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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草堂小學立足于“啟迪學生的智慧”為核心目標，開展豐富的德育活動，以此來引導學生發現自己的智慧，協助學生發展自己的智慧，指導學生應用自己的智慧，培養學生創造自己的智慧。

國學開啟智慧大門

詩意濃濃的國學經典賞析課 學校成立了國學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組織協調草堂詩社、班級讀書會、習慣連鎖店等學生社團，深入研究國學教育教學方法，發掘有價值的教學內容，收集整理學生的活動形式，表彰國學活動先進個人和集體，推廣國學活動先進經驗，推進全校的國學教育活動。各年級結合學生特點各自開展年級課程，進行國學經典誦讀研討活動，促進老師之間的學習與交流，與此同時，推出了系列國學精品課。

2012年2月，學校開發了校本課程—國學課程之二十四節氣，這門課程以國學教育為基點，以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為線索，以經典的真善美教育人，體悟人文之善、藝術之美。本課程為活動性、體驗性、創造性相結合的綜合國學校本課程。課程設置結合我校地域文化所蘊含的豐富人文精神，與我校的詩歌文化教育特色相融合，以課本劇表演、自創節氣詩、手繪節氣畫等形式開展教學活動。

中國古代神話故事的起源和發展，反映著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對天、地、人的獨特認知，他們用自己的想象，構建出刻有中華民族印記的神話之路。為此，學校開設國學課程之神話校本課程。每周一的集體朝會，也是呈現給全校師生的一場悠遠而神秘的神話視聽盛宴，從開天辟地到女媧造人，從精衛填海到愚公移山，從神龍嘗百草到大禹治水，學生根據中國古代神話故事自創劇本，自導自演。神話獨有的魅力與神秘，讓全校師生沉醉在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之中，嘆服于神話這朵燦爛的智慧之云。

豐盈充實的實踐活動 自2006年起，每年正月初七，即中國傳統習俗中的“人日”，百名草小學子都會應邀參加杜甫草堂“人日”誦詩活動。學生身著唐裝，手捧詩卷，肅立在杜甫像前，在綿綿春雨中用清亮的童音，齊誦一千多年前高適與杜甫“人日”唱和的詩作。至今，“人日”唱和已成為學校一項極具成都味道的特色實踐活動。

2012年9月，位于杜甫草堂博物館內的青少年國學教育基地、詩歌教育基地—仰止堂正式啟動使用，并對成都市所有大、中、小學生開放。草堂小學作為首批試點學校，率先在此開展詩歌教育活動。品茗論詩，探秘繁體字，走進一個個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在老師的帶領下，同學們每周二下午都準時到仰止堂內開展豐富多彩的國學活動。

“草堂留后世，詩圣著千秋。”2012年9月，在杜甫的寓居地—成都草堂博物館，草堂小學師生和中外來賓齊聚在草堂博物館，紀念杜甫1300周年誕辰。仰止堂內，草堂小學的師生一同為來賓們展現了頗具古典韻味的茶藝，大家在茶中品味詩韻，在詩中品味茶情，也在俯仰之間欣賞著草小學子的詩歌、繪畫、書法、攝影、手工等作品。與此同時，來自草堂小學的小詩童們在活潑、歡快的音樂韻律中開始了別具一格的詩歌“閃讀”，在他們的帶動下，很多游人也加入了“閃讀”的行列，過足了詩歌吟誦癮，草堂內頓時響起了此起彼伏的誦讀之聲。草小孩子用他們的熱情真誠和對詩歌的熱愛，為大家呈現出了一場詩歌盛宴。

書香成就智慧人生

在草堂小學的校園里，你會發現，書與詩在每一步階梯上，在每一處樓梯轉角處，在每一面長長的詩歌墻上，在每一方小小的漂流書棧里，在每一間教室的書吧里，在每一棵茁壯的草堂樹上。

與書為友，成就書香娃娃 建設書香校園是我們為孩子構建的一個最理想的文化生態，而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就是書香校園建設的載體。三月天，讀書天。孩子們最渴望的盛典—第二屆校園書香節便拉開了序幕。看，“淘書樂”的場面更是盛況空前。經過前期的自主設計、策劃，各家書店的店名、書目推薦表、宣傳海報已經一一到位，店長、收銀員、導購員也已準備就緒。這一次，前來淘書的孩子們也是有備而來，專購科普書、中外名著、歷史小說、兒童繪本……我們欣慰地發現，孩子們在淘書樂活動中真正感受到了買書、賣書、換書的樂趣。

書林探寶誰最行，科普世界我做主。2012年3月，學校組織“讀書—淘書—品書”系列活動，通過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激發了孩子們的讀書欲望，使課堂知識得以擴展延伸，同時形成了一種多讀書、讀好書的良好學風。那一張張凝結著讀書智慧的海報就是證明，那一句句飽含著激情和哲理的言語就是宣告。

與書為樂，成就書香家庭 與書為樂，是每一個家庭的美好愿景。我們把書作為磁石，用書連接彼此，一個個書香家庭便萌發生長。

這是一位家長在榮獲成都青羊區“書香家庭”稱號后所寫的感言：“女兒很小就會自己看《兒童故事大全》了。如今，她恨不得走到哪里都要抱著本書。我想，小小年紀的她應該是找到了讀書的樂趣。書已經成了我們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世事多么紛雜，我想我們都可以在書中找到一片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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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意境;表意空間;創構

“意境”是為中國古代詩學所特有、用來表示詩本身表意空間的一個用語。在后來的使用中，并不局限于詩，在繪畫的品評中也被經常使用。被視為我國古代文藝作品評鑒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準則。

從中國古代詩學的發展來看，“意境說”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展和形成的。無論就其歷史形成，還是就其本身的豐富內涵來看，意境的含義都不是簡單地指對外在物象的單純描摹或單層面的自然再現，而是一個“意義層深”，即“表意空間的創構和拓展”。

關于這種創構和拓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詩論中曾有過一個相當精彩的概括：“有形發未形，無形君有形”。在這個概括中，包含著三個層次：有形、未形、無形。在此之前，關于中國藝術意境的構成從未有過這樣凝煉集中的概括。因此，把中國藝術的意境理解為三個層面是比較合理的。這三個層次也即中國詩論中經常提到的境、境中之意和境外之意。王國維是中國古代意境論的一個集大成者。他的意境說，實際上也是包含了這樣三個層面。可見，“意境說”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特別注重作品表意空間的創造性建構。

中國人特有的宇宙觀認為，人和宇宙是融為一體的，人是融于大自然之中的，大自然也融于人的心間。人總是追求現實空間的無限擴大，因此，總是希望能夠有盡可能豐富的體驗，盡可能廣闊的時空。而意境則是這個空間的極致。

一、意境：電影表意空間的創構和拓展

電影是一種影像――聲音的綜合性媒介手段。其綜合性具有極其復雜的構成。這一特性，使得電影成為了詩、畫、音樂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并且能夠恰到好處地吸收其他各種藝術的元素和精神。

然而，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這種綜合性特征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巨大創新和發展的空間，然而另一方面，它過于復雜的構成、過于豐富的元素和過于微妙的關系，也使得大多數創作者和欣賞者都在面對電影形式、結構、手段、內容等等“有形”或者“未形”的對象中，而忽視了對于 “無形”這樣更深更廣的表意空間的創構和探索。

因此，對電影意境的把握，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情景交融，即景非單純的景，情非直露的情。正如王夫之所謂：“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第二，含不盡之意于言外，言有盡而意無窮，即所謂“超以象外”：“象外有象，景外有景”；第三，真切自然，巧奪天工。

更值得注意的是，“意境”說并不是僅僅針對創作者而言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葉嘉瑩女士在考證了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提出的“境界”一說之后，指出：“境界之產生，全賴吾人感受之作用；境界之存在，全在吾人感受之所及。”這個感受，既包括了藝術作品創作者的感受，也包括了作品欣賞者的感受，更包括了創作者與欣賞者思想的碰撞所激發出的奇妙共鳴。

因此，從電影作品創作與欣賞的全過程來說，意境的建構實際上有兩個維度。其一，從創作者和表現對象的關系來說，強調的是創作者的主體意識和作用，不論是“有我之境”還是“無我之境”；不論是表現人物還是表現景物，都是如此。其二，觀眾與電影作品的關系來說，強調的是觀眾通過作品產生某種聯想，而且想象的內容越豐富，越廣闊，越深刻，其審美價值就越高。與此同時，觀眾的情感和思想就會得到陶冶，得到升華，即觀眾的審美趣味也會得到不斷的提高。

電影意境的創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首先，實際上，意境本身就是一個從古到今始終眾說紛紜的話題。其次，中國文化從《易經》開始，就一直強調一種整體觀和全息觀，而意境更是這種觀念的集中體現，從任何角度孤立地來談意境，或者說把意境拆分成各種因素，都是同意境的基本精神相沖突的。

因此，一部電影作品，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意義層構，大到整個風格的和諧，小到某個細節的表達，都可以是意境的體現。要看一部作品是否有意境美，一方面是要看它是否具有整體和諧的風格，另一方面是要看它是否具有完美的元素。更要看元素之間的配合是否和諧，是否有助于整部作品特征的體現。

二、典范：從經典影片看電影意境的創構

電影的意境追求，是電影創作者的一種重要的審美追求，具體體現在電影時空、畫面、聲音、敘事、風格等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衡量一部影片特別是中國影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美學標準之一。

1．電影時空與意境的創構。

電影的巨大魅力之一，就是可以為人們提供超越現實的時空以外的別樣空間。也就是說，運用電影所特有的蒙太奇、跳切等等表現手段，創造出瑰麗、自由的時間和空間。因此，構筑電影意境的首要因素之一，就是如何打破現存的電影空間，構建出更加廣袤而自由的時空。

歷來追求意境的中國詩歌、戲曲和繪畫，在時間和空間方面，有著極其豐富的想象力。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中國這種移遠就近，由近知遠的空間意識，已經成為我們宇宙觀的特色了。”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能夠把這種時空意識通過電影最成功表現出來的，卻還是被譽為日本電影天皇的黑澤明。這種對境界的營造在他晚年的作品《夢》中發揮到了極致。面對生態失衡、生存危機、災難頻繁等等現代人命運面臨的重大問題，作為一個深諳東方文化精髓的老人，黑澤明很自然地選擇了寓言的方式，從自己的記憶和幻想中選擇了“八個夢”，把它們連綴在一起，既各自獨立，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運用豐富的電影手段表現了他的主題動機――人類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理應是歸順自然，只有保存自然，保存藝術和美，才能保存人類自身。

作為一個電影藝術家，黑澤明傾向于采取一種冷靜的態度，客觀地表達自己潛意識的主觀愿望和情緒。因此，他選擇了“夢”這樣一個可以衍生出無限想象空間的載體，以做夢者的視點展示人類的集體無意識心理的各個階段，從而擁有了更多的表現張力和自由，并且輕而易舉地產生讓人信服和震撼的力量。在《夢》里，傳說與生活、幻覺與現實的界限被巧妙地打破，它不再是對某個故事的闡釋，而成為了引人深思的嚴肅話題。沒有人會對事情的本源發出懷疑，因為此時的傳說和幻像都已經變成了某種人類生存狀態的比喻，并且將觀眾引入到一種奇特的想象和氛圍之中。黑澤明徹底摒棄了慣常的講故事的方式，而是仿佛一位先知，像巫師吟唱通靈的歌謠般向我們描述出他心中的預言，令人深深地感到震撼與恐懼，并且沉浸在這種情緒中久久不能自拔，深思再三。

2．電影畫面與意境的創構。

眾所周知，電影是主要用鏡頭來講故事的藝術。然而，作為詩和畫的結合，“情”與“景”真正交融的藝術，電影更具備利用動態的畫面營造意境的優勢。正如法國電影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所說：“電影畫面含有某種言外之意，又有各種思想的延伸”，“構成影片的不是畫面，而是畫面的靈魂”。

從傳統美學“意境”說的角度，來審視電影畫面，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因為對于很多觀眾來說，對某部電影留下的深刻印象，其實并不在故事本身，也不是故事的立意有多高，反而往往就在某個畫面，或者某個畫面所構筑出的意境之中。

臺灣導演李安在這一點上頗有造詣。在他的影片《臥虎藏龍》中，就成功地運用畫面營構出了一種含蓄的意境。這一點從影片對李慕白彌留的那場戲的處理便可見一斑。

李慕白中了玉面狐貍的毒箭后躺在俞秀蓮的懷中，先是兩人的近景和全景，臉上打上一束光，隨著李慕白向死亡的步步進逼，鏡頭越拉越遠，兩人的光影越來越小，逐漸融入到茫茫的夜空之中。這些以冷色調為主的，略顯壓抑的鏡頭較好的處理了這對相互傾慕已久，卻又為傳統倫理束縛而不愿表達的戀人的生離死別，同時也成為“英雄”李慕白壯觀謝幕的儀式。

另外，影片中的武打場面不追求單個動作的形式感，而是力圖造成一種節奏感，營造一種整體氛圍。不能不提及的是“竹林比武”，這是玉蛟龍對李慕白產生感情的重要契機，一個目空一切的驕傲女子被男子的才華所征服，感情發生轉變的微妙過程。竹林迷蒙的綠色之中兩人的白衫若隱若現，有一種淡淡的曖昧；在竹林之顛兩人輕盈的跳躍、翻騰、追逐更顯示出了某種微妙的節奏，像戀愛中的雙方在互相來回糾纏，若有若無，卻又觸動心弦；在這個打斗中不斷插入玉蛟龍面部的特寫，由一開始的凌厲、兇狠，慢慢地顯示出柔和、迷惘，尤其是突然一失足往下墜時臉上的一絲驚恐，被李慕白拉起后掩飾不住地出神，徹底暴露了小女子內心的微妙變化。李安巧妙地將中國功夫的美妙身段、安西竹林的絕美風光和一對男女由相爭到相惜的微妙感情變化結合得天衣無縫，極富東方特色的竹林的意象以及長鏡頭、大全景的使用，使影片產生了一種舒緩的節奏和氛圍，一種如飲醇酒般的東方美學韻味油然而生。

3．電影聲音與意境的創構。

傳統的電影理論研究，往往對影像比較重視，而對聲音比較輕視。人們忽視聲音的原因在于，聲音往往是抽象的、輔的，當觀眾的注意力被畫面和情節所吸引時，往往會忽略聲音的存在。然而，一部優秀的作品，在觸動人心時，往往是充分調動了一切手段的。由于聲音直接通過聽覺作用于觀眾的意識層面，因此，就更容易產生出屬于觀眾自己的、更為廣闊和深遠的意象。

從意境的角度看電影音樂，不得不提及香港的鬼才導演徐克。尤其在影片《青蛇》中，深得中國文化精髓的才子黃和靈氣飛揚的作曲大師雷頌德通力合作，在此片中融入印度音樂和電子音樂的元素，營造了一種空靈、幻滅和非人間的氛圍，和徐克所強調并表現的那個“用法術變出來的，不真實的世界”尤為吻合。

影片的主題曲《流光飛舞》，以一段清麗的古箏開場，立馬給人光彩流動的感覺。彼時白蛇與許仙的愛情，青白二蛇的友情都恰到濃時，正如江南草長鶯飛、春光明媚。一派柔媚空靈、心曠神怡的景象。

然而，“情”之一物，原本就是天堂與地獄的混合，可以美艷如盛放花朵，又可殘酷血腥如殺戮。因而整部影片的音樂風格也呈現出了兩種基調：一個是以古箏、簫、笛等中國傳統樂器構成的，屬于描述“人”的層面，代表愛的美麗與憂傷的情懷。“思情”、“初遇”、“流水浮燈”、“柳腰細裙兒蕩”、“識情”、“尋夫”，清新纏綿的旋律伴隨著一幅幅仿佛水墨彩繪渲染而成的畫面流淌而出，清純美麗的氣韻神境充滿了不染紅塵的真誠之情。

然而，既然誤墮俗世，情字背后就必然是甩不開的禍患。于是，從“人間魔域”開始了另一個基調。嗩吶、鼓、法螺，敲擊樂中混雜的民樂器極有氣勢，甚至還有寺廟的鐘聲和僧人的佛號聲，構筑出了一派妖氣沖天群魔亂舞的詭異景象。尤其是“斗法”一段，在嗩吶和鑼鼓急促而樂聲中，許仙引路降白蛇，合缽收妖鎮雷峰。其實白素貞無懼于死，又何懼于鎮？只是看著心愛的人后退的身影，看著緩緩落下的缽盂，該是怎樣無法言喻的絕望和悲戚。越來越強烈的鼓點和越來越尖銳的樂聲變得尤其猛烈，直叫人不堪忍受。然而，鴆一樣的孽情，從相遇的那一刻起，便已毫不猶豫地飲下了，再念西湖初遇時，碎裂世間癡情纏綿！萬念俱灰之時，響起的竟又是開頭時“流光飛舞”的曲調，彼時曼妙的撩人情懷，到得此時徒留愛戀嗔恨萬千。最后的一闋“人生如此”，更將電影主題點了個通通透透，也更加引人深思 ―― “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緣生緣死，誰知誰知……”所謂情愛，多么回腸蕩氣，多么驚天動地，過盡千帆，卻終究不過滄海桑田，就如同影片的始與終都作為象征的那一滴清淚，雖銘心刻骨，卻也只能隨流光飛逸。

4．電影敘事與意境創構。

“情節”與“意境”說來仿佛是一對矛盾的命題。因為情節在電影中，多半表現為人物一連串起伏跌宕的外部動作，，尤其在情節片里，觀眾差不多完全被銀幕上人物的外部動作所吸引，這種快速的推進，幾乎很少留給觀眾較多的感受、體會、思考的時空余地；而“意境” 則相反，銀幕上給我們看到的東西，基本上是相對靜止的畫面，為其表面上的“靜止”，觀眾才可能感受“靜止”后面的波瀾，思想的悠遠；才可能細細體會它的無窮韻味。因此，如何經過巧妙的藝術處理使“情節”與“意境”融為一體，從而產生自由和諧的整體美，就成了相當關鍵的問題。

日本導演巖井俊二的影片《情書》，由一個同名同姓的誤會開始，通過兩個女子書信的交流，以含情脈脈的筆觸舒緩地展現了兩段可貴的愛情，并且通過細膩感人的影象深深地印在每一個觀眾的心里，永遠不變。

其中少年藤井樹站在輕紗浮動的窗邊看書的一幕，堪稱整部影片意境之經典。仿佛有水一樣的綠光在空氣中浮動的晴朗日子，少女在不經意中抬頭張望，微風輕輕拂動著薄如蟬翼的白色窗簾，少年優雅的身影在隨風飄揚的輕紗中若隱若現，鵝黃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淡淡地灑在少年的臉上，微風輕輕地撩撥著他額前的頭發……少男少女暗生情愫的微妙過程，通過這樣一些唯美細膩的鏡頭語言被表現得絲絲入扣，在清新純凈的色彩書寫的青春記憶中，一種恬淡、含蓄而略帶感傷的東方韻味撲面而來。

而在影片最后，當女藤井樹看到男藤井樹當年在借書卡背面所畫的她少女時代的素描像時，于剎那間明白了一切。年少時的羞澀終于在明媚的陽光下一覽無余，只是事隔多年，恍若隔世，此物雖在，故人已去，如同少年當年還給少女的那本書一樣――《追憶逝水年華》。在學妹們燦爛笑臉的映襯下，淡淡的鋼琴聲在唧唧喳喳的少女們柔嫩的嗓音中慢慢流淌出來，鵝黃的陽光從屋外大樹上傾瀉而下，如多年前一樣純凈美麗，女藤井樹微笑著，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淚水。缺憾是一種讓人心痛的美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原本有些過于戲劇化的情節在這樣的意境之中，顯得自然而美好，《情書》也因此成為了許多人青春記憶中永恒的經典。

5．電影風格與作品整體意境的塑造。

風格是對作品整體特征的表達，是一種感受性事實。也就是說，當電影的時空、畫面、聲音和敘事等元素因為某種內在的聯系而被高度統一、完美、協調地發揮作用，并且產生了可以被感受到的整體特征的時候，電影的風格也就產生了。這個風格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一部作品的整體意境。

和諧、完整、統一，這是任何藝術作品的基本要求，不僅是外在的，更是內在的，也是更本質的。我們要求整部影片應當是和諧的完整的，而它的每一個鏡頭則是這部影片完整的局部、元素。這些局部或元素必須是服從影片整體的需要的。因此，有的作品，每個元素看起來好像都平淡不經，一旦組合起來，卻產生了奇妙的節奏和韻味，輕而易舉地將觀眾代入到某種意境之中。

比如費穆導演的巔峰之作《小城之春》。據影片編劇李天濟講，費穆是按坡詞《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的意境和韻致構思全片視聽形象的。詞中寫道，“花褪殘紅青杏小，子燕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聲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詞境中的哀怨感傷，黯淡悵惘，化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仿佛苦澀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隱然可見內里顏色，味苦正如離亂年代坎坷人生”。

費穆說，“必須是使觀眾與劇中人的環境同化，如達到這種目的，我以為創造劇中的空氣是必要的”。此中“空氣”，即為“氛圍”。影片中孤寞蕭瑟的小城，殘破頹敗的家園，雜草漫生的蜿蜒小道，讓人“觸目愁腸斷”。而三角戀情中一雙男女“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含蓄蘊藉，輔以徐緩節奏，低沉情調，看來凄凄慘慘戚戚，卻閃爍著頹靡之美。描摹出特定歷史環境中，一幅關照人們生存狀態、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結構的灰色畫卷。

費穆畢生所追求的，是中國畫與中國舊劇那種奇異的美，他曾指出“中國畫是意中之畫，所謂‘遷想妙得，旨微于言象之外”――畫不是寫生之畫，而印象確是真實。”他所追求的這種意境，其實就是“虛實相生”。因此，有評論者稱它為“東方電影”的經典，“體現了我們東方人對感傷經驗、感傷文化的態度……迷而不亂，恨而不惘”。影片隱隱透出的雅文化性，整體的壓抑和封閉感，精到的人物心理刻畫，恰到好處的情緒渲染和環境氣氛營造，無不顯示出十足的中國古典美學寫意風韻。

三、意境美，中國電影的突圍之路

具有意境美的中國詩歌在歷史上曾達到極高水平，或者說詩歌中的意境始終被視為詩歌的極致。“意境”作為我國傳統美學的重要內容，是東方藝術精神的核心范疇之一。

電影本身就其本性而言，同樣也具有傳神寫意的魅力。這種淡化了情節、以意境和哲理給人帶來情感震撼和思考愉快的電影樣式，是完全有可能形成一股獨特而有力的藝術潮流的。因此，當中國電影經過了百年的摸索，卻仍然被奧斯卡遙遠的光環折騰得跌跌撞撞找不著北，當中國電影正在謀求一條自強振興之路的時候，我們更有必要從我國傳統美學“意境” 說的角度，對電影做一個反觀，尋找一些啟示，進行一些探索。

中國文化為我們的電影提供了如此獨特而豐厚的資源，中國的電影真是沒有理由不有所作為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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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費穆.略談“空氣”.載《時代電影》1934年11月.

篇3

首先，以中國歷史上的三次翻譯為例，翻譯的重要性可窺見一斑。

發生在漢魏至唐宋元時期的佛經典籍翻譯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翻譯。這次翻譯給中國文化帶來重大影響，對舉凡哲學、宗教、文學、音韻學、語言文體、音樂舞蹈、繪畫雕刻等無不發生深遠的影響。佛經佛典的翻譯傳播了佛教教義，促使許許多多中國人信奉佛教，中國也成為佛教在亞洲重要的傳播和信奉中心之一。在文學上，佛經佛典中大量的幻想成分，通過翻譯傳遞給中國人，給中國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創作出一些富有幻想色彩的文學作品。《西游記》、《封神榜》就是其中的代表。中國古代文學中較少有幻想成分，以話說，就是“像印度人那種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幻想能力。”所以的結論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是印度文學影響的產兒。佛經佛典的翻譯采用“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的翻譯語言，打破了兩晉南北朝盛行的駢偶文體。駢偶文體說理不求明白，記事不求準確，寫景不求清楚，只講究對仗工整聲律鏗鏘。至唐以后，佛經佛典的翻譯語言開始開花結果，催生了白話詩白話文。佛經佛典的翻譯使漢語增加了35000個詞匯，導致了古代音韻學上四聲的發明和詩歌韻律的變化。一些佛經佛典是長篇故事，如《佛所行贊》、《普曜經》、《佛本行經》；一些帶有故事和戲曲的形式；一些是半戲劇體半小說體的作品；有些佛經佛典在一段散文記敘之后，又用韻文重說一遍，韻文部分被稱為偈。這些新的文學式樣催生了小說、戲曲、彈詞里的說白與唱文相揉的文體。所以，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中，也說“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系”。

佛經佛典翻譯使中華文化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致使中華文化在唐朝時期在世界上占據領導地位。長安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佛經佛典的翻譯是中華文化史上的盛舉。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二次翻譯發生在明后期至清初，大體歷時兩百年。16世紀后期，馬丁?路德進行的新教改革席卷整個歐洲，新教代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奪去了天主教在西歐、北歐的大部分地盤，并將勢力發展到北美。所以天主教教會決定派遣教士到東方宣傳教義，爭取新教徒。先后到達中國的傳教士知名的有七十多名，比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熊三拔等。天主教教士在中國為推廣教義，宣傳介紹翻譯西方算學、天文、水利等科技知識。據統計，此期間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共著譯書籍約三百多種。除去宗教宣傳書籍外，波及天文學、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學、軍事技術、輿地學、生物學、醫學、文學等領域。代表的有《歐幾里德幾何》、《幾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圖說》、《萬國全圖》等等。中國的《老子》、《易經》也在傳教士的努力下有了第一批歐洲譯本。傳教士翻譯的科學書籍，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發展了當時中國的科學領域。我們以輿地學為例，輿地學就是地圖學，《萬國全圖》的翻譯使當時的中國人具有了五大洲的概念，介紹了歐洲測繪地圖的方法。康熙年間的《皇朝全覽圖》就是聚集傳教士的努力，結合中西地圖測繪法完成的。在軍事技術方面，明末時期，明朝飽受倭寇的侵犯和北方滿洲的進犯。徐光啟深知西洋火器的厲害，于是上疏皇帝，請求“多鑄西洋大炮，以資守城”。皇帝應允，專門派人到澳門招聘西人鑄炮。此炮被稱為紅衣大炮，在與清軍作戰時發揮了作用。清太祖努爾哈赤就是被此炮擊中而亡的。傳教士翻譯的西洋科學著作，不僅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促進了這些領域的發展。而且引起明朝學界風氣發生改變。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癥的人衰弱得可憐。”“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涵、陽瑪諾、羅雅各、艾儒略、唐若望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啟、崇禎間，先后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光啟）、李涼庵（之藻）都和他們往來，對于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喜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徐、李諸人的影響不小”。可以說，這次翻譯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個。

1840年后至民國是中國第三次翻譯，這次影響最廣，意義深遠。第三次翻譯經歷幾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翻譯“造船舶、造槍炮”等技術著作為主。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階段為翻譯西方哲學人文著作為主，因為僅僅“師夷長技”不能達到“制夷”的目的，不能擺脫被外國列強欺辱瓜分土地財富的命運，所以文人士大夫有識之士等認識到只靠翻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是不行的，必須翻譯學習西方的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著作，以達到革新國人思想，建立新體制，富國強兵的目的。著名的翻譯家嚴復翻譯的《原富》、《天演論》等都是那時的代表。在翻譯哲學人文著作的同時，文學作品的翻譯也進入。這次翻譯影響波及政治、思想、科技、經濟、法學、文學等幾乎所有方面。政治上，封建政體解體，進入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科學技術方面，“科學”被引入中國文化，追求崇尚發展科學成為共識；思想文化領域，人們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專制；在文學方面，以文言文為主體的創作語言讓位于白話文，文學的體系從原來詩體文學為中心地位轉化為小說為中心地位。中國文學融入到歐洲文學，世界文學之中，進入近代化、現代化歷程。這次翻譯影響深遠，意義重大。錢存訓在《近代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中說：“自19世紀中葉以來，翻譯一事成為中國政府走向現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

對于翻譯對于中國文化的巨大作用，著名學者季羨林有這樣的論述。他說文化（文明）的發展可以分為5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這是一個普遍規律，任何文化都有消亡的時候。然而，中華文化似乎是個例外。五千年來，雖然經歷了不少波折，走過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是中華文化至今沒有消逝。原因就是，翻譯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說：“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這是翻譯促進文化繁榮在中國的表現，在世界其他地區翻譯同樣發揮著神奇的作用。翻譯給固有的文化帶來新的營養，注入新的活力，使之發生變異，促成繁榮。

古代日本地域狹小，經濟文化落后，沒有固有的文字和文學樣式。但是日本不遺余力地學習別國的先進文化，學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翻譯。明治維新之前主要學習翻譯中國文化。通過翻譯借鑒中國文字和文學體裁，日本在公元9世紀左右創立自己的文字，而且也大約在這個時候，在模仿中國文學的基礎上出現了日語表現形式――和歌和物語文學。日本江戶時代（1600―1867）是日本翻譯中國書籍的鼎盛時期之一，《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肉蒲團》、《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這一時期一譯再譯。其中《水滸》譯本達11種之多，并產生了大批諸如《日本水滸傳》、《女水滸傳》、《俳諧水滸傳》、《忠臣水滸傳》等等的模仿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傳入日本后，被淺井了意翻譯改編，并據此創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張子》等，可以說對中國俗語文學的翻譯促進了江戶時代庶民文化與文學的繁榮。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間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滿足廣大日本醫藥學界的閱讀需求，日本人便不斷地以“和談”、“和名”、“倭名”等注釋加翻譯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諸如《圖畫國語本草綱目》、《廣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綱目啟蒙》等“本草系列”。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掀起了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時期，英美書籍的翻譯介紹盛行。到了明治中后期翻譯一直未有間斷，所譯的書籍內容無所不包，難以數計。日本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后，逐漸開始獨創的科學研究，在大氣運動以及臺風理論、破傷風血清的發現等等領域取得了為世界所矚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工業發達，國力膨脹，科技方面日本也追趕上了世界的先進水平，1906年，明治初年成立的學士會院加入了萬國學士院聯盟。譯書是日本加速實現現代化的特殊手段，對日本社會各個方面和日本現代化進程發生了深遠影響。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世界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浩如煙海、繁若星斗的學術文化作品，獨創性的理論體系，蓋世不朽的思想家、藝術家，對歐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如此燦爛，正是它博采眾長，廣泛吸收學習東西方文化的結果。

公元750-1258年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鼎盛期，此時是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統治時代。阿拉伯帝國的疆域地跨歐、亞、非三大洲。拜占庭、波斯、印度西北部、兩河流域、敘利亞、埃及、馬格里布、西班牙、中亞等地都在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范疇之內，當時的帝國首都巴格達既是一座繁榮的國際城市，更是一處世界文化交融的學術中心，波斯、印度、希臘、羅馬、猶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瑞羅亞斯德教、薩比教等眾多文化模式和宗教思想在這里匯合。阿拉伯帝國的哈里發為適應帝國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發展的需要，實行寬松的政治文化政策，倡導、鼓勵學術活動，大力提倡翻譯事業。從公元830-930年的百年時間，在政府的鼎立支持下，帝國學者把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學術成果用希臘語、波斯語、古敘利亞語、梵語、希伯來語、奈伯特語等，譯介成阿拉伯語，這次規模宏大、譯著豐富的活動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活動”。曠日持久的百年翻譯活動激發了阿拉伯人的智慧，哺育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在公元12世紀即歐洲中世紀后期，阿拉伯文化通過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等地借助翻譯影響到歐洲大陸，對歐洲文藝復興和歐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準備了條件，奠定了基礎。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中的貢獻被形容為“保存了人類文明精華的火種，并成為文藝復興的燈塔”。勒本在所著《阿拉伯文化》一書中寫道：“直到15 世紀，歐洲學者沒有一個不受阿拉伯學術影響的。”“他們或師承阿拉伯人，或翻譯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別是科學著作，被歐洲各大學廣泛采用，達500年之久。”

翻譯不僅對東方文化繁榮產生了重要作用，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繁榮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繁榮與復興，與翻譯有不解之緣。西方文化史上的幾次大的文化復興運動，都與翻譯――文化傳輸有關。

14-16世紀在意大利掀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始于翻譯大量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布魯尼、波吉奧等對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與翻譯，為文藝復興提供了思想資源；瓦拉對《圣經?新約全書》的考訂、辨誤、翻譯和注釋，不僅直接否定了羅馬教會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經》的權威地位，而且還形成了一整套懷疑主義和批判主義的學術精神與方法，傳到北方后推動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運動的爆發，被史家認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馬的角色”。文藝復興運動后來波及到歐洲各國，翻譯也起了巨大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波瀾壯闊的文藝復興運動本身就包含并有賴于規模空前的翻譯活動”

16世紀之前，德語“只配用來與馬講話”（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語）。但是馬丁?路德翻譯了《圣經》后，這個局面徹底改觀。因為通過翻譯《圣經》，德語得到改良，出現了新詞，文學語言形式初步形成。有人說“自那以后，作為一個文化單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國文化的起點始于翻譯，所以德國至今仍保留著這個由馬丁?路德為德意志確立的優良傳統。有統計資料顯示，作為被翻譯的文字，德語僅次于英文和法文，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譯成德語方面，德語則在世界上占居首位。

篇4

關鍵詞：文成公主;松贊干布;吐蕃;影響

從古至今，“好”的和親都能增進不同地區人文觀念的相互融合和趨同性發展。兩個民族之間的廣泛交流，具有先進文明的一方必然會對文明較落后一方的社會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特別是與漢族和親的少數民族，中原先進的文明逐漸會消磨掉他們文明中的落后因素，逐步漢化。文成公主入藏，不論自身學識還是帶來的陪嫁物必然會給吐蕃帶來影響。文成公主出嫁時，“唐王以釋迦牟尼佛像、珍寶、金玉書櫥，三百六十卷經典、各種金玉飾物作為公主的嫁奩。……卜筮經典三百種，識別善惡的明鑒、營造和工技著作六十種，治四百零四種病的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論著四種。……以車載釋迦佛像，以大隊騾馬載珠寶、綢帛、衣服及日常必需用具。……”。[1]公主入藏時，太宗又“復賜負運此珠寶，綾羅、衣服、飾品與及當時所需資具之馬騾駱駝等甚眾”[2]。從她帶來的陪嫁物看，文成公主對吐蕃的思想文化及社會生活等方面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思想文化方面

1、儒學走進吐蕃

公主出嫁吐蕃時，弄贊則“率其步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3]。松贊干布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4]。公主歸國，贊普“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5]。這一切就是由儒家思想來支配。這段史文，說明這樣兩個禮儀程式：第一、所謂“謂所親曰”者，即皇帝、皇后受到群臣祝賀;第二、所謂“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即告廟者，是松贊干布對其先祖的祈禱與祝愿。[6]這種婚禮儀式，就是按照唐代儒家傳統禮儀制度進行的，其本身也說明孔子思想在當時開始傳入吐蕃。同時公主本人帶去了大量的經史、詩文等書籍，還帶去了一些精通儒家文化的儒士。松贊干布雖信仰佛教，但也在文成公主的影響下，開始漸慕華風，欽慕漢族的儒雅生活。于是“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7]。改“釋氈裘”為“襲w綺”等。這些都為儒學在吐蕃進一步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吐蕃統一后，隨著社會秩序安定，和同唐交通、貿易的日益發展，學習儒經風氣的氛圍日益增強，吐蕃人入唐學習的機會也較之前有所增加。吐蕃不僅派遣學生前往中原學習經典的儒家思想，每次出使唐的使者也不錯過學習的機會，虛心學習儒學。回來后，他們都將自己在中原所學到的儒家文化帶到吐蕃，促進了吐蕃社會的發展，提高了吐蕃人的文化素質。

2、佛教的繼承與發展

長安從隋開始就是我國佛教傳播的中心，文成公主自小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早已對佛教文化耳聞目染，也是篤信佛教的圣女。文成公主入藏時，將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和大量佛經帶到拉薩。為了宣揚佛教文化，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一起還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協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還同吐蕃人辣隆多吉貝將漢文佛典翻譯成藏文。同時，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和親，還為西行求法的漢僧開辟了一條捷徑，一部分僧人從長安出發后經吐蕃，在至尼泊爾然后去印度，使吐蕃-尼泊爾道成為當時赴印求法的主要陸路通道之一。吐蕃的佛教，因文成公主而得到發展。

二、社會生活方面

1、禮儀與服飾

中國古代和親非常注重禮儀，我國從西周開始就制定了周禮，并將其制度化，不僅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六禮，還有嚴格的服飾禮儀文化。在與少數民族和親過程中，這種文化隨著和親公主傳播開來。

吐蕃最早的婚禮禮儀文化就是受到文成公主的影響。文成公主和親時，松贊干布前后兩次派遣使臣入唐求婚;太宗同意求婚后，贊普有派宰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作為聘禮貢獻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時，弄贊則“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於河源”，這些都完全按照漢族婚俗進行迎娶。可以說，文成公主開啟了唐朝禮儀在藏傳播發展的先河。松贊干布“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子婿禮甚謹，既而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吐蕃人民通過中原的物質文明與服飾打扮的耳濡目染，審美視角也發生了部分變化。文成公主帶去的服飾文化對吐蕃來說必然是一大沖擊。如《舊唐書》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贊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釋氈裘，襲w綺，漸慕華風”。吐蕃人原以“氈帳而居”，“穿氈裘衣”，在文成公主的影響下，改變了過去一年四季老羊裘的游牧裝束。這就表明吐蕃的服飾文化也在逐漸改變。

2、醫學

藏史記載，文成公主陪嫁物中有：能治404中疾病的藥品，100種診斷和五觀六行的醫術，還有四續醫書。[2]被編譯成《醫學大全》，為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第一部漢地醫著，該書經當時漢地和尚瑪哈醞奐安厝舜锫旯霞翻譯成藏文。這些給吐蕃人的身體健康與醫術水平帶來很大的變化。就如詩歌《公主帶來的曼巴》中寫到：“求神打卦多年， 疼痛總不離身， 公主帶來的曼巴， 治好了我的病根。”[9]足以證明文成公主推動了藏醫學的跨越發展。

3、民歌

漢藏史籍中均未記載文成公主在民歌方面教授過藏族人民，但公主對藏族人民做出的突出貢獻，使藏族人民深深懷念，他們編成歌頌文成公主的民歌歷代傳誦，如《文成公主不辭辛苦》民歌：“有一處美麗的地方，此地名曰貝桂雄，那里有文成公主帶來的糧食種籽，共播下了三千八百種。”另一首是：“阿姐文成公主帶來工藝五千種，為吐蕃的工巧技藝，打開了繁榮之門”。這些在歌謠中被收集。從側面印證了公主對藏區民歌的深遠影響。

4、天文歷法

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博唐八十數理》、《珍寶之堆》、《主干綜述》等多數歷算經典。《賢者喜宴》載“八十七部占筮歷算法”，《漢藏史集》載“占卜歷算之書六十種”。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充了吐蕃的天文歷法知識。據說文成公主就精于占卜，《王統記》、《王統世系明鑒》等著作中就記載著在邏些填湖建造大昭寺時，就請文成公主占卜擇地動土。她不僅懂得天文地理，運用星象學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說，還懂得觀察天象地氣。她仔細地看了拉薩幾遍，就對松贊干布說，拉薩有著王都氣象。四周群山環繞，有如八瓣蓮花;天空有如八幅金輪，吉祥無比。又根據五行相乘相克的理論，獻策于松贊干布，認為廟宇工程，宜用白山羊背土填湖。贊普采納了公主的意見，在公元646年破土動工，建立大昭寺。這充分證明文成公主豐富的天文歷法知識，并利用它造福吐蕃人民。從側面反映出文成公主在大昭寺的選址和勘察設計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此外公主還親自主持設計建造了小昭寺，把唐代中原地區的建筑風格和技術帶到吐蕃，成為有文獻記載以來，吐蕃學習內地建筑工藝技術的濫觴。[10]

文成公主一生獻身于漢藏兩族人民友好團結的偉大事業中，充當了溝通漢藏兩大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不僅在政治與民族關系上產生深遠的影響，更在經濟、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是非常值得后人敬仰和歌頌。（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參考文獻：

[1]索南堅贊.吐蕃王朝世系明鑒[M].三聯書店，1963：6

[2][8]索南堅贊.王統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4][5]王溥.唐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7）.

[6]顧吉辰.孔子思想在吐蕃[J].研究，1993：42

[7]劉 d等.舊唐書[Z].北京：中華書局，1975（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