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現(xiàn)狀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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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國是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國家,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但是,不可否認,一些與時代相背離的傳統(tǒng)思想,包括家庭教育思想,作為文化遺產也同時影響到我們的價值取向,它們成了種種規(guī)范,束縛了父母的思想和行為,成為家庭教育科學化的羈絆。中國父母心中有許多潛在的“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思想里。盡管我們很難講出這些“規(guī)范”是什么,但是,當孩子的言行與我們潛意識中的這些“規(guī)范”不符時,父母就要對孩子進行不同程度的干涉。
二、中國當代家庭教育之弊端
說到中國當代家庭教育的弊端,主要是指許多家庭中家長的教育觀念和方法的不科學,本人從當代我國家庭教育現(xiàn)狀中存在的主要弊端,選取了以下的典型加以論述。
(一)過度溺愛,過度保護,抑制了孩子獨立人格的培養(yǎng)
世界各國的家庭教育中,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溺愛程度當仁不讓地名列前茅。中國家長溺愛程度之深,很在一部分原因還是由于我國的隔代教育造成的。
(二)管得太多,干涉太多,懲罰太多,孩子累父母也累
在中國特有的傳統(tǒng)觀念之中,父母和孩子的地位是不存在。所以父母對孩子有一切的干涉或者懲罰,認為這都是理所應當?shù)摹V袊暮⒆右怀錾院蟮牡缆肪鸵呀洷桓改赴才藕昧耍⒆痈緵]有選擇的余地。教育是一個過程,讓孩子逐步的成長,,給孩子太多的干擾,限制孩子天性的增長。在現(xiàn)實生活中,更多的優(yōu)秀能干的父母經常試圖用自己的光環(huán)套給未來的孩子,他們用自己的能力來取代孩子的一面。
(三)性教教育近乎空白,以至于成為孩子順利成長的絆腳石
在中國,雖然有很多的父母認為青少年的性教育死有利于促進他們本身的身心健康的發(fā)展,可是大多數(shù)孩子在家庭的性教育形勢卻很嚴峻。因為中國父母本身就幾乎沒有正式的、系統(tǒng)的接受過性教育,性知識,性教育的舊思想狀態(tài)很差。傳統(tǒng)觀點使他們羞于談論這方面的問題,也有家長認為性是可以自學的。在“性”這個問題面前,大多數(shù)父母都選擇逃避或沉默來面對這個問題。事實上,中國青少年的性教育缺乏不是一天二天養(yǎng)成的,父母讓它自學,學校教師、教科書的觀點,這些教學方法讓青少年產生強烈的好奇心,而不是通過正常途徑獲取知識,大大提高不健康的性心理,性犯罪、青少年可能是未成年少女懷孕和其他社會問題的主要人群。
三、家庭教育的一些建議
(一)注重家庭教育的本質
家庭教育其本質是一個家庭一起學習和成長的過程,沒有在一起的時間的家庭是一個虛擬的家庭。作為父母更多的是關注是孩子的成長和未來的發(fā)展,并不斷對孩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目標。事實上,孩子在成長的關鍵在于自己父母,必須不斷地建立成長的目標,不斷的學習,自我完善。這是一個在學習實踐的反應,促進智慧的過程,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二)提高家庭教育的文化內容
在提升的“文化內容”,第一點是要促進“觀念能力”的概念,家庭教育的內容。家庭教育不是目前最主要的模式,首先是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概念。隨著現(xiàn)代科學思維發(fā)展,肯定是可以找到良好的教育模式的,甚至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教育模式。盲目地使用傳統(tǒng)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手段是不能解決遇到的實際問題,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簡單地增加投資經費或許不會帶來家庭教育的成功。核心是充分發(fā)揮智力的優(yōu)勢,文化融入到他的智慧來指導家庭教育的藝術。
(三)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家庭
有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氣氛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平等的家庭教育是每個父母的愿望,即使這樣他們也愿意苦點、累點。但是平時應該多溝通,及時指導孩子解決問題,同時理解孩子的困難,讓孩子一步一步打下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耐心地說服、引導,幫助孩子建立強大的自信心。通過有效的溝通,建立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一種默契,民主的關系,平等的家庭。
篇2
關鍵詞:教育地理現(xiàn)狀 學科問題
一、《教育地理學》的價值和歷史地位
羅明東博士提倡并付諸研究的《教育地理學》是其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現(xiàn)。該著作在分析和比較國內外教育與地理關系的基礎上,探討和摸索教育與地理之間的關系,教育要素和地理要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地理要素對教育要素的影響,它是教育地理學的學科基礎,用以解決區(qū)域教育問題。在書中,以云南省為例,綜述并分析其教育的現(xiàn)狀及其存在問題,根據地域特色和教育原理為當?shù)亟逃l(fā)展提出了長遠性的戰(zhàn)略規(guī)劃。
二、我國教育地理學的現(xiàn)狀總說
(一)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與地理相結合
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與地理相結合是自20世紀90年代始,我國教育界開始進行教育地理學的研究和創(chuàng)建。1991年,上海市教委組織編寫《上海教育資源》,以上海教育的整體情況為背景,主要體現(xiàn)了大、中、小學校教育地理分布。至1995 年,集中反映了我國教育發(fā)展的歷史、現(xiàn)狀和趨勢的《中國教育地圖集》在上海出版發(fā)行。這一成果在當時被稱為“教育與地圖科學上的一個創(chuàng)舉”。在這本地圖集中,體現(xiàn)了教育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經濟水平以及人口發(fā)展水平之間的關系,表現(xiàn)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教育特征。
(二)教育地理學的萌芽和發(fā)展
教育地理學的研究著重表現(xiàn)在區(qū)域教育研究。從教育地理學的學科建設角度,1995年同年王秋玲在《關于創(chuàng)建教育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幾點思考》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教育地理學”概念,教育地理作為一種產業(yè)的形式在中國萌芽。1996年,羅明東發(fā)表了《教育地理學: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建立教育地理學芻議》《論教育地理學研究的意義與契機》等論文,并在博士畢業(yè)時,選擇“教育的地理學視角――教育地理學基本問題研究”的研究方向。教育地理學在20世紀90年展迅速。
(三)國內研究現(xiàn)狀和成果
《教育地理學研究的現(xiàn)狀-問題與出路》一文,對這方面做了詳細總結: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國教育地理學的形成與發(fā)展》《試論我國歷史教育地理研究的現(xiàn)狀與走勢》《清代四川進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規(guī)律》等。課題方面:西南師范大學在“九五”規(guī)劃青年專項課題中包括“中國教育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研究”;教育部“十五”規(guī)劃課題中包括 “教育地理學研究”等省部級對教育地理的重視。并且在2003年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教育地理學專著《教育地理學》。此外在教育地理實踐領域研究的課題也出現(xiàn)很多比如華中師范大學范先佐教授主持的國家“十五”課題“我國中西部地區(qū)農村學校合理布局研究”等。
三、問題和疑惑
(一)教育地理學中的研究方法到底在何方
如果說本書解決好了教育地理學是什么――研究對象――地理學層面的教育現(xiàn)象和教育問題,或者說是教育領域中地理事實和地理現(xiàn)象,為什么――地理環(huán)境對教育的間接、直接影響及教育對地理環(huán)境的作用,那么在談論到怎么樣――如何解釋教育現(xiàn)象,或者用什么方法、手段去解決教育問題在本書中顯得有些不足。在談到教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上,完全采用了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不免讓人想到這其中如何體現(xiàn)教育的作用呢?羅教授認為:“在純粹自然地理環(huán)境基礎上產生的人文地理環(huán)境,意味著地理環(huán)境發(fā)展到了成熟的程度。人類社會越是向前發(fā)展,地理環(huán)境的‘人文化’就越是突出……作為一種人類活動,只要作為空間使用者的教育繼續(xù)存在,那么就需要也可以應用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來對教育的地理空間問題進行研究。”也就是說地理環(huán)境作為客觀的物質世界,它的成熟度是由依靠它生存的一種高級生物――人類決定的。這顯然是個謬誤。由此,后面的假設也不能存在了。教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鑒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但還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模式,對不同層次環(huán)境,區(qū)域環(huán)境,環(huán)境之間建立起解決教育問題的架構,不然,除了研究對象外,哪里還能體現(xiàn)出教育地理學的特點呢?
(二)空間分析模式不能只是框架
從地理空間角度看,地理學在教育地理問題研究中具有的動態(tài)研究模型中,表現(xiàn)為:與路線、位置、和設施有關的活動外,還有教育地理結合社會性問題和經濟角度的問題。然而在后續(xù)的建構中并未單獨成章提到這些。只是在區(qū)域教育和教育區(qū)域中,對這些因素加以綜合整理,形成區(qū)域教育的特點,顯得有些倉促。在教育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學科結構體系中:包括的教育地理學基本理論、教育科研地理、校園環(huán)境研究、區(qū)域教育地理、教育歷史地理研究(教育時間地理研究)、學校選址及學區(qū)分布點規(guī)劃、教育地圖研究、各級各類教育地理、宏觀教育空間布局研究,在書中涉及較少,略顯內容不足。區(qū)域教育分析很少涉及教育地理學的方法。如果按照前文來說,教育地理學的分析方法等同于地理學分析方法。那么在后者的區(qū)域教育分析中這點也略顯欠缺。
(三)教育地理學容易形成空泛的感覺
作為一門學科,教育地理學最基礎的是基本理論研究,涉及面廣,對個別情況過于精細,容易造成學科基礎不實,寬而泛的感覺。
由于教育地理研究領域本身具有的基礎性,科學性,以及在發(fā)展中表現(xiàn)出的創(chuàng)新性、研究成果的實踐性,和學科的發(fā)展性,階段性成果逐漸陸續(xù)產生以來,受到學術界鼓勵和肯定。建立教育地理學是教育學科的重要工作,還需我們不斷完善,以促進中國教育學科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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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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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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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個人經歷與教育思想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就讀于臺灣師范大學,先后在英國、美國學習與進修,可否請您首先結合自己的求學經歷,談一談您在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
周愚文:我依次從臺灣師范大學教育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畢業(yè),個人研究的專業(yè)是中國教育史。中國教育史本身只是興趣,實際上我有從事實務的工作經驗,不是單做純學術的研究。我是本土培養(yǎng)的博士,希望自己能夠擴大眼界,而不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在臺灣科學委員會國外短期進修項目的幫助下,我在畢業(yè)后任教職期間先到英國學習一年,然后到美國學習半年,研究的領域還是教育史,特別是教育史學的發(fā)展。通過這種方式,我得以更加了解這兩個國家教育的發(fā)展,特別是其在20世紀的變化。通過參加該項目,我拓展和開闊了個人的研究視野,從而在思考現(xiàn)代問題的時候,主要參照以下兩點:其一,了解本土文化歷史脈絡;其二,采用比較教育的研究方式,充分考慮英美或其他國家情況,找出一些可以對照、比較的經驗,這對我在處理實務問題時比較有幫助。回到我自己的專業(yè)上,因為有不同的經驗刺激或不同的思考方向,讓我在重新審視本土問題時,會有不同的角度,在慢慢經歷這樣一個歷程之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獲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研究優(yōu)勢。
《世界教育信息》:我對您的話深有同感,教育研究必須要有歷史的眼光。您長期致力于研究英國教育史、美國教育史、大陸教育等方面,能否具體談一下研究歷程與心得?
周愚文:一個制度本身一定有它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脈絡,透過歷史的角度就是從縱向對它進行觀察或研究。未來是一個不可知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科學研究可以做實驗,可是教育學不能馬上做實驗,所以要找參考點。社會科學研究,如果只是用調查的方法去做,有自身局限性,所以可以做比較教育,擴大到不同的國家。研究教育,我們可以從三個資料庫獲取信息,一是抓住現(xiàn)在,二是看其他國家的狀況,三是回到歷史的脈絡。我并沒有說獨尊歷史的方向一定對,可是它能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參考點。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教育科學,丟掉了歷史這一塊,只看到前面兩個資料庫,都是不完整的。當你加進歷史這一塊,再加以比較,狀況就會膨脹,效應會變大。另外,教育問題回溯到自身的文化脈絡里,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某種重復性,教育問題不是以一種直線方式展開,有可能要在兩種或三種價值中間做選擇。也就是說,如果采用歷史的觀點,更容易做一些正確的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考慮實務決策或者處理重要問題的時候,應當把歷史當成重要的資料來源。
學歷史不完全是學習純歷史。對從事現(xiàn)代教育工作或從事教育改革、教育實務工作的人來講,應該接受三層訓練:第一層是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第二層是要有比較的觀點,第三層是不管對國外歷史還是本國歷史都要有了解,這樣出錯的可能性會相對降低,否則都是在嘗試錯誤。
篇6
關鍵詞:中國音樂教育史;樂教;音樂教育;音樂教育思想;音樂教育制度
中圖分類號:J6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172(2012)02
中國音樂教育史,是研究歷史時期中國音樂教育思想、內容、活動等問題的學術領域。早在20世紀初,這一領域即已成為中國音樂史學、中國教育史學的重要內容。有學者考證,蕭友梅博士論文對周朝音樂教育體制的簡要論述,是我國音樂教育史上第一次對周朝音樂教育進行近代教育意義上的總結。 據筆者所及,對這一學科從文獻、學科理論與方法論等角度展開專門性的研究,是近30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才開始集中、深入地展開的。這期間,有關中國音樂教育史的論文、著作共發(fā)表、出版200余種,內容涵蓋了我國音樂教育的起源、音樂教育思想史、音樂教育制度史、歷史時期的音樂教育價值論、音樂教育內容史、音樂教育方法論,以及中國音樂教育史學科自身的理論探討等十分宏闊豐富的論題。一些音樂院校和科研院所,陸續(xù)形成了教師科研與碩博士研究生選題相配套的研究團隊。除此之外,一些來自文、史、哲、教育學界的學者也從各自的角度探討了上述部分論題,為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貢獻。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音樂教育史已經從20世紀之初大力倡導“美育代宗教”的國民教育思潮時處于邊緣位置的話題,逐漸更新壯大為當前我國音樂教育學學科版圖上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我國高等院校音樂教育專業(yè)建設、學科建設過程中,規(guī)劃學科藍圖、挖掘本土資源、強化本土話語、革新音樂教育實踐所必不可少的音樂教育學分支學科。那么,以往的200余種學術著述,具體研究了中國音樂教育史中哪些具體問題?反映了歷史時期中國音樂教育的哪些經驗?研究中還存在著哪些弊端?尤其在中國音樂教育史的學科自身的自覺探索中,還存在怎樣的困局?面對這些困局,今人當如何逐步破解?本文將在對這些文論展開綜述的基礎上,試對上述問題加以探討。
篇7
關鍵詞:民辦高校 發(fā)展戰(zhàn)略 核心競爭力
隨著高等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的日趨市場化,每一個大學在自己的發(fā)展過程中都面臨著的市場競爭,每一個大學的管理者都在思考如何發(fā)展、怎樣發(fā)展和發(fā)展什么等學校的發(fā)展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從而使自己的大學在這一競爭中成為領跑者,獲得發(fā)展的優(yōu)勢地位,從而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民辦高校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更是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一、 我國民辦高校的發(fā)展現(xiàn)狀
1、民辦高校規(guī)模
民辦高等教育一般是指在政府政策引導下,由企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其他社會組或個人,利用非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創(chuàng)辦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教育活動。在解放前民辦高校就已經存在,并有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建國初,幾乎所有私立高校都被取締,80年代以來,民辦高等教育逐漸興起。
雖然民辦高校在數(shù)量上和學生數(shù)上有了巨大的發(fā)展,并且民辦高等教育已經在整個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占據了一定的份額。但同公辦高等教育相比,這個份額尚太小,與公辦、民辦高等教育并舉的格局仍存在相當遠的距離。
2、民辦高校經費
民辦高校仍處于弱勢地位,不僅在規(guī)模數(shù)量上與公辦高校無法相提并論,在辦學經費與師資力量上也存在巨大困難。
3、民辦高校教師
教師隊伍也是民辦高校的危機之一。民辦高校的教師數(shù)量雖然一直在增加,但比起公辦高校教師數(shù)量任何有著不可比擬的巨大差距,其教師的權利與公辦高校也存在著不平等,科研工作缺乏經費支持,教師培訓問題至今仍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二、 提高民辦高校核心競爭力,制定發(fā)展戰(zhàn)略
1、 核心競爭力
1990年,美國密歇根大學商學院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倫敦商學院教授哈默爾(G.Hamel)在著名的《哈佛商業(yè)評論》上發(fā)表了《企業(yè)核心競爭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正式提出“核心競爭力”一詞,把它定義為“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對關于如何協(xié)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的學識”。它具有使企業(yè)獲得競爭優(yōu)勢的能力或資源。
大學核心競爭力研究是一個嶄新的領域,處于生長和開拓階段。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能力論、要素協(xié)同論、人力因素論,除此之外,還有“學科核心論”、“綜合素質論”等。
2、 以提高核心競爭力為著眼點,民辦高校的發(fā)展戰(zhàn)略
⑴根據自身特色,科學定位
不管是民辦高校還是公辦高校,發(fā)現(xiàn)自己的特色,并強化這種特色都是立身之道。夾縫中生存,與公辦高校爭奪各種資源的民辦高校更應在此方面多做努力。所謂特色,即是區(qū)別于其他。美國斯坦福大學榮譽校長杰拉德認為:“堅持大學自我管理和相互競爭的靈活結構,一所大學一定要有明確的定位,以便與其他大學區(qū)別開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一直定位于小而精的自身特色。自建校以來,學校規(guī)模一直很小,即是在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它的規(guī)模也沒有擴大,始終保持其小規(guī)模的傳統(tǒng)。雖然規(guī)模不大,但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成就和聲望卻很高。一所規(guī)模如此校的大學卻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很大程度傻瓜歸功于其小而精的準確發(fā)展定位與特色。
⑵完善機制,增加資源存量與增量
人力資源是高校寶貴的資源,民辦高校要健全優(yōu)秀人才資源吸納、運用機制,大力引入優(yōu)秀人才,打造創(chuàng)新團隊,努力聘用一批能擔當重任的教學、管理人才。在人才的使用過程中,建立透明的用人標準,突出能力本位,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同時要建立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薪酬制度,重獎對學校發(fā)展有重大貢獻者。此外還要切實關心教師生活。
⑶完善高校管理
組織管理能力是大學重要的競爭力標志。民辦高校要建立完善內部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樹立正確的管理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導下制定管理原則。在宏觀層面上,應當盡快建立獨立的、易于統(tǒng)合的民辦高等教育管理機構,使管理職能專門化。要改變多頭管理的局面,把原先的各個管理部門整合為統(tǒng)一化的機構。
三、總結
民辦高等教育在我國的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滿足了許多人接受教育的愿望,為市場經濟培養(yǎng)了許多有用之才。雖然相對于公辦教育它的規(guī)模還很小,在人力資源與經費方面還存在許多麻煩,但民辦高等教育存在很大的發(fā)展空間與潛力。民辦高校要發(fā)掘自己的特色,做出正確的定位,增加資源的存量與增量,完善民辦高校的管理走出一條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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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調查
近幾年來,伴隨著“科研興教”、“科研興校”理念的深入人心,教育管理部門和基礎教育學校越來越重視一線教師的科研工作,教師們也意識到進行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性。一線教師的教育科研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映了現(xiàn)實教育環(huán)境中的教育問題。民辦中學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fā)展,對教師的素質和科研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和期望。筆者所任教的學校,地處珠三角腹地,是一所省級示范性民辦學校,在校學生達八千人,是中山和珠海一帶的名校,屬于較典型的大規(guī)模優(yōu)質民辦學校。通過對這所學校教師的走訪調查,可以對該校教師科研能力的整體水平有大致的了解。該校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當前我國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的現(xiàn)狀。
一、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整體狀況
本次調查選取的樣本是中山市某民辦中學。選擇該校作為調查研究的樣本學校,主要是基于其是一所雙語學校,屬于較典型的大規(guī)模優(yōu)質民辦學校。學校教師隊伍龐大,人員結構多元,教師受國際化影響較大,較能保證調查的科學性和廣泛性。而中山市是一所地級市,輻射很多區(qū)域,選擇該地區(qū)的代表性學校,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他民辦中學的整體情況。
對問卷進行編碼并依次錄入相關統(tǒng)計軟件(EXCEL2010以及SPSS20.0軟件),然后進行量化分析。對于訪談材料,首先把訪談錄音整理成文字材料,然后對這些訪談材料進行定性分析。統(tǒng)計顯示,該校教師群體里有幾乎一半的教師沒有曾經參與或正在參與課題研究的經歷;曾經參與或正在參與校級課題的教師比例有30%;市級、省級、國家級比例依次下降,其中國家級最少,僅為1.54%。其中,有24.62%的教師從未發(fā)表過論文,有接近一半的教師曾發(fā)表過市級論文,省級和國家級相對較少,依次為10.00%、18.46%。
(二)科研選題能力
在“科研選題能力”這一項調查中,絕大部分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有主動去發(fā)現(xiàn)教育教學問題的意識,也能在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中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能從自身感興趣的問題中抽取出研究問題;后三項科研能力顯得極為薄弱,不符合的教師比例比較大,這三項科研能力分別是“從各級教育科學規(guī)劃指南中進行選題”,“對教育改革與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選題研究”和“從理論文獻和對國內外教育信息的分析中總結出所提出的課題”。
(三)科研方案設計能力
在科研方案設計能力方面,各項指標的符合程度都達到了50%以上,其中超過70%的教師能準確簡潔地表述研究的題目,能把握研究的目的和意義;超過60%的教師能準確把握研究內容,能準確地選取研究對象。在“合理安排研究各部分進程”和“設計的方案具有科學性”這兩項不符合的比例有點高。總之,關于這項指標的調查,該校教師符合程度都很高。
(四)科研操作能力
關于科研操作能力,66.9%的教師能按照研究設計方案實施研究,68.5%的教師能遵循研究程序進行課題研究,63.1%的教師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的調整研究設計方案,有50%左右的民辦中學教師能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教育理論分析、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能準確的運用設計方案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能準確完成研究設計里的每一步。在科研操作能力這一塊,“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教育理論分析、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準確的運用設計方案中提到的研究方法”這兩項對民辦中學教師來說還是有些不足。
(五)資料的整理分析與撰寫能力
關于資料的整理分析與撰寫能力,69.2%的教師能對所收集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分析,56.9%的教師能用簡練的語言描述統(tǒng)計結果,53.1%的教師能對研究所獲得的數(shù)據,運用統(tǒng)計學知識進行處理,51.5%的教師能按照科研規(guī)范撰寫研究報告或科研論文,有12.3%的教師不能按照科研規(guī)范撰寫研究報告或科研論文。
(六)評價科研成果的能力
關于評價科研成果的能力,57.7%的教師能把自我評價與集體評價相結合,53.8%的教師能夠遵循評價步驟對教育科研成果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44.6%的教師能把握教育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39.2%的教師清楚從哪幾個方面對教育科研成果進行評價。相應的,有20.0%的教師不能把握教育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16.2%的教師不清楚從哪幾個方面對教育科研成果進行評價。
(七)影響科研能力的因素
在“制約教師科研能力的因素”中,阻力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工作忙沒時間”、“考試壓力大沒時間兼顧”、“掌握專業(yè)理論少”、“對實際教學幫助少”、“經費不足”和“怕別人不理解”。在“影響教師教育科研的因素”中,其影響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對教學工作有助力”、“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與評獎職稱掛鉤”、“領導的重視與促進”和“從眾心理”。
二、對調查問卷分析結果的討論
本研究采用了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部分除了變量的調查部分,還包括“教師科研能力現(xiàn)狀”與“影響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的因素”的調查,一共選取了130位教師進行調查。至于訪談部分,則選取了七位研究對象,分別是一位科研副校長,一位年級主任,五位普通教師。雖然只選取了七名訪談對象,卻也覆蓋了校長、年級主任、普通教師等各個教師群體,比較有代表力和說服力。
總體而言,問卷調查數(shù)據的信度還是比較高的,都是筆者親自發(fā)放問卷,數(shù)據的真實可靠性較高。針對教師科研能力現(xiàn)狀的調查中,該校教師科研選題能力相對比較薄弱,其他能力符合的比例集中在50%左右;關于“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的影響因素”,用SPSS分析軟件對此部分的研究數(shù)據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也是科學系統(tǒng)的。
三、調查結論
(一)民辦中學教師科研狀況
民辦中學教師群體中沒有參加過課題或沒有發(fā)表過論文的教師居多,其中接近一半的民辦中學教師沒有參加過相關課題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民辦中學教師沒有發(fā)表過論文,其他教師發(fā)表過論文但主要是發(fā)表在市級期刊雜志上,有一小部分發(fā)表在省級期刊雜志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民辦中學教師在國家級期刊雜志上發(fā)表過論文。由以上的調查數(shù)據分析可見:民辦中學教師科研狀況整體不理想,在進行課題研究與兩個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問題。
(二)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調查
1、民辦中學教師科研選題能力
民辦中學教師科研選題能力比較薄弱,尤其是“從理論文獻和對國內外教育信息的分析總結中提出課題”,“從各級教育科學規(guī)劃課題指南中進行選題”,“從有關教育觀點的爭議之處來選題”這三項,與科研選題能力的其他幾項相比,顯得尤為薄弱。
2、民辦中學教師研究方案設計能力
民辦中學教師研究方案設計能力總體來說一般,有兩項顯得很不足,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設計方案的科學性與協(xié)調能力有待加強,有很大一部分民辦中學教師不能合理安排研究的各部分進程,設計方案的科學性不高,最后導致的很明顯的后果就是民辦中學教師設計出來的方案可操作性很低。
3、民辦中學教師研究操作能力
民辦中學教師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教育理論分析、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的能力不高。調查研究表明,民辦中學教師能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教育理論分析、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的能力不高。研究數(shù)據表明,有高達16、9%的民辦中學教師不能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教育理論分析、解決教育教學中的問題。不能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就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不能根據實際情況更加靈活的調整研究設計方案等。
4、民辦中學教師資料的整理分析與撰寫報告的能力
民辦中學教師撰寫的研究報告或科研論文科研規(guī)范不足。根據調查數(shù)據,可見很多民辦中學教師不能按照科研規(guī)范撰寫研究報告或科研論文,有12、3%的民辦中學教師不能按照科研規(guī)范撰寫科研報告或科研論文。
5、民辦中學教師評價教育科研成果的能力
調查研究表明,有20.0%的民辦中學教師不能把握教育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有16.2%的民辦中學教師不清楚從哪幾個方面對教育科研成果進行評價,有12.3%的民辦中學教師不能夠遵循評價步驟對教育科研成果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價。這些數(shù)據都表明民辦中學教師評價科研成果的能力是比較薄弱的。
(三)影響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的因素
根據調查所得,總體而言,在制約科研能力的各項發(fā)展因素中,阻力按照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工作忙沒時間“、”考試壓力大沒時間兼顧“、”掌握專業(yè)理論少“、“對實際教學幫助少”、“經費不足和怕別人不理解”。依據教齡的不同,阻力個別項排序會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變化不是很大。在影響教師教育科研的因素中,其影響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對教學工作有助力”、“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與評獎職稱掛鉤”、“領導的重視與促進”、“從眾心理”。依據教齡的不同,會有所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教齡小于等于五年的初入職教師與教齡大于20年的老教師。
(四)訪談記錄信息分析
本研究采用自編訪談問題進行訪談,有四個問題,分別對民辦中學教師教育科研的開展狀況、造成民辦中學教師教育科研現(xiàn)狀的原因、促進民辦中學教師科研能力發(fā)展的措施、民辦中學科研管理需要改善的方面進行了訪談。根據訪談記錄顯示,受訪教師普遍認為民辦中學科研狀況不是很好,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造成民辦中學教師教育科研能力薄弱的原因有很多,歸納起來有幾點:1、民辦學校功利性發(fā)展制約。民辦學校要生存,教學質量取決定因素。因此對成績的要求更高,會注重短期效應。2、教師認識程度不高。老師科研導向取決于學校評價制度。在質量決定生存的境況下,老師同樣會注重學生成績――分數(shù)。至于分數(shù)從何而來,很少思考。因此分數(shù)成為課堂的主產品,而不是鮮活的人。民辦學校的課堂風格,很多都是以經驗型為主,創(chuàng)新活力不夠。原因在于老師在嚴格的考評制度中,忙于繁重的事務性工作中,用于科研時間少。其次是不敢創(chuàng)新,輸不起,可能一次成績下降,帶來的是獎金、福利的影響。3、學校支持力度小。民辦學校老師流動性大,學校在科研投入較小。一邊要你跑得快,但又不給你吃飽。怕在投入科研后,出了幾位名師,然后,一拍屁股另謀高就了,學校投入打水漂。很多民辦學校都都此顧慮,因此在科研這方面投入較少。4、學生流動性大。科研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對象,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周期。民辦學校學生流動性相對較大,在科研時,這種變化將影響研究結果,不利于一種周期性研究。而關于民辦中學教育科研管理的建議,大多數(shù)教師認為應該從建立完善的科研獎勵機制,樹立科研興校的意識,加強教師自身的素質等方面綜合改善民辦中學科研管理的現(xiàn)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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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教育游戲;類目設計;內容分析;展望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489X(2010)18-0014-03
Literacy Review of Educational Gaming (1999~2009)//He Jun, Gao Zhijun
Abstract 82 papers on educational gaming are retrieved from 7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eriodical as Education Technology Study. The authors detach these papers into 4 classes and 17 subclasses. We identify the hotspots and weaknesses of current study of educational gaming. Finally, we make som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educational gaming;classical analysis;contents analysis;future study
Author’s address
1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730070
2 Educational Science College,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China 750021
教育游戲是近年來教育技術學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本文擬從教育游戲的歷史發(fā)展和研究領域進行文獻梳理,對文獻內容進行系統(tǒng)分析,發(fā)現(xiàn)其研究熱點以及存在的問題,同時也對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進行剖析,以期給其他研究教育游戲的人員一些借鑒思路,也可避免重復研究。
本文對《電化教育研究》《開放教育研究》《中國電化教育》《遠程教育雜志》《中國教育信息化》《現(xiàn)代教育技術》《中國遠程教育》等7個教育技術學領域相關期刊,通過教育游戲、網絡游戲、電子游戲、電腦游戲、數(shù)字化游戲等關鍵詞進行檢索,共得到論文82篇。利用類目對文獻內容進行分類,并對其進行內容分析,以期得出教育游戲研究的熱點與薄弱環(huán)節(jié)。
1 教育游戲類目表設計
張剛要、馬德俊將教育游戲研究分為5個維度,即設計、開發(fā)、應用、管理、評價[1]。借鑒其類目設計,重新設計類目表,分成4個緯度,17個子緯度,如表1所示。
從檢索到的文獻數(shù)量的分布及類目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游戲目前的研究熱點為教育游戲的設計、應用及教育與游戲的關系探討,三者占文獻總數(shù)的90%以上;研究比較薄弱的有教育游戲的管理、評價、開發(fā)及教育游戲的產業(yè)化。筆者認為,隨著教育游戲的理論和實踐的不斷推進,諸如教育游戲的開發(fā)與評價必將成為教育游戲的研究熱點,教育游戲也必將走向產業(yè)化發(fā)展的道路。
2 教育游戲文獻內容分析
2.1 教育游戲相關概念及之間的關系
與教育游戲相關的概念有嚴肅游戲、清淡游戲、輕游戲,國外多用嚴肅游戲和清淡游戲,我國香港地區(qū)則使用輕游戲,國內多使用教育游戲這一概念。
1)教育與游戲的平衡點。教育游戲到底應該定位為教育,還是定位于游戲,這是學者們一直爭論的焦點。有學者認為,教育與游戲的關系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2]。筆者認為目前教育與游戲的現(xiàn)狀為:外面的進不來,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進不來”是指很多商業(yè)游戲技術性很高,但教育性比較薄弱,很難進入課堂教學;“里面的出不去”,即教育類相關人員開發(fā)的教育游戲符合教育性,卻丟了游戲性,很難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也很難將其推入市場。
2)教育游戲的價值。很多教育游戲研究者都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即游戲有教育的潛質。研究者認為教育游戲可以為學習者提供虛擬學習社區(qū),學習者在通關中學習角色扮演、克服困難、與人交流,以促進思維發(fā)展,也可以促進兒童智力和非智力的發(fā)展[3-5]。
2.2 教育游戲的設計與開發(fā)研究
從表1可以得知,教育游戲設計類文獻幾乎占整個文獻的1/3,其中關于游戲的教學設計為9篇,占文獻總數(shù)的11.0%。這就表明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教育游戲在課堂中的應用,但開發(fā)方面則是教育游戲發(fā)展的一個薄弱點。
1)教育游戲設計的理論基礎。文獻研究表明:教育游戲設計的理論基礎主要集中于教育理論、學習理論、需求理論、軟件工程理論等方面。“設計的理論基礎”文獻為4篇,占文獻總數(shù)的4.9%,研究者或從宏觀、中觀、微觀的角度進行探討,或從教育、心理、游戲基礎方面進行研究。需要理論認為游戲是人的一種需求[6]。學習理論研究認為,只有滿足學習者心理發(fā)展需求的教育游戲,才能滿足學習者的學習需要[7-8]。
2)教育游戲設計的原則方法。關于教育游戲的設計原則與方法,文獻主要集中于教育游戲的總體、學習任務、分級設計的原則與方法探討方面。張妮等認為應該從游戲平臺、游戲總體風格、游戲中的學習者和教育者設計、游戲的使用方面進行設計[9]。湯躍明、張玲通過對比國內外游戲設計的標準,借鑒國外的分級設計標準的思路,對標準制定的可行性進行了分析說明[10]。
3)教育游戲設計模式。關于教育游戲的設計模式,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范良辰認為RPG電子教育游戲設計模式的構建應該從分層教學角度對游戲進行設計,即經過教學目標分析、學習內容分析、學習者特征分析、游戲的任務設計、游戲學習策略設計、游戲學習資源設計、游戲學習認知工具設計、游戲教學模式設計、游戲學習環(huán)境原型的確定等9個線性過程[11]。
4)教育游戲教學設計。關于教育游戲的教學應用已經引起廣大研究者、教師的極大興趣,研究者分別對教育游戲的角色、任務、內容等進行探究。有研究者以《》教育游戲為例,對教育游戲的角色進行研究,認為對教育游戲的教學設計的目的都是從教學設計的角度對教育游戲展開的不同角度的探討,促進了教育游戲在教育課堂中的應用進度[12]。
5)教育游戲的開發(fā)。從表1可以看出,教育游戲開發(fā)相關文獻只有2篇,研究也只是從具體的教育游戲的開發(fā)工具、開發(fā)的原則和方法方面進行簡單論述。筆者認為主要有2點原因:一是教育或游戲進入各自的領域后,給整合帶來一定的困難;二是教育游戲的開發(fā)沒有形成合作的態(tài)勢,正如前面論述的那樣,教育游戲人員存在結構等方面的問題。
2.3 教育游戲的評價
1)教育游戲的評價方法。在教育游戲評價研究方法方面,文獻研究中主要使用問卷調查法、文獻研究法。國內在評價方法方面比較缺乏,多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并未形成一定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論,這也說明評價方面是一個研究的薄弱點,同時也可反映出教育游戲研究的深度不夠。
2)教育游戲的評價指標。在指標評價方面,范云歡、崔金英通過分析、對比國內外的教育游戲的評價標準,提出從教育性、游戲性和技術性3個方面對教育游戲進行評價,并設計了15個各個維度的分指標對教育游戲進行評價[13]。正如尚俊杰所認為的那樣:教育游戲評價指標非常重要,但是這是目前教育游戲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14]。
2.4 教育游戲應用
1)教育游戲軟件。從表1中可以得知,關于教育游戲軟件的文獻僅為2篇,朱慶等通過在軟件工程教學中使用“SimSE”和“MO-SEProcess”兩款教育游戲軟件進行教學[15],反映教育游戲軟件在設計和功能上的特點[16]。
2)教育游戲的研究方法。有專家認為國外研究主要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國內主要采用實驗法、問卷調查法、現(xiàn)場觀察法、個案研究法[17]。尚俊杰等利用《唐伯虎點秋香》《農場狂想曲》進行實驗研究,并對其效果進行對比分析[14,18]。關于教育游戲個案研究的文獻僅有2篇文,占整個文獻總數(shù)的2.4%。鄭曉麗從視覺傳達的角度對教育游戲的界面進行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認為教育游戲軟件對學習者存在一定的影響[19]。
3)應用效果研究。研究者認為游戲可以起到寓教于樂的作用,可以激發(fā)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可以使學生在快樂中學習。研究者認為,教育游戲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在知識、能力和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方面發(fā)生轉變,另一方面也有消極影響,游戲時間的長短也對學習者的智能有一定的影響[14,20]。
4)教育游戲產業(yè)的發(fā)展前景。從表1可以看出,關于教育游戲產業(yè)發(fā)展前景的文獻數(shù)量為0,這就表明研究者在此研究比較少,相關成果也不多。但是筆者認為,教育游戲產業(yè)化發(fā)展是必然的趨勢。
3 結束語
通過研究分析,表明教育游戲是未來最有潛力的教育市場,要想使教育游戲真正在教學中寓教于樂,還必須完成教育游戲產業(yè)市場化的過程,從教育游戲的文化理念出發(fā),克服教育游戲在時間、空間、技術、教學觀念等方面的阻力。加大教育游戲的推廣模式,建立教育游戲的研究基地,建立國家級游戲動漫產業(yè)基地,將教學設計專家、心理專家、技術人員、一線教師甚至是學生作為教育游戲開發(fā)的主力軍,開發(fā)出真正滿足教育性與游戲性的教育游戲,真正使學習者體驗到游戲化學習的快樂,使教育游戲獲得巨大發(fā)展。同時加大教育游戲市場培育的力度,在3G時代創(chuàng)造教育游戲產業(yè)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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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 鍵 詞】教育研究/學術合法性危機/教育學命運/學術創(chuàng)造力
【作者簡介】潘涌(1959-),男,浙江嘉興人,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浙江 金華 312004
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2009)04-0067-08
進入新世紀,教育研究領域出現(xiàn)了一場具有鮮明反思和批判特色的學術討論。這場影響廣泛、尚在持續(xù)進行中的學術討論,質疑尖銳、反思深入,為歷史新時期乃至建國后教育研究史所僅見。它體現(xiàn)了當代教育學學者們真誠的學術良知和嚴肅的學術責任感,也進一步催生了教育學界具有使命意識的更深入反思。
縱觀幾年來的評論文章,有感于當前教育研究和實驗的學術生態(tài),筆者以為教育研究中所暴露的某些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動搖了某些所謂教育研究的學術合法性,甚至動搖了本來歷史不長、根基欠深的教育學自身的學術地位。從這樣的意義上看,言之為源于積弊的教育研究的學術合法性危機,并不為過;而基于對中國教育學未來的關切,我們自然不能不嚴肅正視之。
一、教育研究中的學術合法性危機及其表現(xiàn)
所謂教育研究中的學術合法性危機,是指由教育研究中長期積弊而導致的對學術思想原創(chuàng)性、學術成果有效性、學術運作規(guī)范性之質疑所引發(fā)的學術信度和效度問題,其實質是由于違背基本學術法理而導致的教育研究的學術信仰問題。在學術法庭上,最高的法理是基于學術創(chuàng)造志趣和學術創(chuàng)新準則的合價值性、合規(guī)律性,否則,就難于避免學術合法性危機的出現(xiàn)。而認真審視教育研究的現(xiàn)狀,雖然其中不乏具有真實思想、自身話語和一己追求的獨立自主的“真研究”(包括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研究),但令人憂思的是,貧乏空洞、簡單復制、缺少自我靈魂主宰的學術贗品也同時充斥教育學界,故有嚴肅自重的學者痛斥:“環(huán)顧當今中國教育學界”,“嘩眾取寵、自作多情”的“所謂‘教育思想’何其多也!”[1]
教育研究中的學術合法性危機,具體表現(xiàn)在下述若干方面。第一,批判力喪失。教育研究與其他任何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一樣,貴在研究者堅定秉持一種以我為主、有所思考、有所取舍的批判力。可是,無論是引進西方教育思想,還是宣釋主流教育觀點(尤其表現(xiàn)在前者),不少研究者是缺乏基本的判斷意識和抉擇能力的,往往不能用科學、理性的篩子去仔細淘洗。置于西方文化背景和西方教育現(xiàn)實上的種種學說,未必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未必同時是包治東方教育病的萬能良藥。從尊奉西學為“經”到喪失母文化之本、再到遺忘釀造東方教育新學,這是長期以來教育研究過程中學術衰微的軌跡。在一些學院派的所謂研究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盲目的思想依附和簡單的觀念移植。因此,有學者調侃此類教育研究是對外來思想的虔誠“尋找”而不是別具只眼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現(xiàn)之后獨具匠心的再造。[1]當教育研究領域內此類“思想揀拾者”批量產生時,質疑學術研究合法性的聲音自然不絕于耳。第二,解釋力走弱。本真意義上的教育研究,必須深切關注本土紛紜的教育現(xiàn)實,而且要密切跟蹤變遷中的新教育形態(tài),從中提煉出來的判斷和結論才具有對教育實踐真正深刻的解釋力和說服力、甚至對教育變革的走勢發(fā)生價值導向功能。而滿足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標簽式“研究”,或者止于對教育主流政策平面化復述的“研究”,當然不會對斑駁陸離、變幻神速的當代中國教育現(xiàn)實具有基本的解釋力——甚至不具有這種解釋力的起碼資格。教育學是一門將自身價值指向教育實踐的學科,其理論品格是在實踐中獲得提煉并升華、更能對今天和明天之教育實踐產生切實的價值引導的,否則必然在對教育現(xiàn)實的疏離和“外在”中迷失自身而淪為僅供學院派把玩的“玄學”。久之,伴隨著教育研究對現(xiàn)實解釋力走弱的將是其學術生命力的逐漸喪失乃至消亡。第三,表達力衰微。既然研究者肩膀上扛的不是自己的腦袋,那么,其唇吻間發(fā)出的自然不會是自己的話語,不是沾著自己生命血性和智慧汁液的獨特話語。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思維語境,決定著獨特的話語系統(tǒng)。具有自身特定文化內核的教育理論話語,顯然難以完全“套用”于生成于異質文化的教育現(xiàn)實。這樣,“外在”于本土教育現(xiàn)實的研究者勢必無法擺脫話語表達的困窘:言說者往往未必清楚“誰”在言說。在話語的游戲中消磨生命的才情,在文字的拼接中迷失自己的思想,這種無我的話語復制泛濫到一定的程度,反使個性化的表達顯得“另類”、顯得“孤僻”,最終可能淹沒具有堅定追求者的智慧。正如有的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更令人悲哀的是,這種寫作與措辭風格或姑且稱之為表達范式,卻成了教育理論專業(yè)水平和學術規(guī)范的尺度,以至于非此主流的言說和表達往往被認定為‘膚淺’或‘非專業(yè)’。”[2]第四,創(chuàng)造力貧困。這是上述諸多危機表征的必然后果。縱觀1901年王國維先生引進赫爾巴特“傳統(tǒng)教育學”以來的百余年歷程,應該說,結束極“左”政治思潮后的歷史新時期是教育研究加速遞進的增長期,但是這種增長屬于外部型、片面型,有數(shù)量累加之名而少創(chuàng)新思維之實。今日之中國教育學內涵豐富,體系龐大,學科門類齊全,外來的新思潮、新觀念、新知識幾乎應有俱有——只是少有深刻、博大、充滿洞察智慧的本土教育思想,少有底蘊深厚、洋溢著研究主體獨立精神的低重心教育思想。那種以超常規(guī)的學術思路匆匆追蹤著國際教育學界流行的新觀點、新概念之“研究”,那種試圖以“快捷方式”彌補形成歷史才百余年的教育學之先天不足的“研究”,能促進中國教育學的健康成長和成熟嗎?長此以往,中國教育學的命運將如何?中國教育的命運又將如何?
以上種種,即為教育研究中學術合法性危機的若干表征。總其實質,是教育研究中創(chuàng)造力的失落;究其根源,是教育研究者主體精神的庸化和主體人格的矮化。
二、教育研究學術合法性危機成因初探
危機之本因:研究者主體精神的缺失。教育研究者不是器皿式的“學者”,他首先是頂天立地、永遠大寫著的“人”,是被主體精神所充盈、所灌注的獨立生命。“教育學不只是一種知識,一套話語方式,一種邏輯追問;更是一種信仰,一種品質,一種性格。”[3]主體精神是作為生命個體的研究者打造學術真品和精品必須具備的人格要素,這種人格要素自然會在學術研究中獲得鮮明的綜合體現(xiàn)。當研究者缺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種崇高而純粹的人生信仰,缺失“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這種堅忍忘我的治學意志,缺失“沉浸醴郁,含英咀華”這種怡養(yǎng)學問的超然心態(tài),缺失“我思故我在,我疑故我立”這種獨立與批判的學術品格,那么,研究者的學術行為、學術成果,就可能被時弊左右而沾染上市儈的、商業(yè)化的色彩。教育研究界不幸正是如此。學界部分研究者在不良世風的裹挾下,抱著“著書都為稻糧謀”的過度的功利主義心態(tài),把論文、著作、課題視為換得“錢程”的籌碼,于是乎,“寧靜致遠,淡泊明志”那種建立在理想主義基礎上的超然情懷被棄置一邊,“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那種淡定襟抱更被譏諷為陳腐。正如有學者一針見血捅破的那樣:“只有邯鄲學步、人云亦云、復制粘貼,否則的話,便得不到相應的職稱、學位和官位,甚至無法在其既得的那個位置上生存和發(fā)展。”[2]這固然有學術生態(tài)使然的因素,但究其根源,還是研究者自身主體人格、主體精神缺乏基本修煉所致。此外,教育研究群體中的另一組成部分,即從事基礎教育的研究型教師,其主體精神之缺失同樣嚴重。本來,作為擁有教育實踐資源的研究型教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教育研究的前提性缺憾,但是,在喪失主體精神下的“空殼研究”更暴露出變相復制、低水平重復、言不由衷等負面現(xiàn)象,甚至為了迎合教育時尚、追隨學界新潮而不惜虛構教育故事、人為拔高實驗數(shù)據、制造教育改革業(yè)績。可以說,主體精神的集體性“缺席”已成泛化之勢。面對喧囂繁雜、斑駁陸離的世態(tài),怎樣秉持高邁志向、守護好自己的靈魂,這是每一位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共知識分子所應深深省思的。當研究者失去了高邁、獨立、自主、堅定的主體精神,其直接的結果就表現(xiàn)為耐于寂寞、敢于突破的創(chuàng)造激情之黯熄,諸如堅守不住漫長煎熬的研究周期、不敢質疑流行的教育思潮、乃至囿于外來教育新學的陰影中孤芳自賞,如此,自然不屑面向現(xiàn)實的教育生活,不愿通過周密觀察和親身體驗去發(fā)現(xiàn)并提煉有價值的問題而予以深入探究。進而推之,作為學術創(chuàng)造力最核心的研究個性,諸如獨特的觀照視角、獨特的探究理路、獨特的切入方法、獨特的語言表達均隨主體精神的失落而消減,作為應葆學術個性的研究者被同質化為安于平庸、滿足既得的一般“群眾人”。[4]
危機之外因: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就外部而言,由主體精神的失落而導致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消減之所以在教育研究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因研究者所依存的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趨向惡化。這里包括教育體制、科研管理體制和評價機制等一系列問題。首先是教育體制。目前活躍于教育學術界的中青年研究者,多是在工具主義色彩濃厚的應試教育體制中成長起來的,其中為數(shù)不少者在人格構成上烙下了與生俱來的慣于附和、輕易同化、重知識而輕思辨、熱衷西學而冷落現(xiàn)實的若干“精神胎記”,從深層次的人生價值取向到外顯在生活表層的行為方式(包括學術研究活動方式),往往更適宜于作“學術搬運工”而非“學術建樹者”。人生價值取向上的唯計當下、唯計利祿,不重立身品位和人生境界;知識學習態(tài)度上,自足于單向接受和求同,疏于質疑、批判和求異;思考和言語表達上,追隨主流、安于無我的公共話語,偏廢真實為本、個性是尊、生命體驗為貴,致使象征學術創(chuàng)新性之高度的碩博士學位論文,江河日下、大有不堪卒讀之趨勢。如此等等,傳統(tǒng)的應試教育深深埋下了教育研究者日后的素養(yǎng)之種,使突破科研體制“繭縛”難上加難。其次是科研管理體制和評價體制。具體到項目申報、論著認定、成果評獎、課題鑒定等,往往是重形式輕內容、重標記輕實質,致使建立在原創(chuàng)基礎上的真正的新思想、新學人不易獲得認可和鼓勵。項目申報時所謂立項級別上的“臺階”論和“前期基礎”說,明顯是縱容因襲復制而排斥“空前”的原創(chuàng)性研究;論著認定,只重出版社或期刊社的檔次、規(guī)格,不正視思想內容和言語表達的創(chuàng)新與否;課題鑒定唯名家名流、成果評獎唯行政級別等等,尤其是職稱評聘上把對學者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質性考評簡單量化為對其研究成果機械的數(shù)字統(tǒng)計,這些都是導致研究者重外表包裝甚于內容創(chuàng)造、重數(shù)量推銷甚于文本研制的一系列“軟壓迫”。
這樣的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對于追求教育研究的橫放杰出、對于高標研究者的思維個性和表達個性,都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和挑戰(zhàn)。實際上這種人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已不限于教育研究領域。正因如此,2007年4月在杭州召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與學術期刊的責任”學術研討會上,基于對“功利化的學術體制造成了學術腐敗”的深刻反思,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急切呼吁:“打造一個鼓勵創(chuàng)新、鼓勵學者擺脫急功近利的學術環(huán)境意義重大。”[5]
三、培植創(chuàng)造力:中國教育學命運之轉機
教育研究中的學術合法性危機,無疑給中國教育學的未來命運籠罩上了一層很難抹去的濃重陰影。作為兼具理論品格和實踐指向的教育學之命運,由教育研究和教育實踐所決定,而即使是創(chuàng)造性的教育實踐所蘊含的種種豐富的經驗教訓,也需通過教育研究規(guī)范有序、科學理性的流程而予以提煉和升華、并形成一定的理論品格。因此,無論是置身教育實踐之內外的研究者,其研究素養(yǎng)(包括其研究品質和能力)、成果品位對于構建具有東方特色教育學體系必將產生直接的影響,正是教育研究的創(chuàng)造性程度決定了教育學的未來和教育的未來。換言之,欲突破教育研究中學術合法性危機之陰影,關鍵在于從諸多方面去自覺地培植深厚的學術創(chuàng)造力,讓學術創(chuàng)造力為教育學學科的存在與發(fā)展注入新鮮的活力、生機和激情,并為其贏得未來蓬勃的新生。這里,實質上就是如何使教育研究者安身立命的學術創(chuàng)造力有機地轉化為教育學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群中安身立命之根基。這種轉換的基本前提是教育研究者首先必須高度自覺地培植自身的學術創(chuàng)造力。只有在擁有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教育研究者群落中,才可能崛起目光高遠、思維開放、使命感和建樹欲強烈的教育學家——而這樣的教育學家及其創(chuàng)造性研究成果才能最終支撐起教育學足以自享自豪的學術世界。
就研究心態(tài)和價值取向而言,有抱負的教育研究者要怡養(yǎng)生成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獨特的主體精神。盡管包括教育學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確乎并不適宜于創(chuàng)造性研究成果的誕生,但改善學術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一種社會性、綜合化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歷史賦予更多的時代條件(鑒于問題的復雜性,另文研討)。更重要、更緊迫的在于研究者主體自身能秉持力克學術合法性危機這一份學術責任和學術良知,從而一定程度上彌補因學術生態(tài)環(huán)境欠佳而導致的創(chuàng)新難度。恰如有學者在分析教育同質化現(xiàn)象時指出的:如果“沒有精神理想,就失去了對抗同質化的唯一有效的方式。”[6]對教育研究也可作如是觀。具言之,研究者的主體精神,其要素包括超越當下利益束縛的“養(yǎng)根俟實,加膏希光”的學術信念,排除駁雜世態(tài)誘惑、“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的學術意志,但愿有所建樹、不片面追求四方聞達、甚至樂與寂寞為伴的學術心境……這些不趨時媚俗的學人人格特質,恰恰是醞蓄并激發(fā)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強勁動力。表面上,這里論及的只是“為人”而非“為學”,其實就面臨學術合法性危機的教育研究者而言,“為人”與“為學”本是合二為“一”的。正如前文論及,教育研究中的危機并非僅是“學科的危機”,其實更是“人的危機”,是研究者自身主體精神失落而導致的一系列學術失范。只有研究者自身“逆勢”而“歸正”,才有可能在虔誠的期待與堅守中迎來教育學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漸次進發(fā)。也正因如此,近年不少學者強烈呼吁“促進學風建設”,呼吁“學術品德、學術品位、學術智慧”等的回歸;[7]他們強調“保持學術良知,敬畏教育”,敬告學界“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高于“功利”。[8]作為全球最龐大的一支教育研究隊伍(包括實踐研究取向的中小學研究型教師),與其說中國學者生命深處缺乏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潛質,還不如說是缺乏開發(fā)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這種情意態(tài)度和價值取向。本來,越是學術生態(tài)環(huán)境欠佳,越是需要注重研究主體的人格修煉,我們甚至不妨將高邁的情意態(tài)度和價值取向視作研究者的“學術準入資格”,進而言之,這是真正的研究者向教育學家躍升的必備精神素養(yǎng)。中國教育學的振興亟需一批有境界、有品位的教育學家之出現(xiàn),而后者正是教育學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作為以創(chuàng)建東方教育學為己任的未來的教育學家,確乎需要重溫被譽為“人類的老師”孔子那種“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忘我精神,確乎需要品味“教育超越論”的力倡者魯潔教授那種但求真知、甘受非議的超然情懷,確乎需要深思“大成教育學”的年輕探索者王小平那種敢于自主選擇學術道路的超常膽識和決斷。
就研究方法和實施途徑而言,有抱負的教育研究者應在“問題意識”的驅使下激發(fā)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充分釋放。我們需要哲學思辨,而且,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教育學傳統(tǒng),教育學與哲學的親密關系,使之原本就充滿了思辨色彩。然而,真正的思辨既不是讓研究主體的思想力迤邐穿行于異國教育境遇中并作異域術語拼盤的游戲,也不是讓思想力浮掠于本土的教育現(xiàn)實表層而作唯上或應景的文字點綴。我們深切期待在唯實求真的價值理念下研究主體能適度降低研究重心、順應作為內蘊實踐品質的教育學的學科價值取向,期待著追求創(chuàng)造境界的研究者能高度自覺地點燃“問題意識”、并憑借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去洞察教育現(xiàn)實和發(fā)展走勢,去透視紛紜教育現(xiàn)象背后的種種必然和應然。
第一,從本土教育實踐中提煉“真問題”。盡管源自本土教育實踐的新思維、新觀念反過來不一定完全具有對教育實踐普遍的指導價值,而對教育實踐具有普遍指導價值的新思維、新觀念則一定源自本土的教育實踐。其間,凸顯在教育實踐中的“真問題”就是這種新思維、新觀念的精神搖籃。所謂“真問題”,就其性質而言,不僅是指已經或正在發(fā)生于教育實踐中的問題,更是指蘊含了教育意義和價值、具有深遠研究前景的焦點問題、原點問題和基礎問題。所謂“真問題”,就其來源而言,它不是來自書案上堆疊的資料,而是來自研究主體在場的觀察、切膚的體驗和透徹的判斷。當前,中國教育改革正聚焦于處在攻堅階段的課程改革,一系列尖銳的現(xiàn)實問題正等待教育研究者給出有深度的答案,時代要求教育研究者轉換視角和角色,即從仰視外來教育理論到俯視自己立足的教育現(xiàn)實,并對前者作批判性審視;從外來教育理論的單一吸納者到中外教育理論與本土教育實踐兼顧的、完整意義上的研究者。爾后,研究者才能在對無價值的偽問題的淘汰中確定值得探究的“真問題”——如此為慧眼所提煉出來的“真問題”,其實已經包含了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萌芽。
第二,以“真問題”為研究的載體和思想的舞臺。“真問題”,其內蘊性質的前沿性和先導性,使之成為研究主體教育思想馳騁的大舞臺、智慧進發(fā)的大舞臺。圍繞“真問題”而展開研究與圍繞理論本本而展開研究,這是教育研究領域內區(qū)分學術創(chuàng)造性之有無、高低的試金石。由于“真問題”源自復雜的教育實踐,因而“真問題”探究中所生成觀點、深化思想、最后升華到具有創(chuàng)造力高度的過程,正是創(chuàng)新教育思想伴隨教育“真問題”而前行的一種基本軌跡和必然歸宿。多年來,在教育研究界既產生了突出的思想影響力、又獲得諸多實驗成效的著名教改實踐,很有資格從正面印證上述觀點。裴娣娜與主體性教育實驗、朱永新與新教育實驗、郭思樂與生本教育實驗、葉瀾與新基礎教育實驗、顧泠沅與面向未來的基礎學校實驗等等,都直面教育現(xiàn)實、圍繞真實問題、跟蹤學校實驗、展開周期研究,尤其是這些重大研究項目正視中國基礎教育中統(tǒng)考制度對教學創(chuàng)造力的致命扼殺這對尖銳矛盾,并基于教育的根本價值取向在于深入持久地開發(fā)個體生命潛在的創(chuàng)造性精神資源這一信念,進行了序列化、多學科源于教育實驗的廣泛研究,由此而凝練了一系列切中時弊、影響深遠、頗有思想力度的創(chuàng)造性觀點。裴娣娜教授從大量學校實驗中提煉出“主動參與、合作學習、差異發(fā)展、體驗成功”這四種對中小學廣泛適切、深有價值的教學策略。[9]葉瀾教授概括了“把課堂還給學生,讓課堂煥發(fā)生命活力;把創(chuàng)造帶給教師,讓教育充滿智慧挑戰(zhàn)”這種深入人心的教育新理念。[10]朱永新教授歸納出“新教育實驗的五個基本觀點”:“無限相信學生與教師的潛力”、“交給學生一生有用的東西”、“重視精神狀態(tài),倡導成功體驗”、“強調個性發(fā)展,注重特色教育”、“讓師生與人類崇高精神對話”,并設計了與之配套的“六大行動”:“營造書香校園”、“師生共寫隨筆”、“聆聽窗外聲音”、“雙語口才訓練”、“建設數(shù)碼社區(qū)”、“創(chuàng)設特色學校”。[11]郭思樂教授在突破東方頻考文化圈基礎上,強調生本教育從“控制生命轉向激揚生命”,倡導教師“解放自己,放飛學生”。[12]通過實踐體系而提煉出來的這些教育新理念或應用于教育實驗而逐漸豐富完善起來的這些教育新思維,以其鮮明的“去弊”特色而迸發(fā)出新鮮的創(chuàng)造活力并獲得教師們的由衷歡迎,它們之所以在經院式研究所發(fā)生的普遍性危機中“一枝獨秀”,是因為這種學術創(chuàng)造力生長在探究“真問題”的本土教育實踐中,或者說是面向教育現(xiàn)實的“問題意識”催生了創(chuàng)造性思維成果。這些弘揚著主體精神的研究者,在開放的全球視野下,以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堅定的本土行動,進行了并繼續(xù)進行著突破教育研究學術合法性危機的學術之旅,在崇洋情緒泛濫的背景下捍衛(wèi)了中國教育學的學術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昭示著未來創(chuàng)造性教育研究的實施可能,昭示著富于中國氣派的教育學大家和教育學派誕生之希望。
就學術思維和表達形式而言,有抱負的教育研究者應在對學術個性的自覺追求中抵達創(chuàng)造性學術境界。學術個性是學者個性在自身研究領域內自然的綜合性呈顯,這里重點指學者主體的研究個性,即屬于自己的獨立的思想立場、努力追求卓越的思維品質以及不流俗的成果表達形式。研究個性的價值指向是不拘框格的學術創(chuàng)造力,研究個性與學術創(chuàng)造力構成正比例關系,研究個性的鮮明程度正是學術創(chuàng)造力旺盛的主要標志。中國教育學要訣別“復印式、裝潢式、樹碑式、創(chuàng)收式”等偽研究,[13]要走出屬于中國自己的和諧健康的學術之路,最后取決于學術個性鮮明的研究主體之持續(xù)崛起。
首先,研究者能敢于秉持獨立的思想立場。筆者完全同意對研究者的身份與權利之界定:“每一個真正的‘研究者’,都應當首先是思想者。應當首先尊重自己的思想權利,首先珍惜自己的思想欲求,首先相信自己的思想能力,首先重視自己的已有思想基礎。”[1]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研究者之所以為研究主體而非“我注六經”式的傳統(tǒng)拷貝型學者,究其根本在于其研究內容實為眾家思想之聚納、其研究過程實為一己思想之積淀、其研究結果實為思想交融之升華,離開了思想,何謂“研究”!因此,如何從獨立的思想立場出發(fā),攥緊思想的權利、堅守思想的責任,實為“研究”之要。教育研究中長期泛濫的“崇外”、“媚俗”、“唯上”等非理性、非學術化傾向,必須在清醒的反思中一一破除:在一片盲目的附和中,敢于說“不”;在一片“殺跌”的撻伐中,敢于說“且慢”。不但善于否定“他我”,而且勇于挑戰(zhàn)“舊我”(即梁啟超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我”),不但敢于堅守已獲驗證的思想立場,而且善于在擁有充分理由的前提下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之。總之,對教育之“真”的執(zhí)著追求是確立并把握獨立思想立場的至高原則,對教育之“美”的強烈憧憬是超越當下狹隘功利的思想之旅的最終動力。
其次,研究者要善于養(yǎng)成面向未來的優(yōu)秀的思維品質。這種作為研究主體當具的優(yōu)秀思維品質,包括思維的開放性、批判性和深刻性。所謂思維的開放性,既能在空間維度上以自信自立的心態(tài),以我為主地汲取各國教育思想的精華,又能在時間維度上創(chuàng)造性傳承本國教育文化傳統(tǒng),以前瞻的姿態(tài)面向當下的教育現(xiàn)實。所謂思維的批判性,即以熱愛真理、超越利害的原則去評判同質或異質思維成果,這是一切研究者科學理性精神的真切顯現(xiàn)。所謂思維的深刻性,則要求研究者源于教育實踐的原真態(tài)而又能超越這種原真態(tài),在深入教育事相中開掘和提煉其真義。立志走向新理論形態(tài)的當代教育學建樹者,在面對跨學科的教育研究時自當為完成更高的學術使命而努力完善、優(yōu)化自身的思維品質。
最后,研究者要形成不流俗的甚至有一定陌生化效應的表達形式。其中包括文體的多樣化、言語表述的個性化。鑒于教育學學科所蘊含的多種屬性之逐步確認,鑒于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和演繹思辨等多元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綜合運用,研究者個體對教育研究的文體也獲得了更多的選擇自主權,深刻的評論、精細的觀察、周密的敘述、生動的描摹、含情的抒寫……都可以且應該成為教育研究者自由揮灑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相宜文體。尤其是言語的表達最能外顯研究者的學術個性。“反觀教育表達的歷史與現(xiàn)實,之所以會出現(xiàn)‘晦澀’與‘膚淺’的爭論,并不是因為言說者的‘個性表達’,而恰恰是因為許多的表達者有意或無意地、主動或被動地以某種中心或權威的話語方式為模板,在追求某種表達范式的過程中被某種言語系統(tǒng)所奴役和困惑而‘迷失了自我’。”[2]正是基于這種正在蔓延的對教育思想表述的話語危機,我們認為研究者言語表達個性化意識的覺醒,正是其學術生命走向成熟的一種標志,其言語表達個性化的充分實現(xiàn),當是其學術創(chuàng)造力獲得圓滿釋放的一種象征。而這正是研究主體對教育學學科發(fā)展的一大貢獻。一門成熟而富有生命力的學科,不但要獨具公認的基本概念和特定的話語體系,而且需要優(yōu)秀的研究主體在長期積淀的基礎上不斷予以刷新,以其歷久彌新的個性化語符推進學科的多元繁榮和持續(xù)發(fā)展。這里,我們特別關注創(chuàng)造概念、更新言語、形成風格三事項。關于創(chuàng)造概念,即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所熟悉的這個教育時代、適合于自己所研究的當下教育問題之“關鍵詞”或“中心句”,構建具有研究主體特色的相對穩(wěn)定、成熟的概念系統(tǒng)、話語系統(tǒng)。思想統(tǒng)領語言,無論是創(chuàng)造性思想的萌芽甚至創(chuàng)造性思想體系的構建往往體現(xiàn)在關鍵性概念的突破或中心話語的率先運用上,后者如靈魂般支撐新教育思想、新教育觀念的形成。真正追求創(chuàng)造性教育研究成果的思想者,當會精心打造自己獨特的“關鍵詞”或“中心句”,以此為切入口展開既不簡單復制、也不機械模仿的思想運作。例如,我們相信,在對課堂教學的研究中如能以“課眼”、“二度創(chuàng)造”、“教學深度”等新概念為樞紐展開思考,極可能產出創(chuàng)意的研究成果。前文所述的教改實驗研究中,郭思樂教授的“生本教育”、葉瀾教授的“讓課堂煥發(fā)生命活力”等“關鍵詞”、“中心句”,在教育研究界和教改實驗校均耳熟能詳、流播深廣。可以說:相當程度上“關鍵詞”和“中心句”決定了教育研究的創(chuàng)造力。關于更新言語。言語是對語符系統(tǒng)動態(tài)、立體、個性化的運用。語符系統(tǒng)不可能全面更新,但在具體語境中的獨特組合則完全可以出新、出彩。言語的過程就是研究主體教育思想演繹、生成和升華的過程,只要是研究主體在對教育現(xiàn)實觀察和思考、對教育歷史反思和分析、對教育理論評判和取舍基礎上而形成的自己的思想,那么,其言語過程自然煥發(fā)出鮮明的個人特色,其言語組合必然自出心裁而決不致像“前衛(wèi)”的教育研究者那樣在對光怪離陸的“外來詞”的機械粘貼中淹沒了自我的真實思想。關于形成風格。在創(chuàng)造術語、更新言語的基礎上,進而有意識地打造自己個性、亮麗的風格化語言,使教育研究的表達內容與表達形式之間達成富于審美價值的高度和諧。縱觀教育研究之刊林,即使是內容飽滿且有思想深度的教育研究成果,也常難免陷于平庸、單調、枯燥的共性化表述。究其根源,安于求同的思想表達已成研究者的習慣性心理。以創(chuàng)造性思維為內核的學術個性,呼喚著與之相稱的風格化語言的誕生。如是表達,方能承載創(chuàng)造性的教育思想;進而推之,如上學術個性的全面凸顯,方能促進教育研究中學術創(chuàng)造力的蓬勃生長,使之點點滴滴的建樹都富于時代的真實感和研究主體的生命活力,久之,則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教育學發(fā)展的走向與命運。
恩格斯關于西方文藝復興的那段著名評語很能催生我們的遐想:“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術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14]作為學術創(chuàng)造力內核的“巨人意識”之覺醒,必然會超越外部學術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制約而釋放出激情和智慧等生命能量。處在“巨人意識”覺醒中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可以期待走向全面繁榮的學術黃金期;同理,研究者主體精神獲得全面弘揚后的教育學也必將邁入學術創(chuàng)新的真正的活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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