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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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jo等（2009）、牛叔文等（2010）、劉心等（2013）均采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對不同地區的能源、經濟和碳排放之間的動態因果關系進行研究.安貴鑫等（2010）［9］從系統動力學角度，構建三系統的因果關系圖，指出三者的變動關系.郭朝先（2010）［10］構建三者的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并采用SDA分解技術對我國碳排放的增長進行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不同時段，對不同國家、地區的采用不同方法對三者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采用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檢驗我國能源、經濟和碳排放的動態因果關系，進一步提出有利于三者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1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關系的實證分析

1.1數據來源及預處理選取1990—2013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年度數據，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能源消耗狀況采用能源消費總量（EC）來反映，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單位為百萬噸標準煤.經濟的發展狀況采用GDP來度量，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單位為億元.碳排放采用CO2排放量（TC）來表示，數據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網站公布的數據，單位為百萬噸.為保證數據的客觀性和可比性，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將各年GDP換算成以1990年為基期的實際GDP.為消除能源消費總量，實際GDP和CO2排放量三個時間序列的不平穩性和異方差現象，對三者取自然對數，并分別記為LEC、LGDP、LTC.通過對三者進行兩兩回歸檢驗，證實任意兩者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1.2穩定性檢驗采用ADF檢驗法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即是否存在單位根.ADF法可以通過對3個模型（模型1無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模型2有常數項無趨勢項，模型3有常數項和趨勢項）進行檢驗，任意一個檢驗模型中的ADF值大于臨界值，就可以認為該序列沒有單位跟，即為平穩序列.若序列不平穩，需要取對數或進行差分處理.對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二階差分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都不平穩，但二階差分序列的檢驗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小于其臨界值.因此，其二階差分序列為平穩序列，即LET、LGDP和LTC三個時間序列是I（2）的單位根過程.

1.3協整檢驗模型含有3個變量，并且均為二階單整，采用Johansen法進行協整檢驗，該法在檢驗前需要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在保證自由度的條件下，根據無約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則協整分析的滯后階數為1.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檢驗確定最優協整形式為：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取標準化的協整向量.

1.4Granger因果檢驗為確定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因果關系，對LTC、LEC和LGDP三個時間變量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LT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拒絕LTC不是LEC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并且拒絕LE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即說明1990—2013年我國的CO2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均具有單向因果關系，并且能源消費對經濟發展具有單向因果關系.這表明我國能源消費增加可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碳排放會影響到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但是經濟發展并不必然導致能源消費增加.

1.5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為全面反映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程度，對其進行基于VAR的滯后20期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方程分解，結果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脈沖響應分析是考慮擾動項的影響是如何傳播到各變量的，刻畫了對一個擾動項加上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從CO2脈沖響應圖可知，當期對CO2施加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CO2排放有所下降，隨后開始上升，第5期達到最大（0.05464），然后開始下降，達到12期最小時開始增長，并逐漸趨于平穩；CO2對來自GDP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逐漸上升，在第4期達到最大（0.01239），然后逐步穩定在0.0098左右；同樣對來自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增強，第3期達到最大（0.01738），隨后開始下降并逐步穩定在0.0046左右；這表明，CO2排放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作用，但波動比較大，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弱，雖有小幅波動，但是總體趨勢比較穩定.這與長期形成的碳排放路徑有很大關系，也說明我國節能環保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從GDP脈沖響應圖可知，GDP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都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均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趨于穩定，但是三者并不同步，存在滯后效果.尤其是受到CO2沖擊影響最大，能源消費影響相對較小，而對來自自身的沖擊響應比較平穩.這三者的促進作用均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

從EC脈沖響應圖可知，能源消費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自身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同樣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也相同，均表現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稍有增長并趨于穩定.而短期內對碳排放具有較為明顯的同向效應，而經濟發展和其自身效應較弱.這說明碳排放的正向沖擊對能源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通過低碳政策，可以引導我國能源消費的良性發展.體現了我國關于節約能源、提高利用率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方差分解圖反映了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相互影響程度.在碳排放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自身的貢獻率最大，雖然在第一期開始有所下降，但均在80%以上，而GDP和能源消耗對其貢獻率較小，雖有所上升，但卻穩定在較低的水平；在GDP變動中，碳排放和GDP對其的貢獻程度呈現反向趨勢，碳排放對其貢獻是先上升后趨于穩定，而GDP是先下降后趨于穩定，能源消費對GDP的貢獻程度雖然相對較小，但卻較為穩定；在能源消費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貢獻程度呈現上升并穩定的趨勢，并在第2期及以后貢獻程度最高，而能源消費對其自身的貢獻程度呈現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GDP對能源消費的貢獻程度最小.這表明，我國碳排放對其自身依賴性較大，森林碳匯等自然路徑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控碳系統，尤其是對植樹造林等工作的重視.最近幾年，國家提倡節能減排，加強低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能源消費結構仍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能源消費對其自身影響較弱，在低碳方面也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碳排放對經濟增長起到約束作用，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可見，減碳工作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要兼顧能源消費和產業結構優化，使其影響作用進一步增強.

2主要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1990—2013年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數據，實證分析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和相互影響.主要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呈現出趨同增長趨勢，并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二，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碳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第三，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短期內我國碳排放量增加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同向影響；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受到碳排放沖擊影響較大；碳排放、能源消費和GDP的主要貢獻因子均為碳排放.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如何平衡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重點.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引進先進減碳技術.新技術、新設備的引進和推廣使用是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和不竭動力，雖然成本較高，但長遠來看，必將有益于我國碳排放的控制，促進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研究結論顯示，我國森林碳匯、碳循環等自然控碳作用發揮了較明顯的效果.因此，必須要從內部著手，保證技術資本的投入，加快研發腳步，引進國外的先進減碳技術和設備，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的碳排放.

第二，穩定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相對于發達國家而已，我國第二產業比重偏大，高排放，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發展模式已經明顯不能適應新國情的需要.我國經濟、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均呈現上升趨勢，如何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是一項十分困難的任務.脈沖響應分析顯示GDP和碳排放存在明顯的正效應，對能源消費有一定影響，即表明經濟增長促進碳排放量增加，引起能源消耗的增長.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保證第一產業，優化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是促進生態環境發展的關鍵，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率，調整能源結構.我國能源消費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小，能源稟賦較差，這加大了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難度.通過前文分析可知，能源消費對經濟和碳排放都有明顯的影響，表現出“趨同”現象.因此，大力開發新能源，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轉化率，減少能源浪費，實現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有利于穩定經濟發展，防止經濟“過熱”；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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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碳排放；因素分解；廣義費雪指數；動態演進

中圖分類號 N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11-000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1

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增長迅速，能源消耗不斷增加，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未有改變，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費造成約有90%左右的碳排放，導致碳排放總量不斷增長。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作為約束性指標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研究中國的CO2排放演化變化對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以避免走發達國家“污染在先治理在后”的發展道路，具有指導意義。

1 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研究已有不少成果。Wang等［1］采用對數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對我國1957-2000年的CO2排放進行了因素分解，結果表明代表技術因素的能源強度是減少碳排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結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增長帶來碳排放的增加。Fan等［2］ 采用適應性加權迪氏分解法(AdapIive Weighting Divisia，以下簡稱AWD)分解了1980-2003年碳排放強度(carbon intensity)的影響因素，發現盡管中國的CO2排放總量在上升，但是碳排放強度在下降。徐國泉等［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馮相昭等［4］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對1971-2005年中國的CO2排放進行了分解，結果表明

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胡初枝等［5］通過對我國六部門能源消費數據使用簡單的碳排放公式計算得到的1990-2005年CO2排放量進行了簡均的因素分解，指出規模和能源強度是正負兩類最主要的因素，并且指出不同產業碳排放差異較大，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碳排放減少有一定影響。國外也有很多有關碳排放的研究成果，Chris P. Tsokos, Yong Xu［6］通過建立一個CO2排放的微分方程系統，得到一個隨時間變量變化的累積函數，利用該系統預測了10、20和50年CO2排放構成因素的變化率。Knapp等［7］從Granger因果檢驗的角度，研究了全球CO2排放量和全球人口之間的因果關系，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全球人口是全球CO2排放量增長的原因。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將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均等的分為兩個碳排放時期，研究結果為希臘的碳排放增加的原因給出了解釋，并為完成碳減排的目標提出了建議。D. Diakoulaki, M. Mandarak［9］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利用5個因素分解分析了歐洲14個國家的工業部門CO2的變化，發現大多數歐盟國家雖然已經做出相當大的努力，但沒有充分發揮減排貢獻。

由以上可見，當前對碳排放變動因素分解分析用的較多的是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分解法，但它們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很好的克服它們的缺點，更好的消除了因素分解的殘差項，得到的結果更加精確。本文從碳排放現狀出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采用廣義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最后一部分給出了主要結論并提出了相應的碳減排對策。本文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國碳排放變動演化情形，所得結果綜合了以往方法的結果，并獲得新的有意義結果。得到當前能源效率因素抑制作用逐漸增，強能源結構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的結論，這與以往的結果不同，首次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2 GFI模型評價

尋找二氧化碳減排途徑的前提，是準確分析和計量促使碳排放增加的原因何在。指數分解分析作為研究事物的變化特征及其作用機理的一種分析框架，近年來在社會經濟研究各方面中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目前，最常用的包括Laspeyres指數分解和Divisia指數分解等［10-12］。但是，當指數分解存在殘差項時，說明碳排放變動的部分不能為以上模型所解釋。拉氏指數法及絕大部分D氏指數都存在著這個缺陷。相對于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各自都有其自身缺陷，費雪指數法則能折衷這兩種指數方法，并能克服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法的缺點。Ang、Lju和Hyun-Sik Chung［13］比較了廣義費雪指數(the Generalized Fisher Index)與其他五種常用的IDA方法，即：拉氏指數、帕氏指數、AMDI，算術平均D氏指數、LMDI Ⅰ(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Ⅰ)、LMDI Ⅱ(對數平均D氏指數法Ⅱ)，并利用Fisher提出的因子互換檢驗、時間互換檢驗和比例檢驗；Balk提出的總量檢驗；Ang和Choi提出的零值穩健檢驗；Chung和Rhee提出的負值穩健檢驗對各種方法進行了上述檢驗，給出了檢驗結果，為選擇合理的因素分解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廣義費雪指數只在其中的總量檢驗中未通過，其他檢驗均通過，而其他方法均有兩個或更多的檢驗未通過，因此廣義費雪指數表現出優良的因素分解特性，綜合來看其是進行因素分解的最佳方法。

碳排放因素分解法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加法分解(Additive Decomposition)和乘積分解(Multiplicative Decomposition)，目前研究中多選用拉氏指數和D氏指數方法的加法分解，均存在一定缺陷，費雪指數法屬于乘積分解，模型更加復雜，而且對分解因素更加難以把握，本文克服了這些問題，首次將費雪指數法和碳排放公式很好的結合，很好的選擇了碳排放變動的影響因素，故而本文擬采用費雪指數法對中國碳排放變動進行因素分解，分解分析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進一步擬合了各種影響因素的瞬時變化率特征，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進過程。

3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及演進分析

3.1 模型基礎

Ang等［13］提出的廣義費雪指數(GFI)方法，具體實現過程如下：設V為總量指標，其由n個分量X1，X2，…，Xn表示。i表示總量指標的次級分類，用于進行結構變化的分析，則有：V=∑iVi=∑iX1iX2i…Xni。定義N={1,2,…,n}，N的勢為n。 S為N的一個子集，勢為s′。定義函數V(S)=∑(∏l∈SXTl∏m∈N＼SX0m)，V()=∑(∏m∈NX0m)其中為空子集，上標表示時期0和時期T。根據“幾何平均”原理，將VT/V0分解為n個部分。每一要素X

3.2 數據處理及結果

采用的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部分數據通過簡單計算和整理得到，值得說明的是GDP采用了以200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計算，以剔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具體見表2。

在該模型中，X1代表能源結構因素，即i種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份額；X2代表能源效率因素，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X3代表經濟發展因素，即人均GDP。利用公式(4)(5)(6)，分別計算能源結構因素、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影響。結果見表3、表4和圖1。

表3及表4是中國碳排放變動的GFI因素分解結果。我們發現，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為12.125(占42.9%)，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

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人均碳排放總體在不斷增加，2000-2002年期間，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緩慢，但是，2002年以后一直急速增長，年增長率超過10%。顯然，造成中國人均碳排放急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

增大。而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因素是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但效果并不明顯。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

3.3 影響因素演進分析

從本文以上研究，已經得到能源結構、能源效率、經濟發展這三個影響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變動的貢獻率的大小，為了解決這些因素在未來具體如何演進，進一步反映出各影響因素的動態演講過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擬合方法，很好的反映碳排放影響因素瞬時變化規律和變化趨勢。過程如下：

首先擬合出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圖2表示能源結構因素DX1的變化率，縱坐標代表變化率（%），橫坐標代表時間（年）。

能源結構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1(t)dt=-0046 979 t4+37675 t3-1133 e+006 t2+1514 3e+009 t-7590 1e+011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0時，則表示能源結構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圖2 能源結構因素的變化率特征

Fig.2 Rate of change of the energy structure

大。由圖2可見，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能源結構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能源結構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在這一段時期內能源結構因素發揮了逐漸增強的抑制作用。

若能源結構因素變化率D•x1(t)

類似可以得到能源效率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的瞬時變化率，形成圖3和圖4。

能源效率因素的瞬時率擬合方程為：

dDX2(t)dt=0502 22 t3-3 0213 t2+6058 4e+006 t-4049 6e+009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能源效

率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能源效率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

大。由圖3可見，2002-2005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為正，而能源效率因素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說明這一時期能源效率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年增強。

若能源效率因素變化率D•x2(t)0時，則表示經濟發展隨時間的變化率為正，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越來越大。

由圖4可見，2002年至2008年中國的能源效率因素瞬時率都是為正，而經濟發展因素對碳排放起促進作用，說明此段時期經濟發展不斷地促進碳排放增長，給碳減排帶來極大的壓力。

4 結果比較及特點

在關于碳排放因素分解方面的研究中，本文所得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以下給出了本文與其他人研究結果的比較及特點分析。

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3］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指數分解法分析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得到2000年以來，人均碳排放增長率超過10%，2000年以后，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這一結果與本文相似。但本文又進一步得到2001-2003年能源結構和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與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最小，而此時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1-2003年增長最緩慢，但隨后，由于能源效率的抑制貢獻率的減小和經濟發展的拉動貢獻率的增大，抑制貢獻率與拉動貢獻率之間的差距又不斷擴大，導致了中國人均碳排放呈指數增長，并且近幾年能源效率因素逐漸增強，這一系列的結論有別于前者的研究結果。

D. Diakoulaki等［8］采用簡化的Laspeyres模型，從人類活動、能源強度、混合燃料三個因素方面分解分析了希臘在1990-2002年之間的碳排放，得到人類活動因素引起CO2排放量增加32,242萬t（占到150%），能源強度因素占-35%，混合燃料因素占-15%，后兩個因素共減少CO2排放10 575萬t。本文得到經濟發展因素（即人類活動因素）對碳排放變動的貢獻最多12.125(占42.9%)，能源結構因素（結構效應因素）和能源效率因素（即能源強度因素）的影響次之，分別為7.927(占28.7%)和7.827（占28.4%）。說明經濟發展因素對中國和希臘都是正效應并占到主導位置，其它因素雖然起到負效應，但減排效果微弱。

Ming Zhang, Hailin Mu等［15］采用完全分解方法分析CO2強度，能源強度，結構變化和經濟活動對中國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活動對CO2排放量變化起正效應作用（占196%）；1991-2006這段時期，能源強度下降對CO2排放減少影響較大（占到126%）；CO2強度和結構變化的影響相對較小。并得到中國CO2排放量在全球減排中作出重大貢獻。而本文認為2000-2008后這一段時期能源強度（能源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仍然不明顯，為7.827（占28.4%），但其抑制作用還在逐漸加強。

李艷梅、張雷、程曉凌［16］按照“共同產生、平均分擔”原則，構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選擇1985-2007年的數據，計量經濟總量增長、產業結構演進和碳排放強度變化所產生的碳減排效應，表明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經濟總量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碳減排效應的因素惟有碳排放強度降低。該模型沒有很好的處理結構分解過程中的殘余項，而本文得到的是碳排放強度（即能源效率）因素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倒“U”型，并且近幾年其抑制作用有增強趨勢，這也是最近幾年中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趨勢有所減緩的主要原因。

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都沒有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經濟增長也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我國碳排放政策的缺失，節能減排政策實施滯后是導致我國碳排放持續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經濟發展是我國人均碳排放增長的主導因素。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產出的增長是滿足國民生存與發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條件，維持經濟系統運行帶來的能源消費是無法避免的，其導致的環境壓力上升也是在所難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在2002年后急劇增長，說明僅依賴能源效率的提高已難以抑制經濟發展引起的中國人均碳排放。因此，本文強調在未來的中長期發展規劃，我國碳減排的政策制定不能從控制經濟發展規模的方面采取主要措施，應該大力優化能源生產消費的結構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

5 碳減排對策建議

為了達到2020年碳排放減排的目標及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貢獻，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以下幾點碳減排對策：

（1）環境調控政策和相關立法的完善。前文研究得到經濟增長并不會自發導致碳排放量的減少，經濟增長也并不一定引發碳排放的增加，控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碳排放，應建立實施技術標準、碳交易、碳排放的企業準入門檻、節能減排等政策措施降低碳排放量，完善相關的碳排放法律法規。

（2）改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由于受能源賦存條件以及經濟條件限制，我國很難盡快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但是積極增加油氣進口，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逐步減少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增加石油、天然氣、水電、核電所占比重，中國的碳排放將得到很大的緩解。此外，在加強能源結構調整的同時，加速發展煤炭清潔利用技術，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減少碳排放。大力發展環保產業。

（3）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中都提到，碳減排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中也得到，能源效率對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有加強趨勢，可見今后繼續依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空間還很大。可通過更新設備、采用先進技術和工藝、加強能源管理等措施，提高一些高耗能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充分挖掘高耗能工業部門的節能減排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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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in China

TIAN Li xin ZHANG Bei bei

(Energ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篇3

關鍵詞：全球問題；碳減排；灰色關聯度分析

一、引言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急速增長，碳基能源帶來的環境問題越來越引發人們的關注，以擴大要素投入為主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日益增加、生態環境破壞等一系列問題。近年來，溫室氣體造成的全球氣候變化更是日益受到重視，在《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協議書》框架下，各締約國都將采取一系列措施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我國以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面臨重大挑戰，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以低碳經濟為主導的新興生態產業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人與自然矛盾的科學發展模式。

很多學者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對研究我國各行業的碳排放具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但是，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我國各行業碳排放進行的研究較少。

二、灰色關聯理論

灰色系統理論是鄧聚龍教授于1982年提出來的一門新興理論，該理論是一種運用特定的方法描述信息不完全的系統并進行預測、決策、控制的嶄新的系統理論。[1]灰色系統的實質為：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一類系統。灰色關聯分析是灰色系統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它是對運行機制與物理原型不清楚或者根本缺乏物理原型的灰關系序列化、模式化，進而建立灰關聯分析模型，使灰關系量化、序化、顯化，能為復雜系統的建模提供重要的技術分析手段。[2]灰色關聯度分析是一種有參考系的整體比較。設以若干年的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量的原始數據，經過無量綱處理后構成一個參考數列，記為，各行業的總能源消耗量，以及電力、煤、石油、天然氣能源的消耗量，經過無量綱處理后組成比較數列集，記為。

三、灰色關聯度應用與分析

2000～2009年我國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量以及與其相關的六大行業及生活消費的總能源消耗量（如表1所示），其中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量數據來自于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世界資源研究所）的The Climate Analysis Indicators Tool（CAIT），而各行業能源消耗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09）》。對初始數據進行無量綱處理，生成參考數列和比較數列，并根據式2-1計算出2000～2009年我國能源消耗產生的碳排放量與六大行業及生活消費的能源消耗量的灰色關聯度，同理可以計算出碳排放量與六大行業及生活消費的天然氣、電力、煤、石油消耗量的灰色關聯度（如表2所示）。

通過分析可以得到：整體來看，碳排放量與各行業能源消耗量的灰色關聯度都很大，說明能源消耗的增加是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其中從行業的能源消耗狀況來看，在農、林、牧、副、漁、水利業的能源結構中，與碳排放灰色關聯度最大的是石油，而天然氣在此行業未有統計數據，說明使用量極少。因此，要著力控制石油的消耗量、開發新能源和注重調整行業的能源結構；在工業方面，電力消耗是最關鍵因素，其次是天然氣，兩者對工業的碳排放具有很大影響；在建筑業和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上，石油和電力是造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使用量較大。因此，要根據行業的特點，逐步的開發可替代能源；在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以及其他行業中，總能源和電力是需要給予更大關注的兩個因素；而石油和總能源則是生活消費中影響碳排放的關鍵因素。

四、結束語

本文立足當前背景，運用灰色關聯度法對我國與碳排放有關的各行業進行分析，從而得到各行業及其能源消耗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這對進一步碳減排工作提供一定解決思路，有利于低碳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參考文獻：

[1] 鄧聚龍.灰色系統理論教程[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0.

篇4

關鍵詞 經濟模式 國民經濟 低碳排放 供需市場

一、引言

我國處于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體系快速完善、能源消費總量逐漸提升的工業化初級階段，不僅能源消費結構、工業發展結構不合理，而且經濟發展方式比較粗放，能源利用效率和經濟產出較低，碳排放控制水平也處于較低的水平。關于我國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定量關系研究開展較早，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我國碳排放總量和經濟增長成正相關的關系，并且認為經濟發展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總量提升的重要來源。基于這一時代背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的走勢將如何，下文將展開探討。

二、當前國內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出現的問題

（1）貿易出口形勢日漸嚴峻。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是在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參與全球貿易，形成以出口為導向的戰略模式。但是，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以及經濟危機余波的影響，以大量廉價勞動力為代價的低端制造出口型經濟難以為繼，許多國家的進口需求、居民消費能力等都在逐漸減小，大大影響了我國產品出口。具體表現在這兩方面：第一，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國家的進口需求大幅減少，導致我國出口規模不斷下降，傳統出口型經濟難以維持。第二，伴隨著我國出口成本的不斷攀升，貿易保護主義、知識產權爭端、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因素對我國的出口形勢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國外出口市場的過于集中、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等因素都使我國出口型經濟的發展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2）環境資源壓力不斷增大。作為經濟總量大、經濟增速較快、工業體系和工業規模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攻堅階段，無論是能源消耗還是各地區每年的碳排放總量都處于快速上升的趨勢。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代價、環境代價嚴重也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管政府已經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并提出了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生態發展目標，但是取得的成效仍然有限。因此，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國必須改變原有的以犧牲環境、浪費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格局。

（3）經濟增長模式出現斷層。為了有效解決經濟發展的難題，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來拉動經濟的增長，雖然在短期內這種發展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伴隨這種模式形成的產業結構體系越來越不合理等矛盾日益突出，以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方式將難以為繼。有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以GDP為綱的地方經濟快速增長，盲目地吸引投資、擴大生產，在逐年的積累下，造成部分行業產能的嚴重過剩；還有的地方政府作出過多的行政干預，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市場條件下配置資源的合理性。

三、國內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前景

（1）構建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資源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整合、一體化的動態過程。我國作為世界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以及國際生產分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有效地參與世界范圍內的競爭，擺脫過去的以依附型增長模式為主的弊端，必須有效地把握這個關鍵的戰略調整期，及時對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定位，不斷更新對外開放的觀念，以便完成發展模式的順利轉型。同時，經濟全球化也使得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影響，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政策措施，積極探索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國內經濟發展必須更加注重改革基礎上的開放，通過不斷深化開放的水平，形成開放型的自主經濟發展模式。

（2）嘗試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沒有自主創新為支撐，即使用市場也換不到核心技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也不會提高。單純地依靠技術引進、技術模仿和技術移植絕不會成長為一個有強大競爭力的國家，只有依靠自主創新、技術支撐和創新體系建設，才能在世界的舞臺上有所作為，國際地位才會不斷提升。須知，創新不僅是技術成長的動力，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過去，為了提高國家的技術水平，我們采取的是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構建創新型國家要在創新環境建設、創新保護機制和創新體系建設上下功夫。

（3）協調低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低碳循環經濟視角下的經濟發展過程是能耗小、污染小、排放小的新型經濟模式，低碳經濟以能源消費結構優化、能源技術優化和能源產業優化為核心，是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全球經濟發展和能源經濟革命的新方向。低碳循環經濟通過能源技術創新和傳統工業模式創新，不僅提升了能源利用效能和能源利用效益，也減少了碳排放，優化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可見，低碳經濟的發展與循環工業體系、工業生態價值觀密不可分，是實現資源節約目標、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必經之路。所以，低碳經濟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理念創新的有效結合，我國應積極采取產業結構整體優化、推動知識經濟發展、健全碳排放管控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提升經濟發展的碳環保意識，實現可持續發展。于2014年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出臺相關議案，根據國內的經濟發展實際和整體工業結構制定了低碳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和措施，并闡明了低碳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和基本途徑，為今后低碳技術創新和新能源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四、總結

近些年，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環境惡化等問題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經濟關系的關鍵因素之一。據相關研究報告指出，中國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將提升0.36%。在短期內，這種定量關系可能存在波動性，但是從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長時間尺度來看，這種關系是協整和均衡的。因此，推動低碳產業和低碳技術的快速發展，成了“十三五規劃”的重要戰略措施之一。筆者也認為，低碳經濟的推廣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協調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關系、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方式和途徑。因此，我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應遵循自然循環之道，積極推廣與發展低碳經濟理念，設立減少碳排放的目標，提升傳統能源的利用效率，減少在工業生產、汽車能源消費、民用能源消費環節中的碳排放總量，并制定符合經濟發展戰略的節能減排制度。

（作者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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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脫鉤理論；脫鉤彈性指數；相對脫鉤；絕對脫鉤；復鉤；經濟增長；碳排放；低碳發展；安徽省

中圖分類號：F062.2；F1275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3）04009107

一、引言

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的嚴峻形勢下，黨的“十”提出了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和低碳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在此背景下，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關系的深入研究就不僅是學術界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也成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目前學術界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下的排碳總量增加、能源消費結構差異下的碳排放以及區域經濟增長背景下碳排放差異的解釋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主要有協整分析、EKC曲線分析、投入產出分析以及結構分解法，更多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靜態相關性，而對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耦合動態變化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因此應用脫鉤理論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就顯得極為必要。

脫鉤理論研究的是關聯變量間從同步耦合到非同步破裂（變量間的阻斷關系）的過程。Samouilids和Mitropoulos（1984）在研究希臘的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潛在闡述了經濟增長對能源的脫鉤情況，認為希臘的工業經濟發展可以擺脫能源依賴，通過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改變能源束縛。Grossman和 Kruerger（1991）提出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倒U曲線可以看作是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脫鉤，而且拐點后的經濟增長是動態有效的。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OECD（2002）正式提出了脫鉤理論，認為除了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內在影響外，還存在政策、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眾多外部影響因素，解釋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需要考慮到能源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政策效應等多方面因素。Tapio（2005）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對經濟數據選擇的時間彈性，進而引入中間變量，以芬蘭交通運輸業為例來計算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開啟了相對系統的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分析。

程會強，陳豹：基于脫鉤理論的安徽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動態分析

國內對經濟脫鉤理論的研究相對較晚，并且在很多計算標準上也尚不統一。張忠祥（2000）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最早提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碳排放脫鉤情況，認為中國的碳排放主要來源于化石燃料燃燒，其中90%以上的碳排放來源于原煤和原油；對于我國GDP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具體呈現怎樣的脫鉤，趙一平等（2006）做了一定的嘗試研究；在Tapio脫鉤指標的運用上，莊貴陽（2007）在探討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中國的低碳發展之路中做了較好的詮釋；還有不少學者認為無論是基于國家層面還是地區層面，我國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脫鉤都還處于弱脫鉤階段，與強脫鉤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李忠民 等，2011；彭佳雯 等，2011）。

總體而言，我國目前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的研究仍處于理論階段，實證和動態分析相對缺乏。因此，本文嘗試以安徽省為例，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運用脫鉤理論分析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動態脫鉤演進。

二、分析方法與數據來源

1.脫鉤指標

脫鉤理論可以通過經濟變量和環境變量等相關數據來表征變量間的阻斷關系。脫鉤指標是數據分析的關鍵，是基于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反應的框架來設計的。目前脫鉤指標的構建存在兩種模式：一是OECD最初構建的脫鉤指標模式，可以簡單表述為碳排放的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比較，若二者的增長速度均為正且經濟增長速度快于碳排放的增長時為相對脫鉤；若經濟增長為正而碳排放增長為負時為絕對脫鉤，相對脫鉤是絕對脫鉤的前提。二是Tapio在OECD的基礎上加以完善的指標構建模式。Tapio引入中間變量和脫鉤彈性，考慮因素之間的動態靈敏度，并且根據彈性值劃分為三大類八小類脫鉤狀態，對地區經濟增長和環境壓力關系的判定更為精確。本文在綜合二者適用性的基礎上，提出指標體系和分析框架。

脫鉤彈性指數：

式中，T為脫鉤彈性指數，C為碳排放量，E為終端能源消耗，GDP為經濟總量，ΔC/C、ΔE/E、ΔGDP/GDP分別為碳排放改變率、終端能源消耗改變率和經濟增長改變率。

脫鉤彈性T引入中間變量終端能源消耗，動態反映了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兩兩之間的關系，通過數據變量關系擬合數據間的匹配函數，進而反映經濟增長的小規模變動引起碳排放的改變量。表1中，碳排放代表環境壓力，GDP水平代表經濟增長，正負號表示對應項數據增長率與零的比較，彈性脫鉤指數T有三個臨界值0、0.8和1.2，依次把脫鉤狀態劃分為八種類型。

2.碳排放指標

對碳排放的測度，選取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和天然氣八種終端能源代表安徽省主要能源消耗水平，通過終端能源的消耗量來計算能源的碳排放額度。安徽省經濟增長對終端能源的依賴性較大且能源的排碳系數較高，因而具有代表性。

能源碳排放C=8i=1αi×βi×γi

式中，αi為第i種能源的消耗量；βi為第i種能源的標準煤折算系數；γi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i=1，2…8，分別表示從原煤到天然氣八種能源。碳排放的總量采用西格瑪求和加總的方法；能源折標系數和碳排放系數分別取自于GB/T 2589―2008和IPCC（2006），如表2所示：

表2能源折標系數和碳排系數

能源種類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氣

折標系數/104tce/104t0.714 30.9711.4291.4291.4711.4751.4711.330

碳排系數/104t/104tce0.755 90.8550.5860.6190.5540.5920.5710.448

資料來源：能源折標系數來源于《綜合能耗計算通則》（GB/T 2589―2008），能源碳排系數來源于IPCC（2008）。

3.數據來源

1990―2010年的安徽經濟數據全部取自于1991―2011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011年《國家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年安徽國內生產總值、產業增加值、能源消耗量根據2011年《安徽省國民經濟統計公報》計算而得。安徽省GDP水平按1978年不變價計算，以剔除價格因素對GDP的影響。

三、安徽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動態脫鉤分析

1.總量分析

根據上文方法和引用的相關系數計算安徽省1990―2011年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水平，如圖1所示：

總體上看，1990―2011年安徽碳排放總量是波動上升的，且明顯表現出三個大的波動周期：第一階段是1990―1996年，年碳排放總量從2 566.5萬噸上升到3 694萬噸，年碳排放增長率6%；1997年較1996年碳排放量出現小幅下降；第二階段1997―2003年，年碳排放總量從3 592萬噸上升到5 090萬噸，年碳排放增長率6%；第三階段是2004―2011年，年碳排放總量從5 284.8萬噸上升到9 635.3萬噸，年碳排放增長率高達9.6%，較前兩期的年均增長率高出3.6個百分點。尤其是從2004―2009年，安徽碳排放總量的環比增長逐年上升，其中2007―2009年的增長最快，2008年較2007年的增長達到14%，2010年較2009年增長平緩為5%，隨后2011年環比增長又出現反彈性上升為9.6%。總體上看，未來安徽碳排放的增長趨勢強勁。

2.脫鉤分析

根據前文脫鉤理論和碳排放的計算方法，計算1990―2011年安徽省經濟增長和環境壓力，進而得出脫鉤彈性指數，并對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狀態做出判斷，如表3、表4所示。

從總體上看（表3），1990―2011年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只出現了三種情況：相對脫鉤、絕對脫鉤和相對復鉤，其中有14年處于相對脫鉤階段，絕對脫鉤4年，相對復鉤4年。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是動態改變的，說明碳排放總量增長的不確定影響因素很多。依據脫鉤彈性指數和脫鉤狀態，可以將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脫鉤的波動周期劃分為三個，如表4所示，分別為1990―1996年、1997―2003年和2004―2011，三個階段的碳排放總量呈現出明顯的動態上升趨勢。但同時，4年相對復鉤階段均出現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和2009年兩年都出現了相對復鉤，盡管2010年有所緩和但是2011年又出現了快速上升的勢頭，說明安徽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復鉤的趨勢。

圖2表征了脫鉤彈性指數動態上升背后的脫鉤狀態的改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三個波動區間的存在。對于為何三個階段內會出現脫鉤的動態改變，圖3給出了很好的解釋。觀察圖3不難發現，安徽實際GDP的變化率和碳強度的變化率的改變曲線是近乎對稱的。

第一階段1990―1996年，安徽實際GDP變化率先增后減，碳強度先減后增。當實際GDP增幅減緩的同時碳強度出現上升的趨勢，意味著經濟增長趨緩的同時碳排放總量是上升的，脫鉤狀態存在復鉤的趨勢。第二階段1997―2003年，安徽實際GDP增長平緩，而碳強度卻表現為小波上升的態勢，尤其在2000年和2003年碳強度增幅較大，很好地解釋了2000年和2003年安徽出現了相對復鉤的狀態。第三階段可以再細分為兩個時間段，分別為2004―2009年和2010―2011年。其中2004―2009年安徽實際GDP增長較快，且碳強度的增長快于實際GDP的增長，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安徽經濟增長平穩但是碳強度增幅明顯，直接導致了2008年和2009年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相對復鉤的出現。2010年安徽經濟出現小幅增長而同時碳強度卻出現了大幅下降，所以2010年安徽經濟增長的碳排放出現相對脫鉤狀態不難理解；隨后2011年安徽實際GDP增長繼續上升，但同時碳強度的增長勁頭也繼續跟上且增幅更大，所以安徽經濟增長與碳排放存在相對復鉤的趨勢。

從單位GDP能耗的動態變化來看，圖4顯示了1991―2011年安徽單位GDP能耗動態變化的規律性，三個階段的單位GDP能耗變化大體上呈現出“M+W”的走勢，進一步對三階段內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變動做出解釋。1994―1996年、2002―2003年、2007―2009年安徽單位GDP能耗的變化率均呈現上升的趨勢，尤其是1999―2001年安徽單位GDP能耗出現絕對量的增長，說明能源消耗的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更快，進而說明了能源碳排放的增長相對于經濟增長也更快，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動態脫鉤存在復鉤的可能。

圖2顯示安徽經濟增長的碳排放脫鉤彈性指數呈動態上升的趨勢；同時圖5顯示人均碳排放的增長速度超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且后期增長趨勢更為強勁。碳排放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同時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擬合曲線處于EKC曲線的上升階段，表明安徽經濟增長的環境壓力存在惡化的可能。

四、結論和建議

根據1990―2011年安徽省經濟數據，計算安徽的GDP、碳排放、能源消耗，無論是從總量分析還是動態脫鉤分析，我們都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安徽碳排放總量是動態增長的；第二，安徽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脫鉤存在復鉤的趨勢；第三，安徽脫鉤狀態的動態改變存在明顯的三個波動周期。基于以上分析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調整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的調整意味著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可以減少能源消耗的碳排放。2011年安徽三次產業的結構比為1∶4∶2，第二產業中工業和建筑業的比重為6∶1，偏重工業化發展，而這正是安徽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的根源。因此，安徽省可以考慮適當限制高耗能工業的發展（如低端有色加工等），通過技術進步提高高耗能工業的廢料回爐和減少三廢排放，如脫硫脫氮和去碳技術的應用；同時發揮安徽的農業優勢，發展綠色農業和低碳農業，形成農業產業化鏈條，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另外第三產業的做大做強也應該成為安徽經濟發展的常態。

2.審慎產業轉移

產業轉移帶來的輸入型高能耗、高碳排放是安徽省外商投資和皖江城市帶開發所必須加以警惕的。產業轉移的經濟博弈和政治博弈性質決定了沿海轉移出來的只會是重工業高污染型企業，因此，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對安徽經濟的發展喜憂參半國務院在2010年1月12日正式批復了《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是安徽省第一個國家戰略層面的區域發展規劃。引進的企業當中不乏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型企業，對環境的破壞性較大，但同時也對地域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促進作用，可解決就業，帶動本土經濟增長。所以說，對于輸入型的產業轉移需要審慎面對。從目前安徽承接的產業轉移項目來看，以皖江城市帶為例，該區域集中了安徽省80%的汽車企業、83%的鋼鐵企業、71%的有色金屬冶煉加工企業和92%的家電企業，而這些大部分是輸入型企業，能耗高，環境污染嚴重，盡管短期內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長期的環境資源損耗不能忽略。如鋼鐵廠的污水排放、有色加工的廢氣排放、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等都必須加以考慮。因而政府在審核產業轉移項目時應該有長遠的經濟眼光，審慎產業轉移。

3.開發推廣清潔能源

目前，以原煤為代表的安徽省經濟增長的主要能源都呈現高碳排放的趨勢，清潔能源和替代能源的使用較少，能源消費結構不能適應低碳發展的要求。2011年安徽省原煤消耗占2011年總能耗的78.6%，天然氣消耗僅占0.2%，同時由于技術上和操作層面的困難，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和清潔能源仍未得到有效推廣。因此，安徽可以考慮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如秸稈生物質能、沼氣等。沼氣工程可以選擇大中型和中小型兩種，大中型適合規模養殖場、重型污染企業和污水處理廠，中小型則適合農村集體發電。

4.加大環保治理投入

環保治理投入關鍵在于政府的環保決心，同時也受到地方財力的影響。2008年安徽環保治理投入僅占GDP的1.3%，2009―2010年甚至低于1%。根據國際慣例，環保治理投入的基本標準為GDP水平的1%～2%，5%為環境污染可以完全控制的界值，8%～10%為環境良性循環的上限區間。可見，安徽環保治理的投入相對較低，而企業又并沒有進行環保治理的內在動力。因此，政府需要明確環境保護的必要性和長遠性，完善環保機制，設立專項環保資金，擴大環境保護投融資，建立責任人機制和監督機制。同時，要根據區域產業的發展特征，建設生態工業園，提高企業間的資源循環利用率和園區的資源化率。

5.增加森林碳匯

增加森林碳匯是減少碳排放的重要舉措，科學造林、合理營林及可持續更新技術，可以提高森林的碳吸收量。安徽是林業大省，屬于全國南方集體林區，應充分發揮林業資源碳匯優勢，培育高效碳匯林，適當增加森林密度。目前安徽省森林面積為360.07萬公頃，森林覆蓋率為26.06%，森林蓄積量為13 755.41萬平方米，年森林碳匯總量119.7萬噸，根據2011年安徽省碳排放9 635萬噸計算，可以吸收全省碳排放總量的1.2%。2012年安徽省又確定了千萬畝森林增長工程建設，計劃到2016年新增森林面積1 000萬畝，森林覆蓋率將達到33%，屆時可以吸收碳總量122萬噸。

總之，通過對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動態分析，判別其脫鉤、復鉤狀態，可以為區域經濟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更好地促進區域經濟與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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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金融；碳交易；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2-0011-02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莫過于遏制造成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在大氣層的迅速累積，應對由全球變暖將帶來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病毒增加、物種減少、災害頻繁等一系列危機已成為全世界各國共同的課題。為此專家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低碳經濟，它是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提出的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主要特征，以較少溫室氣體排放獲得較大產出的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然而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基本國策，被認為是繼兩次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之后第五次改變世界經濟的革命浪潮。低碳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又為與低碳經濟相關的金融發展創新提供了

條件。

二、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發展狀況研究

（一）低碳經濟在國內外的發展狀況研究

當前各個城市采取各種措施發展低碳經濟。提出了太陽能和低碳化社區示范等工程，大力發展以低污染為主導的綠色產業，努力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社會。在國外，美國國會已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計劃加大對國內發展低碳經濟的補貼和投資，建立碳排放與交易市場，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溫室氣體排放權，同時在建筑行業強制要求建設更加節能的房屋，積極發展太陽能以及碳捕捉技術等。

（二）碳金融在國內的發展狀況

雖然我國在發展低碳金融方面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和碳金融發展還比較滯后，其具體表現為：

1.國際碳交易的市場上，我國在碳融資和碳金融中的地位較低。一是碳排放資源多但沒有定價權；二是金融機構在碳融資和碳金融服務上表現不足。

2.在培育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上，金融產品創新和獎勵政策不足。一是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緩慢；二是金融支持環保的產品和工具缺乏。

（三）碳金融在國際的發展狀況

西方國家的碳金融市場得到很大發展與發達國家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發展程度是密切相關的。西方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把工業化由國內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他們把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大量遷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使本國污染排放大幅降低，形成了高新技術產業為基礎的產業結構。低碳經濟市場構建漸趨發達，碳排放的指標化和資本化進程大幅度的提高，使國際碳金融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更高的水平，主要表現為：

1.國外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有：一是建立碳交易所；二是開展國際項目融資合作；三是設立碳基金。

2.碳融資專業性較高，相應的風險也較高。CDM機制下，碳減排項目能否通過CDM執行理事會的認定以及項目所簽發CERs直接關系到企業能否獲得融資。為了確保項目的公開、公正和透明，CDM執行理事會對CDM項目開發、指定經營實體資格的認定以及校核碳減排量的簽發等每個環節都有明確和嚴格的規定，并有大量的專業標準，不但延長了項目周期而且上述任何環節不符合標準都會導致整個項目的延遲甚至失敗。

三、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關系

（一）低碳經濟為金融業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空間

1.金融是以經濟為核心，低碳經濟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為碳交易及與之相關金融的發展創新提供空間和機遇。從交易模式來分，碳交易市場可分為配額交易市場和自愿交易市場。自愿交易市場是從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建設等其他目標出發而自愿進行的碳交易市場。自愿市場分為碳匯標準與無碳標準交易兩種。雖然目前世界上還沒有統一的國際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市場對交易的管理規則也不相同的原因有：一是歐盟排放貿易體系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引擎；二是世界各國的其它碳交易市場紛紛出現與之快速的成長。

2.全球碳金融快速的發展，碳排放權具有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因此碳交易市場的金融特性十分明顯。一是參與碳交易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廣泛；二是碳金融衍生產品不斷推出；三是各國爭奪碳交易的貨幣主導權。

（二）低碳經濟促生了碳金融

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發展的方式，減輕單位資源和環境代價，通過向自然資源投資來恢復和擴大資源存量，采取各種措施來提高資源的效率減少溫室效應，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轉變，必然會促生國際金融業發展結構，由傳統金融向低碳金融發展的

轉變。

（三）碳金融是低碳經濟發展的最佳點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策、技術和資本三位一體的支撐，最重要的是金融。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沒有金融的支持很難完成，而銀行的傾向性直接關系到產業的發展，最終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只有金融機構將資金投向低碳經濟，便可帶動這個領域技術的創新乃至制度的變革，才能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

碳金融逐漸成為推動低碳經濟發展、搶占未來低碳經濟市場的主力軍。發展碳金融有助于我國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且在此基礎上構建交易平臺、并讓企業充分意識到CDM機制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價值、且制定一系列相關的標準、規則，提供相應的投資、稅收、信貸規模導向等有力的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資融資活動，支持低碳經濟的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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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碳排放；經濟增長；空間效應；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3）01-0040-06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迅猛發展，能源需求量逐年增加。能源消費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人為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中占有絕對優勢。碳排放問題正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對其測算及影響因素問題，國內外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應用不同方法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國內碳排放研究方面，宋德勇等用“兩階段”LMDI方法，從全國層面將一次性能源消費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關影響因素分解并進行了周期性波動研究［1］。李國志等利用狀態空間模型構造可變參數數據模型，分析了出口貿易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2］。胡初枝等通過經驗數據對江蘇區域碳排放進行估算，分析了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產業結構的碳排放效應差異［3］。馬軍杰等測算了1990年—2006年我國省域一次能源CO2排放量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空間計量經濟分析［4］。姚亮等采用結構分解分析（SDA）方法對影響居民消費碳排放量變化的驅動因素進行了分析［5］。可見，現有關于碳排放的研究多以傳統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為基礎，主要集中在測算碳排放量及其因素分解方面，忽略了截面數據包含的空間效應。事實上，在多區域的經濟和環境系統中，一個區域由于能源消費導致的碳排放行為不僅受該地區內部決定因素的影響，而且越來越多地受到周邊地區碳排放量的關聯作用，區域之間的能源消費及碳排放活動呈現出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4］。可見，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忽略空間鄰近效應，勢必會影響傳統OLS模型參數的無偏估計，導致研究結論的可靠性受到質疑。

為此，本文在考慮空間效應的前提下，利用“十一五”規劃期間的碳排放數據，研究中國省域碳排放量的驅動因素，分析省域碳排放的空間依賴及鄰近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間溢出效應，從而為國家和各省域制定節能減排政策提供決策支持依據。

二、省際碳排放的決定因素及理論假說

現有對碳排放決定因素模型的研究主要有EKC模型和IPAT模型。但是大多研究僅考慮了人口、經濟發展、能源消費強度等因素的影響，忽略了技術創新和城市化因素的作用。根據有關經驗研究，本文對IPAT模型進行改進，重點考慮人口、經濟發展水平、能源消費強度、產業結構、技術創新及城市化等六個決定因素，使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研究其對中國省域碳排放量的作用。

1.　人口規模（POP）。中國作為人口大國，為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剛性的能源消費需求必然會導致區域碳排放量的不斷增大。因此，人口是影響碳減排壓力的一個重要變量，本文預期其與碳排放之間呈正相關關系。

2.　經濟發展水平（PGDP）。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相應的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本文選用人均GDP衡量一個地區的富裕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用以檢驗其對碳排放的影響。一般來說，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費量相對越大，由此產生的碳排放量也就相應越多，二者之間應為正相關關系。

3.　能源消費強度（ENERGY）。能源消費強度定義為生產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數量，能源強度越低，意味著能源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斷提高，使得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減少，從而減少碳排放量。因此，本文將能源消費強度納入影響碳排放的驅動因素之一，并預計兩者呈正相關關系。

4.　產業結構（STRU）。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樣影響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大小。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直接影響以煤碳為主的能效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增長的態勢難以遏制。實現經濟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約式的轉變是減少碳排放的必然選擇。本文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產值之比刻畫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作用。鑒于我國目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預期其對碳排放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5.　城市化（URB）。近年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遷移對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產生沖擊，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所需要的大量水泥與鋼鐵生產，導致高能耗高排放。城市化進程也是影響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選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化［6］，初步預期其對碳排放產生正向作用。

6.　技術創新（RD）。中國每年巨大的能源消耗支撐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開發新技術新工藝的大量投入。但是，對于生產工藝和設備的引進，以及各種研發活動，到底對地區企業的節能減排產生了何種影響，目前的研究結果并不確定。本文選用各省域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來衡量技術創新對碳排放的影響，其作用還有待檢驗。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解釋變量，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的雙對數經驗形式，建立如下碳排放影響因素模型：

（1）

其中，i表示30個省級地區，LnCARBON為被解釋變量各地區碳排放量；LnPOP表示各地區人口數量；LnPGDP表示人均GDP；LnENERGY表示能源消費強度；LnSTRU表示第二產業產值占第三產業比重；LnURB表示城市化水平，LnRD表示技術創新。參數β分別反映了六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碳排放的影響。

假定模型（1）為沒有考慮鄰近地區空間效應的碳排放影響因素模型，可用OLS方法估計。但是，如果地區碳排放存在著空間自相關性，則有必要采用納入了空間相關性效應的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等空間計量經濟模型。

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主要探討地區碳排放變量是否存在鄰近地區碳排放溢出效應的情況。其模型表達式為：

（2）

式中，WlnCARBON為空間滯后被解釋變量，反映鄰近地區的碳排放對區域碳排放行為的作用大小和程度；ρ為空間滯后回歸系數；W為n×n階的空間權值矩陣，w表示W中的元素，一般用空間鄰接矩陣；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

當一些決定地區間碳排放的因素沒有被考慮到解釋變量中時，則需要采用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空間誤差模型的形式為：

（3）

式中，ε為隨機誤差項向量，λ為n×1階的被解釋變量向量的空間誤差系數，μ為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向量。參數λ為存在于擾動誤差項之中的空間依賴變量，衡量相鄰地區忽略的具有空間依賴性的碳排放被解釋變量的誤差沖擊對地區碳排放的影響方向和程度。

（二）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中所用到的空間樣本為除了外（缺少能源數據）的中國大陸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簡稱省域或地區）。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的基數年份，2005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份，國家致力于通過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力圖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本文重點考察2005年—2010年之間我國各省域碳排放的決定因素，所用數據來源于2006年—2011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區域經濟年鑒》，實證變量數據取算術平均數，以消除年度波動影響。在碳排放行為研究中的一個基礎工作是測算各種類型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雖然國內外各種能源研究機構和相關學者對各類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數進行了測算研究，但是大家獲得的結果略有差異。國際機構使用的碳排放系數據其所在國情況測算，直接用來計算中國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有問題的。本文綜合考察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最終確定采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在《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推薦的碳排放系數：即煤炭的碳排放系數為0.7476、石油為0.5825、天然氣為0.443。

四、實證估計與結果分析

為了描述中國30個省級地區碳排放量的空間分布情況，本文首先采用空間自相關的Moran’s　I測算各省碳排放量是否存在聚群現象［4］。在做空間相關分析時，選擇了常用的描述地區間鄰近關系的一階、二階和三階rook權值矩陣進行比較分析，最終再確定階數。表1報告了三類rook權值矩陣的省際碳排放量空間自相關性的計算結果。

表1顯示，基于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W1計算的30個省域碳排放的Moran’s　I為0.2227，在0.19%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中國省域之間的碳排放量在空間分布上并非分散（隨機）分布，具有明顯的正自相關關系（空間依賴性），表現出某些省域碳排放量的相似值之間在空間上趨于集群的現象。同時計算發現，rook鄰近從低階到高階，全域Moran’s　I值逐階下降，表明地區間碳排放量的空間相關性隨著其空間距離的增大而衰減。由此，選擇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符合現實，在研究區域碳排放問題時有必要考慮空間效應，否則得到的結果可能存在較大偏差。

表1　Moran’s　I檢驗結果

注：表中W1為rook一階空間權值矩陣，W2為rook二階空間權值矩陣，W3為rook三階空間權值矩陣。

由于全域Moran’s　I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部分省域的碳排放增長存在正相關（溢出效應），而另一部分省域存在負相關（回流效應），二者將會抵消，則可能顯示省域間的碳排放不存在空間相關性。此外，省際碳排放溢出與回流效應也未必局限于有共同邊界的相鄰省域間。因此，本文還進行了基于W1的空間關聯局域指標LISA檢驗Moran散點圖（略）分析，結果表明：位于第I象限的省域有黑龍江、內蒙古、遼寧、河北、山西、陜西、江蘇、山東、河南和安徽，表現為高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High—High，高—高集聚）；位于第II象限的省域有吉林、北京、天津、寧夏、重慶、江西、福建和廣西，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高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Low—High，低—高集聚）；位于第III象限的省域有新疆、甘肅、青海、貴州和云南，為低碳排放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Low—Low，低—低集聚）；位于第IV象限的有廣東、湖南和四川，為高碳排量的省域被低排放量的省域所包圍（High—Low，高—低集聚）；其中上海跨越了第I、Ⅱ象限，海南跨越了第Ⅱ、IV象限，湖北和浙江同時跨越了第IV、I象限。顯見，各省域碳排放量的空間集聚性非常明顯，正向局域相關和集聚的典型特征非常顯著，存在一個明顯的空間趨同。省域碳排量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呈非均衡，15個省域（50%）顯示了相似的空間關聯，其中10個（33.33%）的省域在第I象限（HH：高碳排放量—高空間滯后），5個（16.67%）的省域在第III象限（LL：低碳排放量—低空間滯后）。另外，對空間不穩定性和非典型區域偏離了全域正向空間自相關的省域識別結果顯示：2005年—2010年平均來看，11個省域（36.67%）顯示了非相似值的空間關聯，其中8個省域在第Ⅱ象限（LH），3個省域在第IV象限（HL）。這表明各省域的碳排量行為的空間局域依賴性和差異性是同時存在的。

以上空間統計分析結果證明，中國省域碳排放量存在著較強的空間依賴性，有必要建立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分析，將空間效應的省域碳排放量納入影響因素。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假設空間是均質的，沒有考慮到空間依賴效應，由于空間自相關性的存在，使得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無效，假若忽視空間自相關性，則可能無法得到穩健的回歸結果。因此，需要建立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來克服OLS無法解決的空間依賴效應。為了與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結果進行比對，本文先采用OLS進行估計，以顯示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估計結果的效果。

表2中六個解釋變量的地區碳排放OLS估計結果顯示，調整后的R2高達0.9193，模型的解釋能力很強，F統計量為56.0299，通過了1%的方程顯著性水平檢驗，因此模型的擬合程度很好。DW值為1.9197，表明模型殘差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變量的t檢驗結果顯示，LnPOP、LnENERGY、LnPGDP均至少可通過0.28%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而LnSTRU、LnURB和LnRD均沒有通過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這三個變量的作用不明顯。進一步對解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LnPGDP和LnUrban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分別為12.9358和12.9453，大于10的臨界值，表明這兩個變量存在較高的共線性，不能同時進入回歸模型，lnRD的VIF為9.7701，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線性。逐步回歸分析獲得的表2中三個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表明，當剔除不顯著的LnSTRU、LnURB和LnRD三個變量后，VIF檢驗發現模型不存在共線性，而且三個解釋變量的t統計量均至少能通過小于0.01%的變量顯著性檢驗，因此三解釋變量省域碳排放模型是更為可取的模型。

實際上，空間統計的Moran指數檢驗已經證明了我國30個省域的碳排放具有明顯的空間自相關性，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的OLS估計可能存在忽略空間效應的模型設定不當問題。為了進一步驗證空間自相關性的存在，本文進行了省域碳排放的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模型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六個解釋變量和三個解釋變量模型Moran指數檢驗、兩個拉格朗日乘數的空間依賴性檢驗結果顯示：Moran指數（誤差）檢驗證明經典回歸OLS估計誤差在4.98%和1.35%的顯著性水平下具有顯著的的空間依賴性（相關性）；區分內生空間滯后還是空間誤差自相關的拉格朗日乘子滯后、誤差及其穩健性檢驗表明：LMLAG和R-LMLAG分別在2.92%和3.78%、2.08%和2.37%的水平上較顯著，而LMERR和R-LMERR則均不顯著，顯見空間滯后模型SLM應是更加恰當的模型形式。

最后，比較表2中的檢驗結果發現，空間滯后模型（SLM）中擬合優度的值（94.16%）、對數似然值LOGL（8.1831）都大于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經典回歸估計模型（OLS）的估計值，而SLM的AIC值（-0.3662）、SC值（10.8434）則均小于SEM和OLS的估計值。綜合以上檢驗結果，SLM為最優模型。因此，本文以下的分析以SLM結果為主。表2中的三個解釋變量省域碳排放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誤差和滯后及其穩健性檢驗顯示，引入空間效應的模型較之OLS模型均有明顯改善，SLM較之SEM是更為可取的模型形式，更好地反映了省域碳排放行為。

表2的空間計量分析結果顯示，SLM的空間滯后估計參數ρ通過了1.22%和2.03%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省際碳排放存在空間集聚（回流）效應，即臨近地區的碳排放量每增加1%，本地區碳排放量減少0.0782%和0.0618%；SEM的空間誤差估計參數λ為0.4854和0.5250，通過了1.11%和0.4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省際碳排放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作用，忽略掉的一些因素如資源配置、勞動者素質、管理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也可能通過誤差項對該地區碳排放產生著一定的作用。

最后，三解釋變量模型估計結果顯示：能源消費強度對省域碳排放的回歸系數最大，為1.4433，表明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地區能源消費強度每增加1%，碳排放總量平均增加1.4433%；其次是人均GDP的回歸系數為1.1591，人均GDP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591%；人口增長的回歸系數為1.1088，人口每增加1%，碳排放量平均增加1.1088%；這三個決定因素的作用與理論預期一致。而城市化、產業結構及技術創新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原因主要是：我國東中西部處于不同城市化發展階段，“十一五”規劃的宏觀調控目標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地區碳排放的作用還不夠明顯，各個地區的企業在生產和工藝環節方面還有待采用更為有效的節能減排技術，需要繼續增強技術創新對消減地區碳排放的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構建了省域碳排放量決定因素實證模型，對碳排放決定因素及其空間溢出效應進行了空間計量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結論及啟示。

1.　中國30個省域相鄰地區的碳排放行為普遍存在著正相關性，省域之間的碳排放行為存在空間集聚（回流）效應，制定省域碳排放政策時需要考慮碳排放行為的空間效應。

2.　能源消費強度是影響碳排放的最主要驅動因素。碳排放的實質是能源消耗，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費主要以煤炭為主。長期以來，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得單位GDP的碳排放量較高。從長遠利益考慮，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應在技術資金政策上鼓勵新能源開發，實現節能減排，各省域要增加清潔能源如水能、風能、核能等的使用，各企業單位要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3.　人均GDP和人口規模的影響僅次于能源消費強度。雖然“十一五”期間的宏觀調控與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效果比較有限。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效益勢在必行。同時，鑒于各省域人口總量增長慣性仍在持續，在繼續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同時，提倡和鼓勵居民理性消費、綠色消費，逐步促進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向“綠色低碳”模式轉變，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4.　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1995年以來，我國大多數省域的產業結構變動并不大，第二產業比重基本上保持了小幅上升趨勢，有些省域甚至出現了較大幅度下降（如北京、上海、云南）。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綠色產業發展是當下各省域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各地方政府要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高產出低能耗的產業，如信息產業、生態旅游、新能源開發等，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5.　城市化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城市化既可能提升環境效率，也可能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由于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較高，提升了第三產業、優化了產業結構，同時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規模收益遞增、人口和經濟要素的集聚以及相應的知識、技術溢出，提高了整個東部地區的能源利用效率，減少了碳排放；中部地區還處于初級城市化階段，建設項目主要集中在生活基礎設施以及工業化基礎設施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及能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因而其城市化的提升反而帶來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緩慢，對碳排放的影響并不顯著，導致全國省域城市化水平平均效應對碳排放的影響不顯著。

6.　技術創新的作用不顯著。由于技術創新雖然改善了能源效率而節約了能源，但技術創新同樣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又將導致對能源需求的增加，出現效率提高所節約的能源被因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額外能源消耗（部分地）抵消，即能源的回彈效應，最終導致各省域的研發投資對減少其碳排放數量的作用沒有顯現出來。為此，各省域的工業企業應該進一步加大清潔能源的研發資金投入，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要出臺鼓勵節能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支持政策，重點提高節能減排投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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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低碳經濟；理論基礎；經濟學價值

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發展低碳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效研究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創建完善的低碳經濟理論基礎體系。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是造福于人類，有著巨大的影響。自從低碳經濟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后，主要是從意義和途徑對低碳經濟進行研究，而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沒有得到研究，幾乎處于空白。而在創建低碳經濟理論體系時，必須要保證低碳經濟具備著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低碳經濟在具備著理論基礎后，也要對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進行有效研究，以此促進低碳經濟的長遠發展。

一、 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分析

1.經濟學奠基。在早期許多經濟學思想中，都相應的含有低碳經濟思想，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隨著GDP的產生，人們就已經走入一個誤區，認為經濟學研究主要是研究一個國家GDP的增加。而在世界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并根據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不僅是關注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對世界經濟發展、人類發展進行研究。世界主義經濟學是造福人類，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全球思想中的低碳經濟理念，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相關學科比較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四種經濟體系主要包括生態經濟、循環經濟、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生態經濟是由生態學和經濟學相互結合，對生態系統、經濟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發展的規律進行有效研究。循環經濟是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進行有效結合，構成有效的經濟系統，是自然和經濟和諧發展。按照生態經濟，對經濟發展進行有效指導。綠色經濟的提出在20世紀英國學家皮爾斯在《綠色經濟藍皮書》中提出。具備著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人的生存環境和人體健康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低碳經濟主要是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造福于人類。四種經濟模式都體現了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及高效率。生態經濟是讓人類需要服從生態規律，促進經濟發展。循環經濟是節約資源，對生態化進行循環。綠色經濟是通過節約資源，減少自然資源消耗量。這些與低碳經濟相關學科都會讓人類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不以高碳的排放量。

3.站在氣候經濟學基礎上分析低碳經濟。在《氣候經濟學》中就說明了氣候與經濟之間有著密切關系，而且隨著溫室效應現象日益加重，全球經濟的發展受到重要影響。低碳經濟表明了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系，減少自然資源消耗，減少碳的排放量，以此促進經濟發展。

4.站在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上看待低碳經濟。資源環境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讓人類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使世界在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也保護了自然資源環境。資源環境經濟學是對環境污染對經濟造成影響，所產生的損失進行有效估算。并讓破壞者明白自身的破壞行為是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經濟代價。另外，資源環境經濟學可有效制定排污指標轉讓的金額。低碳經濟是在資源環境經濟學基礎上，將自身的理論體系進行構建和完善。

二、低碳經濟理論的初期構想

低碳經濟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對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研究。低碳經濟會涉及到較廣的范圍，有著廣泛、綜合的視野。在研究低碳經濟時，首先要將傳統經濟學為基礎，將各類實證分析方法進行熟練掌握。并要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碳排放量進行全面了解，并要充分了解針對碳排放量所制定的法律法規。其次在環境經濟學基礎上，要有效分析低碳經濟所波及到范圍，并對碳循環及成本進行分析。最后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超標，大都是由少數國家在排放二氧化碳時，沒有合理控制，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超標。因此，在構建低碳經濟理論體系時，可通過相關制度學對經濟理論進行分析。

三、 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分析

1.促進消費方式的轉變。低碳經濟可以有效改善“刺激消費”和“低碳經濟”之間的矛盾。通常發達國家和地區居民是經濟消費的主要人群，使消費逐漸轉化為享受消費。在現今世界，如果在促進經濟發展時，依然是利用物質消費手段進行促進，那么就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加快了自然資源的消耗。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會產生巨大的危害。低碳經濟的提出和發展，能夠有效促進消費方向向良性方向發展，能夠使物質消費逐漸向精神消費轉變和發展，讓精神消費取代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2.低碳經濟豐富了經濟學內容。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也相應產生了與低碳經濟相關工具。比如碳交易、碳期貨及碳貨幣等方面。而且這些概念都得到較為成熟的發展，而且還得到不斷的豐富。并且相關的經濟學科也對低碳經濟相關工具進行重點研究，在此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豐富經濟學內容。

3.完善國際經濟學體系的經濟合作。低碳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并隨著低碳經濟衍生的相關理論，都是國際經濟的主要部分，將國際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進行有效拓寬。經濟學理論和國際經濟學之間有效相應關系，經濟學理論是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基礎，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延伸和應用。在對國際經濟學進行研究時，可以利用相關理論，對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將本國的國家收入和支出進行平衡，建立完善的貿易和金融體系，保證貿易金融體系能夠與本國經濟發展相適應。將低碳經濟的相關理論融合在國際經濟學體系中，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

4.低碳經濟合理解決了環境問題。低碳經濟能夠有效解決環境問題。人們在交易環節中，為了減少交易中的各項支出，利用低碳經濟理論通過界定產權的相關辦法減少支出。在交易支出中，政府機制會受到限制，無法發揮處于更大作用。在處理各國之間的溫室氣體環境問題時，并且溫室氣體也無法界定產權，這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環境問題。這時就可以利用低碳經濟中的相關工具，比如碳交易、碳貿易及碳關稅等工具，對各國之間的環境問題進行有效解決。

總結

在低碳經濟研究中，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發展低碳經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時就需要從各個方面研究分析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保證低碳經濟具備著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在分析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時，低碳經濟可以促進消費方式的轉變，豐富經濟學內容。并可以完善國際經濟學體系的經濟合作，解決各國之間的環境問題。在對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和經濟學價值研究中，可有效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者單位：商丘經濟貿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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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空間自相關；極化格局；碳聚集；碳排放區劃

中圖分類號 K9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11-002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04

氣候變化正日益成為全球各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對人群健康、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系統服務產生深遠影響［1］。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力度正日益加強。歐盟、金磚四國以及美國都從國家尺度提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和減排目標，區域、城市以及社區層面的氣候規劃和減緩方案也逐漸興起和完善［2-4］。國際社會已經達成共識，持續的碳減排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5］。國際能源機構的數字顯示，2007年中國人均碳排放量雖然不到美國的1/3，但首次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990年中國碳排放總量占世界的10.54%，到2007年則上升到20.81%，略高于美國。中國碳排放的研究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6-15］，就碳排放特征、累積碳排放、碳公平測度、演變趨勢、驅動機制和政策模擬等進行了研究，涉及時間、部門和空間三個維度，但是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數量增長方面［16］。21世紀以來，國際間的碳公平問題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被視為制定氣候變化政策和國際間碳減排責任的談判的重要依據之一［17-20］。

中國承諾到2020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期間，單位國內CO2排放要降低17%。碳排放水平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水平、富裕程度、能源結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因素共同決定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因素對碳排放量的影響作用也不盡相同［21-22］。我國地域廣闊，能源格局和社會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區域差異，間接導致區域碳排放特征和減排潛力的差異，但是在研究中鮮有將空間維度的影響加以考慮。因此，有必要綜合利用經濟學和空間統計的方法進一步研究區域性的碳排放公平問題。

本文分析碳排放的階段性和區域性特點，研究碳排放的空間格局和演變趨勢，探索區域聚集特點和極化現象。本研究包括兩個目的：第一，摸清碳減排的潛力，為區域碳減排提供理論依據，實現差異化的減排戰略；第二，探索碳排放空間的公平分配，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助于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并為低碳社會的實現路徑提出決策參考。

1 研究方法

1.1 碳排放計算方法

IPCC為碳排放計算提供了兩種方法，分別是參考方法（亦稱基準方法，Reference Approach）和部門方法（Sectoral Approach）［23］。參考方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方法，僅考慮總體的能源使用而忽略各種能源在不同部門的消耗情況，該方法的計算公式為：

C=∑niEi×efi×Oi×4412（1）

其中，Ei為能源活動水平，efi為碳排放系數， Oi為氧化系數，i為某種能源種類，4412是CO2與碳的分子量之比。

部門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對各部門的能源消耗情況進行逐一計算，在計算時更強調部門信息的細化和計算。相比而言，參考方法更加簡便快捷。一般來說，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差異在5%以內，而且這兩種方法所得到的碳排放趨勢是一致的［24］。由于源數據，方法和排放邊界的差異，不同機構計算出來的碳排放量略有不同，與各國官方報告的數據也有所區別。考慮到系統誤差的存在，碳排放趨勢比絕對量更可靠。為刻畫碳排放的年際和時空變化趨勢，本文采用參考方法進行碳排放的計算。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碳排放系數采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國可持續發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的數據［25-26］。

1.2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經濟學中判斷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最常用的指標，表示人口比例與收入比例的關系［27］，用以靜態地表征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隨著碳公平問題的日益凸顯，碳基尼系數作為碳排放公平性的有效測度工具，近年來在國際上得到應用［17-20］。本文利用基尼系數來研究區域碳排放分布的不均衡性，基尼系數的計算采用梯形面積法，計算公式如下：

Gint=1-∑ni(xi-xi-1)(yi+yi-1)（2）

其中，xi是評估指標的累計比例；yi是碳排放的累計比例。本研究中，xi采用GDP的累積比例計算。yi采用碳總量和碳強度進行計算。

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之間為相對合理，0.4-0.5為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懸殊。

1.3 空間自相關

基尼系數可以表征個別地區碳排放出現極值的情況，但是無法反映空間關系和結構，如聚集程度［28］。因此，研究采用空間自相關方法分析碳排放的空間分布特征。空間自相關是基于地理學第一定理，分析同一個變量在不同位置上的相關性，可分為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全局自相關表示某一地理屬性在整個研究區域的空間特征，從整體上對區域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平均度量，而局部自相關則表示某一單元與鄰近單元的地理屬性的空間相關性，可判定其空間異質性和局部聚集程度［29-34］。利用GEODA軟件建立權重矩陣。

利用Global Moran’ I來衡量全局自相關性，用公式（3）表示。

Global Moran’s I=n∑ni(xi-)∑njWij(xj-)

∑ni(xi-)2∑ni=1∑nj=1Wij

（3）

利用Local Moran’ I來衡量局域自相關，用公式（4）表示。

Local Moran’s I=n(xi-)∑jWij(xj-)

∑i(xi-)2（4）

其中，n是空間單元數目，xi和xj是空間單元i和j的屬性值，Wij是權重系數矩陣，表示各空間單元鄰近關系。

Moran’ I取值范圍為［-1，1］，(0，1］表示該空間屬性具有正相關性，［-1，0）表示該空間事物的屬性分布具有負相關性，0表示空間隨機分布。

2 結果與討論

2.1 碳排放基尼系數

利用公式（1）計算了1990-2007年間各省份的碳排放狀況，包括碳總量和碳強度，在此基礎上，計算碳排放基尼系數（見圖1）。在1990-2007年間，碳總量經歷了持續性的穩步增長，增加了1.72倍；而碳強度則降低了49.2%，各省碳強度在經歷了劇烈的降低之后，在2000年之后，下降的速度有所減緩。

從基尼系數可以看出，碳總量在全國各省區的排放比較平均，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基尼系數增加了18%，但是2000年之后，7年間僅增加了1.9%。全國各省份碳強度差距懸殊，基尼系數始終在0.5以上，雖然2000年后處于穩定的狀態，但是仍比1990年增加了22%，說明碳強度的空間不均衡性在2000年后更加凸顯。大量研究表明，經濟增長是碳排放的主要驅動因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不同的形態［21，35］。碳強度的基尼系數及其增速均高于碳總量，進一步驗證了各省區

圖1 中國各省區碳總量和碳強度基尼系數

Fig.1 Gini coefficients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intensity

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

2.2 碳排放空間自相關

2.2.1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

利用公式（2）和（3）得出Global Moran’s I的時間序列變化（見圖2）。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碳總量和碳強度都顯示出較強的空間自相關性。碳總量的Global Moran’s I總體上比較平穩，但略有上升，特別是進入2000年后，碳總量的空間正相關性有所增加，空間聚集效應日益凸顯。碳強度則呈現明顯的波動，出現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在空間聚集上，碳總量和碳強度也呈現出很大不同。在2000年之后，碳總量的空間聚集程度略高于碳強度的聚集程度。

2.2.2 局部自相關分析

為了更清晰的展示碳總量和碳強度格局的時空演變，利用LISA圖來表示各主要年份的區域屬性的相互關系（見圖3）。高值聚集High- High表示某區域與其相鄰區域的有較高的聚集效應，高值區鄰近區域仍舊是高值區；低值聚集Low-Low表示有較低的聚集效應，低值區鄰近區

圖2 中國碳總量和碳強度全局自相關系數

Fig.2 Global moran’s I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intensity

域仍然是低值區；表征為High-High和Low-Low的區域

均表明相鄰區域具有比較高的空間自相關。高低聚集

圖3 中國碳總量和碳強度的LISA聚集圖(1990，2007)

Fig.3 LISA cluster map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carbon intensity(1990， 2007)

High- Low和低高聚集Low-High表明某區域與其相鄰

區域存在較大差異，出現了空間負相關。

從圖3可見，1990年碳總量的高值有一個相對“離散”的聚集區域，集中在內蒙古，吉林，河北，河南和山東。而在2007年，高值聚集區域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和山東的環形區域。1990年碳強度高值聚集區域集中在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陜西和甘肅。碳強度2007年高值聚集的區域比1990年縮小，最顯著的變化是東北地區碳強度高值區減弱了，高值集聚區域轉移到內蒙古，甘肅和陜西三省。東南部省份經濟發展和碳排放水平決定了1990年和2007年廣東省始終處于碳強度低值聚集區。

2.3 碳排放時間演變和空間分布規律

在碳排放基尼系數分析基礎上，通過空間自相關方法，可以分析碳排放的區域極化現象，闡釋碳排放的空間分布特征和演變規律。

近20年來，中國碳總量和碳強度聚集區域都發生了變化，這與國家的區域經濟布局（見圖4）及能源消費戰略有很大關系。1990年碳總量最高的5個省份是遼寧、山東、河北、山西和黑龍江，2007年，碳總量最高的5個省份是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和江蘇。碳總量的區域變化導致了2007年碳總量的高值聚集區比1990年更為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初，東北地區以能源重工業為主導，能源消耗較大，導致碳強度最高。到2007年，東北老工業基地經濟發展速度放緩，GDP比重占全國的比例從12%下降到8%，同時隨著山西和內蒙等能源大省的興起，東北的碳強度在全國的區域格局上出現相對下降。因此，東北地區碳強度聚集程度逐漸降低，到2007年處于全國中等水平。由于產業結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等原因，江蘇、廣東、福建和浙江省雖然2007年比1990年的碳總量格局更加靠前，處于第二梯隊，但是碳強度始終比較低，導致了廣東省為碳強度低值聚集區。總體而言，碳強度北方高于南方，中西部地區高于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

碳總量和碳強度都出現了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尤其

是碳強度在區域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了極大的省際不平衡，較之20世紀90年代，這種不平衡性還在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碳排放出現局部的高值的聚集現象。

2.4 碳排放區劃

1990-2007年，我國的區域碳排放產生了動態變化。因此，制定碳減排策略時，應充分考慮到經濟發展，資源稟賦，碳排放的聚集程度以及能源供給情況。本研究結合碳強度的區域聚集特征分析，從宏觀上對碳排放進行區劃（見表1），有利于實行差異化的減排戰略，以期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

根據區劃結果，碳排放與能源自給率存在一定關系，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對能源自給率和排放度進行擬合（見圖5）。擬合結果表明，能源自給率和碳強度二者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689。能源自給率越高的省份，碳強度也比較高，能源自給率對碳強度的解釋能力為47.4%。碳總量的分布比較離散，雖然隨著能源自給率的提高略有增加，但增加的趨勢不如碳強度的明顯，對碳排放的解釋能力較差（見圖5）。

在資源匱乏地區，經濟發展反而比較快，往往伴隨著較低的碳排放水平，

分布在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代表的Ⅰ類區；資源豐裕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碳排放水平較高，

分布在以內蒙古，山西等能源大省為代表的Ⅲ區。主要原因在于：①人口，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是碳排放的主要驅動力［25，36］。人口和經濟增長的趨勢導致對碳排放貢獻逐漸增加。能源消費在能源結構和能源強度方面，對碳排放起著重要作用；②資源對經濟發展有正反兩方面作用。資源豐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落后于資源匱乏地區，這是傳統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理論的內涵［37-38］。伴隨著各地區制度，技術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差異，自然資源對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并沒有起到推動作用；③資源豐裕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屬于資源依賴型，對勞動和資本等要素具有擠出效應，使得各種經濟要素向資源型行業流動，極大助長了高碳行業的發展快速；加上自身的資源豐度，能源利用模式也比較粗放，間接導致碳排放的增加。以山西省為例，作為碳排放的大省，產業結構的重化工傾向日益增加， 2007年重工業總產值占工業比重達到93.9%。資源豐裕地區的碳排放總體上高于資源匱乏地區。在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的的背景下，資源豐裕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將受到嚴峻的挑戰。

因此，應根據碳減排分析的區劃結果，制定差異性的區域碳減排目標和碳減排戰略。在碳排放Ⅰ區，能源自給率低，碳強度低的經濟發達地區，現階段由于低碳能源的開發成本高于傳統能源，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這些地區以發展低碳能源為主，在新能源的資金、技術和制度上創造發展條件。實施可持續的能源發展戰略，有利于發展低碳經濟，并切實保障能源安全。在碳排放Ⅱ區，新能源的優勢并不明顯，因此還應該著眼于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升級和能源集約利用，降低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切實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服務水平。在能源自給率高、碳強度高、經濟相對落后的碳排放Ⅲ區，利用資源豐裕度提高生產力，實現資源紅利，擺脫“資源詛咒”。同時，大力開發清潔煤技術，改變能源粗放利用的模式，提高單位能源的服務價值，使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加強資源的正效應。在太陽能和風能比較豐富的省份，還可利用東部發達地區的資金，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助力。

3 結 論

在碳排放核算的基礎上，利用經濟學的基尼系數方法和地理學的空間自相關的方法，分析了碳排放的時空演變特征，主要結論如下：

（1）碳強度在各省份之間出現了極化現象，碳強度的差異尤為懸殊。碳排放在空間上出現了局部的高值區聚集現象。但從時間上看，2007年碳總量的高值聚集區比1990年更加集中，碳強度的高值聚集區隨著東北地區的變動而縮小。

（2）針對碳排放及其聚集程度，對碳排放進行區劃。碳排放區劃與資源豐裕程度有很大相關性。資源豐裕地區出現了類似于“資源詛咒”的現象，碳強度普遍較高，而資源匱乏地區碳強度反而低。

（3）由于經濟，資源，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差異，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碳減排潛力不同，減排方向也不同。因此應針對不同區劃結果在含碳能源利用和新能源開發上應各有側重，才能實現碳強度的下降。

本文探討了碳排放的時間和空間兩個基本要素，分析了區域間的碳公平及其在空間上的差異，有效反映了碳排放的空間聚集演變。在未來研究中可進一步探究其成因。這將有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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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ization Pattern of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s Provinces

XIAO Li shan1,2 WANG Run1,2 YANG De wei1,2 SUN Yan wei1,2 LIU Jian1,2

(1.Institute of Urban Environment，Key Lab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2.Xiamen Key Lab of Urban Metabolism，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篇10

[論文關鍵詞]國際經濟法；低碳經濟；新能源；可持續發展；轉變

低碳經濟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后工業化時期出現新的經濟形態，這種經濟模式可以高效的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以及生態能源，并且具有清潔、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特點。發展低碳經濟，其主要是為了能夠解決全球出現的氣候變暖現象以及自然資源浪費的現象，通過對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對能源的使用機構，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發展低碳經濟不但可以有效的解決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同時也能夠促進整個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但是在這期間，也會影響到國際經濟法中的一些相關法律制度，并且對國際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國際經濟法能夠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適當地進行改革，以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大環境。

一、低碳經濟貿易與國際貿易法

（一）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

目前，無論是從國際上來看還是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上來看，都在為緩解全球變暖這一現象不斷進行經濟體制上的變革，從此也不難得出，生態環境對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在當今的國際貿易中，政策在不斷的推陳出新，衡量低碳經濟的標準也越來越多，例如碳足跡、碳標簽等等。在這種大的背景下，國際貿易法為了能夠更好地適應經濟發展的大潮，也積極地參與到變革的潮流中來。碳標簽的對低碳環境的衡量，是一種新型標注形式，它是將所生產的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以及投入使用的這個階段內，所排出的碳量標注出來。然而，碳足跡則是通過它的大小，來體現產品在整個生產與消費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碳足跡越大說明碳排放量越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大，全球變暖的現象就會越明顯，自然，對人們生活的危害也就越嚴重。

（二）低碳貿易與自由貿易化之間的關系

在國際貿易往來的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的貿易交流應該是自由平等并且沒有任何歧視的。但是，受到低碳貿易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國家之間自由貿易往來的進程。碳標簽的出現影響了非關稅貿易的政策，成為了在貿易之間經濟自由往來的障礙。由于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在測量碳足跡的技術上還不夠成熟，所以，就必須要從發達國家中花費大量的資金去購買測量碳足跡的技術，這樣一來，也就失去了成本上的優勢。同時，發達國家也在利用各國之間技術上的差異，在用自身高端的科技來壓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正常往來，在破壞國際自由貿易的同時，也充分體現出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上的歧視。

（三）國際貿易法的變革

近年來，國際貿易正在逐漸向低碳貿易、低碳經濟的方向發展。在低碳理念與國際貿易自由往來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可以利用國際貿易法來進行調節，但是，在國際貿易法進行調節工作時，也需要自身的不斷變革與進步。首先，在制定《京都議定書》以后，明確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時對低碳經濟以及循環經濟所應該履行的責任。并且，一些發達國家也不能利用各種手段來對高端的環保技術進行壟斷，發達國家有義務將先進的節能減排技術傳授給發達國家，實現國家之間共同擁有，并且共同建造低碳環保的經濟局勢。第二，發達國家應該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適當地降低低碳經濟貿易的標準，給發展中國家留有一些能夠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促進國際貿易的整體發展進程，讓低碳經濟逐漸轉變為國際間進行貿易交流的核心。

二、跨國低碳經濟投資與國際投資法

跨國的低碳經濟貿易可以在向國際上其它國家進行資金投資的時候，利用低碳經濟的投資方式，這樣的投資方式，無論是在針對本國對外投資還是國外對內投資上，都會達到良好的投資效果。目前，就碳投資的熱點話題而言，這種投資方式主要是側重于資源的循環利用以及生態能源的保護和一些環保產品的制造。深入研究低碳經濟的發展對投資法產生的影響，就拿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隨著大量的三資企業加入中國市場，使我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這些企業大多都是以產品加工的貿易為主，然而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特點正是重點發展外向型經濟，加之我國是貿易大國，這樣一來，就會導致國家為了能夠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不惜破壞生態環境。在國際投資法當中，各國的國內立法也被包含在其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嚴格控制碳排放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也不斷地出臺各種相應的法律制度以及管理手段。例如，碳排放的交易機制、單獨的碳稅收取制度以及對一些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企業進行整改，甚至對一些問題嚴重的企業進行取締等等。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實行低碳經濟方面就仍需加強，并且改變以往的投資方式以及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渠道，同時，也要對那些在加工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企業在進駐本國市場時提高入駐的標準。其一，禁止發達國家中帶有高碳排放量的企業進駐到本國市場，從源頭上控制碳污染轉移的現象發生。其二，鼓勵那些具有清潔環保能源、低碳排放量的企業進駐本國市場。其三，加大自身的科技水平，研發新型環保的低碳能源，與此同時，也要創新思維，多方引進對本國低碳經濟有益的外資企業，讓它們融入到本國市場的發展中來，并且能夠互相交流制造新能源的研發技術以及使用方法，共同努力減輕經濟發展給自然環境帶來的壓力。

在低碳經濟環境的影響下，國際的投資法也在發生著變革。這種經濟模式以及理念上的轉變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國以往的、傳統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同時，也控制了在進行對外貿易往來時所帶來的碳污染，減輕了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除此以外，國際投資法的改變，也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綠色、健康，改變了發達國家將碳污染排放到發展中國家的現象。

三、低碳經濟對國際稅法的影響

在世界經濟發生變化，向發展低碳經濟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國際稅法勢必會受到全球經濟變化的影響。在發達國家中，它們會為了發展低碳經濟，降低對產生化石能源的需求標準，與此同時，也會將國內的碳排放量企業進行重新的分配，把碳排放集中區域的一些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此來減輕國內的碳排放壓力。同時，也加強了國家之間工業生產的技術交流，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技術上的支持。在企業轉移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一些國際上的稅收問題。然而，在國內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針對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制定了相關的政策，例如征稅、補貼等等，這些政策會在不同程度上給國內的稅收問題帶來影響。在國際低碳經濟發展中，國際稅法也隨著這種經濟體制的形成，依據生態能源、自然資源、碳排放量等因素制定了碳稅率以及納稅種類，并且，一些與之相關的稅法內容也依據低碳經濟的發展情況做了進一步調整。碳稅率通過對一些碳排放量高的企業區提高稅率，以此來抑制這些企業的碳排放量，進一步實現節能減排、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碳排放對全球變暖的影響。

四、低碳經濟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

在《京都議定書》中已經規定了為碳排放提供的交易市場體制，分別為國際排放交易、聯合機制、清潔發展等。其中國際排放交易主要是指在一些發達國家之間針對碳排放的制定機構要求進行碳經濟的發展，實現節能減排。聯合機制則是指發達國家之間互相進行技術上的交流或者碳排放量的分擔來降低碳排放量。清潔發展，主要針對的是一些正在發展中的國家，通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的幫助，來使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能夠完成節能減排的工作，改善整個節能環保工作的流程，改進降低碳排放量的技術。隨著低碳經濟模式的逐漸形成，在國際金融上對于經濟的發展模式以及金融市場也在發生的轉變，各項金融法律體制也在不斷地完善中。

當前，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這種經濟形式也在逐漸促使國際經濟體制向環保、循環經濟邁進，金融的投資方向也更加注重于發展低碳排放、清潔新型能源。在投資方向轉變的過程中，受到新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國際金融無論是從法制上還是從市場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種變化也使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士樂于投資一些低碳環保的企業，銀行也發行了一系列的碳經濟衍生品，比如碳期貨、碳證券、碳基金等。在國際低碳經濟的市場當中，銀行具有對碳經濟信貸資金的約束以及配屬的責任，其中碳基金就是整個金融交易中的主體，它承擔著一定的金融價值，隨著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碳金融與國際金融之間的結合也會越來越密切，這樣一來，相應的國際法律也要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