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國文學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出席論壇的韓國作家、評論家有金禹昌、金震共、樸宰雨、徐經錫、申寅燮、吳貞姬、尹相仁、林哲佑、崔元植、金衍洙、羅喜德、成碩濟、申京淑、柳宗鎬、鄭玄宗、崔允、黃晰！⒔英淑、高銀、孔枝泳、金基澤、金愛爛、金春美、金惠順、都鍾煥、樸裕河、邦賢碩、白元淡、成民燁、安度]、吳受妍、劉世鍾、柳中夏、殷熙耕、李文宰、李仁星、千云寧、崔仁碩、黃鍾淵、黃芝雨等，日本方面包括了作家、評論家井上廈、島田雅彥、津島佑子、川村湊、中澤惠、松浦理英子、青山真治、綿矢梨沙、茅野裕城子、星野智幸、平野啟一郎和平出隆等。

本屆論壇的主題為“現代社會與文學的命運：東亞與外部世界”，下設“東亞文學與世界文學”、“東亞文明與文化共同體”、“故鄉、國家、地域共同體、世界”和“文學的未來”等幾個議題。大家在研討中交流各自的創作經驗，對各國作家的作品進行詳盡的解讀，也展望了對東亞地區文學發展的美好愿景，交流始終是在認真、坦誠、親切、愉快的氛圍中進行的。作家們說，中日韓三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地理上又是近鄰，相互之間有著緊密的文化交流。近代以來，中日韓三國經歷了嚴重的歷史動蕩和曲折，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并始終保持著獨特的民族品格。新的歷史時代，東亞地區的國家需要加深相互了解，構建更加和平的關系，而文學上的交流將為此構筑更加深廣的基礎。

10月3日，參加論壇的作家們乘坐“金裕貞文學列車”來到春川市，參加了為紀念韓國著名文學家金裕貞誕辰100周年舉行的“金裕貞文學之夜”活動。次日，出席了在春川市翰林大學舉行的“通過作品認識亞洲的作家”主題活動，就“故鄉和地區”和“家族和鄰居”論題進行了對話。

在韓期間，中日韓三國作家、評論家參加了在首爾南山文學之家舉行的“作家交流之夜”、在漢江游船上舉行的船上朗讀會等活動。部分作家、評論家還應邀到大韓民國藝術院、韓國中國現代文學會、首爾建國大學、首爾檀國大學、首爾東德女子大學、首爾大學日本學研究會、首爾中央大學外國學研究所、首爾梨花女子大學、首爾漢陽大學、首爾光云大學以及春川市部分大中學校作了文學演講與懇談，并與有關媒體進行了對談。

就率團出席第一屆韓日中東亞細亞文學論壇，鐵凝說，北京奧運會剛剛結束，我注意到有人講過這樣的一段話――如果想通過體育、通過奧林匹克來使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間立刻互相熱愛起來，可能暫時是浪漫天真的；但通過體育、通過奧林匹克來互相理解，人類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在文學上也有相似之處。我們中日韓三國是近鄰，想要通過一次聚會、一次文學論壇，使我們民族之間立刻互相熱愛起來，可能也有些天真。但是通過組織這樣的文學論壇，讓我們三國的作家走動起來，互相串串門見見面，來彼此凝視，彼此打量，互相傾聽，認真討論一下文學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討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學和文化的位置和走向在哪里，以增加民族之間的互相了解和理解，應該是可以做得到的。這次論壇增進了中國與日本、韓國作家之間的理解，也為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樹立了更新的形象。

篇2

關鍵詞：《中國姑娘》 創作背景 體育報告文學 價值

魯光于1981年中國女排首次奪冠之前，發表了體育報告文學《中國姑娘》，激蕩著全國人民的熱情，極富生活氣息和感染力。作者跟隨女排訓練，詳實記錄了女排運動員與教練員平時訓練的艱辛與不易，真實表現了女排姑娘奪冠后的激動與欣喜，以及她們為了祖國榮譽、人民期盼而堅持奮斗的執著運動精神，以平實無華的文筆記錄了她們的日常訓練、比賽過程、國際交往、老運動員的愛情生活以及理想和情操。

一、《中國姑娘》創作背景

在改革開放春寒料峭之時，女排獲勝讓國人壓抑已久的激情在一夜怒放，“女排精神”“五連冠”激蕩了整整一代人的心靈。接下來是1982年9月女排再奪世界女子排球錦標賽冠軍；1984年8月，女排獲得洛杉磯奧運會女子排球冠軍；女排三連冠時，鄧穎超發表《給中國女排的一封信》：“中國女排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要向中國女排學習，為我們四化建設，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接下來，1985年女排蟬聯女排世界杯冠軍；1986年再奪世錦賽冠軍。中國女排獲得了“五連冠”的驕人戰績。而“女排精神”就像是熊熊燃燒的火炬，照亮了80年代。

“女排精神”的第一個提出者，應該是中國體育報記者、報告文學作家魯光。那時候中國女排還沒有獲得三連冠，但魯光和女排在郴州集訓了二十多天，感受到了女排的一股不服輸的力量，感覺到這支球隊在未來的希望，于是寫了報告文學《中國姑娘》，獲得第二屆報告文學獎，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書名改成《紅色魔婦》。在這部報告文學的最后，魯光用那個時代特有的語氣總結道：“中國女排創建近30年了，她的成員更迭了不知多少，但有一種崇高的精神，卻在每一代運動員中閃閃發光。究竟是一咱什么精神呢？啊，那是一種偉大的愛，對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深沉的愛。正是這種深沉偉大的愛，使中國女排新老運動員們為此忘我，如此癡情！”更多的中國人則通過《中國女排》認識和體會到了女排精神，真實地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自豪感。

二、《中國姑娘》在體育報告文學上的地位和價值

魯光的《中國姑娘》在中國體育報告文學史上是一座里程碑，選材真實，記錄詳實，生動鮮明了展現了女排姑娘的訓練、成長歷程及奪冠的艱辛，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個生動且個性鮮明女排姑娘的群雕，成為1981——1982年度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的“首獎”之作。這一時期的體育文學，被稱為“冠軍文學”。

1.刻畫人物注重個性化的語言及鮮明的人物思想特征，努力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注意細節的描寫和環境的描寫。《中國姑娘》所描寫的女排姑娘及教練等主要人物有十多個，雖然來自全國各地，而且性格迥異，生活經歷各不相同，“獻身祖國的體育事業，為祖國的榮譽奮斗終身”的共同理想。例如對女排隊長曹慧英的描寫“外表看，她恬靜、文雅，瓜子形的臉上，總露著幾分淡淡的笑意。”而在賽場上對她的描述則是“一個險球從曹慧英身邊平飄而去。她飛身撲上去。球救起來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傷，像撕裂似的疼痛。”，展現了她“鐵姑娘”的一面。而當面對裁判的不公平待遇時又“氣不打一處出，驀地站了起來，瞪圓了雙眼，忍著鉆心的疼痛，繼續投入比賽”，生動、個性地展現了曹慧英顧大局、堅強、直率的性格特點。作者能夠注意運用生動的藝術細節刻畫人物。細節是敘事作品藝術生命的寄托，可以這樣說，沒有細節的措寫，就沒有真正的報告文學。還給每位女排姑娘都起了個性鮮明的綽號，如“鐵姑娘”曹慧英，在日本，出現了一股“楊希熱”，崇拜她的觀眾都喊她“唷要——希！”。

2.以生動的藝術形象作基礎，巧妙地安排文章結構，善于將生活中真實可靠的一剎那進行相對的集中，必要的調動，精彩而形象的議論，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寫到激動人心的時，常常因作者的感情難以抑制，情不自禁地站出來議論；而讀者讀到這里，也會感情激動，看到作者的議論會拍案叫絕，覺得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中國女排》作品中通過女排姑娘的一言一行、一動一靜、一顰一笑，生動描繪了每個人訓練的辛苦，金牌背后的汗水與努力。例如在女排與前三名失之交臂的時候，作者的評論讓讀者身臨其境，深有同感“中國姑娘們從剛才來路上歡樂的峰頂一下子跌落下來。如果地板有縫，她們真恨不得馬上鉆進去。輕柔如云的一方方黃手絹啊，竟重得把姑娘們的手臂都壓得抬不起來了。胸前運動衣上的”‘中國’兩個大字和閃閃發光的國徽，變成了兩團火，燒得她們渾身發燒，臉發燙。”再如在描寫中國女排再次擊敗日本女排時，作者直呼“過癮啊，看得實在過癮！猶如乘一葉扁舟，在江河里穿風越浪，雖然擔驚受怕，卻能飽嘗那種驚心動魄的情景。”

3.在藝術形式上，都以情節編織為結構特色，求取情節的相對完整，都以具象的（心理、場景、行動）再現性描述為其基本方法。描繪我國女排運動員和教練員在一個又一個國際大賽中爭金奪銀的激烈場面和艱苦的日常訓練場景，主題多涉及兩項突出的主題：一是歌頌英雄，二是愛國主義，有著統一的概念化的臉譜特征：姿態正派，始終洋溢著為國爭光、奮勇拼搏的愛國熱情和昂揚斗志。此時的作家們都懷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幾乎這一時期所有的體育文學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關注民族國家的歷史命運和體育發展的光明前景。善于運用對比的寫作手法，寫女排姑娘外表柔弱，內心堅韌，訓練上刻苦，寫教練在訓練場上要求嚴格，近乎“冷酷無情”，“幾乎所有的隊員都朝袁偉民瞪眼，雖然誰也沒有罵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罵他，恨他。”走出訓練場他就變了一個人，關心運動員，平易近人，“有一位姑娘，眼淚還掛在臉頰上，嘴噘得老高。顯然，她還在生他的氣。袁偉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掛兩個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臉往旁邊一扭，不理睬他，接著就猛沖過去，使勁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為笑，罵他：你這個人怎么這么討厭呢！”，為了訓練時常“舍小家，為大家”。

4.善于引用。魯光的《中國姑娘》中，開篇就引用友人的詩歌“忠誠，就忠誠自己的土壤；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起到了開頭就點題，彰顯了女排為國家爭光，為理想奮斗的偉大理想。還有一段寫袁偉民訓練女排姑娘時近乎殘酷無情的內容，小標題為《道是無情卻有情》，就是活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詩句。作品在最后還大量引用了觀眾的來信，接力贊揚女排姑娘的精神，“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由于你們的勝利，為國家民族爭得了榮譽，喚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也喚起了我對國家前途的信心，使我心靈深處的一潭死水重新蕩漾起希望之波。”這些被引用的一封封來信，突出的不是女排姑娘的排球技術多么精湛，而是訓練、比賽過程中彰顯的“國魂”、“民族希望”。

參考文獻：

篇3

可是我們之后的另一代人，他們只把魯迅看做遙遠的中國故事里一個傳說的片段，一個好像聽說過的人。他們是新新人類，已經十分懼怕魯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義。君不知當今中學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寫作文。這所謂的“怕”，充分說明了他們對于這位偉大的文學家的無知和無奈。

這是一個民族的遺憾，也是中國文學史的遺憾。新新人類是祖國的未來，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去讀誰的文章，他們也有權利選擇去崇拜誰。青年人缺乏歷史經驗，我們可以諒解，但遺憾的是，我們當中有一些學者和文化大家，對于魯迅的所作所為先是保持了沉默，然后又采取了避而不談的態度。我們首先應該堅定自己的立場，大力地宣揚魯迅的思想，引導廣大青少年去閱讀魯迅，熱愛魯迅，保持魯迅的戰斗精神，用緊迫的民族使命感去創建理想的和諧社會。

魯迅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魯迅不但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也是一個從民族文化的熔爐里走出來的英雄。我們沒有必要去嫉妒他的豐功偉績，也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對這個偉大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也許在社會發展和國際接軌的歷史巨變中，我們的思維方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們的視覺所觸及的范圍已經更加廣闊，我們接受新新文化的能力已經大大增強，同時我們也學會了享受和娛樂，但是當我們每天每夜守著電視或手機看著那無聊的戲劇，空虛而寂寞地打發難耐的時光時，那光陰已經從我們的手指縫悄悄溜走，殊不知皺紋已經不知何時爬上我們的額頭。有位著名文學評論家做客電視訪談節目時，斷然地說，中國這三十年沒有真正的文學，他已經三十年沒有問津過文學評論的事了。

我們閱讀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獲和意外，也不乏感動和激勵。但是我們已經忘記了文學的重大歷史使命，因為我們從事創作的人也是為了迎合讀者的心理和賺錢，而讀者對于文章的點擊，主要也是看是否適合自己的胃口和閱讀水平。作者在家里苦思冥想地構思世間本不存在的東西，眼睛只瞅著銀行卡上的錢是否已經打來，讀者吊著膀子在電腦桌旁等待那滿是錯別字的長篇小說，熬得眼睛通紅茶飯不思，而紙質文學的圖書館里，門可羅雀，尤其是每到開學時，兒童學習教輔書店門前人山人海是何等的壯觀。孩子要上學要找工作，魯迅的篇目能值多少考分，這就是中國文學和中國人閱讀需求的現狀。

我同情著魯迅，我懷念著魯迅，他還在祖國的大江南北為中國苦苦奔走著嗎？如果是，先生看到當今這個時代對自己作品的漠視，他那本來就愛生氣的脾氣，不知會爆發成怎樣的呢？我希望善于覺醒的中華民族，有一天會突然想起魯迅，感念魯迅的功德，再一次讓祖國的新新人類們驕傲地夸耀：中國，有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的名字叫魯迅。

說完這些話，我深吸了一口煙，借著煙頭的火光，我默默祭奠這些已故的中國文化英雄，他們的笑臉一張張在我眼前浮現，果然還是那么年輕和充滿希望。

（選自《時文博覽》2012年4月，有刪改）

閱讀上文，回答下面的問題。

1.下列對文章內容的分析和理解，有誤的兩項是（ ）

A.作者認為新新人類只把魯迅看做遙遠的中國故事里一個傳說的片段，已經十分懼怕魯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義。

B.作者認為應該堅定自己的立場，大力地宣揚魯迅的思想，引導廣大青少年去閱讀魯迅；只有熱愛魯迅，才有民族使命感去創建和諧社會。

C.魯迅不但是當時那個時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英雄。我們沒有必要去嫉妒他的豐功偉績，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的辛勤勞動。

D.我們閱讀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獲和意外，也不乏感動和激勵。但是我們已經忘記了文學的重大歷史使命，其中包括許多作者和讀者。

E.作者希望善于覺醒的中華民族，有一天會突然想起魯迅，感念魯迅的功德，再一次讓祖國的新新人類們驕傲地認為中國偉大的文學家就是魯迅。

2.文中結尾寫道：“說完這些話，我深吸了一口煙，借著煙頭的火光，我默默祭奠這些已故的中國文化英雄。”這樣寫有何作用？

答：

3.作者為什么要以“魯迅離我們到底有多遠”為題？請簡要回答。

答：

4.請結合我們學過的《故鄉》《記念劉和珍君》《藤野先生》等文章，談談魯迅的人格魅力。

篇4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布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于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關鍵詞：文藝民族化；尋根文學；解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7-0006-01

一、何謂文藝民族化

所謂文藝民族化，是指文藝家在尊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運用各種獨特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藝術手法或形式來反映新時代的社會面貌，而且所創作的文藝作品必須具有本民族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息。

本質上講，文藝民族化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一個民族文學藝術的發展成熟。文藝作品要實現民族化，就必須以本民族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為出發點，不斷繼承、革新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摒棄其中的糟粕成份；并批判的吸收借鑒異民族的文藝優點，使異民族的優秀文化能融合到本民族中來，為我所用。

二、尋根文學的積極價值意義

（1）注重文化心理的展示，通過審視傳統文化來刻畫人物形象，拓寬了文藝創作的角度和空間，人物也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尋根文學”誕生在“”浩劫之后，與文學不同，“尋根派”的文學家們選擇疏離、超越社會政治的創作策略，企圖從積淀千年的民族傳統文化中挖掘出中國文學的“根”。在創作中，他們改變了過去從政治角度進行創作的方式，不再為政治目的服務；而是結合自身的生活經歷，用多彩的文筆描繪繽紛的文化形態。在《爸爸爸》中，人物的設置是豐富多彩、個性鮮明的：丙崽、德龍、仁寶、仲滿、丙崽娘等，這些人物生活在與世隔絕的雞頭寨，過著原始、落后、清貧的生活。這種禁閉性的生活環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們畸形病態的思維方式，所以雞頭寨在遭受天災和械斗之后，最終走向敗落。這種文化形態的展示是新奇的、陌生的，它開拓了文學創作的視角，使文學的發展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2）注重對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展示，同時吸收異民族優秀的藝術手法。尋根文學家們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厚根基之上，細膩的刻畫著一幅幅極富民族風情和地域色彩的生活畫面。在《爸爸爸》中，韓少功就以極其犀利、冷峻的態度批判著民族文化丑陋的一面。他寫道：“枝葉腐爛，年年厚積，軟軟地踏上去，冒出幾注黑汁和幾個水泡泡，用陰濕濃烈的腐臭，浸染著一代代山豬的嚎叫。也侵染著村村寨寨，所以他們變黑了。”（韓少功《爸爸爸》）其中的人物也滲透著濃重的民族氣息。這些人物“一個個都從歷史文化深處走來，都具有民族文化的‘根性’”。此外，韓少功的《爸爸爸》借鑒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象征手法，用丙崽的丑陋愚癡和頑固不死，象征傳統文化中落后、畸形、病態的一面，挖掘出“文化劣根”，以此來警醒世人。

三、尋根文學衰落的原因分析

（1）尋根文學遠離了現實生活。尋根文學的理論宗旨是回避政治，所以作品多是對封閉、靜態文化的探討。例如，韓少功的《爸爸爸》中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是模糊的，雞頭寨與世間的風云變幻毫無糾纏。作者完全靠著民俗風情的豐富性來取勝，導致作品缺乏歷史厚重感和真實性。這就違背了文藝民族化中作品要反映新時代面貌的客觀要求；也違背了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客觀要求。沒有深層的反思社會現實，作品就沒有唱響時代的聲音，注定會每況愈下直至消失。

（2）尋根文學家對“文化”的理解存在失誤，往往陷入“尋根”和拆解的矛盾當中難以自拔。許多尋根文學家習慣于一頭扎進民俗民風中，挖掘一種靜態的凝滯的遠離社會現實的“根”，而這“根”并不是對民族性的真正詮釋，也不是維系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的“生命之根”。縱然被挖掘出來，就連作者自己也難以確切的肯定其價值，反而陷入不斷尋找和拆解的惡性循環中。由此看來，尋根文學的短暫命運也就可以解釋的通了。

四、尋根文學對后世文學發展的啟示

尋根文學雖然短暫但是其成敗得失仍然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

（1）文學創作不能脫離現實生活，必須要反映當下的文化面貌。歷史是不斷發展前進的，文化也是一樣。文學的“根”既牽連著過往也照耀著當下，所以文學創作必須把傳統和現實融合起來。

（2）文學創作還要善于吸收異民族的優秀文化，并為我所用。西方的東西不能盲目的接受，也要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審視；既不能全盤接受也不能全盤否定。韓少功正是靈活的運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才創作出了極富象征意義的“丙崽”。

（3）文學創作必須具有民族意識、民族風格和民族心理。中國文學的“根”深埋在民族生活中，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文人不斷前行，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始終閃耀光芒。

篇6

作為一個中國的學生，我感到自豪，因為我們中國擁有悠久的文化歷史。今天，我們采荷實驗學校迎來了我們尊敬的朋友，新加坡女子學校的30位同學。

新加坡文化是一種高度融合了其他國家文化的精髓，兼收并蓄并在此基礎上有很好發展的一種文化形態。而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部分是道家、儒家、佛家，還有就是中國書法、篆刻印章、中國結、京戲臉譜、皮影、武術……新加坡人喜歡勇猛、雄健的獅子，而中國人是把最可愛、最憨態可掬的熊貓視為國寶；新加坡最注重的是雙語教育，新加坡的同學從小就接受雙語培訓，而在中國，我想大多數父母都比較重視學好普通話。面對中國與新加坡的種種差異，我們今天仍然特別高興地聚集在一起，為的只是增進兩國之間的友誼可以長存，為的只是讓我們兩國可以互相增長一些知識。

早晨集會，我們興奮地見到了新加坡的同學們，并且為她們獻上了紅領巾，這是多么莊嚴而神圣的一刻啊，同學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微笑。到了班級之后，我們一同坐了下來，第一節是英語課，老師請了新加坡的同學朗讀，聽著她們流利的英語，心中不由產生了一種敬佩之情，這就是我應該向她們學習的地方。

我希望在和她們愉快相處的一周內，彼此學到對方國家的文化、禮儀，并且可以成為好朋友，在彼此的回憶中留下一道美麗的風景！

篇7

    一、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摘自網站帖子)

    日前,在國際漢學界有著一定知名度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接受德國權威媒體“德國之聲”訪問時,突然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等驚人之語,炮轟中國文學。

    在接受訪問時,顧彬的言辭很是激烈。對在國內紅極一時的姜戎小說《狼圖騰》,這位漢學家的評價是:“《狼圖騰》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是法西斯主義,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而對上世紀末在國內紅極一時的“美女作家”,顧彬認為那“不是文學,是垃圾”。

    但顧彬似乎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比較客氣,他說:“中國詩歌方面還有一些不錯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說歐陽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還有很多其它的。”而對其它文體的寫作者,顧彬就沒有這么客氣了,他直言不諱地認為:“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里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魯迅原來很有代表性。現在你給我看看有這么一個中國作家嗎?沒有。”

    除此之外,對中國作家的外語能力,顧彬也沒有放過發言的機會,“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認為,我們學外語會豐富我們自己的寫作。但是,你問一個(現在的)中國作家為什么不學外語,他會說﹐外語只能夠破壞我的母語”。

    ·反對派·

    嚴家炎(北大中文系教授):顧賓在妄下結論

    “我和顧賓見過面,大家是學術上的朋友,但這次我的確不同意他的觀點!”聽完記者的簡單講述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嚴家炎的情緒有些激動:顧賓的觀點太過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結論,“我們怎么可能沒有偉大的作家?王安憶、實、陳建功、李銳……”嚴家炎一口氣向記者羅列了十多位當代中國文壇的知名作家,他還特別提到實的《白鹿原》,“《白鹿原》絕對經得起任何考驗,建議顧賓去看看這本小說”。

    對于當代文學本身,嚴家炎表示:“隨著社會的進步,出書相對容易了,文學作品中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垃圾,但這不是當代文學的全部。”包括近來涌現的“80后”作家,嚴家炎也略有所聞,“比如韓寒、郭敬明等等,我都有所關注,這群20多歲年輕人的作品中,也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而顧賓提到的“中國作家不敢看世界,也不懂外語”,嚴家炎也提出了異議,“誰說我們中國作家不會外語了。單說我知道的,王蒙就可以用流利的英語完成演講,韓少功的英語也非常棒啊。”

    潘耀明(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顧賓不夠了解中國文學

    接到記者的電話時,潘耀明表示自己已經在網上看過了相關文章,“因為學術交流,我和顧賓先生有過接觸,他在漢學研究上的確有所成就,但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觀點,實在太過于片面”。潘耀明稱,一個人的時間、能力有限,絕對無法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作出客觀的評價。“中國有一大批非常優秀的中年作家,比如王安憶、韓少功,還有現任作協主席鐵凝,他們的文字都非常有內涵和特點,認為50年代以后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家,只能說明顧賓對中國文學了解得還不夠。”

    對于顧賓關于中國作協的言論,潘耀明表示無法理解,“從當年作家不進作協就無法生存,到現在成為為作家提供創作條件的機構,中國作協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況且如此龐大的機構,不可能沒有絲毫弊端”。說“中國作家不懂外語”,在潘耀明看來也非常牽強,“懂外語和文學創作有必然的聯系嗎?還有,中國作家為什么一定要懂外語?”

    ·理解派·

    張賢亮(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這只是一個學者的觀點

    針對漢學家顧賓提出對中國文學界的諸多批判,剛剛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委員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的作家張賢亮顯得十分輕松,“眼光放遠一點,心放寬一點,中國文學已經不再處于封閉狀態,既然敞開了家門,難免會聽到這樣那樣的聲音”。張賢亮笑著說顧賓只是一個學者,這些觀點也就只是學者的一種聲音,“一點表揚的聲音,我們不必沾沾自喜;同樣,一點批評的聲音,我們也不用火冒三丈”。張賢亮還說,中國作家同時也不再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作家有可能是老師、醫生,也有可能是公務員、商人,總不能一個作家出了問題,就把所有的作家一起說,就好比不能因為一個雞蛋壞了,大家就不吃雞蛋了。

    ·逍遙派·

    韓寒(“80后”作家):跟我沒多大關系

    韓寒處事總保持自己慣有的風格,讓人琢磨不透。前段時間還樂于和文壇老前輩們“舌戰”的他,似乎對中國文壇的大小事務失去了興趣,這次也不例外:“這些什么專家、教授的什么意見、觀點啊,似乎跟我沒多大關系吧,他們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吧,我還要請朋友吃飯,實在不好意思。”

    ·顧賓其人·

    沃爾夫岡·顧賓(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顧賓,目前德國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顧賓1945年生于德國策勒市,1966年在明斯特大學學習神學,1968年至1973年改讀漢學,兼修德國語言文學、哲學和日本學,1973年獲博士學位。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獲漢學教授資格,現為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顧賓目前正在主編《袖珍漢學》,主持《魯迅選集》的翻譯,寫作九卷本《中國文學史》。

    ·網友反應·

    甘家村:耐心地聽聽別人的聲音,哪怕他的觀點未必全部正確。事實上,我們自己也不可能都說正確的話。

    虛懷若谷:這位漢學家的大多數話都說得有道理。不要因為人家是外國人,就對其先存了偏見。他有些說法一針見血,有些是中國人也感受到了但因為一些原因未能如此明晰地說出來。

    易友227:垃圾?有些垃圾還可以回收循環再用,中國文學呢?您覺得它還有用嗎?

    易友66:對于他說的有些方面我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中國文學的確有不足的地方,他對魯迅先生等的評價,我是接受的,但是中國文學的走向并不是一條拋物線,它不可能在跨越輝煌之后而永遠進入低谷,這樣對中國現代文學一棍子打死,有違客觀!

    易友204:顧賓描述的中國文壇現狀是對的,但沒找到真正的癥結。試問,唐宋出了那么多偉大的文學家,他們都懂外語,了解外國文學作品嗎?

    探戈起舞:外國漢學家把孔子的“色難”翻譯成“困難的顏色”,一大笑話也。

    二、關于“文學已死”(作者:葉匡政  身份:詩人)

    文學死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思想,可以讓我們重估文學在今天的價值。關于文學有太多的偽問題,而“文學死了”是一個值得我們面對的真問題。對作家而言,如果文學死了,你將如何寫作?對大眾來說,如果文學死了,是否意味著一種觀念的解放?

    中國當代文學確實死了,任何對當代文學體制有所了解的人會得出這個結論:

    一、文學理論死了!

    文學理論人士都在叫喊“文學理論危機”。知名文學理論教授紛紛轉行,很多人轉向了文化、圖像、媒介、思想史的研究。人們驚嘆文學研究人員流失,文學理論教學舉步維艱。其實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孟繁華研究員就說文學理論死了,他認為傳統的文學理論無法在新時代生存。

    二、文學批評死了!

    文學批評的“造假”與“甜蜜”,文學圈內人所共知。文學批評臣服于商業利益,批評變成了炒作,商業早已改變了文學批評的本質。作家對文學批評更懶得理睬,認為隔靴搔癢,自說自話。批評家自己也牢騷滿腹,抱怨批評勞動不受尊重。批評家謝有順認為今天的文學批評“表揚信”鋪天蓋地,“和稀泥”者比比皆是。他總結過,“文學批評更像是文學族類里的賤民”。

    三、文學史死了!

    近二十年來,文學史家們開始對文學界不斷涌出的“運動”“圈子”“口號”有了熱情,這種“準政治法則”使文學史家們漠視文本,作家、詩人們也熱衷生產觀念,文學史淪為“文學觀念運動史”,文本淪為圖解觀念的奴隸。此外,產生于大眾中的一切新的文本樣式,皆被斥為庸俗文學,被排斥在主流文學之外,永不可能進入文學史。文學史,成了一部分人、一部分意識的文學史。

    四、文學研究機構死了!

    文學研究機構的考評大搞形式主義,把發表文學論文數量、是否核心刊物等作為指標。研究人員花錢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所有的文學研究完全服從基金意志的要求,能研究什么、不能研究什么,早有明確規定。這種劃地為牢的文學研究機制,使近幾十年的中國文學研究只能靠借鑒與抄襲西方文論度日。

篇8

1、馮夢龍（1574—1646年），字猶龍、耳猶、子猶，號龍子猶、茂苑外史、詹詹外史、顧曲散人、姑蘇詞奴、平平閣主人、墨憨齋主人等。明朝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文學家、思想家、戲曲家。

2、出身士大夫家庭，與兄馮夢桂、弟馮夢熊并稱“吳下三馮”。明崇禎貢生。崇禎七年（1634年），任福建壽寧知縣。后回鄉從事著述。清順治初，著《中興偉略》，記唐王朱聿鍵監國福州事。家富藏書，輯著《三遂平妖傳》《智囊》《廣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譚概》《墨憨齋傳奇》《七樂齋稿》《燕都日語》《山歌》《壽寧縣志》等。所輯話本《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稱“三言”）是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的經典代表。

3、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中國文學作出了獨異的貢獻。

（來源：文章屋網 ）

篇9

日前，北京大學中文系，人民文學雜志社，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中國作家雜志社，文藝報社，中國現代文學館合作共同舉辦了“當代漢語寫作的世界性意義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及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等地區的近百位學者、批評家、著名作家出席了此次研討會，探究了如何推進當代漢語文學與世界文學界的對話，拓展闡釋當代中國文學的學術視野，打開闡釋中國當代文學的話語空間，從而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

當讓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的時候，作為中國當代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中國當代文學也承擔了重要的使命。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中處于怎樣的位置？當代漢語寫作有著怎樣的世界性意義？這些成為擺在作家、學者、評論家以及讀者面前的重要問題。

鐵凝（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當今世界上，我們如何看待和估價中國當代文學，中國人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認識自己文學的價值，作家如何在世界背景中認識我們寫作的意義，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隨著中國國際影響的擴大，中國文學也在逐步走向世界。世界渴望了解中國，中國的作家們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讀者面前。在今天，一個優秀的中國作家，他的讀者不僅在我們這片遼闊的國土之上，通過翻譯，他的讀者還可能在紐約，在歐洲的某個村莊，在亞洲和非洲的某個城市。我本人是一個寫作者，我相信，這樣一種情景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作家的寫作。在寫作時你會感到，除了你熟悉的人們，你還可能面對著陌生的人們，面對著文化背景、文學傳統、價值理念和生活經驗差異極為懸殊的讀者，你在面對這樣一個廣大的和有著巨大差異的世界書寫，這時，你就會思考這個問題：當代漢語寫作的世界性意義。這個問題擺在作家們面前，同時擺在學者和評論家們面前，甚至擺在中國的和世界各地的讀者面前。我們的文學究竟應該怎樣站立在世界文學之林，我們又應該如何在這個千差萬別的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文學，這關系到中國文學如何發展，如何塑造和伸張自己的特性。

李敬澤（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主編）：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讓世界關注，中國如何在文化上為當今世界提供更多的精神資源，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尤其是當代中國文化如何構成當今世界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當代漢語文學的藝術價值如何評價，漢語文學放在世界文學體系中如何定位，漢語文學是否始終在世界文學體系當中，它的世界面向如何展開？所有這些問題，都成為21世紀初中國文學家必須面臨的問題，以及我們必須承擔和開始的事業。

張頤武（北京大學教授）：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還急于由世界邊緣走向世界中心與歐美并肩，那么現在，中國文學可以說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構成部分，并且在內部形成了“‘走向世界’的想象”。我們可以從最近中國最熱門的兩部電影中看到這種變化，一部是《唐山大地震》，一部是《山楂樹之戀》，這兩部電影都改編自小說，且都以“”這個最為封閉的時期為背景。但與人們的想象不同的是，兩個主人公的出國并不是故事的終結，相反，他們出國后選擇再次回歸，審視自己的國家，使故事得以公開。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當代文學會作為一個全球性文學的跨語言和跨文化閱讀的必要構成，給世界文化提供更多的資源。

王寧（清華大學比較文學中心主任）：1827年，歌德在接受艾克曼訪談之后提到，“民族文學已經成為過去，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到來。”這是文學的世界性概念的首次提出。如果說這在當時還是一個烏托邦的話，在今天無疑已經成為一種現實。我們在使用世界文學這個術語時，實際上已經賦予它以下三種含義。首先，世界文學是東西方各國優秀文學的經典之匯總。第二，世界文學是我們的文學研究、評價和批評所依據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視角和比較的視野。也就是說，我們只有把民族文學放在廣闊的世界文學的語境下來研究和考察，我們才能得出客觀的國際性的理論標準。第三，世界文學是通過不同語言的文學的生產、流通、翻譯以及批評性選擇的一種文學歷史的演化。在這種意義下，在今天，當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和政治大國的時候，我們應重塑中國文化和文學大國的形象，促使中國文學有效走向世界。

中國文學正逐步走向世界，這種意識正影響著作家的寫作，作家必須要考慮對寫作資源的重新占有和最為獨特、個性地對寫作資源的文學利用。不過，在很多作家看來，無論屬于哪個民族哪個國家，立足于“個人性”、“本土性”是首要的。

莫言（著名作家）：關于作品的世界性，包括多個層面。一是知識層面，外國人讀中國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他所不了解的經驗，他可以了解到他所不了解的中國一些獨特的知識；另外，人性層面更為重要，如果是成為世界性的作品，進入世界文學之林，必定具有一種普遍性，這種普遍性就是人的共同性的反應，托爾斯泰的作品為什么讓中國的讀者落淚，中國的《紅樓夢》也能夠感動外國的讀者，這都是因為它們傳達了一種共性。中國文學的當下性，應該強調個性化寫作，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則還是應該強調作家重在挖掘人的普遍性，當然也不要放棄語言、結構以及其他方面的藝術技術的探索。

劉震云（著名作家）： 作為一個作者，意大利傳教士和中國殺豬匠是我的榜樣，我如果能把思想傳給我的讀者和我喜歡的人，我覺得就很有意義。

閻連科（著名作家）：世界文學也好，中國文學也好，對我都不重要。不論時代如何變化，這一代作家必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來自鄉村的作家，家人和土地是我們幾代作家最根本的寫作資源。然而今天居住和生活在都市，離早已變化的鄉村和農人越來越遠，越來越難以真正了解土地和那些血肉相連的農人。而失去他們，就意味著我們――尤其是我，對寫作資源的徹底失去。寫作到今天，作家必須要考慮對寫作資源的重新占有和最為獨特、個性的對寫作資源的文學利用。

鐵凝：文學的根本精神是讓人們的心靈能夠相通，我們要敞開胸懷與世界各國人民對話，我們要吸收和借鑒世界上一切優秀的、富于創造性的文化成果，我們要在與世界各國的作家和學者的交流中豐富對文學的認識。但同時作為一個作家，我也經常地意識到，我的寫作牢牢地扎根于“吾土吾民”。當我坐在書桌前時，我的書寫首先是也根本上是面對著那些和我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歷史和經驗的同胞們。如果我的感受、想象和思考首先能夠在他們那里得到呼應，那么，我愿意相信自己就能夠自信地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讀者；如果我們能夠經受住來自我們的語言、歷史和經驗的文學傳統和文學標準的考驗，那么，我們就能夠坦然地帶著我們的作品加入到世界文學的行列。

王家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文學創作，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作家，都必得首先立足于“個人性”，即從一個作家個人的獨特、具體的存在開始。在我看來，寫作無非是進入個人自身存在的一種努力。脫離了這種“個人性”，脫離了個人經驗的具體血肉，任何對“本土性”的張揚都是可疑的。現在有人大談“中國經驗”，作為寫作者，我們誰也不能代表。我們無非只是一些被代表者。真正有價值的文學，就是這張“個人的牌”。文學從來就是個人的，把一個作家和詩人簡單地視為某個民族或文化的化身，這其實是對文學的簡化和取消。

漢語文學寫作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化中富有活力的部分，然而在一段時期內，漢語寫作一直未能在國際上獲得充分重視，一直被區隔于當代世界文學視野之外。相比較西方文學在中國的重大影響，當代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影響相當有限，而且因為信息的不對稱，遭致不恰當的評價。當代中國文學向全球文化中心挺進中有著怎樣的短板，如何更好地讓漢語寫作走向世界是不少學者關注的話題。

杜博妮（悉尼大學教授）：翻譯應當是中國當代文學傳播于世界的最重要的手段，但中國目前的文學翻譯工作無論是在質量上還是學者的關注度上都遠無法與其重要性相稱，這或許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短板。

劉康（美國杜克大學教授）：中國的現代化與世界的全球化有很大的時間錯位，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經出現過思想、藝術、審美等方面的先鋒思潮。而隨著九十年代思想先鋒的告終，中國意識形態與寫作的關系形成“多重幻象”。

施戰軍（魯迅文學院副院長）：對新海外華人作品的評價需要一點謹慎和客觀。因為第一，這些作家大部分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出國，他們作品依托的場景、情境、氣氛大多都是限于“”前后的一些時空，在歷史和人性方面，確實展現出了一種有所積淀的省思和有所把握的想象。第二，他們對于周圍的認知基本上局限于當時的印象，對中國現代的印象，沒有融入，在語言技法方面也沒有新意。第三，他們的有些作品與我們期待中的世界認知無關，我們國內可以同步和國外的文學狀況產生交流，但海外作家則在懸隔地帶。

艾克拜爾?米吉提（《中國作家》主編）：從現今的世界來看，我們擁有最佳發展機遇期，那種固執的冷戰及后冷戰思維已經漸行漸遠，發達國家受眾的眼光與欣賞品味也在發生新的變化，他們更想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國，今天中國人真實的心境和生活。而這一點，對中文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可回避的是，在以往的作品中，我們廣泛深入挖掘了民族劣根性，展示了我們民族群體的人性之惡，以期追求和抵達主題的某種深刻。但是，缺乏展示我們民族群體中的人性美的力作。我們高興地看到，現在有一部分作家開始關注這一點，正在試圖用自己的創作實踐去體現。我們期待著更多這樣的精美之作問世。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回顧歷史，我們需要檢視。一百年前一些激進知識分子懷疑中國文字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提出漢字應該廢除并以世界語取而代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這種呼聲甚至來自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核心。語言是一個民族世界觀、價值觀的體現，對語言的否定就是對文化的否定。我們要注重漢語寫作的重要性。另外當今漢語寫作得到了認可，但我們不可僅把它作為社會記載來讀，而應充分意識到其文學價值。

南帆（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當代文學的經驗不在于恢復古老的民族傳統文化，而在于具有當下性的“本土”。 我們現在的民族是世界視野中的民族，當代文學應該放在世界文學的坐標中進行衡量。

篇10

一、湯莎時代歐洲文學作品中的情與理

十六、七世紀，正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興盛的時代，在這期間，歐洲涌現出了大量的人文主義文學作品。如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巨人傳》，描繪了具有超乎常人的體魄和力量的主人公――卡剛都亞原本聰慧過人，但長達幾十年的經院教育使得他變得愚昧、笨拙，在接受人文主義的教育之后則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巨人”的故事。在該小說中，拉伯雷借卡剛都亞的故事，批判了天主教經院教育對人本性的磨滅，痛斥了教會的殘酷和虛偽，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性的肯定，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典型作品，對后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又如意大利文學家薄伽丘所著的《十日談》，以1384年意大利佛羅倫薩的瘟疫為背景，講述了十名青年男女為躲避瘟疫相聚在一所鄉村別墅，他們每天講一個故事，這些故事批判了教會的虛偽與黑暗，譴責宗教禁欲主義，高度贊揚愛情，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人性的思考與肯定。又如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所著的《詩集》，表現出追求幸福的愛情觀。除了大量的文學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還涌現出一大批藝術家，如意大利畫家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反映出女性的美，又如意大利建筑師、雕刻家米開朗基羅的代表作《大衛》，展現了人體的美，這些藝術作品，都體現了對宗教禁欲主義的批判，反映出對人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莎士比亞的戲劇，更是誕生于文藝復興的顛峰時期，莎翁的戲劇，從早期的愛情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到后期的喜劇《仲夏夜之夢》，都體現了這一時期人文主義與封建制度之間的沖突。

二、湯莎時代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情與理

湯顯祖所處的晚明時代，在程朱理學與人性思考的矛盾沖突之下，也涌現出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如被稱為“前七子”之一的明代文學家李夢陽，提出文學創作應當注重情，他認為民間流傳的詩歌是百姓情感的載體，并認為這種載之以情感的詩才是“真詩”。此外，他還將講述青年男女愛情故事的《西廂記》與《離騷》相提并論，在當時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同樣有“前七子”之稱的徐禎卿，在其所著的《談藝錄》里也指出，詩歌要寫實、重感情，反對華麗的辭藻。徐禎卿主張：“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這種主張“詩歌因情而立”的思想，對當時的程朱理學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此外，明代文學家、戲曲作家徐渭提出“古人之詩本乎情”[1]，屠隆主張作詩要不可沿襲古人，而是要發自自己的內心，這些觀點都表現出明代文人對于“情”的重視，表現出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此外，大膽公開地批判程朱理學的李贄，主張“發乎情性，出乎自然”，與傳統儒家所倡導的“發乎情，止乎禮”截然迥異。在李贄的《明燈道古錄》中，他提出要以“化工”替代“畫工”，充分體現了李贄對于人的情性的肯定。而本文所研究的湯顯祖的戲劇，因湯顯祖受泰州學派的影響，他的戲劇中也可見對人性情的肯定，表現出與封建禮教的對抗，其中以其《牡丹亭》為典型。

三、小結

綜上所述，無論是十六、七世紀時期的歐洲還是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繁榮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腐敗的封建制度與封建思想阻礙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由此人文主義與封建禮教的沖突也應運而生。在這一時期，無論是W洲還是中國，都涌現出一大批反對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文學家，莎士比亞與湯顯祖也不過是冰山一角，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莎士比亞和湯顯祖的戲劇頗為典型，在現代的傳播范圍極廣，影響極其深遠，因此，對莎士比亞和湯顯祖戲劇中情與理的沖突進行分析，旨在更為細致地了解十六、七世紀中西戲劇中人文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爭鋒。但對于湯莎戲劇進行抽象的分析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因此，在本文該部分介紹了中西戲劇情與理之辯的歷史背景及理論的基礎之上，本文第三部分將結合《仲夏夜之夢》、《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等戲劇和湯顯祖的《牡丹亭》、《紫釵記》，具體分析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的戲劇中所變現出的情與理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