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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楊子暉等用最新發展的非線性因果檢驗方法研究了包括中國在內15個國家CPI和PPI之間的非線性傳導機制及其動態演變軌跡。研究發現這兩個價格指數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作用機制，但傳導機制在不同國家存在差異。在中國，總體上存在由PPI到CPI的非線性傳導機制，這意味著會加人成本推動型通脹風險。然而，下游價格對上游價格的反向倒逼機制在我國也日益凸現，使我國面臨著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因素交織作用的復雜情景。

張成思等從資本輪動下行業潮涌的視角重新詮釋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他們將國民行業劃分為投資品和一般消費品部門，構建了解釋行業潮涌和通貨膨脹關系的理論模型，并用1998年以來的數據進行了經驗檢驗。經驗分析發現，房地產價格增長率對總體通貨膨脹率和一般消費品價格變化率具有顯著的驅動效應，驗證了行業潮涌和通貨膨脹的聯動機制。決策層應該考慮從粗放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轉向重點關注行業潮涌現象及其背后暗示的居民收入、投資品供給和一般消費品供給方式的調整。

姚余棟等圍繞通貨膨脹預期和央行票據利率構建了中國的新共識宏觀經濟模型，對我國2005年以來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機制和治理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其結論是我國經濟的風險主要來自通貨膨脹預期的沖擊，通貨膨脹預期和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大，而通貨膨脹本身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相對較小;我國的通貨預期具有很強的慣性，貨幣政策要發揮效用必須對其做出反應，當前來說以央行票據利率為指標的貨幣政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陳彥斌等根據中國二元經濟的結構特征，構建了一個兩部門兩產品的BPW1Pv模型，來研究我國通貨膨脹對財產不平等的影響。研究發現，通貨膨脹不僅通過財產結構差異產生再分配的作用，還會推高農產品的相對價格，通過居民消費結構的差異來影響財產不平等，低收入家庭由于恩格爾系數高而承擔了更多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吳錦順探討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方法的問題。他用兩種方法估計和比較了1995 --2012年我國逐年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一種是他提出的基于GMM方法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一種是傳統的MIU模型框架下的方法。比較結果顯示，他提出的新方法更有優勢，因為它能同時考慮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利率等多個變量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影響。

陳剛基于CGSS (2006)數據，以居民幸福感作為衡量標準測算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經測算，我國通貨膨脹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國民幸福感會下降1.13%,需要GDP增加2個百分點才能彌補，從而通貨膨脹顯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以上結果遠高于基于歐美國家數據的測算結果，意味著我國的通貨膨脹成本遠高于歐美國家。在適應性預期的假設下，我國的預期型和非預期型通貨膨脹都顯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福利成本并無顯著差異。

彭方平等考察了我國通貨膨脹容忍度的問題。他們構建了包含時間效應的非線性面板平滑轉換模型.以合理刻畫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發現，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貨膨脹率小于2.3%時，通貨膨脹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沒有影響;當通貨膨脹率大于5%時，通貨膨脹率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兩種機制的轉換發生在通貨膨脹率為3.8%的位置，且轉換速度非常快，因而當通貨膨脹率接近或超過3.8%時，央行應迅速采取措施。

陳衛民等基于我國1990--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人口年齡結構與通貨膨脹的關系。研究發現:少兒人比重上升能夠提高通貨膨脹率，勞動年齡人和老年人比重上升則相反;盡管存在影響程度的差異，人口年齡結構和通貨膨脹率關系的性質在我國東中西部是一樣的;人口結構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老齡化達到較高水平后，老年人比重的繼續提高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會由抑制變為推高;經濟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貸款增長率和消費比重提高都會推動通貨膨脹水平上升。

二、對宏觀調節中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問題的研究

張佐敏將財政規則分為購買規則、融資規則和自動穩定規則，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考察了不同的財政規則組合對經濟均衡和政策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如果扭曲稅率根據上一期債務規模調整，則經濟具有唯一均衡的稅率彈性空間最人，而自動穩定規則可以拓寬稅率的彈性空間。同時，盯住稅率和強自動穩定規則、弱自動穩定規則的不同組合分別有利于實現政府購買刺激目標和穩定產出目標，而盯住債務和弱自動穩定規則的組合最有利于實現穩定就業和價格的目標。

朱軍用貝葉斯估計方法研究了開放經濟中我國財政政策的DSGE規則，考察了我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比較了各種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發現:開放經濟中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相對較小，我國即期擴張效應僅為0.086%;考慮債務與否的政策規則之間有明顯差異，而具有連續性特征的慣性支出規則與盯住產出的規則具有近似的經濟效應;嚴格債務約束和寬松債務約束的財政政策規則具有相似的經濟效應，因此為了充分利用資源可以采取寬松債務約束的財政政策規則。

胡永剛等將以產出和通貨膨脹為反應變量的。財政支出規則引入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財政政策會通過兩種途徑影響居民消費，一種是。財富效應，另一種是財政支出規則的預期效應。但是這種預期效應取決于財政支出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反應程度，只有當反應程度達到一定臨界值時預期效應才有效，在一個具有價格粘性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他們比較了借新債還。舊債、增加增值稅、消費稅、工資薪金所得稅。資本所得稅和縮減政府轉移性支出6種償債方式。發現不同償債方式主要通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影響，但各有側重。

王晉斌等考察了我國貨幣政策是否存在非對稱的損失偏好。他們直接采用非對稱損失函數檢驗了我國央行貨幣政策損失偏好的性質，計量結果并不支持央行在產出缺口損失和通貨膨脹缺口損失上存在顯著的非對稱損失偏好，因而對稱性損失偏好函數的假定不能被拒絕。這意味著央行采取的是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目標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權衡選擇。他們認為這可能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通貨膨脹因素的復雜性有關。

馬草原等研究了我國貨幣政策超調現象的形成機理他們針對中國經濟環境的基本事實，提出了三個理論假設分析貨幣政策超調的形成機理，并用省際面板數據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其結論是，貨幣政策超調根源于我國特殊的經濟制度環境和宏觀調控體系，它造成了我國貨幣政策調控對國有經濟渠道的過度依賴;國有投資比重上升拖累了總體經濟效率，使投資增長的總量效應受到結構效應的削弱，最終使政策當局陷入求均衡和保增長的兩難困境因而，要減輕和消除貨幣政策超調，關鍵在于扭轉貨幣政策調控對國有經濟投資渠道的過度依賴，凸顯經濟均衡發展和結構優化在調控目標中的重要性。

饒品貴等在區分企業產權性質是國有還是非國有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和商業信用的不同影響，為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存在提供了微觀證據。其基本結論是，相對于國有企業，貨幣緊縮對非國有企業銀行信貸造成更人的沖擊，企業將商業信用作為替代融資方式，證明了貨幣政策微觀傳導機制在我國的存在。另外，他們考察了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我國銀行信貸資源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配置的差異及其對上市公司未來業績的影響。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期信貸資金的邊際增加會使企業下一年度取得更好的業績，不過這主要發生在非國有企業身上，說明非國有企業經濟效益較好卻沒得到足夠的信貸資金。朱新蓉等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是否有效的問題。研究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基本有效，但是存在行業的非對稱性，少數行業的資產負債表傳導存在低效應問題;貨幣政策效應整體上存在時滯性，而且不同行業的時滯有差異。

馬勇考察了宏觀審慎貨幣政策規則及其政策效果，在DSGE模型中，動態地引入了一個具有摩擦的內生性金融體系，系統考察了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規則及其反應方式。模型的模擬結果表明，基于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對通貨膨脹和產出做出靈敏反應，緊盯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規則依然可以成為穩健貨幣政策的基石。基于宏觀穩定的貨幣政策可能更青睞簡單、清晰的規則，而非復雜的多目標規則王博等以高儲蓄率對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關系形成的約束為切入點，研究了有利于增強宏觀經濟穩定性的貨幣供給規則。他們將貨幣供給反饋規則引進了代季交疊(OLG)模型，討論了差分經濟系統穩態均衡點附近的穩定性和福利最人化的消費水平，并用我國1985--2007年的數據進行了參數校準和模型估計。結論是央行遵循的貨幣供給行為的結構參數可以影響居民的消費儲蓄決策，進而能夠影響穩態的儲蓄率;1997年后我國超額貨幣供給對通脹偏離其目標的反應程度發生了變化;我國過高的儲蓄率與經濟系統的穩定性不相容，已經觸及理性人的邊界狀態。作者認為間接提高代表性行為人的貼現率并輔以貨幣政策參數微調，可以提高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戴金平等構建了一個包含市場化利率規則和非市場化信貸指導兩種貨幣政策調節方式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我國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央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和對商業銀行的信貸指導都能夠引導實體經濟、平滑經濟波動和增加社會福利。然而，信貸指導這種非市場化的調節手段會加劇金融市場利率的扭曲，從而導致金融中介的低效率}Z0

三、對全要素生產率和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問題的研究

范志勇等用參數和非參數方法核算了開放條件下我國1981--2010年國民收入的增長狀況和特征。指數核算方法和計量經濟學分析都表明，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近年來快速下降，對國民收入增長貢獻的份額呈下降趨勢;資本投入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份額不斷上升，成為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同時，貿易條件的惡化使我國2003--2009年實際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慢于實際產出增長，出現了增產不增收現象。

龔關等突破了資源配置效率測量方法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他們證明用TFPR的對數方差測量資源扭曲會增加計算誤差，轉而采用MRPI和MRPL的方差衡量資本和勞動的配置扭曲程度。他們用半參數估計方法估計了我國制造業跨行業的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通過對我國1998--2007年制造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如果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我國1998年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會增長57.1 % , 2007年會增長30.1% 。

邵宜航等從異質性企業的角度考察了我國工業企業間的資源配置對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在研究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對交通等硬環境和金融市場軟環境造成的扭曲進行了測算和比較，并將數據延伸到2007年。研究發現:資源配置優化可能帶來很大的加總全要素生產率收益，資源配置在所考察的樣本期內以2005年為分界經歷了先改善后惡化的轉變;金融環境扭曲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資源配置扭曲的影響是造成總體資源配置扭曲惡化的根本原因;交通等基礎設施在我國未來的發展中將起到關鍵作用，2005年后對人、中企業來說交通等設施的負面影響已經超過了金融的負面影響。

蔡防將增長理論和經濟史結合起來，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激勵的角度，嘗試建立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經濟增長的成敗。他總結了四種人類經濟增長類型或階段:馬爾薩斯式的貧困陷阱、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式的新占典增長。他認為我國已經經歷了這四種類型的前三個，最終會進入一個新增長階段。在當前我國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占典增長階段的轉變過程中，已經出現了資本報酬遞減的現象。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仍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間，不過需要一系列人力資本條件和制度環境。

董敏杰等用一個可以測算經濟增長來源的非參數分析框架測算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來源。他們推導出一個非參數分析框架，用1978--2010年的省際數據測算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來源。測算結果顯示，TFP、勞動、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分別為10.9% -3.7% - 85.4%。這表明TFP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我國經濟對資本的依賴很高而且依賴性越來越強。

劉瑞翔在一個考慮了環境因素的非參數經濟增長核算框架下，用1989--2010年的省際數據，從要素投入、全要素生產率和環境消耗三方面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要素投入的貢獻份額為70.2% ,全要素生產率為20.55%，環境消耗為9.25 %，然而我國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的源泉有很大差異;存在增長源泉對我國經濟增長和波動貢獻度相背離的現象，中國經濟更多地與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一致的變動趨勢。

李平等基于純生產率和索洛余值法測算了我國生產率的變化及其增長的源泉。主要結論是:我國生產率從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漲跌互現的波動情形，其增長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是資本投入驅動型，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源于資本投入貢獻的差異;我國生產率2002年以來呈下降趨勢，同時資本投入迅速增加，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保證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武鵬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他用SFA和DEA方法，基于我國1978--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測算了勞動、資本和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研究發現:資本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源，貢獻率高達92%;勞動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小;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值略高于勞動，但絕度水平較低;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分為1979--1985年、1986--1997年、1998年后至今三個階段;我國經濟增長動力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投資拉動的作用保持了很高的水平，二是效率驅動的作用逐漸弱化，直至走到經濟的對立面。中國未來迫切需要將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由投資拉動轉變為效率驅動。

張德榮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機理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動力。他根據統計數據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實證研究發現，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適時轉換動力機制是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從深層次看，中等收入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激勵。我國存在通過知識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在空間，改革和原創性技術進步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四、對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

鄭挺國等構建了一個可以綜合利用我國季度數據和月度數據的經濟周期計量模型混頻數據區制轉移動態因子模型。他們運用該模型識別了我國1992年以來的經濟周期態勢，并在搜集宏觀經濟實時數據的基礎上，對我國2005--2011年間經濟周期的識別和測定進行了實時分析。他們發現混頻數據區制轉移動態因子模型可以很好捕捉我國經濟周期的階段性變化，并且可以提取出基于混頻數據的一致指數;該模型在我國經濟周期測度上有很好的可靠性和時效性，從而對我國是適用的。

歐陽志剛用共同趨勢和共同周期方法檢驗了中國經濟波動的國際協同，并在共同趨勢和共同周期的約束下分解了經濟增長的趨勢與周期。他們對周期成分和趨勢成分分別設定了非線性因子VAR模型，以研究國際共同沖擊、本國沖擊和外國沖擊對我國經濟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國經濟波動具有國際協同特征，國際共同沖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成分和趨勢成分有明顯的正向沖擊效應;2012年以來國際經濟增長趨勢處于下降通道，將會帶動我國經濟的下行。

楊子暉等也考察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協同性。他們構建了一個國際經濟周期三層因子模型，基于24個主要經濟體的跨國數據進行了經驗研究。研究發現，我國宏觀經濟周期在過去十多年里與全球經濟周期密切關聯，我國關鍵宏觀經濟指標的變動受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很大;國際共同因子項解釋了我國CPI波動的很高份額，外部因素對我國物價變動有顯著的沖擊;美國經濟周期對世界經濟周期具有主導作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經濟因素對主要經濟體的產出、股指波動的影響增加。

呂朝鳳等構建了一個考慮外生政府支出沖擊和代表流動性沖擊的偏好沖擊的小國開放經濟三部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來解釋我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研究發現，代表流動性沖擊的偏好沖擊是消費、TB/GDP波動的重要沖擊來源，政府沖擊是消費、就業、TB/GDP和產出波動的重要來源，該模型可以解釋我國92%以上的經濟波動特征，而且可以合理預測實際消費與TB/GDP之間、產出與TB/GDP之間的明顯的逆向協動性。

林建浩等用條件馬爾可夫轉移模型對我國1979--2011年GDP增長率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探討中國經濟周期演變過程中的人穩健問題。研究發現:以1995年第四季度為界，我國經濟從高波動與低波動交替出現階段進入以微波化為主要特征的人穩健2006年和2008年分別出現了從低到高和從高到低的方差結構轉移，目前還無法判斷這是人穩健的插曲還是終結。對于人穩健的可能原因，他們認為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存貨投資并不是GDP穩定化的原因;固定資產投資的穩定化與產出增長的穩定化緊密相關;貨幣政策呈現出與GDP增長類似的波動結構變化是人穩健的重要潛在根源。

五、對人民幣均衡匯率和變動趨勢問題的研究

孫國峰用DSGE模型實證測算了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測算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在1997年金融危機前后出現一定幅度的高估，但危機后我國加入WTO后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共同作用使人民幣匯率變為低估，低估幅度在2006年時達到近15%的最高點;次貨危機后人民幣匯率低估幅度迅速減少，甚至出現了短暫的高估;2009年后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向均衡。

陳華研究了央行干預對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影響。他從外匯交易者異質性的微觀假定出發，在理論上分析了央行干預對匯率失調程度可能存在的影響.并結合2005年8月至2013年3月的月度數據，用ESTAR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央行干預對匯率失調存在U型效應，央行干預推動了人民幣匯率更加均衡。

陸前進等從銀行信貸、外匯儲備角度考察了人民幣均衡實際匯率的形成機制，強調了銀行利潤最人化的信貸供給和外匯儲備變動的雙重影響。理論分析發現，實際匯率可以表示為貸款利率、名義匯率、外匯儲備、勞動生產率和外國價格水平的關系式，這些因素是影響實際匯率的重要因素。實證研究發現，名義匯率和人民幣實際匯率正向變動，貸款利率、外匯儲備和外匯市場壓力對實際匯率的影響為負，勞動生產率和美國價格水平對實際匯率的影響為正。

徐國祥等構建了人民幣分別同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貨幣的五元和四元模型，研究跨市場匯率波動傳導效應。研究發現: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存在顯著的交互波動傳導效應關系，匯改后人民幣表現出更強的波動傳導效應，只有歐元匯率表現的相對比較孤立;在新興市場之間構建的匯率波動傳導模型中，和其他貨幣相比，人民幣具有更強的波動傳導效應。

梅冬州等考察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順差的影響。模型數值模擬發現，在不考慮金融加速器和資產型貨幣錯配情形下，貨幣升值能明顯降低貿易順差，并且對產出的影響不大;然而在考慮到我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持有人量外匯資產并且主要依靠國內融資的現實情況后，通過金融加速器效應，貨幣升值會降低企業凈值，使企業外部融資成本迅速上升，從而對投資和產出有抑制作用，進而帶來投資品進口的人幅下降，最終使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

林念等研究了實際匯率與服務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通過對1980--2007年120多個國家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服務業發展產生一定影響，但影響程度受匯率制度的影響;實際匯率升值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會加速促進服務業發展，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二者并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1411徐濤等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制造業技術進步的影響。研究發現，匯率對制造業的技術進步有顯著影響，但不同行業存在差別，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技術進步作用不大，而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技術進步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毛日異考察了人民幣實際匯率上升影響我國工業行業就業的傳導機制和渠道研究發現，實際匯率升值通過出口開放渠道和進口競爭渠道對凈就業水平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相對于私營工業部門，國有和外資工業部門的就業水平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化的反應更加敏感,戴覓等首次使用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了匯率沖擊對中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就業人數對匯率變動的反應存在明顯的企業異質性:有相當數量的制造業企業就業量因匯率升值而下降，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制造業企業的就業量因匯率升值而上升，使得匯率沖擊對企業就業人數的影響雖然在統計上顯著，但經濟效果很小。

徐建煒等針對實際有效匯率測算中的加總謬誤問題，測算了我國行業層面的實際有效匯率。通過匹配國內外分行業的價格和貿易數據，他們估算了人民幣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認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在國內不同行業間存在顯著差異，從而人民幣匯率變化對不同行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是不同的。他們還討論了實際有效匯率指標用于計量經濟分析的內生性問題，并提出了兩種修正內生性的指標，發現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指標優于加總層面的實際有效匯率。

戴覓等則利用2000--2006年企業一交易層面的海關貿易數據，測算了我國企業層面的名義和有效匯率。他們發現，不同企業面臨的匯率變化存在很大差異，企業有效匯率差異的95%來自行業內不同企業的差異而不是行業間的差異，企業的進口的數目與其有效匯率的波動性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四黃萬陽從多個維度探討了人民幣匯率有沒有被低估的問題研究發現，中美基本要素對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有重要的長期和短期影響，2008 --2010年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被高估了5%--8%，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被高估了2%-6%，而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在2009--2010年接近均衡水平。

六、收入分配與宏觀收入分配調節問題的研究

林毅夫等從政府發展戰略的視角，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決定因素，認為政府不當的發展戰略才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研究發現:政府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會減少對勞動的需求，使資本收入增長快于勞動，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向企業和政府傾斜;如果政府推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低收入國家會經歷四個發展階段，工資水平不斷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會持續下降}。利用我國1978--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對這一理論假說進行的實證檢驗發現，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將導致城市化水平相對下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規律。

褚敏等利用我國1986--2010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從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壟斷的視角揭示了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惡化的深層原因。其研究發現: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的行為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國有企業壟斷本身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結合，即權力和資本結合形成的行政壟斷，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根本遏制收入差距的擴大，關鍵在于消除行政壟斷。

常進雄等研究了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占比問題。他們從CES生產函數出發推導了提高勞動報酬占比的基本條件。研究發現:勞動對產出的貢獻遠高于資本，勞動者的所得卻遠低于其對產出的貢獻;怎樣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取決于發展水平和要素票賦，如果要素替代彈性大于單位彈，通過擴大就業可以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反之則通過提高工資水平來提高勞動報酬占比;我國東部地區的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提高工資水平是有效的，而中西部地區要素替代彈性小于1,擴大就業是有效的。

陳宇峰等綜合考慮了技術偏向、壟斷利潤和二元經濟結構等因素，試圖完整揭示勞動份額的影響和決定機制。研究發現，就單個產業來說，壟斷利潤率是勞動份額短期變動的主要原因，技術偏向性是決定其長期運行水平的關鍵因素。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長期低位運行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選擇了資本偏向型的技術，同時二元經濟結構下逆資源票賦的技術偏向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就業吸納能力。

學界特別關注城鄉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萬華基于泰爾指數構建了城鎮化與收入不均等的理論關系，繪出了表明二者關系的倒U型圖形。基于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我國城鎮化在1978--1994年間使總體的收入不均等上升了，但1995年后減緩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是2003年后通過縮小城鄉差距使貧富差距有所下降。錢忠好等考察了土地市場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計量檢驗結果表明，土地市場化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城鄉居民收人差距擴大，二者是一種倒U型關系，城鄉居民收人差距隨著土地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呈現先擴大到相對平穩再到相對縮小的態勢，土地市場化水平對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影響的拐點為25.3%。因此，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該加快推進土地市場化改革}s4萬遠海等評估了戶籍歧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他們考慮了內生性問題，重點關注那些戶籍屬性發生轉變的群體，并綜合使用了傾向得分匹配和雙重差分法來估計戶籍的歧視性作用。研究發現，2008年，戶籍歧視使農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戶籍歧視的存在使基尼系數從0.488上升到0.499因此，戶籍歧視對我國的收入差距有顯著影響。

徐建煒等基于微觀住戶調查數據考察了1997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發現，盡管1997--2005年稅制的累進性下降了，但是由于平均稅率人幅上升，個稅的收入分配效應在人多數年份仍然上升了;我國2006年以來多次調高個稅的免征額，在提高了個稅稅制累進性的同時降低了平均有效稅率，免征額提高從總體上反而惡化了個稅政策的收入分配效應，它在降低中、高收入者稅負的同時沒有使低收入者受益;我國個稅與發達國家相比累進性較高，平均稅率偏低，削弱了個稅政策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作用}5r i

七、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了環境規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和中國工業發展方式轉變之間的關系。他們采用考慮非期望產出和松弛問題的非徑向非角度SBM效率測度模型和ML生產率指數法，測度了我國工業36個行業的綠色技術效率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同時用面板門檻模型估計了環境規制和中國工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非線性關系并計算出門檻值。研究發現:2001--2010年我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倒退，導致其對工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為負數;環境規制可以通過作用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影響工業發展方式轉變，但存在著規制強度的門檻效應，當環境規制強度介于門檻1.999和3.645時，逐步加人規制力度會有利于工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蔣伏心等選取了2004--2011年江蘇省制造業行業的面板數據，用兩步GMM法研究了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企業技術創新呈U;型動態特征，隨著規制強度的增強，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由抵消效應轉變為補償效應環境規制主要通過FDI和企業規模兩方面對技術創新產生間接影響;利潤率和工資水平對企業研發投入有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并且不受環境規制的影響。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抵消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負面影響。

楊繼生等通過構建含有非觀測交互效應的面板SVAR系統，測度了經濟增長的自然環境成本和社會健康成本及其地區差異，并考察了法制、文化、社會意識等非量化社會環境因素對環境污染和社會健康動態影響的趨勢特征。研究發現:我國各地區的環境污染成本約占人均GDP的8%10%，且發達地區顯著高于欠發達地區;醫療支出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彈性為1.66，顯著大于1,表明經濟增長最終反而降低了社會健康總水平;非量化社會環境因素對環境污染的遏制作用2008年以后顯著弱化。

涂正革等基于我國1995--2011年30個省工業化、城鎮化和COZ排放的數據，用LMDI兩層完全分解法研究了工業化、城鎮化對CO排放的動態邊際凈影響。研究發現:我國COZ排放的區域差異顯著，中西部地區經濟規模擴張的邊際碳排放量遠遠大于東部地區;工業化加速是我國COZ排放的主要推動力量，雖然工業規模擴張的邊際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但工業比重的邊際碳排放量卻呈上升趨勢;城鎮化給我國碳減排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城鎮人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COZ排放量平均增加6.83MT他們最后從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產業轉移政策、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政策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趙紅等用協整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1978--2010年COZ排放與城市化、經濟增長、能源消耗、貿易開放的關系。研究發現，經濟增長、能源消耗、貿易開放長期中對COZ排放有正向影響，城市化則有負向影響;短期中，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對COZ排放的正向影響較強，城市化則有較強的負向作用，貿易開放的作用不確定;能源消耗與碳排放存在互為因果的雙向影響機制，經濟增長、貿易開放和城市化與碳排放則僅存在單向影響機制。他們從減排政策、能源結構、對外開放、城市化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黃茂興等將環境作為特殊的生產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擴展后構建了一個包含環境部門在內的五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并分析了環境的消耗、再生和管理，物質資本積累、研發、人力資本開發等因素在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他們基于我國內地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聯立方程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結論是:人力資本開發、研發部門的生產效率與研發部門人力資本存量的提高對可持續最優增長率的提高有積極作用;長期來看，環境管理對最優增長率、環境質量的提高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至關重要;我國仍處于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左端;消費者越偏好未來的消費，環保意識越強，可持續最優增長率就越高。

篇2

關鍵詞：微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創新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3）02-0128-01

一、《微宏觀經濟學》及其特征

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包括的相關理論十分廣泛。主要有：一是均衡價格理論。研究某種商品的價格是根據供求雙方共同決定的。并根據價格機制對經濟進行調節，當市場上某商品供大于求時，說明資源配置不合理，其價格下降。相反，供不應求，則價格上升。二是消費者行為理論。研究消費者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到各種商品的購買上去，以實現效用的最大化。三是生產者行為理論。研究生產者如何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各種物品的生產上去，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四是廠商均衡理論。研究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廠商如何決策。五是分配理論。研究按照什么原則來分配。六是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微觀經濟政微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改革與創新研究

楊金磊

（棗莊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 山東 棗莊 277000）策有利于彌補公共物品、壟斷性商品等價格機制不能有效調節的缺陷。

宏觀經濟學則是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包括相關理論十分廣泛。主要有：一是國民收入理論。研究包括長短期的宏觀經濟學決定。即長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物價水平及失業問題；短期的AD-AS模型。二是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研究通貨膨脹的原因。三是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國民收入波動的原因。四是宏觀經濟政策理論。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微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及經濟政策存有較大區別。但是，二者之間又有密切聯系。一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相互補充。即微觀經濟是假定資源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分析如何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宏觀經濟學則是假定資源配置的條件下，分析如何達到最優的資源利用。同時，二者共同組成西方經濟的理論體系。二是微觀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其中，微觀是研究個體行為，而宏觀則是研究總體行為。因此，微觀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三是《微宏經濟學》以實證研究方法為主。西方經濟學是在社會制度的背景下，來具體分析問題。因此，二者研究方法屬于實證研究領域。

二、學習《微宏觀經濟學》的困難分析

對于初學者來說，《微宏觀經濟學》較為抽象且不易理解。究其原因，既有學生自身原因，也有教學方法原因。

首先，入校新生對《微宏觀經濟學》缺乏理性認識是學習困難的重要原因。所謂經濟學的理性思維則是對任何觀點都要懷疑的。同時，需要用邏輯的精確性去懷疑。而對于初學者來說，從宏觀層面上看，在高中階段的教學環境相對較小，課程安排較為集中，教學方法相對單一。相反，大學階段教學環境相對寬泛，課程安排比較分散，教學方法多元化。從微觀層面上看，過去的教學內容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基本上沒有接觸西方經濟學思想。另外，對于高中應試教學為主，向大學以自我學習為主的轉變還沒有完全適應。再加上，課程的抽象、理論性強、難以理解更是讓入學新生學習西方經濟學難上加難。因此，入學新生無法形成學習的興趣和愛好，進而缺乏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其次，入校新生對《微宏觀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理解缺乏是學習困難的關鍵原因。假設條件是經濟學理論成立的前提。因此，學習經濟學必須從正確的理解假設條件開始。諸如：在學習《微宏觀經濟學》之前必須理解基本假設。一是“經濟人”假設。把人的本性假設為利己的，企圖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完備信息”假設。在“完備信息”條件下，人們擁有做出決策的一切信息。三是“完備市場”假設。在“完備市場”條件下，市場競爭充分。四是資源稀缺性假設。正是因為人類欲望無限與資源有限的矛盾性，才有必要深入研究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問題。

再者，入校新生對《微宏觀經濟學》中的經濟學模型重視不夠是學習困難的直接原因。經濟學模型是深刻認識和理解原型問題而對其所作出的一種抽象和升華的概括。尤其是通過經濟學模型來分析經濟問題，更加直觀、更加清晰、更加簡化、更加利于理解。因此，重視經濟學模型對于初學者來說十分重要。

另外，教學方法陳舊，理論介紹過于枯燥乏味是學習西方經濟學困難的又一直接原因。

三、學習《微宏觀經濟學》的方法

當前，針對二批本科學生學習《微宏觀經濟學》的困惑。筆者認為，結合學生的學習實際情況，專業老師應該從教學的實際出發，采取新的教學方法和思路。

首先，在經濟學教學中應該重視理論聯系實際。一是適時開展相關經濟學講座。尤其是結合一些經濟熱點問題（如：經濟危機、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等問題）進行合理分析其現狀及原因。二是重視理論知識的講解，采用言簡意賅、通俗的語言講解尤為重要。三是采取案例教學，并將典型案例融入經濟學理論當中。

其次，在經濟學教學中應該重視與學生的互動。一是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從學生個人實際情況出發，適時引導學生思考問題。二是注重通過適時反問，來不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三是重視提問，了解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

再者，在經濟學教學中應該重視培養學生的經濟學思維。一是要求專業課老師讓學生清楚地知道經濟學的基本結構。經濟學研究不僅是關于生產、成本、價格、供求等方面，也不單是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等問題。而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和規律的社會學科。二是要求專業課老師讓學生了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另外，要求老師必須采取板書與多媒體技術相結合的教學方法。采取“黑板+板書”的教學模式，讓學生看清全過程及各種邏輯關系。同時，還要多注重激勵教學與情感教學相結合，多激勵、多鼓勵學生的學習熱情，在教的過程中注重眼神、肢體語言的交流。

參考文獻：

[1] 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 黃亞鈞.西方經濟學（微觀和宏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篇3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存款，貸款

一、背景介紹：

利率市場化是指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利率，包括利率決定、利率傳導、利率結構和利率管理的市場化。實際上，它就是將利率的決策權交給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自己根據資金狀況和對金融市場動向的判斷來自主調節利率水平，最終形成以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利率形成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改革將著力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也預示著利率市場化進程在未來會進一步加快。

二、利率市場化釋放內需潛力的機制：

利率市場化通過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通過經濟的傳導機制，間接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深化經濟轉型：

消費者方面：利率市場化能夠增加實際存款和投資收益率，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促進經濟增長向內需為主導的方式轉變。

企業行業方面：同時利率市場化將引導資金流向具有可持續發展和新興科技行業和企業，遏制粗放型投資增長模式，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促進結構調整的深入加速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

國家宏觀經濟層面：利率市場化能夠促進投資效率的提高，根據金融深化理論和發展中國家利率市場化的經驗可以看出，利率市場化可以使實際存款利率保持在一個合適的正數水平，這樣有利于促進一個國家儲蓄、投資及經濟增長。

三、利率市場化對于金融市場的影響：

（一）短期內存款利率呈現上升趨勢，利息差縮窄：利率市場化以后金融機構將獲得更大的金融產品自主定價權，這在一個方面給金融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活力，同時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來說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為更加嚴酷的競爭以及存款利率上升所帶來的整體資金成本的上升，加上利息差的縮小都讓將銀行推向了風口浪尖。銀行將通過對于客戶個性化的服務和差異化營銷來為獲取更多的客戶資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將得到有效的解決，消費者將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息收益。

（二）金融產品和工具的創新運用加速：由于存款利率水平上升，帶來短期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投資市場的資金供給不足，為了吸引資金流入，各種投資渠道贏利性會隨著利率上升而水漲船高。同時伴隨著利率市場化，與穩定利率相比各金融機構的風險系數也會上升，這也將促進了各種理財產品的創新和發展。金融產品的增加能夠使消費者投資渠道增加，更高的收益率也意味著消費者將擁有更高的投資熱情和財富，這都會對消費者的消費和投資決策造成影響。

（三）直接融資市場將得到大力發展。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利率趨升的預期，將沖擊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市場，而以債券股票信托、票據為主的直接融資市場將得到大力發展。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完善也將同步進行，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失衡正在逐步改善，這將有效的配置市場資金和需求，引導資金從不同的渠道流向實體經濟主體，為中國實體經濟注入活力。企業能夠更有效的獲得資金資本，消費者則能夠更直接的參與到實體資本的投資當中，分享企業發展的蛋糕獲得投資收益。

四、金融市場變化對于內需變化的影響：

（一）消費者：根據宏觀經濟學消費者跨期均衡模型，根據中國高儲蓄率的現狀，將典型消費者假設成一個資金借出者，通過分析可以發現，當利率水平上升的時候，典型消費者面臨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由于中國利率市場化的水平預期不明顯，所以沒有辦法確定哪一種效應比較大，但是通過模型可以肯定的是，消費者在未來的消費一定會增加，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的增加有效拉動了國內需求水平，有效促進經濟轉型。

1、金融市場的變化影響消費水平的原因：存款利率上升和金融產品的創新和豐富都使消費者面對的投資渠道大大增加，這也意味著消費者手中的剩余資金能夠更多的投向實體經濟，增加消費者投資總額。這不僅能夠有效的拉動內需，同時還能間接刺激消費達到一個乘數效果，有效的促進中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

居民財富增加，消費水平增加：根據宏觀經濟學消費者跨期均衡模型，由于消費函數是居民財富總額的一個增函數，當居民財富增加的時候，消費者的消費量將會增加。高投資收益和存款利息讓中國消費者的鼓起來，收入和財富總額的增加必將會刺激消費者在消費方面的需求。

（二）企業：

1、直接融資比重逐步提高，有助于企業降低融資成本，擴大實體經濟投資：由于直接融資渠道日益暢通，根據相關研究，在中國直接融資的實際成本是低于間接融資的，雖然說理論上并非如此。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較長時間內間接融資一家獨大，造成融資結構不均衡銀行壟斷現象嚴重，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使得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會使得企業擁有多樣化的資金來源，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擴大投資總額。根據宏觀經濟學當中企業生產的產出模型：Y=zF（K，Nd），更多的融資渠道能夠讓企業更多地獲得貨幣資本，不僅能夠提高當期產出，也可以進行更廣泛的投資從而有效獲得投資回報。

2、投資效率上升，投資回報率增加：融資渠道的多樣化能夠幫助企業獲得融資，但是由于在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下面臨的高風險，投資者對于投資項目的考察也越來越嚴格，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下，更多地公開和透明將使那些真正有潛力和實力的項目輕松獲得融資，而淘汰粗制濫造的項目，提高了投資質量，是企業和投資人都能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

（四）總結：通過上面對于中國利率市場化的相關理論的介紹，以及根據宏觀經濟學模型對于消費者和企業行為的分析，可以得到利率市場化可以說對于中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和顯著的影響，所以中國在未來的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利率市場化還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斯蒂芬D威廉森.宏觀經濟學[M].2010，（1）

篇4

 

高效課堂就是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思考的課堂，是學生充分自主學習的課堂。《宏觀經濟學》是經濟類專業學生必修的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該門課程的教學普遍采取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的傳統模式，這種“滿堂灌”、“填鴨式”的授課模式容易導致學生課堂學習效率低下，學習能力降低。在《宏觀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引入小組合作學習，期望轉變學生的學習狀態，主動參與到師生共同構建的教學過程中，提高課堂效率。

 

一、小組合作學習的必要性

 

1.調動學習積極性，提高課程的吸引力。《宏觀經濟學》課程一般采用大班制授課，教師采用講授為主的傳統授課模式，已經很不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而在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學生處在一個比課堂更小的集體內，有助于提高教師的關注度。

 

2.符合經濟類課程的特點，培養學生團隊協作能力。 目前的大學生大多屬于95后，他們主體意識強，思維活躍且參與意識強。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學生是主體，從“要我學”轉變到“我要學”，增加了自我表現和動手實踐的機會，學生需要學會交流、協作，和睦相處地開展研究學習，培養了探索精神和團隊協作能力。特別是在目前大班授課、客觀經濟狀況更新快，極大地豐富經濟理論的情況下，組織學生開展小組學習，將課堂內外教學結合起來，有助于教學任務的完成和教學效果的提高。

 

二、小組合作學習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教學環節設計

 

在課堂教學中如何發揮學習小組的作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教師通過豐富多彩的小組活動，并進行有效的管理和考評，使學生能夠更好地完成教學目標。

 

1.科學的劃分學習小組。通過研究我采取“組內異質，組間同質”的編排原則。在小組編排上根據學生的性別、興趣、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合理劃分小組，然后根據未來職業方向進行角色定位。目前《宏觀經濟學》課程除了個別課堂由1個自然班，五六十人組成外，一般由兩個自然班組成，大多為八十人左右的大課堂，在劃分小組時應該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以自然班為單位劃分學習小組，每組7-9人。一方面方便教師對小組活動的指導，另一方面也避免有些學生的“搭便車”行為。另外小組成員的男女性別比例大致相等。一般情況下，盡可能地使不同小組之間男女生人數相等或相近。

 

第二，就業為導向，對小組成員的角色進行定位，明確組員責任和分工。如“總經理”負責掌握小組活動的全局，分配發言機會，協調小組學習進程，掌握合作學習的時間;“監管員”負責監督組內每個組員合作學習的結果;“記錄員”認真及時記錄每個組員發表的意見和內容及討論結果;“策略員”能夠激發其他組員討論的積極性，鼓勵不愛發言的組員說出他們的想法等等。

 

2.確定小組學習內容的。 確定小組學習的內容，首先，要重構教學內容。為了使小組學習行之有效，需要明確哪些內容是需要教師直接在課內精講的，哪些內容是可以交給學習小組獨立完成的。其次，結合客觀經濟狀況。要搞好課堂教學，需要明白學生關注的問題，或引導學生關注經濟熱點，引導學生把課本中的所學理論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在此基礎上，制訂出每堂課的教學引導計劃。

 

3.小組合作學習的考評。考評方式與考評要求對學生學習來說，是一根重要的指揮棒。考評過程中在關注學生團隊展示效果的同時，兼顧每個學生在團隊中的奉獻精神與工作強度，堅持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采用小組自評和組間互評相結合的方法，提高評價的準確度。

 

三、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實踐分析

 

每學期開學三周內，完成學習小組的劃分和學習內容的安排，以便對小組合作學習活動的開展情況進行必要的指導。2014-2015學年第一學期，開設《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班級有國貿1301、1302、1303和1304班。根據實驗要求，將國貿1301和1302班設定為實驗組，安排小組合作學習;國貿1303和1304班按照傳統的授課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根據《宏觀經濟學》的課程內容，選擇將“利率的決定”“失業和通貨膨脹”等章節作為小組合作學習的內容，要求各組制作出PPT，自第6周開始，每雙周課程安排2個小組講解，將學生的自主學習和教師的講授進行有機結合，避免了課堂的單調性。在講解階段，其他小組成員作為評委，對講解組的講解情況進行打分;各組滿分為10分，計入小組平時成績。學期結束后，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期末考試成績，分析小組合作學習的效果。

 

1.一份試卷理想的難度系數是0.2左右。其計算公式為：L=1-X/W其中：L為難度系數，X為分析組平均得分，W為試卷總分(一般為100分)。計算可得實驗組的難度系數是0.23，對照組的難度系數是0.26，兩者相差并不大，均處于理想的難度系數區域。

 

2.區分度是區分應試者能力水平高低的指標。試題的區分度在0.4以上表明此題的區分度很好。其基本計算公式：D=2(XH—XL)/W，其中：D為區分度，XH為前27%的高分學生的組平均分，XL為后27%的低分學生的組平均分，W為試卷總分(一般為100分)。計算可得實驗組的難度系數是0.5，對照組的難度系數是0.46，兩者相差不大，均達到理想的區分度。

 

3.從表1可以看出，實驗組的平均分高于對照組，標準差系數低于對照組，因此實驗組平均分的代表性更好。

 

4.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出，經過小組合作學習，學生的優秀率在呈上升趨勢，實驗組中優秀的學生比重為9.86%遠遠大于對照組的 1.45%;60分以下的同學所占的比重8.45%遠遠小于對照組中的14.49%，二者在其他區域的比重相差不大。究其原因是就業導向的小組合作學習方式，激發了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引導學生學會主動思考，從而真正提升了學生學習效果。

 

四、結語

 

小組合作學習作為一種新型的教學組織形式，在課堂內外教學中組織學生開展小組學習有其必要性。通過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設計，將教師的講授與學生自主學習相結合，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有助于提高課堂效率。

篇5

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研究人類賴以“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的“商品或財富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最古老、最基礎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的研究可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主要研究消費者和生產者，主要是效用、生產成本、利潤的問題，消費者的效用如何最大化，生產者利潤如何最大化，強調了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的重要性。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宏觀經濟現象與經濟政策，即研究國民收入、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這些問題，以及如何搭配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經濟平穩運行。

（來源：文章屋網 ）

篇6

關鍵詞：《通論》 凱恩斯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志碼：A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似乎已經遠去，但由危機所引發的人們對經濟學理論的質疑和反思卻還遠遠沒有結束（Romer，2012）。[1]在這場反思中，凱恩斯的名字被越來越多地提及，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凱恩斯”成為了一種新的研究熱點。《凱恩斯傳》作者斯基德爾斯基的新作《重新發現凱恩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作者伊特韋爾和米爾蓋特宣稱主流經濟學理論事前沒有預測到危機的到來，事后也沒能提出有效解決危機的政策方案，因此理應被拋棄，現在是凱恩斯經濟學重新興起的時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倡導現在應該是“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貝特曼將危機后十幾位著名經濟學家闡釋凱恩斯經濟學的論文匯編成冊，出版了《回歸凱恩斯》一書。但仔細分辨這些經濟學的觀點卻會發現，他們所倡導的回歸凱恩斯的內容存在非常大的差異。或者說，他們所倡導的現有經濟學應該改進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經濟學文獻中，關于什么是凱恩斯經濟學本就存在著諸多爭論。

本文旨在梳理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后，經濟學界存在的主要的幾種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解讀，并簡要介紹他們之間的爭論。接下來第二部分介紹《通論》出版的背景及凱恩斯革命性的觀點，第三部分介紹IS-LM模型的出現以及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闡述，第四部分介紹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綜合派的批判和他們對凱恩斯經濟學的解讀，第五部分介紹現在主流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解，包括新凱恩斯主義和新-新古典綜合派，第六部分是總結。

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

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 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

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 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四、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卡恩（Richard F. Kahn）、斯拉法（Piero Sraffa）、卡爾多（Nicholas 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

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 Orleans 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 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

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

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六、總結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學界對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并出現了倡導“回歸凱恩斯”的研究動向。其實不同經濟學家所倡導的回歸凱恩斯的內容并不一致，而這根源于《通論》出版后，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對什么是凱恩斯經濟學有著不一樣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論》出版后，幾個不同版本的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脈絡。《通論》的寫作背景是，大蕭條后正統經濟學（從內容實體看即是現在的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對現實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凱恩斯試圖指出經濟學本身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種全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通論》出版后引發巨大反響，卻也因內容晦澀難懂引起了很多爭論。希克斯等經濟學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并迅速流行開來，以此為基礎產生了戰后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綜合派對《通論》的解讀遭到了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劍橋資本爭論，并孕育產生了后凱恩斯經濟學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綜合遭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批判，演變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九十年代后，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開始融合，出現了新-新古典綜合派。

基于這種認識，本文認為今后的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以后凱恩斯經濟學為主體的經濟學研究傳統。

參考文獻

[1] Harcourt， G. C.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69

[2] Harcourt， G. C. Th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Old Ways and New Horizons―or Dead End？[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

[3] Kahn， R. F. The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4] King， J. E.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3

[5] Robinson， J. 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 Romer， Davi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McGraw-Hill， 2012

[7] Samuelson， P. A. A summing u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 Snowdon， B. and H. R. Vane .An encyclopedia of macroeconomics[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2002

[9] Young， W. Interpreting Mr. Keynes： The IS-LM Enigma[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

[10] 布賴恩?斯諾登等.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較研究引論，蘇劍等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11] 蔣自強，史晉川等.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12] 凱恩斯.貨幣論（第二卷），譯[M].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篇7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 模塊化 教學改革

一、關于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來源于法國魁奈的《經濟表》和英國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933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提出《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現代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出版后迅速發展起來。《通論》提出的最有影響的見解是經濟大蕭條產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律”和“流動性偏好”的存在，市場完全有可能出現供求非均衡狀態。同時由于價格和工資存在“黏性”，市場自發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發揮作用，而政府干預的公共支出卻能夠作為外生性工具發揮替代作用。這一見解推動了當代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建立，并且為宏觀計量經濟學的建立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導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與AD-AS模型一起成為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基礎。

二、關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模塊的劃分

（一）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宏觀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的整體經濟運行及政府運用經濟政策來影響經濟運行等宏觀經濟問題的社會科學，其研究領域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就業理論、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財政與貨幣政策。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宏觀經濟學基本框架

（二）宏觀經濟學教學中的主要模塊

1.國民收入的核算。國民收入是反應整個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在宏觀經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國際投資者非常關注的國際統計項目。國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兩個指標，一個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另外一個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

2.IS-LM與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漢森根據凱恩斯觀點提出的，該模型是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多恩布什把IS-LM稱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核心。該模型通過利用利率的傳導機制，分析了政府主動干預經濟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效果，成為戰后各國主動干預經濟運行的首選理論依據。但從實踐來看，該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別是70年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的崛起，對傳統凱恩斯理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由于國內經濟學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國內經濟學教材仍然繼續沿用這一思路。但在國外許多國家，IS-LM模型有時出現在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但只是作為建構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的一個階梯。進一步將總需求和總供給結合起來解釋國民收入與價格決定之間的關系，就是AD-AS模型。

3.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理論。在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總量的增加，二是人均產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的程度可以用經濟增長率來描述。哈羅德（1948）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多瑪（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兩個模型幾乎相同，所以一般稱為“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一般的表達式為：盡管哈羅德多瑪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認該模型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經濟增長理論最有影響的是索羅提出的“slow增長模型”。索洛模型又稱作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外生經濟增長模型，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的經濟增長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創立的，用來說明儲蓄、資本積累和增長之間的關系。自建立以來，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個變量關系的主要理論框架。模型表達式為：索羅模型解釋了發達國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儲蓄率，并認為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兩個源泉。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后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內生增長理論仍然處于當代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研究的活躍時期。

經濟周期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主要理論有熊彼特經濟周期，薩繆爾森提出的乘數―加速數模型等。

4.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問題。1958年，菲利普斯根據英國1861-1913年間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用以表示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同時，貨幣工資就是通貨膨脹率，這條曲線就表示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著反方向變動的關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線忽略了影響工資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工人對通脹的預期。對工人來說，實際工資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義工資變化率必須用通貨膨脹率來糾正。工資變化率部分地由預期通貨膨脹率決定，部分地由實際失業率決定；通貨膨脹率等于工資變化率減去生產率增長率。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現代菲利普斯曲線）：短期的現代菲利普斯曲線就是預期通貨膨脹率保持不變時，表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關系的曲線；在長期，人們有充分的時間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所以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是從自然失業率出發的一條垂直線，它表明在長期內，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不存在替代關系，從一地程度上解釋了滯漲現象。

5.開放經濟下的經濟模型。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種開放經濟分析框架，該分析框架通過把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從而對開放經濟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作用進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適應性預期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下，發展了匯率的波動理論。分析了匯率、利率和其他經濟變量間的關系，具體闡述了貨幣擴張政策所造成的影響，較好地解釋了貨幣超調現象。作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內容的延伸，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是本知識模塊的主要內容。

三、結論

與微觀經濟學不同，宏觀經濟學是研究整個國民收入的總體運行情況，但國民經濟是個龐大的體系，需要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模塊，同時需要剖析他的內部結構和相互間的關系，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展開宏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按照模塊進行知識分類，幫助學生建立框架性知識體系，教給他們建立知識模塊化的方法，這將有助于學生全面和系統地把握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

[3]Dombush，R.1976，“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4，pp：1161-1176.

篇8

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二、IS-LM模型與新古典綜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三、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爾多（Nicholas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Orleans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四、新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古典綜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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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實際經濟周期 技術沖擊 經濟波動 宏觀經濟學

中外經濟發展史的歷程無可辯駁地表明，宏觀經濟的運行是會出現周期性波動的。對于經濟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機理，西方經濟學家從許多方面都進行過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來在經濟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這兩位經濟學家也憑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一、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豐富的理論源流和明顯的現實背景。首先，由理論來源分析，一是在20世紀80年度之初，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波動理論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質疑；二是理性預期與公眾選擇理論被吸收進了現代宏觀經濟學，Lucas由方法論角度探討了經濟波動問題；三是C. R. Nelson與Charles I. Plosse提出，實際因素對于形成經濟波動的作用比起貨幣等虛擬因素來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與分析工具的問世，也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實踐發展的層面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體現了供給方面的因素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據經濟學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卻對當時日益嚴重的經濟滯脹束手無策，而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對于治理經濟卻頗見成效，這也成為催生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實踐佐證。再者，由西方經濟學流派的自身演進過程來分析，20世紀70年代之前，在經濟周期研究領域一直是正統的凱恩斯主義觀點占據著主導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該領域中主導性的觀點仍然認為經濟周期的主要產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擾動。后來，鑒于Lucas貨幣周期理論的引領，經濟周期問題，又重新進入相關研究人員的視野，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因素對于經濟周期的作用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重視。Finn Kydland與Edward Prescott首開先河，后來通過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來的實際沖擊因素被引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的模型，此處引起經濟周期的主要解釋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貨幣等虛擬因素，而是實實在在的外來技術沖擊。這就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旨，它也是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首先，外來的實際因素的擾動（如技術方面的沖擊）是導致產生經濟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贊成實際經濟周期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經濟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經濟體系內部，而是來自于外部因素，來自于一些供給方面的擾動，像是技術方面的變化等，這些變化造成技術水平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大幅變動，會引起勞動生產率、工資水平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相應的變動，從而使得產出水平和生產發展方式也隨之出現不同于往常的變動，經濟機體本身對于這種意外的沖擊缺乏抵抗力，只能隨之變動，于是就產生了經濟周期的高漲或者衰落。

其次，經濟變動的主要傳遞渠道是勞動提供方面的延遞性變動。其中的內在運作機理是這樣的；每當外來的技術方面的變化導致勞動生產率、要素價格等因素變動的時候，符合“經濟理性人”假定的市場主體就會根據自己對市場走向的預期，在工作與享受閑暇之間做出選擇，這樣就會在勞動供給方面產生極大變動，進而使社會就業和總產出也隨之產生變化，而且一次技術變動帶來的產出變動可以是持續性的。同時，鑒于相關經濟門類之間的聯動效應，產生在一個部門的技術擾動也可能會導致其他社會生產部門乃至于宏觀經濟形勢產生變動。.

再者，經濟周期本身就體現了經濟趨勢在發生變動，而并非經濟形勢圍繞著經濟趨勢這一軸心在變動。換言之，并非經濟運行背離了宏觀經濟的均衡狀況，而是經濟本身的均衡位置在變動，這就將周期理論與增長理論糅合為一體。根據這種觀點，經濟發展無所謂長期、短期，經濟形勢的短期變化與長期發展趨勢二者之間并不矛盾，經濟的短期變動并不是背離了經濟發展的長遠趨勢。

另外，管理當局針對經濟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沒有任何作用，換句話說，當局管理經濟是徒勞無功的，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最重要的政策結論。根據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經濟波動乃是市場主體對于外來擾動的理性反應，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能夠使經濟狀況自動達到就業與產出狀況合理的均衡，而人為的政策調節卻難以使調節者的主觀意志同經濟運行結果達到一致，反而會降低社會的總福祉。所以，管理當局調節經濟造成的失誤甚至包括調節行為本身都屬于某種負面的外來擾動，據此，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政策性結論就是：管理當局力圖熨平經濟波動的反周期操作是無效的。

最后，貨幣的作用是中性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貨幣供給是內生的，貨幣數量的變化對經濟沒有真實影響。在經濟擴張期間對貨幣的需求會擴張并誘導貨幣供給的調整反應，貨幣政策不會影響實際變量，只有資本勞動和生產技術等真實變量的變動才是經濟周期的根源。不應當用貨幣政策去刺激產出，貨幣政策只能以穩定物價作為單一目標。

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相關經濟學流派在經濟周期問題解釋上的異同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發軔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屬于主張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戰后自由主義經濟學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先是以Friedman為首的貨幣主義，接著是以Lucas為代表的理性預期理論，現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為主。在經濟學說史上，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理論都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革命”，理性預期理論還被稱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宏觀經濟學”。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打破了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問題。但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凱恩斯主義各派都認為經濟周期表明市場調節的不完善性，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源于經濟體系之外的一些“外部沖擊”。把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分開的傳統作法，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周期理論，也改變了宏觀經濟學。

從總體上講，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認為，需求沖擊使得短期中的經濟偏離長期趨勢，出現經濟周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將供給方面的技術變動作為經濟波動的根源，這是他們的主要區別所在。具體地分析，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分野尤為明顯：

1.凱恩斯主義各派把宏觀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認為在長期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是長期總供給，而短期中的經濟狀況取決于總需求。經濟周期是短期經濟圍繞這種長期趨勢的變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首先否定了把經濟分為長期與短期的說法，他們認為，經濟周期并不是短期經濟與長期趨勢的背離，經濟周期本身就是經濟趨勢的變動。相應地，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有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周期理論之分，前者研究長期問題。

2.凱恩斯主義各派都堅持短期宏觀經濟需要穩定，都主張國家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無需用國家的政策去干預市場機制，只要依靠市場機制經濟就可以自發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是滯后的，宏觀政策的失誤往往會成為一種不利的外部沖擊加劇經濟的不穩定性。

3.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需求變動的需求面的沖擊；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周期產生的沖擊主要是引起總供給變動的供給面的沖擊。

4.凱恩斯主義各學派基本上都認為市場調節機制的不完善性沖擊來臨后造成經濟周期的原因；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完善的，經濟周期波動并非是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而是趨勢本身的改變。因此經濟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凱恩斯主義各學派普遍主張政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干預經濟，采用反周期政策減輕經濟波動。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是理性經濟主體對外來沖擊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應的最優反應，政府沒有必要采取措施來減輕波動，政府的注意力應該集中于技術進步率的決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都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因而其經濟周期理論表現出較多的一致性：（1）都認為導致經濟周期產生的根源是來自于經濟體系之外的因素的沖擊；（2）都強調經濟主體的預期在經濟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們面對外生沖擊在一定預期下采取的經濟行為導致了經濟周期；（3）都堅持新古典主義信條，認為市場調節機制完善、價格調整靈活、市場會在自然率處出清（4）都反對凱恩斯主義相機抉擇的政策主張，認為政府的反周期經濟政策無效且會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來調節經濟，而是為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它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1）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將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歸結為影響總需求面的貨幣沖擊，即根源于貨幣數量的變動或未預期到的貨幣擾動，因此其理論可稱為貨幣經濟周期理論；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經濟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響總供給的技術沖擊。（2）貨幣主義認為沖擊引發經濟周期是實際物價與名義物價發生錯誤訊號，令資源錯置所致，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貨幣擾動引發經濟周期是價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貨幣供給的過度增加使一般物價上升；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看做是理性預期經濟主體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標，對總量生產函數因受到真實技術沖擊發生變化而做出的有效反應的結果。（3）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把經濟周期看作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暫時偏離，認為經濟波動會降低社會福利；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把經濟波動視為自然率本身的波動而不是對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波動本質是統一的。而且經濟周期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經濟的均衡狀態，是理性經濟主體對沖擊的最優反應。

從實際經濟周期理論與其他流派共同的差異性來看，作為其對立面的凱恩斯主義者、貨幣主義者和理性預期學派原則上都同意以下幾方面的共識：其一，經濟周期可以看作是對經濟增長的某種長期趨勢的暫時偏離；其二，經濟周期對社會來說是不合意的，因為對經濟長期趨勢的偏離使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其三，沖擊主要是對需求方面的沖擊；其四，貨幣因素對于經濟周期十分重要。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卻認為：其一，經濟周期并不是對經濟長期增長趨勢的偏離，經濟波動就是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本身的波動；其二，經濟周期的每一時期都處于均衡經濟狀態，都是理性預期主體面對沖擊進行最優調整的結果；其三，沖擊主要是對供給面的沖擊；其四，對經濟周期重要的不是貨幣這一名義變量因素，而是技術沖擊這一真實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既有別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也不同于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

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理論突破與影響

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大發展，超越了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成為與新凱恩斯主義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義流派。它完全以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來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是對傳統經濟周期理論的巨大挑戰。第一，通過把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整合在一起，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代經濟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觀經濟學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經濟的供給面上。第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強調了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跨時間和動態的特點。第三，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那些由于費用太高而無法在實際經濟中進行實驗的政策可以在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實驗，從而為宏觀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之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宏觀經濟有一個一致的描述：在長期，經濟有一個平滑的穩定增長趨勢，這可以由增長模型刻畫；而在短期，經濟圍繞這個長期趨勢波動，這可以用波動理論來解釋。而在實際經濟周期理論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是一個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實際上并不僅僅是經濟周期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

如前所述，以往人們對經濟波動的解釋主要基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總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只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對短期經濟波動則沒有任何作用。同時，政府經濟政策，主要是對總需求進行“相機抉擇”的調控。Lucas通過著名的“盧卡斯批判”和理性預期理論，最早對此提出了挑戰和批判，并進一步提出了“貨幣經濟周期理論”，試圖用貨幣因素來解釋經濟波動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在“貨幣經濟周期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了技術進步和各種供給沖擊等真實因素的變動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并將相互割離的“凱恩斯主義”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觀經濟變量進行了綜合的考慮。論證了技術進步等真實因素不僅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且會產生短期經濟波動。改變了人們對經濟周期的波動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認識經濟周期的規律，進而更全面地認識宏觀經濟中的決定力量。

就方法論而言，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關于宏觀經濟波動的模型接近于實際的情況，使得模式分析及經濟機制變得更為現實。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模型來解釋經濟波動，以微觀經濟主體的偏好、技術、稟賦等假設為基礎，解釋商業周期的變化，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修正，使經濟學更加向現實靠攏。實際經濟周期理論還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為代表的典型微觀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范式，開創了新的研究途徑。

從否定意見來看，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它缺乏充分的經驗檢驗，還有一些宏觀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沖擊和RBC模型所描述的傳導機制與實際經濟波動基本無關，這都是對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根本性否定。同時，實際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率沖擊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術水平會后退的觀點顯然有悖于常識，然而，如果沒有反向的技術沖擊，這個理論就只能解釋經濟周期性的擴張，而不能解釋經濟衰退，這是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一根軟肋。再者，RBC蘊含的政策無效理論也使得一些在實際部門工作的經濟學家感到無所適從。另外，有人認為，模型只分析了一種波動來源，即生產率的變化，而對現實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貨幣、稅收、偏好等）欠缺考慮。許多經濟學家認識到，要想對經濟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必須對Ramsey模型進行擴展。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可變的資本利用率、多重沖擊和勞動的調整成本作為構成實際經濟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宏觀經濟領域還出現了一種新新古典綜合派，它把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相融合，將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和名義黏性融入了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動態一般均衡框架，試圖從方法論上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并對經濟周期等問題進行新的闡釋。

可以說，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論工具對于解析中國的宏觀經濟問題同樣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盡管有人認為當前中國對沖擊的市場傳導機制還不夠靈敏，因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對于中國經濟波動的解釋作用有限，但應當承認，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和短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這無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利益間出現的矛盾。再者，探討技術因素的作用和決定技術的因素對于正處于經濟轉軌和快速發展過程中的中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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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過去一年的成績(26)

下一年的任務(17)

過去一年的成績(26)

學科建設（5）

教學(8)

科研(4)

學術交流(4)

其他(5)

學科建設（5）

在張培剛教授帶領下，整合經濟學院資源，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成功申報并取得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

2.成功申報并取得西方經濟學湖北省重點學科

3.西方經濟學研究生教育連續第二次被人民網公布的“中國大學評價評”為全國第一

4. 與國貿系共同申報并取得世界經濟碩士學位授予權

5.與其他院系一起，組織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

教學(8)

承擔了本專科、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學和指導任務，教授、副教授 、講師的工作量都達到或超過規定要求，承擔本科生教學的教師，評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數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組織安排本專科各環節教學工作方面，成績突出）

張衛東、徐長生分別講授高級微觀、宏觀經濟學（碩士生）和微觀、宏觀經濟學文獻選讀（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為提高經濟學院的教學水平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丁際剛獲得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碩士生王皓獲湖北省優秀碩士學位論文

西方經濟學1999級博士生3人、2000級博士生26人、2001級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

碩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學位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網絡研究生104人完成畢業論文并通過論文答辯（費劍平在組織研究生各環節教學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績突出）

羅傳建、張玉英指導的本科生論文獲校優秀論文獎

張玉英獲教學質量二等獎

方齊云獲研究生院優秀研究生導師稱號

科研(4)

科研工作取得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一項、出版著作3部、科研經費9.4萬元：

徐長生獲湖北省第三屆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

張衛東出版微觀經濟學教材、彭代彥出版專著一部、費劍平出版譯著一部

張培剛教授獲校文科基金重點資助1萬元、獲湖北省社科基金資助0.7萬元、徐長生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5.2萬元、彭代彥副教授獲校文科基金資助0.5萬元、羅傳建獲橫向課題經費2萬元

近60篇，其中權威期刊論文10余篇，核心期刊論文20余篇，英文論文2篇，其他期刊和會議論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彥、費劍平在發表權威期刊論文方面成績突出 學術交流(4)

組織了2次學術研討會，張衛東、彭代彥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慶50周年學術報告中，徐長生、張衛東、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

徐長生訪問美國哈佛大學歸來

宋德勇圓滿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國

彭代彥、汪小勤論文入選中國經濟學年會論文；徐長生、汪小勤參加了中國經濟學年會；張培剛教授帶領5人參加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年會，提交會議論文5篇;此外，還參加其他各種學術會議8人次

其他(5)

張玉英、費劍平、姚遂獲得博士學位，師資隊伍的博士化程度達到70％

汪小勤、宋德勇晉升博士生導師、羅傳健晉升副教授

姚遂獲三育人標兵稱號、方齊云獲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

積極參加學院組織的各項活動，在學院反映良好，吳大慶在組織經濟系元旦文娛活動方面作出了貢獻

組織生活和政治學習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張玉英在支部書記工作中成績突出）

下一年的工作(17)

學科建設（6）

教學（2）

科研（4）

學術交流（2）

其他（3）

學科建設（6） 積極參與現代經濟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學術交流工作，繼續努力爭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積極準備申報世界經濟和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博士點

積極準備申報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碩士點

積極做好西方經濟學湖北省重點學科的建設工作，積極準備申報西方經濟學國家重點學科

做好博士后流動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

積極準備創辦發展經濟學研究雜志，進一步擴大發展經濟學研究在國內的影響

教學（2）

進一步加強和提高教學質量

積極準備建設西方經濟學精品課程，形成優質的西方經濟學專業三級課程體系

科研（4）

完成張培剛教授申報的“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重大課題研究

在發展經濟學、農業及農村經濟、制度與產權經濟學、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研究方面形成特色，爭取獲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國內產生較大學術影響

積極組織申報國家和其他各類課題，力爭多獲立項，爭取在課題和科研經費方面有所突破

積極發表科研成果，爭取更多成果獲獎

學術交流（2）

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特別是鼓勵參加中國經濟學年會、中國青年經濟學者論壇、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年會、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討會以及其他各類國際國內高層次學術會議，進一步擴大學術影響

進一步辦好雙周學術研討會，爭取取得較大成果

其他（3）

啟動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的對外運作，進一步擴大基金會的學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