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傳統手工業的現狀，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傳統手工藝；藝術設計教育；創新；文化；消費市場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傳統手工藝逐漸得到重視并恢復發展起來，但是某些種類的手工藝還是面臨重重困難，無論從工藝手段、材質，還是應用價值等來看，都受到很多限制，如果只是作為一種傳統手工藝的保留，它們需要社會力量甚至是相關部門的扶持，如果目前只是依靠自身發展，短期內很難振興，需要重整發展之路，找到和現代社會需求的結合點，并適應現代審美、現代生活的新模式。傳統手工藝注重手藝的傳承，大部分是靠手工完成，其成本較高，在現代社會，比較難以適應大眾需求，但也有部分高端或是特殊消費群體能接受，但類似需求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足以推動某一個傳統手工藝行業的發展。對消費群體的科學細分將決定產業的出路，決定行業的存亡。

藝術設計高等教育也面臨著很多挑戰，藝術設計的核心就是不斷創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的藝術設計教育理念隨著一批海外學者的歸來，而逐漸滲入了國內的藝術設計教學領域，高校藝術設計教育的改革和創新就是在這個時期提出和實施的。時隔十幾年，國內這些高校仍然在繼續改革和創新著，并在不斷摸索適合本土的教學模式。

在通常觀念里，傳統手工藝產業很難和高等教育聯系起來。傳統手工藝是作坊式的師徒手把手地傳承技藝的模式，它的核心就是將純熟的手藝絕活保留下來。而高等教育是側重創新研究模式，它是在否定基礎上再肯定，尋求不斷的變化和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講，兩者的目標是相背離的。但是，它們也有互補性，傳統手工藝目前面臨的困境是缺乏創新，不能很好地和現代社會的審美和需求結合；藝術設計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是缺乏民族性，創新的根基不牢固，并且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如何結合市場經濟、企業的產業結構及對人才的需求來調整教學手段也是藝術設計高等教育在思索的問題。正是基于以上存在的問題，兩者可以找到發展的共通點，相互彌補，取長補短。

下面我們將結合江南大學設計學院的教學實踐來分析、探討傳統手工藝產業和藝術設計教育的互動現狀：

以下是在當代手工藝教學、實踐過程中的一些情況：2009年10月，我和幾個做專題研究的學生到江蘇省連云港東海縣對水晶手工藝產業進行考察。

首先，對東海縣水晶城進行考察。東海縣水晶城是東海水晶工藝品的集散地，也是全國水晶原料的集散地。在水晶城里大多是簡單加工的水晶工藝品，有的水晶飾品是按份量銷售， 基本沒有設計，也談不上什么附加值。當然水晶城里也不乏精品，但是按照水晶石材的檔次和雕刻工藝的精美來區分的，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最高附加值的工藝品就是這兩者完美結合出來的產物。但是就我們所見到的精品，還是以傳統題材為主，它所面對的消費群體的數量正逐漸萎縮。

其次，對當地的水晶企業、作坊進行考察。通過對當地至善坊水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考察發現，目前他們在傳統工藝的繼承上做到了極致，比如他們雕刻的佛像非常活靈活現，神韻十足。有的水晶還有著非常漂亮的包含物，比如一些有色金屬礦物質，會折射出美麗的光澤，挑選這一類材料雕刻成的佛像，幾乎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的。在藝術品收藏領域中，這種傳統工藝品有一定的優勢，它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企業高層非常重視與高校間的交流，意識到傳統手工藝行業都面臨的種種問題和困難，比如大多數傳統手工業沒有發展的遠景規劃，目前遇到的瓶頸就是只能滿足對傳統工藝的一部分市場需求，也就是不斷復制傳統的東西，形式上沒有創新，消費的群體也比較局限，并且當代設計理念相當缺乏等等。我們深入接觸的這家企業在行業里有一定的先知先覺，他們已經開始在自我的定位上尋找新的突破口。

通過與至善坊水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交流我們有了以下第一手的資料信息：

一、規劃企業發展戰略

企業在成立至今的6年時間里，以前三年的時間充分融入行業， 在此基礎之上實現企業規模擴大。

二、確定企業文化和理念

確定“我們的靈魂就是水晶，水晶就是我們的靈魂”的企業文化，提出“藝術化設計、產業化生產”的發展理念，堅持“不換思想就換人”的觀點。

三、引進藝術設計專業人才促進企業發展

從08年引進第一批藝術設計專業設計師以來，企業在產品的質量、產品的銷售、管理模式等方面發展迅速，成績斐然。

通過至善坊水晶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個案分析，現代藝術設計教育和傳統手工藝產業各自存在的利弊有以下幾方面：

一、現代藝術設計教育的優勢：現代藝術設計教育具有系統性、開放性、交互性，對品牌意識及打造品牌的理念比較成熟 。

傳統手工藝的優勢：傳統工藝美術行業擁有精湛的技藝，其產品在收藏市場上具備堅實的基礎。

二、現代藝術設計教育的弊端：由于傳統文化和技藝等方面的“斷代現象”，設計教育體系下的學生在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方面存在欠缺，設計作品個性凸顯風格前衛，由此導致設計產品與消費群體脫節。

傳統手工藝的弊端：傳統手工藝行業面臨缺乏創新、品牌意識薄弱、市場分析缺乏科學性以及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的無力等諸多問題。

總的來講，傳統手工藝產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它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半自動化程度，特別是形態復雜的工藝品的加工大部分還是需要靠手工來完成，即使是使用機器，人工對機器操作的熟練程度也很難被電腦程序指揮下的機器完全替代。手工藝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很高，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照搬和重復古人的東西，其價值也是低廉的。藝術設計高等教育在傳統手工藝產業中發揮了對傳統文化精髓的挖掘，與當代設計理念的融合以及對品牌的打造等方面的作用。 現代藝術設計高等教育和傳統手工藝產業的結合需要找到適宜雙方發展的契合點，看清以上分析的各自存在的問題和具備的優勢，這樣才利于制定出長遠合作和發展的規劃，產生良好的互動效應。因此我們還要逐步探索如何和企業產生聯動，如何引導消費市場，以及如何增加現當代手工藝術品的附加值，這將是我們藝術設計學科將要繼續研究和探索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榮四海.基于創新生態鏈的產學研合作模式研究[J].鄭州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2]李霞，毛雪蓮，盛怡，王露琰.產學研成功合作創新研究述

評 [J].價值工程; 2007年08期

[3]張德英.地方高校構建產學研合作科技創新體系的途徑探討

[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1期

篇2

[關鍵詞]北京玉雕;制作工藝;非遺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5）10-0044-02

作為“燕京八絕”之一的北京玉雕，是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工藝始于元代，之后繼承了明清的宮廷玉雕工藝及風格，并在現代社會得到了發展和創新。

一、 北京玉雕工藝的緣起與發展

北京的治玉史將近800年，元代是北京玉雕的發端期。元代西征的過程中擄掠了很多工匠，他們的到來初步奠定了元代北方手工業的基礎。元滅宋之后，又控制了中原與南方的手工業，無疑大大擴充了元代的手工業規模。至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于燕京，元大都所在地燕京及其周邊腹地已然成為全國手工業的中心和官營手工業中心。因此，元代是中國南北方以及中國與西方文明在手工業領域的大交融、大匯集時期。從元建大都起，北京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為了滿足內外交往及王公貴族的需要，中國玉器之精華均集于北京，加上美玉良師、能工巧匠薈萃北京，北京治玉業進入了地利、人和的發展時期。從工藝上來講，元代北京玉作形制巨大①、豪放，如瀆山大玉海。其做工甚至有些“漸趨粗獷，不拘小節”②的發展趨勢。

明代市鎮經濟高度繁榮，手工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治玉業作為明代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新變化。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將玉器工藝歸入“珠寶”類，作為手工業行當之一，詳細記載了其原料來源、開采、運輸以及琢制的方法等，表明治玉業在當時已經相當成熟。朝廷規定隨進貢之玉而來的大量額外玉石可以公開買賣，因而每年有數量驚人的玉石流通到民間市場。雖然明代對用玉禮制有嚴格的規定，規定庶人冠服不準用玉，但是當時有財力的富豪及文人都占有數目相當的玉器。

清代的工藝美術與明代的相似之處在于其都與市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萌發于明代中后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在清代繼續緩慢發展，隨之而出現的民主進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維護封建集權統治的程朱理學。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清代的治玉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順治到康熙為恢復和發展期;雍正到嘉慶為鼎盛期;道光到宣統，手工藝品出現外流趨勢，治玉業陷入衰敗期。③在清代，南北方的治玉技巧有了較好的融會貫通，使得清代玉雕工藝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

在中國的傳統玉作中，有約定俗成的“北玉”、“南玉”說法。南玉作以江浙一帶為中心，南宋以前就很發達，明清以后，蘇揚地區又因為“工匠云集和產品有銷路”④而形成中國三大琢玉中心之一。北玉作則以北京為中心，自金元定都于此而發展起來，形成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治玉集散地。北玉作風格雄渾大氣，強調形式、氣韻以及如何突出玉料的特色，在體量上、風格上極具皇家風范。

除了表象上的南北差異，北玉作還隱藏著一種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文化語義。以金元起始的、被賦予帝王趣味與意志，又設制度嚴格監管之下的以“官匠”玉作為主流，民間玉作為補充，役、傭結合，東西方文化并蓄，同時兼容西域、中原、南方玉匠技藝的北方玉作，從源頭上就帶有一種統治者把征服與融合相兼，技藝與尊嚴并行的精神文化起點，因而更具至尊與高貴的隱喻，皇權主流文化的示范性和中心性也更加顯著。⑤明清時期的宮廷玉作，延續并強化了這種意志和范式。

時期，傳統題材被禁，改為創新和現代題材。中后期恢復了傳統玉雕。1992年，北京玉器廠成為合資企業之后，高品質的原材料有了保證并且面向藝術品市場。此后，國家大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文化產業，玉雕工藝被繼續大力傳承。

二、北京玉雕工藝的特點及現狀

本文寫作過程中，筆者采訪了中國玉器工藝美術大師張鐵成。他師承北京玉器廠郭石林、宋世義、王躍堂等大師，是《奧運徽寶》典藏版、《世博和璽》典藏版的設計制作者和北京奧運獎牌、殘奧獎牌的制作者。張先生認為，北京玉器講究量料取材，因材施藝，巧用俏色，素有“工精料實”的美譽，并以極具特色的“金鑲玉”技藝和薄胎“水上漂”技藝等在全國獨樹一幟。其風格形成于元代，后世受南作玉雕影響，服務于宮廷皇家。所以玉雕風格基本融合南北玉作之美，集兩家之長，以大氣磅礴、渾然天成的風格為主。種類主要有掛件、把件、擺件、器皿山子。

北京玉雕的選料以和田玉為主，如新疆和田玉、俄羅斯和田玉和青海和田玉。這些玉石結構質密，易雕刻，可以很好地表現細節。大型器皿和小件掛件都可以很好地雕刻，還有一部分是翡翠，品相好的基本都會做成掛件一類。具體的玉石都適應于不同的題材，即因材施藝。題材方面，過去皇家用玉有很多定式，如吉祥紋樣、地位象征等。隨著時代的進步，玉雕的題材雖然仍然以祥瑞文化為主，但也發生了很多新的變化，增加了一些當代的題材和重構的吉祥主題，比如很多仿古紋的雕件，就是重構的商周或者漢代的紋飾。

北京玉雕工具有鉆頭、牙機、機和橫機等。橫機馬力足、轉速快，用于切料、開料。機用于修改大的外形。牙機很小，是以前修牙的機器，用于雕琢細節。

玉雕最看重的就是意境。從技術上來講，其實玉雕很難達到像木雕那樣精細的程度，更為看重玉石所傳達的文化和作品的意境。玉石需要文化傳承，它備受尊崇就是因為它所具有的的文化性。因此，只有真正懂得玉石文化才能更好地雕刻玉石，從而讓玉雕作品完美地傳達出它被賦予的文化。玉雕的傳承方式一般是帶徒。師父把一生的經驗和技藝教給徒弟，徒弟再通過自己的理解把這項技藝發揚光大。徒弟從畫圖和學習文化開始慢慢學習。玉雕的傳承中，最看重的就是德行。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傳統工藝美術，北京玉雕工藝需要協調傳承與創新之間的關系。傳承需要總結前人的經驗，對玉雕藝術挖臟去綹，留下最精髓的部分。創新要緊跟時代，雕刻符合當代人審美的作品。只有更多的人認同了這門技藝，它才能傳承下去。

三、 北京玉雕工藝面臨的問題

北京玉雕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的普遍問題：工藝復雜辛苦，需要很長的時間學習基本功，傳承人少。國家工藝美術大師、玉雕技藝代表性傳承人宋世義在接受采訪時說：“舊社會玉雕是四大苦行之一，成年和水打交道，有噪音粉塵，非常艱苦……我跟王樹森師傅學習的時間最長，剛開始學藝那幾年，我手上經常拉出血口子，王老藝人說：‘不拉掉幾兩肉能學會磨玉嗎？’王老藝人比較強調綜合能力，也讓我受益匪淺。他說，做藝術就應該像一個雜貨鋪，應該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有十樣東西，你買十一樣就不成，我有百八十樣，你就挑吧。”⑥面對玉雕行業的高要求，能堅持數十年如一日認真學習和傳承玉雕技藝的人并不多。因而愛好、耐心、悟性、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是招徒的必提條件。

其次是玉器行業問題對玉雕傳承產生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玉器市場上出現了很多不良現象，比如原料價格飛漲，市場混亂，許多玉石被過度炒作，大大超過了本身的價值等。比起用一張紙、一團面粉就能開工的某些民間傳統技藝，“燕京八絕”為了體現皇家的尊貴氣派，用料十分考究，成本遠非一般民間技藝可比，成品的售價自然不菲。

對于這種現象，筆者在采訪張鐵成時也曾提到。張先生表示，由于這個市場算是個新興的商業圈，很多規則和制度極不健全，另外很多商人又唯利是圖，導致出現很多不良現象。原料價格上漲是近年來的普遍情況，正常上漲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些商人趁機炒作就會出現市場混亂的情況，現在國家也在不斷制定行業準則和市場指導方案，相信不久的將來這種不良現象會慢慢改善。

對于北京玉雕工藝及其相關行業的發展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通過設立專門的機構全面負責某些技藝的生產、銷售，成立大師工作室，鼓勵公開考試招徒，培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粉絲”等方面著手，推動北京玉雕工藝的傳承保護和持續發展。

[注 釋]

①最著名的元代玉器瀆山大玉海又稱“玉甕”，是一件巨型貯酒器。是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1295年在位）于1265年，敕令皇家玉工雕成。它重達3500公斤，口徑135～182厘米，深55厘米，由一整塊黑質白章的橢圓形大玉石精雕而成。

②楊伯達評論元代玉器時曾提出：“元玉繼承了宋、遼、金玉器形神兼備的造詣而略呈小變，其做工漸趨粗獷，不拘小節繼續碾制春水玉和秋山玉以及從南宋繼承下來的漢族傳統玉器。”

③王君秀：《明清時期北京地區治玉技術史初步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北京）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9頁。

④葉文憲：《中國玉文化的淵源與流變》，見楊伯達主編《中國玉學玉文化論叢》，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頁。

⑤蘇欣：《京都玉作》，中央美術學院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頁。

⑥李崢嶸：《玉雕好壞不只看材料――尋訪燕京八絕傳承人》，《北京晚報》，2011年10月7日，第21版。

[參考文獻]

[1]楊伯達.中國古代玉器發展歷程（下）[J].東南文化，1989，（1）.

[2]賈寒筠.琢玉漫談[J].珠寶科技，2001，（1）.

[3]周斌.鎮國之玉器 瀆山大玉海：酒甕里的改朝換代[J].國家人文歷史，2013，（1）.

[4]楊伯達.清代宮廷玉器[J].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1）.

[5]周樹禮，曾偉來，何濤.淺述古今玉雕工藝流程與技法[J].超硬材料工程，2008，（20）.

[6]劉錫誠.傳承與傳承人論[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5）.

篇3

一、卜莊鎮草編產業發展歷史及現狀

昌邑市卜莊鎮位于昌邑市東北部，面積115平方公里，轄95個村，人口5.2萬人，耕地面積12萬畝。201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4600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670元。

據史料記載，草編在卜莊一帶有數千年的傳承歷史，目前已成為當地的一大特色產業門類，也是當地傳統民俗和文化技藝的重要組成部分。早期的草編產業，是以家庭為單位，利用當地豐富的麥草和玉米皮等資源，就地取材，主要制作農村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如草帽、坐墊、草籃、草鞋、草簾等以滿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家支持發展手工業制品用于出口創匯，通過外貿公司渠道帶動鄉村草編產業發展，在昌邑、萊州、平度一帶，男女老少在集體勞動之余，幾乎家家戶戶加工草編外貿產品，草編成為農民在生產隊務工收入之外的重要家庭收入來源，形成了歷史上草編產業發展最興盛時期。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其它產業的快速發展和農村青年勞動力大量轉移，草編產業因勞動力成本提高和紡織品、金屬制品、塑料制品等工業制成品的替代，市場需求發生了很大變化，給草編產業發展帶來較大沖擊。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節能環保意識的增強，國際市場對草編等綠色、環保產品的需求快速上升。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審美意識的增強，國內市場對草編這類兼具實用和工藝審美屬性的大自然原生態產品的需求持續升溫，在旅游景點、高速公路服務區等場所，各類物美價廉的草編工藝品大受歡迎。當地一些農民企業家和致富帶頭人看準了這個市場商機，通過挖掘和利用本地傳統手工藝特色資源，以開拓國際市場為先導，采取公司（合作社）連結千家萬戶等現代企業經營方式，為草編產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展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卜莊鎮也形成了以潤天、小芳兩個草編合作社為龍頭的新型草編產業鏈。

潤天草制品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當地草編技藝非遺傳承人紀叢建領頭創辦。合作社目前有固定農民工100多名，在全鎮20個中心村設有加工服務站，每處服務站輻射周邊幾個村莊，組織和帶動家庭從業人員4000多人。潤天合作社以小麥秸稈、玉米皮、紙繩等為主要原料，生產制作草帽、提籃、收納筐等500多個品種，主要承接外貿訂單，產品主要銷往日本、韓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市場，年營業收入9000余萬元。

小芳草編工藝品農民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現有固定職工100多名，設有8個中心村加工服務站，帶動農民家庭從業人員1000多人。以蘆葦、小麥秸稈、玉米皮等為原料，加工提籃、草帽、餐墊、收納盒等工藝品，主要銷住日本、德國等市場，年營業收入3000余萬元。

兩家合作社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一是主要承接外貿公司訂單，而且主要是發達國家市場。根據外商提供的圖紙式樣等先制作出樣品，符合要求后獲得訂單，再組織當地農民加工。二是產品加工采用公司（合作社）加農戶方式以降低投資和勞動成本。獲得訂單以后，合作社先制作出樣品，分發給各加工點負責人，加工點負責人再把有關原材料和樣品送給加工戶，并負責從農戶中回收合格產品交回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進行質量把關、后期整理、包裝集運等，從而完成一個產品流程。三是對一些工藝復雜、需要一定的專用工具設備、不適合分散加工的產品或分散加工后需進一步處理的少數關鍵工序，由合作社的固定職工集中進行加工生產，實現集中生產與分散生產相結合。四是兩家合作社都意識到今后應當樹立自主品牌，提高產品自主設計比重，開拓自己的市場銷售渠道。

二、草編等手工業是典型的扶貧產業，應當大力扶持

通過對卜莊草編產業發展情況的實地考察，調研組認為，草柳編、家具、工藝美術、五金制品、燈具燈飾等勞動密集型傳統手工業在扶貧攻堅中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在助力扶貧中具有其它產業不具備的幾個突出優勢，應當大力扶持。

一是市場空間大，投資門檻低、投入產出比高。手工業所生產的產品基本上是大眾日用消費品，品種繁多，產品花色式樣更新快，生產周期短，國內外需求潛力大，市場空間廣闊。特別是草編等兼具實用和裝飾紀念意義的產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審美意識的增強，具有更大的市場需求彈性。

產業進入門檻低，土地、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初始投資可多可少，可以因地制宜，利用現有閑置場所和房屋靈活布點。如潤天合作社在鎮上的總部廠區主要用來收儲原材料、存放回收上來的制成品、進行產品后期處理和加工包裝發運等，廠房面積僅有1200多平方米，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不到100萬元，流動資金平均占用300萬元左右。而分散在中心村的20多個加工服務站都是本村村民利用自己家庭閑置房屋改建而成，主要用于產品臨時存放和周轉，基本不需要新建。千家萬戶農民從業人員在自己家里進行編織加工，與合作社之間是勞務外包關系，合作社只需按件支付加工費即可。但合作社一年的營業收入卻可以達到近億元。每1元資本投入可以帶來20倍左右的銷售產出。卜莊鎮規劃到“十三五”末草編年產值由目前的3億元提高到10億元，成為鎮里的支柱產業。

二是扶貧作用十分明顯。城鎮和鄉村比較，扶貧攻堅的主要領域在廣大農村。扶貧的主要對象是農村中的老弱病殘群體。這些群體的共同特點是平均年齡偏大，主要集中在六、七十歲區間，已經不能再從事田間作業等重體力勞動，也不具備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能力，基本靠子女們供養，無其它收入來源。或者因為文化程度低或身體病殘等原因，創收能力相對較差，是精準扶貧的主要對象。昌邑市雖然是經濟強縣，處于貧困收入線以下的人口總量較少，但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領導同志都認識到，廣大農村中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群體仍然是脫貧的重點和難點。呂珊珊市長對調研組說：“從昌邑市政府的財力上分析，對貧困線以下人員的低保救助市里財力可以解決，實現老有所養沒有大的問題。但實現老有所樂、老有所為和提高農村弱勢群體收入水平仍然是個大難題，關鍵是要找到好的產業結合點。只有依托產業，變“輸血”為“造血”，才是扶貧的根本之策和長久之計。”調研過程中大家也覺得，草編產業的發展，恰恰就精準地解決了這一部分就業最難群體的從業和收入問題。草編產品易學易做，一個人在家里坐著就可以干，白天晚上都可以干，干多干少都隨意，不耽誤做飯和照看孩子，可以隨時隨地干，可以一邊在鄰舍家串門一邊編織，既有一定收入，又可以多活動，解決了老年人孤獨、交流等方面的困難，可謂一舉多得。

調研組在卜莊鎮新勝村的一農戶家中看到，三五個婦女正圍坐在一起，一邊聊著家常，一邊編著小筐，談笑間一件精美的草編工藝品就完成了。63歲的村民王大娘坐在沙發上一邊編著筐一邊笑著對調研組說：“沒干這活兒之前，俺們靠孩子養著。現在俺領了活兒，在家里干，不耽誤干活、又誤不了做飯，干多干少自己說了算，一天能掙個三四十塊，一年有近萬元的收入，自己還花不了，不用再向子女們要錢了，孫子、孫女過來還能買點好吃好喝的哄哄。” 新勝村的賈乃仁、盧瑞香大爺大娘老倆口都七十多歲了，地里的活干不了，也沒有其它農活需要做，就在家里搞草編。老倆口一年靠草編收入1.6萬元左右，完全解決日常生活來源。調研組走訪了幾個草編家庭，基本都是聽到類似反映，草編加工受到農民真誠歡迎。

像這樣的農戶加工點，在卜莊鎮隨處可見。行走在卜莊鎮姚家村的村道上，看不到閑逛閑聊的農民。深入農戶家中，看到潔白的玉米皮在農家人的手里飛快的跳躍，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草編不僅給卜莊農民提供了賺錢的門道，還豐富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通過編織草編，活動了手腦，鍛煉了思維，強健了身體。

卜莊鎮黨委書記劉廣杰說：“全鎮目前從事草編編織的人數已有6000余人，其中婦女4000多人，覆蓋全鎮70多個村莊，90%以上都是不能干重體力活的老年人，也是農村收入最少的低收入群體。現在有了草編，從業農民年人均收入能達到8000多元。草編產業解決了民生的一個大問題”。

根據卜莊鎮兩個草編合作社情況測算，合作社每件草編最終產品每100元銷售收入當中，由合作社環節支付給上游業戶的原材料和初加工產品（草辮、處理好的玉米皮、紙繩等）成本占75元左右，支付給下游加工戶勞務費占10元左右，全產業鏈活勞動成本占產品銷售收入的80%以上。不論是上游采購原料還是下游委托農戶加工，都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上下游農民的收入。物耗成本非常少，民生價值十分突出。草編產業在對當地經濟總量的貢獻、提供財稅收入等方面可能還不是支柱產業，但在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農村弱勢群體收入方面卻有著其它產業所不具備的明顯優勢和發展前景。

三是就地取材，節能環保。草編產業所用的材料都是麥秸草、玉米皮、葦秸、紙繩、紡織線頭等農作物副產品或下腳料，原料易得，可以就地取材，并且可以同時拉動上游的收購商、初加工戶等，將農村大量難以處理的農作物秸稈加以利用，變廢為寶。在生產加工過程中，以手工為主，最多用幾臺縫紉機，基本上不耗費水電。小芳合作社加工的一些向歐盟出口的產品中，按照外商的要求，整件產品都要使用丟棄后可自然降解和無污染的天然原材料。因此是典型的節能環保產業和綠色產業。

三、發展草編等手工業產業的幾個關鍵因素

從卜莊鎮發展草編產業的實踐看，發展草編等手工業，離不開以下幾個關鍵因素和關鍵環節。

一是要有產業帶頭人引領。潤天合作社的紀叢建社長是卜莊草編技藝非遺傳承人，肩負著傳承草編技藝、發展草編產業的歷史責任。他率先組織起了卜莊鎮潤天草制品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籌資金、收原料、傳技藝、跑市場、賣產品，帶領鄉親們闖出了一條脫貧增收的致富路。卜莊鎮草編產業的發展過程就是以紀叢建為代表的一批產業帶頭人創業拼搏的過程。草編產業利潤率低，批量大，規格多，組織生產難度也大，企業經營者既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又要有熱心腸，對這個產業有感情，樂于奉獻，愿意帶領大家共同致富。

二是要以公司（合作社）為依托。草編產業雖然適宜家庭分散生產，但也必須以公司或合作社等企業組織為依托，解決單個家庭難以承擔的功能。只有成立公司（合作社），才能夠承接國內外客戶的批量訂單，決定產品具體生產工藝和生產方式，確定產品質量標準，統一采購原材料，保持產品質量穩定以及統一解決售前、售中、售后服務等問題。而采用公司（合作社）加農戶的生產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資和加工成本，實現批量規模生產的目的，才能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

三是當地民間有一定的技藝傳統。自古以來，卜莊鎮民間就有深厚的創業傳統。解放前，就有大批農民背著絲綢下南洋，闖市場。至今，卜莊鎮在外華僑仍有245人，遍及美國、印尼、澳大利亞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是昌邑市僑鄉第一鎮。草編文化、絲綢文化、陶藝文化、商貿文化、僑鄉文化是當地文化的鮮明特色。當地農村中的懶人、閑人、無正經職業的人都被瞧不起，勤勞致富、勤儉持家是主流價值觀。草編技藝在當地本來就有很深厚的傳統，現在有了合作社組織，就能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四是離不開當地黨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卜莊鎮將草編產業作為該鎮產業扶貧的主攻方向，給予大力支持。一是抽調機關干部成立了草編產業發展推動小組，負責草編產業的規劃、發展、指導和服務工作；二是建立溝通聯絡機制，鎮領導干部分工具體聯系合作社，及時解決草編產業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問題；三是積極協調有關部門，為農民合作社發展爭取土地使用指標、產業信貸資金，提供消防安全指導；四是成立了草編行業協會，形成集團效應，積極為合作社提業資訊、市場開拓、權益保障、品牌宣傳等服務；五是加大宣傳，將草編產業作為卜莊鎮的特色標志性符號，深入挖掘草編歷史，鼓勵技藝傳承，邀請各層級新聞媒體廣泛宣傳專題報道，提高卜莊草編的知名度。

四、幾點意見和建議

通過調研，大家一致認為，以草編等傳統手工業為代表的各地特色產業，在活躍地方經濟、吸納農村弱勢群體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助力扶貧攻堅方面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是典型的扶貧產業，應當重新認識其在新時期的重要價值，支持同類產業加快發展。為此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和建議。

1.為扶貧產業創造更加優惠政策環境。建議國家和省里在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對具有典型扶貧意義的產業，進行評審認定，對達到標準符合條件的龍頭企業，在稅費減免、社保交費比例等方面比照福利企業享受優惠政策。對吸納農村貧困人口就業的龍頭企業，按就業貢獻給予一定額度的獎勵。

2.加大資金扶持。草編等手工業投資少、見效快、風險低、社會效益大，各級應當積極籌措資金，支持其加快發展。建議廣泛開辟資金渠道，充分利用各級扶貧資金和婦聯、殘聯等其它方面的創業發展基金，與縣鄉進行對接，找準產業結合點，加大資金投入，加快扶貧產業發展。

3.加強地方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手工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公共服務支持。要重視公共服務體系和服務平臺建設，加強規劃引導，優化空間布局，提高集約集聚發展水平，大力扶持龍頭企業和龍頭品牌，搞好農村勞動力培訓和就業輔導，加強質量安全監督，幫助企業解決資金、人才、信息、市場等難題，落實各項扶持政策和措施。

篇4

關鍵詞：國外 行業協會 立法模式

國外行業協會立法起源于歐洲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在歐洲中世紀的行會是商人和手工業者對抗封建領主的產物。隨著行業協會的發展，其名稱也由商業本質逐步轉變為包括商業、工業的商人行業協會。歐洲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對促進當時城市經濟、政治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中世紀末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封建行會制度逐漸被現代新的行業組織形式所取代。馬賽商會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商會，此后這一組織形式很快傳到其他國家。20世紀以來，很多地區和國家，根據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都相繼制定了與本國國情相適應的行業協會法律與制度。

由于各國、各地區歷史傳統、經濟發展程度與模式的不同, 其行業協會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以行業協會與政府的關系為考察重點, 基本上可以總結出三種不同的行業協會立法模式，英美模式、德法模式和日韓模式。

一、國外立法模式概述

（一）英美模式

以英美為代表的不成文法系模式。由于英美長期的自由主義傳統，政府公共機構對民間經濟團體歷來較少干預。美國的行業協會完全是自發組建，自愿參加的。美國政府對行業協會不予干預、不予資助。但在稅收費用上給予一定減免，如聯邦政府允許行業協會組織所寄的郵件費用低于正常郵費標準。行業協會協調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以及行業組織內部的關系，向立法行政部門反映本行業會員的愿望，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更加符合行業的利益。

屬于不成文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法律體制大都與英國有著密切的淵源，其中包括英、美、加、澳和香港等，它們都強調行業協會的市場主體地位，運用市場對其進行調節，稱之為“市場主導型”。美英兩國行業協會都強調市場的作用，但兩國對行業協會的態度并不是完全的自由主義，對其調整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美國行業協會實質是企業，其運行完全依靠市場，而英國行業協會實質是行業自律組織，對重點行業如金融業強制企業加入，通過賦予行業組織管理權的方式進行間接管理。

下面，我們以美國的行業協會為例，從五個方面總結其發展經驗。

1、立法框架

美國憲法中沒有明確規定結社自由，而是通過判例的形式承認了結社自由。美國對于行業協會的規范和管理主要是通過公司法和一系列與稅收相關的法令來實現的。總體來講美國的行業協會的法律體系雖然比較分散、不夠系統，但是數量多而細致，比較完備。

2、法律形式

美國行業協會可以選擇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非營利性行業協會；另一種是營利性行業協會，二者都必須登記。前者構成行業協會的主流，后者是行業協會中極小部分，二者性質都是企業，同時可以享受稅收優惠。

3、設立模式

在美國注冊行業協會是在公司法和稅法的規范下進行的。行業協會的設立需要履行注冊登記程序，法人登記在州一級，向所在州的司法部提出申請，并提交相關材料，只要這些條件達到州公司法的最低要求，申請就會被批準，采用的是準則主義設立模式。

4、治理結構

美國《非營利法人示范法》對于行業協會等非營利法人的內部治理結構的規定相當細致，在社團章程、成員大會、成員的權利和義務、董事和董事會、執行官、監督機構等條款上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并且在尊重非營利法人自治的基礎上，兼具強制性和任意性法律條款。

5、籌資模式和營利禁止

美國行業協會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籌資模式，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有限，政府對行業協會的支持還表現在稅收優惠方面，對于依法獲得了稅收優惠的行業協會來講，屬于收入的消極增加。對于正常所得，即從事與組織目的相關的事業取得的收入，包括會費、政府資助、社會捐贈和服務性收入免稅。

美國對“無關經營收入”即超出公益宗旨及目的事業之外的經濟活動征稅，目的并非禁止行業協會從事經營性活動，而是為了避免造成與納稅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

(二)大陸法系模式

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模式法國和德國繼承羅馬大陸法系，注重法律文字的梳理和法典的編制。以德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注重對行業協會進行統一立法，使行業協會在法律范圍內活動。在德國的行業協會中，工商會是行業協會中唯一按照法律要求成立的行業組織，是半官方的，企業和企業主都是它的法定會員，即法律規定每個企業都必須參加。

兩國都有關于行業協會的成文法，為行業協會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德國對行業協會進行公私法性質區分，并在立法上區別對待，對公法性質的行業協會進行專門立法調整，對私法性質的行業協會多采用自治方式。法國行業協會立法歷史悠久，對其經營范圍進行明確規定，已發展成為按市場規律運作的企業管理組織。

下面，我們以德國的行業協會為例，從五個方面總結其發展經驗。

1、立法框架

德國是大陸法國家，同時具有很強的普通法傳統。對于嚴謹的德國人來說，“法律比自由的觀念常常更為重要。”①德國的對行業協會等的社團立法都比較完整，表現為多層次的立法框架，是世界上行業協會體系相對成熟的國家之一。德國行業協會除依照《基本法》和《民法典》有關公民結社自由的規定外，《德國工商會法》和《社團法》，又是公法協會與私法協會手工業協會的主要法律依據。手工業協會則由1953年9月通過的《手工業條例》調整。

篇5

關鍵詞:服裝工業;紡織工業;金屬化學工業;機械電子行業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3-0015-02

1 服裝工業的歷史、現狀及發展趨勢

1.1 服裝工業的歷史

服裝工業的歷史和成衣工藝的發展歷史密不可分,我國的成衣工藝有著悠久的歷史,但由于幾千年封建社會制度的影響,嚴重地束縛和影響了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致使我國的服裝工業發展緩慢,在相當長時期還停留在個體制作和手工作坊的生產形式。19世紀初,隨著西方服飾文化的傳入,我國傳統的服裝生產形式及工藝方法得到改變,并在民間逐步產生“紅幫裁縫”、“白幫裁縫”、“中式裁縫”、“大幫裁縫”,這四大服裝生產形式成為當時的主要派系。20世紀中葉,工業革命開始,使腳踏縫紉機在中國逐步推廣,并逐漸改革手工操作的服裝工藝過程,生產規模和形式也在不斷地擴大,同時,在許多沿海大城市逐步形成西服、襯衣、內衣、童裝、裘皮服裝等行業,但個體勞動的生產形式仍占較大比例。

解放后,國家首先對手工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逐步改變和擺脫了舊的生產方式,組織起四類不同的服裝生產形式,即國營、公私合營、集體、個體。但是由于長期對服裝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不理想,致使服裝生產發展的速度緩慢,跟不上人民生活水平的遞增速度。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為了切實解決好人民穿衣問題,扭轉“買衣難”、“做衣難”的局面,對成衣生產的體制作了調整,成衣生產的渠道也不斷擴大,形成了紡織、商業、鄉鎮工業、第三產業、個體業等系統的多種生產渠道。

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服裝工業已成為國家累積資金、擴大外匯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服裝已成為國際貿易的大宗商品。國家對發展服裝工業十分重視,積極支持服裝工業的體制改革,服裝行業已成為一個具有一定現代生產規模的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體系。

1.2 服裝工業的現狀

廣泛采用電子技術,生產設備具有連續化、多針化、氣燙化,面輔料品種繁多,紡織、印染、服裝一體化形成了服裝工業的現狀:

(1)情報網系統的建立利用計算機網絡,隨時收集世界各地的時裝情報、流行趨勢及市場信息等,同時企業還可以將產品出廠后的銷售情況及時輸入存儲,便于統計。國外許多服裝生產廠家已于百貨公司或服裝店聯網,用來調查服裝銷售和需求情況,便于企業及時組織生產或隨時調貨。

(2)服裝CAD廣泛應用利用計算機進行款式設計,圖案設計,打板、推板及排料工作,縮短了服裝企業從效果圖到排料圖的工作時間。

(3)綜合自動化裁剪車間采用自動對齊布邊、自動控制鋪布張力,甚至有自動對條對格功能的全自動鋪布機完成鋪布工作;利用全自動裁剪機可與CAD聯機,也可由其自身的電腦中心控制,按照磁盤上的排料圖文件,自動進行樣板或衣片的裁剪;最后再由裁片標簽機完成打號任務,使得裁剪車間再節約大量人力、減輕工人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鋪布質量得到提高,裁片的質量也更易于保證。

(4)靈活生產系統(FMS)在縫制車間采用柔性材料傳送裝置,如由柔性吊掛線將某件服裝的所有衣片,按設定的程序依次吊掛傳輸到指定工位,改變了以往將衣片成捆傳遞帶來的車間半成品堆放混亂、解捆和扎捆時間長、衣片易折皺、整燙工作量大等弊病。此外,自動绱袖機、自動納駁頭機、省縫機等技術含量較高的縫紉機在生產線上的應用,使服裝縫紉加工質量更容易保證,生產效率提高。

(5)燙整手段提高具有各種形狀燙模的熨燙機,令服裝的立體造型更加容易,免去了以往傳統“推、歸、拔、燙”的手工操作,外觀質量易于保證。

1.3 服裝工業的發展趨勢

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到來,一個電子技術時代和信息時代已經進入到服裝生產領域中,各種微電腦、氣動技術、激光技術及電子群控技術等科學技術將被廣泛應用。展望未來,一個技術密集型的服裝生產形式將逐步建立,我國服裝工業必將進入一個從設計到成衣制作高速化、自動化、高效率的新時代。

2 服裝工業相關行業發展歷程

2.1 紡織工業

紡織工業是將天然纖維、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進行紡紗織布,而將一些具有服用性能的紡織材料,即服裝材料提供給服裝工業生產成為服裝,由此可見,服裝材料的更新和發展是受到紡織工業發展影響和帶動的,而服裝材料的發展必然推動服裝工業的現代化發展方向。

服裝材料的發展與紡織工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產業革命以后,工業生產及其產品有了長足的進步,紡織品從手工生產到機械生產,化學品染料也開始取代天然染料并不斷地更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生產出粘膠人造絲,1925年又成功地生產了粘膠短纖維。1938年美國宣布了尼龍纖維的誕生,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生產技術再次快速發展。美國1950年開始生產聚丙烯腈纖維(腈綸),1953年聚酯纖維(滌綸)問世,1956年又獲得了彈力纖維的專利權。到20世紀60年代初,紡織材料已不局限在天然纖維的使用,化學纖維已被作為服裝材料廣泛應用。隨著紡織工業和化學纖維的應用,人們認識到各種纖維的不足,在利用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混紡互補的同時,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天然纖維合成化,合成纖維天然化”的口號,世界各國對化學纖維(尤其是合成纖維)的改進和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纖維作為服裝材料的基本形成要素,其發展使得服裝材料品種繁多,形態及性能各異,它們已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進入了高科技的21世紀,并已能從多方面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紡織工業所提供的服裝材料已經成為服裝流行的重要因素,新型材料的出現就會帶來新服裝的流行,服裝材料在滿足人們基本服用性能的基礎之上更朝著科技化、功能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以高科技服裝材料提高服裝的附加值,新型整理技術和功能性服裝材料得到廣泛的應用。通過對纖維的改變,物理改形、化學改性以及采用新材料等方法使化學纖維新品種增加,同時又采用了對織物進行的物理和化學的新型整理方法,從而使服裝材料具有防水透濕、隔熱保暖、吸濕透氣、阻燃、防蛀、防霉、保健、抗菌、抗熔融以及防臭、防靜電、防污等性能,為舒適服裝和勞保、衛生等功能性服裝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2.2 金屬、化學工業

金屬或化學工業所生產的包括塑料制品和金屬制品,提供給服裝工業的如掛鉤、拉鏈、紐扣等扣緊材料以及用于服裝包裝的包裝材料等輔料。輔料中的扣緊材料提供給服裝生產,從最初的完全由天然材料制成到后來隨著金屬、化學工業發展所提供的合成材料、金屬材料的紐扣、拉鏈等,降低服裝生產成本的同時,由于也具備輕便性,保證了穿著的舒適。而包裝材料更是具有保護服裝,用以宣傳從而促進消費的功能。

2.3 機械電子工業

機械電子工業生產的是金屬材料和電子元件,提供給服裝工業的如服裝CAD、裁剪設備、整燙設備和縫制設備。以制作服裝的工具為線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服裝加工工具的進步是隨著機械電子工業的發展而前進的,從而促進了成衣工藝的發展,推動了服裝工業向前發展。

距今10萬年前的遠古時代,人類的祖先已經開始使用動物的筋線和骨針將獸皮和樹葉這些取自于自然界中的天然材料縫合成片包裹住身體。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管狀骨針和繞線棒等工具,都說明那時已經產生最原始的成衣工藝形式;公元前3000年人類進入到青銅器時代,銅針取代了骨針;隨后鋼針的出現又取代了銅針,但直到18世紀末,縫制服裝的工具仍處于原始階段,工藝方式一直是手縫操作。19世紀初,歐洲資本主義近代工業興起,英國人托馬斯?遜特發明了手搖鏈式線跡縫紉機;30年代,法國人巴特勒米?西蒙納制造了第一架有實用價值的鏈式線跡縫紉機;英國人艾薩特?梅里特?勝家兄弟設計了轉速600r/min的全金屬鎖式線跡縫紉機。這時,人們制作服裝已經由純粹的手工操作進化到使用人力的機械操作。19世紀末,馬達驅動的縫紉機問世,人們開始進行機械高速化、自動化及專門化的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起,縫紉機的轉速已經從300r/min提高到10000r/min以上。1965年,美國勝家公司發明了自動切線裝置,使縫紉效率提高了20%左右。至此之后,日本重機株式會社、美國格伯公司、意大利內基公司分別制造了數控(NC)工業縫紉機,使縫制工序程序化、標準化。

3 相關行業帶動服裝工業的繁榮發展

從純手工縫制進化到使用人力的機械操作直至今天的機械化、自動化、高速化、專業化生產,服裝工業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勢必是由其他相關行業的進步和發展陪伴帶動的。

3.1 紡織工業帶動服裝工業的發展

紡織工業與服裝工業密切相關,它提供給了服裝生產最基本的服裝材料即面料和輔料,新型纖維及紡織技術的出現勢必會帶給服裝不一樣的穿著和外觀感受。服裝材料的不斷更新和發展,也推動成衣工藝向現代化方向發展。新的風格的織物形態和新涂料的產生,將推動各種濕熱塑形工藝、粘接縫制工藝的發展,從而改進部件的組合形式,促進舊工藝的改進和新工藝的產生。

新型服裝材料的開發賦予了服裝一些特殊的功能,迎合了不同職業、不同工種從業人員的穿衣需求,如潛水服、石棉服、航空航天服等。

3.2 金屬、化學工業帶動服裝工業的發展

面料和輔料提供給服裝生產,平分秋色。輔料作為服裝材料的一部分在服裝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扣緊材料,看起來雖小,并且其價值對整件服裝來說也是很低的,但是,如果對這些輔料選配得當,不但可以使它們充分發揮其功能性和裝飾性,而且還會起到錦上添花、畫龍點睛的作用,提高服裝的檔次。除了其功能性外越來越多的設計師也利用其來提高服裝的裝飾性,甚至也在考慮及研發輔料的特殊功能,其發展必然影響和帶動服裝工業的發展。

3.3 機械電子工業帶動服裝工業的發展

現今機種類型紛繁,常見的加工工具和設備多達4000余種,主要有單縫機、鏈縫機、繃縫機、包縫機、繰縫機、刺繡機、鎖眼機、釘扣機、打結機等縫紉機械;有打褶機、拔襠機、粘襯機、各種部件熨燙機和成品熨燙機等熨燙機械;有鋪布機、電動裁剪機、模板沖壓機等裁剪機械。機械設備的高速化、專業化使得服裝生產的效率提高的同時又保證了服裝的質量,使得工業化的服裝及時并保質量的滿足廣大消費者的穿衣需求。

隨著電子計算機在服裝工業中的廣泛應用、各種電腦自動排料、鋪布、裁剪系統,色差疵點分辨系統,縫制功能的電腦控制系統以及將復雜工序組合成由單一機種完成的特殊機種,將會大量使用于生產過程,成衣的生產工藝無論方法還是組織形式都將產生質的變化。服裝CAD技術中利用計算機實現三維款式設計、二維紙樣繪制及紙樣完成后的立體造型顯示,提高數據的傳輸速度,簡化系統的操作。在企業管理體系中,一種新的概念和模式即計算機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IMS通過計算機硬、軟件,將企業中許多單項自動化技術,如:柔性生產系統(FMS)、計算機輔助設計(CAD)、計算機輔助生產(CAM)、管理信息系統(MIS)等日趨成熟的單元,在計算機網絡和數據庫管理系統的基礎上進行集成,使企業的生產管理迅速、準確、便捷,在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縮短交貨周期等方面達到總體最佳,從而提高企業對市場的快速反應能力。先進技術及設備的引入,使服裝整體生產的周期大為縮短,有助于提高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

參考文獻

[1]張文斌.服裝工藝學[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0.

篇6

關鍵詞：文化產業；手工藝業；凱爾布爾

巴基斯坦位于南亞次大陸西北部，意為“圣潔的土地”“清真之國”，巴基斯坦是一個多民族的伊斯蘭國家，宗教意識極強，小孩從3歲起就開始背誦《古蘭經》，其居民97%以上信仰伊斯蘭教。巴基斯坦是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貿易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和英聯邦成員國。

巴基斯坦手工藝業發展較早，每年10月舉辦的民族民間藝術節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文化活動，在近十幾年的發展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此項活動，規模最大的一次達到了20多個國家，使得這個活動的國際色彩不斷加強。在2008年的民族民間藝術節期間，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堡搭建了裝飾豪華的涼亭，向游客展示巴基斯坦的傳統文化遺產。

為了進一步振興巴基斯坦地區的手工藝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創意文化產業的概念引進了巴基斯坦，改善巴基斯坦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條件，推動貧困地區的手工品創意產業發展。由此，巴基斯坦的手工業發展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啟動了AHAN 計劃，除了政策、資金支持外，還規劃建設了手工業重點發展區域――凱爾布爾地區。為了振興該地區的手工藝品業，生產者和相關機構通過建立農村創意合作社的方式，來提升手工藝系統的運作框架，通過合作運動，不斷開放市場，提高生產效率。

一、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業發展現狀

凱爾布爾地區有著悠久的傳統手工藝品發展的歷史，但亟須振興，其手工藝部門的發展狀況不容樂觀。隨著手工藝品業所能帶來的收入的減少，從事手工藝品業的人數也逐漸降低，手藝精良的手工藝人更是少之又少，這使得原本就在走發展下坡路的手工藝品業更加雪上加霜，手工藝品質量不斷下降，商品雷同現象嚴重，設計缺乏創意，導致了手工藝品的不斷貶值，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無法滿足市場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手工藝品的產品精髓無法得到最深刻的表達。為了更好地保存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文化，巴基斯坦地區的非政府組織IRC（產業資源中心）、SEEDA（Sindh教育和環境發展協會）和SEWA（發展信托）等機構對其基礎設施的建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對凱爾布爾地區手工藝發展模式的研究中，更多的政府部門和機構傾向于建立一個類似于泰國的“OTOP”（一村一品）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發展模式對建設手工藝品的推廣系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凱爾布爾地區發展手工藝品業的資源分析

1.凱爾布爾地區發展手工藝品業的優勢因素

政府政策的戰略支持是凱爾布爾地區發展的最大優勢，在政府的支持下，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品業將會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凱爾布爾地區有著豐富的發展手工藝品業的所需原材料，這樣的先天優勢將有效地降低原材料的成本，提高產品的利潤，從而增加從業者的經濟收入，提高從業者的從業積極性。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品業的從業者眾多，核心勞動力人口達到500人的社區，在家庭或者小作坊內利用傳統的工藝技術進行手工藝生產，都具有一定的技術基礎，對于建設手工藝品合作社來統一管理、銷售的形式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從業者眾多使得勞動力的成本降低，且勞動力充足，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對凱爾布爾地區手工業的振興能夠實現有效降低成本。當地的非政府組織的加入將有效帶動該地區非正規教育、職業培訓、小額信貸以及建立合作社等相關的活動的發展，這對在巴基斯坦地區推進創意產業的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凱爾布爾地區發展手工藝品業的劣勢因素

經濟基礎薄弱，手工藝者分布相對分散，這導致了該地區手工藝發展的逐步衰落。產品生產缺乏創新性，產品競爭力弱，無法提高產品的文化附加值，無法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從事手工藝品生產的手工藝者的文化素養普遍較低，無法提高產品的文化內涵，在以內容為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推動過程中，這無疑是最大的阻礙因素。在產品的銷售環節，對中介機構和贊助商的依賴程度較高，手工藝者的市場拓展能力較差，市場渠道少，不利于市場的進一步拓展。

三、凱爾布爾地區發展手工藝品業的發展建議

一個地區從事該項行業的村民人數，決定了該行業在該地區經濟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凱爾布爾地區核心勞動力超過500人的地區不在少數，這說明手工藝業在凱爾布爾地區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然成為了該地區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使得手工藝業在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具有較高的現實意義和經濟價值。發展巴基斯坦的手工藝品業尤其要注重其與旅游業的互動發展，巴基斯坦的旅游業發展起步較晚，但旅游資源異常豐富。巴基斯坦第一家旅游公司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現在巴基斯坦的旅游資源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開發利用，旅游業已經基本能夠滿足外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但發展仍較為緩慢，旅游產業發展較慢，旅游者多為定居在歐美的巴基斯坦人和海灣國家的游客。但與此同時，巴基斯坦的旅游業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績，在發展的近四十年間，巴基斯坦推出了三種主要旅游類型：探險旅游、生態旅游和遺產旅游，將本國的歷史文化、歷史遺跡、名勝古跡陸續向市場開放。隨著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巴基斯坦地區的交通狀況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公路、鐵路乃至航空運輸網絡逐步建立并完善，實現了景點間更為快速地到達，縮短了游客的出游時間，提供了更為便利的出游條件。在旅游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的前提下，與旅游業息息相關的旅館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不同檔次的旅館的發展滿足了不同層次旅游業的消費需求。2009年3月5日，據巴基斯坦《每日時報》報道，世界經濟論壇日前在日內瓦公布了最新一期旅游競爭力報告顯示，在133個參評國家和地區中，巴基斯坦的旅游競爭力排名為第113位，上次排名為111位（共124個國家和地區參評）。報告顯示，巴基斯坦2008年旅游業GDP為37.8億美元，約占整個GDP的2.3%，從業人員約為105.6萬，占就業總人口的1.9%。

發展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品業，將有力地推動巴基斯坦地區經濟的發展，首先通過政府的支持，鼓勵手工藝者參加展覽會和交易博覽會，不斷擴大巴基斯坦手工藝文化的影響力；其次是要注重手工藝業與旅游業的互動性發展，通過旅游帶動地區特色手工藝業的發展，加強區域內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突出區域的文化遺產、創意資本、地域特征及技藝精湛的手工藝者；再次要拓寬產品的銷售渠道，開拓地區市場、國家市場，乃至國際市場；最后要提高手工藝者的社會地位，建立手工藝者基本生活保障體系，提高其創新發展手工藝品的積極性；注重文化創意產業概念在該地區的推廣，提升產品的文化附加值，增加其文化內涵，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四、結語

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為巴基斯坦的手工藝品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手工藝品與旅游業的融合性發展是手工藝品業發展的一個主要途徑，凱爾布爾地區的手工藝品要想得到長足的發展，必須圍繞旅游業展開一系列的開發活動，僅僅依靠傳統手工藝者的自生自滅式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無法最大限度地實現巴基斯坦具有悠久發展歷史的手工藝業的經濟價值，文化創意產業概念的引入將引領巴基斯坦手工藝業走向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參考文獻：

[1]楊捷生.伊斯蘭倫理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2]余英時.文化傳統與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讀書?三聯書店，2004.

[3]張玉蘭.巴基斯坦的宗教問題[J].當代亞太，1998（08）.

篇7

關鍵詞：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城鎮空間形態、歷史特征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are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rom qin to opium wa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wn before group space for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induces the towns in the area the history of the space form groups feature, and mining the deep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behi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reveal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 its formation was long time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empire of the policies.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wn, town group space form, characteristic history

中圖分類號：F2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作者簡介：李綺云：碩士，注冊城市規劃師，廣州市番禺區城鄉規劃編制管理辦公室工程師。

當今城市的發展態勢，正朝著區域城鎮化和城鎮區域化的方向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當代中國城鎮空間發展群體化的典型地區，其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相對于具體的建筑和單個的城鎮空間，城鎮群體形態具有更為穩定的結構，是各種非空間要素在歷史的進程中積聚、交織并且互相更替而產生的空間反映，時間跨度累積的漸進性是其特性之一。對具有悠久歷史的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歷史演進過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對該地區現實及未來問題的探索。

1 城鎮的歷史演變進程及群體形態特點

1.1城鎮歷史演變進程

珠江三角洲城鎮的歷史從2800多年前的周代開始，廣州開始作為一個城市存在 [1]。從秦漢起，廣州就成為中國十大城市之一，長期以來是南方最大的貿易港。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廣大地區卻城鎮凋零，主要的城市只有作為次級的行政中心和貿易中心的肇慶和惠州。到了唐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行政區域的細分，小城鎮出現并逐步增加，但是比起中原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仍可說是十分荒蕪（圖1）。

圖1 珠江三角洲唐代城鎮分布[2]

資料來源：根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整理

明清是珠江三角洲城鎮發展的繁盛期。民間的海上貿易興起，而珠江三角洲又是外貿興盛的地區，因此，大量沿海港口貿易市鎮興起,其數量遠遠大于中國其它地區（表1）。另外商業活動的興旺以及手工業的興起也帶動了珠江三角洲工商業城鎮和墟市的發展。據統計，明嘉靖年間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共有106個[3]，此后，其數量還一直在不斷地增加。

表1 清前期我國沿海港口貿易市鎮統計

地區 廣東 福建 浙江 江蘇 北方

市鎮數 67 20 15 22 8

資料來源：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4]

圖2 清代珠江三角洲城鎮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5]整理

1.2 城鎮群體空間關系從弱聯系到統一整體的演變

元以前的城鎮，層次簡單，只有城和鎮兩種類型。而這些城鎮也僅為商品交換地，相互之間聯系弱，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構不成等級關系，也沒有性質和規模方面的從屬關系。從城鄉關系上看，尚處于一種弱聯系的二元狀態，城鄉間因消費需求而發生的聯系與全國性、世界性的物資調配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因此，這是一個區內弱聯系的城鎮網絡，但區域與區外全國性、世界性的開發聯系卻十分強烈，從而形成了城市無不繁榮，鄉村卻難覓繁華的景觀。

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絕大多數城鎮的聯系網絡縱橫交錯，它們作為一個整體起到了全國經濟網絡中心的組織作用。商品經濟使得城鄉關系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密切程度，城市與鄉村被統一在一個整體的經濟循環體系中，除了廣泛的城鎮之間的分工，還出現了城鄉之間的分工協作。城鄉人員的流動也相對自由。可以說，珠江三角洲城鎮密集區的雛形已經初步形成，大城市與市鎮構成區域經濟的立體網絡，城鄉之間逐漸結成區域性的整體。

1.3高首位度的城鎮規模分布特點

清代末期，以前，是封建主義時期中國城鎮體系最完整的時候，以之為代表，可以分析在傳統社會經濟條件下城鎮發育成熟的規模分布規律。

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曾對1843年中國十幾個區域的人口為1000以上的中心地的等級與規模關系做了分析。這里摘錄其中有不同特色的的四個區域進行比較：華北、長江下游、云貴和嶺南（圖7）。

圖7 清代中國四個地區的城鎮規模分布分析圖

資料來源：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晚期的城市》[7]

在規模分布分析圖上，大城市顯示斜率大的分布的區域，表明人口高度集中在區域最大中心地，相反的，斜率小的分布的區域，表明該區沒有一個統領全區的中心，是相對分散的中心地體系。從圖可見，有兩個鮮明的首位例證，就是嶺南和華北。它們也是施堅雅分析的所有區域中僅有的兩個首位例證。如果把最大城市的人口同次于它的九個最大城市的人口的總和之比作為首位指數，那么嶺南廣州的指數為1．02，首都北京在華北的指數也只為0．86[7]。嶺南七個最大的城市，有五個屬于珠江三角洲，可見，珠江三角洲的五大城市首位度應該比嶺南更高。這說明，珠江三角洲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里，尤其是高度集中在廣州；古代廣州在珠江三角洲中取得遠遠超越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地位。

2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空間形態形成的主要成因分析

2.1 外向型商品經濟是導致珠江三角洲城鎮群體強首位度空間規模分布的主要因素。

縱觀兩千多年的歷史，廣州是中國最重要的外貿港市，具體表現在：

（1）廣州是中國開港最早的港市。廣州同南洋諸國的貿易，起碼開始于公元前220年以前，到現在已經2200多年了。

（2）廣州是千年以來中國唯一一個一直持續興旺不衰的港市。唐、宋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額已逐漸居國內各港之首，并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北宋年間，廣州一港關稅收入要占全國的九成。明代和清代，廣州都有相當長的時期內幾乎壟斷了全國的對外貿易并保持不斷發展的勢頭。在2000年的歷史中，廣州居于全國第一大港的地位，只有兩次被其它港市取代過[3]。第一次是南宋到元約一百年，由于南宋遷都杭州，給泉州港帶來繁榮，而超過了廣州。元末后，泉州逐步衰落。第二次是后，上海發展成為全國第一大港。

廣州這種外貿港市的地位使其獲得了極高的首位度。從表面看來，首位表明過份集中，意味著地區服務特別集中，或主要城市起了一種超出它的地區腹地的作用。首位分布的形成都和某一方面規模門檻相聯系。如作為一個國家中心的帝國首都北京，1843年為止在地區中所占的首位，在民政和軍政方面對整個帝國來說它起到中心職能的作用。它的影響腹地是整個中國，而不僅僅是華北。

而地區城市體系的首位分布特點，很多同地區對外貿易有密切聯系。“當一個地區的最大城市異乎尋常地大的時候，它們那種過分的集中，十之八九可以說是由于相對地進行大量地區對外貿易”(施堅雅) [7]。廣州可以說是這個論點的典型例證。差不多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壟斷了整個中國的對外貿易的廣州，其所起的影響作用遠超出了嶺南地區。因而就該地區的城市體系而言，它的人口和集中程度相應地是過高的。

2.2 封建中國的政策因素和廣州的地理因素是廣州能夠長期保持中國第一大港的地位，并長時間獲得對外貿易壟斷地位的主要影響因素。

1.廣州能取得中國第一大港的地位，首先是由帝國的對外政策決定的。封建中國一直以來都以泱泱大國自居，認為天朝地大物博，對外向性的商業交流并不積極。到了明清兩代，由于倭寇侵擾和清政府防止鄭成功的反攻，前后實行了三百年的海禁。當時的珠江三角洲是作為中國的邊緣地而存在的,雖然在政權上歸屬中央帝國，但在其它方面來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正是因為廣州遠離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軍事地位較低，因此得以作為唯一的對外窗口繼續發展。可以說，廣州成為壟斷性外貿港口，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影響是大于經濟因素的。

2. 廣州所處區位有利于對外貿易。我國古代的對外貿易只能依靠海運，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我國的海運航線是經南海到印度洋。廣州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更接近東南亞和印度洋的各個港口。

3. 港口和航道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從唐代地圖可以看出，在古中國，廣州就位于珠江口（圖1），既是河口港，也是海口港。廣州港及其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淺的優良自然條件，建港以來，無論是內港還是外港，都沒有發生過淤港或者航線改道的情況。相反的，有的港市，如泉州，淤港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4. 具備方便的交通條件。廣州從古至今一直是一個綜合型的交通樞紐。對內，可以以珠江為紐帶，連接包括廣東省以及湘、桂、贛和云、貴、川各省區部分地區的遼闊腹地；對外，以南海作走廊，直通歐、亞、非三大洲。除了海河聯運外，廣州還可以在沿海同內陸之間實行水陸聯運。這使得其它非綜合型的港口貨物也逐步轉至廣州港。

從以上這些分析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具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各種優勢，無論是在以前還是今后。但是，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重心從南海、印度洋方向向太平洋方向轉移，以及原有政治影響因素的消失，珠江三角洲外貿的壟斷地位將較難再現。這也是現在長三角競爭力日益增強的原因。

2.3 官貿性質的商品經濟是廣州未能帶動珠三角發展的原因。

根據核心邊緣理論，一個強大的核心會對周圍產生擴散影響，為什么廣州這個核心在明之前并沒有帶動珠三角發展，明后，珠三角的城鎮群又依靠什么發展起來呢？

這種狀況的產生也與外向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商品經濟在當時帝國政策的影響下分為兩種：官貿性質的與民間性質的商品經濟，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給珠三角城鎮帶來了不同的發展狀態。

封建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古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為中央政權服務的。當時的物資交流，從地域上看，是以南北走向，連接到區域之外的交流最為發達；從形式來看，主要是官貿形式的物質交流；從交流品來看，官坊產品和官貴享受的奢侈品居多，如唐時，國外輸入商品主要是“番藥、珍寶”等[6]。這就使得外貿城市廣州主要只是作為一個物資的中轉港口而存在，有的只是跨越本區域的外向性聯系。因此，它并不能像其它區域的大城市一樣，對區域經濟產生大的擴散影響。

然而，歷史后期，民間產品貿易的比重慢慢增多。明以后，封建王朝的政策逐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變化。農業漸行田賦折銀，手工業方面逐漸以銀代役和廢除匠役，商業上逐步放松了對商人私營的禁忌，從而開始較有意識地將整個經濟社會推到市場經濟軌道上運行。這使得私營手工業、私營海內外貿易以及商品性農業都得到顯著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開始在沿海地區出現[6]。而廣東正是上述政策的發軔地，龐大的商幫集團迅速興起。北向輸出的“廣貨”數量已經大于南下的商品量。在對外貿易方面，這一段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市舶”繁于“官舶”[4]，民間私人廣泛卷入貿易活動使得交易數量數十百倍增長。從交流品上看，輸出以民間的手工業產品為多，輸入雖仍多奢侈品，但民間需用商品的比重已經大為增多。

這一階段，市場經濟的固有規律逐漸取代了中古時期的封建國家經濟杠桿，商品經濟對地區的影響開始顯著增強。商品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無論生產還是市場，地域分工的差異都十分明顯。手工業生產及市場的專業分工導致了次級中心地的出現。中心地理論認為，與低級中心相比，高級中心供應較為專門化的商品，因而有著更為廣闊的最大腹地。商業中心地的腹地范圍與供應商的需求極限有關。因此，大城市對應的是對外貿易，中等城市對應本省的貿易，小城鎮對應的是本縣的貿易。明之前，只有廣州一個大商業城市的情況，說明了珠江三角洲地區內貿易的貧乏。而明后，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本地區專業分工的發展，才促進了面對本區域的貿易和中心地的產生。珠三角的四大商業重鎮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就主要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可見，官貿的對外貿易帶動的是一個城市的繁榮，而民間對外貿易就帶動了區域的發展。這使得明清時該區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國其它的地方要高，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中城市中。

3小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與中國其它的城鎮密集區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發展歷史具有其獨有的地方特色。經濟要素是影響珠江三角洲的城鎮群體形態最直接的因素，區位、帝國政策等要素，都是通過對經濟的影響而最終反映到區域城鎮群體空間形態上。與中國其它區域不同，這個區域的城鎮的行政等級與其經濟等級并不完全相稱。外貿為主的商品經濟是這個地區特有的影響因素。

注釋：

[1] 蔡人群主編.富饒的珠江三角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2]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

篇8

關鍵詞：職業教育學；職業教育研究；起源

一、概論

按照Schlieper的觀點，這里職業教育學應理解為“職業教育的科學”這一大概念(Schlieper，1963)，即其涵蓋經濟教育學、技術教育學、農業教育學等領域。職業教育學是教育科學中，就人們在獲取就業和生存的資格與能力并使其在社會公眾生活中采取對社會和生態負責任的態度的過程之前提與條件、目標、可能性與現實性進行科學研究的子科學(Lipsmeier，1978)。職業教育研究的是“對完成組織化的工作過程有意義的專業資格以及人格的與社會的態度和定向之獲取的條件、過程和結果” (Senatskommission，1990)。

根據對職業教育過程中關于“職業”結構的傳承力(Tragfaehigkeit)的最新討論(Lipsmeier與 Rauner的論爭，1998)，必須將其嚴格地定義為：“能力本位的工作過程”。

如果人們要建立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和一個同樣嚴格的研究概念(按照Beck的觀點，是生成“基于真理要求的經驗上可測量的”陳述，Beck，2003)，就要對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進行簡要深入地分析。而要恰當地正確估計職業教育在其理論反思和理論導出特征方面的社會化建構過程的價值，就要以一個廣義的研究概念為基礎。這一概念涉及重要和透明的范疇、原理和前提的建立等已有知識的系統化、對職業教育的理論反思、經驗數據的收集與分析、應用恰當的方法對這些知識進行的完形(Vervollstaendigung)與擴展以及對職業教育實踐的反思性處理，總之要在考慮有效性的情況下確保結果的客觀性與可測量性原則(Senatskommis- sion，1990；Rosenthal，1977)。

盡管對“研究”的理解相當開放，但從研究的觀點來看，許多職業教育學的著作和文獻，例如程序化的設計(如1969年德國教育審議會Deutscher Bildungsrat的學徒建議)、教育政策或教育理論的方案 (如1901年凱興斯泰納的應征論文)以及實踐(praxeologisch)開發成果(如1907-1911年普魯士教學計劃的頒布)，都不會被視作研究。這些有著重大作用的歷史文獻可以被研究(如誕生史或作用史)，但不是研究的結果(Kell，1999)。

這里提到的起源，研究的廣義概念要求追溯職業培訓的歷史，而不能只從1900年隨著職業學校教師培養的學術化(首先是經濟教育學的教師)形成的科學的職業教育學的建立算起，也不能只從1969年《聯邦職業教育法》關于職業教育研究的官方決定算起(原《聯邦職業教育法》第60-72條)。為此，正如 Dobischat／Duesseldorf(2002)所說的那樣，對按照機構分類的研究的描述，特別是對職業教育學以外的，亦即以其他學科和多學科的方式進行的職業教育研究(如van Buer／Kell／Wittmann，2001；Senatskom- mission，1990)，應有一個界定。盡管如此，考慮職業教育與社會背景的聯系，這里所提及的職業教育研究的起源跨越了傳統的科學分工以及基于此而對職業教育學的詮釋。

職業教育，或者簡要地說對社會所需工作的正規或非正規的培訓，自古以來其主要目標就是才能 (Tuechtigkeit)和應用(Nuetzlichkeit)。但大約首先是在傳授手工技能的培訓過程被簡化(reduzieren)后，就不再僅僅局限于滿足社會存在的觀點，而是追隨由此產生的社會目標。手工業界，這一數百年來在職業教育措施方面占統治地位的主辦者強調，至少自中世紀行會職業教育開始，對職業教育就有一個深入的教育學理解：學徒培養不能只將學徒引入行會的工作世界，而且還要引入其生活世界，同時這也意味著，它還承擔著社會的和教養的任務。手工藝領域里的學徒漫游以及商業領域里的國外培訓，都是為這一目標服務的(Bruchhaeuser，1989)。

行會作為一個跨職業利益與就業利益的社會機構，不會只把培訓任務局限于后備力量的培養，以補充因社會運轉(Betriebsamkeit)而空出的工作崗位，而必須在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的和政治的背景下對這些工作崗位進行符合邏輯地觀察。

二、早期(前工業化時期)的職業教育研究

自中世紀早期開始，倘若存在相應的教育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會有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當行會在重商主義政治的框架內更多地與國家(Staatsraison)發生緊密聯系時，早期的經濟學、政治學、國家學和法律學只著眼于職業教育的問題與困難(Stratmann，1967)。手工業律師Adrian Beier是第一個按照教育學觀點從事研究的人，$tratmann在職業教育學的討論中提到他 (Stratmann，1967；Stratmann，1993；Beier，1683)。

屬于早期的職業教育研究者，即首批系統的、具有比較強烈描述定向的學者有：Amman(1568)， Sachs(1568)，Garzoni(1585，1641)，Weigel(1698)和 Marperger(1704)。還有前工業化時期商務類學校的創立者Paul Jakob Marperger(1656-1730)及其1723年發表的論文，Johann Gott_fried Gross(1703—1768)及其論著(1739)，他們在商業職業教育其他一些學習地點建立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才出現(Bruch- haeuser，1989)。Ortloff在1799年發表的論文也屬于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

這同樣適用于自中世紀以來行會的許多分析以及關于帝國手工藝條例(1869-1871)和關于20世紀30年代的“職業建構”，直至1972年的職業教育基礎年折算條例，一方面涉及不斷磋商著且從未最終解決的國家標準政策和教學論問題，另一方面也涉及職業“親緣”(Verwandtschaft)關系(Stratmann， 1967)。這里只列舉了一些重要的驛站(Station)。

Kell強調，對人類工作及對工作準備的“后思考”(Nachdenken)，也就是“研究”的“前形式”植根于對工作問題的觀察——“如果這些問題不能通過傳統關聯的行動去解決，就需要對問題進行分析，亦即對解決問題的策略進行開發”(Kell，1999)。這些策略可被稱為格式化策略(Formalisierungsstrate- Sie：Bruchhaeuser，1989；Amold／Lipsmeier／Ott，1998； Sprenger，2000)。Kell進一步指出，合理化策略的開發和應用“在歐洲通過宣言(Aufklaerung)獲得了新機遇”(Kell，1999)。

早期職業教育研究的成果體現在：職業教育走出了行會的“峽谷”，走向了社會需求的道路，為此相應的客觀的和可測量的陳述(結果)與“理論”(普適化)構成了必要的盡管還不充分的前提。無疑，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只是一個大的計劃。

三、工業化時期的職業教育研究

伴隨始于1750年的工業化，歐洲大陸則是在19世紀開始，經濟真正走上工業化軌道(Blankertz， 1969)，職業培訓過程也獲得新發展。處于蕭條之中的大量的手工業職業培訓，越來越多地被學校形式的職業教育予以補償和擴充。根據1816年頒布的《手工藝法》，學徒到相應學校學習的規定得以確保 (《庫爾黑森手工業條例》第63條)，后通過1869- 1871年的《手工藝條例》更為穩定，并通過1969年頒布的《職業教育法》得到最終保障。國家通過在經濟政策中的手工業自由(Gewerbefreiheit)措施，在1808年構建了(職業教育的)框架條件(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自1851年開始的世界博覽會(倫敦，許多國家參展，始于倫敦1756年舉辦的手工藝與藝術博覽會)帶來了更多的信息，“面向工業的教育”(Erziehung zur lndustrie)要求在較短的時間內，使那些由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的民眾有能力將現代技術與工業、與國家生活融人一體(nscher， 1972)。這成為當時國家的一項緊迫的任務。1766年開始，聲望極高的哥廷根科學院與手工業職業培訓聯手，在對手工業問題有獎征集答案時引發了“一場科學論爭”(Stratmann／Paetzold／Wahle．2003)。 Kunth(1757—1829)、Beuth(1781—1853，“普魯士促進手-T．)lk發展協會”主要創始人)、Nebenius(1785— 1857)、List (1781—1848) 和Freiherr vom Stein (1757-1831)決定推動手工業經營者參加國家和社會的改革。這意味著，教育問題已處于促進手工業發展的中心位置(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1994)。在一系列的計劃文件和調查(研究)中，通過比較，職業教育的“雙元化”，即通過學校形式的教育對企業培訓予以補充的必要性(學校化過程，Kell，1999)成為(研究)主題(例如，Diesterweg，1817；Hermann， 1826；Finckh，1829；Koehler，1830；Nebenius，1833； Trefzer，1833；Preusker，1830；Ammermueller，1837； Dilthey，1839；Schoedler，1847。 涉及這一主題的后續研究者有：Lipsmeier，1971；stratmann，1967； Thyssen，1954)。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實際情況表明：不僅傳統的策略，即通過學校形式(主要是通用學習內容)對手工業實踐進行的補充，而且國家針對性的調控措施，即曾經導致時代錯誤(anachro- nisch)的措施如藝術手工藝學校的建立，和國家中產階級政策如1897年的《手工業保護法》的出臺 (Blankertz，1969；Lipsmeier，1971)，都既未能緩解日益增長的工業化壓力，也未能解決伴隨工業化出現的社會問題。新的原動力——“職業教育研究”出現了(Bucher，1877：Schmoller，1903)。這是由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ruer Socialpolitik)的評估與報告首先提出的，并對此發揮了促進作用(見Bd．10，1875；Bd． 15，1879；Bde 62-70，1895—1897；Blankertz，1969)。

經過廣泛的討論，這些意愿不僅加快了致力于企業職業教育的系統化的努力(Jost，1982；Rinneberg，1985)，加快了致力于從進修學校到職業學校的課程論與教學論的標準化(Profilimng)的努力(集聚化運動，由Ruecklin、Pache、Seharf發起，見Monsheimer，1956；Lipsmeier，1978；Blankertz，1969)——但這些僅僅只是置于作計劃的桌面并未被視作研究予以分類，而且加快了致力于向這些教育機構提供教育理論及獲取社會政策保障的努力。這在所謂“側門命題”(Pfortenthese)的職業教育理論中得以凸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凱興斯泰納(Kerschensteine)、 Spranger和Fischer(Mueller，1967)。由此奠定的基礎對職業教育的政策和課程產生了極大影響(如學校教學車間的建立、公民教育課的引入)，但從科學觀點來看(將其視作研究)還是存在問題(Blanke~z， 1969)。20世紀20年代，在這些觀點被廣泛宣傳之后，西門子和巴沙克(Barschak)公司卻陷入意識形態的疑問之中，因為其與職業現實仍有差距。但從滿足職業教育學的科學要求方面，這一時期做了很好的前期工作(Greinert，1975；Muellges，1967)。

強調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盡管凱興斯泰納教育理論的嘗試最后失敗，但通過教育理論的創新使得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和解”。2ielinski卻認為，這是職業學校“悲劇的根源”(Klinski，1963)。

職業教育研究作為一門科學大約是從1900年開始的，毫無疑問，那還是在一個相當低的水準層面上建立起來的，可以確定有6個方面的結果和發展：

——商務類教師的培養(自1900年始，見Pleiss， 1963)和技術類教師的培養(自1834年始，其間多次中斷，從1960年起所有培養地點實現統一，見 Lipsmeier，2003)均轉移到科學型大學進行，其相應的參照學科逐步實現科學化；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和發展，1920年帝國學校大會的決議(Lipsmeier，1970)最終且嚴格地確立了至今仍適用的職業學校教育任務的核心內容，積極的研究和開發行動實現了學校在組織、課程和教學論與方法論方面的穩定(Thyssen，1954；Sratmann／ Schloesser，1990)；

——各類具有極大不同的職業學校教師協會的建立，并自1990年起對其成員提出了專業化要求 (Baar，1923)；

——自1886年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符合科學要求的職業教育學雜志(Gruener，1974)；

——較早地對職業教育信息的分類和結構化進行探索，并將其建立在可靠的(二次)統計調查及系統數據收集的基礎之上(Simon，1902；Pache， 1896-1905；德意志帝國統計，1987、1909)；

——首次出現基本滿足科學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時代感且考慮全面的著作——“進修學校學”，對法律、組織、教學論和方法論進行了系統描述(Siercks，1908；Sehlling，1909；Mehner，1912)，關于學徒培養的論文也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如Jauch，1911)。

1908年建立的“德國技術學校委員會” (Deutscher Ausschuss ruer technisches Schulwesen——DATSch)通過其“論文與報告”(1910，參見 Herker，2003)以及1925年工業界成立的“德國技術勞動學校研究所”(Deutsches lnstitut fuer Technis— che Arbeitsschulung——DIFTA)對職業教育的反思、分析和實施的科學化給予了強烈的推動。這是心理技術(Psychoteehnik)對職業教育產生重大影響的時期(Erismann／Moers，1922)，主要對職業適應性 (Berufseignung)以及從業者體力的和心理的要求方面進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有Wundt、Stem、Ruttmann和Muensterberg。這一時期也正是泰勒分工作為科學的企業運行(方案)的時期，結果思維型的工人包括工業培訓過程的顯著成果被忽視了(Lipsmeier， 2003)。所有這些行動都或多或少地對自1925年開始的工業類教育職業(Lehrberuf)的職業條例政策產生影響。這里不準備對Dobischat／Duesseldorf 所代表的被視為德國現代職業教育研究的機構化、內容拓展和形式化(Formierung)的起始情況贅述(Dobisehaff Duesseldorf，2000)，因為這些機構的開發工作比研究要多得多。只在一些出版物，如《技術教育》雜志里可以找到相關的研究。此外，還可注意到，1920年起所出版的有意義的著作，對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是一個大的促進，例如Zieger(1916)和 Kuehe(1923)編著的手冊、帝國工作介紹與失業保險署的“職業手冊”(1930)以及帝國勞動管理機構的“職業咨詢手冊”(1925)，還有1928年的“基本問題”和Dehen關于工業學校(1928)的專著等。

納粹時期的一些深入的而且與許多具體成果相關的職業教育學的思考與行動，從職業教育研究分類來說，還不能表明其正確性，其原因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而且因其是“敵視”經驗的。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研究也可予以證實(Seuben，1977；Kipp／ MillerKipp，1990)。Kell依據職業教育的研究主題，將納粹時期職業教育機構的工作進行了分類，對將其作為研究進行的分層產生很大疑慮——“政治目標、主觀理論與系統化的、積聚的經驗知識對勞動產生著決定性的影響”(Kell，1999)。

四、后工業化時期的職業教育研究

標準與經驗不僅在納粹時期是典型問題，而且貫穿在戰后關于職業教育學(Lipsmeier，1972；Abel與 Blankertz的論爭)和經濟教育學(Peege，1967)的科學理論的論爭之中，并至少持續至20世紀60年代末。正如被多次所診斷的那樣，其結果：一是這一學科依然帶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其相應的研究也是抽象推理定向的(例如，Lemper，1970；Sloan/Twardy/Buschfeld， 2004)，二是在內容方面相對貧乏的職業教育研究，主要是經驗定向的單一研究(例如，Abel，1957；Lemperff Ebel，1965；Heid，1966；Jungk，1968；Baethge，1970)。德國研究聯合會(DFG)下屬的審議委員會的評價也有這一估計，如“在自我開發意義上的‘職業教育研究’在60年代才被考慮。它成長于一個過程之中，在這過程中具有范式意義的單個研究凸現了其歷史作用的標記”(Senatskommission，1990)。

直至那時，研究更多呈現出“特殊的、有選擇的和主題化的初期開發”的特點(Dobischa/Duessel- doff，2002；參見：Rosenthal，1977)。

從研究角度看，在1969年職業教育政策的論爭中，這一缺失情況顯得更加清晰：針對德國教育審議會(Deutscher Bildungsrat)在其學徒培養建議書 (Lehrlingsempfehlung，1970)中提出的要求與對缺失的批評，雇主組織以這只是個別情況為由進行反擊 (Bundsvereinicgung，1969)，并認為學徒培養的狀況是無法用經驗性的調查來把握的。日后，Lutz和 Winterhager(1970)、德國青年研究所(Deutsces Jugendinstitut)在1973—1974年(Crusius；raatz；Daviter； Epskamp)的研究，以及1972年出版的其他一些論文 (如Heinen／Welbers／Windszus、Diekershofe/Kliemt/Die kershofe)，才使這一研究獲得成功(Lipsmeier：論爭的關聯與證明，1978)。

除了從經濟教育學的典型實驗對企業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的方法進行開發與研究以外 (Schmidt-Hackenberg，1989)，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職業學校領域奠定了良好的職業教育研究基礎，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出現了研究重心的推移(以下列舉一些題目)。

——青年工作者的培養：Abel／Doering，1961； Hardt，1965；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1974；Hoehn，1974； Schweikert-~，1975；Muench等，1979；Epping等，1980；

——職業教育(第二條)途徑：Belser，1960； Kahlert，1965；Heid，1966；Jungk，1968；Storch，1974；

——全日制職業學校：Gruener，1967、1968； Reisse，1977；Alex，1982；Kaiser，2000；

——職業基礎教育年：Muench等，1973；Bunk等， 1974；Holz等，1974；Bunk／Zedler，1976；Muench等． 1976；下薩克森州文化部，1976；Gerds／Glaser，1978； Erbe／Hoppe，1983；Hoehn，1983；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合：Blankenz， 1972；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文教部長，1972；德國教育審議會，1974；Fucke，1976；Pischon等，1977；德國聯邦教育與科學部，1980；Boianowski，1982；Kell等， 1989；

——課程研究／課程開發：Zabeck／Doerr／StiehI， 1973；Boehm等，1974；Strarmann，1975；Roemer，1975； Achtenhagen，1975；HogeJKaiser~eisse，1978；Pampus／ Benner，1988；

——學習地點合作：Muench等，1981；Paetzold， 1990；Dehbostel等，1996； 工作小組／Euler，1988； Paetzold／Walden，1999；Euler，2004。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伴隨著自60年代開始的自動化與人本性的論爭，這一時期基于社會科學的職業教育研究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Kirchner， 1973；Feuerstein，1978；Mertens，1982；Dostal，2002)，但基于職業教育學的職業教育研究的狀況在總體上還不能令人滿意，盡管如此，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首次提出了職業教育研究的科學標準：

——開發了各類專業術語并以專業詞匯 (Wefelmeyer／Wefelmeyer，1959；Schliper／Baumgardt／ Stratenwerth，1964；Eiehberg／Schulz，1968；Greener／ Kahl／Georg，197“Herderbuecherei，1973；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1977)和手冊(Blaettner等，1960； Loebner等，1963；Amold／Lipsmeier，1995；Lauterbach等，1995-2005；Kaiser／Paetzold，1999；Euler，2004)的形式予以詮釋；

——職業教育學和經濟教育學的雜志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是通過新雜志的創刊(如《職業教育的科學與實踐》，Berufsbildung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1972)達到越來越高的水準；

——職業教育的數據(例如，自1974年才有聯邦教育與科學部的“基礎數據”、自1973年起才由聯邦教育與科學部每年頒布“國家承認的教育職業目錄”、自1977年起才根據1976年頒布的《教育位置促進法》的第5條由聯邦教育與科學部每年《職業教育年度報告》)和職業教育學與經濟教育學的科學理論論爭(Lipsmeier，1972)及其相應的研究方法的標準還較欠缺。

標準的建立，特別是1991年“職業教育研究網工作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Berufsbildungsforschungsnetz)的建立(Czycholl，1993)，使得“職業教育學與經濟教育學”在“德國教育科學協會”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中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五、自1969年以來的職業教育研究的定位、機構化和多元化

一個一致的看法是，通過1971年建立的聯邦職業教育科學研究所(Bundesinstitut f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不僅對職業科學定向，而且對以職業教育學為重點的職業教育研究是一個新的激勵，這從1966年Blankertz等人進行的評估中可得以佐證(Blankertz／ Claesses／Edding，1966；Hegelheimer，1969)。由于“機構化的職業教育研究在法律框架內未被窄化為確定的領域和問題”，因而關注“更多的是要使在職業教育事業中著手進行的研究被納入研究計劃的優先權”的問題(Rosenthal，1977)。

自那時開始，對優先權標準的探詢就貫穿于機構化的職業教育研究的始終。

《職業教育法》(第60條第2段第2句)關于優先權的規定著重其普適性，故在此沒有太大作用，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的主管委員會不得不早就著手采取多次協商的辦法來解決。1973年，主管委員會提出了“研究政策準則”(Forschunspolitischer Grundsatz)方案，Raddatz在對其后續的修訂中認為，所擬定的重點“實際上并非如此”(Raddatz，1995)。隨后，主管委員會確定了4個研究重點(1979)，但這只是一個“規定框架”，并非一個優先權列表。不同時期關于優先權的論爭都沒有結果。Raddatz指出，主要原因是雇主與雇員之間存在分歧(Raddatz，1995)。對兩者具有同樣的機會而進行補充咨詢后，Raddatz確信，主管委員會對“研究規劃的基本問題”的討論興趣不大(Raddatz， 1995)。1989年，Raddatz對咨詢的評論是：“注意，討論表明，‘職業教育研究要從純粹的相互并列的單個研究項目發展成為系統’，實際情況表明，主管委員會主席對首次進行的關于研究政策基本準則的論爭得出了這樣一個積極的印象。”(Raddatz，1995)

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的評估委員會在1986年的報告中，為在研究計劃中體現教育政策和社會政策的適度性，也負責任地提出在研究問題中已廣泛應用的協調性原則(Konsensprinzip，1987)。在這一報告的咨詢部分，主管委員會認為，關于研究的重點和長遠視點的陳述不屬于研究計劃范疇，相關的決議關于優先權的前提是：只有當其超越職業教育研究總框架的分支部分或者超越研究計劃所確定的主題范圍的總和，才具有(優先)意義。

盡管主管委員會的決定完全正確，并考慮了對研究重點或優先權建構(Prioritaetenbildung)標準的尋求，盡管聯邦政府還心存疑慮，卻仍然決定在這一領域遵循協調性原則，因為它將促進“所需要的貼近實踐的職業教育研究”(聯邦教育與科學部，1987)，而研究所所長的看法與此卻不大一致(Puetz，2000)。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希望能借助Delph方法來確定研究計劃的結構及其優先權。盡管成功地獲得了大量研究建議并將其歸類為7個所謂的“研究走廊”，盡管在2003年研究計劃的遴選中還成功地應用了這一原則(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2003)，但Delph方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這里所要求的協調并未實現(Brosi／Krekel／Ulrich， 2002)，至少優先權的構建并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雇主協會與雇員協會對研究主題的建議存在很大的分歧，其結果由于相互的這一成見而導致許多重要的內容被取消(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2003)。對這兩個利益集團來說，要按照德國工會聯合會(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GB)的要求求得統一，就必須使“職業教育研究為職業教育的繼續發展提供堅實的決策基礎”(德國工會聯合會，2003)。

毫無疑問，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來，在職業類的學校領域里開展的典型實驗以及70年代末期以來在學校外的職業教育領域里開展的經濟類職業教育的典型實驗(Wirtschaftsmodellversuche， Alex，1996)，“通過有規律的事先安排好的科學伴隨給大學職業教育研究的發展以強烈的推動”(Sen atskommission，1990)。

還要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職業教育學的伴隨研究出現了所謂“雙重腐蝕現象”：其一，這一研究被大量轉移至高校外機構(Lipsmeier，1989)；其二，伴隨研究的經費被大量削減。盡管近年來，對伴隨研究的科學成果提出了批評(Rauner，2002；Tramm／ Reinisch，2003)，但通過對德國研究聯合會(DFG) 1994至2000年間開展的“商務領域職前教育的教與學過程”的重點研究計劃的對比表明(Dubs，2001； Beck，2003)，典型實驗的伴隨研究在近30年來對職業教育研究的繼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Nickolaus， 2003；Euler，2003)。德國研究聯合會(DFG)下屬的“職業教育研究審議會”(Senatskommission ruer Berufsbildungsforschung der DFG)強調“典型實驗和伴隨研究的必要性”(Senatskommission，1990)。此外，盡管針對“缺失”不乏頗有見地的批評，但這一觀點對德國研究聯合會在備忘錄中對職業教育研究特征的確立產生了極大影響(Arnold，1992)。

從職業教育學的角度看，職業教育研究中，其“研究理論基礎”需要首先確定標準(Arnold，1992；Beck， 1995；SloanetTwardy／Buschfeld，2004)。Beck認為，有“作為人類學問題的人性圖像”(Menschenbild als Frage der Anthrologie)范疇和“作為社會哲學問題的社會圖像” (Gesellschaftsbild als Frage der Sozial- philosophie)范疇(Beck，1995)。Lempert早在1974年對利益集團在職業教育政策的基本定位的分析中，就將這兩個范疇作為其思想基礎(Lempert，1974)。無疑，還應例入標準的是職業教育學的重心，即“工作與技術的設計”(Gestaltung der Arbeit und Technik)。這是技術與教育研究所(1TB)的一個研究重點(Kmeger等，1986；Alheit等，1990；Rauner，1995)以及“社會歧視的減少”(Abbau sozialer Benachteiligung，Lempert，1974）。

在這一背景下，—些學者認為，“工作與學習”的主題特別適合成為職業教育研究的優先權建構范圍。工作與學習是“社會再生產與轉變的中心過程”(Lempert， 1974)。對“工作與學習”進行穩定分析的范疇性框架建筑在“解放的觀點”之上(Lempert，1974)，也就是“民主的職業教育研究”(Lempert，1974)。還有一些學者強調了“工作與學習”的研究在設置標準范疇中的重要性(Kell／Lipsmeier，1980；Senatskommission．1980；Rau ner，1995；Lipsmeier，1997；Heid，2002；Dobischaft／ Duesseldorf，2002)。對“工作與學習”這一主題所具有的研究特征的作用問題，對企業繼續教育研究工作協會(Arbeitsgemeinschaft ruer Betribliche Weiterbil— dungs-forschung)的研究計劃——這里指工作過程中個體能力開發的觀點(企業繼續教育研究工作協會，2001、2002)，以及對技術與教育研究所的工作過程研究——這里凝聚為工作設計的觀點(Pahl／Rauner／ Spoettl，2000；Fischer等，2001)，可能還存有異議。

篇9

[關鍵詞] 漓江流域 旅游產業鏈 工業

一、漓江流域的工業產業現狀

工業的發展不僅能直接促進地區經濟，其在增加財政收入、促進就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也在客觀上促進著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提高，有助于加快現代化的進程。廣西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基礎產業建設，已經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并涌現出有色金屬采選冶煉、汽車、機械、制藥、建材、制糖、化工、電力、食品等為主導的一批優勢產業產品。而在漓江流域范圍內的桂林、梧州、賀州三市，其工業總量規模并不突出，工業在地區GDP中所占的比重也都要低于全國,以及全區的平均水平，這種情況直至2005年才有所改變(詳見表）。

數據來源:廣西統計年鑒2002年～2006年

另據統計,2006年漓江流域規模以上工業完成銷售產值2498.5億元,比上年增長26.4%，其中的輕工業完成增加值292.4億元，增長25.8%，而重工業完成增加值542.5億元，增長率為21.3%。此外在創造利稅方面，規模以上工業2006年實現利稅總額293.6億元，比上年增長15.4%，全年實現利潤總額135億元，增長11.3%，雙雙創下了歷史最好水平。以上數據表明，“十五”期間一系列的工業產業結構調整措施已經初見成效，漓江流域工業總體效益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與其他工業發達地區相比，整體規模偏小，優勢不夠突出，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在產業構成方面，雖然漓江流域的工業體系所包含的行業門類眾多，幾乎覆蓋了整個工業部門，但行業集中度相對較低，電力熱力生產供應、農副食品加工、黑色及有色金屬冶煉加工、非金屬礦物制品、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仍占主導地位，以2006年為例，僅這六大行業就完成工業增加值480.8億元，拉動規模以上工業增長14.4個百分點，貢獻率超過了60%。

二、漓江流域各市的工業產業結構

受地理位置、資源條件、歷史基礎等多方因素作用，漓江流域各市的工業產業及產品構成存在著明顯差異。

桂林是一座基礎較好的新興工業城市，其工業體系以汽車制造、生物醫藥、食品飲料及電子機電產品為主要支撐，已經形成了產品結構較為合理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并涌現了以燕京啤酒（桂林漓泉）、三金藥業、天和藥業、電力電容器總廠、國際電線電纜集團公司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工業生產企業。同時，在桂林所轄的縣域經濟部分，興安的電力、水泥及酒業生產，資源的水電能源、化工、冶煉，龍勝的水電能源及滑石生產，荔浦的木業加工，還有永福的釀酒及藥品保健品生產和全州的電力、冶煉、酒業生產，也都各具特色及優勢，是地區的支柱性工業。

梧州是廣西最早的工業策源地，已有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目前擁有輕工、紡織、機電、船舶、化工、食品、醫藥、皮塑等多個行業，其中的日用化工和食品工業更是名聞中外。梧州生產的豆漿晶、龜苓膏、蛋白腸衣、鉛筆、鍛壓設備、工業鍋爐等在廣西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新華牌電池、田七牙膏、冰泉牌豆漿晶等品牌的產品暢銷國內外。在林產、林化工業方面，除了傳統的木材生產加工，依托豐富的松脂資源，梧州的松香產業年產量已超過10萬噸，是全國四大松香生產基地之一。另外，梧州的人造寶石加工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十分迅猛，到2002年，梧州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人造寶石加工基地，寶石加工網點遍布全市城鄉， 其產量占到了全世界產量的50%。

賀州則是憑借區位和資源優勢，大力發展資源開發、加工型的特色工業，初步形成了電力、林化、造紙、制藥、電器材料、冶煉、建材、農產品加工為主的資源型工業體系。其轄區內的桂東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廣西區內惟一擁有獨立電網的上市公司，在保證賀州市基本用電的同時還輸往廣東省部分縣區，是“西電東送”的通道和重要基地。另外，賀州的松香加工、造紙產業的發展也較為突出，在地區工業GDP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各市的具體產業布局方面，除了積極發展高新技術及特色工業園區的建設，各地對縣域工業的發展日益重視，

通過市區工業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對原有的市區工業中心進行調整的同時,充分利用地方資源發展特色經濟。在桂林,通過采用“一區多園,滾動開發”的模式,以國家級的桂林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基礎,又開發了以機械制造、汽車配件、精細輕工產業為主的鐵山工業園和以化工、建材和特色農副產品產業為主的蘇橋工業園,以及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主的秧塘工業園。通過同樣的產業布局調整,梧州的旺甫工業區,以及賀州的旺高工業區、信都工業區和平桂西灣工業基地建設也取得了初步成效，工業發展較之前有了極大的進步。

三、漓江流域旅游產業鏈中的工業

傳統工業的職能是生產既定的產品，而生產過程、生產活動和與之相關的文化都是為生產而設定的，而工業與旅游的結合則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或是作為提供相關產品設備的支持產業，或是作為旅游產品的一部分，直接構成對旅游者的吸引。

首先，作為支持產業，工業系統為旅游的行、游、住、食、購、娛和安全衛生提供各種設備和旅游商品，從而成為旅游業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能促進相關輕紡和手工業的發展和創新。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桂林的珠寶首飾和美術陶瓷業圍繞著特色工藝品的生產制作和銷售，曾一度十分紅火，這些企業因產品具有的獨特藝術特征，被作為旅游紀念品和工藝品進行開發，所形成的旅游商品生產體系也就成為了旅游工業的重要構成。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往單純的購買旅游商品已無法滿足人們不斷提升的旅游需求，越來越多的旅游者被某些特殊工業產品的生產過程、生產工藝及其相關的系列活動所吸引，因而也就出現了將這一系列生產活動作為主要旅游吸引物來進行開發而所形成的工業旅游產品，而這也是旅游工業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按產品開發方式的不同，工業旅游產品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是景觀型產品，主要是水庫、水電站等，其特殊的行業性質決定了企業在選址時對地形地貌的特殊要求，而同時企業又與衍生的風景合為一體，風景景觀在整個工業旅游產品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人們在旅游的過程中，不僅可以探究這類企業特有的水輪機、變壓器、發電機組和中央控制室，氣勢磅礴的鐵塔和輸電線路以及雄偉的鋼筋混凝土重力壩等工業建筑，還可以回歸自然，享受獨特的自然風光，例如桂林的青獅潭水庫、全州天湖等。二是民族文化型產品。這類企業或是擁有悠久的歷史,以及傳奇的配方或商標故事，或是作為歷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企業，代表著不同發展階段的工業化水平，具有歷史的因素和民族的情結。其旅游活動主要定位于展示企業發展進程中豐富的傳統工藝和民族文化的歷史景觀，注重活動的參與性，也帶動了人們對企業產品的關注，例如桂林的三花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冰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梧州松脂股份有限公司等。三是企業成長型產品。作為新興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具有良好的成長性，而更重要的是其先進科學的管理模式，同時這些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數都是消費品，讓消費者親眼目睹產品生產的全過程，感受企業先進的管理水平和科學的企業文化，是一種比廣告更為形象的宣傳方式。開展這類企業的工業旅游，就其內容而言，應在生產過程、廠區廠貌參觀的基礎上，增加企業產品的展示和創建公益性較強的行業科普景點，例如桂林的漓泉股份有限公司、梧州的奧奇麗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四是綜合型產品，主要是高新技術開發區。在園區內不僅聚積了大量國內外的優秀企業，加上園區的統一規劃和管理、優美的環境、完善的服務配套設施，便利的交通道路，為旅游開發提供了綜合優勢，其代表為桂林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鐵山工業園區等。

參考文獻:

[1]駱方金:桂林市工業所有制及部門結構探析[J].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學報,2001,4.

[2]覃必元:梧州市主導工業產業的選擇與培育[J].廣西社會科學,1997,2.

篇10

關鍵詞:山西;晉商文化;傳統商業建筑

Abstract:Some 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s still exist in Shanxi province are discussed. Based on explan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merchant culture, several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s in Shanxi are analyzed, such as, the plane layout of “shop front & residence or workshop behind”,the open pattern by the street, and the unique local character.

Keywords:Shanxi;Shanxi province merchant culture;traditional merchant building

中圖分類號:TU-098.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0)09-0067-02

1引言

地處黃河流域與黃土地上的山西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其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據資料統計,全國現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這一方面說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現狀比較好,另一方面卻也是山西省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反映。

晉商現象,在中國經濟史上是很獨特的。明清時期,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相繼出現了晉商、徽商、洞庭商、寧波商、山東商、粵商等“十大商幫”,其中資金最雄厚,經營項目最多,活躍時間最長,活動范圍最廣的要數晉商了。從明初開始,晉商一直活躍了五個世紀之久,這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很罕見的,完全可以和世界商業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相媲美,可見晉商重要的地位及歷史文化意義。

晉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晉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晉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晉商)在從事商業(品)交換活動的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商品財富(利潤)和經營經驗(精神財富),以及由此衍生、發展而來的商行制度、商業道德、商會組織等商業文明。”①雖然最終晉商衰敗了,然而晉商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產物,仍然煥發著無限的光彩,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晉商文化的載體,山西目前現存的部分明清城市、傳統商業街區以及傳統建筑就是晉商文化重要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山西商民巨額財富運作積累的一種體現。它們是由特定的經濟、文化、地理、氣象、材料、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有其獨具的特色。本文就是以山西現存的部分傳統商業建筑為研究對象來展開論述的。

2前店后宅(坊)的格局

在封建社會,商業和手工業都是世代相傳的。宋代打破了市坊制,促進了商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從而形成了“前店后坊”、“前店后宅”的合院式格局。在山西的明清傳統商業建筑中,非常明顯地表現了這一特征。在從事商業之初,資本并不雄厚,主要的資金都用于商業活動,這時候,商戶對于店鋪要求并不高,加上從事商業經營并不需要特殊的場所,只需將沿街的四合院住宅或作坊對外設置窗門,向著街道敞開,就可成為一間簡單的店鋪。一種情況,手工業者兼商人,所以工作場所與居住地點是連在一起的,作坊兼設店鋪,這就是“前店后坊” 的格局。而對于一些沒有實行雇工制的小型商行,則又是以家庭為單位經商,多靠家人或族人合力經營,因而又有一些“前店后宅,店宅合一”的格局(圖1)。明清時期,山西是全國商業經濟的中心,大多山西商人外出經商往往不攜帶家眷,家眷留在原籍,而商行也多是一些實行雇工制的發達商行,所以商業建筑中不需要過多地解決居住的問題,平面格局也以 “前店后坊”制為多。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山西又逐漸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出現了“日升昌”等票號,這時的商業建筑格局則又為前面是店鋪,處理對外交易,后面為辦公,料理每日的內部辦公業務(圖2)。店鋪往往有規模、等級的不同,大型的兩層五開間,小型的則為單層三、兩開間,有的甚至一開間。

3臨街的開敞式營業

前面說,山西明清的商業建筑格局,多為前店后坊,前店后宅,店坊合一,店宅合一的格局。商業建筑是脫胎于民居的,很多商業建筑也是由民居改建而來的,但民居較為私密,有蔽護和防范的功能,而商業是一種世俗的活動,商業建筑要外向,才能更多地招攬顧客。商業活動要在一種外向的空間中發生,或者是敞開的門窗,或者是將門板全部打開的插板式的建筑,或者是街旁所設的小攤(圖3)。店鋪向街道開設門、窗,人們能直截了當地看到店鋪內的貨品,無須特別的宣傳,人們對商品的形、色、質都能一目了然,如果是飲食行業,還可以加上味覺的吸引力。對于購買者來說,一旦發現自己所要買的商品,視線和注意力馬上就被吸引過去,就可以去交易。另外,有一些店鋪或商販,還將貨物陳列在門頭,或將店內貨品擺放到店鋪前,并結合叫賣聲、表演等多種宣傳手段,來擴大營業。這樣商品直接與顧客見面,構成很大的吸引力,而售買活動也不一定進到室內,這對于那些無需進店的潛在顧客也是一種吸引。鄰街營業,顧客活動所占據的是街道空間,人們挑選、圍觀、購買等一系列活動都在室外或半室外進行(圖4)。這樣還節省了店鋪的面積,這也是開敞式營業的一個原因。這種格局形式使各種店鋪毗鄰,形成了商業街道的豐富立面。

開敞營業店鋪的臨街門窗白天打開,晚上鎖閉。像柳林縣的插板式門面,就屬于櫥窗陳列,白天須將門板全部拿開,使顧客能看到并進到室內,這樣就成了一個露天的市場,到了晚上再將門板一塊塊插上(圖5)。這樣商業建筑立面白天外向開敞,呈現虛的特性,而在晚上,緊閉門窗了之后又使街道恢復了寧靜,這種虛與實的共生相間,也給街道空間增添了很多趣味與變化。

4地方性

山西商業建筑的地方性是由經濟、文化、地理、氣象、材料、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作為明清時期的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山西的傳統商業建筑,有其獨特的地方特點。

4.1典型的北方風格

山西的傳統商業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為店面,其后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還有居住客房,與民居相似。每個市鎮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統一,一氣呵成。平遙,以其世界歷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著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動和添加痕跡的一座座商鋪,祁縣讓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它精美的建筑裝飾風格,昌裕川茶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鋪則相對比較高大森嚴,而磧口因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卻又添了許多的人情味與親切感,洪洞、襄汾雖然破壞較嚴重,但也給了我較深的印象。無論是在哪里,由于地處北方,它們的商業建筑都表現出典型的北方風格,布局方正,追求對稱性,屋頂厚重,用材粗大,封閉感很強。在這一點上,南方的商業建筑由于水文化賦予了其獨特靈性,使其空靈輕巧。這也是與山西商業建筑的強烈對比。而就院落比例來說,長寬比大約為2:1,較北京四合院狹長,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狹,又兼之利于防風防沙,另一方面卻也能體現出山西人的保守與封閉。

4.2窯洞這種建筑形式的應用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由于其獨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擁有西北這種獨特的建筑形式――窯洞,以往的觀點認為,窯洞是貧窮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時全國最富的地方,窯洞卻也是商業建筑中的一種主要建筑形式。窯洞具有許多現代建筑所不具備的優越性,這里且不再贅述。我們看到,在山西,傳統商業建筑大多為木構建筑和當地特有的窯洞建筑相結合的產物,很多二層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層磚窯洞、上層木構。大多時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為窯洞,有時候廂房也會為廂窯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遙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窯的出現(圖6),所謂假窯,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個窯臉,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對窯洞這種建筑形式的喜愛。它也是對其優良特點的一種折射。

4.3建筑質量較高

作為明清全國金融中心,全國的首富們都在山西,這樣很自然地其商業建筑的質量也會遠高于其它地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其用材,裝飾裝修水平,建筑規模上看出。下層磚窯洞、上層木構的建筑往往會在磚窯洞前加一圈木構格廊,這種獨特的建筑形式想來和當時當地經濟的富足有些關系。其次,作為商業建筑,它的世俗性決定必然要有許多繁雜的裝飾。在商業建筑重視吸引顧客的方面,人們往往將店面的華麗程度與它所經營商品的效益聯系起來。因為裝飾裝修水平往往象征著一家店鋪的發達程度。明清的山西,作為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其商業建筑的裝飾裝修水平也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術、裝飾技藝、雕刻技巧構思奇特,匠心獨具,超凡脫俗,別具一格。建筑中隨處可見精雕細刻的各種磚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藝術品(圖7)。這些藝術品從屋檐、斗拱、吻獸到門窗、柱礎、石鼓、佛龕、照壁……它們都體現著明清山西商人的經濟地位與文化品位,體現著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藝與審美水平。

總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鎮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業店鋪之間,我們不禁會為其華美的建筑風格與豐富的建筑空間而感嘆,同時也不免會為院落的破敗與零亂而深感惋惜。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建筑師,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山西傳統商業建筑的價值與意義,認識到它作為一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它們。

參考文獻:

[1] 張正明. 晉商興衰史[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