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的詩詞范文
時間:2023-03-15 20:20:53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辛棄疾的詩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七年級上冊課內古詩背誦內容
七年級上冊課內古詩背誦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首:
【觀滄海】(曹操"東漢)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次北固山下】(王灣"唐)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 歸雁洛陽邊。
【錢塘湖春行】(白居易"唐)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西江月】(辛棄疾"南宋)明月別枝驚鵲, 清風半夜鳴蟬。 稻花香里說豐年, 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 兩三點雨山前。 舊時茅店社林邊, 路轉溪頭忽見。
【天凈沙"秋思】(馬致遠"元)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從時代上看,主要集中在漢代唐代宋代,從形式上看,有三首詩歌兩首詞;從選取的內容看,主要是勵志和風景的描繪;從藝術特點來看,選取的詩詞都是同時代的翹楚之作,是中華詩詞傳誦不衰的典范之作,值得學生認真欣賞、涵韻和背誦。
二、從中考考點的角度把握詩詞
從中考題的詩歌賞析題來看,所考詩歌都是課內教讀的詩歌,考查點主要是:
一是對詩詞內容的理解:①對中心思想的理解;②對所抒感情的理解;③對抒情主體形象的理解;④對象征意義的理解。二是對所用表現手法及其作用的理解。
三是對詩詞語言的理解:①對關鍵詞語的理解;②對關鍵語句的理解。 四是對詩詞意境的理解。還可以按內容把初中古詩詞分為:①寫景抒情詩,歌詠山水名勝、描寫自然景色。②詠物言志詩,通過所詠之物寄托詩人品質或理想。③即事感懷詩,因一事而引發感慨。④懷古詠史詩,以歷史典故為題材,或借古諷今,或抒發感慨。⑤邊塞征戰詩,描寫邊塞風光和戍邊將士的軍旅生活等。按人物形象還可以分為:豪放灑脫的形象,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憂國憂民的形象,如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樂觀豁達的形象,如劉禹錫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慷慨悲壯的形象,如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忠心報國的形象,如蘇軾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躊躇滿志的形象,如辛棄疾的“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等等。
解題思路與技巧主要有這些方面:一是從作家、作品的相關背景資料人手,把握作品的旨趣、作者的情感傾向、詩句的原意。二是從作家風格(豪放、婉約等)和語言特征(如簡約、含蓄等)去領悟詩句的含義及表達的情感。三是從關鍵詞語著手,如抓住詩詞中關鍵的動詞的用法、含義及作用去賞析。四是從關鍵句(如主旨句、哲理句、情感句)著手,分析概括、推理解答。五是從修辭手法和表達方式、表現手法著手,品味語言、想象意境。六是從詩詞的具體內容的全面理解著手,把握各類(送別、詠物、愛國等)詩詞的思想內容。對于主觀性試題的解答,還應注意文字表述應簡潔、明了,切中要害。
三、舉例欣賞詩詞
一是選取《觀滄海》進行欣賞。首先可以翻譯這首詩文如下: 登上高高的碣石山,來眺望蒼茫的大海。水波多么洶涌澎湃,山島高高的聳立在水中。 山島上有叢生的樹木,各種各樣的奇花異草生長的很茂盛。 水面上吹起蕭瑟的秋風,水中涌起了水花波浪。雄偉的太陽和皎潔的月亮,好像在大海里升起。 燦爛的銀河,好像出自大海里。(用了互文的手法)喜悅高興到了極點,用這首詩歌來抒發自己的心愿志向。其次是把握其主題思想賞析:描繪了祖國河山的雄偉壯麗,更表達了詩人豪邁樂觀的進取精神,表達詩人博大的胸懷和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再次可以選取其中的詩句來分析其寫作特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互文的手法,虛景,詩人借豐富的想象,描繪了大海吞吐日月、包蘊星漢的宏偉氣魄和博懷,最能表達詩人博大的胸懷和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
篇2
關鍵詞:心理詞匯;英語詞匯教學;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1.引言
心理詞匯被看做詞匯學習的基礎,在二語學習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詞匯是人腦中所儲存的詞匯知識系統。桂詩春(2000)認為,心理詞匯是心理語言學家從另一個角度考察詞匯和意義的關系,人們怎樣在記憶里保存詞語的,怎樣辨認和提取詞語的,怎樣理解詞語的意義的,這些過程都和心理有關,故稱之為心理詞匯。研究心理詞匯就是研究詞匯是怎樣儲存在記憶里并怎樣被提取的,比如當一個人學到新詞匯時把這個詞匯儲存到記憶中,當他聽別人說話時,只有順利提取到已儲存在心理詞匯中的單詞才能理解這個詞匯。英語教師有必要對心理詞匯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夠在教學過程中應用心理詞匯,增強教學效果。
2.文獻綜述
上個世紀初,歐洲的語言學家們借助心理學視角來深入研究人類是如何使用語言的。主要是在Wundt的帶領下,他提出了語言的認知角度,語言學家們發展了新的視角。對于心理詞匯的研究應追朔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語言識別第一次出現在研究領域中,例如語言的獲取領域(Henderson,1989)。是Treisman第一次提出心理詞匯這個概念,根據他的闡述,心理詞匯是指讀者或者聽者所儲存的關于他的語言詞匯的信息。桂詩春(2000)則提出心理詞匯的研究主要是關于詞匯是如何在人的記憶中儲存的,以及他在口頭表達或者筆頭表達時是如何獲取該詞匯的。很多語言學家以及學者對心理詞匯的儲存以及獲取有過深入的研究,并且心理詞匯對二語詞匯教學的作用和影響也有所涉及。
3.心理詞匯的組織及詞匯提取
3.1 心理詞匯的組織
心理詞匯的組織也就是詞匯知識如何儲存于記憶之中。心理詞匯的組織主要通過語義網絡的形式。在語義網絡中,詞用接點來表示,接點和接點之間通過詞的語義關系而相互連接,在大腦中組成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網絡結構。連接距離越短說明兩詞之間的關系越近。語義網絡形式包括分級網絡模型和的擴展激活模型。分級網絡模型主要體現詞的范疇關系和屬性關系,擴展激活模型認為心理詞匯的組織像一個相互連接著的網,網中的節點代表詞的概念。
3.1.1 分級網絡模型
分級網絡模型(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是Collins和Quillian(1969)提出的,該模型的含義是指人類腦海中詞匯的儲存就像是網絡一樣,是有分級進行儲存的,每一個詞匯就像是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一樣,而且其他的與之相關的詞匯會形成一個網絡。
3.1.2 擴展激活網絡模型
基于分級網絡模型的問題和缺陷,Collins和Loftus(1975)對該模型進行了改進,形成了一種的模型,即擴展激活網絡模型,并且指出詞匯之間是相互關聯的網絡。其中就包括一些概念以及節點,它們是相互聯系的。但是該模型也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質疑和批判。
3.2 心理詞匯的提取
心理詞匯的提取是指激活詞匯知識的過程,通過不斷擴散的激活來進行。影響詞匯提取的因素主要有詞頻效應、語境效應、詞匯性效應及語義性效應等。研究表明,詞頻高的詞更容易提取;辨認有語義聯系的詞比無語義聯系的詞要快。另外,詞在意義上有抽象和具體之分,具體的詞匯比抽象的詞匯更容易提取;當遇到多義詞時,詞的多個意義被同時短暫激活,但語境能夠很快決定保留詞的哪個意義,不管是哪種因素都受到語境的影響。因為每種語言都有一詞多義現象,語義的提取會根據其語境來選擇。
詞匯提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串行搜索模型,一種是并行提取模型。串行搜索認為詞匯提取是按某個次序在此表中逐個詞項地進行;并行提取認為詞匯的知覺輸入可以同時激活多個候補詞,在處理信息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維同時起作用,而詞匯的組織網絡特點使并行模型更適合詞匯的提取。
4.影響詞匯提取的因素
上文已經對詞匯的組織形式以及提取模式進行了探討,理論知識勢必會為實際的教學進行服務,在實際的詞匯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如何利用該理論知識進行詞匯教學呢。影響詞匯提取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詞頻、句法結構、詞匯復雜度、詞匯的歧義度以及是否遇到過該詞匯(Carroll,2008)。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注意加強詞匯的復現率,增加該詞匯的出現的頻率,學生會對此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印象,加強詞匯的學習;學習詞匯應在語境中學習,在真實的語境中學習的詞匯更容易記住,更利于學生的使用;培養學生的聯想能力,不只是教其中一個詞匯,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詞匯網絡,在提取的時候會更加容易;要引導學生進行定期的復習,根據艾賓浩斯記憶曲線圖,我們可以得知,需要不斷的加強記憶才能記的更好。
5.結語
本文對心理詞匯的組織結構、提取、影響詞匯提取的因素以及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如何合理利用心理詞匯進行了探究和討論。心理詞匯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將對詞匯教學帶來更多的啟示,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能使二語語義與二語概念直接聯系,并促使二語詞匯知識朝著更高階段發展。當然,其最終目的還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心理詞匯,從而促進語言產出性能力的提高。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需合理利用該理論,使詞匯教學更加有效。
References
[1] Carroll,D.W.(2008).Psychology of Language(5th e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Cengage Learning.
[2] Collins,A.M.,& Loftus,E.F.(1975).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3] Processing.Psychological Review.82: 240-247.
[4] Collins,A.M.,& Quillian,M.R.(1969).Retrieval Time from Semantic Memory.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8: 432-438.
[5] Henderson,L.(1989).On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morphology and its diagnosis
篇3
關鍵詞:次貸危機;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啟示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資本協議)從2007年起在全球范圍內開始實施,而美國次債危機也正是在這一年爆發,這一歷史性巧合使我們更加關注次貸危機對新資本協議的影響。在次債危機中,國際著名銀行花旗、瑞銀等風險管理水平領先的機構不僅未能幸免,反而蒙受巨大損失。這一事實讓大家對代表國際先進銀行風險管理最新成果總結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開始了新的反思,甚至于對新資本協議提出了質疑。在各國積極出臺應對危機的措施后,如今次債危機對金融、經濟的影響正逐漸減弱。站在這個歷史階段,總結這一經濟現象,有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為我國即將開始的新資本協議實施提供理論上指導。本文正是基于次貸危機的成因這一新的視角,來探討我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實際意義。
一、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背景及成因分析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簡稱次貸危機。它起源于美國住房市場火爆時期,商業銀行發放了大量的次優抵押貸款。在追求房價上漲時次優抵押貸款帶來的收益時,也積累了房價下跌次優抵押貸款違約陡增的風險,這些大量的次優抵押貸款正成為后來危機爆發的風險隱患。在美國政府為擠掉住房市場泡沫改變前期寬松的貨幣政策操作思路相應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后,住宅市場明顯降溫,次優抵押貸款拖欠率不斷上升,商業銀行前期積累的風險開始顯現,次貸違約率上升導致了次貸放款機構遭受巨大損失。這就是次貸危機的起源。
按道理講,信用違約率大幅上升,只會導致次貸損失本身,也就是它的損失范圍在銀行系統內,并不足以演變成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深刻的影響。但從事情隨后的發展來看,次貸危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儲貸協會危機。通過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次級抵押貸款為標的創造出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增加了市場的聯動性、風險的擴散性。次級貸款作為相關衍生品如CDS、CDO的基礎資產,它的損失會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波及銀行系統,而且通過衍生品相關到證券系統、保險系統等整個金融系統。在這種過度信用創造的條件下,不斷暴露的資產損失動搖了整個金融市場信心,市場的連鎖反應使得風險進一步放大,繼而引發了全球性信貸緊縮和金融市場動蕩。
二、從次貸危機看新資本協議的制度合理性
新資本協議(Basel II),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總結最新風險管理實踐經驗和修改98年版舊資本協議的基礎上,于2004年6月公布的《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即新資本協議)。其主要變化是建立了有效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資本要求、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信息披露。新資本協議代表了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提高了資本監管的風險敏感度和靈活性,有助于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和推動業務創新。
站在次貸危機的角度來審視新資本協議,就是要在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范圍內,分析新資本協議的實踐能否起到防范次級貸款損失發生的作用。要探討這一問題,需要追溯商業銀行在次級貸款損失發生過程扮演的角色。其可以總結為三點:首先是商業銀行放寬了房貸授信標準,擴大了信用風險。其次是商業銀行過于依賴外部評級,不能及時與準確把握資產的風險。最后商業銀行證券證券化等表外業務在轉移信用風險的同時,由于創新衍生金融工具過程又創造了新的風險,使信用風險在銀行內循環回歸。針對這三點,我們來看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有效性。
(一)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進一步完善對銀行業務的監管
舊資本協議的特點是靜態的、粗略的,缺乏對內部管理流程和風險標準的審查。舊資本協議只有“一大鐵律”:最低資本金要求。而新資本協議在繼承與發展舊資本協議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現代金融監管的三個支柱。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通過三個支柱的聯合作用,從源頭上防止金融機構在未受監管狀態下肆意降低信貸標準,發放大量沒有償還能力保障的貸款。而事實上,這正是次貸損失的原因之一。
(二)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進一步提升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
新資本協議鼓勵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和高級計量法等風險計量方法。內部評分法應用在信用風險評估中,它是以銀行對重大風險要素的內部估計值作為計算資本的主要參數來度量信用風險,從而能極大的提高銀行對風險資產的敏感度。該方法的推進,有助于改變金融機構過于依賴外部評級的狀況。本次危機充分暴露了外部評級機構的弱點。美國次債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銀行業在評估信用風險時,過于依賴外部評級機構,放松了內部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從而使風險評估成為一個嚴重的風險隱患。
(三)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加強資產證券化監管,防止資本套利
2001年以來,國際上許多銀行大量發放以次貸為基礎資產的衍生工具來轉移表內資產,他們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快速回收現金,用于進一步的業務擴張,而金融機構的實質性風險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降低,只不過是在金融體系內部轉來轉去、不斷聚積,為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準備了條件。而新資本協議正針對舊協議的這一盲區,對資產證券化及表外實體提出了資本要求,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
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從新資本協議制度的合理性上講,我們不能推定出新資本協議的提前實施就能夠避免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但我們至少可以說讓金融危機的損失大大降低。也就是說,新資本協議也并不是完美的。
三、次貸危機對我國推進新資本協議的啟示
在我國,銀監會于2007年4月出臺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意見要求銀行從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如果屆時不能達到銀監會規定的
最低要求,經批準可暫緩實施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于2013年底。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次貸危機的發生從側面表明了實施新資本協議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具體來講,在推進新資本協議加強銀行風險管理過程中,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風險管理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關系
與1998年的政策框架相比,新協議定量計算更為精細,這些措施有利于銀行提高對風險的敏感度。但是我們要看到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運用風險管理過程帶來的風險,不能夸大模型的作用。風險的管理歸根結底是靠人來完成的,不是靠機器與模型,不應忽視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正確的態度是在定量方法的運用中,注重內部評級結果和風險參數估計的審慎性。同時,要通過監管過程、銀行管理體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場約束等定性的要求與定量有機的進行結合,來加強銀行風險管理,提升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次貸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實施新資本協議過程中,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要同步發展。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新的金融產品的出現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但若處理不當,用于防范金融風險的金融工具也有可能帶來新的金融風險。故必須通過金融市場的變化來加強金融監管動態調整,以適應金融創新提出新的監管水平要求。
(三)處理好金融發展實踐與金融制度建設的關系
新資本協議作為最新國際銀行風險管理的經驗總結,代表最新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新資本協議的完美性,也不意味著它運用到我國銀行業的實際會產生良好的效果。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的深化,在金融領域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從美國次貸危機中我們可以看到,沒有任何一種金融制度能夠一勞永逸來完美地規范金融實踐問題,金融制度的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來加以完善。故我國在推行新資本協議時,應該緊密結合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不能生硬照搬。同時要注意新資本協議對風險管理的實踐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以期更好地借鑒國際先進銀行治理成果,來提升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能力。
參考文獻:
[1]陳穎,王勝邦,張守川.次貸危機對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8年第10期.P51-60.
[2]王強.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交易的若干特點[J].中國信用卡,2008年第5期.P44-47.
[3]喬方亮.次貸危機對中國推行新巴塞爾協議的啟示[J].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9年第158期.P1-6.
[4]顧弦,鐘偉.次貸危機背景下新巴塞爾協議的發展趨勢及期對我國的啟示[J].南方金融,2009年第2期.P37-40.
篇4
關鍵詞 英語義類詞典 歷史 趨勢 演變特征
英語“thesaurus”一詞源自16世紀后半葉的近代拉丁語,由希臘語 (thēsauros)派生而來,意思是“庫房”“寶庫”,后來延伸為“重要或者有價值事物的匯集”。Thomas Cooper的Thesaurus Linguae Romanicae et Britannicae(《拉―英語庫》,1565)可能是首次使用該詞作為名稱的詞典,但它不是義類詞典。Peter Mark Roget(1779―1869)推出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Classified and Arranged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Assis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多譯作《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1852)之后,該詞才被賦予“同義詞詞典”“義類詞典”之義。(Hüllen 2009:33)
義類詞典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語法學家、歷史學家Philo of Byblos(又名Hernnius Philon?64―141)的On Synonyms(《論同義詞》)以及Ammonius Grammaticus由此縮寫而成的On the Differences of Synonymous Expressions(《論同義表達法的區別》)。Philo of Byblos也是世界上第一本類似“同義詞詞林”的參考書的編者,該書實際上是根據范疇編排的科技作家及其作品和城市與其著名市民名稱的匯編。真正接近當代義類詞典的當屬法國語法學家Gabriel Girard(1677―1748)的La justesse de la langue franaise(《法語精準詞典》,1718)以及據此出版的Synonymes franais(《法語同義詞詞典》,1736)。英語義類詞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七八世紀的詞集,如The Leiden Glossary(《萊登詞集》)。
英語義類詞典的發展與普通釋義詞典處理同義詞的傳統息息相關。“在Johnson博士之后,沒有按字母順序編排的釋義詞典可以置同義詞于不顧。而且,在Girard之后出版的詞典都大大地強化了同義辨析的技藝。所以,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義類詞典也相應地取得進展,成為語言反思和教育的手段。”(Hüllen 2009:37―38)最早也是最具現代意義的義類詞典當數Roget編纂的《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Roget是英國醫生、自然神學家和詞典學家,因編纂《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而為后人銘記。
《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的編纂工作始于1805年,問世于1852年。Roget因早年相繼失去父親和妻子而備受打擊,長期生活在抑郁之中,編纂詞典是他抗擊抑郁的方法之一。從1805年開始,他將詞典編纂作為業余愛好,歷經47年最終推出了《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這部詞典在Roget的有生之年重印28次,在其去世之后由兒子John Lewis Roget(1828―1908)和其孫子Samuel Romilly Roget(1875―?)不斷修訂增益。
從“前言”可知,這部詞典在1805年只是一個很小規模的語詞分類表,但初版時已經調整擴充到六大類,每類又細分為若干小類,小類再分為若干語義小組,小組中的語詞一般是同義、近義或者語義相關的語詞,形成詞義譜系,并以上義詞統領各個小類或者小組,整個詞典譜系涵蓋約1.5萬條詞目。Roget的語義分類和分類譜系基于德國哲學家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哲學研究,顯然是分析哲學研究派生的成果,為后人的同義詞詞典所沿襲,推動了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的歷史語文學和語義學的快速發展。Roget也成了“同義詞詞典”的代名詞。
由于Roget的詞典出版后獲得巨大成功,并且不斷修訂增益,因而19世紀后期及20世紀前期的義類詞典市場為其獨霸,除Francis Andrew March(1825―1911)的The Thesauru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英語義類詞典》,1903)外,其他編者幾乎沒有介入的空間。進入20世紀,Roget的詞典繼續修訂再版。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其他競爭對手才逐步進入義類詞典領域。近30年來的代表作有Marian Makins的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in AZ Form(《柯林斯義類詞典:按字母順序編排》,1984)、Laurence Urdang的The Oxford Thesaurus(《牛津義類詞典》,1991)、Elizabeth McLaren Kirkpatrick的The Oxford Paperback Thesaurus(《牛津簡裝義類詞典》,1994)、Betty Kirkpatrick的The Concise Oxford Thesaurus(《簡明牛津義類詞典》,1995)、Maurice Waite編纂的The Compact Oxford Thesaurus(《牛津壓縮版義類詞典》,1996)以及Patrick Hanks編纂的The New Oxford Thesaurus of English(《新編牛津英語義類詞典》,2000)等。
March編纂的《英語義類詞典》僅有102頁,“旨在為精確表達特定思想及時提供所需語詞”(見封面),并“將詞典的編纂原則與傳統義類詞典結合起來”(見“前言”),于1980年推出第2版,1993年重新編排再版。Urdang的《牛津義類詞典》按照字母順序編排了35萬條左右的普通英語同義與反義詞語,兼錄數千條方言詞和習慣用語,按照使用頻率排列每個義類中的語詞,書后附有“同義詞索引”,提供26.5萬條左右的同義詞查閱和互參信息,并配以充足詳盡的標示和引證,展示同義詞的使用和選擇。這部詞典一經出版便大獲成功,銷售量至今已逾12.6萬冊。
Kirkpatrick的《簡明牛津義類詞典》收錄了30萬條同義與反義語詞,根據使用頻率編排條目,最為常用的排在前面,詞義最為接近的語詞用大寫字母印刷,提供充足的例證幫助用戶選擇相應的語詞,另外專設400多個說明框提供名詞詞目的相關百科信息。“語詞鏈接”為查索相關語詞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部詞典從1995年初版問世后,分別于2002年和2007年由Maurice Waite修訂增益再版,篇幅由974頁增加到992頁。
英國近30年出版的義類詞典中還有專門為外國英語學習者設計的。例如,Tom McArthur的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朗文當代英語分類詞典》,1981)和Addison Wesley Longman的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朗文聯想活用詞典》,1993)等,而Christine A. Lindberg的Oxford American Desk Thesaurus(《牛津美語案頭義類詞典》,1998)則是針對美國用戶的需求設計的。這部僅有528頁的詞典依據《牛津簡裝義類詞典》(1994)更新而來,全書分為1萬余小類,涵蓋17.5萬條同義詞,包括數千條復合語詞和習慣表達,均按字母順序編排,簡明扼要地釋解了3萬余條普通詞匯,通過例證凸顯正確用法,提供各種寫作基礎指導,書后附有豐富的百科信息。此外,還出現了一部以俚語為收詞對象的義類詞典――Jonathan Green編纂的The Slang Thesaurus(《俚語義類詞典》,1986)。
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英國義類詞典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動態。首先,義類詞典發展勢頭更加迅猛,原來由牛津出版社獨家稱雄的局面被打破,柯林斯出版公司也強勢介入,推出多個系列,滿足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如Collins Writer’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柯林斯作家英語義類詞典》,2010)。Christian Kay, Jane Roberts, Michael Samuels和Irené Wotherspoon合作完成的The 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歷時牛津英語同義詞詞林》,2009)更是將英語義類詞典的編纂推向了巔峰,成為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義類詞典。
這部由格拉斯哥大學英語系團隊編纂、總計92萬余詞條、歷時40余年編纂而成的鴻篇巨制由兩卷構成,正文采用主題分類體系,分為三大部分(sections),即“外部世界”(the external world)、“精神世界”(the mental world)和“社會世界”(the social world)。這三大部分下再分為354個范疇,如food and drink(餐飲)、thought(思想、思維)、war(戰爭)等。所有這些范疇再根據從一般到具體的原則細分為23.6萬個次范疇和更次范疇,使同義詞與相關詞匯構成相互關聯的語義網絡,覆蓋80萬個語義概念,所有同義詞均記錄其在英語中第一次使用的年代,按照歷時順序將出現最早的同義詞排在首位,依此類推。綜合索引提供近100萬條語詞意義的互參指引。這部劃時代的巨著是第一部涵蓋從古英語到當代英語幾乎所有詞匯的義類詞典,對21世紀義類詞典的走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其次,出版機構開始重視用戶友好原則和用戶市場細分,特別注重檢索方便和差異化競爭,編排方式在語義分類的基礎上采用字母順序,目標用戶更加明確。柯林斯公司將用戶對象主要定位在中等和中等以下英語水平的用戶,編纂出版的Collins Primary Thesaurus(《柯林斯小學生義類詞典》,2005)、Collins School Thesaurus(《柯林斯學生義類詞典》,2009)等詞典,即其證明。
第三,dictionary與thesaurus合而為一的情況在20世紀已經出現,盡管為數不多,但這是值得重視和跟進的最新趨勢。進入21世紀之后,這樣的混合體有加速發展之勢,如牛津、柯林斯、錢伯斯、劍橋等出版機構相繼推出了“dictionary and thesaurus”,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牛津語言詞典與義類詞典》,2007)。近年來,這種組合有向中下層次用戶發展的走向, 如Collins Gem School Dictionary & Thesaurus(《柯林斯袖珍學生語言詞典與義類詞典》,2009)。
第四,牛津大學出版社在推出“dictionary and thesaurus”兩書組合之后,柯林斯出版公司緊隨其后,積極效仿,這或許會成為21世紀詞典發展的新模式,應該引起國內同行的關注和跟蹤研究,如The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of English 2 Book Set(《〈牛津英語詞典與義類詞典〉兩書組合》,2010)、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Set(《柯林斯英語詞典與義類詞典組合》,2011)等。
最后,義類詞典的檢索傳輸媒介也已經從傳統的紙質向電子、網絡甚至向iPhone, iPod, iPad這樣頗受年輕人青睞的新型媒介轉變,顯示出無限的發展空間和前景。《歷時牛津英語同義詞詞林》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WordNet(《詞網》)都是基于網絡運行的大型義類詞典,而Collins English Thesaurus Mobile Systems(《柯林斯英語義類詞典手機系統》)和English Dictionary & Thesaurus by Ultralingua(《超語英語詞典與義類詞典》)等都可以直接從網絡上下載,用于iPhone, iPod和iPad等新型傳輸媒介。
盡管Roget的義類詞典出現在19世紀中期,但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當時并沒有出版類似的工具書,目前能見到的就是Richard Soule(1812―1877)和Alfred Dwight Sheffield(?―1871)于1871年出版的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es(《英語同義詞詞典》)。這部詞典開創了美國英語同義詞詞典的先河,從問世之日到1938年共有28個版次,并且改名為A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 & Synonymous Expressions(《英語同義詞與同義表達詞典》),而從1938年到2000年又有近50個版次,可見這部詞典的暢銷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19世紀沒有產生更多類似詞典的原因。
20世紀美國義類詞典的發展主體集中在近30年,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借助19世紀韋伯斯特詞典的強勁勢頭和堅實基礎,編纂了新的同義詞詞典,開發了義類詞典,如Philip Babcock Gove的Websters Dictionary of Synonyms(《韋伯斯特同義詞詞典》,1942)、Charlton Grant Laird(1901―1984)編纂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
(《新編韋伯斯特國際義類詞典》,1971)、署名MerriamWebster的The MerriamWebster Thesaurus(《梅里亞姆―韋伯斯特義類詞典》,1978)和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Thesaurus(《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大學義類詞典》,1988)、Mass Market Paperback出版的Webster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國際義類詞典》,1999)等。
第二,借助《羅杰英語同義語詞詞典》在20世紀的影響力,編纂了大量在其基礎上修訂、增益甚至重編的冠名為Roget的詞典,如R. L. Chapman的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羅杰國際義類詞典》,1992)、B.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 (《羅杰21世紀同義詞詞典》,1992)、Peter Roget和John Bartlett聯合署名的Bartletts Rogets Thesaurus(《巴哈萊特羅杰義類詞典》,1996)以及署名Webster的Websters New Worl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國際羅杰同義詞詞典》,2000)等。
第三,借鑒英國義類詞典編纂的經驗,結合美國用戶自身的需求,獨立研編具有美國本土特色的義類詞典或者同義詞詞典,如Jerome Irving Rodale(1898―1971)編纂的The Word Finder(《語詞詞林》,1947)和The Synonym Finder(《同義詞詞林》,1961)、Charlton Grant Laird編纂的Collins New World Thesaurus(《新編柯林斯國際義類詞典》,1979)、Stephen Glazier編纂的The Word Menu: New and Essential Companion to the Dictionary(《蘭登書屋同義詞詞典――新編必備詞典伴侶》,1992)、Eugene Ehrlich的The Highly Selective Thesaurus for the Extraordinarily Literate(《精選精英英語義類詞典》,1994)等。
第四,實現普通語言詞典與義類詞典的有機結合,推出了語言詞典與義類詞典合而為一的新型詞典編纂范式,主要代表作有Iseabail MacLeod、Mary Pauson和C. Wilfred Clark合編的Websters New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詞典詞林》,1989)、Michael Agnes的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國際詞典詞林》,1998)、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New Explorer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探索詞典詞林》,1999)、署名Webster的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大學詞典詞林》,2000)、署名 Tpi的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Dictionary &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c Edition(《新編韋伯斯特國際英語詞典與義類詞典:國際百科版》,2000)等,另外還出現了“同義詞詞典”與“義類詞典”的組合,如Jerome Irving Rodale的The Synonym Finder and The Word Finder, TwoVolume Set(《〈英語同義詞與語詞詞林〉兩卷組合》,1978)。
最后,義類詞典的精細化趨勢逐漸顯現,這在俚語詞典編纂上反映得尤其突出,如Howard N. Rose的A Thesaurus of Slang(《俚語義類詞典》,1934)、Lester V. Berrey和Melvin Van den Bark合編的The American Thesaurus of Slang:A Complete Reference Work of Colloquial Speech(《美國俚語義類詞典――綜合通俗語參考書》,1942)、Esther Lewin 和Albert E. Lewin合編的The Thesaurus of Slang(《俚語義類詞典》,1988)、Robert Chapman的The Thesaurus of American Slang(《美語俚語義類詞典》,1989)等。
21世紀剛剛過去短短的十幾年,然而,美國義類詞典的編纂卻在沿著20世紀的軌跡加速前行,推出了多部頗具分量的巨制,如Norman Lewis和Christopher Orlando Sylvest合編的The New Rogets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新編羅杰義類詞典》,2001)、George Davison的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150th Anniversary Edition(《羅杰同義語詞詞典:150周年紀念版》,2002)和Rog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羅杰同義語詞詞典》,2004)、Charlton Laird的Websters New World Pocket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袖珍義類詞典》,2004)、Barbara Ann Kipfer的Rogets 21st Century Thesaurus: In Dictionary Form(《羅杰21世紀義類詞典》,2006)和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Rogets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Indexed) (《羅杰國際義類詞典》又名《羅杰國際義類詞典索引》,2010)、署名MerriamWebster的Websters AllinOne Dictionary & Thesaurus(《韋伯斯特綜合語言詞典與義類詞典》,2008)、Tom Heehler的The WellSpoken Thesaurus: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Say Everyday Words and Phrases(《優雅用語義類詞典――日常表達最為有力的工具》,2011)等。
此外,上述詞典運行的媒介除了傳統的紙質、20世紀末期的光盤與網絡之外,手機、iPod和iPad正在成為美國詞典媒介轉變的新模式,5.0.1版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and Rogets AZ Thesaurus(《新編韋伯斯特大學詞典與羅杰義類詞典》)便是很好的例證。這種釋義詞典與義類詞典組合的新型運行媒介的開發和應用值得漢語詞典編纂者和研究者高度關注和借鑒。
參考文獻
1.Alston R C. The English Dictionary. A Bibliograph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eeds: University of Leeds, 1973.
2.Carr M. Internet Dictionaries and Lexic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1997(10).
3.Collison R L. A History of ForeignLanguage Dictionaries. London: Andre Deutsch Limited, 1982.
4.Cowie A P.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Crystal 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nd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Friend J H.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Lexicography 1798―1864. The Hague: Mouton, 1967.
7.Green J. Chasing the Sun: Dictionary Makers and the Dictionaries They Mad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8.Hausmann F J. et al. (eds.) Dictionarie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9.Hüllen W. English Dictionaries 800-1700: The Topical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 2006.
10.Hüllen W.A History of Rogets Thesaurus:Origins,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Hüllen W. Dictionaries of Synonyms and Thesauri.∥ Cowie A P.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13.Leibniz G W. 人類理智新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2.
14.McArthur T. Worlds of References―Lexicography,Learning and Language: From Clay Tablets to Compu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McArthur T.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Meyer C. English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Osselton N E. Chosen Words: Past and Present Problems for Dictionary Makers.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5.
18.Osselton N E.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Monolingual Dictionary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Cowie A P.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Rosch 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75 (104) .
20.Thagard P. Mind: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2nd e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
21.Wells R A. Dictionaries and the Authoritarian Tradition:A Study in English Usage and Lexicography. The Hague: Mouton, 1973.
22.Wenden A,Rubin J. Learner Strat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1987.
23.Winchester S.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24.Yong Heming,Peng Jing. Chinese Lexicography: 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篇5
風水是中國古代社會民眾最為重要的信仰之一,其影響不僅體現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之中,而且對士人的思想觀念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士人的態度、觀念和立場,又直接塑造了風水之術的發展軌跡及風水信仰的歷史形態。曹魏時期,名士嵇康與阮侃曾經就“宅無吉兇”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所謂“宅無吉兇”就是討論風水是否真的能夠決定或影響個人、家庭、家族乃至國家的命運。嵇康與阮侃的這場討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關風水的系統辯論,對中國古代風水信仰發展走向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士人對風水問題的關注,與風水發展、演進的歷史相始終。早在風水之術的萌芽階段,就有士人對其提出了批評和否定。《左傳·昭公三年》載晏子所稱的“非宅是卜”就是一個最早的例證。進入兩漢時期,風水與儒家孝道思想及社會厚葬之風相結合,使得其市場急劇擴大,信仰階層也逐步上移,風水開始成為一種社會普遍信仰,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嚴重不滿。東漢社會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與王符,都曾對風水提出了批駁。盡管這種批駁只是一種缺乏思想深度的自發反思,但他們所提出的“吉兇興衰不在宅”的命題,成為曹魏時期嵇康、阮侃辯論的先聲。“吉兇興衰不在宅”,被嵇、阮賦予了新的思想內涵,成為魏晉玄學的重要辯題之一。
眾所周知,風水是關于宅居、冢墓營建中的一種趨吉避兇的術數,它源于人們對命運預測與調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風水的人看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術數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命運”問題。針對當時社會盛行的風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產生的主觀原因。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將“壽夭禍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種種風水禁忌之上,是因為人們不能夠把握生命中“壽夭禍福”的真正原因,因為“不見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在阮侃看來,人生的壽夭窮通均取決于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并通過骨骼面相表現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稱的“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決定的,禍福既定,人力無法改變,即所謂“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運決定于“相命”,那么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沒有意義。“三公”的住宅不可謂不吉,但讓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論基礎上,阮侃還批判了“五音”、“時日”等具體吉兇推演方法。他說,地的吉兇就像一個獵人外出狩獵,叢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對于獵人而言,遇虎為兇,遇禽為吉,而這和地的東西、背向等方位并無關系。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環境與方位是確定的,并不因為五行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所以,通過這些方法所確定的方位吉兇,并不可靠,人的吉兇主要取決于“福德”和“刑禍”。
需要指出的是,阮侃一方面堅持“性命自然”說,認為“宅無吉兇”,但同時他又認為“宅墓”雖然不能決定吉兇,卻可以占卜、預測吉兇。也就是說,阮侃的“宅無吉兇”論并非完全否定風水,他承認和接受風水具有預測吉兇的功能,而否認其可以改變命運的功能,也就是他所謂的“可以知吉兇,然不能為吉兇”。
針對阮侃的觀念,嵇康首先指出其“性命自然”說所存在的一個悖論。既然阮侃否定外力對人生禍福的影響,嵇康反問,難道生于唐虞盛世之時的人都注定長壽嗎?而長平之戰中被坑殺的士卒都注定短命嗎?如果真的像阮侃所說的那樣,“吉兇素定,不可推移”,那么古人所言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履信順思,自天祐之”還有什么意義呢?嵇康這里所追問的是道德與命運的關系問題。歷史上,凡是純粹的命定論,必然是反道德的。而這種反道德的命定論,在歷史上并不多見。因此,無論是道家、儒家都是將道德納入命運理論中,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中庸》稱“唯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周易》中所謂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它們都賦予了道德以調節命運的作用。因此,嵇康的反問抓住了阮侃“性命自然”說的自我矛盾之處,阮侃無法公開否認“道德”對命運的調節作用,因為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是不容置疑的。既然道德可以調節人們的命運,那么宅居、冢墓也當如此,這就是嵇康的辯論邏輯。
在嵇康看來,阮侃否認“五音宅法”是不懂得“宮商之理”。嵇康認為人的姓氏具有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屬,而五音又分別配屬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五行之氣相生則吉,相克則兇,人、地都具有同樣的屬性,這種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是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因此,憑借這種感應來推斷宅居、冢墓之地的吉兇,在嵇康看來是完全符合陰陽、五行之理的。
針對阮侃提出宅居猶如占卜,可以“知吉兇”而不能“為吉兇”之說,嵇康也予以反駁。他認為,相宅和卜筮一樣都具有預測吉兇的功能,從表面上看,這一點是相似的,但實際上并不相同:卜筮時的吉兇并沒有固定依賴其中的具體物理對象,它是不確定的,要“待物而應”;而相宅則不是這樣,它的吉兇推演是根據宅居的已有之形,物理對象是確定的,其吉兇正是源于既有之“宅相”。因此,嵇康認為,卜筮只能預測吉兇,而不能“為吉兇”,而風水則不然,不僅可以推斷吉兇,而且可以“為吉兇”,即改變人的命運。
篇6
關鍵詞:陶瓷裝飾;高清三維膠輥印刷;凹凸釉面磚;噴墨打印;優勢
1 前言
釉面磚由于具有多色彩、多變化和更好的表面裝飾效果等優勢,已成為廚房、衛生間、陽臺等空間裝飾的主要選擇。釉面磚的傳統印刷生產技術主要有絲網印刷、輥筒印刷、膠輥印刷等,由于膠輥印刷的產品圖案紋理清晰、連貫自然、仿石效果逼真,已經成為陶瓷磚主流印刷生產技術。但傳統的釉面磚生產技術都只局限于平面印刷,新研發的噴墨打印技術,是一種非接觸性的印刷模式,可在凹凸面上噴墨印刷,具有生產技術數字化,轉換生產靈活簡單,易于實現個性化等優點,把陶瓷釉面磚的藝術表現力與空間層次美感大大地推進了一步,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1)噴墨的核心設備噴頭及墨水還要依賴進口;
(2)墨水的顏色單一,缺乏深紅色;
(3)打印速度慢,生產效率低、成本高;
(4)噴墨打印設備的購置和維護費用相當高:
(5)其核心知識產權為發達國家所掌握。
為了突破傳統印刷技術和噴墨打印技術的不足,筆者通過大膽技術創新,首創了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突破了在瓷磚上實現立體高清、高速印刷的世界性難題,并開發出具有能工巧匠精雕細琢后的天然石材獨有韻味的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產品。從而滿足了人們對高品味和個性化生活環境的追求,已成為釉面磚產品中的新寵。
2 試驗內容
2.1 印刷膠輥的結構分析和設計
對于普通的輥筒平面印刷,一般采用中等硬度的材料(SD橡膠)制作印刷膠輥,但如果采用這種材料制作的膠輥在凹凸表面印刷時,就會出現缺花現象(花紋在凹凸連接處不連續),如圖1所示。
為了實現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筆者通過建立膠輥的有限元模型,從理論上探討結構改進的路徑和方法。當膠輥與磚坯接觸時,膠輥和磚坯之間的移動導致受力變形。一般的凹凸膠輥印花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膠輥進入凹槽的一個側面接觸,側面與膠輥的運動方向相廠,膠輥與側面相互離開,變形主要是由于膠輥自上而下的正壓力導致:第二階段:膠輥咬入凹槽內。主要特征是膠輥與凹槽底面接觸,凹槽寬度和膠輥變形程度不同,如果充分變形并填充,會呈現三個面和兩個面同時接觸的情況:第三階段:膠輥離開凹槽。膠輥與凹槽第二個側面接觸,膠輥與側面相互的擠壓除膠輥向下的垂直壓力外,還有相對運動產生的水平壓力。其中,最復雜的孤島型凹槽(凸起)印花,凹凸的四個側面都需要很好地貼合。為了觀察貼合效果,簡化計算復雜度,在建立膠輥有限元模型時做了一些必要的假設和近似,如圖2所示。取膠輥局部進行分析,分為橡膠層和鋼筒層,膠輥彈性模量取8MPa,泊松比為0.45。鋼筒采用A3鋼材料參數。在膠輥表面取一定面積給定位移約束,考察膠輥變形和受力情況。其計算結果如圖3、圖4所示。
通過分析發現,在這種結構下膠輥要達到規定位移量。其底部的應力應達到11.7MPa。隨著位移量增加,最大應力值將迅速增加。在實際應用中,硬膠輥缺花是因為原有的膠輥支撐結構提供的膠輥壓力偏小,不能使膠輥產生足夠的變形。但如果加大壓力,會破壞磚坯的表面。因此,考慮以軟膠代替硬膠,使其在較小膠輥壓力下可以產生足夠的變形,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軟膠輥的有限元模型中,使膠輥彈性模量變為2MPa,其分析結果如圖5、圖6所示。
由圖5、圖6分析可知,改變材料參數后,同樣的變形量,其最大應力約為2MPa。即在同樣壓力下。軟質材料能更好地貼近凹凸面。但從變形效果上看,軟質材料和硬質材料膠輥的變形效果接近,變形的斜面傾角度在600-630之間。當凹凸面傾角度超過此范圍,膠輥與凹凸側面就不能較好地貼合。
為了增大變形斜面傾角,研究采用軟硬組合膠輥結構。建立了如圖7所示的雙層膠輥有限元模型。采用同樣的加載方式,得到的變形效果和應力分布如圖8所示。
由圖8分析可知,在相同變形情況下,其最大應力約為3.25MPa,而變形側面傾角變大為65°-680°結果表明:雙層膠輥結構與軟質膠輥相比其壓力略有增加,但變形傾角明顯加大,有利于膠輥與凹凸側面的貼合。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選擇了軟硬雙層膠輥結構的同時,對膠輥支撐系統也做了相應調整。進一步研究發現,雙層膠輥厚度比、凹凸高度差、膠輥外徑等參數與軟硬膠輥的體積比相關。在相同厚度比的情況下,凹凸高度差越大,軟膠體積比越大,有利于改善膠輥應力分布。當凹凸高度差超過軟膠厚度時,體積比與膠輥直徑和凹凸高度的關系如圖9所示,膠輥直徑與體積比關系如圖10所示。
由圖9、圖10可知,當膠輥直徑越小,在相同變形情況下,軟硬膠的體積比增大。因此在滿足其它工藝條件的基礎上可盡量減小膠輥直徑。
由于理論分析模型對膠輥做了適當的簡化,同時在試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膠輥結構進行了優化。優化和改良后的印刷膠輥,不僅適應凹凸表面高度差達到6mm的釉面磚,而且在凹凸變化面上都能保證紋路的清晰和連續。
2.2 印花釉的試制
為了達到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的印花效果。筆者將市場上現用的各種印油、基礎釉粉、色料按一定比例混合球磨,用所確定的高清三維軟硬雙層專用膠輥分別在凹凸位高度達6mm的磚面上進行印花,發現現有的印油由于聚合力、性不好,不能夠在凹凸不平的磚面上印刷出完整清晰的圖案。
通過分析,發現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由于凹凸位高度差較大、膠輥的材質軟,輥筒與磚面的摩擦力大、印刷的圖案網點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會變形。且膠輥上的網孔因外力的擠壓會變形,這一系列原因造成花釉難于填充。要克服這些缺陷,要求花釉必須要有較高的聚合力和彈性,以確保在外力作用下不變形不軟蹋。同時,花釉還要具有較好的性、較強的滲透力,以確保花釉能夠填充到膠輥因受外力作用而變形的網孔內。并在與釉坯接觸瞬間,將網孔內的花釉印在磚面上而形成清晰完整的圖案。從花釉的構成來看,它是由釉粉、色料、印油組成,因此,印油的性能非常關鍵。
通過筆者多次試驗,結合現有印油的性能,采用復合有機材料代替了傳統單一的有機材料,試制出適合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生產所需的專用印油,并按一定比例與釉粉、色料調配出性能好、聚合力強的印花釉。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生產專用印油的配方組成、不同印油的工藝參數、不同花釉配比見表1~表3,不同花釉的印花效果見圖11~圖16。
從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改變基礎釉粉的含量,其花釉比重隨基礎釉粉的量降低而降
低,其流速也發生一定的改變。再由圖11-圖16中可以看出。1號花釉印花效果很差,凹位完全沒有圖案,紋理不清,且有大量白點;2號花釉印花效果不理想,凹位可見少量圖案,但紋理不清晰,有大量白點;3號花釉印花效果不太理想,凹凸位連接處圖案不連續,紋理圖案模糊,且有白點:4號花釉印花效果較好,凹凸位高度差小的產品凹凸位連接處圖案連續,紋理清晰,但凹凸位高度差大的產品凹位印不到花;5號花釉印花效果較好,凹凸位高度差小的產品凹凸位連接處圖案連續,紋理清晰,但凹凸位高度差大的產品凹位圖案模糊且有白點;6號花釉印花效果好,凹凸位高度差達6mm的磚面上圖案清晰,凹凸位連接處圖案連續不間斷,仿石效果逼真,完全達到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所預定的效果。
2.3 成形工藝及模具的研究
由于凹凸釉面磚坯表面設計成凹凸圖案(磚面凹凸位高度差達到6mm),若采用傳統的表面朝下,背面朝上的反打成形工藝,會造成脫模困難。壓制好的產品在推出模具時易將凸位的邊角位推變形,甚至產生破損,影響沖壓質量,并且產品在壓機運輸平臺的輥棒上運行時,會因凹凸不平而產生震動,從而造成裂坯、爛坯等問題。同時,模具的磨損快,且沖壓速度不能快,制約了生產。為了保證產品的凹凸效果及提高沖壓成品率,筆者通過反復試驗,突破傳統反打工藝,采用了磚表面朝上的正打成形工藝。
由于本技術研制的高清三維凹凸釉面磚,其表面有凹凸,成形工藝設定為“正打”工藝,這樣必須對成形模具進行改進。模框不改變,正打的磚坯出模時會出現正面大,底面小的情形。坯體在出模時,一方面其正面邊角在模框側板作用下容易被崩爛,影響坯體成形效率;另一方面產品正面的倒角容易在坯體上模邊形成倒鉤形,倒角越大,倒鉤也越大。倒鉤一方面影響磚坯脫模;另一方面影響排氣。通過實驗,對產品正面的倒角進行了優化,將“正打”產品的倒角設計為R5,將倒鉤減到最小,保證了氣體的排出,使凹凸磚坯密度均勻,且有較高的成形效率。
2.4 粉料粒度及模具壓膠硬度的優化
半干壓成形的粉料具有一定的顆粒級配,由于布料器來回運動產生振動,會使較細的粉料通過大顆粒的間隙向下運動。因此磚坯的下表面光滑平整,這也是一般半干壓成形采用反打的原因之一。但凹凸釉面磚采用正打工藝,試驗發現成形的坯體經素燒后,磚面有明顯的大顆粒,特別粗糙。淋釉后,釉面不平,有皺紋釉、桔釉等缺陷。因此筆者通過對噴霧塔噴片、旋流片及柱塞泵壓力進行調整,從而對粉料的顆粒級配進行了優化,并將成形模具的壓膠硬度提高,進而保證了素燒后磚坯表面的光滑。
3 結果分析與比較
采用上述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生產的凹凸釉面磚產品,圖案清晰,凹凸位連接處石材天然紋理連貫自然、顏色豐富,該產品具有能工巧匠、精雕細琢天然石材獨有的韻味,增強浮雕的表現力,極大地豐富了釉面磚的裝飾效果。經檢測,產品各項指標與正常生產的釉面磚一樣,完全符合GBfr4100-2006附錄L、GB6566-2011中A類裝修材料和HJ/T297-2006標準要求。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通過對普通膠輥印刷技術的研究,解決了膠輥印刷技術無法在凹凸釉面磚上進行高清三維印花裝飾的重大技術難題。實現了通過在凹凸釉面磚表面進行一次性印刷裝飾,就可達到目前國外最新噴墨打印技術所具有的高清三維印刷效果。為了進一步分析該技術的優越性,筆者將目前市場上的各種裝飾技術在生產效率、適應性、圖案分辨率、性價比方面進行了比較,其結果見表4~表6。
從表6可知,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具有更高的性價比和更適合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性。
4 結論
(1)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突破了建筑陶瓷行業廣泛應用的膠輥印刷技術不能在凹凸釉面磚表面進行快速高清印刷裝飾的難題,打破了國外對瓷磚立體印刷技術的壟斷。
(2)本技術在表面凹凸有釉陶瓷磚膠輥印刷技術領域,綜合技術經濟指標和產業化規模,與國內外同類技術相比,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3)高清三維膠輥印刷技術的成功,提升了我國建筑陶瓷磚的生產技術水平和裝飾技術水平,促進了建筑陶瓷產品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社會效益顯著。
篇7
393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6-3317-01
急性心肌梗死在臨床上主要表現為胸痛、胸悶等,嚴重的可導致患者出現休克或死亡現象。我院對52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全面護理措施,效果顯著,現總結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104例患者均為我院2010年2月――2012年2月期間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按就診時間平均分為A、B兩組,每組54例。A組患者男27例,女25例,年齡43-83歲之間,平均年齡(54.18±4.68)歲;初發者40例,再發者12例;梗死部位為前壁者28例,后壁者24例;B組患者男27例,女25例,年齡44-81歲之間,平均年齡(54.17±4.69)歲;初發者38例,再發者14例;梗死部位為前壁者25例,后壁者23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給予A組患者常規護理措施①做好術前準備工作,配合主治醫師對患者進行PCI治療。②手術過程中對患者病情進行全面觀察,保證手術過程安全、順利。③術后對患者進行全面檢查,對異常情況及時匯報至主治醫師,并采取及時有效的護理措施。
1.2.1給予B組患者全面護理措施①就手術中應注意事項向患者及家屬進行明確告知,并對其心理問題進行疏導,保證手術過程順利。仔細、耐心講解患者及其家屬提出的疑問,獲得患者及家屬認可。②對患者進行科學、系統健康、心理教育,引導患者積極改善不良心理問題。加強飲食護理力度,杜絕煙酒,引導患者科學、健康飲食。③根據患者病情,引導患者盡早進行康復訓練,促使患者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1.3觀察指標對兩組患者治療期間并發癥進行觀察與統計,并通過問卷調查方式,統計患者及家屬對護理服務的滿意度。
1.4統計學方法所有數據均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8.0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χ±s表示,采用t對計量資料進行檢驗,用X2對組間比較進行檢驗,P
2結果
2.1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對比A組并發癥發生率為63.5%,B組并發癥發生率為25.0%,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兩組患者滿意度對比A組患者滿意度為69.3%,B組患者滿意度為88.4%,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急性心肌梗死病情發展迅速,極易對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威脅,PCI可經過機械,將患者處于閉塞狀態的血管進行疏通,進而恢復心肌持續供血狀態,因此是臨床治療急性心肌梗死的有效措施之一。
篇8
論文關鍵詞:外來詞;領域;文化內蘊;文化心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都會在語言中最活躍的成份——詞匯上體現出來。詞匯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系統,它一方面通過內部創造,變得日益豐富起來,同時又不斷地吸收他民族的語言詞匯,即引進外來詞來擴充自己。外來詞也稱借詞,指本民族語言中從其它民族語言中吸收過來的詞。它是豐富詞匯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種普遍語言現象,漢語也不例外,因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與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語言的融合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越來越多的外來詞尤其是源自英語的大量外來詞進入漢語,并不知不覺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本文從源自英語的外來詞進入漢語的方式、領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對英語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
一、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方法
(一)音譯法。音譯法就是按照英文詞的讀音直接譯成漢語借詞,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賓(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絲(fans)等。英語中許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稱通過音譯被借人漢語,如克林頓(clinton)、華盛頓(washington)、p&g(寶潔)等。用音譯法吸收外來詞既可保留原詞的音韻美,又保持了其異國情調。
(二)意譯法。意譯法是一種歸化法,指用漢語里固有的詞匯改變外來詞匯,其目的是為了“解釋原英文詞語的功能與特點,也可以說是按原詞的語義創造一個新詞”。意譯法主要用于漢語吸收關于科技、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現象等方面的英語詞匯,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蟲(millennium bug)、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還巢兒(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軟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譯法是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一種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譯法。音意兼譯指兼顧外來詞的讀音和詞義,使之既在語音上與原詞貼近,又能體現原詞特點但又非原詞詞義的詞義,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凱(marykay)、奔騰(pentium)、歐元(euro)、奔馳(benz)、席夢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譯法比單純的諧音或意譯能更好地傳情達意。
(四)半音半意譯法。即把外來詞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義翻譯成漢語,這樣將原詞一分為二,相得益彰。如網吧(internetbar)、劍橋(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寧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譯加表意語素法。為了使外來詞更清楚地表達其含義,通常把外來詞音譯后加上表示類名的詞素來說明其類別。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類似的英語外來詞被人們所熟悉后,在使用的過程中常常省略了詞尾的語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聞和科技語體中運用大量縮略語和簡稱,是現代英語的特點之一。漢語在吸收這些外來詞時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譯或意譯繁瑣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陳酒、ip(intearctprotoco1)網際協議、vcd(videocompactdisk)、gdp(國民生產總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為“計算機x線體層照相術”、voa(美國之音)、oa(辦公自動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來,許多新的科技術語紛紛進人漢語,作為新生事物,漢語中暫時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我們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還包括近年來漢語里吸收的一些以漢英混寫方式構成的外來詞,如k金、bb機、bp機、pc機、sos兒童村、ac米蘭、atm機、txt文體、basic語言、aa制、t型臺、ic卡、維生素a、v26減肥沙琪等。
由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更多、更靈活,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并使其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滿足了表達和交際的需要。
二、漢語中英語外來詞所涉及的范圍
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國家最多的語言,它對各國語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將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內容以詞匯的形式通過大眾媒體、商品、書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國民眾的社會生活中。新時期漢語中的英語外來詞覆蓋面極廣,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學、政治制度等領域,而是已擴大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網絡通訊外來詞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在中國普及以來網絡方面的外來詞迅速增加,并向現實社會滲透,如聊天室(chatroom)、電子公告欄(bbs)、網絡信息中心(nic)、綜合數字服務網(isdn)、pc機、pop協議、usb接口、登錄(1_~gin)、貓(modem)、下線(offline)、下載(down—load)、密碼(password)、網蟲(newoiti!)、寬帶(broadband)等等。年輕人是網絡語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們的推動下,網絡外來詞不斷推新除舊,發展迅猛。3此外,當今電訊技術得到長足發展,電子產品層出不窮,這方面的外來詞已走進我們大眾的生活,如cal機、移動電話(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導(bidr)、愛立信(ericson)、摩托羅拉(motorola)、諾基亞(nokia)、cd、vcd、dvd(數字影音光碟)、vtr(磁帶錄像機)、vcr(盒式磁帶錄像機)、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標外來詞
中國改革開放的深人加劇了中國市場格局的變化,價格、質量已不再是人們消費心理的全部,而是越來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了一群特殊的外來詞,即外來商業品牌名稱詞。商標外來詞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飲食方面,如保維爾(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達(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達(fanta)、樂口福(lactov)樂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樂(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麥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藍帶(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雞尾酒(cocktail)、白蘭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奧妙(omo)、寶潔(p&g)、汰漬(tides)、金紡(comfort)等洗衣(粉)劑;佳潔士(crest)、潔諾(signa1)、高露潔(colgate)等牙膏品牌;納愛斯(nice)、舒膚佳(safeguard)、嘉蓮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蓮(hazeline)、柏麗絲(bolisi)、飄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飛絲(heads&shoulders)mousse(摩絲)等洗發、護發產品;膚美靈(skinice)玉蘭油(oilofulma)、夢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強生(johnsons)、露華濃(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詩蘭黛(est6elauder)等化妝、護膚品;(3)服飾方面,如媚登峰(內衣)(maidenform)、戴安芬(內衣)(tirumph)、奧黛莉(內衣)(audrey)、耐克(nike)、銳步(reeobk)、茵寶(umbro)、雅戈爾(youngor)、匹克(peak)、金利來(goldlion)、寶獅龍(bossini)等品牌服飾。(4)藥品類,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靈(legalon)、偉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類,如奧迪(audi)、奔馳(benz)、皇冠(crown)、寶馬(bmw)、別克(buick)、馬自達(mazda)及美國著名輪胎商標固特異(goodyear)等。(6)建材家俱類,如馬賽克(mosaic)、華帝(vantage)、美標(潔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商品名稱外來詞都已走進人們的消費觀念里,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
(三)科教外來詞
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中國在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自然要引進代表新技術、新發現的外來詞。尤其是近20年來,一大批新的科技術語紛至沓來,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園(hi—techpark),可視電話(videophone)、dna(脫氧核糖核酸)、試管嬰兒(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機等外來詞,反映了新的科學理論及工藝技術的突飛猛進。同時,由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學子們的海外求學,使得mba(工商管理學碩士)、tofel(托福)、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ielts(雅思或國際英語測試制度)、aptel(英語能力考試)等外來詞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
中國在與西方各國的交流中,有關藝術、娛樂、文體等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視圈中的好菜塢、大制作、肥皂劇(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貓王”音樂、迷幻搖滾樂(acidrock)、爵士搖滾樂(jazzrock)、鄉村搖滾(rockabiuy)、霹靂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組合(thespicegids)等;休閑娛樂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樂園(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極(bungee)等外來詞;體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對一單挑、拉力賽(rally)、局點(gamepoint)、賽點(matchpoint)等。
(五)社會組織機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外來詞
各國自然環境的差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組織結構、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有關這方面的外來詞也不斷地涌入漢文化,如單親家庭、丁克夫婦(dinks)、單身母親(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細,在繼白領階層(whitecollar)、藍領階層(bluecollar)之后,又出現了灰領階層(graycollar)、粉領階層(pinkcollar)、鐵領階層(ironcollar)。
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所涉及的內容已由專業領域向社會領域擴展,尤以日常生活中與人們衣食住行有關的最為活躍,商品名稱和商標用語方面的外來詞也占相當的比例,同時科技借詞數量大。當然,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絕不僅僅限于上述我們所提到的部分,還有許多外來詞涉及到經濟、軍事、醫學等領域。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民族語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對外交流合作的進程。
三、漢語借詞蘊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在譯介和使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折射出漢民族的語言文化心理。
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追新求異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產品連同表述它們的外來詞涌入漢語,表明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在異文化移植的沖擊下由封閉性、半封閉性轉向開放性,從而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追新求異心理。在這種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們對語言的使用總是不滿足于舊的模式,而是追求語言表達的陌生化效應,即新詞帶來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們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納并積極使用帶有異國風情的新潮詞語,如泊車、小case、泡吧、蹦的、aa制、發燒友等。
近年來,音譯詞的增多、外來詞的語素化無不與人們追求新潮、標新立異的心理有關。如“秀”源自英語show,漢語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詞素,從而產生了時裝秀、舞蹈秀、內衣秀、婚紗秀、數碼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場、秀的等時尚詞匯。而盲目地模仿、機械地套用外來詞是追新求異心理的極致表現,許多商家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進外來詞,如西門子、沙宣、飛利浦、沃爾瑪、吉列、波斯登等。這些商標詞創意新穎,融合了漢民族的價值取向。同時,由于港澳臺強勢經濟對國內流行潮流的影響,當前流行的許多外來詞都源自港澳臺,再在內地流傳開來。正是由于人們追新求異的社會文化心理,越來越多的英語外來新詞得以進入漢語詞匯系統。
(二)追求語言經濟的心理
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化的社會,用簡練的信息符號準確地傳遞盡可能多的信息內容已成為信息時代的一大特點。這一特點使得人們追求語言經濟的文化心理表現得較為突出,有時甚至經濟到了容忍其沖擊漢字的程度。新時期許多外來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漢語對一些事物、概念冗長的表達方式,顯得更簡潔、活潑。外來詞對語言經濟化心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量字母外來詞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亞太經合會)、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語外來詞或縮略語,可以跨越疆界,在傳達信息中具有高度簡捷的特點。如dna一詞,人們寧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將其意譯成的專業術語譯名“脫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橫向上有廣博的知識,又指在縱向上對某一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前者更經濟,更便于記憶。
(三)求關心理
漢語在吸收外來詞的過程中深刻地體現了人的美學追求,頑強地表現了人將語言符號變為審美對象的努力探索。外來詞中所蘊含的美,不僅體現為表達得體、表述優美,而且還可以創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產生美的聯想,給人以美的享受。漢語中許多源自英語的外來詞符合漢民族的審美觀念,既在譯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義上與原詞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隨”。例如hacker一詞,常指“闖入計算機系統進行竊密甚至破壞活動的人”,引入漢語后被譯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動,與漢語不謀而合。在引進的許多女性用品類詞匯時,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帶有“芳”、“玉”、“蘭”、“婷”、“絲”、“蓮”、“寶”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絲(tampax)、玉蘭油(oilofulan)、美寶蓮(maybelline)、護舒寶(whisper)等;大多數藥品類外來詞帶有“命”、“靈”、“寧”、“定”等字眼,如維他命、可安寧、膽特靈等,這些譯名不僅利用漢語詞匯的文化內涵表達產品的優良品質,還體現出了漢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審美觀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標“kissme”,在英美人看來是自然親切,幽默詼諧,卻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們的生活習俗和審美情趣。在借詞過程中,若將其直譯為“吻我”,則有悖于中國的傳統習俗,而譯文“奇士美”既諧音又意蘊豐富,使人產生美的聯想,讓人得到心理上的極大愉悅,體現出漢民族的求美心理。
篇9
一、表達同情、憐憫等情感時,“可憐”可釋為“值得憐憫”。
如陳陶《隴西行》中的詩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詩人用“無定河邊骨”與“春閨夢里人”相比照,反映了連年征戰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表現出詩人對深閨女子的憐憫和同情。又如白居易《賣炭翁》中的詩句:“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可憐”既表現出賣炭翁的悲慘處境,又寄予了詩人的無限同情。再如陸游《城南王氏莊尋梅》中的詩句:“可憐庭中梅,開盡無人知。”詩人用“可憐”把自己的命運與梅花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流露出懷才不遇的無奈與感傷。
二、表達熱愛、欣喜等情感時,“可憐”可釋為“可愛”。
如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夕陽斜照在江面上,江水的半邊呈現出青綠色,半邊泛出紅色。九月初三的夜晚真是惹人喜愛、令人陶醉,露水像圓潤的珍珠,月亮像一張彎弓。詩人用“可憐”表達出對秋夜美好景色的喜愛之情,也從側面反映出自己離開朝廷后輕松、暢快的心情。又如《孔雀東南飛》中的詩句:“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這里,作者用“可憐”一詞來表現“秦羅敷”的美麗動人、惹人喜愛。
三、表達嘲諷、嘆惋等情感時,“可憐”可釋為“可惜”。
如李商隱《賈生》中的詩句:“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可憐”一詞,既諷刺了漢文帝徒有求賢之名而無真正用賢之實的虛偽,又嘲諷了統治階級的浪費人才、不顧蒼生。又如杜牧《阿房宮賦》中的句子:“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這一句表達了作者對項羽這一介武夫破壞人類文明的嘆惋之情。陳子龍《渡易水》中的“易水潺云草碧,可憐無處送荊卿”,用“可憐”一詞增強了惋惜、遺憾的感情,流露出詩人的感慨、嘆息。這樣的句子還有“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辛棄疾《破陣子》)“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辛棄疾《菩薩蠻》)等。
四、表達贊同、羨慕等情感時,“可憐”可釋為“可羨”。
篇10
關鍵詞:傳統社會 現代社會 誠信 社會機制
“誠信”,顧名思義就是誠實守信,就是格守信義、信用和信譽。它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是當今社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德規范。可以說,現代社會是誠信經濟的社會。誠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則和要求,也是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但是我們如果正視社會現實,就不難發現當今社會存在較為普遍的社會誠信缺失問題。筆者通過借鑒傳統社會的誠信機制,設想我國當代社會誠信機制建立與完善的途徑。
一、我國傳統社會的誠信機制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崇尚誠信的傳統,
二、我國現代社會誠信缺失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各項事業得到了迅速發展,我國正在快步地向現代化國家邁進。但是,我們在承認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豐碩成果時,也不能回避這樣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即誠信缺失問題。如假冒偽劣產品問題、虛假信息問題、個人信用缺失問題、學術不端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社會正常秩序,阻礙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那么,為什么會在當前情況下存在比較嚴重的誠信缺失問題呢?對應傳統社會的誠信社會機制,當前我國社會誠信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第一,市場經濟加速了社會流動,擴大了人際交往的范圍,打破了熟人交際圈。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的確立,社會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人們之間的交往范圍逐漸擴大。它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熟人交際圈,越來越多的人際交往是在生人中進行的。目前我國社會流動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職業之間的流動、職位之間的流動、職業地域和生活地域等的流動,并且這些流動速度呈加速趨勢。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人們之間的交往表現為短暫性,人們之間雖然交往的數量增加了,但熟識程度卻降低了。另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大眾傳媒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益表現出功利性和間接性,以感情維系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初級群體逐漸衰落。農村地區的村落有逐步解體的趨勢,城市中的鄰居成了地理位置上的概念,左鄰右舍的人們之間有可能互不相識和互不交往。可見,傳統社會靠熟人去維護社會誠信的機制,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已經完全行不通了。
第二,市場經濟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沖擊。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功利性經濟,它以利益為基本導向,引導人們如何去獲得經濟利益,強調的是商品意識和金錢觀念。這樣,便出現了與市經濟相適應的道德價值觀,如尊重個人利益、倡導自由競爭、主張自由平等,等等。這些道德觀念有益于人們的生產、經營和消費等活動,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經濟并非僅僅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而是一種人的存在方式”[’〕。按照的理解,我們可以把市場經濟看做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存在方式,這種獨立性相對于原來的“人的依賴性”是對人性的極大解放。人雖然仍有著對物的依賴性,但終歸已是獨立性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個性、主體性、情感、個人利益等壓抑了許久的人性被重視起來,個體擺脫了原來的束縛,追求民主、平等便成了社會的主旋律。所以,市場經濟不僅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也解放了人性,考慮、追求經濟利益是人性的體現,也是社會個體的權利。但是,過分追求經濟利益,特別是對金錢的追逐,為金錢所左右,利欲熏心,就會導致“唯利是圖”,成為金錢的奴隸。于是,在利益的驅使下,弄虛作假、坑蒙拐騙就占據了一些人的思維空間,使社會誠信受到嚴重沖擊。可見,市場經濟對傳統價值觀念造成巨大沖擊,傳統社會的“安貧樂道”、“重義輕利”價值觀已被市場經濟的商品意識、利益觀念所代替,用傳統社會的道德規范約束現代社會中這些利欲熏心之人,顯然是無能為力的。
第三,法制不健全,對失信者打擊不力。市場經濟既是信用經濟,也是法律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法律是信用建設的保障。新 編輯
三、我國傳統社會誠信機制對當代社會誠信的啟示
時至今日,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不可能照搬照抄傳統社會的誠信機制來消除今日社會的誠信危機,但我們可以以史為鑒,從中汲取對我們今天有用的東西,建立與完善我國當代社會的誠信機制。
第一,加強社區建設,營造類似于“熟人社會”的氛圍,增強社會監督。
“社區”是指人們在地緣關系基礎上結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體,用于區別局限于血緣關系基礎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體。它主要包括農村和城市兩種基本類型。農村社區地域廣闊、居民聚居程度低,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其基本特征是:人口規模小、密度低,人際關系密切;封閉性強,社會流動率較低;文化具有家族特征。城市社區是指在城市一定地域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目前城市社區的范圍,一般是指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作了規模調整的居委會轄區。其基本特征則是人口規模大、密度大,人際關系淡化;開放性強,社會流動率較高。可見從誠信監督方面講,農村社區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基本上屬于熟人之間的交往并且具有較大的優勢。城市社區相對于農村社區來講,其鄰里僅僅成了地域概念,左鄰右舍大多數互不相識和互不往來,關系非常淡化,從誠信監督方面講,則不具有農村社區的優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農村鄰里和城市鄰里的結構不同。農村鄰里多為同質鄰里,人們的職業、語言、生活方式等具有共同性,便于交往;城市鄰里多為異質鄰里,人們在職業、語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而不便交往。其二是農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不同。農村住宅多為平房,便于鄰里之間走門串戶;現代城市住宅多為高層或小高層單元住宅,客觀上設置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屏障,阻礙了鄰里間的交往。其三是農村住戶和城市住戶的社會流動速度不同。就整體而言,農村住戶的社會流動速度較慢,人們之間較為熟悉;城市住戶的社會流動或遷徙速度則較快,使得鄰里之間交往不深。其四是農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節奏不同。農村生活節奏比較慢,人們的空閑時間也比較多,客觀上為人們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城市生活節奏比較快,除了退休(離休)人員外,人們的空余時間比較少,因而人們之間交流的機會也就較少。可以說,鄰里關系淡化是現代城市社區的一種通病,它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不利于人們之間的誠信監督。因此我們要加強社區建設,建立和完善合理的鄰里結構;改革住宅設計,減少交往屏障,提供鄰里間交往的場所;把改善鄰里關系與社區活動結合起來,使社區居民在活動中相互了解。這樣,既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又有利于熟人之間的互助,還有利于熟人之間的誠信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