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邏輯學在法學中的重要作用，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法律邏輯學課程的重要性

法律邏輯學作為研究人的思維形式之邏輯結構與邏輯規律，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法律領域有邏輯現象和邏輯問題的一門科學，乃邏輯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法律邏輯學課程的性質與特點，決定了這門課程的教學內容不同于部門法學或理論法學，其教學方法也有別于法學一般課程教學。探討法律邏輯學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既有助于學生對課程教學內容的掌握和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也能夠為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律實踐工作提供充分的邏輯學知識和邏輯思維方法。

（一）法律邏輯學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實現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

在培養法學學生時，法律思本文由收集整理維能力的培養相當重要。“法學專業課講授法律思維內容，法律邏輯學講授法律思維形式和規律，各有側重，但在培養和提高法科大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對學生進行法律思維訓練時，法律思維形式和法律思維內容彼此相依，形式離不開內容，內容也離不開形式”[1]。法律邏輯學這一注重法律思維形式、方法和規律教學的學科能夠為學生更好地學習法學，理解更深層次的法學內涵，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強大的后盾。

（二）法律邏輯學有助于提高學生表達和思維的嚴密性

法律工作者離不開說話和寫文章，包括法律文書、學術論文、著作等。如檢察人員要提起公訴，寫起訴書，參與現場法庭辯論；審判員要參與審判活動，理解辯論雙方的陳詞和話語要義，制作判決書等；律師要撰寫辯護書、當庭辯駁、詢問證人等。將來需要從事法律工作的學生，在口頭表達和論證過程中必須做到嚴密、準確，以維護涉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三）法律邏輯學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法律論辯、識別謬論和駁斥詭辯的能力[2]

合乎邏輯的推理與論證乃是法律思維方式正當性與有效性的前提與保證。“理性法律論證概念的說明是要通過對一系列規則和形式加以闡述來進行的，論證必須遵循這些規則并且必須采用這些形式，以使其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滿足”[3]。法律工作者在開展法律活動時，通常要通過論證自己的觀點以及駁斥別人的觀點來進行。法律邏輯學的知識，一方面能夠通過事實性的根據和充分的理由來證明自己在立法主張、法律規范、法律解釋或法律學說理解中的正確性；另一方面能夠發現別人語言中或者論證過程中的錯誤，甚至能夠拆穿別人的詭辯，有效地進行反駁。

（四）法律邏輯學能為學生提供實用的邏輯知識和邏輯方法，用以解決現實法律問題

法律邏輯學提供的不是具體的科學知識，而是方法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能夠提高人們的推理能力，由已知探求未知，這對法律工作的開展有著獨特的作用。例如，在偵查工作中，犯罪分子為了使自己逃脫法律的制裁，往往采用非常隱蔽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故意制造假象、銷毀犯罪證據，說謊等，因此，偵破工作就比較困難。我們必須在占有事實材料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的偵查假設、邏輯推理和事實證明等來實現。在此過程中，法律邏輯學的知識能夠為這些工作提供武器，幫助偵查人員理清思路，步步推演，最大程度準確地完成偵破工作。

二、法律邏輯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的技能性得不到發揮

一般高校法律邏輯學課程的學分為2學分，課時量在32課時左右。法律邏輯學的內容較為抽象，許多知識都是抽象化的符號和公式，在講解過程中需要耗費較多時間讓學生的思維實現由實質到形式的轉化。所以，受課時的限制，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主要集中精力講解邏輯學的基礎理論知識，課堂練習的時間較少，許多學生課堂上理解了基礎理論知識，但印象很淺，時隔一星期就忘記，案例教學無法得以展開。邏輯學課程是傳授方法的學科，學是為了用，而現實中因受課時的限制、練習的缺乏，學生往往無法實現學以致用，理論的掌握不能成為技能用以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知行脫節。

（二）輕視其涉法領域的特質

法律邏輯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首先是一門邏輯學，另外它還是一門具有特殊性的邏輯學應用學科。目前，邏輯學教材大多偏重一般邏輯學的知識，而輕視它與法學的結合，應用于司法活動過程的知識。法律邏輯的教學模式一般是先講解形式邏輯的基礎知識，而后在此基礎上與法學知識相結合，闡述涉法思維活動中的特殊思維形式和規則。然而由于前一部分形式邏輯的教學已經耗費了較多課時，導致后半部分涉法思維的講解只能草率一些，如偵查邏輯、法律規范邏輯等。“法律邏輯學科體系，應圍繞法律思維方式有的放矢，選取與法律人實際思維密切相關的邏輯內容，結合辦案思維與大陸法系法律推理模式，匯集法律邏輯內容”[4]。但現有情況是教師在講解基礎邏輯知識時，沒有突出其在涉法思維領域中的運用。從整體來看，該課程喪失了其涉法思維的特色。

（三）有脫離經驗生活的取向

法律邏輯學更多地關注形式上的、符號化的知識無可厚非，這是本學科存在和推演的基礎。但是過于強調形而上學的思辨也難以實現法學教學和法學應用的目標。人們之所以走法律程序的途徑，一般而言是為了解決雙方或多方無法解決的問題，運用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單純形式上的思辨無法達到相應目的，解決現實糾紛。在法律邏輯學教學中，比較重視知識的灌輸、形式的推演和論證辯駁，卻較少地與司法實踐中的素材和需要相結合。

三、法律邏輯學教學改革思路

（一）讓學生認識到法律邏輯學的重要作用，培養并保持學生對法律邏輯的學習興趣

法律邏輯學是法學專業的必修課程，它所教授的知識在法學專業學習和實踐的全過程都具有重要價值。詞項邏輯和命題邏輯等，對具有最強規范性和約束力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重要意義；歸納推理和偵查邏輯等對偵查人員辦案的法律思維有重要的引領作用；法律規范命題和法律論辯邏輯等對庭審中雙方辯論的進行具有較好的指導作用。從最具現實性的角度出發，在學生就業時，我國許多地方在公務員考試時，各用人單位的初次能力測試中都有許多需要運用法律邏輯學知識的考題。凡此種種，目的都是為了讓學生明確這門學科的重要性，調動其學習的積極性。在課堂教學中，教師除了深入淺出地講授理論知識外，還要廣泛搜集與法律邏輯學相關的案例，運用到教學當中，加強課堂知識性和趣味性的結合。無論是課堂的導入還是案例的使用都要講究一定的技巧和藝術，防止枯燥無味的符號化信息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重視一般原理的同時，注重涉法思維的訓練

首先，要完成邏輯學一般原理的教學，思維形式、思維規律以及簡單的邏輯方法都是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總結概括出來的，具有普遍適用的價值。在講解邏輯學一般原理時，既要將知識講解透徹，也要有相應的配套練習，使學生學會舉一反三。其次，要特別重視法律邏輯學有思維的訓練。“一方面，法律邏輯將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應用于法律與司法活動過程，從而探討涉法思維活動的一般邏輯形式與邏輯規律；另一方面，法律邏輯要結合法律與司法活動思維的特殊性，研究涉法思維活動的特殊思維形式及其合理性規則”[5]。簡言之，既要學習邏輯學的一般知識，也要學習其在法律領域的特殊形式和規律的邏輯理論，使邏輯學知識與法律能夠完美結合，為法律實務提供科學方法。

（三）邏輯與經驗相結合，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法學學科與現實聯系十分緊密，從立法到司法再到執法，每一步都要面對和解決社會上紛繁復雜的糾紛，這些既需要法律從業者具有豐富的邏輯學知識和超強的思辨能力，同時也需要法律從業者積累豐富的社會經驗，具備解決現實中復雜問題的能力。因此，在法律邏輯的課堂教學中，要著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從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法律論辯能力等。這些能力的培養，一方面倚仗邏輯學的思維形式、規律和邏輯方法，另一方面需要社會經驗作為支撐。因此，教師可以帶領學生搞社會調查，參與偵破工作的分析過程，旁聽法院庭審等，讓學生在獲取間接經驗的同時盡可能多地獲取直接經驗。

篇2

關鍵詞：語言觀研究方法歸納演繹一、語言觀、語言研究觀和語言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需要明確語言觀、語言研究觀和語言研究方法這三個概念。

“語言觀”由“世界觀”派生而來，也可稱為“語言哲學觀”，指的是語言研究者對“語言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語言研究者對他的研究對象――語言的本體存在方式,由于采取了某些特定的觀察角度之后所做出的基本假設。”①例如：功能語言學派認為語言是交際工具；結構主義語言學派認為語言是一個由能記、所記結合而成的符號系統；生成語法派認為語言是無限的句子集，是人類先天具有的區別于動物的語言官能的體現。

有什么樣的語言觀，就意味著有什么樣的語言研究觀。語言研究觀是從語言觀推導出來的。

語言研究觀是如何看待語言研究的問題，包括語言的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的切入點，研究的方法等。

語言研究方法是人們在觀察、分析、探求語言現象本質和規律時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研究方法是人們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不斷總結、提煉出來的。由于人們認識問題的角度、研究對象的復雜性等因素，而且研究方法本身處于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中，所以對研究方法的分類目前很難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我們認為語言研究方法至少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哲學層面上的語言研究方法，例如：經驗論、唯理論、懷疑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實用主義等；第二層，邏輯學層面上的語言研究模式，例如：歸納法、演繹法、對比法、比較法等；第三層，語言學中在對具體現象作處理分析時所采用的技術手段、操作程序或分析技巧，例如：替換、刪除、添加、移位等。

語言觀、語言研究觀和語言研究方法三者之間有著什么關系呢？

首先，在哲學層面上，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反映世界觀。不同的世界觀決定著不同的方法論。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研究者們在不同的語言觀影響下會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語言觀首先決定了語言研究觀。語言研究觀是如何看待語言研究的問題，這其中就包括了語言的研究方法。因為各種語言觀凸顯的側面不同，所以運用的方法也會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即一種方法有可能在這種語言觀下著重使用，而在另外一種語言觀的影響下只起到驗證或補充作用。

我們認為，語言研究方法是有層次的，從高到低至少可以分為哲學層面、邏輯學層面和實際操作層面，且較高層次的方法特征決定著較低層次的方法特征，低層次方法只是高層次方法的細化或某一特征的凸顯。針對語言研究方法的三個層次，我們想以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生成語法為例來作一下闡述。

二、哲學層面上的語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層級上，第一層自然是哲學層面上的語言研究方法論。例如：經驗論、唯理論、懷疑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實用主義等。結構主義語言學在哲學上的方法論主要是經驗論。經驗論者認為，所有的心理活動都是由外界的刺激產生的，可以根據以條件反射為基礎的刺激――反應行為習慣來解釋。所以，結構主義語言學家認為經驗是人的一切語言知識的唯一來源，語言研究的對象首先應該是語言符號系統本身，是真實的語料，語言是一連串刺激和反應的行為。所以，他們主要依靠真實語料來驗證結論的正確性。而生成語法在方法論上主要是唯理論。唯理論認為，人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識是從先天的、無可否認的“自明之理”出發，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到的。在生成語法者看來，人的大腦中存有天生的語言習得機制，是這種機制使得人區別于不會說話的動物。因為有這個機制，所以人可以在短時間內掌握一門語言，而動物沒有天生的機制，即使對它們做再多的語言刺激也不可能使其說話。所以，生成語法家往往依靠心理現實性（即“內省”）的方式來驗證結論的正確性。

三、邏輯層面上的研究方法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主要操作模式是歸納，重在描寫、分析語言事實；生成語法主要的操作模式是演繹，偏重于演繹和綜合，重視理性的作用，建構理論體系以及解釋對語言事實。這里之所以說“主要的操作模式”，是因為二者在使用各自主要的研究方法的同時，還采用其它的研究方法。比如，結構主義語言學也可以運用演繹法，生成語法也可以運用歸納法。生成語法學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對一種語言現象作出假設性解釋，然后再在擴大語料范圍的前提下，依據語感以及各種操作手段對該假設進行驗證（test）。若假設得到驗證，則可被作為新的假設賴以構建的基礎；否則的話，要么否決該假設，并以新的假設替換之，要么對原有的假設進行修正，并再次展開驗證過程。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先收集語料，進行觀察，通過對比和比較的方法提煉出語言單位和語言規則。生成語法的研究模式則是先對大腦中的語言機制提出假設，建立理論模型，再用心理現實性來驗證。我們可以看到，兩者都使用比較法和對比法。結構主義語言學利用劃分出來單位的分布不同進行對比，例如對同樣的語音環境中進行不同音素的替換，看是否會起到區別詞的作用，這實質上是在不改變意義的前提下，對兩種音素的對比，從而概括出音位，成為劃分音位的第一原則――“對立原則”；生成語法中應用對比的方法主要體現在建立“最小差異對”，將合乎語法和不合語法的結構進行對照，以便準確、快速地找到語言材料的關鍵特征，進而提出合理的假設與解釋。

當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們把各種具有相同的差別的單位歸為一類時，他們運用的是比較法，也就是將各種差別特征進行比較，歸納出有相同差別特征的為一類；而生成語法中比較法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對兩種或多種不同語言的現象進行比較，提出解釋，從而發現各種語言的普遍規律。他們總是先對其中一門語言的語法現象進行充分描寫，然后再與其他語言的語法現象進行比較，從而確定哪些特性是各種語言所共有的，將這些特性組成普遍語法中的原則部分；同時，他們還會確定哪些特性是個別語言所特有的，并將這些特性組成普遍語法中的參數部分。

四、操作層面上的研究方法

結構主義語言學將語言看成是一個“結構”。所謂“結構”，即可以切分，有規則的整體。他們運用切分、等同、分類等方法來分析語言。切分面臨怎么切分，在哪里切分的問題。這里，又用了替換和對比的方法，目標是找出最小的單位。等同是把一個個切分出來的單位確定出“位”和“素”。分類是將眾多已經確認好的單位，按照其分布的特征或者形態的特征歸入一類，這里又用了替換和互補分布的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哈里斯指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分支――描寫語言學的工作程序，主要就是對替換手段的反復運用，以達到確定音位、語素等單位，歸并語素、形式類等目的。哈里斯在“位”和“素”的基礎上，將“位”觀念貫徹到語法研究中，提出了核心句到非核心句的變換分析方法。他將“變換”定義為結構不同的等價序列之間的替換。為了得到結構不同而語義等價的序列，他運用了四個分析手段：替換、刪除、添加、移位。生成語法很好地繼承了替換、刪除、添加、移位，但除了移位，其他的都成為測試手段。我們認為，各個層面上的方法實際上都是相互貫通的。如生成語法中的“理論逼近法”，實際就是邏輯層面演繹法的重復使用；再如結構主義語言學操作層面上“替換”，實質就是邏輯層面對比法的實現，和生成語法中的“最小差異對”是一致的。

五、語言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

世界觀決定方法論，而方法論也會影響世界觀。這也說明了語言研究方法對語言觀的確定有著深刻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操作得出的結論往往不同，這會進而影響人們對語言這個對象的看法。面對一種語言現象，語言研究方法的選擇具有重要的意義。方法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思維的邏輯是否嚴密，甚至會影響到結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例如有些學者認為，結構主義語言學中分布和替換這種分析方法存在著不少弊病。因為要進行分布分析的前提是單位已經劃分好了，而按照分布分析法，單位又是依靠分析、替換得出來的。這就是說，分布、替換取決于單位，單位又取決于分布、替換，存在著循環論證的問題。同樣的語言現象，可能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結論。所以，對我們來說，從事語言研究，必須要有清醒的頭腦和嚴密的邏輯思維以及嚴格的操作方法，這樣才更有利于我們進行科學探索，還原語言最本真的面貌，找出語言最本質的規律。

本文受到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李大勤先生所授“語言學研究方法”的啟發，特此感謝！

注釋：

①劉大為.我們需要怎樣的語言觀[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95，（3）.

參考文獻：

[1]岑運強.語言學基礎理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

[2]陳保亞.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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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陸儉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4]桂詩春，寧春巖.語言學方法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

社，1997.

[5]寧春巖.什么是生成語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6]溫賓利.當代句法學導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2.

[7]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

[8]張紹杰.語言研究與語言研究方法[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

篇3

    關鍵詞:公理化;幾何原本;西學中源;邏輯;傳播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Ming dynast and in the early of Qing dynast, much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missionaries, so the axiomatic method came to our country together. The axiomatic method really wa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en Chinese did not attach the importance on it. According the fact of then, we think there were three chief reas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Chinese edition of Elements was very difficult to read,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idea that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d from China belittle the axiomatic method, the third one is that no logic knowledge came with it then. These three reasons let the spread of axiomatic method stagnat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Axiomatic method; Elements; the idea of all western knowledge originate from China; logic; spread

    一 引言

    明末清初,隨著大批西方傳教士航海東來,大量的西方科技文獻也傳入到了中國,特別是數學和天文,傳入的尤其多。由此,在西方社會盛行了多年,被當時的科學界奉為圭臬的專門用來系統地整理知識和研究知識的公理化方法也來到了中國。這種方法中國古代沒有,其簡便性、實用性和邏輯性為國人前所未聞,其在應用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條理性和嚴謹性等特點也很好的彌補了我國古代科學研究方法的不足。所以,這種方法傳入之后,本應受到極大的歡迎,并很快應用到我們的科學研究中去才對,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公理化方法自從傳入之后,大約二百年的時間里,人們對其研究和應用很少,就是知道的也并不多,以至于其默默無聞了很久。為什么呢?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顯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西方科學技術在我國的傳播,對于弄清楚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關于此問題,就目力所及尚無人深入研究,故本文擬就這個問題作一探討,以求教于各位專家。

    二 公理化方法東來

    1583年,以意大利人利瑪竇為首的西方傳教士首次進入中國大陸,開始在我國傳教。起初,他們的傳教工作并不順利,國人不信任他們。由此,他們開始轉變策略,給國人展示一些其從西方帶來的新奇物品,如地圖、日晷、星盤等,企圖以其高深的科技來吸引國人,喚起國人的對其教義的信任。實踐證明,此招果然奏效。其在當時不僅吸引了不少平民百姓,而且也吸引了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如王泮、瞿太素等人。瞿太素甚至還拜利瑪竇為師,成了利瑪竇的學生。瞿太素是明末禮部尚書瞿景淳的二公子,從小聰敏伶俐,但他卻忤逆孔孟,偏愛煉金等奇技巧[1]。他拜在利瑪竇門下,主要是為了學習西方科技。然而,當時的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西方流傳了近兩千年的歐氏幾何基礎上的。由此,學習之初,利瑪竇先給瞿太素講授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在講授的過程中,瞿太素勤于筆記,細心整理,不久就寫出了一個《幾何原本》第一卷的漢文本[2]。這是歷史上《幾何原本》在我國的第一次漢譯。據研究,在這個漢文本里面有定義、有概念、有公理、也有命題和證明,基本上就是后來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第一卷的樣子[3]。由此,那個時候歐洲的公理化方法就開始傳入我國了。

    1599年利瑪竇到了南京,由于其前段時間不斷的宣揚西方科技,也由于他的學生瞿太素的游說和吹捧,其開始名聲大噪。這樣,來向利瑪竇求學的人多了起來。這其中有一個叫張養默的,他原本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和醫生王肯堂的學生。王肯堂當時不住在南京,拜會利瑪竇不方便,于是其便派遣了他的一個弟子來向利瑪竇學習。張養默聰敏努力,利瑪竇非常喜歡他,給他講授了不少西方科技知識,當然也包括歐氏幾何知識[4]。據載,張養默自己曾印刷了《幾何原本》第一卷。由此我們看出,在南京西方公理化方法又一次得到了傳播。

    1601年,利瑪竇到了北京,結識了李之藻等一批官員和知識分子,隨與他們經常探討西方天文、地理和數學等。據載,當時利瑪竇經常參考的書籍是其在羅馬學院時期的老師克拉維烏斯神父的新書《論星盤》[5]。這是一本介紹天文儀器的書,主要講述了如何制作星盤。但其在闡述的時候,完全采納了公理化方法,是按照《幾何原本》的形式寫成的[6]。并且沒過多久,利瑪竇還在多種西方文獻的基礎上寫成了《天主實義》一書,宣傳了天主教的旨義,用西方邏輯清晰地論證了上帝的存在[7]。所以,利瑪竇甫到北京即把公理化方法也傳播到了那里。

    1604年,徐光啟來到北京,不久即結識了利瑪竇。隨后他們共同探討各種學問。那個時候徐光啟已經入教,所以,其深知利瑪竇來京的實義。1606年徐光啟建議利瑪竇還是通過翻譯一些西方科技文獻來實現傳教目的更為有利。于是他們開始翻譯《幾何原本》。之所以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曾說:“中國人最喜歡的莫過于關于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一書。原因或許是沒有人比中國人更重視數學了,雖然他們的教學方法與我們的不同;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命題,卻都沒有證明。這樣一種體系的結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數學上隨意馳騁自己最狂誕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確切的證明。歐幾里德則與之相反,其中承認某種不同的東西,亦即:命題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確切地加以證明,即使是最固執的人也無法否認它們。”[8]由此,一開始,利氏就有傳入公理化方法的心意。

    到了1607年5月間,他們順利的翻譯成功了《幾何原本》前六卷。這六卷本的《幾何原本》是我國首次對西方數學較為系統的探討和介紹。其全面包含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中為建立公理化方法而給出的概念、定義、公理、公設等。對于正文中給出的命題,完全采用西方邏輯給出了嚴格論證,完全使用了原來的排列順序。前六卷雖然只是平面幾何知識,但在公理化的組織下,近180個命題已經成為了一個緊密和嚴謹的網絡。所以,《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成功,標志著公理化方法正式在中國著陸了。

    徐光啟對于《幾何原本》中使用的這種特殊的方法,以及這種方法在使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優越性應該說是很有感觸的。他在幾何原本雜議中說:“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9]由此看見徐光啟對公理化方法的推崇之意。

    在徐光啟和利瑪竇的推崇下,公理化方法在當時也還是很有影響的。比如,在此后李之藻刻印的《渾蓋通憲圖說》、《圓容較義》、《同文算指》中和徐光啟編著的《測量異同》、《勾股義》、《簡平儀說》中,以及孫元化寫成的《泰西算要》、《幾何體論》、《幾何用法》等書中經常看到公理化方法使用的影子的。當時的學者——有的甚至不是天主教徒,如著名學者葉向高,也很喜愛《幾何原本》。可是,自此以后,誰也沒料到,公理化方法就逐漸地沒落起來。從徐光啟以后的二百多年里,遍覽當時國人撰寫的科學和數學著作,除了數學證明被保留了下來,其它的一些公理化的做法幾乎都遺失殆盡。盡管后來又有《崇禎歷書》的編寫和《西洋新法歷書》的實施等活動再次傳入公理化方法——給公理化方法的傳播注入強心劑,但這些都似乎于事無補。這樣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朝的中后期。

    公理化方法是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理解和應用與否將直接影響到由其組織起來的科學知識。所以,弄清楚公理化方法在中國開始受零落的原因,可以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國人是如何學習和理解西方科技知識的,從而對那段歷史有一個更深刻的把握,下面我們就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

    三 影響公理化方法在我國傳播的原因

    明末清初是一個政權交接、朝代更替的時期,此時即有政黨之間的斗爭,也有學術派別之間的論辯,還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間的各種碰撞和紛爭等。所以,仔細分析起來,影響公理化方法在我國傳播的因素應當是很多的。不過,從當時科學研究的環境和狀況出發,這其中對公理化方法的傳播有直接影響的和重大影響的,我們認為主要還是以下幾個:

    1.漢譯《幾何原本》的生澀難讀阻礙了公理化方法的早期傳播

    在公理化方法傳入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雖然也有其它的書籍帶入了公理化方法,但是,在早期關于公理化方法的描述、介紹以及應用最好的、最深入的還是徐光啟與利瑪竇共同翻譯的《幾何原本》。當時,對公理化方法比較了解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人,都是通過學習和研究《幾何原本》來達到目的的。利瑪竇在介紹天文學和其它知識的時候也間或有公理化方法的輸入,但由于都沒有《幾何原本》講解的清楚和深入,也都未有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

    但是,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雖然,關于《幾何原本》翻譯,利瑪竇曾高度贊揚過徐光啟,說他學習不久就能用清晰優美的中文來寫他學到的一切了[10]。后來,梁啟超也曾說他們二人翻譯的《幾何原本》是:“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11]但是,考慮到利瑪竇是外國人,并不熟悉中文,梁啟超作為文學家未必通讀過《幾何原本》,他們的這些溢美之詞,未必可信。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徐光啟說:“(此書)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有初覽此書者,疑奧深難通,仍謂余當顯其文句。余對之:度數之理,本無隱奧,至于文句,則爾日推敲再四,顯明極矣。尚未及留意,望之似奧深焉,譬行重山中,四望無路,及行到彼,蹊經歷然。”[12]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請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講授西方數學,他們二人翻譯了另外一套《幾何原本》。在這一套的序言中他們說:“《幾何原本》(利瑪竇著,因文法不明,后生難解,故另譯)乃度數萬物之根本……”[13]當時的大數學家梅文鼎也曾說:“(幾何原本)行文古奧而峭險,學者多畏之。”[14]

    由此看出,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實際上并非是一部容易讀的著作。這一點徐光啟本人也清楚。其不僅內容深奧,而且語言和行文都存在著不少問題。再加上,他們二人在翻譯的時候創造了不少新名詞,如幾何、三邊形、對角線、鈍角、圜(圓)、半圜、斜方形(菱形)、比制(比)、同理之比例(比例)等等。所以,其生澀難讀、難于理解應當是在當時給人們的較為普遍的印象。

    其生澀難度,自然就給人們對它的學習和研究設置了一道艱難的障礙。人們既然連其內容都不能很好的理解,那何談能了解隱藏在其后的公理化方法呢?顯然是不能的。所以,我們認為明末漢譯本《幾何原本》的難于讓人們理解和學習是影響公理化方法早期傳播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2.“西學中源”說限制了公理化方法在清初時期的傳播

    1634年,在徐光啟的領導下,總冊數為一百三十七卷的煌煌巨著《崇禎歷書》編纂完成。當時盡管由于多種原因,其沒有施行,但其一部分還是刊印了出來,并流傳到社會上,引起了很多反響。到了十年后,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湯若望精簡部分內容,改《崇禎歷書》為《西洋新法歷書》,并得到多爾滾的支持得以實施,此書的影響就更大了。此書是西方傳教士參考了西方多種書籍,按照西方科學的組織方法編寫而成的,大量采用了公理化的方法。而此時,也出現了一些比較有成就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如黃宗羲、黃百家、薛鳳祚、王錫闡、李子金、方中通、梅文鼎、梅玨成等。他們幾乎都研究過《幾何原本》,有的還寫出了相關的著作,如李子金曾著有《幾何易簡集》,梅文鼎曾著有《幾何補編》、《幾何通解》等。同時,此時的康熙皇帝也非常喜愛西方數學,曾命法國傳教士張誠和白晉重新翻譯《幾何原本》等。由此,此時本也是公理化方法在我國廣泛傳播的大好時機,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嘗。原因是此時興起了“西學中源”說,并很長一段時間在學界占據著上風。

    “西學中源”之說,發端于明朝末年的學者黃宗羲和方以智,后來,清初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王錫闡、梅文鼎和阮元也加入進來,支持這種學說。還有當時的康熙皇帝也欣賞這種學說,提倡這種做法。這樣,在當時學界就逐漸形成了一股強烈的貶低西方科學的先進性,極力推崇祖國傳統技術優越性的潮流。這股潮流如此之強烈,竟使當時的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面對著自己寫的作品都不敢承認這是從西方來的。這股潮流興起之初,還有“西方科技發源東方,東西先人共同研究”的意思,及至后來全然就是“西方科技盜取東方”的說法了。這樣,就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人們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認識。人們開始逐漸地對于西方科學技術中的先進的東西充耳不聞,對于他們的書籍中有的而我們的文獻中沒有的東西不屑一顧,開始認為什么都是我們老祖宗的好。比如,對于科學研究中的論證說理這種做法,我們明顯地缺乏,這是公論,本來是應當向西方好好學習的,可是王錫闡竟也認為無所謂,他說:“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知也。”[15]

    論證說理是公理化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公理化方法的應用中,論證說理給人們的感受最為深刻,也常被認為是最實用的。我國當時的學者連這個都屏蔽掉了,何談對其相關全部知識的了解和研究?論證說理需要推理和概念,而推理和概念的建立需要形式邏輯等。由此,對論證說理感興趣,對其深入研究才能導致對公理化方法的全面學習和研究,對于公理化方法全面研究了才能知道其特點和優越性,才能推廣和應用。

    所以,我們在那時的科學家的著作中看不到公理化方法采用的影子。就是在對《幾何原本》曾有過深入研究的大數學家梅文鼎的科學著作中也沒有采用定義、公理、公論等來組織其討論過的全部知識的現象。在其著作中,雖然有的有命題和論證,但是多數沒有用概念、定義、公理等,更沒有使用這些組織起來的系統。有的甚至連概念、定義和公理都沒有,直接就是命題和解。這顯然還是中國古代傳統的組織知識和研究知識的方法。由此,我們認為,明末清初的“西學中源”說在公理化方法早期不被人理解的基礎上,又給其潑了一頭涼水。其對公理化方法的忽視和貶低,直接打消了公理化方法傳播的希望,由此致使其在那個時期傳播和應用的停滯與沒落。

    3.公理化方法傳入的不完整是導致其影響不大的根本原因

    從前面公理化傳播的過程我們看出,當時傳入公理化方法的途徑不僅只是有數學,而且還有天文學、水利學等,載體很多。但是,這其中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是當時公理化方法的傳播并非是作為一種被人們特別關注的知識傳進來的,而是作為傳入歐氏幾何和天文學等知識的幫手順便捎帶進來的。這樣就造成公理化方法在當時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即是不完整,缺乏必要理論基礎。

    公理化方法產生在古希臘時期,它的成功不是短時間內爆發的,而是也經歷了一段相當長時間,包含了許多先賢們的心血。首先是愛奧尼亞學派的泰勒斯把邏輯引進數學創造了證明,然后是偉大的數學家畢得哥拉斯在數學中廣泛地驗證了這種證明的合理性,再然后是偉大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邏輯推理建立了相應的規則,最后才是歐幾里德將其合理綜合、概括和應用,使之成熟并彰顯于世。[16]由此我們看出,公理化方法有著深厚的歷史,也有著廣泛的理論基礎。它最根本的基礎就是形式邏輯。另外,根據現在方法論專家的研究,公理化方法在使用的時候,還必須堅持定義和定理選擇的基礎性、最少性、相容性和封閉性等,還必須堅持在各命題推理的過程中有嚴謹性和邏輯性等。[17]其實,其規則是很多的。

    可是,回顧當時公理化方法的傳入,當時的傳教士和有志賢士只是傳入了進來公理化方法的使用,但對于其基礎是什么?在使用的時候堅持哪些原則?具體使用的步驟和過程又是怎樣的?等等,一系列問題一概不管,未作任何的說明和解釋。比如,在傳入公理化方法最全面也最深入的《幾何原本》中。其雖然給出了概念、定義、公理和證明等,但是,至于什么是概念?什么是定義?公理又是什么意思?證明需要遵循哪些原則和要求等等,這些都未給出解釋。[18]《幾何原本》在當時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的歐幾里德版本,一個是張誠和白晉翻譯的巴蒂版本。后一個版本是一個足本,但同樣也沒有解釋。不僅數學著作沒有,就是在天文學和其它科學著作中也不曾有過關于上述內容的說明。這樣在當時就難免使國人不理解公理化方法真正的含義了。不理解其真正的含義,自然也就無法重視它,無法學習研究它,也就無法將其推廣開來和應用到自己的科學研究中去了。所以,當時關于公理化方法知識傳入的不完整和不系統性是造成公理化方法影響較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這個原因不是外來的,是公理化方法自身帶來的,所以是內因,是導致其影響不大的根本原因。

    至于到了1627年,李之藻和付汛際寫成了《明理探》,將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傳了進來。[19]1683年,南懷仁又集合其它傳教士的邏輯與科學工作寫成《窮理學》,并獻給康熙,說“窮理學為百學之門”,極力傳播西方邏輯學。[20]可惜那個時候的人們更多的是關注西方來的科學知識,還有那時“西學中源”說已經大行其道,所以,當時沒有人注意到這里的邏輯學和幾何原本中表現出來的公理化方法之間的密切關系,沒有人對此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因而,其也就沒有對公理化的傳播產生什么影響。

    四 結語

    明朝清初,西方傳教士傳入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同時也帶來了在西方的流行了近兩千年的公理化方法。這種方法是我國沒有的也是對于現代科技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的,本應受到我國學者的歡迎和廣泛使用,但事實并非如此。在利瑪竇和徐光啟等人傳入公理化方法之后,不僅沒有多少人使用,研究的也很少,致使公理化方法在當時影響很小。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們認為有三個原因是主要的。一、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生澀難讀影響了其早期的傳播;二、后來《西洋新法歷書》的實施,本來是公理化方法崛起的好機會,卻又趕上“西學中源”說的盛行,阻礙了其在清朝初期的傳播;三、回顧公理化方法傳播的歷程,其實公理化方法從一開始輸入我國,就是不完備的,缺少很多相關的內容,特別是邏輯基礎,這是造成公理化方法本身不強大不突出,從而也沒有比較大的影響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認為,公理化方法在當時被動的處境主要是有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引起的,特別是內因。其自己不完備,別人就無從了解、研究和使用了。這給我們現在學習西方經驗的啟示是:我們引入一種技術和方法,應盡力將相應的知識基礎也帶進來,使我們的學習者對其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這樣才能更好的使用它們,其也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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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語境吸收說 語用意義 會話含義

一、引言

對意義的研究不限于語言學，哲學和邏輯學也研究意義。在構成語言的單位中，語素以上的單位都有意義。因此，詞匯學、句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都涉及意義的研究。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形式語言學派最初忽視意義，但在其構建理論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困難或困境，從而不得不正視意義（Chomsky，1957;1965;1972;1995）。功能語言學派向來重視意義，從布拉格學派的功能句子觀（Firbas，1964）開始，功能學派就把意義置于重要的地位，而Firth的情景語境理論（1957）將文本以外的情景語境納入表述言語事件、解讀語言意義的做法則可以視為語用意義研究的萌芽。Austin和Grice在建立語用學兩大基石理論――言語行為理論和會話含意理論時多少受到了情景語境理論的啟發。自Grice提出合作原則和會話含意（1975）以來，語用意義的研究經歷了邏輯學――心理學――社會學――生物學的視角轉向，而意向性、語義意義和語用意義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學者們先后建立了多種語用意義推理的模式，但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陷或瑕疵。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試圖提出一個涵蓋社會因素和認知因素的語用意義推理模型――語境吸收說。

二、語用意義研究面面觀

（一）邏輯學視角――（新）會話含意理論

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和合作原則綁定，基于邏輯學，以說話人的意圖為中心，建立了言語交際的“意圖―推理”模式。在這個交際模式中，要推導出語用意義，主要關系到說話人意圖表達什么意義以及聽話人如何成功識別說話人意圖表達的意義。然而有些情況下聽話人很可能沒有識別說話人的意圖。因此，Sperber和Wilson（1986/1995）認為Grice以意圖為基礎的交際模式的解釋力是不夠的。他們的補救措施是把意圖做更為細致的劃分：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

Verschueren（2000）也指出，意圖不是決定話語意義的唯一因素，對話語意義的研究必須與認知、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結合起來。

此外，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也存在著未能包含一般會話含意、合作原則下各個準則之間關系不明確、不能解釋說話人為何傾向采用間接表達等問題（何兆熊，2003）。

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新格萊斯主義（Neo-Griceanism）學者（以Horn，Levinson為代表）對合作原則進行了修正，提出二元模式（R-原則和Q-原則）和三元模式（I-原則，Q-原則和M-原則）。

Horn（1984）借鑒了Zipf（1949）的省力原則（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簡化了合作原則的四條準則，推出Q-原則和R-原則。認為交際雙方最終協商確定的意義是基于Q-原則推理和R-原則推理的平衡。

Levinson（1987，1991，2000）指出，Horn沒有能區分語義最小化（semantic minimization）和表達最小化（expression minimization）。他沿用了荷恩等級（Horn Scale）等概念，提出了更為合理的I-原則，Q-原則和M-原則。在每個原則下都有說話人準則和聽話人推論的闡述，并且對三個原則的適用順序做了闡述，即Q>M>I（Q-clausal>Q-scalar）。（Yan Huang，2007）

二元模式和三元模式較Grice的合作原則和四條準則的優點在于，它們同時關注了說話人和聽話人，對于會話含意的闡述更為透徹。尤其是Levinson的三原則是以常規關系為支柱、以研究一般會話含意（除方式原則外）為核心的，所要解釋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話語，因此可以直接應用于交際活動，也有助于解釋表達中的某些語言技巧，使語用原則具有更多的覆蓋面。（何兆熊，2003）

（二）心理學視角――關聯理論

關聯理論學者（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人為代表），從認知的視角，以說話人的話語意向性為中心，闡釋聽話人在交際內容互明的前提下，根據關聯原則對會話含意的推理，從而建立了言語交際的“明示―推理”模式。

關聯理論在Grice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會話的一般規律，強調了尋找關聯性在話語理解中的作用，加深了人們對關聯性的認識。Sperber和Wilson分別從語境、交際個體和現象三個角度對關聯性作出了界定，突出關聯性的大小取決于產出的效應和投入的努力之間的比率。這些探索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但他們對于關聯性的探討并不統一，他們的“關聯性”有時僅等于“產出的效應”，有時僅等于“投入的努力”。更嚴重的是雖然他們意識到“關聯性是可以通過表達無關設想實現的，只要這個表達行為本身是有關聯的（Sperber&Wilson，1986/1995：121）”，他們并沒有深入研究這種關聯性，并把這種關聯性跟其他關聯性區分清楚。而用關聯性囊括交際活動中的一切要素，則是不合理的。（姜望琪，2003）

（三）社會學視角――交際原則與互動意義

不同于以上兩個視角，社會語用學家（如：Mey，Thomas）把語境看作是動態的。Mey（2001）認為語境是交際者在言談交際時不斷變動著的環境。交際者在這樣的環境里進行言談交際，并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對交際言語的理解。同時，語境是以語言使用者為指向的，不同的人對同樣的語境感受會不同。語言使用者運用的是具有社會規約的語言表達形式，語境決定了語言的運用，因此，語用意義的理解受到多種社會文化參數的制約。

基于此，Mey（2001）提出了交際原則――人們交談的目的是要向對方傳遞一定的內容。這是人們在交際中必定要遵循的，是一切言談交際默認的前提。會話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交際，要盡量被正確理解，不被誤解。這樣，交際就要在交際雙方共同認定的語境下進行，談什么決定于在一定的語境下可以說什么和根據對方的期望必須說什么。

Thomas（2010）認為，語用意義就是互動中的意義（meaning in interaction），語義的生成與理解都須由多種要素構成的，即單一話語的抽象意義不能生成語用意義;交談者不能獨自一人生成這種語義。語義的生成和理解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以下四個要素的共同參與才能完成：說話人與聽話人對意義的商榷討論，話語發生的語境及和話語本身所能表示的潛在的語義的可能性。簡而言之，Thomas的意義理解有下列步驟完成：

理解句子的抽象意義（在語境中確定意義和所指）理解話語的語境意義理解話語的語力（force）。

（四）生物學視角――生物言語交際模式

Millikan的言語交際理論建立在語言形成的生物基礎之上，而不是把言語交際分成直接解碼獲得的語義內容或者間接推理獲得的語用含義。首先，人們在交際中的言語理解過程類似直接知覺過程，即從說話人的語言直接轉換成聽話人的信念（Millikan，1984：67），中間并不需要推理這個環節。我們對世界的信念，往往都是通過被告知而形成的，很少通過聽話人的驗證。其次，在交際中使用的都是約定俗成的語言符號，這些規約符號的出現是一種復制再生現象，好用的符號被保留，不好用的符號被廢棄，而不是遵循了某些內在規則演化出來的。換言之，語義內容并沒有其獨特的言語表達式。同樣，也沒有任何言語規范能夠規定應該產生什么具體形式的言語。最后，Millikan認為理解語言不是意圖推測。例如：你聽到有人喊“張三”，你要知道張三是誰，并不是根據推測說話人頭腦中怎么想，而是根據自己對說話人的了解，說話地點等等，劃定“張三”是誰的大致范圍。（冉永平、張新紅，2007）

語用意義研究的邏輯學視角的推理基礎是邏輯，不能解釋言語交際中的辭不達意現象（說話人角度），也不能解釋說者有心、聽者無意或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現象（聽話人角度）。

語用意義研究的社會學視角基于社會規約，忽略了聽話人解讀話語時要涉及多重意義的選擇和加工;而認知視角則過多關注聽話人，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因素對話語產出的限制。

以上幾種視角的共同缺點是沒有（或沒有具體）論及聽話人在言語交際中通過推理得出的適切的話語意義和說話人意義對其以后的會話活動的影響，更未論及在推理過程中被排除的那部分意義對交際者的交際能力的作用。

語境吸收說嘗試解決以上難題。

三、語境吸收說

筆者順應以上的研究趨勢，從生物學角度切入，嘗試建立一個涵蓋社會因素和認知因素的語用意義新模型――語境吸收模式，并推而廣之，用以解釋人類言語意義的獲得。

（一） 基本設想

筆者借鑒皮亞杰的生物同化理論，認為人類理解話語含義的過程也是聽話人認知構建的同化過程。此過程可以用公式表示為：

（M+C）IM+i

M為聽話人聽到話語的自然意義natural Meaning，C為該話語的語境Context，包括聽話人的語言知識和語言外知識（社會因素），I為從C優選的信息Information（I=0，或I≥1），此信息被吸收到M，成為當時語境下的會話含義IM（Implicated Meaning），而i（information）為從M和C中排除掉的信息。在聽到一句話后，聽話人從語境中選擇最恰當的信息吸收，而排除不適合當時語境的信息，獲得IM，即說話人的交際意義，從而達到成功交際;當聽話人的語言知識或語言外知識不足時，可能出現“I=0”的狀況，即聽話人不能理解說話人的交際意義，此時交際不成功。轉化過程“IM+i”中的每一個變項都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即這三個變項的特性在I和i之間以及在M和i之間都是相互交流的，而從I到M則是單向的。它們的參數也相應地不斷變化。在初次同化中沒有被遴選上的兩域的特性集i中的變項有可能在下一步同化時被作為主要信息優選上。這解釋了同一句話在不同的語境下被相同的聽話人理解為不同的含意、或在同一語境下被不同的人理解為不同的含意的現象。同化過程遞歸出現，交際者的認知內容和能力也不斷擴張。人類對意義的認知就是這樣的意義建構過程。

（二）前吸收階段

一個智力正常的言語交際者在其具有一般的語言表達和理解能力時，對其使用的語言包括聲音、句法和語義有系統的認識，盡管這種認識可能是下意識或潛意識的。該言語交際者也必然對在何種情境下說什么話，以及用什么方式說有系統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是社會化的結果，需要通過一定的學習（學習的方式可以是正式的，如：在學校里老師教學生見到老師要用“老師好”之類的表達表示問候，表現禮貌;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在法語中一個學生以用于平輩或地位相當的人之間的“tu”來稱呼老師，結果請教問題屢屢遭到拒絕，而別的同學用“vous”稱呼老師則可以獲得老師的指導。知道了對師長要用“vous”稱呼，因而改為用“vous”來稱呼老師）;言語交際者對周邊的自然環境或物理環境，如：天氣陰晴、氣溫、周圍的噪聲、所處的場所、其他交際者的表情、姿態、聲音等有合理的感知，同時對周遭的社會環境，如：場合的正式程度、參與交際的人物的地位差異、關系親疏等有一定的合理的感知。這種言語交際者對其使用的語言的認識、對交際雙方的認識、對交際發生的環境的認識，概括起來構成其正確理解話語含意的語境Context。總之，此處的語境概念包括交際雙方或多方的生理、心理狀況、認知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交際語言的知識。

（三）語境吸收的優選條件

如前所述，言語交際者在表達思想、理解話語時，可以從語境中吸收的因素或信息很多，是一個信息的集合{I}。究竟要吸收哪種信息，就要遵守一定的規則或條件。語境吸收的優選條件包括常規關系和目的原則。

1.常規關系

常規關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指的是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在頭腦里建立起來的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間的某種依存關系，是事物在各種條件下與它物產生關系的規約性概括。如：將常規關系運用到語言表達上來，它可指語句中提及的事物同另一事物慣常性的規約性的關系。常規關系主要是由共軛關系、前提或蘊涵關系、相關性等要素構成。共軛關系用于對象，它們所形成的關系由關系軸聯系在一起，如：上義―下義、同義、反義、共下義、整體―部分等關系;再如：父―子、教師―學生、司機―汽車等，他們都處于關系軸的兩端。蘊涵或前提關系用于事物。如語句陳述了A事件就必然導致B事件發生，即A蘊涵了B;如語句陳述的A事件以B事件為其預先設定的條件，則A是以B為前提。相關性可以概括為語言運用的相鄰/相似律（徐盛桓，2007：4-5）：

相鄰/相似律：HY：x∧x≌yHY：（x）y HY表“話語”;∧表“合取”;“”表“內在地蘊含著”或“可推衍出”;“≌”表“曾相鄰/相似”;表“可能”。以上的公式可讀作：在話語HY中出現x，如果在某一可認定的情境中（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實際出現過的和只是想象的，等等）x曾同y相鄰/相似，則HY：x可能成為HY：（x）y。在認定了x曾同y相鄰/相似這一前提下，這可簡化為因果式：x（x）y（讀作：如果x則可能（x）y）。

共軛關系主要反映詞義之間的關系，前提或蘊涵關系反映一定的邏輯關系，而相關性反映的是一定的聯想關系，常規關系是由詞義關系、邏輯關系和聯想關系所構成。

常規關系在語句理解中的體現，可分解為如下四點（徐盛桓，1996）：

（一）將詞語所談及的事物分解為一定的常規關系;

（二）對常規關系的分解和選擇主要的依據是由語句和語境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語義指向;

（三）在詞語表達和某一常規關系之間形成對應關系;

（四）用常規關系的具體內容對對應關系作出解釋，這通常是以闡發或補足的方式，最終達至對語句的理解。

另外，關于現實關系和常規關系的認定次序問題，現實關系優先于常規關系。如：

（1）（裙子的）拉鏈壞了，小蘭只好再買一條裙子。

該例中，“裙子”和“拉鏈”不能是常規（共軛）關系――壞了的“拉鏈”不是再買的那條裙子的拉鏈，而是現實關系。這種現實關系優先于常規關系的認定。常規關系推理可以解決大部分的話語含意的理解。解決不了下面句子的所指問題：

（2）The dean1 expelled John because he？ discovered his？ secret.（Green，1989.參見何兆熊，2003：205）

這里“he”和“his”的所指不明，如果“he”指“John”，那么“his”就指的是“the Dean”，即本句意思為“The Dean expelled John because John discovered the Dean's secret.”而如果“he”指“the Dean”，則“his”就指的是“John”，即本句意思為The Dean expelled John because the Dean discovered John's secret.究竟表達哪種意思，決定于說話的意圖或目的，這就需要聽話人對此種目的進行識別。對此類話語的理解就需要參照目的原則。

2.目的原則

廖美珍（2005）明確提出了言語行為目的原則的描述性表述，“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言語行為都是有目的的，或者說，任何理性（正常）的人的理性（正常）行為都帶有目的的保證――‘交際目的’。說話就是表達目的，說話就是實踐（實行）目的，說話就是實現目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說話不是手段，說話是生存; 語言不是工具，是生命和生存的展布。”

目的關系是目的原則的核心部分，廖美珍將各種目的從人際關系著眼歸納為三類：目的一致，目的沖突（包括目的競爭），目的中性。這樣歸納目的關系的意義在于： 不同的目的關系會影響到互動雙方合作與否，會影響到互動的話語結構，也會影響到話語成本等。

目的原則認為意義存在于對目的選擇、目的追求的互動中。首先，目的使話語有意義。其次，目的是說話人的目的，所以意義首先是說話人的意義。第三，說話人的意義要得到聽話人的理解或者詮釋。也就是說，說話活動是一種互動，意義在這個互動過程中實現。此處意義已不再局限于說話人的意義了，還包括對話語意義的理解。目的原則的目的強調的是交際目的，即兩個或多個頭腦之間的關系。換言之，“交際目的”可以理解為說話人以某種目的為指導說出一句話，該句話所承載的目的被聽話人識別，并進行一定的言語或非言語的反饋（互動），即這里的交際目的是動態的，可商榷的。

綜上，語境吸收的兩個優選條件或原則為常規關系和目的原則。在聽話人吸收語境信息時，先按常規關系的相鄰/相似律建立聯系，吸收關聯的信息I，排除冗余信息i。如果不能按常規關系吸收，則考慮目的原則。就是說常規關系優先于目的原則：

常規關系>目的原則

（四）后吸收階段

通過語境吸收后獲得的意義IM被聽話人儲存在認知系統中，并可能在連續的會話或語篇中被調動使用。而在一輪（或多輪）會話中沒有被吸收的信息i在連續的會話中也可能被優選吸收，形成新的IM。一次言語事件中獲得的IM將會進入交際雙方的長期記憶當中，在以后的言語交際中，一旦可以，就會通過常規關系觸發激活，而被調動使用。使用的過程中又會產生新的IM。這樣的情況遞歸出現，一名語言使用者的意義系統就不斷的擴張，他所能理解和使用的語言意義就不斷增加。

四、語境吸收說的理據

（一）生物進化認識論

生物進化認識論是研究認識論的一種自然方法，它強調自然選擇的兩個重要作用：一是選擇生成并保持了我們可靠的感覺機制和認知機制，并使這些機制適應世界;二是嘗試錯誤學習和科學進化理論被分析成自然選擇的各種過程。（Michael，1989）

生物進化論認為，生物不斷地進行“問題-假設-驗證”以適應社會文化從而產生新的認識，而人類的進化就是知識的增長。將這種理論應用到語言，就是強化機制（直接選擇相關特征）造就了語言甚至是語言的功能運作。在皮亞杰的心理學理論中，多向適應被視為同化（生物吸收一種新的元素）和調解（生物由于同化而發生變化）的均衡。同理，學習語言即人類吸收新的語言單位（意義）并由此增加意義識解的過程。

Sapir（1921）指出，言語是一個異常復雜并不斷變化的調解網絡――在大腦中，在神經系統中，在發聲和聽覺器官中――調解的結果是達到需要的交際目的。Jakobson （1970）認為，在人類的語言中存在一個進化連續統（evolutionary continuity），很難做出自然遺傳和后天不斷學習的切分。

（二）社會化理論

“社會化”這一術語被廣泛地應用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教育學中，指的是繼承和傳播規范、習俗和意識形態的終生過程。社會化為個人提供了參與并融入社會必要的技能和習慣。它是社會和文化連續性得以保持的途徑。

個人的社會化一般分為初級社會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和次級社會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在初級社會化階段，兒童學習作為特定文化的個體應持有的適宜的態度、價值觀和行為。這個階段的影響主要來自家庭和朋友。在次級社會化階段，個體學習在一個小團體中作為一名成員合適的行為。兒童和成人在這個階段學習在不同的情形下如何做到行為得體（Clausen，John A.，1968：5）。無論是學習價值觀還是學習行為規范都離不開語言，因此，語言學習也是社會化的一部分。

綜上，語境吸收說的闡釋符合生物進化認識論和社會化理論兩大一般性理論，具有堅實的理據。

五、語境吸收說應用舉隅――會話中的含義理解

（一）以常規關系為優選原則

日常會話中，語言使用者會使用很多間接的表達，而這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影響交際，是因為交際者自覺地應用了語境吸收模式，在會話語境中擇優選取了相關信息，推導出了說話人話語的交際意義。例如：

（3）《年代秀》節目開場介紹嘉賓

歐哥1：我聽說你們（蘇醒和張遠）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對不對？說是什么球友啊……

蘇醒2：球友、牌友、損友……就是最好的兄弟，就是跟對方最直接的。而且說到這個，我覺得我要深刻一下了――因為我覺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個很優秀、很出色、很重感情，同時才華僅次于自己的兄弟。（觀眾哄笑）

歐哥3：我覺得除了剛才那么多“友”……還有一個稱呼――據說張遠他有個外號……“蘇太”就是你嗎？（觀眾哄笑）

蘇醒4：這話聽著我有點背疼！（觀眾哄笑）

歐哥5：為什么叫蘇太啊？

張遠6：我是認為男生之間尤其是兄弟之間、友誼之間，其實我覺得有些時候可能比愛情還要刻骨銘心……

蘇醒7：還是背疼……還是背疼……（觀眾哄笑）

――《年代秀》2011年12月2日節目

應該指出，在這個言語事件中，交際者不僅僅是歐哥、蘇醒和張遠，還有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觀眾的哄笑（和電視機前觀眾的笑）也是言語互動的一部分，是他們參與交際的方式。在觀眾對“這話聽著我有點背疼！”哄笑時表明他們理解了這句話的會話含義。但這句表達跟上句的“‘蘇太’就是你嗎？”并沒有直接的聯系。話輪4是如何被理解的呢？簡要分析如下：

“M”為“背疼”的本義，即一種生理性的不適;

“C”包括的因素很多：

a.語言知識――交際者使用漢語，上句中提到的“蘇太”等;

b.物理環境――時間為（2011年12月2日）晚上9點多，地點為深圳《年代秀》錄制現場等;

c.社會環境――《年代秀》是一檔娛樂節目，歐哥為節目主持人，蘇醒和張遠為節目嘉賓、藝人，主持人有相對較高的權勢，但主持人和嘉賓之間關系較近;

d.認知、心理環境――觀眾觀看娛樂節目心理放松、具有儲存大量信息的記憶等。

“M+C”所形成的語義集比較大，其中的信息量也很大，初次聽到“背疼”自然不解，于是觀眾向早前的話輪中搜索信息，搜索到“蘇太”一詞，并調動其意義“蘇醒的太太”，由此得出“背疼”描述的不是一種生理狀態，而是對“蘇太”這一稱呼的回應。一個男人被稱為另一個男人的“太太”，表明兩人的關系“不正常”，有同性戀之嫌。那么“背疼”和同性戀有什么聯系呢？聽話人需要調動其認知系統中儲存的信息，由常規關系的相關性（確切地說是相鄰性――背疼和斷背相鄰，斷背是背疼的原因），聯想到《斷背山》中以“斷背”隱喻男性同性戀，而獲得IM――你這話聽著怎么像把我們當成同性戀了。而在下面三個話輪中，歐哥進一步質詢張遠“為什么叫蘇太”，結果張遠的解釋“男生之間尤其是兄弟之間、友誼之間，其實我覺得有些時候可能比愛情還要刻骨銘心……”的表述讓人覺得蘇、張二人同性戀的嫌疑更大，于是蘇醒在話輪7中無奈地說還是背疼……還是背疼…… 在這個話輪中觀眾不必再從大量的語境信息中努力做吸收優選，直接調用話輪4中“背疼”的含義即可，即在后吸收階段，IM已經成為聽話人意義系統的一部分。這期節目過后，“背疼”已成為不少年輕人的流行語，這也證明IM已經成為聽話人意義系統的一部分，并應用在言語交際中。

（二） 以目的原則為優選原則

常規關系并不是唯一的信息優選原則，在常規關系不適用的情況下，聽話人會啟用目的原則，從說話人的意圖中做出推理。例如：

（4）（筆者和一個學生在談論電視劇《后宮甄執》）

筆者1：《甄執》拍得不錯，臺詞、人物……歌曲都很好……

學生2：可是情節太狗血了！

筆者3：狗血？……你是說情節太夸張，不合理？

學生4：是太老套了，沒一點新意！還不是一個天真少女經歷重重磨難，變得心機毒辣，終于成為一代后宮之主嗎？！

在以上四個話輪中，“狗血”一詞是焦點。筆者在乍聽到“狗血”一詞時，從其自然意義“一種（犬類）家畜的血”，結合當時談論電視劇的情景，并不能找到兩者的銜接點。應用常規關系，從“狗血”聯想到“灑狗血（民間驅邪行為）”“狗血淋頭（形容罵得很兇，使被罵者如淋了狗血的妖人一樣，無言以對，無計可施）”，都不能與話輪2找到相關性。于是聽話人啟用目的原則，根據話輪2中的“可是”推測學生對《甄執》的情節持負態度，于是得出學生的意思可能是“你是說情節太夸張，不合理？”并以此跟學生商榷后者話語的交際意義。而這里的“不合理”在話輪4“是太老套了，沒一點新意！”得到了部分印證。可以說，這里的I=1，筆者對話語的理解僅僅達到了話語交際剛剛成功的程度。由此，通過互動產生的意義IM――影視、文學作品的情節老套，沒有創新――將會儲存在交際者筆者的記憶中，成為其意義系統的一部分。

有時，言語交際者也可利用常規關系，在C這個大的集合中故意地選擇看似與當時語境不十分契合的信息，即刻意曲解，以達到某種交際目的。如（5）所示：

（5）（郭德綱相聲《美女幽魂》）

郭德綱1：槍打出頭鳥。

于 謙2：噢

郭德綱3：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于 謙4：咱們就是浪摧的……（觀眾哄笑）

在話輪4中，于謙在對“浪必摧之”理解時，故意選取“浪”一詞的脫離當時語境（引言的），吸收I“放蕩”的信息，形成IM=咱們就是兩個的男人，說相聲就是把這展示給別人看。這種刻意曲解達到了相聲幽默的效果。而在這段相聲下面的話輪中，“浪必摧之”的這種刻意曲解已經成為觀眾意義系統的一部分，請看（6）（同上）：

郭德綱1：（高調的人）上公共汽車，拿出月票來看看，“有月票啊”，揣好了，又掏出一百塊錢來，給大公共這司機――“小費”。

于 謙2：真是浪必催之，我看……（觀眾哄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吸收了語境信息形成的IM作為交際者意義系統的一部分，可能會造成對話語的錯誤理解。

例如：

（7）A和B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討論了不同型號的計算機的優點。在討論中他們使用了286，386，RS/6000等術語。C則在旁邊聽著，沒有加入討論。過了一會兒，B問了C一個問題：

B1：Do you know what fifteen fifteens are？

C2：No，I don't know much about computer hardware.（何兆熊，2003：37）

在這個例子中，一個簡單的算術題被C當作是關于計算機的一個復雜問題，是因為C聽了A和B關于計算機的討論，吸收了數字表示計算機型號的IM，這種意義成為其意義系統的一部分，所以才會把“fifteen fifteens”當作是一種計算機的名稱，即形成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現象。

六、結語

語用意義的研究是語用學這一學科永恒的課題，學者們對語用意義的探索就是對人類意義習得的探索。語境吸收說在這條漫長的探索之路上邁出了稚嫩的一步，然而這稚嫩的步子已經表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這種綜觀模型不僅能夠解釋會話含義的推導，更重要的是它還闡釋了在一次言語事件中獲得的意義對言語交際者以后交際的影響，解釋了言語交際者對意義的操控。語境吸收說對翻譯、廣告語的設計和評價都有切實的指導意義（筆者將另文討論）。我們相信，在言語交際的廣闊領域中，語境吸收說將會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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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篇5

[關鍵詞]貢布里希；修辭學；人文主義；藝術風格；新藝術史

按照新藝術史家諾曼·布列遜的看法，貢布里希立足于認知心理學，將藝術史視為一種視覺圖式的發展和修正史，完全將圖像研究孤立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之外，拒斥將語言學、符號學引入藝術史，對話語理論持批判看法。貢布里希的確傾心于視覺心理學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時也是將語言學應用于藝術史研究的先驅，并且強調修辭學對于藝術史研究的重要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貢布里希又是將語言學、修辭學應用于藝術史研究的奠基人，而這又直接啟發了后來新藝術史家將符號學應用于藝術史研究的理論實踐。探究貢布里希如何將語言學、修辭學方法應用于藝術史，有哪些創見，以及他這種研究方法與新藝術史家到底有何關系，就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藝術史和視覺藝術理論問題。

一、作為修辭學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為現代藝術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宏闊的歷史背景，從而成為藝術史研究必須加以考察的課題。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藝復興時期是一個古典學術復興的時代、個人主義的時代、發現了世界和人的價值的時代，是現代的開端。人文主義主要是指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強調人性價值和追求現世幸福的理論體系，它使人們走出了中世紀神學統治的枷鎖，恢復了人性的尊嚴。因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響，強調對于人的發現和人性價值，成了人們對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一般看法。貢布里希對此提出了不同觀點，他從修辭學角度重新定義了“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源于一些從事修辭和語言研究的人文學者對于人文學科的強調。貢布里希認為布克哈特的觀點無法解釋以下歷史現象：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雖然強調人性的尊嚴，但當時的人們也沒有對宗教神學大加鞭撻；人文主義復興了古希臘羅馬的學術，但它與中世紀之間并沒有截然而立的鴻溝，不能因為注重文藝復興對于古典學術的復興就忽視它與中世紀的直接聯系。

以布克哈特為代表的19世紀學者更多地從古典學術的復興、藝術的繁榮、人與世界的發現等角度看待文藝復興，強調文藝復興與中世紀的分歧與差異，將文藝復興時期視為現代的開端。貢布里希雖然認同前者的結論，但他更加強調文藝復興與中世紀的聯系，認為把文藝復興看作一個與中世紀截然不同的時期忽視了歷史的連續性，把問題簡單化了，似乎文藝復興是突然來臨的歷史轉變。貢布里希將文藝復興視為“運動”而不是“時期”，意在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及復雜性：恰恰是中世紀文化孕育了文藝復興。貢布里希認為，文藝復興與基督教世紀之間的對立被19世紀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被輕視了，而文藝復興與中世紀之間的重要文化紐帶正是語言，是當時占據人文學科核心地位的修辭學。不同于19世紀一般學者的觀點，貢布里希從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聯系出發，認為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主要與中世紀的“七藝”學術傳統有關，“文藝復興是三種初級的學藝對四種高級的學藝的反叛，那些教語言而不愿充當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種初級學藝”是指語法、修辭和邏輯，之所以被稱為“初級學藝”，是因為它們都是關于語言的基礎學科，人在學習其他高級學問之前必須先學會如何表達；而“四種高級學藝”是指天文、算術、幾何、音樂，這四科之所以“高級”，是因為它們比較抽象，其學習一般安排在“三門初級學藝”之后。“三種初級學藝”和“四種高級學藝”并稱“七藝”，構成中世紀的學術傳統。一直以來，“三種初級學藝”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種高級學藝”，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從事語法、修辭、邏輯的人文學者不滿自己的“初級”地位，進而強調自己的“高級”和“基礎”地位。貢布里希認為，我們現在理解的“人文主義”是19世紀的發明，而不是原初意義上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義”，而后者來源于“語文主義”——即強調語言重要性的主張，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對于人文學科的強調，這些人文主義者主要是語言學者、修辭學家。“人文主義者這個詞對我們來說不再表示他們是‘對人的新發現’的先驅，而是表示umanisti，即這樣一些學者，他們既非神學家亦非醫生，而是專心研究‘人文學科’，主要是語法、辯術和修辭的trivium[三藝]”。*

英國歷史學家阿倫·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貢布里希的觀點，他指出，人文主義“是遲至1808年才由一個德國教育家F.J.尼特哈麥在一次關于古代經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辯論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來由喬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藝復興，書名是《古代經典的復活》，又名《人文主義的第一個世紀》，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藝復興時期也不是沒有與“人文主義”相關的詞，“十五世紀末意大利的學生就使用了一個詞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這是學生們用來稱呼他們教古典語言和文學的教師的。”*也就是說，人文主義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義者)，而人文主義者是指從事古典語言和文學的教師或學者，而不是指重新發現人的價值的先驅者。文藝復興研究的權威學者克里斯特勒也說，“人文學者把自己當作演說家和詩人”*，不能從人的價值這種現代意義上討論人文主義，而應該在文藝復興的具體語境中考察人文主義，將之視為人文學者對于人文學科的強調與復興，而修辭學在此時的人文學科中占據核心地位。“文藝復興修辭學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關注，都大大超過了過去幾代大多數學者所愿意承認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文化中的修辭學》一文中指出，修辭學不僅對于文藝復興時期的語法學、詩學、歷史學、道德哲學、邏輯學等人文科學有直接影響，而且對神學、法學、自然科學、形而上學、醫學和數學都有影響。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無贊同地說，已經開始有學者將修辭學與當時的音樂和視覺藝術研究聯系起來。貢布里希正是將修辭學與視覺藝術研究結合起來的最重要的藝術史家。克里斯特勒認為，中世紀有三種現象促成了文藝復興的興起，分別是在中世紀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辭學(formalrhetoric)、研習拉丁文法、學習拜占庭傳統的古典希臘語與文學，這三種現象都直接與語言學和修辭學有關。形式修辭學(formalrhetoric)又稱為arsdictaminis(手札藝術)，是書信、文件和公開講演的謀篇技巧，用于培養起草文書的秘書和書記員；研習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紀的學校一直有著拉丁文法的教養傳統，并且與閱讀古典拉丁詩歌和散文結合起來；轉向拜占庭東方的傳統是指，意大利人文學者除了研習拉丁文學和形式修辭學，又開始學習古典希臘語與文學，繼承了拜占庭傳統。*當時這些復興古典學術的“人文學者是專業的修辭學家，即作家和批評家們不僅希望說出真理，還希望從他們的文學趣味和標準的角度說得優雅”*。

貢布里希不僅強調修辭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義理解為“語文主義”，而且他還第一次明確指出，修辭學對于藝術領域具有無所不在的影響，“修辭術是勸說的技術，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我希望這些論文能夠說明，這種對于合適的演說風格的關注，如何傳播到其他的藝術領域。”*通過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學術考辨，貢布里希揭開了修辭學與視覺藝術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辭學就是視覺藝術理論的結論。溫故知新，通過追溯修辭學傳統，貢布里希批判、解構了人們的現代藝術觀：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強調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是對于人和世界的發現的觀點，貢布里希強調人文主義的修辭學基礎及其與中世紀學術傳統的聯系，也就批判了簡單地把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截然分開的歷史觀點。第二，因為修辭學是一門致力于演講說服的實用學問，揭示視覺藝術的修辭學淵源也就打破了藝術無功利的現代藝術觀，從根本上批判了藝術自律論。第三，揭示視覺藝術的修辭學淵源，打破了把語言與圖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語言學和圖像學之間建立起一座橋梁，為后來的藝術史研究打開了新視野，開啟了新路徑。

二、修辭學與藝術風格學

按照現代的一般看法，修辭學是關于語言的學問，風格學(本文特指視覺藝術風格學)是關于圖像的學問，二者之間相距甚遠。然而，貢布里希卻常常從修辭學的角度理解藝術問題，闡釋其藝術理論。他認為，關于語言的修辭學與關于視覺藝術的風格學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在古代的理論中，修辭和藝術之間其實沒有什么區別”*。語詞與圖像、修辭學與藝術風格學之間被夸大的鴻溝，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藝術分門別類的現代藝術觀，對現代人來說，將藝術分門別類已成為本然之事。從某種程度上說，修辭學是關于語言的風格學，藝術風格學是關于視覺的修辭學。鑒于修辭學在西方有古老的傳統，西方人在古希臘時就非常注重在演講和辯論中修飾辭藻、講究布局，以達到最佳的說服效果。這些關于語詞、語調、句式、篇章的語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辭學的核心，又與詩學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并直接成為視覺藝術風格研究的理論來源。

修辭學屬于語言學，藝術風格學屬于藝術理論，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可是“當今稱之為風格學的相當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臘、古羅馬一連串論述修辭的文章之中”*。“風格”這個詞原來主要用在修辭學領域，主要是指演說家的演講風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寫作方式，“希臘、羅馬的修辭學教師的著作對風格的各種潛力和類別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藝術風格學是修辭學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風格分析才逐漸開始從修辭學領域移入視覺藝術領域，而視覺藝術風格學的成熟則遲至18世紀中期，其標志是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著作。不過，從“風格”(style)一詞的起源來看，它恰恰與書寫或語言無關，而與“雕刻”、視覺形象有關。根據德國語言學家威廉·威克納格(1806—1869)的考證，“風格”一詞源于希臘文στυλos，意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為寫和畫用的金屬雕刻刀”，后來拉丁文將之譯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無論是“木堆、石柱”，還是“雕刻刀”，“風格”一詞的原意都與視覺形象相關。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語言風格，是取其比喻義，而不是其作為“雕刻刀”的本意。我們現在說用語言“刻畫”某個對象鮮活生動，倒是更接近風格一詞的本義。詞源學考察告訴我們，風格既可以指代視覺對象，也可以指代語言，在風格學的視野中，語言與視覺藝術之間并沒有截然而立的鴻溝。不過，因為遠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修辭學就已經是一門非常發達的學問，所以修辭學要遠比視覺藝術研究(包括藝術風格學)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藝術樣式的理論淵源。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視覺藝術聲譽漸著，研究也逐漸發達，但修辭學仍然占有統治地位，“古代演說術的風格問題也是視覺藝術的問題。”*風格從根本上來講是藝術形式的問題，貢布里希認為，正是由于文藝復興時期修辭學的發達，導致人們注重語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漸從對語言形式的關注過渡到對視覺藝術形式的關注。作為修辭學家或演說家的人文主義者，奠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理論，“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個時刻，對文字的關注和態度開始向視覺藝術風格的變化直接轉移，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從瓜里諾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對書籍中的‘點、線、面’有多么操心。”*通過考察人文主義者尼科利與其他學者的論爭，貢布里希詳細闡明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革新以修辭學為基礎，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理論就是當時的修辭學，而當時的藝術理論家基本上是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即修辭學家。貢布里希還饒有興味地指出，達·芬奇雖然認為繪畫勝過文字，但他極其熱衷于探索語義相近或相同的詞匯在使用時的不同表達效果，這實際上是對語詞風格的研究。*

修辭學是煉詞造句、布局謀篇的學問；藝術風格學是擇取與組織點、線、面、色彩、圖式等視覺語言的學問。貢布里希認為，風格源于“選擇”，沒有對于不同表達方式的選擇就不會有風格。他援引斯蒂芬·厄爾曼(StephenUllmann)的《法國小說的風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有關表現力的全部理論的中心就是選擇的觀念。如果沒有替換表達方式可供說話人或作者選擇，那么無疑也就不會有風格同義[synonymy]——就這個術語的最廣意義而言——是全部風格問題的根源。”*簡單說來，語言風格是一個修辭學問題，即語言風格源于說話者對于語詞的選擇，不同的詞語會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樣，視覺藝術風格也是一個修辭學問題，它源于藝術家對于視覺語言的選擇，不同的點、線、面、顏色和圖式給人的感覺截然不同。貢布里希從新詞匯的引入會影響人們的感知入手來說明這一問題。新詞匯的引入擴展了語言使用者的選擇范圍，那么，同一語義的新詞與舊詞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潛在的競爭關系，人們在使用語詞時就會斟酌，哪一個詞能夠更加微妙地表達自己想要的風格或效果。“當剃頭匠[barbers]變成理發師[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變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頭匠、抓耗子的人聽起來就有點俗氣了。”*也就是說，新詞匯的引入絕不是簡單地增加了同一語義的不同說法；相反，新詞匯增加了對不同措辭之間的微妙感受，包括對于舊詞的理解和感受。換言之，選取不同的詞匯和語言，就是選擇不同的語言風格和表達效果。藝術家在繪畫時，也有很多先在或潛在的視覺語言供他選擇，他選擇不同的圖式和畫法，就是選擇不同的視覺風格。繪畫中新畫法的引入，正如語言中新詞匯的引入，擴展了藝術家的藝術語匯和表達空間，也改變了人們對于舊有的藝術手法和藝術形象的感受，甚至改變了整個藝術史的風格體系。

貢布里希也注意到藝術風格與生活風格的復雜關系，他仍然從修辭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古代世界的典型藝術是演說術；關于演說術的得體理論如此發達，以至于它和西方藝術的古典傳統一樣根深蒂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得體理論”。不同階層、社群的人擁有不同的生活風格，這種生活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藝術風格，反之亦然。不同階層、社群的人擁有不同的藝術風格，這個風格源于他對語言、視覺乃至行為方式的選擇，選擇的標準是“得體”——符合特定的社會階層、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規定的“得體”原則。不同的人對生活風格的“得體”有不同的要求，藝術風格亦是如此。藝術風格會影響人的生活風格，生活方式的變化也會影響到藝術風格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貢布里希否定了藝術自律論的觀點，認為藝術能夠建構人們對自我和社會的認知和認同。但是，藝術風格和生活風格之間并不存在一一對應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貢布里希拒絕對藝術風格作庸俗的的解釋。

人們現在把修辭學與視覺藝術看作相互獨立的兩個領域，這是現代藝術自律論的結果。“是克羅齊提倡在他所稱的修辭學與他看作純粹表現的事物間的最基本的區分。修辭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因此他會把在阿爾加羅蒂那里發現的工具的藝術觀歸類為修辭學的觀念。”*貢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現代人把修辭學與藝術分裂開來的思想根源，克羅齊作為表現主義美學的代表，堅持藝術自律性，排斥藝術的實用性，甚至排斥藝術的制作(他認為藝術在直覺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會把純粹、自由的藝術與服務于實用目的的修辭學聯系起來。然而，修辭學在古代是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在的學問，而且古人也沒有在實用的修辭學和純粹表現的藝術之間進行區分。貢布里希立足于藝術史傳統，批判藝術自律論和現代藝術觀，認為藝術并不是一個完全自律的領域，它始終具有修辭學意義上的實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辭學與藝術分裂開來使現代人很難真正理解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甚至很難全面理解現代藝術，因為即使在現代藝術中，視覺修辭也沒有完全消失，它們只是轉移到大量的廣告中去了。巴爾特在1964年發表《圖像修辭學》*，把圖像視作一種視覺修辭，用符號學的方法去分析廣告、服裝、電影中的話語建構。對于圖像的修辭學維度的重視與發掘，使得以尊重傳統著稱的貢布里希的藝術觀不但不守舊，反倒走在時代前列，甚至比后結構主義者更早地注意到視覺藝術的修辭效果，揭示了圖像符號的話語建構功能，在藝術史領域內部開啟了將語言學、符號學應用于藝術史的研究范式，為“新藝術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三、視覺修辭學與藝術符號學

在最新的藝術史研究視野中，不論是繪畫的底邊、畫框、透視法，還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視為一種視覺修辭，一種塑造、規范人們觀看行為與視覺方式的符號。*貢布里希正是20世紀將語言學、修辭學引入藝術史，研究圖像修辭的先驅者。

他在藝術史研究中對于語言學與修辭學的倚重，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其代表作《藝術與錯覺——圖畫再現的心理學研究》最早被命名為“可見世界和藝術語言”，他本人甚至稱之為“圖像的語言學”*。他尤其注重圖像的修辭學研究，在《象征的圖像》中，貢布里希主要探討了圖像的象征和擬人；在《藝術與錯覺》中，貢布里希花費了大量筆墨探討圖像的隱喻。在所有的修辭手法中，貢布里希最強調語言的隱喻功能，他從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維科的觀點，不僅將隱喻視為一種修辭手法，而且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將其理解為一種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這使他傾向于把圖像視作隱喻符號。根據英國符號學家泰倫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證，“‘隱喻’一詞來自希臘語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則是‘傳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語言學程序，通過這種程序，一個對象的諸種方面被‘傳送’或者轉換到另一個對象，以便使第二個對象似乎可以被說成第一個。”*在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意義上，世界先在于語言，語言是為現存的世界貼標簽，這個標簽似乎是把意義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隱喻是把意義從一物轉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開封印，使人們看到意義的轉移，從而揭示出對象世界的豐富性與共通性。然而，貢布里希既不認同亞里士多德關于語言是對事物貼標簽的看法，也不把隱喻看作意義的轉移，“有一個現代語言學派則以激進的方式顛倒了語言和現實的關系。他們堅持認為，是我們自己通過語言創造了范疇，甚至創造了經驗中的固定物體。……語言范疇可以使我們區分事物和過程，因為語言為我們提供了名詞和動詞。從這一激進的觀點出發，隱喻不再代表一種意義的轉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組。”*貢布里希所說的現代語言觀與亞里士多德傳統的語言觀有兩個根本不同：第一，是語言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在后者看來，語言是為現有的世界貼標簽，世界先在于語言，語言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是對已然確定的實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現代語言學卻認為，語言不是為現有的世界貼標簽，并不是先有一個現成的世界，然后我們再尋找與之對應的語詞。對于人類來說，世界在對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與語言一起誕生的，甚至可以說，是語言創造了人類經驗的世界，因為人不能脫離語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語言發生變化，語言所揭示的世界也為之而變，這就顛倒了亞里士多德傳統的語言與現實的關系。第二，是語言與修辭的關系問題。在傳統的修辭學中，隱喻只是比喻的一種，是以一種事物暗喻另一種事物的修辭手法，是對邏輯語言的背離、對語言規則的故意破壞。然而，按照現代語言觀，隱喻既不是對邏輯語言的背離，也不是對語言規則的蓄意破壞，而是語言的根本屬性。有語言處必有修辭。從根本上來講，語言就是按照隱喻原則運行的，甚至人的認知方式也遵循著語言的隱喻原則。“隱喻不僅僅是語言的事情，也就是說，不單是詞語的事。相反，我們認為人類的思維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隱喻性的。”*如果語言及人的思維過程本身就是隱喻性質的，那么，不僅僅人類的詩歌、文學、音樂、繪畫等藝術是隱喻性質的，連整個人的現實世界都有隱喻滲入其中。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就基于我們關于世界的隱喻之上。這就徹底顛覆了本質主義的世界觀和理性主義的語言觀，把世界都視為一種符號建構。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絕對本質截然不可體知”，“比喻(tropes)，這非字面的意指活動，被看作是修辭的最具巧藝的手段。然就其意義而論，一切詞語本身從來就都是比喻。”*與尼采強調語言的修辭本質如出一轍，貢布里希這樣強調圖像的隱喻性與修辭功能，“我認為，藝術史家有時所忽視的(這也同樣適用于我的博士論文)正是那種戲劇和修辭的維度。當我們談到一件藝術作品的意義時，我們沒有必要認為這件作品意在宣稱真理。”*因為人既不能離開語言來言說，也不能脫離圖像去觀看，言說和觀看決定了人類思維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語言和圖像無法根除其隱喻性質。那么，人們通過語言和圖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個隱喻的世界、一個修辭學意義上的符號世界。

眾所周知，貢布里希在《藝術與錯覺》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圖式”，多數學者從知覺心理學的維度去理解他的“圖式論”，這固然不錯。但忽視了“圖式論”背后的語言學和修辭學維度，我們不可能真正理解“圖式論”的內涵和價值。“‘藝術的語言’一語并不是一個不確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圖像去描寫可見世界，我們也需要一個成熟的圖式系統。”*可見，貢布里希傾向于從語言學角度闡釋其圖式論，將圖像的圖式系統視為語言系統，認為語言和圖像都描繪同一個可見世界。“圖式論”強調人沒有天真之眼，人們在觀看世界之時，其實是用帶著先入之見的圖式去燭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將圖式置于圖像的感知、創作與欣賞之中。貢布里希是以理解語言的方式理解圖式的，圖式是世界和觀者之間的中介，正如語言是世界和言說者之間的中介，圖式內置于圖像的制作與欣賞活動，正如語言內置于言語活動。從根本上說，圖式是關于世界的圖像語言，是世界的視覺化的象征或隱喻，人們透過圖式觀看世界及其圖像。“圖式”的改變，意味著觀者世界之改變，反之，世界的改變，也會改變人們的視覺和觀看，進而修正人們的視覺圖式。圖像制作中產生的新圖式，標志著一種新的燭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誕生。正如隱喻——語言修辭——的變化，標志著世界的重組一樣，圖式——視覺修辭——的改變，也代表了視界/世界的再調整，標志著人們所見世界及其圖像的改變。比如，透視短縮是文藝復興時期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視覺圖式，這種圖式作為一種視覺修辭，“不僅涉及圖像或符號的修辭策略，還涉及對受眾的觀看方式的影響。”*作為隱喻的語言與作為圖式的圖像一樣，都是一種象征符號。因此，貢布里希的“圖式論”既是“圖像的語言學”，也是藝術符號學。圖式作為圖像的生成方式、視覺主體的觀看方式，是世界的隱喻，是關于世界的符號系統，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種關于世界的圖像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