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范文

時間:2023-12-29 17: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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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人口老齡化的本身并非是問題,這只是一種社會人口比例的動態變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經的狀況,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然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在步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將會給社會帶來相應的問題,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源是老齡人口數量的龐大及所占比例較高,這給社會經濟、政治、社會穩定及文化帶來很大影響。

1.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在社會中,主要勞動力無疑是青壯年群體,老年人是社會的一個幫助對象,由于身體條件的約束,老年人對于社會經濟的創造較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會供養。由于中國老齡化趨勢發展迅速,社會財富的創造不能滿足對老年人的供給,對老年人撫養金的巨大額度的支付給所占較小比例的年輕人帶來巨大壓力,社會的現代化建設跟不上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經濟發展仍處于較為落后的狀態,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不能夠滿足對老年人的撫養需求,造成地方財政赤字,導致經濟危機。實際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決定老齡化壓力對于社會的影響,必須結合經濟基礎相考慮,社會經濟資源充裕,老齡化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可相對輕松。然而我國并不具備足夠的經濟條件,因此即使老齡化程度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仍要面臨遠遠大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帶來的社會經濟壓力。

2.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穩定的影響。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全球資源緊張和社會經濟的震蕩惡化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影響,導致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斷被放大。城市化的進程使我國農村的勞動力不斷聚集到城市以謀求更多的工作機會和發展,這對與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城市青壯年勞動力的缺乏帶來了一定的彌補,然而這對于農村中青壯年勞動力無疑是巨大的打擊,農村生產力極度匱乏,呈現的是極其低下的經濟收入狀況,農村老年人由于生產能力和生產技能的缺乏,在生產過程中獲得的收入極其微薄,并且農村中社會保障金的發放也有一定的難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數過大,老年人撫養金常得不到足夠保障,且農村人口社保額較少,在面對如今嚴重的“空巢”狀況,對農村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3.人口老齡化對文化的影響。自古以來,中國人傳統是以孝為先,重孝道,在傳統文化中具有濃重的尊老成分。在傳統社會中,“孝”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成為中國家庭關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核心部分,贍養父母對于孩子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是對父母多年來的養育之恩的報答。然而人口老齡化的情況導致我國在養老方面上從“用心”的重視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錢”的行為模式,老年人和他們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觀念中贍養父母的思想,子女們將金錢上的供養和幫助作為了贍養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間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間的聯系僅在于金錢供養或是幫助照看孩子,導致我國數千年來的“孝道”的意義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家庭的經濟資源相掛鉤。

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公共政策視角

人口老齡化狀況的出現是一種自然的社會發展現象,當這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發展到達一定階段,便出現的人口老齡化問題,社會需要對于這種變化做出及時和有效的反應,采取適當的政策和方法來適應這種變化。然而我國現有的社會制度和政策體系不能適應當前老齡化社會的發展所需,導致一系列老齡化問題發生。因此必須對公共政策進行相應的調節,來有效地應對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給社會所帶來的問題。

1.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實施的計劃生育等人口政策對于我國人口的調整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時期的中國國情,面對新的人口年齡層次分配情況,人們習慣性地認為老齡化問題的解決應該依靠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行帶來的人口發展狀況問題需要認真對待,采取相應的調整來面對老齡化的問題,然而人口老齡化不僅僅是生育政策的影響,還有人類壽命自身的延長方面的因素,僅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變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該調整或重構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來進行當前社會年齡結構和現有政策制度之間的協調工作。

2.不只調整對于老年人的政策。人口老齡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在經濟、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協調的問題,并非僅僅通過對老年人的政策的調整就可以解決的。人生在各個年齡段的狀態都是相互聯系的,必須從各個階段著手,對人口年齡結構進行調整,才能夠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影響。人晚年的生活能力和早年狀態息息相關,必須讓青年一代重視健康,改變生活作息,有所積蓄,為老年時期做好儲備。

三、結語

篇2

    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如法國和英國,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高速發展,自19 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口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下降,結果導致人口老齡化。到20 世紀中葉,人口老齡化已經引起西方人口學者的廣泛關注。根據聯合國的人口資料,1950 年,發達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19 % ,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到1970 年代,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十分明顯,而且在一些實行計劃生育的發展中國家也初見端倪,人口老齡化正越來越成為嚴峻的全球性問題。

    1956 年,聯合國在《人口老齡化及其經濟社會影響》一文中,對“人口老齡化”第一次做出了比較科學的定義:一個人口的老齡化是指人口定義為“老年”的人的比例增加。關于老年的起點年齡,為研究和統計上方便,聯合國將老年人的起點年齡定為60 歲或65 歲;關于老齡化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起點比例,世界公認的標準是60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10 %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為7 %。

    一、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的成因分析

    1950 年代以前,一般認為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共同下降才會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隨著穩定人口理論的確立與完善以及人口預測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的開發和使用) 的推廣,西方人口學家對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遷移率和人口老齡化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成因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聯合國1956 年出版的《人口老齡化》中分析了穩定人口的構成,考察了生育率對年齡構成的影響,結論是:具有相同死亡率、不同生育率的穩定人口的年齡結構之間的差異,大于具有相同生育率、不同死亡率的穩定人口的年齡結構之間的差異。聯合國1973 年再版的《人口趨勢的決定因素和后果》一文中強調人口生育率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最大因素,如果生育率下降緩慢則人口老齡化不會很快。人口學家A·柯爾將人口出生率下降帶來的老齡化形象地稱為“從金字塔底部的老齡化”。中國1970 年代末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開始迅速下降。與此同時,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明顯上升,由1964 年410 %上升到1982 年的419 % ,2000 年升至6198 %。任何人口體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長期下降就會導致人口老齡化,也就是說,任何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遲早都會出現人口老齡化。中國已經實行了長達近30 年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長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快于西方國家。據李仲生的預測, 2010年以后老年人口數量迅速增長,2050 年將達到217187 億人,老年系數也急速增長,到2050 年增至951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快速穩定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醫療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從另一個方面促進了人口的老齡化。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

    西方人口學者普遍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消費需求、私人儲蓄、勞動生產率、社會保障體制、公共財政以至經濟增長都會產生影響。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效應是非常復雜的,其效應與經濟中的具體條件有直接關系,如人口老齡化的具體程度、儲蓄率水平、養老水平、工作時間、壽命預期和經濟增長等。筆者結合中國的實際,從以下五個方面加以論述。

    1. 對勞動力供需關系和就業的影響。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的下降意味著此后大約20 年后新增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假定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變,新增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將改善中國勞動力供過于求的情況,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率,這樣看來較低的生育率對解決就業問題有利。但是,這個假定是不成立的,因為人口增長率的下降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同時也影響整個經濟的消費和投資需求,并進而影響對勞動力的需求。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外投資和出口拉動,而中國商品的出口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如果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由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而減少甚至逐步消失,那么國外對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大量出口需求會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從而減少了對中國的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此時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

    2. 對消費或儲蓄需求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格利亞尼于1950 年代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他認為消費者是理性的,一個人會以其一生擁有的要素資源總量來安排消費和儲蓄,以實現一生的消費效用最大化。一個人關于儲蓄和消費的決策不僅著眼于現實的收入,而且著眼于終身的收入。根據這種假說,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儲蓄率將下降。美國經濟學家盧卡斯1970 年代提出了合理預期假說,認為一個人的經濟行為不但受當期的各種條件約束,也受到他對未來的預期的約束,如果人們認為未來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社會保障計劃會面臨巨大的財務風險,那么現在人們會減少當期消費和增加儲蓄,從而導致儲蓄率上升。實踐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將導致養老金制度的改革,退休金或社會保險的津貼會供給老年人的養老費用,老年人不儲蓄或減少儲蓄,使得儲蓄率下降。如瑞典在20 世紀60 年代普遍實行養老金計劃后,儲蓄率從7 %下降到低于1 %;美國在20 世紀70 年代由于社會保障的增加減少了個人儲蓄總額。[1 ]從長期趨勢看,老年人口的儲蓄水平相對較低,通常在老年人口中,儲蓄的數量和利息所得基本上是隨著年齡的上升而減少,隨著我國人口的快速老齡化,特別是當老年人口內部的高齡老人增加時,勢必影響儲蓄。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儲蓄等于投資,儲蓄的減少等于投資的減少,從而對經濟的長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1985 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占GDP 的比重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儲蓄動機調查發現,2000 年以后,在中國居民的儲蓄動機中排第一位的與社會保障有關,包括養老和醫療保險,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率上升。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近20 年來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沒有提高消費率,國內消費需求不振已經成為長期困擾日本經濟發展的頑疾。從中國的具體實踐來看,人口老齡化增加了儲蓄,加重了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消費需求不足將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長期問題,快速老齡化形成的消費需求結構,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3. 對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勞動生產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勞動生產率等于一定時間內國內生產總值和各種生產要素總投入的比值。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受到各種投入的生產要素的直接和間接影響。一定數量的勞動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而人口老齡化往往導致勞動力人口減少,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克拉克在《個人與人口老齡化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勞動年齡人口中,年齡構成不同對經濟發展有不同的影響,15~44 歲的勞動力人口和45~64 歲勞動力人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有明顯差別。一般說來,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資源相對縮減。

    中國的勞動力數量自1978 年以來以3 %左右的速度增長,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與支持。但是,未來中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將逐漸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導致勞動力不足,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法國人口經濟學家阿爾費雷德·索維認為,老齡化人口的觀念趨向于保守,缺少創造力,從而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般來說,老年勞動力的反應速度比年輕勞動力慢,不能適應快節奏的生產活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中國屬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仍然偏多。為了給新增的勞動力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就要增加生產資料和資本的投資。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深,為滿足變化著的需求,生產和生產結構也要發生變化,要求對勞動力進行重新培訓和教育,而由于大齡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差,重新培訓的費用較高,接受新技術的速度較慢,很難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從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失業。不過,由于勞動年齡人口中較低年齡所占比例的下降,失業壓力的減輕,又會對降低失業率產生有利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變化可能會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產生積極的作用。

    4. 對社會保障體制可持續性的影響。從理論上講,養老保障是一種重要的分配制度,具有調節不同代際人們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功能。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在1950 年代的計劃經濟體制大環境下建立起來的,它的最大特點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城鄉二元性。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分別由民政部門、人事部門和勞動部門來加以實施和管理。幾十年來,中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對保護老年人的基本權益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這種模式畢竟是在計劃經濟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隨著中國社會發展、經濟改革的深化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這種國家保障模式已越來越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加以改革。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養老資金緊張、個人賬戶空賬運行、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較窄等。建立與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并適當引入商業保險機制是迎接老齡化挑戰的重要課題。中國是在經濟還不發達和人口總量巨大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養老與社會保障事業起步晚,并且面臨的情況更為復雜和特殊。

篇3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

在一個依賴勞動力數量投入的經濟增長中,勞動年齡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過高,都會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6]。當人口年齡結構處于最富有生產性的時期中,勞動力供給充足以及高儲蓄率就會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而當人口轉變超過了這一時期,人口的年齡結構趨向老齡化并且在總體上不再富于生產性時,那么這種額外的經濟增長源泉———人口紅利便會喪失[7]。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主要借由三條渠道,即勞動力供給、儲蓄和技術進步,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經濟增長。第一,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人口轉變會導致總人口中勞動力數量的相對改變[8]。假定隨經濟增長而出現了足夠大的勞動力需求,那么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就會較高,進而增加勞動力供給和提高勞動參與率;此外,家庭規模的減小會大大增加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這將進一步增加勞動力的供給量[9]。當然,由于分工具有規模效應,隨著勞動力供給的數量下降,分工的規模效應也會減弱,這就會導致總產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時,即使假定處于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的數量相對減少也仍意味著總產出會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導致國民收入中消費和儲蓄的分配比例的改變,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11]。人口轉變過程是長期的,既包含有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也反映了代際之間的更迭關系。在社會上,不同年齡人口的產出、儲蓄及消費行為都存在系統差異,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據總人口的主要比重時,該年齡段人群的行為就會明顯影響到經濟發展情況[12]。而且,隨著一個人的年齡增長,特別是達到勞動年齡以后,其儲蓄的變化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倘若總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比較大,那么該部分人口的個人儲蓄之和將對提高儲蓄率有利;再加上,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也就意味著他們承擔撫育、贍養等經濟負擔較輕,這些會有助于減少家庭支出,而進一步提高家庭儲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結構變化還會通過影響技術進步的速度來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13]。在一個社會中,人口的老齡化會導致吸收新知識、新觀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創新能力的下降,這就更加易于誘使一國政府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保護本國的勞動力市場,從而弱化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技術進步等對經濟長期增長的貢獻程度[14]。比如,根據歐盟的一項研究,預計來自勞動力供給和公共財政的“雙重沖擊”將影響歐盟及日本等國未來經濟增長率約0.5個百分點,而對美國的影響也將達到約0.25個百分點。此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還會導致人力資本積累模式的改變。當死亡率下降時,家庭會更傾向于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這在顯著增加勞動力市場回報的同時,也有利于推動經濟長期增長。

二、實證分析

(一)境外實證分析

發生在不同國家的顯著的人口轉變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齡結構差異,使來自經濟學、人口學等領域的學者觀察到了這一現象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

1.來自西方國家的經驗證據

一些經濟史學者通過考察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提出了來自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績效影響的經驗證據。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歐洲和北美等17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及人口年齡結構數據,指出新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較之舊大陸要高出0.47個百分點,而該增長率中大約90%、甚至全部的差別都可以歸結為新大陸在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優勢,也就是說,新大陸主要利用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提高了地區人口結構的生產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體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說服力的結論。比如,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比法國的該項指標值高出0.3個百分點,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齡優勢來解釋;再如,意大利經濟增長趕超英國的時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齡結構上存在劣勢,其還可以取得比超過英國0.3個百分點更好的經濟績效[16]。此外,人口紅利本身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國,隨著二戰以后出現“嬰兒潮”以及逐步成長為“興旺的一代”,人口紅利對1970—200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17]。

2.來自東亞國家(地區)的經驗證據

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下文統稱“東亞經濟”)創造的“東亞奇跡”,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國家(地區)趕超發達國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兩個人口因素密切相關,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齡化進展緩慢,造成了低撫養比;二是日本戰后“嬰兒熱”時出生的人口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達到勞動適齡人口,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18]。布魯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認為,東亞奇跡的實現在非常顯著的程度上可以歸結于人口轉變[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時期,東亞經濟創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高于穩態增長率達4.1個百分點。而另據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這一時期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為1.5~2.0個百分點,因而在整個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就達到了1/4~1/3;此時,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增長率的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率進一步高達1/3~1/2[20]。當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高速增長之間表現出的強關聯性并不必然帶來“紅利”效應。在目前處于人口“紅利”期的中國、泰國、韓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最富裕的國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而最窮的國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銀行在200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人口轉變的“機會窗口”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在這個發展階段上,豐富的勞動力數量提供了價格低廉的勞動成本優勢,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同時,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化既有利于減小社會保障支出壓力,又有助于儲蓄率的提高;此時,如若加上健全的資本市場可以將儲蓄轉化成為投資,那么就將發揮助推經濟增長和增加財富積累的效果。

(二)我國的實證分析

1.經濟后果分析

(1)人口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

人口結構是人口素質的社會性反映,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從綜合與定量的角度出發,研究者嘗試借助不同的統計指標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討我國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代替性指標,發現人口紅利對我國1982—2000年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率的貢獻是26.8%,同時該項研究還認為,大約到2013年,我國人口撫養比會從下降轉變為提高,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就將趨向消失[22]。張繼紅(2006)發現,性別比、鄉村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越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低,則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受阻[23]。針對目前我國上述三項人口構成的指標值均偏高的問題,研究者認為這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會造成諸多不利的影響。劉家樹(2007)考察了1990年以來我國人口結構中年齡結構、文化素質結構和人口城鄉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這些指標之間存在相同的發展趨勢,認為我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齡結構即勞動力人口與總人口比朝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化[24]。

(2)人口結構變化與勞動力供給

已有研究指出,勞動力無限供給、人口紅利和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是我國和東亞增長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圍繞人口結構變動對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影響的討論主要從數量和質量兩個角度展開。首先,在勞動力供給數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會影響我國勞動力資源供給狀況的判斷,但對影響的程度和后果的認識卻存在一定的差異。特別是近年來,有關我國經濟增長是否正在喪失人口紅利的貢獻,以及經濟發展的當前階段是否已經面臨劉易斯轉折點等的判斷,已經成為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領域的一個爭論焦點。一方觀點認為,人口轉變與二元經濟發展存在一致關系,即兩個過程具有共同的起點、相關和相似的階段特征、甚至重合的變化過程,因而利用人口預測結果等經驗材料,并結合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格局變動、“民工荒”現象的普遍化趨勢,以及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等幾個方面的新形勢,可以充分論證、檢驗和支撐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編輯部,2007)。而另一方的觀點則指出,盡管“人口紅利”涉及到了兩個存在關聯性的人口學意義上的事實(一個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變,另一個是以年齡結構來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較低),在人口轉變發生的某個特定階段確實會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用以年齡結構衡量的社會撫養系數來統一評價各國某個特定階段上人口與經濟的關系[25];我國人口轉變中出現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數量多,只是人口問題的慣性表現而非人口紅利的到來[26],如果考慮到我國尚有1億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并將之納入到非就業人數計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齡結構測算的撫養系數來確認人口與經濟的關系,就容易出現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勞動力供給質量方面,研究者主要關注伴隨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而可能出現的對其身體健康、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于學軍(1995)指出,不同年齡階段的勞動力在生理機能、生產經驗和學習能力等方面各具優勢或不足,30歲~44歲中年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最高,15歲~29歲青年勞動力和45歲~64歲老年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比中年勞動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發現,技術進步越快,勞動力的平均替代彈性越小[29]。蔡昉(2009)認為,老年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稟賦不足,不能適應技術革新和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職業的轉換和必要的調動[30]。為考察勞動力老齡化可能對僅由勞動力年齡結構決定的勞動力總產出效率的影響,楊道兵和陸杰華(2006)對我國21世紀上半葉的勞動生產率進行了預測,發現我國勞動生產率在勞動力老齡化最嚴重的2035年將降到歷年最低水平,并認為隨著勞動力的老化,社會總產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勞動力老齡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勞動力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存在差異,不同年齡段勞動力的替代彈性越小,勞動力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就越大,反之則越小[32]。張車偉(2010)也認為,勞動力年齡結構“老化”會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進而削弱我國經濟競爭力,甚至影響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活力[33]。

(3)人口結構變化與消費/儲蓄

自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進入人口紅利期,圍繞人口結構變動可能給消費和儲蓄帶來的影響問題,逐漸成為近年來學者關注和研究的一個熱點主題??傮w而言,人口結構特別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主要通過微觀和宏觀兩種機制來影響居民消費或儲蓄率。在微觀層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論的揭示,一個人處于未成年和老年兩個時期的消費均高于收入,因而是進行負儲蓄;而在成年時期,個人消費會低于收入,進行正儲蓄??梢?,若一國勞動人口比重上升,則總儲蓄率也應上升;反之,當兒童和退休人口與勞動人口之比上升時,則總儲蓄率下降。當然,考慮到退休人口的遺贈或保留一些儲蓄應付未預期到的支出,那么這些會部分地抵消因老齡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總儲蓄下降[34]。在宏觀層面,當勞動人口逐漸減少時,如果社會為每個人配備的資本存量不變,那么由勞動人口減少而節約的投資可以轉化為消費,從而人均消費水平上升;如果兒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費增長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費減少,那么社會人均消費水平也會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給出了大量關于經濟增長與年齡結構交互影響的預測,如利用“可變增長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齡結構對儲蓄的作用效果,就會發現其有賴于處在不同年齡結構群體的個體的生命周期內財富水平狀況,但這些都由經濟增長決定[3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研究者從經濟增長與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也進行了探討。中國人民銀行課題組(1999)的指出,我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受經濟增長率和居民撫養系數的影響”[37]。袁志剛和宋錚(2000)認為,高儲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下個體的理性選擇,人口老齡化造成我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發現,我國人口轉變對目前的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人口轉變影響儲蓄的程度會不斷減弱[39]。李儉富(2008)發現,儲蓄率與經濟增長率、計劃生育政策和儲蓄習性等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而與少兒撫養比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性[40]。陳如和李杏(2010)驗證了老年撫養率、人口增長率和勞動人口增長率等與儲蓄率之間的關系,發現老年撫養率與儲蓄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性,而人口增長率和勞動人口增長率都與儲蓄率存在負相關性[41]。還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結論,如我國兒童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只存在弱顯著的負影響,老年撫養系數對居民消費率沒有顯著影響[42];少兒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43]。

2.社會后果分析

(1)人口結構變化與社會保障

人口既是社會保障的對象,又是決定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變量。隨著近年來我國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面臨著諸多挑戰。以養老保障為例,孫祁祥和朱俊生(2008)認為,我國人口結構與該項制度之間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結構變化趨勢與現收現付制的社會統籌制度之間的矛盾;二是老齡化程度嚴重與養老保險低覆蓋之間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貧困與養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間的矛盾;四是人口轉變進程的區城差異與養老保險統籌層次提高之間的矛盾;五是農村更為嚴重的老齡化與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整體缺失之間的矛盾[44]?,F收現付制是建立在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撫養比低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上述條件發生變化,則要求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支撐,否則這個制度就是不可持續的[45]。從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看,如果增加“統賬結合”模式中個人賬戶的比例,可能會刺激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延緩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緩解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壓力[46]。此外,還有研究關注到了老齡化對老年照料、醫療保健等造成的影響。張翼(2007)指出,老齡化水平的升高已顯著增加了老年撫養比,特別是對那些有大量年輕人口流出的省份來說,則是常住人口的撫養比在上升,進而導致照料老人負擔的加劇[47]。蔣承和趙曉軍(2009)發現,目前我國老年照料對成年子女的就業概率和工作時間都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48]。張彬斌(2010)認為,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顯著后果就是社會適齡勞動人口比重降低,勞動力供給將出現短缺,未來的勞動人口需要通過公共養老金計劃或者家庭資助的形式承擔撫養老人的責任[49]。張車偉(2010)預計,隨著我國社會撫養比的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負擔和成本都會加大[50]。

(2)人口結構變化與教育發展

教育部門是一個重要的人力資本生產部門。一國對教育投入的總體規模和結構都與該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密切相關,當其受教育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高時,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資源;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人口的總體下降和義務教育階段后教育規模的上升,會促使教育資源的總量需求上升,從而要求資源的分配格局發生調整。都陽(2009)對教育投入水平進行了國家比較,發現我國標準化后的實際公共投入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結構方面,小學和中學階段的在校生總量規模預期都呈現出了先降后升的變化趨勢[51]。立足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與比較優勢的內在邏輯聯系,蔡昉(2009)認為,通過深化教育,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將對人力資本積累產生更多積極影響,隨著接受基礎教育的人口(即年齡在5歲~14歲的少兒人口)規模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資源的制約會有明顯的緩解,從而為擴大和深化教育創造有利的條件[52]。

三、研究述評和今后研究的設想

篇4

[關鍵詞]老年人休閑體育 失能老人 體育運動

一、引言

目前老齡化的浪潮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失能老人規模的迅速增長,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中國是世界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天津市舉辦的中歐養老服務業現狀及前景論壇上說,由于大部分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缺乏社會護理,一個老人最少影響兩個家庭,因此全國至少有幾千萬個家庭為老人的護理問題而困擾。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69億,其中失能老人940萬人,部分失能老人1894萬人。(資料來源:健康報)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失能老年人口將達到2185萬人,比2007年增長61%,2051年人口老齡化高峰將達到3850萬人,是2006年失能老年人口的3倍。我國失能老年人口規模的增長已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1]。從我國目前的國情出發,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思路,有必要探索一種新的策略,以最人本、最經濟的理念將失能老人規模降低到最低點。

二、失能老人增長的原因及社會影響

1.失能老人規模增長的原因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不斷衰退,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無法自理,自身活動能力的喪失,需要他人照顧,稱之為失能老人[2]。造成老年人失能的原因有很多。第一,自然衰老。一切事物的發展規律都要經過衰老階段,生命也如此,衰老是生物生命過程中整個機體形態、結構和功能的逐漸衰退現象。是不抗拒的自然規律。在一定條件下,衰老的速度是可以減緩的,但是不采取適當的措施和手段,必然提前進入衰老。因此,這是失能老人規模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疾病。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不良的生活習慣,淡薄的健康意識,導致各種生活習慣病的形成。而許多慢性病潛伏期長,不易被發現,如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不參加體育鍛煉,把健康寄托在醫藥上的老年人比比皆是。待到發病時,處處求醫、買藥。老年人正處于身體機能衰退階段,機體的免疫力在不斷的下降,藥物的毒副作用可能引發其他病變,最終導致失能。第三,弱勢群體。部分失能是指人的部分肢體器官的部分功能永久性的喪失。它包括先天殘疾和后天傷害。弱勢群體本身的活動能力就低,到了老年,伴隨著衰老、疾病、無人照料等因素,很大程度加快了失能老人規模的增長。

2.失能老人的社會影響

失能老人首先對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的影響,失能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不幸,不僅是身體上的痛苦,心理上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甚至因抑郁癥而產生自殺傾向,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其次,失能老人的家人是最受影響的。子女的工作、學習會受到影響,整個大家庭的心理、精神承擔著巨大的壓力,而且生活節奏、方式都會因此而改變,家人也會因此而疲勞過度、心力交瘁、誘發疾病,從身體和心理上都對健康產生很大影響。通過上文的數據顯示,現有940萬失能老人,不難算出所影響的家庭已有幾千萬。這必然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影響。

三、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現狀

休閑體育是指人們利用余暇時間,為了達到健身、娛樂、消遣、刺激、宣泄等多種目的所進行的各種身體活動方式。休閑體育的最大特點是活動主體的自由選擇性、活動內容和形式的多樣性以及活動效用的綜合性。老年人年齡、身體結構的特殊性,對參與的休閑體育運動的選擇受到了局限,弱競技性、娛樂為主的活動將成為老年人休閑體育中的主體。結合休閑體育的概念,筆者認為,“老年人休閑體育”是指老年人利用閑暇時間,為了達到延緩衰老、預防疾病、娛樂、消遣等多種目的所進行的適合老年人身體特點的身體活動方式。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健康的意識不斷的增強。休閑體育運動已成為現代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改變了社會消費結構,對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推動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休閑體育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積極地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但是在發展休閑體育的同時,忽視了老年人這個特殊的群體,目前我國老年人休閑體育大多是以老年人俱樂部、社區老年人活動中心、民族傳統體育的延續等公益性的方式進行的。因為休閑體育的發展要體現實物、服務的消費,而且老年人的消費水平較低,對參與休閑體育的理念形成了阻礙。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這是個沒有競爭價值的市場,沒有得到普遍的重視。因此在老年人休閑體育發展問題上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的空白。

四、老年人休閑體育健身服務體系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建立老年人休閑體育健身服務體系的必要性

長期照料服務是為已經成為失能老人準備的,它是解決老人失能后的問題。社會上因不孝、財產糾紛、無能力等因素而不贍養老人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老人病倒臥床都沒人照顧。這是一種丑惡的現象,是文明社會的恥辱。無疾而終是每個人的夢想,世界上每個人都要變老,都將面臨失能的可能。失能憂患關系著每一個人,不僅僅是老年人所面對的問題。長期照料服務體系的建立是關系著全民的一項重大任務。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首先要從制度上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建立管理、監督機構。這種服務可以保障失能老人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尊嚴,而且還可以吸納就業,是有利于子女和家庭的一個民生工程。同時這種服務體系的建立也存在著弊端。因為在保證民生的同時忽略了民死的問題[3]。長期照料服務無非是給老年人提供了一種依賴。這種依賴可能導致了老年人不會去想怎么樣延緩衰老、怎么樣延長壽命。長期照料服務體系的建立是不足以解決失能老人規模增長問題的,筆者認為,單存的憑借這一體系的建立去解決失能老人的問題,這種對策是一個無底洞。這種服務也是不能沒有的,據預測,2051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的時候,所需要長期照料服務的床位大約是3850萬張,而目前我們的服務床位供給僅有157萬張。這樣巨量的服務床位缺口換算成資金,大約為6000億元。在未來嚴峻的挑戰下,有必要建立老年人休閑體育健身服務體系,通過對老年人提供健康健身服務,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從而達到延緩衰老和預防疾病的效果,積極的使還沒有成為失能的老年人達到降低或延緩的目標。一方面可以發展休閑體育,另一方面給醫療與社會服務的投入減輕了負擔。

2.建立老年人休閑體育健身服務體系的可行性

積極老化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都要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實現讓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長時間地盡可能好的生活量的目標。長期照料服務對解決老人失能問題過于被動,失能老人規模的迅速增長將給國家帶來巨大的壓力。2002年,第二次世界老齡大會上,聯合國把“積極老化”確定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目標戰略。我國處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低收入的國家,在應對失能老人規模增長的問題上還有難度。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全民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養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把預防疾病和延緩衰老作為手段,走積極老化的道路[4]。將疾病、失能等消耗醫療照顧服務資源的壓力降到最低,同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積極重要的意義。體育運動的一個基本功能就是預防疾病、延緩衰老,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的目標和意義,在于吸引最大量的老年人群參與到運動中來,共享休閑體育運動給他們帶來的價值。老年人休閑體育作為一種積極的手段,應對失能老人規模增長趨勢的問題,同時也增強了老年人的體質健康。這是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和諧社會中不容被忽視的問題。針對失能老年規模的增長,預防才是硬道理,積極老化的理念預示著將給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帶來契機。

五、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趨勢

1.老年人休閑體育發展將成為減緩失能老人規模增長的主要手段

積極老化最根本的方式就是通過體育鍛煉,從而達到預防疾病和延緩衰老的目的。所以休閑體育運動也是預防失能老人規模增長的主要手段,老年人休閑體育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必然凸顯出來,應對失能老人增長的問題,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必將成為社會發展中的重中之重。它將作為一個重要的角色,以科學、人本的觀念推動社會的進步,同時與醫療衛生服務、照料服務、保險等協調發展,對降低失能老人規模的增長做出貢獻,更重要的是它發揮了引領健康,造福于社會、家庭及個人的作用。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對國家整體的發展至關重要。

2.政府將重視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并宣傳提倡國民參與運動健身

鑒于體育運動對減緩失能老人規模的增長的作用,政府必將高度重視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將不斷的宣傳提倡人民參與體育鍛煉,通過各種形式向人們普及運動與健康知識,從而提高人們的健康意思,積極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享受運動帶給他們的價值。人們應該享有健康的權利,但是僅有觀念還不夠,要達到良好的效果,有必要建立關于休閑體育的相關制度,根據休閑體育在不斷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結合具體情況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完善休閑體育發展中的缺陷,建立老年人休閑體育服務體系。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必將推動體育產業的發展。

3.非營利利體育休閑場所及服務的興起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而且老年人的消費水平較低,休閑運動場所將成為老年人休閑體育發展的嚴重問題。所以非盈利利機構將成為老年人喜歡的業余休閑娛樂場所[5]。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年人休閑體育將結合某種保障制度或者聯合相關老年人健康的管理部門,給老年人提供健身服務以及休閑健身場所。通過政府的調控和制度的完善,相信各類關于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和管理機構都將積極為老年人提供活動場所,在各個地區設立老年大學,形成統一的管理,最終以福利的形式為老年人提供有關休閑運動服務,這是老年人休閑體育發展的必然趨勢。非營利利休閑體育場所的興起也標志著社會的文明、社會的進步。

4.老年人休閑體育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內在統一的。沒有科學發展就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社會和諧也難以實現科學發展。因此,老年人休閑體育在促進人的健康的同時也將不斷的發展創新,通過體育運動延緩失能老人的增長率,延緩衰老和預防疾病的同時,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失能老年人的減少意味著被牽涉的人減少,醫療與照料服務所消耗的資源就降低了,健康的老人在享受健康的同時,無形的減少了醫療費用,給家人社會減輕許多壓力和負擔。體育運動是最科學最人本的健康理念,老年人休閑體育的發展越來越科學化、社會化。老年人休閑體育未來的發展必將給國家帶來最寶貴的財富,從而不斷的促進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1]黨俊武:失能老人考驗中國的社會安全網――中國失能老年人問題的解決之道[J].中國社會導刊, 2008.11

篇5

關鍵詞:(中)關鍵詞老齡化;退休;消費;生命周期;退休-消費之謎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10-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06;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7-08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張克中(1972-),湖北黃岡人,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公共經濟學。

正文

一級標題一、引言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人口壽命的延長,中國已經進入了人口快速老齡化的通道。根據2010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約為17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1]。從長遠來看, 中國老年人口的數量在未來的40年間將持續快速增長, 并預計在2050~2055年達到峰值, 即使以后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會有所放慢, 但總的趨勢是2100年時中國老年人口比例將維持在34%的水平[2]。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退休人群占總人口的比例將會上升,這會改變當前的消費結構并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難以繼續依靠出口和投資來驅動,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更需要依靠拉動內需來實現,所以消費和儲蓄行為的改變會影響到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大量研究發現,退休沖擊對居民的消費產生負面影響。在我國人口加速老齡化和擴大內需的背景下,研究退休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探索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也是應對老齡化沖擊的新視角。

1950年代以來,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持久收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成為分析跨期消費和儲蓄行為的基本框架[3~4]。兩者的基本思想是,向前預期的理性消費者會平滑其一生的邊際效用,可以預期到的收入下降(例如,退休導致的收入下降)不會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路徑。但實證研究卻發現,居民在退休前后消費水平會出現一次明顯下降,即所謂的“退休-消費之謎”(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5~9]。

現有的研究已從以下四個方面對“退休-消費之謎”進行解釋。第一,與工作相關的支出下降。其主要包括與工作相關的衣物、交通、通信等支出,這部分支出在退休后不再必要,相應支出的下降會導致退休后總消費支出下降。這種解釋與生命周期假說和持久收入假說并不矛盾,但實證研究表明,與工作相關的支出下降不足以完全解釋“退休-消費之謎”[10~12]。第二,食物支出下降和家庭生產作用。退休后的食物支出下降是導致總消費支出下降的另一個主要原因[13~15]。但是,食物支出下降并不代表食物消費下降,因為退休的家庭成員有大量空閑時間可以用于家庭生產(Home Production)以及搜尋低價格商品

例如在家做飯、通過去不同商店比較相同商品的價格,或多去商店尋找打折機會等方式。,從而可以在維護食物消費不變的情況下降低食物支出[16~17]。如果退休沒有影響食物消費,而僅僅是通過家庭生產作用降低了食物支出,那么退休導致的食物支出下降與生命周期假說和持久收入假說并不矛盾[18]。但是,關于退休對食物消費的影響,目前仍沒有明確的結論。第三,退休的不可預期性。這種解釋認為某些不可預期的因素,尤其是健康因素,使得消費者沒有正確預期退休時間,導致消費者沒有為退休后的消費準備足夠的儲蓄,迫使消費者降低退休后的消費水平。但這一解釋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證實[19~20]。第四,家庭消費決策過程中的動態不一致行為。這種解釋認為,家庭的消費行為是非理性的,家庭在退休沖擊發生時改變了消費行為[21~22]。

國內對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則集中在教育改革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以及醫療保險改革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23~25]。這些研究都沒有考慮中國在加速老齡化的背景下,退休人口增加對消費的影響。本文利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中家庭食物消費的面板數據研究退休對我國城市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并從家庭生產效應和我國的退休“雙軌”制這兩個角度解釋退休的影響機制。與現有文獻不同的是,我們利用的是城市居民食物消費量數據,而不是家庭用于食物支出的數據。因為用食物支出數據作為食物消費的變量難以區分“退休”和“家庭生產”對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利用家庭實際的食物消費量數據,我們可以分別考慮這兩種不同效應對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

一級標題二、模型設定

我們首先從生命周期框架下導出計量模型。假定家庭最大化其終生效用Vt:

其中,Ak,Yk和Ck分別表示第k期時家庭所擁有的資產、收入以及消費水平。r和δ分別表示利率與主觀折現率,通常假定二者相等。U(·,·)是單期的效用函數,Xk是影響邊際效用的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規模、年齡結構以及健康狀況等因素,因此(1)式允許家庭特征影響每一期的偏好。上述最優化問題對應的一階條件為:

(2)式中的歐拉方程體現了生命周期假說的基本思想——向前預期的理性消費者會平滑其一生的邊際效用。利用(2)式進行證實分析還需要知道效用函數U(·,·)的具體形式,通常都假定U(·,·)是常相對風險厭惡系數(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的效用函數。因此,本文假定效用函數U(·,·)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ρ為相對風險厭惡系數。進一步,我們假設w(Xt)=exp(X′tΓ),將(3)式代入歐拉方程并進行對數線性化以后便得到下面的線性方程:

(4)式是歐拉方程的線性近似。在(4)式中加入退休沖擊以分析“退休-消費之謎”:

其中,retireit表示退休沖擊。Zi是不隨時間變化的家庭特征,其作用是允許退休沖擊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可以預期的退休沖擊不會影響消費,即β的估計值不顯著異于零。但是,退休通常是內生的。首先,退休制度不具有強制性,居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提前甚至是推遲退休,這種不可觀測的偏好往往也會影響消費行為。其次,某些不可觀測的意外因素(如健康狀況)有可能迫使居民非自愿地提前退休,這些意外因素也會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為了得到β的一致估計,本文用工具變量法估計(5)式。

一級標題三、實證分析

二級標題1 數據和變量

本文選取1989~2009年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費估計方程(5),數據來自中國家庭營養與健康跟蹤調查。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退休制度只針對城市居民,所以本文只選取了樣本中的城市住戶調查數據。這組調查數據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包含了家庭成員詳細的熱量、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質的攝入量(熱量以千焦為單位,其余均以克為單位)。上述四種營養成分是一般食物中的主要營養成分,這些營養成分攝入量的變化能夠很好地反應實際的食物消費量

各類食物的營養成分可以參考《中國食物營養成分表(2002)》。CHNS只統計了營養成分表中的前四類營養成分。這四類營養成分很具有代表性,比食物中含有的其他微量成分更能充分地反應實際的食物消費量。。此外,CHNS還收集了家庭成員的人口社會學特征、工作狀態、工作單位性質、醫療保險以及家庭收入等重要信息。

為了研究退休對消費的影響,我們分析的對象是經歷過退休沖擊的家庭。本文用家庭退休成員個數刻畫退休沖擊。為了盡可能避免誤差,我們選用工作狀態和退休時間兩個變量標記退休。CHNS調查過程中首先詢問每位家庭成員的當前工作狀態,對所有回答退休的家庭成員則進一步詢問該成員具體的退休時間以及是否退休后返聘,若退休后返聘則記錄該成員當前工作狀態為“工作”。我們定義的退休不僅要求當前的工作狀態是“退休”,還要求有明確的退休時間,這種定義方式排除了退休后返聘的情況。根據本文對退休的定義,我們首先剔除沒有退休成員的家庭,這部分家庭沒有經歷過退休的沖擊;其次,刪除所有退休成員均在1989年以前(包括1989年)或2008年退休的家庭,這部分家庭缺失了退休沖擊前或退休沖擊后的消費數據;最后,刪除只觀測一次的家庭。所以,最終的樣本包括了在1991~2007年有家庭成員退休且至少被訪問過兩次的家庭。圖1繪制了城鎮居民各年齡段退休人員所占的比例。圖1表明退休居民所占比例分別在50、55和60歲三個年齡點上出現跳躍式增長,這是因為這三個年齡點是我國退休制度規定的幾個主要退休年齡。圖1中75歲以后退休比例

(中)圖題圖1年齡與退休比例

下降的原因是樣本中部分年齡較大的居民沒有報告不工作的原因。本文的實證部分將沿用年齡作為工具變量的方法估計(5)式。根據圖1,我們以男性年齡是否大于60歲或女性年齡是否大于50歲的虛擬變量作為退休的工具變量。

表1是主要變量的統計性描述。除了食物消費量之外,其余變量都是能引起家庭邊際效用(消費)變化的變量。家庭規模是最常用的控制變量,一般而言,邊際效用會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26],本文允許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對邊際效用影響的異質性的存在,這也是本文選用家庭總消費而不是用人均消費進行分析的原因。家庭年齡結構也是影響偏好的重要變量,本文運用成年人平均年齡控制年齡效應。其他控制變量為家庭成員的平均體重和家庭成員的醫療保險參保率等。

二級標題2 回歸結果

這一部分將利用(5)式檢驗我國城市居民是否存在“退休-食物消費之謎”。首先,利用不包含家庭生產效應的生命周期模型探討退休沖擊是否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費量,也就是說在φ(Zi)1的情況下考察“退休-消費之謎”是否存在。然后,再探討家庭生產作用是否可以平滑或緩解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最后,結合我國現行的退休制度,進一步解釋“退休-消費之謎”存在的原因。

(1)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表2是對模型(5)進行回歸所得到的結果。退休沖擊對家庭四種營養物質的攝入量都有負向作用,具體地,退休導致家庭的熱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攝入量下降了19%~27%。退休對不同營養物質攝入量的影響差異較大,熱量和脂肪攝入量的下降幅度大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的攝入量的下降幅度。這說明退休在引起家庭消費水平下降的同時也可能改變家庭選擇食物組合的方式。例如,表2 說明退休對家庭蛋白質的總攝入量影響較小,這是因為相對其他三種營養物質,消費者可能更傾向于維持蛋白質的攝入量。由于數據限制,我們沒有家庭具體消費的食物種類數據,無法具體分析退休對家庭食物消費種類和食物質量的影響。但是,這四種營養物質是一般食物中都含有的主要成分,能充分反應家庭的實際食物消費,所以我們認為退休沖擊導致家庭的實際食物消費量下降了。另外,表2中其他變量,例如年齡、醫療保險、在外地工作人數等,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與已有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注:1 p

家庭生產效應并不能解釋表2中的結論。家庭生產效應指的是:退休導致食物支出下降,但食物實際消費不下降,而表2的結論是實際食物消費下降。但我們的結論并不是否定家庭生產效應的存在。表2的結果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家庭生產效應存在,但作用太小,只能緩解退休沖擊對消費的影響而不能平滑退休的影響;二是家庭生產效應不存在。為了檢驗家庭生產效應是否存在,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

(2)家庭生產效應的存在性。家庭生產效應可以緩解(或平滑)家庭消費的前提是退休的家庭成員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產函數。我們檢驗家庭生產效應是否存在的邏輯如下:如果家庭中不存在成員專門從事家務勞動,那么退休的成員就可以重新最大化家庭生產函數,進而緩解退休沖擊對食物消費的影響;如果家庭中已經存在成員專門從事家務勞動,那么退休的成員就很難再重新最大化家庭生產函數。

我們按退休前是否有家庭成員專門從事家務勞動將家庭分為兩類,然后對(5)式稍做變換用以檢驗家庭生產效應的存在性。

令φ(Zi)=1+λ·homeworki,homeworki=0表示退休沖擊前沒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homeworki=1則表示退休沖擊發生前已經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5)式轉化為:

如果家庭生產效應存在,專門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成員必然已經最大化了家庭生產函數,這類家庭的退休成員所帶來的家庭生產效應可能很小甚至不存在,沒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則由于退休成員的空閑時間在家庭生產函數中的替代作用而出現家庭生產效應。所以,相對于退休前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沒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對退休沖擊的反應應該更小。當β和γ都顯著小于0時,表明退休沖擊對沒有成員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的食物消費影響更小,也就是說家庭生產效應確實存在,但只能緩解退休對家庭消費的沖擊,并不能充分平滑退休時的家庭消費。如果γ沒有顯著小于0則說明家庭生產效應不存在。

366戶城鎮家庭樣本中只有51戶家庭在退休沖擊發生前就已經有專門從事家庭勞動的家庭成員。表3列出了對(6)式進行回歸所得的結果。OLS回歸結果表明,在已經有成員專門從事家務勞動的家庭中,退休沖擊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更大,IV估計結果并沒有反映出類似特點。退休沖擊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仍然為負,IV估計結果表明家庭遭受退休沖擊后會顯著降低各種營養物質的攝入量。由于所有方程均表明γ為負,所以我們認為,家庭生產效應并不明顯,退休人員雖然可以通過家庭生產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退休沖擊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但“家庭生產”并不能完全解決解釋“退休-食物消費之謎”。

表3說明,在考慮家庭生產效應的情況下,退休沖擊仍然顯著地降低了家庭的食物消費,也就是說家庭的生產作用并不能成為“退休-食物消費之謎”的合理解釋。需要指出的是“退休-食物消費之謎”與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并不矛盾。一方面,家庭儲蓄的動機是多方面的,儲蓄可能是為了婚姻、購房、教育等,且教育支出是我國居民更合理的儲蓄動機[27]。另一方面,即使家庭存在儲蓄養老的動機也仍然可能由于退休時的不可預期的信息而改變最優消費模式。我國城鎮居民退休較早,高儲蓄可能僅僅反映了家庭對退休以后壽命信息的預期,而不可預期的信息仍然會改變家庭的消費決策。事實上,中國城市的老年人比年輕人的儲蓄率更高,部分學者認為這是由較高的醫療負擔所導致的[28]。這說明退休后的家庭不僅不會增加消費反而會更謹慎地消費。

(3)退休雙軌制。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雙軌制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按公務員標準進行養老金的統籌發放,由國家財政全額或部分撥款,企業退休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由社會保障基金負責發放養老金。公務員的退休養老金可以占到原來工資收入的90%左右,而企業社會養老金體系只能保證職工領取的養老金占原來工資收入的30%左右

部分內容和相關統計數據引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2/1224_23_937767shtml。雖然近幾年連續七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水平,可是實際上相對的差距仍然很大。目前,社會各界對收入差距、社會公平的關注也使得對“退休金雙軌制”的討論愈加激烈。公務員不僅退休金拿得較高,而且在長達30年的時間內不繳納養老保險;相對而言,企業職工只能拿公務員退休金的二到三成,卻要多繳納十幾萬的養老保險。這種差異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對不同群體退休沖擊的影響存在差異性。

退休雙軌制所引起的收入替代率的差異有助于我們識別前面提及的兩種可能的解釋。我們假定不可預期的系統信息對企業人員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有相同的作用。因此,如果退休導致食物消費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不可預期的系統信息,那么這兩類退休人員的退休沖擊都會導致家庭食物消費下降;如果消費下降的原因是消費對當前收入過度敏感,那么只有企業人員退休才會影響家庭消費,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應該不大甚至不存在。

為了檢驗這一猜測是否準確,我們可以按退休人員的工作類別將退休人數分為兩類。具體地,設Δretireit=Δretire_sit+Δretire_eit,Δretire_sit和Δretire_eit分別表示從機關事業單位退休的家庭成員數和從一般企業退休的家庭成員數。假設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和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對家庭消費影響不同,我們可以得到:

由于前面的分析表明家庭生產效應并不明顯,我們不再考慮家庭生產作用對家庭消費的影響。表4是(7)式回歸的結果。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企業人員的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對家庭消費有負面影響,但是統計上并不是非常顯著,而企業退休人員退休對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要大得多,企業人員退休導致家庭的各類營養物質攝入量顯著下降,且下降的幅度較大。這么巨大的差異可能與我們現行的退休金“雙軌制”有關。企業退休人員的收入替代率要比公務員的收入替代率低得多,即使是企業的高工、高管退休每月退休金收入往往只有機關、事業單位同級別人員的50%

數據來源: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086822html。這說明退休導致消費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消費決策的短視行為所致。表4同時也說明家庭預期在退休時變化的解釋并不合理。因為無論是企業人員退休還是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他們所處的經濟環境相同,對未來風險的預期也應該差異不大,唯一不同的是他們面臨的資源約束不同。因此,既有研究提出的將家庭預期變化作為我國城鎮居民退休消費之謎的解釋并不合

理。如果家庭是有限理性的、短視的或動態不一致的,家庭的儲蓄僅僅是為了某些特定的重要支出(例如,年輕時儲蓄為了購房和婚姻,婚后儲蓄為了子女教育),并不是為了平滑一生的消費水平,家庭的消費決策可能僅僅遵循“經驗法則”,那么家庭的消費水平就會受退休沖擊的影響。由于公務員退休對家庭收入影響不大,所以家庭的消費行為不會出現明顯調整,而企業人員退休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更強烈,家庭的消費行為發生明顯變化。我們認為,我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很可能是短視的,城鎮居民并未表現出平滑消費的行為。

一級標題四、結論

本文利用我國城市居民的食物消費數據分析了退休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我們發現退休對城市居民消費產生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無法用家庭生產作用來解釋?!巴诵蓦p軌制”導致機關單位人員與企業人員退休收入替代率出現很大差異,機關單位人員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并不明顯,而企業人員退休卻使得家庭食物消費顯著下降。我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與生命周期假說框架下的基本模型并不一致,這可能是由于我國居民在消費決策的過程中還存在著短視行為所導致。消費下降可能導致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根據我們的結論,進一步提高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可以減輕退休沖擊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我國現行的退休雙軌制引起了城市居民消費的不平等性,縮小兩類人員的養老金水平差異是緩解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另外,為了增強居民的消費信心,還要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障體系以消除居民對醫療支出尤其是大病醫療支出的顧慮。

由于數據的限制,我們的研究僅限于家庭的食物消費。要充分研究退休對家庭消費的影響還需要家庭消費的詳細數據。嚴格地說,家庭總消費能更好地度量居民的福利水平,數據的可得性限制了我們研究退休對家庭總消費的影響。家庭總消費有可能在退休前后沒有明顯變化,例如居民退休以后可能會增加醫療支出,也可能增加水、電、取暖等生活支出。此外,由于缺少家庭消費食物的種類和價格,本文無法仔細研究退休對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各種食物中營養物質的含量、食物質量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估計結果,家庭消費食物的價格也是分析家庭生產效應所需要的重要變量。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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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城市老年人;精神慰藉;營銷陷阱;自強自助

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于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因此,我國解決養老問題刻不容緩。具體來看,如何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樂更是一個重大課題。從理論到實踐,國內學者逐漸總結出了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居家養老三大模式,隨著社會變遷,又不斷提出新模式,比如以房養老、老年互助組合養老及旅游養老等。萬變不離其宗,養老模式的更迭都是為了因地制宜地滿足老年人的三個需求: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目前,中小型城市仍以家庭養老模式為主,退休金、養老保險和子女補貼使得城市老年人的第一個需求――經濟支持基本得到滿足,但老年人缺少生活照料特別是情感慰藉缺失現象日漸突出。

隨著社會老齡化趨勢的不斷顯現,中老年人健康問題日益得到關注,加上情感慰藉缺失,近年來中小城市出現“老年機構熱”:很多商家以舉辦中老年人健康講座、現場發放贈品為噱頭,聚集人群,然后進行相關保健品的促銷活動。這些“非法營銷”機構的擴張更造成了老年人藥品安全、財產安全及家庭代際矛盾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本文主要從社會工作的角度出發,給出使老年機構規范化的建議,并通過對城市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分析,提出彌補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舉措。

一、“老年機構”的運營模式

目前,對于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老年機構”尚無定論。但是其發展速度極為迅猛,這類“老年機構”往往具有以下五個特征:

一是打免費牌,免費聽課、免費體檢、免費試用、免費參觀、免費旅游,然后再忽悠老年人買保健品。老年人普遍存在投機心理,“免費”二字是吸引老年人注意的不二法寶。

二是打專家牌,用所謂重量級“名醫”、“專家”這樣的稱謂吸引消費者,借機推銷保健品或醫療器械。

三是打療效牌,無限放大某種功效,有些保健品甚至被吹成“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老年人普遍存在健康問題,因此很容易輕信推銷,購買產品。

四是打科技牌,一些保健品往往打出高科技等旗號,吸引老年人。老年人社會知識結構老化,對新科技有渴求,但并不全然理解,于是一些類似“高科技、專利產品、綠色環保”簡單的字眼就可以迅速取得他們信任。

五是打親情牌,主動上門套近乎、投其所好,極盡所能地拉近與老人的情感距離,甚至贈送小禮品,通過親情牌打動老年人買保健品。老年人生活空虛,缺少關懷,因此一些機構更是將親情牌打到極致,廣州就有這樣一家自稱專門“關愛”老人身體健康的公司。時常噓寒問暖,隔三差五還上門來送米送油,這份關懷和細心,堪比親兒女的周到和體貼。長此以往與老人形成固定關系,發展成為“永久客戶”,老人便甩也甩不掉了。

表面上看,這類機構是經過工商局批準的正規有資質的保健公司,經營手段也不違法,但是他們確實已經造成了老人、家庭及社會的損失。對老人來說,陷入組織的老人就如同被“洗腦”一般,瘋狂的參加機構組織的各類活動,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進而購買大堆保健品。對工作人員的信任也是空打水漂,由此造成金錢損失和精神損失。機構銷售的產品并沒有被相關部門嚴格把控,許多產品被夸大療效,這又引發了食品及藥品安全問題。家庭、子女作為旁觀者,明知是騙局,但勸說父母時往往會遭到反對,造成家庭關系緊張。對社會來說,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今年5月15日,一輛載有46人的大客車在陜西省咸陽市淳化縣境內發生墜崖事故,共造成35人死亡,13人受傷。這起重大交通事故引發了社會對于老年人生活狀態的重視。據咸陽市委宣傳部介紹,初步調查表明,西安相伴商貿有限公司以培訓講座為名,雇用4輛大客車,組織以中老年人為主的193人由西安到淳化兩日游。其他車上的老人表示,活動名為旅游,實際上是向他們推銷保健品,行程中真正的旅游也就第一天上午,其余時間都是以舉辦講座的形式推銷保健品。這就是現在盛行的“老年機構”,掛羊頭賣狗肉,并沒有取得相關資質,卻把手伸向縱深領域。這些機構打著“娛樂養老”的旗號,舉辦形式多樣的活動,以此取得老年人信任,進而開展保健品的“非法營銷”。

二、彌補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新舉措

有學者指出,老年機構“非法營銷”屢屢得逞的關鍵在于部分老年人存在投機心理,面對營銷公司的“狂轟亂炸”很容易上鉤;中老年人精神文化活動的匱乏也是導致他們進入營銷陷阱的重要原因。如今這些商家營銷手段更為多樣,以會議、旅游、家庭走訪、定期體檢及文娛活動等多種形式組織老年人參加活動,由此看來,這些機構抓住老人的弱點:社會知識結構老化,思想固執、投機心理、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等進行營銷活動。這些機構之所以能夠長久的吸引老人,關鍵在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缺乏社會存在感這一社會現狀。所以經常組織活動,形成圈子,發揮老年人余熱,讓他們感到“被需要”,再加上經常到家里來“噓寒問暖”,獲得了老年人信任。如此一來,子女被放置在尷尬位置,阻止老年人購買就會被綁在“不孝”“不關心老人”的道德十字架上。所以在彌補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探索新措施顯得尤為必要。

1、執法部門應該加大查處力度

一旦確定為保健品非法推銷,立即舉報,相關部門應對推銷當事人予以重罰,讓違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代價。鑒于目前傳銷者專門瞄準社區、公園、農貿市場等老年人集聚的地方的特點,社區應擔負起幫助老年人提高甄別各種騙術能力的職責,而許多社區定期或不定期地為老年人開設各類正規健康保健講座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2、推進大數據和養老服務業有機融合

伴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所存儲的數據正以幾何級數增長,數據已經從量變走向了質變,化身為“大數據”。借力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提高養老服務質量和效率、實現智慧養老是解決當前問題的一個出路。監測老人健康,給出科學合理的報告及方案,進而防止商家夸大的宣傳。大數據為實現智慧健康養老提供了有力支撐,為我國養老服務業向科技化、智能化、數據化方向發展創造了新的模式。以大數據平臺為基礎、科技產品為載體、遠程服務為手段,為老人提供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動態服務,讓更多的老人享受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便捷。

3、主動陪伴老年人和適當為老人購買正規保健品

老年人養生防病,希望吃一點保健品,所以,如果不給他們買,他們就會自己亂買。建議家屬經常關心家里的老人,花時間陪、花金錢買一些對的保健品,這樣才能避免老人花更多的冤枉錢。沒事多回家看看,陪陪老人家。鼓勵老人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比如打球、唱歌、畫畫等,讓老人不那么孤獨,讓騙子沒有可乘之機。有條件的定期帶老人去正規醫院體檢一下,也讓老人了解自己的身體健康情況,不容易相信騙子的信口開河。正確引導老人,經常提醒家里的老人哪一些所謂的權威專家是不可信的。對于保健品廠商組織的保健講座,盡量提醒不要參加。遇到別人推銷慫恿時,最好以“自己做不了主”之類的理由推托。

4、關注精神慰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1)重視精神慰老。一是在精神上敬重老年人。要尊重老年人,要傾聽他們的意見,體現在“老年優先”、“老人在上”等方面;二是在情感上慰藉老年人。長輩年老后,晚輩要一如既往地關心他們,使他們消除孤獨感、寂寞感、失落感。老年人有病時,精心護理,平時經常問寒問暖,同他們聊天、談心,一起娛樂,消除“代溝”;三是在心理上滿足老年人。體現在尊重老年人的選擇和盡量順從老年人的意愿。比如幫助老年人實現年輕時的夢想,引導老年人培養有益的興趣愛好,支持老年人發揮余熱等等。

(2)子女要“唱主角”。家庭養老是我國的傳統養老模式,特別在農村仍占主要地位,老年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他們子女親人的關愛?!独夏攴ā返谑畻l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員應當關心和照料老年人”。而在新《老年法》修訂草案中,更是對精神慰藉作出了規定。解決老年人精神慰藉問題應該是家庭成員的主要責任。一曲《?;丶铱纯础?,所以打動億萬人的心,就是因為世界上“什么都會改變,唯有親情永遠”。在老年人物質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情況下,精神贍養顯得更加重要,有時兒孫一句寬慰的話語、一封平安的家書、一個溫馨的電話、一件有意義的禮物,就會給老年人一個驚喜、一絲慰藉、一點溫暖、一份回報。

(3)老年人要自強。獨立性是老年人生活自由的前提,是提高生活生命質量的重要特征,也是老年人解決自身問題的重要方面。老年人應當樹立“自助多?!?、“自助而助”的觀念,調整心態,換位思考,遠離煩惱,使“空巢不空、獨居不孤、歡樂常伴”;要融入社會、融入社區、融入集體、融入自然,積極投身到社會中去,做到老有所為,發揮余熱;要培養興趣,廣交朋友,豐富生活,多參加有益的適合自己的文體活動;還要積極參與“銀齡互助”活動,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健康老人照顧體弱病殘老人。總之,要實現積極老齡化,老年人應該有精神寄托,但不要有依賴思想,不要過于依賴子女,應該自己動手做好自己的事。如何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使老年人擺脫孤獨寂寞的困擾,已是全社會包括老年人自己都不應忽視的問題。

三、結語

當前,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問題,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基本國情、市情、區情。老年人這個特殊的群體,擁有大量的空余時間,精神生活需求旺盛。如果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長期無法得到滿足,就會嚴重影響到生活品質,影響到身體健康。“老年機構”猖獗就是抓住了可乘之機,因此了解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情況,了解他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斷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促進健康老齡化的實現,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努力。營造一個愛老敬老護老的社會環境,同時老年人也要逐漸樹立“自助”精神理念,才能從根本上杜絕營銷陷阱,不斷推動和諧社會發展,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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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當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風險依然偏于下行。一個主要的擔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狀況惡化與經濟疲弱之間的負面反饋,特別是在對政策行動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況下。主要的傳導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戶違約增加,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金融資產負債表遭受更大損失,并且,新的系統性事件使恢復信譽的任務變得更加復雜。

即使在危機結束后,將有一段困難的過渡期,產出增長將顯著低于近期的增長率。將需降低金融杠桿率,這意味著相比最近年份,信貸增長將更低,融資將更加不足,特別是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此外,在一些先進經濟體,當人口老齡化加速時,還需削減大規模財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進經濟體,住戶有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繼續重新積累儲蓄。所有這些都將對中期的實際和潛在增長造成影響。

這一困難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觀經濟政策領域采取有力行動。過去的金融危機表明,拖延處理根本問題意味著經濟衰退的持續時間將更長,成本將更高,無論是按納稅人資金還是經濟活動衡量。支持貿易和金融伙伴的舉措(包括財政刺激和對國際資金流動的官方支持)將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給各方都帶來好處。相反,采取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對各方的損害很大,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的經歷是一個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是主要的傳播渠道。

鑒于為新興經濟體提供巨額融資的先進經濟體銀行面臨資不抵債問題,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下降可能將曠日持久。

先進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因為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壓力陡增

在過去,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與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進經濟體經歷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壓力對新興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第4季度,所有新興地區金融體系各領域經歷的金融壓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過亞洲危機。

金融危機傳播的程度與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的深度有關,尤其是通過銀行貸款。平均而言,新興經濟體壓力的變動幾乎與先進經濟體呈一對一的關系,但在各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關壓力協動關系的實證分析表明,與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即銀行、證券和外國直接投資)聯系越深,傳播金融危機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機中,銀行貸款聯系似乎是傳播危機的主要驅動力量。(見圖1)

銀行貸款方面與西歐國家間的密切聯系是新興歐洲國家發生嚴重金融動蕩的重要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歐銀行在新興經濟體貸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導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們在新興經濟體的資產相當于先進經濟體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國銀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對新興歐洲的債權相對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興地區中居首。

證據顯示,銀行在此次危機中起關鍵作用,可能意味著對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的下降將曠日持久。先進經濟體以往發生的系統性銀行危機(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銀行業危機)的證據表明,資本流動下降規模往往相當大,并延續較長時間。鑒于新興歐洲經濟體大規模的風險暴露,它們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見圖2)

先進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以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升級和蔓延。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較強的經常賬戶和財政狀況并無助于緩解來自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壓力傳播。然而,它們可能有助于抑制對興經濟體實際部門的影響,并有助于在金融壓力減輕后恢復金融穩定和外國資本流入。

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很嚴重,從此類衰退中復蘇一般較為緩慢。如果此類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們往往持續時間更長,衰退之后的復蘇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方面會起到幫助作用。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似乎尤為有效。貨幣政策可以幫助縮短此類衰退,但不如平時有效。

當前的衰退可能會異常漫長和嚴重,且復蘇緩慢。然而,強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動,配合恢復對金融部門信心的行動,可能會改善復蘇前景。

全球同步長期衰退

通常來看,衰退時間短、復蘇強勁。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續時間約為1年,而擴張往往持續5年以上。從衰退中復蘇的力度較強,這是由于出現反彈效應的緣故。先進經濟體的衰退和擴張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衰退頻率降低,程度更溫和,而擴張則變得更持久。(見圖3)

但是,在衰退和復蘇期間,不同的沖擊伴隨不同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動態。特別是,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程度嚴重、時間長。金融危機往往發生在貸款迅速擴張以及資產價格強勁上漲階段之后。從這些衰退中復蘇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貸的制約,這部分反映了住戶試圖通過提高儲蓄率來恢復資產負債表。復蘇往往受到匯率貶值和單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凈貿易改善的帶動。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時間更長、更嚴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來,樣本21 個先進經濟體中有10個或以上先進經濟體同時發生衰退的情況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續時間平均為典型衰退持續時間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別是如果美國也陷入衰退的話,復蘇往往較為緩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間,美國進口急劇減少造成世界貿易大幅度收縮。(見圖4)

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機同時伴隨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導致異常嚴重和長期的衰退。從歷史上看,這種情況較為罕見,因此,在做出推斷時應謹慎。然而,目前的經濟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隨嚴重金融危機這一事實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長期的,復蘇力度更弱。

宏觀經濟政策在降低衰退嚴重性和推進復蘇方面可以發揮有價值的作用。貨幣政策通常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財政政策在這些階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幫助作用,這與經濟行為人面臨更緊張的流動性制約時,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有效作用的證據一致。財政刺激也同樣伴隨更強勁的復蘇;然而,人們發現,對于那些具有較高公共債務水平的經濟體來說,財政政策對復蘇力度的影響較小。(見圖5)

■政策聚焦

系統性風險積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戰

導致當前危機的市場失靈的根源在于長期高增長、低實際利率和低波動性所孕育的樂觀態度,同時還有政策的失敗。金融監管沒有能力克服風險的集中和金融創新繁榮背后的有缺陷的獎懲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金融體系和住房市場當中系統性風險的積累。這給決策者們帶來了重要的中期挑戰。

現在的任務是擴大監管范圍,使其更為靈活,以覆蓋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此外,有必要制定一個宏觀審慎方法來進行監管,其中將包括減少順周期效應的報酬結構、穩固的市場結算安排、顧及低流動性證券的會計規則、旨在促進市場紀律的關于風險性質和風險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統流動性管理。

中央銀行還應該采取更廣泛的宏觀審慎視角,充分注意金融穩定和價格穩定,為此考慮到資產價格變動、信貸繁榮、杠桿程度和系統性風險的積累。財政政策制定者們還需要削減赤字,并使公共債務進入可持續的軌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預警系統和更為公開的關于風險的溝通為基礎,加強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

對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別緊迫,原因是國內行動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的溢出效應。與此同時,通過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將恢復全球增長前景,而雙邊和多邊來源提供的強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組織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機在很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造成的有害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實施可持續性

財政擴張刺激方案

鑒于經濟下滑的程度和貨幣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財政政策必須在向全球經濟提供短期刺激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經驗顯示,財政政策在縮短金融危機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別有效。然而,如果進行的努力損害可信度,提供財政支持的空間將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臨著困難的權衡,既要奉行短期擴張性政策,又要使人們對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復蘇穩定地走上軌道,需要鞏固財政,可以通過強有力的中期財政框架來為此提供幫助。

然而,不應過早地鞏固財政。雖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動來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現在很明顯,在2010年至少需要維持,甚或增加這樣的努力,那些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時刻準備在必要時采取新的刺激措施來支持經濟復蘇。應該盡量為此開展共同努力,這是因為,單個國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響將傳到其他國家,使全球經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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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實習;法律性質

在校大學生的實習是高校以提升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檢驗教學成果,增強學生實踐能力為目的組織的,通常都會表現為集體活動。從參與的主體上看,實習活動既有學校方面的參與,又有接收實習學生單位的參與,當然同時還有學生個體參與其中,個別情況下還有政府相關部門的參與;從活動自身的屬性上看,既是學校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又是接收單位生產經營或者其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這就給實習活動的法律性質確認帶來一定的困難,如果界定不好,在實習當中出現的諸如學生安全、勞動報酬、問責機制等問題就很難得到有效地法律保障。這樣既不利于學生權益的保護,也不利于保護學校有效地開展實習活動。從長期的角度上看,對于接收實習單位的積極性也存在損傷。

目前學界對于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的法律性質界定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認為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的參與主體是在校大學生個體和接收實習的單位,高校僅作為中介,因此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就是接收實習的單位與在校大學生個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在這一法律關系中,在校大學生相當于出賣勞動力,接收實習的單位相當于用人單位,基于這樣的基礎,可以認為實習接收單位對于在校大學生存在短期的雇傭關系,因此屬于民法上的勞務關系,屬于合同法調整的范疇。

第二,認為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的參與主體是高校和在校大學生個體,實習接收單位屬于受高校的委托,扮演了大學教師這一角色。因此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就是高校與在校大學生個體之間的法律關系,相當于一般的教學活動。在這一法律關系當中,在校大學生是受教育的對象,高校方是實施教育的主體,接收實習的單位是受高校委托,實際實施教育活動的組織機構。在校大學生與高校之間形成的法律關系,主要屬于教育法調整的范疇,高校方的權利和義務主要來源于行政授權和行政問責;高校與接收實習的單位之間是委托與被委托的關系,接收實習的單位依高校的委托事項對學生的實習活動進行組織和管理;而在校大學生與接收實習的單位之間并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只能適用過錯原則,亦即只有當接收實習的單位或在校大學生存在故意或過失導致第三方利益受損的時候才發生直接的法律意義上的聯系。

第三,認為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的性質應當由實習活動本身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來決定其法律性質。這種觀點認為,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中,發揮主要的、積極作用的主要是接收實習的各種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主要是以生產經營性的經濟組織為主。接收實習的單位接收實習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因其接收實習的目的不同,在相關經濟利益的處理方式上也各不相同,主要包括以下三種:(1)承擔社會責任。雖然我國法律制度并未對單位接收實習做普遍的強制性規定,但部分單位,尤其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秉著對社會負責的理念,希望能夠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對社會做盡可能多的貢獻。接收實習,承擔對在校大學生的教育培養責任,是發揮其社會積極功用的重要方式。秉承這種理念接收在校大學生實習的單位,往往是最負責任的,同時從實習費用的產生角度講,都是無償為在校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的;(2)勞動力的補充。我國目前結構化失業的現象比較普遍,在個別地區,由于人口老齡化加重以及群眾就業理念的影響,個別行業在勞動力的使用上存在較大的缺口。對于部分單位,接收實習的在校大學生能夠有效的緩解勞動力的匱乏,尤其在校大學生普遍具有工作認真、有激情、對薪酬要求不高等特點,更為一些單位所青睞;(3)增強自身影響。對于相當一部分接收實習的單位,與高校合作是其增強自身社會影響的有效手段,這些單位有的比較重視這一手段,會傾向于積極的配合學校,有的則認為可有可無,接收實習的積極性不高。這一類單位普遍會向高校要求支付一定的實習費用。根據接收實習的單位對實習活動的反應不同,會出現要求學校支付費用、向學校支付費用、向學生支付報酬、向學生收取實習費用等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者這些方式的混搭。根據不同的費用往來的方式,可以分別形成上文中出現的兩類法律關系,還可以出現新的諸如勞動法律關系等新型的法律關系。

在校大學生實習活動發起的主體是高校,參與的人群是在校的在校大學生,而活動的載體和出口則是接收實習的單位。對于高校而言,組織實習活動是必然要完成的教學任務,固然實習活動完成的效果與教學效果是相關的,但在現今的教學模式下,并不占到非常重要的比例,所以高校組織實習活動往往帶有被動性,其關注的重點也往往放在學生安全而非實習效果方面。在校大學生參與實習時的心態也經常帶著完成課程任務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接收實習單位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如果接收實習的單位以積極、輕松的心態參與到實習活動中來,既能夠安全高效的完成高校進行實習活動的預期目的,也能夠讓學生在實習活動中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知識和技能,以接收實習單位的利益為核心認定實習活動的法律性質,符合各方的利益訴求。經濟利益則是實習單位的核心利益之一,因此,由實習活動本身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來決定其法律性質是比較符合我國現狀的。

參考文獻

[1] 董敏.高校實習生權益保障的困境與出路[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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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信息化 醫療保險 內控制度

今后一個時期隨著人口老齡化、醫療消費需求的釋放和醫療保險待遇的提高都會給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平衡帶來很大的壓力。在傳統的模式下,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主要由人工完成,但在信息化條件下,通過利用計算機、網絡與通信等手段對會計信息進行傳輸和處理,使得內部控制的方式、范圍、內容等都進行了調整,這既給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建設帶來了契機,同時也帶來不少新的挑戰。

一、會計信息化背景下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有些單位制定的內部控制制度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有些與上級部門的規定有沖突,甚至超越權限,起不到規范約束作用。

會計信息化使得內部控制不確定性加大,首先,財務部門需要將財務數據錄入計算機轉化為“機器語言”,在人工錄入計算機過程中難以進行全程實時監控并且容易出現差錯。其次,由于計算機網絡的廣泛互聯性、虛擬性并時常發生網絡病毒問題等,無法確保社會醫療保險信息系統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一旦出現失誤而不容易被察覺,查找起來比較難。再次,在信息化條件下,操作人員被授予一定的操作權限來掌握和更改會計信息,這種權限口令極易泄露,這就使得整個內部控制的風險較大。

(二)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監督管理不到位

有些單位制定了很多內部控制制度,但在實際工作中執行不到位,有的制度形同虛設,有的制度甚至只是為了應付有關部門的檢查。

首先,在信息化條件下,內部控制更多的是對信息系統中的有關賬務進行核查,部分財會人員對原始憑證真實性的審核可能流于形式,易出現內部控制漏洞。其次,在計算機網絡信息化條件下,人們普遍都認為計算機信息系統非常準確,一般不會出錯,從而對部分數據疏于復核。

(三)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的人員技能素質有待優化

會計信息化背景下要求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的人員要系統地掌握財務軟件以及醫療保險管理信息操作系統。首先,現有的人才一方面可能存在理論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實踐上不足。其次,從內部控制的外部環境來看,醫療保險系統中存在“受益者不付錢,付錢者不受益”的情況。

二、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原因

社會醫療保險自2001年實施以來雖然有十幾年了,由于醫療保險有其復雜性、特殊性,沒有一套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點原因。

(一)醫?;鸾y籌層次低,地方主義嚴重

目前我國醫?;鸫蟛糠忠钥h級統籌為主,在統籌層次低,財政“切塊”的背景下,導致醫療保險管理本地利益化。醫療保險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業務險種,近幾年上級醫療保險政策出臺的比較多,要了解、熟悉和掌握醫療保險政策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消化”過程。

(二)醫療保險所服務的對象面廣量大,缺乏軟硬件支撐

首先,醫療保險所服務的人員類型有在職職工、退休職工、離休人員、城鄉居民、還有異地(安置)居住人員、異地轉診就醫人員等,再加上各地大力推行“全民參?!毙袆樱瑢е箩t療保險所服務的對象面廣量大。其次,現在面臨公車改革,大部分單位沒有專門的醫療保險稽查用車和稽查專用的音像設備,各市地沒有統一的醫保監控軟件。導致實地稽查的住院人員的患者信息少,稽查人員缺少稽查專用工具、工作量大,這可能導致監管存在少許漏洞。

(三)醫療保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較少并且繼續教育培訓學習活動少

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大部分缺乏醫學、財會、計算機等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編制人數不少,而實際在崗人員少,并且平時單位組織外出培訓、繼續教育的機會比較少,干部提拔晉升的機會更少,大部分人員都是依賴于以往的經驗,對新的醫療管理技術和會計信息化技術掌握的較少,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不高。這與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所管理的范圍和對象的規模相比比例失衡,導致對醫療保險的監管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會計信息化背景下完善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的對策

(一)建立健全內控機制,完善財務管理制度

1、嚴格預算控制,加大預算的約束力度

社會醫療保險基金預算是基金管理的核心內容,是基金平穩運行和醫保政策目標實現的保證。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應嚴格按照“量入為出”的原則定“盤子”,提高預算編制的預見性、準確性、完整性和科學性。

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在編制基金收入的預算時應綜合考慮上年度基金預算執行情況、預測本年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社會醫療保險工作計劃等因素,包括社會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繳費人數、繳費工資基數等。在編制醫療保險基金支出預算時應綜合考慮本年度享受社會醫療保險待遇人數變動、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社會醫療保險政策調整及社會醫療保險待遇標準變動等因素。

2、強化基金控制約束,加大財務管理力度

在信息化條件下,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依法進行醫保基金財務管理和核算。嚴格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和社會保險基金財務會計制度,建立明確的會計操作規程,對財務處理的全過程實施監督。按照不同險種依法建賬,分賬核算。

3、開發醫療保險付費預警監管軟件

縣級以上醫療保險經辦機構應開發社會醫療保險基金預警監管軟件并達到以下功能目標:在實現處方實時上傳的基礎上,將各醫療機構次均住院費用、藥占比、自付率等四項指標納入監控,還將分解住院、重復診療、頻繁就醫、超量用藥及一些復合指標納入監控考核,實現藥品、檢查、治療項目等明細通過監控系統可以即時監控到開具處方的每個醫師。

(二)強化對內部控制工作的監督管理,建立健全經辦人員責任追究制度及考評機制

各級社會醫療保險保險經辦機構應當設立稽核科或配備專職稽核人員,配備稽查專車和稽查專用的音像設備及其他技術手段。加強與審計、公安、衛生、藥監等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逐步形成聯合防范和共同打擊的工作機制。

建立健全內控制度考評機制。內控考評工作每年由上一級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統一組織,對上年度進行一次考評;通過考核,進一步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和經辦管理,發揮考評機制在服務決策和促進管理的作用。

(三)創新監督機制, 嚴把社會醫療保險基金出口關

探索建立日?;?、重點(專項)稽核和舉報稽核相結合的機制。首先,將社會醫療保險的定點單位、參保人員和經辦機構工作人員同步納入稽核對象范圍并明確了稽核方式和流程。鼓勵各階層人士積極參與檢舉揭發,實現對醫療保險系統中各要素強有力的監督監管,確保醫療保險基金的合理使用。其次,建立標準統一的監管模式。授予稽查人員各類違規事件的調查權力,加強對醫療費用的審核,嚴把基金支出關口,有效控制違規醫療費用。最后,實行有重點、有目的的審核和稽核,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影響惡劣的、對醫保各項規定執行不力的以及網上監控出現異常的問題都是查處的重點,一旦掌握確鑿證據, 務必從速下達處理決定,凡是社會醫療保險的定點單位及稽核范圍之內的項目,任何時間都可以查,任何定點單位都沒有豁免權。要重點監控CT、MRL等特殊器材、材料的使用種類、數量是否符合規定,及時調取病歷、約談當事人和問題比較突出的醫療保險定點單位,建立約談檔案,定期匯總分析,提高醫療保險管理水平。

(四)加強社會醫療保險隊伍建設,真正做到內行監管內行

目前,基層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大多存在經辦人員力量不足問題。內部控制管理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經辦人員的自身素質和業務能力,加強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人才能力建設,這能確保檢查的準確性,減少爭議,增加對醫療保險定點單位的震懾力。有條件的經辦機構可以聘請市內甚至外市的臨床醫學專家,以增加稽查考核的技術力量并避免因地域等因素對稽查效果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專家引領的同時,經辦機構稽查人員應抓住這一良好的學習機會,積極充電、提升本領 。另外,社會醫療保險保險經辦機構每年應定期多批次派專業技術人員到市級或市級以上醫療保險部門組織的醫療保險業務培訓活動,不斷提高稽查人員的業務素質、創新能力和服務意識。

篇10

時常,有一些設計圈內的朋友對我說,設計遠不止是一種技能。他們在多年的學習和從業經歷中,自然而然地認為設計更像是一種思維和態度。這些朋友們的切身感受恰好印證了包豪斯學校(Bauhaus)教授納吉的話:設計并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態度。

設計從藝術中獨立以后,就帶有強烈的目的性和功能性。當人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遇到問題,設計師就想方設法來幫助人們解決這些問題。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是設計師的宏大愿景??梢哉f,設計師天生就負有使命。這種使命落在設計師的肩上,讓他們把目光聚焦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斷地研究生活、不斷地發現問題、不斷地通過設計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設計,不僅讓生活更便利、更美好,也使生活更有意義。

當今有四個影響全球的設計大獎,褒揚為人類生活進步有所貢獻的設計和設計者。其中紅點設計獎(Red Dot Design Award)和iF設計獎(iF Design Award)的知名度更高,很多知名企業以其產品獲得這兩項大獎吸引客戶。另外還有兩個獎賽,分別是日本的G-Mark日本優良設計大獎和美國的IDEA獎(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國際杰出工業設計獎)(圖1)。這兩個獎賽,參賽設計師或設計團隊的獲獎比例更低,作品獲獎更加不易。今年的8月17日,第36屆IDEA獎的金獎、銀獎獲獎設計名單在美國密歇根州迪爾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館(Henry Ford Museum)公布。在全球參選IDEA獎的1700件設計作品中,僅有金獎設計26件、銀獎設計47件和銅獎設計63件。

IDEA獎自1980年設立至今已有36屆。發展至今,IDEA獎的參選的設計作品已經涉及28個類別,囊括家庭、辦公、戶外,以及數碼產品、交互設備、社會影響和服務系統等等,幾乎涵蓋了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這也說明設計師們和獎賽評委們的關注點不僅在于一些既有問題的設計解決方案優化,也在于一些新問題的發現和解決。設計應當作為人類發展的助力,已經成為設計界的共識。

今年IDEA獎評審委員會的25位評委,包括評委會主席、IDSA(Industrial Designers Sosiety of America,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設計戰略專家卡梅隆?坎貝爾(Cameron Campbell),服務設計專家露絲?安德森(Rose Anderson),建筑設計專家卡倫?布萊梅耶(Karen Braitmayer),建筑、景觀、工業設計的多面手和設計教育家歐文?福斯特(Owen Foster),具有亞洲背景的工業設計專家韓秀晶(Soojung Ham),來自亞馬遜的交互設計專家席爾瓦(Ana Maria Pinto da Silva)等等。從評審委員的構成來看,獎賽兼顧了設計中的不同專業方向、不同文化背景。在業界和學界專家的共同評議下,獲獎設計在較高程度上全面反映了當今設計的最高水準。

作為IDEA設計獎的主辦方,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使這項比賽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商業氣息。在歷年的參選和獲獎設計作品中,大多數都是來自全球各大企業的設計成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角逐這一獎項,并有所斬獲,是國人所樂見的。關注全球設計前沿,并且與全球最優秀的公司比拼設計與創意,也是有態度的設計師應當去做的事情。設計對生活有著巨大影響,通過設計,我們的需求得到滿足、愿望得以實現,正是設計決定了我們生活的發展方向――更幸福,抑或是更糟糕。

――愛麗絲?勞斯瑟恩(Alice Rawsthorn)對應人們對于更便捷、更美好和更有意義的生活追求,本屆IDEA設計獎,獲得金、銀獎的73件作品中大部分與數碼、健康和日常生活相關。數字技術在人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提供強有力的幫助,不僅能夠提高效率,還可以拓展我們探索未來的疆界。從前一種意義上來說,斑馬科技(Zebra Technologies)的TC8000 Mobile Computer移動電腦終端(圖2)可以使企業庫房工人通過簡單操作完成以往繁復的工作。通過這一點,這件設計品可以讓工人們每天節約12%左右的時間,也能使他們減少對重復性勞動的怠倦感。

這兩年VR(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技術的大熱也在本次IDEA設計獎有所反映。有兩件金獎作品和一件銀獎作品涉及了這一先進的技術。被微軟(Microsoft)收購的諾基亞(Nokia)從手機領域轉戰移動通信和其他高新技術。由諾基亞推出的OZO Virtual Reality Camera(虛擬現實攝像機)(圖3)面向專業的VR技術人員。這款于去年7月在好萊塢的VR產品是諾基亞與VR設備公司Jaunt合作的成果。OZO攝像機由圓球形攝像機、數字盒、塢站、攝像機底座和電源五個部分組成,其中圓球形的攝像機配備有8只4K攝像頭和8個麥克風。OZO虛擬現實攝像機擁有三維和360°全景模式錄制實況視頻的功能。諾基亞的這臺攝像機對于藝術、科學、教育、體育、通訊等諸多方面都能發揮切實的效用。而且,所錄制的視頻可以在包括手持設備的多種平臺上展示。

宏達(HTC)涉足VR硬件設計研發已久。獲得IDEA設計獎金獎的HTC的Vive Virtual Reality System(虛擬現實頭盔)在另兩大巨頭Sony和Oculus的VR頭盔設備的競爭下,不僅在市場上獲得了地位,VR頭盔的設計也得到了IDEA評委們的肯定。Vive是第一款能夠讓用戶們以全身心投入虛擬世界的設備。頭盔和配套的掌上控制器可以捕捉用戶的每一個動作。而且這款設備的使用限制門檻很低,只需要一個普通大小的房間即可搞定。三星(Samsung)的Gear 360 VR攝像頭(圖4)獲得了本次IDEA設計獎的銀獎。與諾基亞的OZO不同,三星的這款攝像頭面向非專業的大眾。前、后鏡頭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覆蓋180°進行視頻捕捉。三星的這款設計允許用戶將攝像頭與其他VR設備連接,以捕捉、感知和反饋視頻中的動態物體。這樣,用戶就能夠自己錄制VR視頻內容。不得不說,VR技術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設計把當今科技的前沿向每個人拉近了一些。

健康能夠讓人類的生活更美好、更有質量。當今有越來越多的設計關注人們的健康與醫療。今年的IDEA設計獎金獎26件設計中就有約五分之一涉及了這一方面。Moyo Fetal Heart Rate Monitor(胎兒心跳監視器)由一家挪威的專業醫療設備廠商Laerdal設計生產。這款針對嬰幼兒的心跳監視器設計初衷是為了降低胎兒在出生時或出生后不久的死亡率。大約有兩百萬胎兒死于這一危險時期。然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世界銀行估計,捐贈給不發達地區的先進醫療設備中有40%至70%不能被很好地使用。這都是由于當地并沒有良好的條件在運作這些設備。Moyo胎兒心跳監視器只需要醫護人員簡單地操作幾個按鈕就能使用。而且設備小巧便攜,甚至胎兒的家長在家中就能夠監控胎兒的心跳。

由于人口老齡化、慢性病、醫療系統效率低下等諸多原因,社會在醫療健康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多。2015年,醫療衛生支出為3萬億美元,在2020年將達到5萬億美元。由Priority Designs和Include Fitness兩家公司一同設計開發的The Access Strength醫療健身設備能夠通過增強人們的體質,緩解醫療健康體系中納稅者、提供者和患者這三方的壓力。這款數碼健身平臺根據老年人的身體狀況進行設計。它的云計算平臺可以將設備采集的健康數據提供給醫生,幫助他們為老年人設定符合美國醫保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醫療保健方案。

在嬰幼兒和年長者的醫護問題之外,設計師也關注其他常見的醫療健康問題,骨折傷者的救護就是其中之一。目前,針對人體不同地位的骨折,醫護人員往往需要不同的設備和器材進行施救。有時候還會使用石膏繃帶根據身體的部分特征進行定型。而臺灣東海大學設計的BoneAid骨折醫護設備(圖5)可以自動適應身體的各個部位,比如臂部、腿部和踝部。這可以減少針對不同部位所需的各類骨折固定器材的投入,符合當前所提倡的通用設計的標準。

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們也關注到了醫療健康問題,他們的設計也奪得了IDEA設計獎的金獎。大連民族大學的學生設計了一款急救醫療系統(Emergency Medical System)。這些學生真正認識到在急救中,可靠的設備和治療攸關患者生死。這款急救系統在設計時考慮解決醫院床位和醫療設備的不足,以及傷者轉運的不便,提供了一種可以在醫護人員之間無縫對接以及集成一整套救護系統的解決方案。正是對于急救傷者的關愛,使這些大學生們得到了評委們的肯定。

設計師所面對的場景,更多的是人們日常的生活。通過設計提升日常生活的水準,能夠讓人們的生活更加富有意義。應用新技術和新材料的設計,讓設計更好地服務于人們的生活,是IDEA設計獎關于生活和家居類設計的特點。即使是一款簡單的手動刮胡刀,也并沒有拒絕科技的美意。One Blade刮胡刀正是這樣的一件設計作品。雖然沒有復雜精密的電動機構,這款簡潔的刮胡刀仍然具有新材料所帶來的優勢。精密的幾何計算,讓刮胡刀的形態和重量分布適合拿握。One Blade所采用的軍工級別的材料和高精度的生產方式,從未用于此前任何一款刮胡刀。方便、安全和舒適,這款手動刮胡刀的設計能夠為男士帶來一種新的體驗。

結構與材料的創新,也能使人們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燈具煥然一新。由Box Clever工作室設計的Fade Task Light臺燈簡化的部件與結構(圖6),以及高品質材料,不僅能夠降低復雜生產工序的成本,也可以延長燈的使用壽命。燈臂的內部的鉸鏈式結構,可以讓臺燈在120°的范圍內調節角度。LED燈泡呈矩陣式排列,可以調節色溫、色調,眼睛也不易疲勞。這對于當代用眼過度的城市上班族來說是一種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