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贈別其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別董大》的意思《別董大》是高適與董大久別重逢，經過短暫的聚會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贈別之作。作品勾勒了送別時晦暗寒冷的愁人景色，表現了詩人當時處在困頓不達的境遇之中，但沒有因此沮喪、沉淪，既表露出詩人對友人遠行的依依惜別之情，也展現出詩人豪邁豁達的胸襟。

原文及翻譯1、《別董大二首.其一》

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譯文：

千里黃云蔽天日色暗昏昏，北風吹著歸雁大雪紛紛。不要擔心前路茫茫沒有知己，普天之下哪個不識君？

2、《別董大二首.其二》

六翮飄飖私自憐，一離京洛十余年。

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

譯文：

篇2

一、贈答詩歌的首次出現

最早有贈答意味的作品應該是西楚霸王項羽和愛妾虞姬的作品。據《史記·項羽本紀》載:

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

“自為詩”說明這是自己創作的詩歌。而“虞兮虞兮”的稱謂則表明這首詩有著明確的傾訴對象——虞姬。這樣,它作為一首贈詩是毫無疑問了。“美人和之”更值得注意。也就是說,項王慷慨悲歌,虞姬亦有應答之作。虞姬和詩不見于《史記》,《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云:

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這樣一唱一答,其實正是標準的贈答格式。于酬答之際,真情流轉,全無先秦贈詩的功利性和政教意味。這樣的作品,出現在儒家詩教說籠罩下的漢代,確實顯得彌足珍貴。對虞姬的和詩,胡大雷先生提出質疑,認為“詩中稱‘大王意氣盡’,恐語氣太忤”。然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曾經縱橫天下,不可一世的霸王于英雄末路之際,也不過是悲歌痛哭,作兒女之態。虞姬既然報必死之心,便直言不諱亦在情理之中。

二、頗受爭議的蘇李贈答詩

“蘇李詩”是蘇武與李陵互相贈答詩歌的簡稱。今存“蘇李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蕭統《文選》選錄,標為蘇子卿《詩四首》和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另一類載在《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八首等。

關于“蘇李詩”的真偽問題論證源遠流長,由晉入宋的顏延之在其《庭誥》中說:“逮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者,有足悲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亦說:“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余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則云:“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以爭鶩。”鐘嶸《詩品·序》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蕭統更將其收錄于《文選》,以示其真。唐代如杜甫、白居易、元稹等都對“蘇李詩”深信不疑,且推崇備至。唐以后文人以蘇李詩為偽作,但對這組詩歌的贈答題旨卻是一致肯定的。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載蘇軾語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劉子玄辯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后人所擬,而統不能辯。”[1]

李陵《與蘇武》三首,送別場景不斷轉換,先是“衢路側”,之后“上河梁”,再是“臨河”,不同的場景有不同的景致,不同的景致則生發出不同的感慨。但三首詩惜別的感情基調是一致的。雖被疑為偽作,而能一以貫之,是一組較為成熟的贈答組詩。故友凋零,前途未卜,執手話別,訴不完離情依依,道不盡愁緒萬端。如此贈別,全無一絲一毫的應酬習氣。詩人以真摯深沉的筆觸,抒寫出令人黯然傷神的離別之情。“蘇武詩”之“骨肉緣枝葉”,首六句以樹有連理比興,枝葉皆關情,以此敘寫兄弟情誼;中間六句則將離人比作紛飛的鴛鴦,別后如參、辰永不復見;末六句則化用曹操《短歌行》中“呦呦鹿鳴”的典故,抒寫餞別時的復雜感情。從平日的交誼說到臨別的不舍,再到餞送的場面,一氣貫注,可謂結構縝密。舉酒送行,再敘平生,更增其不盡之意,委曲動人。“結發為夫妻”這一首,是給新婚妻子的贈別之作,詩中把往昔的恩愛與現下的別離苦痛加以對照,并以誓死不渝的承諾結篇,明白曉暢而傾瀉出沉痛的感情。正所謂“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2] “黃鵠一遠別”這首,全詩二十句,首六句以黃鵠遠別徘徊,胡馬失群依依,雙龍乖離彷徨為喻,抒發悲愴的別離情懷,接著寫臨別樂歌如怨如訴,如怒如憤的慷慨悲音。末四句仍用比興,愿化為黃鵠高飛,送人遠行,與篇首響應,不避重復,卻“愈見錯綜”。(張玉榖《古詩賞析》)“燭燭晨明月”一首,將別離之景與送別之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末句殷殷勸勉,希望友人惜身惜德,與李陵《與蘇武詩三首》之“攜手上河梁”結尾“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統一期待,乃是漢魏人贈別詩中的常有之意。

蘇李詩盡管真偽難辨,但其明確的贈答主旨和高超的藝術成就是不容置疑的。蘇李贈答之作對后世的贈答詩作多有影響。如曹植《贈白馬王彪》云:“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任昉《贈郭桐廬出谿口見侯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詩云:“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皆化用蘇武詩之“去去從此辭”;陸機《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云:“及此春華,后爾春暉”,化用蘇武詩之“努力愛春華”;梁代周興嗣《答吳均詩三首》其二云:“驚鳧起北海,儀鳳飛上林。蹇低不同翼,歡楚亦殊音。曀曀夕云起,落落曉星沉。李陵報蘇武,但令知我心。”以蘇、李交誼贈答為比,表白知音心跡。

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說:“曹植詩中對友情如此強烈的贊美,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他以前的時代,在《詩經》和漢代,如此強烈的友情之歌,也有相傳是李陵和蘇武的贈答之作流傳下來,但這些并不是確實可信的。”[3]換個角度說,吉川幸次郎雖然認為蘇李詩為偽作,但還是肯定了這組詩歌是“強烈的友情之歌”。那么,如果蘇李詩確實真實可信,亦可以從詩中解讀蘇、李的友誼情結,則蘇李詩在贈答詩歌史上第一次標舉出友情贈答的典范,它們毫無疑問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三、具有應酬性質的桓麟與客問答之作和蔡邕的《答卜元嗣》、《答對元式》二首

據《藝文類聚》引《文士傳》載:

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

麟即應聲答曰: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蔡邕也有兩首明確標明“答詩”的作品傳世。其詩如下: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云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對元式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頌以歸。(《答卜元嗣詩。》)

不同于項王、虞姬唱和之作的自出機杼,無論是桓麟與客的問答之作還是蔡邕的兩首答詩,我們會發現它們與先秦賦詩及臨別贈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于繼承之外又有創變。

桓麟與客的問答產生于即席應對。桓烏以太尉之尊宴享賓客,于席間夸贊侄兒“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大有自矜之意。于是客即席賦詩,稱頌桓麟可與前代神童甘羅、楊烏比肩,“異世齊名”。這當然有討好桓烏的意味。但桓麟即席作答,謙虛有禮,應對得當,更兼才思敏捷,似比子建七步為詩更勝一籌,故而傳為佳話。我們可以看到,這組詩承繼了先秦士大夫于酒席間賦詩往來的社交應酬特色。但已經不是稱引《詩經》中的原句,所以也不存在“斷章取義”。而是根據眼前的情境自己創作詩句,而且贈答的內容也不再是“微言相感,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的春秋大義,僅僅是圍繞著個人是否有“異才”而展開的褒揚和自謙之辭。無關于軍國大計,不再是莊重典雅,不過是個人間的交際應酬,甚而還帶有一些游戲的味道。

蔡邕的詩大概是最早于詩題中標有“答”字樣的詩了。《答對元式詩》開篇云:“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則可知詩人有一次遠行,所以朋友們都去餞別,即所謂“同類率從”。這次活動聲勢浩大,參與者為一時俊彥,“如云如龍”。可惜文獻不足征引,無法窺其真實面貌。那么,我們不妨大膽推測,元式和卜元嗣兩人都參加了這次活動,且分別“貽我德音”,“貽我以文”。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敢不酬答”,于是就有了這兩首答詩。不過,筆者以為更值得人注意的是“穆如清風”和“賦頌以歸”兩句。《崧高》和《烝民》都提到了“吉甫作誦”。《烝民》中稱贊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那么,無論創作主觀上有意識或是無意識,面對朋友的贈詩行為,蔡邕首先想到的是“吉甫作誦”,“以贈申伯”的先秦的臨別贈詩傳統,而且他也自覺地承繼了這一傳統。

由此,我們可知桓麟與客問答之作和蔡邕的兩首答詩于先秦賦詩和贈詩傳統有所繼承。但是又有不同:詩歌關注于個人自身的行為,不關乎軍國大計。贈詩者也不再具有“代言人”的身份,政教意味轉淡。這樣,贈答詩成為日常生活中,文人應酬交往的重要交際工具。但是這些詩作,因為出自社交目的,應酬性質非常明顯。語言固然文雅,卻呈現出一種公式化的特點,完全無涉于個人情感的自然流露,這樣的詩作,算不得是贈答詩中的優秀詩篇。

注釋:

[1][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頁。

篇3

李白生于701年，卒于762年，杜甫生于712年，卒于770年，李白比杜甫要大11歲。李白與杜甫相識是在天寶三載春，也就是公元744年春，這時李白43歲，杜甫32歲。在這年春天，李白離開長安，再度開始了他的漫游生活，而杜甫正處在他人生中最快意的壯游時期。兩人在洛陽相遇，并結伴而游，在汴州又遇見高適，這三位詩人便一同暢游梁園(開封)、濟南等地。李白和杜甫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天寶四載秋二人分手，歷時一年多，日出同游，夜宿同被，友誼不可謂不深。

但我總覺得李杜之交有一個遺憾，就是李杜二人的情感存在不對等性，杜甫對李白仰慕至極，李白對杜甫卻了解很少，他只是把杜甫當作一個普通朋友而已。

我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呢?從我見到的資料里，可以看到李白寫了不少贈別詩、懷人詩，其中一些詩流露出他對文學上的摯友的敬仰之情。李白和孟浩然很有交情，和他之間有詩贈答，如《贈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詩中道出李白對孟浩然的敬仰之情，贊美他像一座高山，是可望不可及的典型。還有大家熟悉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從詩中可以看出李白和孟浩然的友誼非同一般。

李白和王昌齡有很深的友誼，李白曾為他寫過一首詩《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詩中表達對友人遭遇的不平、關切、憐惜與同情，故人落難，惺惺相惜之情躍然紙上。

在李杜的交往中，李白寫給杜甫的詩并不多，現在我們可以見到李白有一首《戲贈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他認識到了杜甫“作詩苦”的特點，但總的說來，他與杜甫之間的關系是不能與孟浩然、王昌齡等人之間的關系相比的。

杜甫則不然，他的懷人詩，寫得最多最好的，除了懷妻子、懷兄弟的以外，就數懷李白的了。如《天末懷李白》：“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汩羅。”在詩中詩人設想李白會去汩羅江吊念屈原，并想到他會投詩以寄托心中的痛苦。但李白當年并未去過汩羅。從詩中可以看出杜甫對李白的情感。

又如《夢李白二首》其一：“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其二：“浮云終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李白被流放夜郎時，當時有人妄傳他墜水身亡。杜甫在詩中傾注著對李白安危的關心，嗟嘆李白一生的不幸。因為懷念太深，老朋友便時常走入夢里來了。夢中的情景，比寫實更誠摯動人，也讓我們感到詩人是李白最知心的朋友。杜甫還寫了《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等詩作，這里不再贅述。

在后人眼中，同為偉大詩人的李白和杜甫應該是平起平坐的，但實際上二人的情感存在不對等性，在那時，李白不可能把杜甫當作文學上的摯友。李杜之交為什么會留給我們這樣一個遺憾呢?下面我試著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李白26歲時即“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開始了漫游兼求仕的時期。在此期間，他遍游中國，廣交朋友，結識名流，并創作了大量優秀詩作，名滿天下。天寶初年，由道士吳筠推薦，唐玄宗召他進京，李白初到長安，就被太子賓客、自號“四明狂客”的賀知章贊為“謫仙人”，聲名益振。唐玄宗召見時也是“降輦步迎”，何其榮耀。后來李白供奉翰林，蔑視權貴，招致權貴的讒毀，被排擠出京。離開長安后，才在洛陽遇到杜甫。

李白的特殊才華和經歷使他早已成了知名人士，可以說是“天下誰人不識君”了，杜甫仰慕李白的人格與才華是很自然的事。杜甫在詩中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春日憶李白》)；“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這些都表明杜甫對李白仰慕至極。

李白有的是才華，有的是傲氣，他一生中真心佩服的人能有幾個?寫了《黃鶴樓》的崔顥算是一個，李白看了他寫的詩后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后來又摹仿這首詩寫下了《登金陵鳳凰臺》。孟浩然和王昌齡也算是李白的至交，李白對他們也是佩服和敬仰的，但還不至于達到對他們詩作進行摹仿的這種程度。其他的就數不上幾個了。

李白結識杜甫時，杜甫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剛剛出道，還沒有什么詩名，當然也談不上什么力作和沉郁頓挫的風格了，李白在那時不可能認識到杜甫在后期體現出的那種杰出才能。杜甫是在困守長安求官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后，才深入認識社會生活，寫出自己的“三吏三別”等力作，最終成為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

而自從那次交游以后，兩人就天各一方，再沒有見面了。不過李白是名人，杜甫還能聽到他的一些消息，而杜甫呢，又沒做過大官，名聲不大，先是困守長安，后是隱居成都，李白可能根本沒有杜甫的音訊，也沒有機會讀到杜甫的“三吏三別”、《兵車行》、《麗人行》等作品，當然談不上對杜甫有更深的認識了。終其一生對杜甫的認識可能也只限于那次同游時的那點印象而已，苦吟詩人一個。

李杜結交時正逢李白政治理想遭到破滅，其心情是很沉重的，我想他那時也無心去對名不見經傳的杜甫做更深的了解，關系僅限于普通朋友而已。

實際上杜甫是被北宋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大力推崇以后，才有今天的地位的。李白對杜甫了解很少，不可能把他當作文學上的摯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面的一些因素外，年齡、性格、興趣愛好、文學主張等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名滿天下的李白不可能對一個比自己小十一歲的文壇晚輩有敬仰之情的，充其量也只是欣賞或賞識。

篇4

關鍵詞：唐詩 植物 意象 類型

什么是意象，文藝理論研究者有很多種解釋、定義，古人更有諸多妙論，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立象以盡意”[1]。《文心雕龍》神思篇也說“窺意象而運斤”是“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2]。胡應麟《詩藪》則說“古詩之妙，專求意象”[3]。筆者認為所謂意象者，即文意之象也，蓋詩人心中之意借物象而生發也。文意就是作品的意思、意蘊，作家的意向、意圖。人說話是為了表達和交流，詩人寫詩也是為了表達某種意思、宣泄某種情感，但詩人與生活中的常人不同之處在于，常人想說什么可以用直白的語言說明，比如“我餓了，要吃飯”，但詩人不能這樣說，因為這是白話，是生活的語言，不是詩的語言。詩人要表達同樣的意思需要借助某件事物，以其作為情感表達的支點，于是上文的白話便成了“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4]的詩句了。詩人所借重的這件事物，就是意象。它可以是擁有真實形態的“具體”之象，也可以是某個典故、某種情感、某一事件等非物之象。植物意象無疑在文學意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云：“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5]佛偈有言曰，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花草樹木到了詩人筆下就擁有了文學性，披上了藝術的面紗，面紗之下除卻現實世界的花木，自然還有一顆詩人的文心。唐詩中的植物意象，除秉承前代的文學典故與傳統外，還注入了一股詩人的個性氣息。

一、植物意象的符號意義與文學典故

中國文學的創作者們很早就開始使用植物意象，從《詩經》第一章的“參差荇菜”開始，到唐代初年也已經一千余年了。唐代以前的很多文學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積聚的文學內涵逐步沉淀、固定下來，成為了表達特定含義的文學典故。具體到植物意象來說，某些植物由于唐前的典故，使得它在唐詩中的出現就如同數學或交通指示符號一般，含有相對固定的意義，表達了一些類同的情感。唐詩植物意象中反映這一現象頗具代表性的便是“莼”了。

莼菜是江南水鄉習見的一種菜蔬，《齊民要術》謂：“莼……皆可生食，又可約滑羹，江南人謂之莼菜，或謂之水葵……雜鯉魚作羹，亦逐水而性滑，謂之淳菜。”[6]莼菜做的菜羹深得當地人的喜愛，生于江東而羈旅他鄉的游子，常常寫詩懷念家鄉的美味莼羹來寄托思鄉之情。西晉時張翰更因思念莼羹而毅然辭官，《晉書·張翰傳》記其事曰：“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莼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7]這件史實引來不少詩人歌詠，遂成“莼鱸之思”的文學典故，“莼”因著張翰的舉動而成了思鄉歸隱的一個文學符號。唐詩中的莼意象常與江南、送別、懷鄉等聯系在一起。

嚴維詩《狀江南·季春》曰：“江南季春天，莼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全唐詩》卷二六三）以莼之一葉而見江南春，與楊萬里之“小荷才露”[8]一般清麗而韻味悠長。莼與送別懷鄉的聯系更為普遍，如：

歸路隨楓林，還鄉念莼菜。（劉長卿《早春贈別趙居士還江左，時長卿下第歸嵩陽舊居》，《全唐詩》卷一五〇）

六月槐花飛，忽思莼菜羹。（岑參《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昌齡》，《全唐詩》卷一九八）

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莼。（杜甫《贈別賀蘭铦》，《全唐詩》卷二二〇）

橘花低客舍，莼菜繞歸舟。（錢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覲省》，《全唐詩》卷二三七）

從來此地夸羊酪，自有莼羹定卻人。（韓翃《送客之江寧》，《全唐詩》卷二四三）

莼羹若可憶，慚出掩柴扉。（郎士元《贈萬生下第還吳》，《全唐詩》卷二四八）

莼菜動歸興，忽然聞會吟。（李群玉《送處士自番禺東游便歸蘇臺別業》，《全唐詩》卷五六八）

托興非耽酒，思家豈為莼。可憐今夜月，獨照異鄉人。（唐彥謙《客中感懷》，《全唐詩》卷六七一）

值春游子憐莼滑，通蜀行人說鲙甜。（李洞《曲江漁父》，《全唐詩》卷七二三）

莼意象作為思鄉符號在唐詩中雖然很常見，但真正將其發揚光大的還是宋人。唐詩中莼意象總共出現了53次，而到了宋詩中，這一數字變成了606。如果說在唐人的印象中，莼還只是江南的一種特產，一個代表而已的話，那么到了宋代，坡的一句“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莼羹”[9]，便把莼推到了一個提及江南舍莼其誰的高度，直接將莼與江南劃等號了。身為越州山陰人的陸游更是愛在詩中寫莼，他一人的詩中莼就出現了71次，這甚至超過了整個唐代！陸游在《嘆老》（《全宋詩》第四〇冊，第25238頁）中感嘆：

晨起梳頭滿鏡霜，豈堪著腳少年場。酒徒分散情疏索，棋敵憑陵意頡頏。寓世極知均醉夢，余生只合老耕桑。石帆山下莼絲長，待我還東泊野航。

果然人一年老便開始懷舊，老年的陸游思念起故鄉的風物，最難以忘卻的便是石帆山腳下那清水河塘中的莼菜了。莼這一植物，因其所生地域上的人與事，作為意象進入到詩歌中，經過眾多詩人的描摹傳承，固化成了詩歌里代表江南的符合，于是憶江南便是“憶莼”[10]，憶莼便是憶江南。

二、文學范式中的植物意象

意象是唐詩的情感符號，詩人對意象的運用實是其心跡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流露，但這種表達心意的意象并不包括程式化的意象，或曰文學范式中的意象。這里的范式指的是詩歌體裁的范式，即律詩中對仗的范式。律詩中的頷頸二聯要求對仗自不待言，有時絕句也對仗，比如杜甫的《絕句四首》其三“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全唐詩》卷二二八），就是兩個對句組成的絕句。詩歌創作要求對仗的規定使得一些律詩中植物意象成對出現，有時并不表達什么意思，而只是為了詩句的工整。

清人車萬育的《聲律啟蒙》[11]總結了前代詩歌中一些經典的對仗用語，書分上下卷，共30韻，其中涉及植物意象的僅前5韻就有14對：

楊柳綠—杏花紅 楊柳雨—芰荷風 綠竹—蒼松 芍藥—芙蓉 蓉裳—蕙帳 黃花—綠竹 紅菡萏—白荼蘼 棗—葵 梅酸—李苦 海棠春睡—楊柳晝眠 霜菊瘦—雨梅肥 桃灼灼—柳依依 楊花—桂葉 棣棠—楊柳

類似這樣的植物對子在唐詩中很多見，為求詩句工整而堆疊意象的情況較為常見。梅和柳在律句中相對就是個典型例子。“隋與初唐時期，隨著自然風景詩寫作的繁興和律詩創作技巧的逐步成熟，詩歌中‘梅’與‘柳’對偶為言成了春景詩中最普遍的現象”，梅與柳的配搭，“幾成描寫春色尤其是早春景色的固定套式”[12]。既然成為了范式，就很難說這種成對出現的意象除了應景外還蘊含什么深意，至少唐詩中看不出來，到了宋代，“當詩人們不只是客觀地感春寫景，不只流連于物色風景之美，而是生發出其他表現動機，尤其是透過物色進求深刻的思想認識，或寄托性格意趣時，則對事物就有了不同的體認和理會”[13]。這是唐宋詩的不同風格，錢鐘書先生謂唐詩與宋詩“乃體格性分之殊”[14]，可謂一語中的。唐人寫的這些植物意象，可能入眼便落筆，也可能不假思索便配對，但無論什么情況，其表意之單薄，詩味之寡淡，則是毋庸辯駁的。

又如蘭和桂也是常見的“搭子”。如以下詩例：

不挹蘭樽圣，空仰桂舟仙。（任希古《和東觀群賢七夕臨泛昆明池》，《全唐詩》卷四四）

桂筵含柏馥，蘭席拂沉香。（李嶠《床》，《全唐詩》卷六〇）

泛蘭清興洽，折桂野文遒。（武三思《宴龍泓》，《全唐詩》卷八〇）

桂宮男掌仆，蘭殿女升嬪。（趙良器《鄭國夫人挽歌》，《全唐詩》卷二〇三）

更有甚者一首詩中連用多個這樣的對子，完全是鋪陳辭藻了，如權德輿的《酬十楚源春夜宿虎丘山，對月寄梁四敬之兼見貽之作》：

東風變薊薄，時景日妍和……蕙香襲閑趾，松露泫喬柯……懸圃盡瓊樹，家林輕桂枝……落落杉松直，芬芬蘭杜飄……（《全唐詩》卷三二二）

這種過分堆砌意象的寫詩方法深為后人所詬病，徐夤就說：“凡為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后，斯為上手矣。不得一向只構物象、屬對，全無意味。”[15]明確指出了寫詩如果意象對子太多便失去了詩味。宋人更以整個唐代詩歌作比，告誡作詩者詩歌須平淡些，不要過分繁麗鋪陳，“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下語六分，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16]。如此看來，權詩顯然是“晚唐之作”了。盡管有人批評，但只要律詩對仗的規矩不動搖，這種范式中的意象“屬對”就是不可避免的。

三、集體的文思與個體的玩味

歷史上一些有關植物寓意的典故得到詩家的普遍使用，這就成了集體的文思，比如香草美人、莼鱸之思與折柳送別等。在這些普遍的文思中還有一些詩人個體的玩賞，俗語云“蘿卜白菜，各有所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明皇以海棠比玉環，元稹“花中偏愛菊”，周敦頤“獨愛蓮”，皆是他們個人趣味的體現。

唐人的個性和趣味反映在詩歌中，有兩種形式，一曰古物新義，二曰新物新詠。

所謂古物新義，就是歷來有很多吟詠它的詩章的植物，詩人往往寄寓新的含義，使之有別于他人。比如詠柳詩，人常以柳寄惜別之意，如“贈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17]和“無力搖風曉色新，細腰爭妒看來頻……東門門外多離別，愁殺朝朝暮暮人”[18]便是如此。但有些詩人頗能發他人所未發，比如賀知章的《詠柳》（《全唐詩》卷一一二）詩：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該詩完全寫景，既無灞橋柳之思，又無章臺柳之怨，在眾多的詠柳詩中顯得尤為清新可人。又如柳宗元的《種柳戲題》（《全唐詩》卷三五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干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全詩重在一個“戲”字，名為戲題，卻有深意。柳刺史為地方百姓種了很多柳樹，還自謙沒有任何政績可以流傳。其實大樹種成，蔭蔽百姓，便是最大的政績了，但這份功績不到“聳干參天”的時候是顯露不出來的，而“十年樹木”，其彰顯出來的時限已遠超出官員的任職升遷時限了，因而柳宗元用召公奭的典故[19]，自我解嘲般地說，我現在沒有什么政績，但后人看到覆地參天的柳樹會想到我。民國年間，馮玉祥將軍進駐徐州時曾作詩曰“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與此詩頗有情趣相通之處。再如詠竹，往往重在歌詠竹的挺拔、虛心等品格，但李賀的一首《竹》（《全唐詩》卷三九〇）卻別出新義，不與他人為伍。詩曰：

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華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

前幾句寫景狀物，都很平常，惟末句寫竹的用途，說竹可以讓猢猻立地，拄杖戴冠，實常人所不能想見，真乃詩鬼思詭也。

所謂新物新詠，就是古人沒怎么表現過的植物，唐人由于個人的趣味或特殊的經歷，對這種植物進行了玩味，在詩歌中加以表現。譬如沈佺期的《題椰子詩》（《全唐詩》卷九六）。椰子這種植物前人幾乎沒有在文學中描寫過，《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只收錄了一首提到椰子的詩，即沈約的《詠甘蕉詩》[20]，椰在其中還是作為配角出現的，只是為了反襯蕉的甘甜。沈佺期是高宗、武后朝的文學侍臣，詩與宋之問齊名，多應制待詔之作，頗得武則天嘉賞，后因諂附二張，神龍復辟后被流放驩州，于是“有幸”見到了關中文人們很難看到的熱帶植物椰樹，寫下了這首詩。詩曰：

日南椰子樹，香裊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隨漢臣。

本詩前三聯寫椰樹的風姿，長春裊娜，末聯以樂景寫哀情，感嘆因椰樹無法栽種到關隴地區，所以這么好的樹木詩人無法帶走，實際暗含了詩人猜測自己將復官無望，流離他鄉，因而失落苦悶的情緒。

唐人于花木頗多玩味，這種玩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社會風氣影響的，以至于一些不隨風潮的詩人還被人疑怪。當時蜀中盛產海棠，“蜀之海棠，誠為天下之奇艷”[21]，而在成都草堂住了多年的杜甫卻沒有寫海棠的詩，引來后人怪之。《聲律啟蒙》上說“杜陵不作海棠詩”，并解釋道：“《王禹偁詩話》杜陵無海棠詩，以母名海棠也。陸放翁云，老杜不應無海棠詩，意必失傳耳。”[22]這一番海棠詩案，誠為詩壇一件趣事[23]。

總之，唐詩中的植物作為意象，其類型有寫實也有象征，有典故賦予的含義，也揉入了詩人的情感與思想，集體的文思與個人的玩味相映成趣，共同組成了唐詩的植物意象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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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戴叔倫.賦得長亭柳.全唐詩（卷二七三）.

[18]杜牧.新柳.全唐詩（卷五二六）.

[19]《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哥詠之，作《甘棠》之詩。”[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1550.

[20][南北朝]沈約.詠甘蕉詩.“抽葉固盈丈，擢本信兼圍。流甘掩椰實，弱縷冠絺衣。”見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1659.

[21][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記.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雜記之屬.

篇5

關鍵詞：新課程，高中語文，使用策略

合理使用語文教材可以輔助教師做好備課工作和課堂教學工作，創新師生對話平臺，幫助學生獲取系統的語文知識，擴展學生的思維空間，提高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創作能力。本文將從汲取有益的教學因素、轉變教學觀念、創新教學方法等三個方面來舉例淺談新課程下高中語文教材使用策略。

一、高中語文教材使用現狀問題

1.未能充分利用教材資源

高中語文教材的主要構成部分是目錄、課文、習題、插圖、注釋和附錄等，課文是通過分類別、綱目和模塊來進行編排與陳述，課本中的目錄、習題、插圖、注釋和附錄是教材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輔助學生獲取語文知識、理解課文內涵、提高語文應用能力的關鍵因素。在語文教學過程中充分使用這些因素才能有效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和文學創作能力。但是，在實際教學工作中，大多數教師沒有充分利用語文教材資源，只重視講解課文內容，忽視了插圖、注釋和習題等有機組成部分的作用，導致學生對所學知識缺乏全面的了解。例如在講解陸游的《書憤》“塞上長城空自許”這句詩時，部分教師只重視精講現代譯文，沒有指導學生認知“塞上長城”的典故和深層含義，忽視了教材有機體的存在，未能充分使用教材資源。

2.教學觀念存在封閉性

雖然語文教材在課程開發和使用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但它只屬于一種課程資源，教師在使用這種資源的同時還應該進行有效地擴展和挖掘才能發揮語文教材的最大教育價值。目前，部分教師的教學觀念存在封閉性，將語文課程內容和教學活動局限于教材內和書本知識中，導致語文教學活動過于封閉、狹隘、僵化和被動。

3.教學方法過于僵化

從整體上研究，高中語文教學方法還趨于僵化，部分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時依然采用傳統教學模式，沒有促進語文資源的有機整合，過于依賴課本，對于語文教材中的錯誤不予以修改和校正。例如在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這篇散文注釋中，對于“于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這一句中的“媛女”的注音不正確，應該為四聲，教材注釋為二聲，“許”的釋義也不正確，教材將“許”解釋為“默許”。在《古代漢語詞典》中，“許”并沒有“默許”的含義，應解釋為“答應”，大多數教師對這些錯誤不予以糾正，只以教材為標準。此外，教師通常會將課堂時間用來細講課文，不重視其他教學活動，長期下去必然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新課程下高中語文教材使用策略

1.汲取有益的教學因素

教師應汲取一切有價值的教學因素，充分發揮語文教學的導向作用，指導學生鑒賞文學作品，學習優秀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明思想，積累自然科學知識，培養學生誠實、善良、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愛國精神。例如在解讀《記念劉和珍君》和《故都之秋》時，教師應注意激發學生的愛國思想，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在解析《再別康橋》時，引導學生理解這首詩的音樂美、建筑美和繪畫美，發揮美育作用，提高學生的審美鑒賞能力。

在講解《動物在游戲》這篇課文時，教師可以讓學生來分析動物游戲的科學知識。另外，教師應科學利用目錄、課文、習題、插圖、注釋和附錄等教學因素，讓學生更為靈活、生動地學習語文，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例如在解讀必修一“奇妙的對聯”這一探究活動時，先告訴學生對聯的規則是“仄起平落”，接著為學生分組展示古詩詞中的對偶句和優美的春聯，像“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輕風舞細柳，淡月失梅花”“窗前聽雨雨舒心，庭內觀花花解語”“青松翠柏送寒去，白雪紅梅迎春來”。然后，教師可以用課件呈現上聯，讓學生對接下聯，整理學生的優秀對聯，形成學習資源共享，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活動。

2.轉變教學觀念

教師應注重轉變教學觀念，不拘泥于語文課本教材，結合教學內容，開發一切可利用的課程資源，適當地擴展學生的知識視野，讓學生快樂學習語文，傳承語言文字知識。例如在講解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時，教師可以為學生播放歌曲《月滿西樓》，并列舉李清照的其他作品，像《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點絳唇·蹴罷秋千》《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永遇樂·落日熔金》等，精講詩詞韻律，增強課堂的文化藝術氣氛，提高學生的詩歌鑒賞能力。解析《竇娥冤》這篇元雜劇時，教師可以用課件為學生展示作者關漢卿的簡介資料，指導學生了解他的其他代表作《望江亭》《拜月亭》《調風月》《西蜀夢》和《孟良盜骨》等，讓學生鑒賞戲劇視頻《竇娥冤》，然后和學生一起分析竇娥、蔡婆婆、竇天章、張驢兒等人物形象，加強學生對課文和中國戲劇文化的理解。

在講解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這首詞前，教師可以先為學生呈現描寫戀人分別的詩詞，像杜牧的《贈別·其二》、歐陽修的《踏莎行·候館梅殘》、孟郊的《古怨別》和李煜的《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以此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接著，教師可以給學生講述柳永的生平經歷，引領學生分析詞中所描寫的“寒蟬”“長亭”“驟雨”“煙波”“暮靄”“酒”“楊柳”“曉風殘月”等意象的作用，豐富學生的古典文化內涵。

3.創新教學方法

教師應深入了解新課程理念，促進語文教材內容和多媒體教學工具的整合，為學生創建藝術化語文課堂，將課文和經典講解插入課件中，讓學生欣賞各種美麗的畫面，聆聽高雅的音樂，鑒賞直觀化的視頻，并啟發學生的文思，輔助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語文，讓學生在鑒賞課件的同時學會思考，及時糾正教材中的錯誤，為學生奠定良好的語文基礎，加強學生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