結合為一的呼吸方法，讓胸肋與橫隔膜共同作用，從而加強了氣體代謝。胸腹式呼吸可使呼吸肌受力相對均勻，肌肉不至于產生過度疲憊狀況。此外，呼吸肌配位的得當性，使呼吸互相支配相對自由，對節奏的把握性也更好。因此，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說胸腹式呼吸方式更有益于對氣息的控制和運用。呼吸鍛煉的時候，可以兩種方式交替使用，有效地延伸氣息的長度，增加對氣息的掌握力度，合理掌握收放氣息，以實現氣息的呼入掌握自如。

二、小號呼吸訓練中的難點

小號演奏過程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高低音不能及時轉變，音色、音準演奏不到位等，嚴重的時候還會出現演奏者在不能發聲或者發聲困難的情況。這些都嚴重影響小號的演奏水平。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根源還在于演奏者對氣息的運用不能恰當好處，靈活調整。因此，需要在小號氣息訓練中，針對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點進行訓練。比如要注意呼吸的時候氣息下沉，吸氣的時候要注意盡可能地多地吸入，要調整吸氣的速度，注意氣息下沉的時候腹部的用力情況，要注意吸氣動作的規范性，保證演奏時的口型的準確性。經過這些方面的鍛煉，演奏者的氣息運用將會達到一個新水平。

三、小號呼吸訓練方法

小號演奏的氣息訓練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要持之以恒地堅持科學、有效地訓練，才可能得到預期結果。下面詳細介紹幾種針對性氣息訓練方式：采用躺臥式呼吸練習、跳躍式呼吸練習、坐立式呼吸練習可以有效的提升對小號演奏氣息的控制力度。采用號嘴練習、長音吹奏練習、或借助氣息訓練工具，來完成自身在吐氣環節上自由精確控制氣流呼出速度、力度的能力可以實現氣息的呼出控制。

想要完整優美地把一首曲子中的小號部分的樂曲演奏完，不但需要堅實的氣息運用技巧，還需要演奏者保持較好的體能，以輔助演奏者更好地長時間準確地掌握氣息的運用。因此，在氣息鍛煉之余，還要注意對整體身體機能的訓練。比如進行有氧運動（慢跑、騎車、游泳）等，從而從體能、意識、控制方式與能力等方面全方位地得到提升；最終達到演奏者可以按照演奏作品的音色、音域、風格準確控制演奏中吹奏氣流的速度、力度，從而使得演奏出的聲音滿足作曲家要求、實現演奏者的預想目標。

四、結語

綜上所述，小號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對氣息的運用，是通過小號演奏出優美音樂的前提，同時也是小號演奏中的聲音根源，更是小號這種優美藝術樂器的重要音樂表現手段，它不但能確保小號演奏的完整完成，更是各方面演奏技術達到完美結合的關鍵所在。氣息的好壞對小號演奏整體水平的發揮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通過專業、科學地對氣息展開訓練，增加對小號氣息掌握技巧運用，可以讓小號演奏水平得到提升。小號的演奏技巧需要刻苦的訓練以及時間的付出，貴在堅持。只有熟練地使用吹奏技巧，才能完美自然地駕馭小號，讓小號發輝更大作用，在音樂領域散發光芒，同時提升個人演奏水平。也是作為一個演奏者的責任所在，將小號這種古典、優美的西方樂器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演奏出美妙動人的音樂之花。

參考文獻

[1] 張劍.談如何“設計”小號練習[J].成功（教育），2009（02）.

[2] 李放.談小號演奏中的呼吸技巧[J].北方音樂，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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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俗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跨文化翻譯中，如何將帶有濃厚民族色彩的民俗文化詞語恰到好處地翻譯出來，為外國游客所了解認知，使之成為連接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紐帶，顯得尤為重要。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文化信息的傳遞。譯學研究的文化轉向也日漸凸顯翻譯的文化功能。中外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風俗習慣，產生了大量不同的民俗文化詞匯。為有效實現跨文化交際，讓外國游客能獲得與原語讀者相同的感受，增進民族間的交流，弘揚中華文化，就要求譯者在準確地傳遞原文基本語義信息的同時還要對民族的心理、歷史習俗、宗教文化等都有所了解并在翻譯時設法最大程度地保留其民族色彩，保持文化身份。“譯者不能隨心所欲地把西方民族民俗移植到中華民族民俗中，否則就會造成文化身份模糊、錯位的后果”。[2]民俗文化固有的文化身份就在于其是某一特定民族文化所產生的文化特性，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努力保留的成分。針對旅游文本中的民俗文化進行英譯時還需符合目的語語言習慣，充分考慮目的語的語言文化心理，使雙方在價值觀念、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及審美觀念等方面達成共識，才能處理好旅游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最大程度降低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沖突，更準確地傳達出各民族間的文化特性及體現出語言間特有的民族色彩，更好地弘揚本土文化。

二、從功能翻譯論看民俗文化資料的英譯

功能翻譯論是一種強調譯文功能的應用性較強的翻譯理論，因此，將功能翻譯理論運用到旅游文本資料中的民俗文化翻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功能翻譯學派認為，翻譯是人類一種有目的的交際行為，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目的決定手段”。功能翻譯理論將翻譯研究納入跨文化交際研究，其以目的為主導的翻譯標準多元化的理論體系，更符合翻譯實踐。“功能學派大膽地擺脫等效論的束縛，以目的為總則，把翻譯放在行為理論和跨文化及交際的框架中進行考察，為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3]弗米爾（Vermeer）是目的論的創始人之一，認為翻譯有明確的目的和意圖，翻譯策略必須根據翻譯要達到的目的來決定。由于語言、文化、社會背景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翻譯不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語言轉換活動。在目的論的框架下，決定翻譯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受眾。目的論中有三個重要的法則，即目的性法則、連貫性法則和忠實性法則。目的性法則是指翻譯行為取決于翻譯目的；連貫性法則是指譯文必須能讓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語交際環境中有意義，即語內連貫；忠實性法則是指譯文要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且包括為實現譯文預期功能所進行的必要調整。目的性法則是決定翻譯過程的首要法則，忠實性法則從屬于連貫性法則。運用功能翻譯理論來指導民俗文化的翻譯，并不是要譯者拋棄原文意義與原語文化，而是強調應更加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在堅持民俗文化翻譯原則的基礎上，調整翻譯策略和方法，盡可能使譯文保留住原語文化的異域特色，最終實現弘揚民俗文化及旅游資料翻譯的宣傳功效。

三、民俗文化翻譯原則

民俗文化資料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應遵循兩個原則：準確傳達文化內涵，保留民族文化身份[4]。準確傳達文化內涵是指譯文首先應力求準確簡潔，盡可能貼近原文的文化內涵，顧及譯文讀者的閱讀欣賞習慣和心理感受，使外國游客能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樣的文化感受，但不必費心尋求字面上的完全吻合。保留民族文化身份是指在翻譯過程中，盡量忠實于原文、原語境，盡量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來保留住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和文化特性[5]，將某個特定的民俗文化的內涵翻譯出來，不用或少用異域民俗文化形象來替換原語民俗形象，最終實現交際目的。四、民俗文化翻譯的基本策略民俗旅游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文化旅游，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風土人情等也是大多數外國游客最感興趣、最想了解認知的新鮮事物。這些民俗文化為本民族所獨有，因此很難在其他語言中找到對應的表達方式。要使譯文讀者獲取到近似原文讀者獲得的效應，就必須采取多種方法進行變譯，將中國特有的旅游文化資源介紹給世界，保證民俗文化的傳播效果。巴蜀民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主要包括巴蜀自然地理環境、物產資源、生產方式等。巴蜀民俗文化真實而生動地體現了巴蜀各族民眾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倫理觀念以及心理意識等方面的民族特點。就重慶而言，兼具山城與江城特色的自然地理特征始終伴隨著重慶地方特色文化的發展，已成為重慶民俗文化的重要方面。重慶民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與復雜性書寫著重慶的人文社會風貌，展現著重慶的民俗文化特色。就重慶旅游文本對外宣傳的翻譯現狀而言，民俗文化的翻譯存在的問題較多。這些瑕疵、錯誤散落于景點介紹小冊子、導游手冊、明信片等各種旅游資料中，理解錯誤、文化誤解、用詞不當、中式英語等之類的錯誤隨處可見且民俗文化英語出版物的內容比較單一，主要僅集中在地方歷史文化旅游景點介紹的主題上。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很多，各種民俗活動也豐富多彩。民俗文化的英譯過程其實是語言從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傳播的過程。翻譯策略的選擇，關系到原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傳播效力。勒菲弗爾（1992）指出“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實際上是由一系列具體的因素決定的：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意識形態的。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體現在譯者的譯文當中。”[6]149為了很好地保存與傳播本土的民俗風情，同時實現地方民俗文化傳播的目的，譯者要努力做到既忠實于原文，又生動地再現原文。民俗文化資料涵蓋了歷史、政治、民俗、宗教、藝術、文學等各個方面，翻譯時應力求將原語的表達方式及文化意象移植到譯語文化中，充分保留地方民俗文化形象，保持自己民族獨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地位，實現兩種語言文化的相互交流與滲透，幫助外國游客了解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筆者通過對旅游文本中富含民俗文化信息的文本分析研究，探討民俗文化翻譯的基本策略與民俗文化的傳播，以期引起更多譯者對民俗文化翻譯的思考。

（一）音譯（加注）法

翻譯涉及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語言和文化鴻溝，翻譯只能盡量地使譯文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為了很好地保存與傳播本土的民俗風情，對具有很深的民俗文化背景旅游文本翻譯時，很難在目的語里找到表層指稱意義和深層文化內涵完全對應的語匯，譯者可采用音譯（加注）法把原語里的詞匯直接移入到譯語中去，以使譯語讀者從譯文中獲取的交際信息盡可能地等同于原語讀者從原文中獲取的交際信息，并同時豐富了譯語文化。音譯法是“把一種語言的語詞用另一種語言中與它發音相同或近似的語音表示出來。”[7]41如陰（yin）、陽（yang）、豆腐（tofu）、功夫（kungfu）、麻將（mahjong）、餃子（jiaozi）等。通過對這些新詞術語長期而廣泛地使用便可逐漸融入譯語語言中，豐富譯語語言的詞匯，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語言的融合，加強民俗文化的對外傳播，從而更好地促進跨文化交流。音譯法很好地保持了原語的文化特色，但對于某些富含文化信息內涵的詞匯翻譯則有可能使譯語讀者不知所云，因此，采用音譯加注的方法就能很好地彌補這一缺陷。如“清明節”不僅僅只包含掃墓這一重要環節，更含有農業節氣的深層內涵，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其文化淵源頗深，因此將其簡單地譯為“Tomb-sweepingDay”是值得商榷的，建議采用音譯加注的方法補充完整其文化意象，這樣更易為外國游客所理解。

（二）直譯(加注)法

直譯法是指在翻譯過程中按原文逐字逐句一對一的翻譯，保留原語詞匯的字面意義，把原語的詞匯、句式及文化等特點原封不動地引入到目的語中，保留原語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如北京烤鴨（BeijingRoastedDuck）、揚州炒飯（YangzhouFriedRice）等，但直譯也同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于原文中富含民族文化特色的詞匯，就需要在保留原語字面意義的基礎上再加一個注釋，解釋說明其中蘊含的文化意象，加大原文信息量，給外國游客提供必要的文化知識，緩解由于文化缺省帶來的理解困難，保證譯文讀者能獲得同樣的認知效果，以保持其文化身份的清晰度，如中秋節（Mid-AutumnFestival）在旅游文本資料翻譯時就可在其中補充注解“atraditionalChineseFestivalholidayinwhichChinesefamilygathertocelebrateit”等。

（三）意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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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不是堆放文物的場所

《四川黨的建設》：盛院長，公共文化場所走向更為開放，是否已成為大勢所趨？

盛建武：是的。其實，全省范圍內很多文化場館早都已經實現了免費開放。2009年5月省博物院新館開館后，一直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的。現在我們主要思考的問題是，免費了，如何讓公眾聚集到我們這里來，博物館能不能更大限度地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能不能充分發揮博物館應有的作用。

《四川黨的建設》：現在的人好像一年都去不了一次博物院，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盛建武：博物館是公眾的事業，我們應該把博物館的陳列展覽、社會教育，包括博物館的學術和保護工作，都圍繞著公眾互動、滿足公眾的需求來做。當代中國博物院的辦館思想和理念，就是把博物館還給公眾。

公眾的愿望很實在，我們的展覽怎么樣把文物后面的故事，把四川文化的淵源講清楚，講明白，讓公眾走到博物館能夠實實在在地學到知識，提升文化素養，這是我們的夙愿和要求。但是傳統的展覽在內容和形式上比較呆板，給觀眾的互動性、參與性的確比較少。

《四川黨的建設》：您認為“把博物館還給公眾”這樣的辦館理念效果如何？

盛建武：通過我們的努力，從開館到現在，到四川博物院來參觀的人數已有180萬人了，平均每天還是有3000多人。不過，我想講一下我們應該反思的地方。我們不能讓公眾認為，博物館就是一個堆放文物的場所。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博物館，融入博物館，使博物館成為他們文化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還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做。

圍繞公眾的需求建設博物館

《四川黨的建設》：如何引導公眾參與到博物館的建設上來？

盛建武：圍繞公眾需求，我們邀請各界人士走進博物館，幫我們提出陳列展覽的意見，使觀眾廣泛參觀博物館陳列、展覽和設計。為此，我們開了很多這樣的專題懇談會。

四川是一個了不起的文物收藏大省，我深切感受到四川特別是成都有著廣泛的文物愛好和需求，送仙橋市場在全國也是大名鼎鼎的。我們構建了一個收藏資源聯盟，現在整個聯盟成員已經有兩千多人了。通過廣泛深刻接觸，我們向收藏界的朋友傳遞這樣一個理念：文物收藏再多，它的歸宿還是在博物館。構建聯盟以后，有很多公眾幫助博物館搞建設，搞陳列，搞管理，也幫助博物館去征集文物。

目前，通過公眾的互動和他們的幫助，我們已經征集了幾百件文物，這是過去沒有的情況。

《四川黨的建設》：我們注意到，四川省博物院近期開通了自己的微博，及時向網友一些參展消息，怎么看待微博這種傳播方式？

盛建武：現在通過各種形式傳達市民和公眾的反映、需求和我們的文化工作，并搜集到網友對博物館工作的關注和理解，我們希望有更多像微博這樣比較新穎快捷的形式，對社會、民眾提供更多的服務，傳達更多的聲音。

《四川黨的建設》：聽說你們還在籌建網上博物院？

盛建武：建立網上博物院是一個長期漫長的計劃。四川博物院有近30萬件文物，在全國省級文物藏品和等級數排在第四。去年博物院職工花了一年時間，把所有館藏文物當中的等級文物全部實現了數據庫的錄入，下一步要通過一些應用軟件、管理程序來打造虛擬博物院，最終實現大眾足不出戶，就能逛博物館、參與互動活動。這個工作還有一個過程。

博物館需要“請進來”和“走出去”

《四川黨的建設》：除了繼承和發揚巴蜀文化以外，您在引進西方的文化有沒有什么自己的計劃呢？

盛建武：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學習別人的文化，增長見識，與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文化交流，對于我們提高整個四川的文化氛圍，提升文化素質，打開眼界有非常大的好處。開館以來已經展出法國、印度、新西蘭等國家的一些藝術品。

今年是四川博物院建院70周年，我們還要引進高端的西方文化精品到四川博物院來展覽，陳列的內容一定是震撼性的。另外，我們還要求新，就是引進現代技術手段，利用三維、四維、幻影、互聯網等來展示文物。

篇8

[關鍵詞] 西方國家；東西方文化；差異；電影片名；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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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可以說是當前社會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普及方式，在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可以說是屬于跨文化交際活動，從一種語言轉到另一種語言，在同一個文化氛圍中是不相同的，那么如何讓輸入國家的受眾接受電影的片名，這是作為翻譯者需要注重的問題。在電影中蘊涵著豐富的人文習俗、民族文化等特征，可以說電影翻譯能夠被當作是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之間進行的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動。在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過程中，隨著我國電影與世界電影文化交流頻繁，不只是電影的內容，就連電影片名的翻譯都起著重要作用。可以說一部優秀的電影有著吸引力十足的名字，能夠激發觀眾的觀看熱情，而劣質的翻譯名稱能夠降低受眾的觀看欲望。但是基于自然環境、歷史條件與社會現實等多個方面影響，東西方文化也呈現出了很大的差異。因此在翻譯電影片名過程中，需要考慮到異國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差異，讓電影能夠更容易獲得潛在觀眾的認可與歡迎。本文立足于東西方文化差異，通過研究差異來解讀對英美電影片名翻譯的影響，并且提出一些使用的翻譯策略。

一、中西文化的主要差異

社會學家認為，文化指的是社會中人們能夠具有的共同的傳統、民族信仰與價值觀的總和。而其中最主要的三大要素，也就是價值觀、規范和符號。我們在文化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用自己民族文化的標準來看待與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當兩種民族文化在交流中接觸時，就難免由于兩者的差異而發生激烈的碰撞。由于兩個地區的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加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多種事件等因素，讓中西方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

（一）人們的等級觀和價值觀的差異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思想，主張建立以家庭為本位、以道德倫理為中心、以人們等級觀念為基礎的法律制度與思想意識形態。孔子主張“禮治”與“德治”，在禮與法的關系中是強調禮治的。在德與法的關系中是強調德治的，在人與法的關系中是強調人治的。人們受到等級觀念與價值觀念的多重影響，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會十分謙虛謹慎，為了顧及人情在交流中表達得十分委婉。在個人價值觀念中也更加傾向于對社會與國家的共享，因此在中國的民族傳統價值觀念中，集體的利益是高于個人利益的，人們不但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其他人與社會負責。

但是在西方國家是以個人主義為基本文化構成的，在西方國家個人主義能夠對國家的歷史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成為西方國家文化的價值核心。在西方國家人們信奉個人尊嚴，崇尚個人的獨立思考與判斷以及靠著自己的力量來實現個人利益。

（二）人們的倫理觀與道德觀的差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倫理以仁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通過禮為仁的體現形式，將倫理道德與修身濟世相聯系起來，對人們的倫理道德的自覺性與社會功能進行強調。中國民族文化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堅持誠信、忠誠等道德倫理準則，并且根據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每個人都要堅守禮數，盡到自己的職責。

但是在西方國家會更加注重依法治國，多種法律都可以說涉及到社會的多個領域。在這個注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法治國家中，人們的平等讓每個人的等級觀念與地位變得十分淡薄。以西方國家的家庭為例，人們認為父母與孩子之間只是感情關系，而不是道德義務的關系。孩子們在成年之后就會離開家庭獨自生活，在父母年邁之后，孩子也沒有贍養的義務。

（三）社會文字符號的差異

通過兩種文化的對比，考慮到符號的應用與象征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同國家的、社會傳統習俗與經濟發展有著巨大的差異，中西方文化在符號的象征意義與使用的方式中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以顏色為例，西方國家與中國文化中，顏色的象征內涵就有著巨大的差異。例如：紅色給人一種熱情與積極的感覺，因此中國人一般將“紅”作為喜慶的指代詞。但是在西方國家，紅色一般與恐懼與等詞語相聯系。還有數字13在西方國家的文化中指的是不幸的意義，但是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忌諱，人們往往更加避諱數字4，因為它與讀音“死”相近。

二、文化差異在電影名稱翻譯中的表現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中西電影的發行數量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兩個民族在文化上的較多差異在電影名稱翻譯中能夠體現。

第一，價值觀念差異在電影名稱翻譯中的體現。馮小剛的著名賀歲影片《大腕》，這部電影被翻譯為Big Shots Funeral，我們翻譯回來是《大腕的葬禮》。由于中西方人的思想有著基本的分歧，東方人注重綜合與歸納，而西方人注重細微與曲折。“大腕”這個詞已經能夠暗示出電影的主題，而在翻譯成英文中也補充出來“葬禮”，能夠方便西方觀眾更加明白電影的內容。我們再來看美國電影Shrek，電影名稱中只給出了男主角的名字，卻不對他做出任何的評價，但是中文卻沒有音譯成為《史萊克》，而是翻譯成為《怪物史萊克》，這樣可以看出相對于西方人，中國人更加注重對于影片的歸納與綜合，讓人與事物更加形象與具體化。

中西方兩者的差異導致雙方在思維模式上也存在著一些差異，中國人具有的傳統思維形式更加單一與抽象，而西方人的思維則顯得更加部分與具體。

第二，倫理觀念的差異在電影名稱翻譯中的體現。中國電影《霸王別姬》的名稱能夠映射出主人公的關系與最后的結局，因此名稱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來。但是英文翻譯成為Farewell，My concubine，我們翻譯回來就是《再見，我的愛妾》，只有了別姬，卻忽視了霸王，這是由于西方人的等級觀念薄弱，因此反映出對電影內涵與主題的理解。

西方電影Meet the parents的名稱翻譯成為《拜見岳父大人》，可以說美國人講究自由與平等，因此尊卑觀念淡薄，因此我們在翻譯過程中融入了“拜見”與“大人”兩個詞語，更加具有中國特色。

三、電影片名的翻譯策略與原則

如何在翻譯中協調好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具體方式分為“歸化”與“異化”。異化的方法需要翻譯者靠近作者，忠于原著的表達方式進而充分表達出原作品的內容，保持原作的語言習慣與跨文化之間差異產生的理解錯誤。而歸化是跨文化差異化解的重要途徑，歸化方法一般要求翻譯中在各國文化積淀和語言習慣中，注重吻合中文的語法規范與文化習俗，逐步弱化原文感，增強翻譯的可讀性。在另一方面，電影名稱較強的商業廣告價值，目標是為了觸發觀眾的行為對于價值觀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電影的名稱翻譯需要將目的語言和觀眾放在首要的位置，規范化的翻譯策略無疑能夠吸引大量影迷的興趣。

就像其他文化作品翻譯一樣，電影的名稱翻譯中有不能翻譯的情況存在，我們需要承認在有限的翻譯可能性的同時，要努力去探索有效的翻譯方式。為了促進跨文化交流進而達到充分與準確的目的，電影名稱的翻譯工作不能只是簡單地采取歸化或者異化的單一方式進行翻譯，應當結合具體情況，要最大限度上吻合目標語言的主流價值觀，迎合受眾的心理和文化需求，盡最大可能關注到原有語言與文化意象。我們在具體操作的翻譯中要運用以下幾種方式。

（一）直譯法

也就是我們不需要考慮太多的文化差異的電影名稱最佳的翻譯方式，可以說音譯法也是直譯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許多電影依靠這種翻譯方式，例如Beauty and Beats——《美女與野獸》，Brave Heart——《勇敢的心》，Roman Holiday——《羅馬假日》等。如果我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名稱是人名或者地名時，就可以采用音譯方法。例如Ryan——《瑞恩》，Romeo and Juliet——《羅密歐與朱麗葉》等。

（二）意譯法

我們在翻譯過程中，當遇到直譯方法已經難以準確表現出電影內涵的時候，如果一些電影名稱涉及跨文化差異，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就需要根據電影內容來對原有的名稱進行意譯。在進行意譯過程中，我們同時要考慮到英語的表達習慣與中國受眾的價值觀與審美觀。例如，電影Seven講述的是天主教中的七種死罪，而接著出現了一場離奇的連環殺人案，死者都是死于這七種罪中的一種。如果我們直接翻譯為《七》，那么就會讓觀眾感到空洞，甚至難以體會到這個名稱的含義。如果我們翻譯為《七宗罪》，那么就避免了我國觀眾對于西方宗教歷史文化背景知識缺乏與地方文化差異而引起的困惑。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例如Sleep in Seattle——《西雅圖不眠之夜》，The Net——《網絡情緣》等。

（三）換譯法

如果我們在翻譯過程中，直譯與意譯都難以充分地表現出電影名稱的內容與意圖，那么我們采取換譯的方式是最好的。也就是說徹底地改變原來電影的民稱，根據電影的內容與內涵通過不同的名稱來代替，例如Top Gun——《壯志凌云》等。

四、結 語

電影作為一門視聽結合的藝術，對于片名的翻譯影響到觀眾對于電影主題的理解與體會，甚至可以稱之為翻譯藝術，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溝通的橋梁，是各國之間信息傳播的載體與紐帶。電影的片名翻譯不只是語言之間的簡單切換，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融合的充分體現。我們在翻譯中不能忽視文化差異的影響，要真正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通過創造性的融合，這才是實現正確翻譯的基礎。我們要加強對民族文化內涵的注重，要努力克服電影翻譯過程中語言的阻礙，這樣才能夠真正實現跨文化交流的意義。因此我們在翻譯電影片名過程中需要慎重考慮，注意多方面的因素。

[參考文獻]

[1] 張英進.簡述中國電影研究在歐美的發展[J].電影藝術，2005（02）.

[2] 馮學民，王珍.電影語言中的歧義現象解讀[J].電影文學，2007（08）.

[3] 楊胡宏，徐麗娜.淺談影片名的幾種翻譯方法[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6（10）.

[4] 劉利艾.從目的論析電影字幕翻譯[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8（12）.

[5] 佟磊，沈秋敏.淺談西方文化與西方電影片名翻譯[J].時代文學（雙月上半月），2009（04）.

[6] 陳亞明.《臥虎藏龍》字幕翻譯策略探析[J].電影文學，2007（15）.

[7] 蘇遠蕓.關聯理論對西方影視劇字幕翻譯的闡釋[J].電影文學，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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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課前演講。學生在平日的生活當中，缺乏一個使用漢語的環境。因此，想要提高學生說漢語的能力，教師就必須盡量給他們創造更多的說的機會。對此，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開設一個短時間的演講環節，讓學生在每節課的前幾分鐘，輪流上講臺去進行漢語口頭表達的鍛煉演講。在這個演講當中，學生可以進行自我介紹，談談自己的興趣愛好、理想夢想等內容。這樣不僅可以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同時還能夠加深學生相互之問的了解，為學生的和諧交流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讓學生講一則成語小故事，或是說一個新聞事件等，這樣能加深學生對漢語知識了解，同時也能夠激發他們閱讀的熱情，使他們更愿意主動地去學習漢語相關的知識，達到自學的目的。

（2）組織課尾小結。在每堂課的末尾，教師可以預留一些時間讓學生對課堂進行一次小結。這里，教師要注意不要與課前進行演講的學生重復，盡量讓更多的學生都得到口頭表達能力鍛煉的機會。而對于總結困難或是總結不全的學生，教師可以讓其他的學生來補充或是進行幫助，以減少學生的表達壓力。而這時，教師可以通過分組的形式，讓學生采用團結協作的形式來對課堂進行總結，讓他們在回顧課堂內容的同時，也加深對知識的印象，以便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識。這種小組形式，為學生提供了交流的機會，讓他們在合作之中感受到一個輕松的漢語學習環境。而在課末，教師還可以給學生布置一些比較有趣的問題，讓學生在課下仍舊持續在漢語的思維當中，從而讓他們對漢語有一個更深的體會。

（3）組織情境表演。除了課堂上的一些小演講、小總結之外，教師還可以每隔一段時間就組織一次情景表演的練習，把學生進行分組，并讓學生自選內容，在課下準備充足，而后在練習課上進行情景表演。對于表演的內容，教師可以建議學生選擇一些自己家鄉的風俗、傳說故事或是電影里的情景甚至是小說里面的情節來進行表演這種表演的形式一來可以激發學生的熱情，同時也可以起到一個文化交流的作用，對于和諧課堂的構建能夠起到極好的作用。

二、對于學生寫的訓練

（1）寫讀后感。因為初中學生的語文水平并不太高，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學生面對作文的題目常常會兩眼發呆，全然不知該如何動筆。即便是勉強寫來，也是語句混亂、文筆枯乏。常常會有陳述不清，顛三倒四甚至是笑話連連的情況出現。而想要學會寫，多讀自然是關鍵，正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教師應該積極鼓勵學生多閱讀雜志報紙，并讓他們定期寫一些讀后感的小文章，在閱讀中了解漢語的思維方式。同時也在動筆的過程當中，對這種思維方式有一個更深、更真切的體會，并可以與前文的課前演講聯系起來，形成一個讀寫說聽的全方位鍛煉模式。正所謂“文為筆說”，只有這樣，在不斷的閱讀、書寫以及交流的過程當中，才能夠開闊學生的眼界，拓展他們的思路，真正幫助他們提升自己的漢語寫作能力。

（2）記錄生活。學生的寫作內容不僅僅可以包括閱讀的感想，同時也能夠記錄下他們自己的生活，如身邊的人、身邊的事，或是身邊的風景以及自身的一些思想感情、感想等。通過對自身生活的記錄，可以培養學生以寫作來記錄生活的習慣，讓他們把寫作訓練變成一種生活中自然而然的環節，這種習慣一旦培養起來，將會伴隨他們日后的一生。而記錄生活還有一大好處，因為在寫作能力的評判上，除了語法語義等必要的要求之外，還包括是否具有文采、文章是否鮮活、靈動而具有美感。而能夠體現這些東西的，就是學生對于一些修辭手法的應用，比如，比喻、排比等。而其中最能使文章變得活靈活現的重要途徑便是對于比喻手法的運用，而生動的比喻又往往來自于生活，故此在學生有了記錄生活的習慣之后，自然會對四周的生活更加關注，由此也更加能夠寫出美妙而具有創意的句子，這對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無疑是有極大幫助的。

（3）交換批改。當然，在學生的基礎能力還不足的時候，學生寫出來的文章必然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與不足教師可以通過學生之間交換批改的方式，讓學生對同學所犯的錯誤與自己所犯的錯誤進行對比，加深對錯誤的印象，以避免并及時改正這種錯誤，不再重犯。而因為學生本身的知識不夠，可能有些錯誤他們自己也沒有發現，或是出現誤改的情況，這時就要求教師對學生的文章進行一次精改，然后再發放回學生手里，讓他們對自身的不足有一個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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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一種融語言、聲音、圖畫、攝影等藝術形式于一體的綜合藝術。正如有學者所言：“電影是一種畫面和聲音形結合的藝術，具有聆聽性、綜合性、通俗性和無注性的特點，所以不同于單純以文字形式出現的文學題材，如小說、散文等。”（錢紹昌，2000）與單一的藝術形式帶來的單一感受不同，電影不僅可以給觀眾帶來身體感官上的整體藝術享受，還可以給觀眾帶來心靈與精神層面的震撼與沖擊。正因為如此，觀看電影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男女老少休閑娛樂的時尚選擇。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與世界的深入接軌，大量的西方電影被引進中國，越來越多的中國觀眾有機會觀賞外國電影。

面對眾多不同類型的西方電影，中國觀眾在觀影前必須進行比較與選擇。對觀眾的觀影選擇影響巨大的首先當數電影片名。電影片名就是一個文化意象符號，是激發觀眾的觀影興趣、引起觀眾的心理共鳴、符合影迷的觀影期待從而促使其走進影院的主要因素，具有一定的“導視作用”（阮紅梅、李娜，2006）。恰到好處的片名翻譯可以使一部好電影錦上添花，反之則可能會讓其黯然失色，甚至是票房慘敗。本文將從文化意象的角度探討電影片名的翻譯，嘗試提出片名翻譯的幾個處理策略。

二、文化意象與電影片名翻譯

電影電影個客觀物象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是文化意象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起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謝天振，1999：84）。它是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生活經驗、智慧的結晶，反復地出現在這一民族的文學、宗教、傳統習俗、價值觀念及思維認知等方方面面，是整個民族對于某一特定事物的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感知。文化意象一個重要特點是其具有鮮明的民族、地域色彩。由于不同民族所處的地域特征、歷史傳統、語言思維、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中西方文化呈現出較大的差別。這就導致中西方在文化意象層面上的不對等、缺失甚至是錯位的現象。這一文化意象的差異則很可能會導致中西方在理解、溝通方面的困難，從而使得文化交流、傳播的目的無法達到。

而文化意象的處理對于電影片名翻譯的成功，乃至對整部電影的文化傳播目的的實現都具有決定性作用。從其功能本質而言，片名就是整部電影的標簽、名片或代言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象內涵或能喚起觀眾對某一文化意象的聯想。作為好的電影片名，其所隱含和傳遞的文化意象必須符合觀眾的文化期待、激發觀眾的文化想象、引起觀眾的文化共鳴，從而讓觀眾走進劇院觀影。如果一個電影片名所呈現的文化意象讓觀眾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引發誤解，觀眾很可能就不會選擇觀看，從而使得電影的文化傳播目的無法實現。因此，面對中西方文化不同導致的某些文化意象的不對等、缺失、錯位現象，譯者需要謹慎對待英文電影片名中的文化意象，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進行處理，使之既提綱挈領又符合我國文化環境，從而實現電影的跨文化交流、傳播目的。

三、電影片名翻譯中文化意象的處理策略

盡管學界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都對英文電影翻譯中的文化意象進行相關的研究，但鮮有系統談論片名的文化意象翻譯。由于觀眾對電影的第一感知來自于電影片名，而觀眾對片名的認知與接受具有瞬間性，一旦電影片名傳遞的文化意象無法在第一時間為觀眾接受，觀眾的觀影選擇將受到影響。因此，片名翻譯中的文化意象處理就顯得格外重要。有鑒于此，本文提出英文電影片名翻譯中對于文化意象的三大處理策略：文化意象補充、文化意象修飾及文化意象重構。

（一）文化意象的補充策略

英文電影片名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短小精悍、簡明扼要，通過一個精選的物象呈現具體的文化意象，從而傳達影片的故事梗概與文化內涵。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某些電影片名在翻譯過程中如果不加任何的信息補充，譯名很可能會造成觀眾的困惑，讓觀眾對于電影需要講述的故事與傳達的意義有一種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感覺。此時，譯者就要根據電影的具體故事與內涵對片名的文化意象進行相關信息的補充，讓觀眾能夠通過片名對電影有更好的認知、想象與期望。例如由美國新線電影公司制作的電影Seven是一部具有宗教色彩的犯罪、懸疑片，主要講述的是罪犯以上帝的身份自居，按照天主教教義中的七種原罪（貪食、貪婪、懶惰、欲、驕傲、嫉妒和憤怒）制造七起謀殺案，而最終也被警察抓捕歸案的故事。七這個數字在西方具有很強、很神秘的宗教色彩，例如上帝造人用了七天。而七在電影Seven也是頻繁出現，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例如影片故事一共發生在七天、影片一共下了七次雨。西方觀眾在看到Seven這個片名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會聯想到它特殊的宗教文化內涵。然而，如果直接翻譯成《七》作為電影片名，中國觀眾不可能產生與西方觀眾類似的文化聯想，因而無法對片名的文化意象形成正確的感知與認識。然而，中國版正式譯名進行相關的信息補充，最終定為《七宗罪》。經過對片名的文化意象的補充策略運用，觀眾不僅可以了解電影的犯罪片類型，更可以感知電影的故事梗概和宗教含義，從而更好地激發觀眾的觀影興趣。文化意象的補充策略能夠讓英文電影片名的翻譯更好地傳達電影的故事內容與文化含義，讓觀眾對電影有正確、良好的觀影期待。這一策略的應用已經產生了很多的優秀電影片名翻譯，例如《怪物史克萊》（Shrek）、《機器然九號》（Nine）、《斯巴達三百勇士》（300）等。

（二）文化意象的潤飾策略

由于中西方語言、文化的差別，許多的英語電影片名能夠給西方觀眾呈現一個具有豐富聯想與深刻內涵的文化意象，但這一類片名如果不加任何處理直接翻譯成漢語，其文化意象的聯想將會受損，從而降低觀眾對于電影的期待值與好奇心。電影片名翻譯的潤飾策略的目的就是讓片名傳達的文化意象在譯語中更豐滿，更具文化聯想力。例如，首部進入中國的英文片The Fugitive，如果直接翻譯成為《逃亡者》或《逃亡人》也不可謂是不夠準確、忠實，但是這一翻譯帶給觀眾的文化意象略顯蒼白無力，留給觀眾的想象空間也是十分有限。幸運的是，電影片名最后的翻譯是《亡命天涯》。這一翻譯對原片名的文化意象進行了恰到好處的潤飾，使得片名的文化意象由靜態轉變為動態，意境躍然紙上，使得電影逃亡主題得到凸顯；同時，觀眾的想象空間得到極大提升，極大地吸引觀眾的眼球，引發觀眾的好奇心，觀眾看到這一片名禁不住都會設想主人公被人追殺的危情、逃亡的艱辛、最后是否會成功等。此外，好萊塢出品的-man系列電影是文化意象潤飾的成功例子。Batman、Spiderman、Ironman等片名都沒有直譯為《蝙蝠人》、《蜘蛛人》、《鋼鐵人》，而是經過文化意象潤飾后翻譯為《蝙蝠俠》、《蜘蛛俠》、《鋼鐵俠》。“人”與“俠”的一字之變，使得片名中傳遞的文化意象頓時充滿豐富的內涵，引發中國觀眾對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鋤強扶弱、急人所難、匡扶正義的俠客英雄的無限聯想，激發觀眾走進影院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當然，采取潤飾策略而廣受好評的片名翻譯例子眾多，這里就不一一列舉。

（三）文化意象的重構策略

所謂重構，是指“將源語的深層結構轉換成目的語的表層結構，將源語中的文化內涵用譯語的詞匯來闡述說明”（郭建中，2000：67）。電影片名中的文化意象重構，是指當原文化意象不為譯語觀眾所熟悉或與其現有的文化聯想相沖突的時候，譯者對于原文化意象按照譯語觀眾所熟知的意象或思維方式重新構建新的文化意象。重構的目的是促進觀眾對影片的文化感知，從而激發觀眾對其恰當的文化聯想與觀影期待。例如2013年上映的美國影片Olympus Has Fallen，若不經文化意象重構，其譯名則為《奧林匹斯的陷落》。初看這一片名，觀眾首先聯想到的是希臘的奧林匹斯山及傳說中居住在此山的希臘諸神，接著會猜想這是一部有關希臘諸神爭斗的奇幻電影。其實，Olympus在影片中是美國特情局對白宮――美國總統官邸的秘密代號，影片講述美國白宮遭受恐怖激進分子襲擊、占領，最后這一陰謀被男主角破壞的美式英雄大片。因此，結合中國觀眾更熟悉的文化意象“白宮”，譯者最終將Olympus Has Fallen進行意象重構，翻譯為《白宮淪陷》。這一譯名不僅點名了故事發生地，而且很好地表明了影片類型與故事梗概。采取文化意象重構策略翻譯成名的諸多英文電影片名就包括《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廊橋遺夢》（The Bridege of Madison County）、《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