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天文歷法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之論，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則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異學也，則辨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 ]他還根據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時，他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

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象、研究科學的。而且他還認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 ]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在天文學上，他進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并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天說的優點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上的“歲差”概念的發展，撰有《歲差考》。[ ]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世致用，與此相聯系，他們也極力推崇科學，主張研究科學，包括研究天文學。

顧炎武對當時的王學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顧炎武認為，王學末流清談“明心見性”之類，實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學”，其結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學”，就是“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關于“博學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

顧炎武講的“博學于文”，當然也包括研究科學。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余卷“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術”，有《天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涉及天文學。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地闡發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同時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校”，認為學校不僅在于養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他認為學校除了有“五經”師，“兵法、歷算、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歷者能算氣朔，即補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學醫者送提學考之，補博士弟子，方許行術。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數，書之于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院而官之。[ ]

對于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任子、邑佐、辟召、絕學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黃宗羲說：

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調天文學的學習，注重選拔天文學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上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重要著作流傳于世，同時也撰寫了不少科學著作，其中天文學類著作“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法假如》一卷，《西歷假如》、《回歷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對科學也有較多的關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與理學的“格物窮理”聯系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家。在學術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識》、《通雅》等科學著作。他認為，學問有“質測”、“宰理”、“通幾”之分，[ ]所謂的“質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可見，方以智的“質測之學”就是指自然科學。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測之學”解“格物”，實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解“格物”。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為學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系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地學以及醫學等方面的內容。

在天文學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 ]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歷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并且說：

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 ]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確指出：“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 ]關于日月五星運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 ]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象以及歷法的有關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的研究。陸世儀（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號剛齋，又號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當。……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數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 ]陸世儀認為，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其認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研究科學，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陸世儀還從經世致用的角度強調學習科學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圣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號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學，“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 ]在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學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系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歷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歷志》。當時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歷算才華，與他訂交，并就歷算的研究進行了交談。此后，李光地經常前去求教，學問大進。期間，梅文鼎還根據李光地的建議編纂《歷學疑問》。該書寫成后，李光地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來，李光地又將《歷學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于是名聲大震。在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歷法類著作主要有：《歷象要義》、《歷象合要》、《歷象本要》等，主編《御定星歷考原》、《御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歷》、《記四分歷》、《記渾儀》、《算法》、《歷法》、《西歷》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據學大師之譽。同時，他也非常強調研究科學。他說：

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 ]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必要的知識基礎。

戴震不僅強調研究科學，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 ]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歷法類著作：《原象》、《續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歷問》、《古歷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時，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把中國傳統的天文知識與西方的天文學結合起來。這對于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校》。

[ 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 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 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 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測通幾”之學》，載陳鼓應等：《明清實學思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

[ 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 8] 《思問錄》外篇。

[ 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年版。

[24]梅文鼎：《歷學疑問》“李光地序”。

篇2

摘要：成本控制在企業管理中發揮看巨大的作用。大港油田灘海開發公司成立以來，注重成本控制，不斷提高管理水平、預算執行能力和會計核算水平，在公司成本控制上積累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筆者對此作一總結，僅供參考。

關鍵詞：成本控制；作用；財務管理

一、成本控制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企業是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它一旦成立，就面臨著競爭，并始終處于生存與倒閉、發展與萎縮的矛盾之中，因此，必須加強成本控制，以求得生存與發展。成本控制在企業管理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主要有：

(一)成本影響企業效益水平的高低

經濟效益通常用投入與產出之比或所得與所費之比來表達。成本控制的水平制約著企業經濟效益的大小。

(二)成本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

成本是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綜合指標，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各項經營活動的經濟效果，代表著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水平的高低。

(三)成本能衡量企業是否具有發展前途

影響企業的發展因素很多，有宏觀與微觀的，也有內部與外部的，但單從企業內部來看，企業的生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成本管理水平，只有降低企業成本，才能提高市場競爭能力，企業才會取得長足發展。

(四)成本影響企業經營預測、決策和分析

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及時提供準確的成本資料，才能使預測、決策和分析等活動建立在科學的、可靠的基礎之上。

二、大港油田灘海開發公司的成本控制

大港油田灘海開發公司成立以來，注重成本控制，不斷提高管理水平、預算執行能力和會計核算水平，在公司成本控制上積累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

(一)把計劃做合理

面對灘海開發復雜以及成本壓力大等方面的困難和挑戰，灘海開發公司積極行動起來，在財務計劃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和實踐。細化指標分解，優化預算管理，扎實開展各項工作。公司從編制成本預算開始，逐步理順操作費管理流程。

1起草了操作費要素定義，定義各項操作費指標的含義及其具體內容，進一步明確各項指標包含的內容和費用列支渠道，使各切塊指標的責任單位或責任人清晰、明了自己所負責的切塊費用，責權更加明確。

2按照整體性、管理性支出總量控制、倒推成本的原則，把操作費分解為固定性支出、生產性支出和管理性支出三部分，明確操作費管理的指導思想。即固定性支出和管理性支出集中于公司各職能科室一級管理、實施公司統控；生產性支出由作業區管理。

3每年組織召開公司指標分解會，對費用項目和分解的金額進行研究討論，最終確定分解指標項目。通過科學、合理地分解指標，為成本控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把過程控制執行透徹

健全財務管理制度，強化制度保障。

1建立了《成本管理辦法》、《完工未結管理辦法》和《資金管理細則》等一系列規章制度。

2制定了《公司成本核算辦法》，對臺賬、作業過程、部門等的使用以列表方式進行明確，規范了成本費用核算范圍和方法，確保成本核算準確無誤。

3完善了《資產管理制度》，明確資產的購置、使用、轉移、報廢等各環節的規定，重點規范油氣資產棄置費用的核算、管理和使用。此外，根據油田公司下發的資產管理工作檢查驗收標準，整改、完善資產管理相關資料。加強成本跟蹤預測，掌握真實的成本費用。

(三)把物資關口把嚴

物資、設備采購占成本支出較大，且繁雜瑣碎、千頭萬緒。為此，

1公司嚴格把關物資設備采購程序，確保質量上乘，成本不超。根據實際情況，公司積極配合上級部門開展管理基礎年工作，以完善管理制度、理順管理機制、規范運作方式為重點，組織學習了《大港油田公司物資采購管理整合意見的議案》、《大港油田公司設備管理辦法》、《大港油田公司招標管理辦法》、《大港油田公司市場準八管理辦法》等文件，領會其精神實質。

2公司結合本部門和各崗位特點，對綜合服務部制定完善了各崗位職責分工，明確了部門職責定位。并進一步完善公司物資裝備管理制度，制訂了《灘海開發公司生產物資管理實施辦法》，夯實了公司物資裝備管理工作的基礎。根據公司部門職責調整，及時與上級歸口管理部門溝通，嚴格按照上級要求規范運作。同時，加強物資采購管理，加大集中采購、招標采購力度，采購通過貨比三家、商務競價方式進行，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支出，將產能項目部的物資采購納入統一采購管理，確保了生產建設物資供應，實現資金的有效節約。

(四)把資產狀況摸清

按照上級《關于開展財產清查工作會議》的安排，成立了以公司經理為組長，總會計師為副組長，以財務資產科、綜合服務部等機關科室負責人為成員的財產清查領導小組，對財產清查進行總體安排、協調工作。同時，設立財產清查辦公室，負責本次財產清查的具體工作安排。清查前，組織召開了財產清查工作動員大會與第一次培訓會議，對公司財產清查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對清查的方式方法進行了培訓，確定了本次清查工作的內容和方向。成立了三個專業清查小組，對固定資產、存貨、資金分別進行清查，做了大量、細致的財產清查工作。在資金清查中，對于無法支付的，確定在今后工作中建立管理臺賬，落實責任人，定期核查，關注往來單位營業狀況，并根據相關政策及時處置質保金。

(五)把信息化建設做實

成本管理系統是為了加強油田的成本核算、成本控制、成本測算而在財務管理信息系統70下增加、補充開發的應用系統，按照財務處統一安排和部署，公司參加成本管理系統應用培訓，并根據公司油氣生產管理及核算的特點，對成本管理系統責任中心、成本中心、部門、費用要素、預算項目等進行了規范和統一，完成了成本管理系統的初始化設置。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按照“數據錄取真實、準確”的原則，完成全年成本單據的補錄，實現成本系統與賬務系統的正式對接上線，挖掘出成本管理系統的管理優勢。此外，財務網上報銷系統是一個財務經費管理系統平臺，具有經費報銷與借款、預算管理、電子審批等功能，公司根據自身的管理特點進行了流程設定、審批組定義、制作電子簽名、預算錄入等系統設置工作，實現系統的正式上線。對五項費用及借、還款業務納入網上報銷管理。通過應用該系統，實現費用單據自動計算、自動流轉。有效提高了財務報銷相關工作的效率及公司管理的規范化水平。通過在系統中設定預算額度、審批流程和審批權限等環節，有效加強了經費預算的事中控制及內部控制力度。

三、結論

總之，隨著石油行業的不斷改革與改制，油田企業也被推向了市場，企業經營的目的已擴展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上來。企業的整個管理模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企業不僅需要完善各項施工任務，更重要的是盡可能降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這也對企業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要參考文獻

[1]孟慶杰淺談施工項目成本管理中的成本計劃[J]，科技創新導報，2009(3)

[2]趙麗杰淺議施工企業項目成本管理[J]，科學之友(B版)，2008(12)

[3]袁宏高速公路施工企業財務成本管理的分析[J]廣東科技，2009(4)

[4]何宏旅游企業的成本管理觀念研究[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4)

篇3

關鍵詞: 油田 財務管理

一、目前國有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

財務管理是指企業經營活動當中企業的經營者對資金運動的規劃、協調與控制,其基本的內容包括諸如對投資、籌資、資本運營、收益分配、資產租賃、公司的合并與清算、通話膨脹及國際財務等各方面的管理。在當前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改進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可說是意義重大。如前所述,在這一過程當中,改進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就目前來看,我國國有企業中財務管理工作存在的普遍性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導致公司內部控制執行不力;第二,財務管理當中,會計信息不真實,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不力,違法違紀事件層出不窮;第三,銷售及應收賬款管理不善,應收賬款回收困難,呆賬壞賬大量出現;另外還有存貨管理不善的問題,存貨積壓,既影響了資金周轉,也造成貶值或損毀。具體到油田企業來說,這些問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有:首先,財務管理意識淡薄。財務管理工作是一項綜合性的、服務于企業的整體經營和管理、對企業的發展影響重大的工作,而不僅僅是成本預算、核算,記賬報賬等簡單的會計工作,財務管理意識淡薄,就造成了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長期以來并未能企業的效益產生助力的現象;其次,財務管理信息失真。會計財務信息的失真,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失真的財務信息不能正確真實的反應企業的發展現狀與經營情況,不能夠企業的經營決策提供信息參考,最終將發生嚴重的問題;最后,資本運營效率低下。油田企業的資本運營有其歷史的原因,目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等現實情況也對資本運營產生了影響。

二、油田企業財務管理的經驗

我國的石油工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適合油田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積累了一定的財務管理工作經驗。比如在有的油田企業,在財務控制管理工作當中,建立科學規范的財務結算中心進行結算資金控制,通過實行錢物結合的管理形式進行采購資金控制,通過構建效益型資產管理新模式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控制,嚴格設備管理,在內部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提取油田維護費,實行資產的有償占用,加強資金的集中管理,實行低成本戰略,構建高效的財務信息化平臺,以及班組經濟核算制和作業成本法在成本控制中的應用。 這些經驗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動力。

2004年以來,中石油在集團公司所屬企業內部全面推廣應用新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使所屬地區企業實現了地區內會計集中核算。油田企業,是在

三、新形勢下財務管理制度的發展思路

在發現的問題和總結的經驗基礎上,我們認為,改進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發展思路:

首先,進一步完善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內部控制。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公司內部控制執行有力的根本保證,而只有良好的內部控制才能夠規范財務行為,保證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與完整,防患于未然,確保企業資產的安全與增值。

其次,充分發揮現代信息化技術的作用。眾多企業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套完善而高效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不僅能夠大大提高財務工作的效率,而且能夠有效地預防財務工作當中出現的環節問題,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最新最準確的財務報表信息作為決策參考。

篇4

劉正教授的此文首先就闡明了銅器斷代的兩大立足點。他認為：“在假定所有作器時間都是出于周歷的基礎上，才能開始銅器斷代研究。這是從事金文歷法研究的第一個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記日法之后，對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更改甲子記日的問題，這也是千古之謎！古代中國（特別是西周諸王）王權的過分膨脹，是否會在六十甲子記日的連貫性這一天道面前低頭呢？我們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記日法在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永遠處于不變的前提下，才能開始銅器斷代研究。這是從事金文歷法研究的第二個假定。”這就為研究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一書打下基礎。進而，他主張：“具體說來，他的這部著作主要貢獻是兩大方面：其一是西周歷法和銅器斷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學方面。”

這一肯定是有見地的觀點。

今天，學術界已經接受并肯定了陳夢家先生的銅器斷代學說。特別是在《西周銅器斷代》一書中所主張的在標準器斷代法的基礎上，陳夢家提出了標準器組斷代法，使西周青銅器的斷代研究逐漸細致化。他提出的“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獨立的西周銅器就一定可以聯系起來。由于聯系與組合，不但可作為斷代的標準，并從而使分散的銘文內容互相補充前后連串起來，經過這樣的組織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為史料”的觀點，已經成為銅器斷代研究的基本立場和操作指南。

最后，劉正教授指出：陳夢家先生的“上述標準和結論對于以后學術界的銅器斷代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他以后，從唐蘭、白川靜到夏商周斷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觀點和具體年數而已。最近三十年來，對金文的研究隨著甲骨學和簡帛學的持續熱點的出現，也受到了特別關注。20世紀中國金文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標志就是分期斷代研究理論的日臻成熟，這一點在西周金文和青銅器的研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陳氏此書的出現，將吳其昌發起的金文歷法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研究陳夢家先生的治學方法和學術觀點，就是對他的最好的紀念。（王宇信）

古代中國，先后曾經有過的歷法種類從“黃帝歷”到洪秀全的“天歷”，共有102種。加上西歷和火歷，就有104種歷法。被稱為“古歷”的有七種：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和火歷。《漢書?律歷志》上記載的只是前六種。

在已經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銅器銘文中出現的作器時間記錄，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歷。特別是記載魯國和宋國內容的銅器銘文，因為魯歷、殷歷和周歷的換算，我們對此最難把握的是置閏問題。大家知道，閏月是為了維持歷法的準確性而產生的一種調解方法，“十九年七閏”的定規是否為周歷以外的所有歷法所采用，這是不易斷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時間都是出于周歷的基礎上，才能開始銅器斷代研究。這是從事金文歷法研究的第一個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記日法之后，對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是否存在著更改甲子記日的問題，這也是千古之謎！古代中國（特別是西周諸王）王權的過分膨脹，是否會在六十甲子記日的連貫性這一“天道”面前低頭呢？我們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記日法在改元和置閏過程中永遠處于不變的前提下，才能開始銅器斷代研究。這是從事金文歷法研究的第二個假定。

有了這兩個假定，為西周銅器斷代學研究提供了最為基本的立腳點。

驗證這兩個立腳點的基礎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關夏、商、周日食和月食問題的記錄。因此18世紀中期，理論天文學在西方的發展，使我們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誕生以來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準確發生日期。比如，根據《（偽）古文尚書》的記載，在夏代少康時生過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據理論天文學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準確發生日期，得出結論：夏代少康時代的那次日食發生在西歷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時左右。結論的準確無誤為我們重新判定《（偽）古文尚書》的史料價值提供了證據。也為夏代少康的在位時間給出了答案：西歷公元前2165年前后。

這一研究自古以來就是商周金文學術研究中的難點。因此，時值今日，出現的學術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紀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銅器斷代》《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學論叢》《春秋i銅器年代綜合x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書體與二十世紀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金文月相紀時法研究》《金文標準器銘文綜合研究》《金文斷代方法探微》《銅器歷日研究》等。

毫無疑問，上述各書以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為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學術經典。

1956年開始，陳氏的著名長篇論文《西周銅器斷代》連載于《考古學報》上。后來由于陳氏被定性為分子而中止了論文的連載。因此，中華書局出版的此書是在已經發表的論文基礎上，加上若干遺稿增補而成的。其中，遺稿增補而成的部分內容，編輯特別標志為“未完稿”。因此，本論文主要使用他公開發表在《考古學報》上連載論文為研究底本。盡管如此，這并不能減低它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地位。具體說來，他的這部著作主要貢獻是兩大方面：其一是西周歷法和銅器斷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學方面。

一、 此書在西周歷法和銅器

斷代方面的貢獻

關于西周銅器斷代的研究，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在形制、紋飾、銘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內容。在標準器斷代法的基礎上，陳夢家提出了標準器組斷代法，使西周青銅器的斷代研究逐漸細致化。

在銅器斷代問題上，他主張：

西周銅器的分期，對于某些銅器，是可以斷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數的很難按照王朝來斷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個王和共和，其絕對年代也需作一暫時的擬定。我們曾從種種方法方面擬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

以上凡是整數的10、20、30都是我們假定的。從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

三個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們表示西周銅器發展的三個階段：在初期，是從殷周并行發展形式變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銅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漸的拋棄了殷式而創造新的周式，殷代以來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S、至此發生。在晚期，是純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變更，也表現在花紋上、銘文的字形上和內容上。這對于我們研究西周社會的發展，應該是有意義的①。

陳氏的上述斷代，基本上劃定了西周的具體的歷史年代范圍。而對于銘文和斷代之間的關系，他是如此處理的：

關于銘文內部的聯系，可以有以下各類：

（1） 同作器者

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諸器，應該都是同時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時的。比如，乍冊髁釧作諸器都是成王時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

（2） 同時人

有些器提到周公東征，那么它們應該都是成王時代的。但我們應該注意，所謂“周公”可能有三種不同的所指；記載周公東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記載后人追記或追念周公的，則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孫世為“周公”。《令方彝》、《作冊髁睢貳案嬗謚芄宮，公令……”，此周公是活著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則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鑄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當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時代或成王的后半期。

（3） 同父祖關系

《作冊髁睢肥淺賞跏比耍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冊大“乍且丁寶尊彝”則在康王時。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確定在康王時，其理由如下：銘記鑄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銘末的族名與髁釔魍，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為鑄作冊之官，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屬官。

（4） 同族名

由上舉之例，可知同一個族銘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時的。1929年洛陽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為幾組：

士上 B、卣、尊

父癸 B、鼎、簋、爵

父乙 鼎、爵、卣、簋、尊、觶

父辛 鼎、[、尊

臣辰 B、壺、簋、盤

微 爵、壺

它們雖大約是同時代的，但有先后之別，不都是同時的。

（5） 同官名

官名在一定條件下也指某一個人，如壽縣出土“大保七器”都有大保字樣，又有召伯，可推定此“大保”實指召公]，其它的稱號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

（6） 同時代

記載伐東夷的諸器，在一定條件下可視作同時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

（7） 同地名

在一定條件下表示或長或短的一個時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個地名，成王及其后稱為成周，則凡有新邑之稱者當屬成王時。凡有宗周及鎬京之稱者，都屬西周。

（8） 同時

《令簋》記九月才炎賞于王姜，《召尊》記九月才炎錫于白懋父。兩器時、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時人。故可定為成王東征時器②。

最后，他提出這一方法論上的立場：“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獨立的西周銅器就一定可以聯系起來。由于聯系與組合，不但可作為斷代的標準，并從而使分散的銘文內容互相補充前后連串起來，經過這樣的組織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為史料”③。

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銅器如下：

他的上述標準和結論對于以后學術界的銅器斷代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他以后，從唐蘭、白川靜到夏商周斷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觀點和具體年數而已。

最近三十年來，對金文的研究隨著甲骨學和簡帛學的持續熱點的出現，也受到了特別關注。20世紀中國金文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標志就是分期斷代研究理論的日臻成熟，這一點在西周金文和青銅器的研究上表現尤為突出。

陳氏此書的出現，將吳其昌發起的金文歷法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 此書在古文字學方面的貢獻

此書雖然是以銅器考古學為核心內容的著作，但是陳氏的研究處處立足于對銘文的解讀基礎上，因此，這使得他的這部著作具有了古文字學、商周歷史和地理學、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特殊價值和貢獻。具體來說，大致有如下幾點：

第一、對金文辭例研究的貢獻

在金文辭例的研究上，陳氏注意將辭例和歷史結合進行研究。如，對于銘文中經常出現的“大保”一辭，他首先主張“西周初期金文中的大保可以分為三類”，即：生稱、追稱、族稱。然后，他從對辭例的分析和歷史事實相結合，提出如下觀點：

梁山七器，大保與召公、召白同出，則知此組銅器是召公世家所作，而大保應指召公、《尚書》所稱，有以下各例：

《召誥》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保朝至于洛

《君]》 周公若曰君] 公曰君，告汝朕兄保]

《顧命》 乃同召大保] 大保率西方諸侯

由此可知大保、君]、召大保]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稱，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稱之為召公、召白，《詩?江漢》稱召公、《甘棠》稱召伯。據君]，周公稱保]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④”

在《西周金文中的冊命》一文中，陳氏主張：

冊命既是預先書就的，在策命時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誦讀之，則前述甲組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辭乃是王的說話，其中代名詞為“余”乃王所自稱。《洛誥》“今王即命，曰”是王之親命，故“曰”前無“王若”之語⑤。

這一觀點十分敏銳而且具有辭例研究的典型意義在內。

第二、對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貢獻

如，關于《令簋》銘文中出現的“丁公”，他考證：

銘文三見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職，公是尊稱。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職是尹，其尊稱是公，故可以稱丁公。《令彝》稱其父為父丁，丁是廟號，此父丁在第5器稱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決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齊侯呂常《齊世家》又稱之為丁公⑥。

在《冊命篇》一文中，他主張王國維的《釋史》一文有誤，他認為：

王氏以作冊內史、作命內史、內史尹、命尹等為史官之一，是正確的。但將它們與作冊、內史、尹氏等同起來，則是不對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當明其類別與其彼此的關連，但亦應注意主持某一類事的官常有變換，而某一種官因時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質。作冊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產生，乃兼而為代宣王命之人。

西周中期其權落于在王左右的內史，在西周晚期則尹氏取而代之⑦。

不能不說，陳氏的這一結論是十分有參考價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給我們描繪了西周時期管制演變的一格歷史過程。

第三，對商周地理研究的貢獻

如，有關郯地。他主張：

西周初之郯與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齊世家》“桓公二年滅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廣曰一作譚。”齊桓公二年當魯莊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莊十曰：“齊師滅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陰縣西南。”是譚即郯，在今歷城縣東75里龍山鎮。《春秋大事表》以譚為子姓，當有所本……春秋時期的郯，見載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傳》昭十七。《竹書紀年》越“朱句三十五年滅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滅者即《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的“郯，故國，少昊后，盈姓。”

今郯城縣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滅郯以后南遷之國，猶成王既伐奄與薄姑，遷徙其國⑧。

再如在《論豐、鎬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張：

就已有的金文材料來說：豐多見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鎬京的記錄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見，以后也常見。新邑、王，惟見于成王器。武王時的周不見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與成周并見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說明武王至穆王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冊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較多的在東國的洛邑⑨。

可見，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緊密結合商周史和歷史文獻的。不單單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將金文史料和傳世文獻相互印證。

第四，對疑難古文字釋讀的貢獻

如，關于《小臣宅簋》銘文中出現的“甲”字字形，他考證：

甲即甲衣，《廣雅?釋器》：“函、甲、介，鎧也。”《周禮?考公記》“函人為甲”，以革為之。《左傳》莊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據杜注則是虎皮。《楚辭?九歌》

“操吳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則象干盾之形。舊或誤釋為干，或誤釋為十。卜辭

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贏卣》“姑”皆從甲，都與此器“甲”

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則從“十”，小篆“戎”字則從“甲”。金文甲胄之“甲”

今以為當釋為接壤之接11。

而對于已經被學術界考證出來的文字，如《大魘級Α分械摹鰲弊幀K也能從文字寫法考慮銅器斷代，提出他的見解。他主張：“惟從髯中捶看，應屬西周中期。12”

總之，陳氏此書名為西周銅器斷代，但是實際上卻是以禮制、歷法、歷史和金文文字考證為中心的銅器斷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類著作。至今依然是無法超越的輝煌學術經典。

注釋：

①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138～139頁，1955年第九冊。

②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140～141頁，1955年第九冊。

③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141頁，1955年第九冊。

④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97頁，1955年第十冊。

⑤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408頁，中華書局，2004年。

⑥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79頁，1955年第十冊。

⑦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399～400頁，中華書局，2004年。

⑧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78頁，1955年第十冊。

⑨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第373頁，中華書局，2004年。

⑩ 陳夢家：《考古學報》，第84頁，1955年第十冊。

篇5

關鍵詞：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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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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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唐書•歷志三上[A]．中華書局本．

篇6

除了《宋史》之外，關于“朱熹家有渾儀”，還有一資料可證。《朱子語類》卷二十三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后，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里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卻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卻在中不動。”[iii]

黃義剛所說“樓上渾儀可見”，當是指朱熹家的樓上有渾儀。

朱熹很小就開始對天文感興趣，據朱熹門人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和林蘷孫“丁巳（1197年，朱熹67歲）以后所聞”，朱熹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iv]據《朱文公文集》以及當今學者陳來先生所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v]朱熹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歲）的《答蔡季通》中寫道：

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vi]

可見，這時朱熹家中尚無渾儀。然而，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歲）的《答蔡季通》中則寫道：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vii]]

顯然，朱熹在這時已用渾儀觀測過北極星的位置與地面所構成的夾角。當然，朱熹家開始有渾儀的確切時間尚待進一步考證。而且，朱熹家的渾儀，是怎么來的，是自制的，或是他人送的，目前也尚無可靠資料可據。

至于朱熹家的渾儀的結構，還是有一些資料。慶元四年(1198年，朱熹68歲)，朱熹注釋《尚書》的《堯典》與《舜典》。在所注的《舜典》中，朱熹對當時的渾儀結構作了詳細的記錄：

（渾儀）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偶在地之位以準地，而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于其卯酉，以為天緯。二環表里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于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于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后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后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游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跬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viii]

雖然朱熹并沒有明確指出這里所描述的渾儀就是他家的渾儀，但是，朱熹在描述渾儀的結構時肯定參照了他自己家中的渾儀，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需要一提的是，后來朱熹的弟子蔡沈作《書集傳》，收入了以上朱熹對于渾儀結構的描述，而《書集傳》是宋代以后科舉考試的重要教科書之一。

從現有的資料看，朱熹家的渾儀是研究天文學的重要儀器，而且較多的是用于觀測北極星，并測定北極的位置。北極又稱“北辰”， 從以上所引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可看出，當時，朱熹正在與他的學生們討論北極星、北極的有關問題，并提出要用渾儀進行觀測以驗證。慶元二年（1196年，朱熹66歲），朱熹寫成科學論文《北辰辨》，其中寫道：

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硙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現，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ix]

“朱熹家有渾儀”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考證和研究，但這一事實很能說明朱熹對于天文學的研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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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山田慶児：《朱子の自然學》，東京：巖波書店， 1978。

[ii] 樂愛國：《朱熹：一位被遺忘的天文學家》，《東南學術》，2002年第6期。

[iii]《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iv]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四。

[v]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vi]《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

[vii]《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

篇7

歷史，簡稱“史”，指對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活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研究和詮釋。歷史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文學家們如何書寫歷史，歷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變。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高中歷史必修三第六單元知識，希望能夠幫助大家，歡迎閱讀!

高中歷史必修三第六單元知識1第8課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

【基礎解讀】

一、四大發明

1、概況：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學技術成就。

2、四大發明的產生與傳播：

(1)造紙術。西漢前期，中國已經有了紙。東漢宦官蔡倫改進造紙術，人稱“蔡侯紙”。造紙術的發明與改進，是書寫材料的一次偉大革命。

(2)印刷術。隋唐之際，中國出現了雕版印刷術。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人們已經使用了彩色套印技術。北宋平民畢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

(3)火藥。唐末，火藥開始用于軍事。最早的火藥武器有突火槍、火箭、火炮等。宋朝為了抵御遼、西夏和金的進攻，軍事上廣泛使用火藥。

(4)指南針。世界上最早的指南儀器是中國在戰國時期發明的“司南”。后來，人們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指南針。北宋時，指南針應用于航海。

(5)傳播。

a 造紙術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

b 火藥傳入歐洲，推動了歐洲火藥武器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

c 指南針的使用，促進了遠洋航行，迎來了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d 歐洲人還借鑒中國的印刷術，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機，推動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促進了思想解放和社會進步。

二、《九章算術》和珠算

1、《九章算術》成書于東漢，采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十進位值制記數法，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應用數學著作。

標志著中國古代以計算為中心的數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2、珠算

珠算運算法編成歌訣流利順口，配合小九九和十進位值制記數法，運算如飛。明清時期，珠算應用得到普及和發展。明朝時，珠算法已傳播到朝鮮、日本、東南亞以至世界其他地區。

三、石氏星表和渾儀

1、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

2、中國古代天象觀測記錄，是世界公認最悠久最系統的。

3、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4、《石氏星表》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星表，保留了一百多顆恒星的赤道坐標數據，對天文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5、為了更好地觀察天象，古代中國創制了許多先進的天文觀測儀器，如渾儀、簡儀等。

四、《授時歷》和四大農書

1、夏朝時，我國就有了歷法《夏小正》，商朝改進為“殷歷”。

2、元朝時，郭守敬編訂的《授時歷》，集前代各家歷法優點之大成，是我國古代最優秀的歷法。

3、四大農書。

(1)西漢汜勝之的《汜勝之書》;

(2)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

(3)元朝王禎的《農書》;

(4)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

(5)特點：是中國古代成就卓著的四大農書。

《齊民要術》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統的—部古代農業科學著作。

五、《傷寒雜病論》和《本草綱目》

1、西漢編定的《黃帝內經》是中醫學的奠基之作。

2、東漢末年，張仲景的中醫專著《傷寒雜病論》。

創造性地提出辯證施治的方法，奠定了后世中醫臨床學的理論基礎，被后世醫家譽為“萬世寶典”。

3、李時珍，寫成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對中藥學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是對16世紀以前中醫藥學的系統總結。被譽為“東方藥物巨典”。

高中歷史必修三第六單元知識2第9課輝煌燦爛的文學

【基礎解讀】

一、從《詩經》到唐詩

1、《詩經》

(1)中國第—部詩歌總集《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2)《詩經》經孔子整理編定，奠定了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的基礎，被后世奉為儒家經典。

(3)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想象奇特，具有浪漫主義風格，是楚辭的代表作，楚辭因此又稱“騷體”。

2、唐詩

(1)唐詩繁榮的原因：

a 唐朝文明開放與繁榮的社會環境。

b 科舉考試中以詩賦為主促進了詩歌的繁榮。

(2)代表人物及作品：

a 初唐的著名詩人有王勃、陳子昂等。王勃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千傳誦的名句。

b盛唐詩人：高適的“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岑參的“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都洋溢著豪邁的氣概;孟浩然、王維的山水詩，景物如畫，意境幽深，孟浩然的“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都富于詩情畫意。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詩是唐詩發展繁榮的豐碑。李白以浪漫主義的創作，贏得“詩仙”的美譽;杜甫以現實主義的“詩史”，被譽為“詩圣”。

c 中唐的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創作了大量平實淺近，針砭時弊的諷喻詩。

二、宋詞和元曲

1、宋詞出現的原因：

(1)宋代商業的發展。

(2)城市的繁榮。

(3)市民數量的不斷增加。

2、流派：

(1)婉約派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

柳永州《雨霖鈴》的“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霄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李清照的“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等，都是流傳極為廣泛的佳句。

(2)豪放派代表人物蘇軾、辛棄疾等。蘇軾的“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3、元曲：元代，散曲的創作進入繁榮階段，與元雜劇一起，合稱為元曲。

元曲通俗生動，豪放飄逸，以關漢卿、馬致遠等人的創作成就最高。

三、明清小說

1、小說的發展歷程：

(1)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搜神記》等志怪小說。

(2)唐朝短篇小說傳奇。

(3)宋朝供說話人用的話本，把中國小說創作推向一個新階段。

2、明清小說繁榮的原因：

(1)專制中央集權進入強化階段。

(2)手工業、商業繁榮，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市民階層擴大。

(3)為適應市民階層的需要，小說創作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3、代表作品：《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紅樓夢》四部長篇小說最為著名。

4、評價：它們是中國文學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品。

高中歷史必修三第六單元知識3第10課充滿魅力的書畫和戲曲藝術

【基礎解讀】

一、漢字與書法藝術

1、漢字的發展歷程：

(1)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六千多年前，“圖畫文字”出現。

(2)象形字后來逐漸符號化，脫離圖畫，形成漢字。

(3)至商朝，漢字已形成完整體系。其演變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

2、書法藝術的形成：魏晉以前基本上是自發階段，魏晉時期開始進入自覺階段。

中國書法兼具審美功能與實用功能，自覺地創造書法美成為體現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種藝術形式。

3、代表人物及特點：

(1)魏晉楷書有定鼎之功，鐘繇、王羲之貢獻最大。

(2)唐代楷書步人盛世，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具特點，分別被稱為歐體、顏體和柳體，成為后人學習、

臨摹的范式。

(3)魏晉以來，草書盛行不衰，名家輩出。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唐朝的張旭、懷素等，都是草書大家。

(4)行書兼具楷書的規矩和草書的放縱，東晉王羲之、唐朝顏真卿、北宋蘇軾、元朝趙孟頫、明朝文征明等人的行書，歷來備受世人喜愛。

二、筆墨丹青中國畫

中國畫的發展歷程：

(1)彩陶畫：《鸛魚石斧圖》是其中的杰作。

(2)戰國帛畫：《人物龍風圖》《人物馭龍圖》，造型準確，線條流暢，色彩絢麗，表明中國繪畫藝術從萌芽走向成熟。

(3)魏晉時期，顧愷之留下了《女史箴圖》《洛神賦圖》等傳世佳作，提出“以形寫神”，畫人物要注重表現人的精神氣質。

(4)隋唐時期，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創作出《游春圖》《步輦圖》和《送子天王圖》等許多優秀作品。

(5)敦煌莫高窟的壁畫。

(6)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三、京劇的出現

1、發展歷程：

(1)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以樂舞戲謔為業的藝人，稱為優伶。

(2)元雜劇把中國的戲曲藝術推向了成熟。

(3)明朝時候，江蘇昆山一帶形成的昆曲，流傳甚廣。

(4)清朝前期，安徽的徽劇戲班進京演出，風行一時。

(5)道光年間，形成“徽漢合流”的局面。形成了一個新劇種，就是后來的京劇。

篇8

>> 論“太一生水”內涵及其圖式 論《太一生水》的“生命生成論圖式”特征 論郭店楚簡《太一生水》文本內涵、結構與性質 《太一生水》與《老子》宇宙生成論演變 漢代服飾考略 去問太一 太一理論 兩尊漢代石人考 漢代游俠文學形成考 略論漢代養老制度 太一神精丹 人生無須太焦慮(一) 清前期隆祀孔子社會影響論 小論漢代天馬 論漢代“先請”制 論漢代的“金” 陽光太溫暖，一生太漫長 漢代的檻車押解制度 漢代玉璜賞鑒（一） 釋“祀”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3年12月5日。漢代黃老學說將“道”歸納為“虛同為一，恒一而止。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的狀態，并具有君王所需的“盈四海之內，又包其外”的功用。陳鼓應注譯：《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88～389頁。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載，楚儒生陸賈關于道與術的論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圣人成之，功德參合”的說法也與黃老術士的看法頗為相近。《淮南子》中有“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及“帝者體太一”，“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倫……德澤施于四方，名聲傳于四方”的論述，亦使之兼具了圣王的形象。

2.神話方面

錢寶琮認為西漢初期“太一”方演變為總理陰陽的天神。B12錢寶琮：《太一考》，《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9卷，遼寧教育出版集團，1998年，第209、208頁。但“太一”作為神名，早已有見，如《i冠子》將“太一”置于“百神仰制”的地位，又如《高唐賦》言：“醮諸神，禮太一”，將其作為至上神與諸神分祀。也有學者據《九歌》的祭頌序列與《周禮》對比，進而證明“東皇太一”的神格。趙曉斌：《〈九歌〉“東皇太一”祭祀淵源考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但是，自古對“東皇太一”的定性即諸論不一，古時神名混同、一神兼有多種神職也是常見的現象。另有學者認為“東皇太一”為東方光明之神，暗指太陽，太陽神崇拜在戰國確實相當普及。但《史記?封禪書》記：“晉巫，祠五帝、東君。”《史記索隱》引《廣雅》曰：“東君，日也。”即東君與五帝一起祭祀。古時也有木神句芒的傳說，為漢時“太一”下佐之五方神，主東為青帝，對應春天。在帛畫中，“太一”四周繪有四季神，春神畫作青面，上標“事司”。⑧王煜：《漢代太一信仰的圖像考古》，《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可見漢初，日月神為郊祀陪祀，雍和齊也另有祭祀，與“太一”有明確區分。此外，楚辭神名與出土楚簡也存在區別。如包山簡所錄4實納竦o序列往往以“太”或“蝕太”最前，第二為后土，即社，為地o。五祀諸神在中，大水、二天子、_山在后。禱辭有“舉禱太一[羊膚]，后土、司命各一”，對“太一”的供奉獨一無二，且與禱楚先分別進行。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60～170頁。楚人以炎帝和祝融為祖，祝融為顓頊后，據《尚書》載，顓頊整頓巫政，命重黎“絕地天通”，為統一國家信仰活動的開端。也有學者認為高陽即郊社的音變，高陽即為顓頊。涂又光：《楚國哲學史》，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8頁。通天地之建木生于昆侖，漢代“太一”崇拜也與昆侖登仙傳說存在關聯。⑧漢代，設五行官神配祀五帝，“火正祝融”對應南方。回看《東皇太一》篇將所祀對象敬稱為“上皇”，但全篇對該神形象并未描寫，與后續篇章不同。或可推斷在戰國末年，“東皇太一”的人格化形象與“太一”混沌縹緲的哲學概念是共存的。既然時人認為“太一”神蒸騰無象，則也無法以興像手法描寫。至兩漢，“道”徹底神格化為“太一”，民間修仙升道之說也與之衍伸聯系。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頁。

3.天文方面

作為星名的“太一”也存在爭論。甘石《星經》云：“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日本學者證實《星經》關于“招搖”“選戈”的記錄與戰國之事相符合，但有關“太一”的記錄應存疑。[日]橋本敬造：《先秦時代的星座和天文觀測》，《東方學報》，1981年，第189～232頁。譚寶剛推測“太一”指值歲星。譚寶剛：《“太一”考論 》，《中州學刊》2011年第4期。錢寶琮認為漢代初期還無“太一，星名”的解釋。B12李零先生將出土的戰國“兵避太歲”戈所飾神人圖像認定是《封禪書》所記之的“太一鋒”，并將包山2號墓出土的占卜類簡文位列首位的神釋為“太一”，認為“太歲即太一”，在先秦即兼有星、神、終極物三重含義。李零：《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237頁。以筆者所見，以星名的“太一”始見于《韓非子?飾邪》：“此非豐隆、五行、太一……歲星非數年在西也。”此處太一作為歲星，未論及與天帝的關系，與《星經》記載不同。且楚簡中“太一鋒”被視作疾疫之神，“太”既可指星神，也可指鬼神。晏其昌：《巫鬼與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7頁。可知先秦時“太一”確已作為獨立的星名出現，《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天極星即“北辰”，是“政德”的象征，“太一”成為至高神后，相應被比附為該星。天文學界認為“太一”確實措辭不當北極星，但因為歲差，漢時已經離開了北天極。趙永恒：《“太一”星象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張政R也指出北辰不在紫宮，漢代文學對“紫薇垣”與秦公簋所記“帝之環”的比附于古無證。張政R：《張政R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中華書局，2012年，第276頁。但足以說明此時“太一”已取得天上最高統治者的位置，其被附會為太昊、泰皇，也應是同一思路。漢帛畫對“太一”形象的描繪展現了人神有序，四時有行的盛景，正是其神格最終上升的表現。商承祚：《戰國楚帛書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三、漢代“太一”神格整合的制度意義

綜上，“太一”的三重屬性在先秦時代都已出現，諸家學說共同推動了“太一”神格的演變。漢代將政治信仰整合到一個知識體系之中，唯一最高天神的塑造正是重要的一步，⑨廖小東：《政治儀式與權利秩序――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56、114頁。具有深刻的制度意義：

首先，漢以“孝”治天下，祀奉五帝無法表明“天子”祭天具有孝道儀式的屬性，且五帝祭祀的制度易帶來“政出多門”的不利后果。武帝時，政治上對儒家的推崇和對黃老之術的摒棄，必然影響到精神領域的信仰傾向。董仲舒提天人三策，要求國家制度層面對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春秋大一統等理念的具體落實加以配合。道家也有將三皇與道家三一相互聯系的論述。錢寶琮：《太一考》，《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9卷，遼寧教育出版集團，1998年，第220頁。三統說即由董仲舒提出。儒家學說對“道”和“太一”特性的吸收，漢武帝自身對方術的喜好，使之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的中間選擇。“太一”神格上升的頂點發生于太初改歷之后，信仰和歷法的更新都以天文星象為知識基礎，秦漢歷次易服色、改正朔意在將年始、服色、數度、政治、刑罰等統一。楊英：《秦漢諸家正朔說考》，《秦漢史論叢》第10輯，《中國秦漢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會議論文集》。奉“太一”為至高神的活動服務于漢家受天命得天下的證明，也符合當時儒家的正統思想和政治需求。

其次，“太一”“后土”的對祭奠定了后世天地祭祀的基礎。漢成帝“罷諸祀”以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方式，取代了甘泉太一祠和汾陰后土祠，仍基于利用神權統一鞏固思想統治的目的。“天”的內涵融入了“太一”囊括的“道”與權威性，其后所稱皇天、昊天等，俱是代表“天道”的最高統治名位的變形。西漢中期“太一”的神格逐漸下降，至東漢跌出國家祀典。劉屹：《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51頁。隨著道教的發展，其多元神格也被重新打散。王煜：《漢代太一信仰的圖像考古》，《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但是，后世天地對應的祭祀方式依舊帶有“太一”“后土”的兩相對立的影子，民間“皇天后土”對稱的習俗，可看出其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上帝”“太一”與天；“社神”“后土”與地的關聯與變遷，是社會關系從巫到禮、從禮到儒變遷的縮影。

篇9

【關鍵詞】清朝/流星觀念/流星觀測/流星記錄

【正文】

晴天夜晚，仰望天空，常常可見流星在天中劃過。遇到流星雨的時候，四方流星交織夜空，大小縱橫，異常壯觀。流星和流星雨以其引人注目而喚起了古代人們的極大興趣，引發古人記錄這些現象并做出種種猜測。中國古代觀測了大量的流星和流星雨，逐漸形成了完整的流星記錄和流星占體系。[1][2]到了明末，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和《崇禎歷書》的編定，歐洲古典天文學知識陸續被介紹到中國。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曾認為，流星、隕石、彗星和孛星（新星和超新星）均屬大氣現象。這個認識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紀。來華傳教士介紹了流星是大氣現象的說法，這個說法在關心西學的士人中又流傳開來。然而，以流星占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流星觀仍然有很大的影響，以至于清朝欽天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繼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觀測和記錄流星的發生，重要的還按傳統星占方法給出占語，通過禮部迅速地報告給皇帝。考察中西流星觀念交織下的清代流星觀念和觀測，對于了解清朝天文觀念的傳播和清欽天監活動的特點，討論清代流星記錄的產生過程和分布狀況，判斷清代天象記錄的可靠程度都有重要意義，本文討論以上問題。

一、清代的流星觀念

1.兩種流星觀

中國傳統天文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觀念在天文觀念上也有體現。就流星而言，從《漢書·天文志》起，歷代正史的天文志都有流星的觀測和占驗的記載。唐朝的《乙已占》以“流星犯日月占”、“流星與五星相犯占”、“流星犯列宿占”和“流星入列宿占”為題匯集了唐以前的流星史料。宋代成書的《靈臺秘苑》卷十五說：“星辰麗于天，猶民之附于王也”，而流星出沒無常，被視為“五行之散精”，對應于“天皇之使”或將叛、百姓流離之狀。明代著述頗多的陸深(1477-1544)在《玉堂漫筆》說：[3]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動，二十八宿是也。日為陽精，月為，五行之精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為宿，咸列布于天。運形躔次，用示吉兇焉。”

“五行之散精”即為流星，可以用來顯示吉兇之兆。清初黃鼎的《管窺輯要》（1652年）搜集了當時能見到的多種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古籍，其中卷60是關于流星占的內容。總之，在中國傳統天文學中，流星一直是天文的內容。

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則不是這樣。它認為，流星是大氣現象，而不屬天文范疇，即“流星非星”。古希臘自然觀認為，自然界有水、土、火、氣四元素，每種元素有干和濕、冷和熱兩種屬性。太陽照射到地球，促使地球產生蒸發作用。蒸發分為兩種，一種是水蒸發后產生濕氣，這就是霧、雪、苞、雨的成因。另一種是太陽照射到陸地后，焦干的陸地產生干的、象火一樣的物質，它們升騰到九層天的第一層——月亮天的下端，就象一種易燃物分布在地球的外部空間。一旦這種物質聚集得足夠多，僅需一點點運動，比如天球旋轉，就被點燃，爆發成火焰，形成流星現象。如果有足夠的物質補充，就形成彗星。這些物質燃燒不完全，又聚集在一起，就成了隕石。把變化無常的流星、彗星和隕石的出現歸究于地（大氣層），而不是天，可以很好地符合天球形式和運動的完美性要求，因而與地心說的“水晶球宇宙體系”一起，一直流行到第谷時代。[4]

2.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在清代的傳播

明末，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歐洲古典天文學知識陸續被介紹到中國。利瑪竇(1552-1610)的《乾坤體義》，上卷言天象，下卷言算術，均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卷上討論流星時說：“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隕，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煙氣從地沖騰，而至火處著點耳。”[5]為了論證“流星非星”，利瑪竇又用到了反證法：如果夜夜果落幾星，“何以計其數乎？何像之成乎天？星不幾于盡亡乎？”他所要陳述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學知識，即：

“氣無逢阻者，則氣域臻火疆，便點著。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懸于是而為孛星焉。人在下而遠望之，如在天而為真星，不亦謬乎？”

利瑪竇的說法源于亞里士多德《氣象學》(Meteorologica)卷一第4章。稍后于利瑪竇的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高一志(1568-1640)，在其《空際格致》更詳細地論述了流星現象。此書二卷，[6]卷下“火屬物象”條說“……為流象，為隕星，……為彗孛，此皆從干氣而遇火燃，結成其象”，也是亞里士多德說法的翻版。卷上“氣之厚域形動”說：

“太陽攝土、水、清氣，無所阻而徑沖，直至火輪而止，乃以甚干、甚清、易燃而變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為流星；厚者，燃不易滅，久懸空中，是彗孛，必系氣之最高域矣。”

我們知道，第谷(1546-1601)在1588年論述1577年大彗星的拉丁文著作中有一個對托勒玫地心說和哥白尼日心說折中的宇宙體系，即認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諸行星繞太陽運行，而太陽則率領諸行星繞地球運轉。這已經是對亞里士多德關于天球完美和不變的觀念的一個沖擊，并且把彗星不再歸于大氣現象。不過，即使是開普勒(1630)和牛頓(1642-1727)還是認為流星純粹是大氣現象。[7]從這段話看，高一志雖然把太陽從九重天球中解放出來，卻似乎沒有認同第谷對彗星的研究。

第谷宇宙體系，經過傳教士介紹到了中國，具體反映在《崇禎歷書》。《崇禎歷書》沒有討論新星爆發、流星、彗星現象，江曉原認為這是因為“水晶球體系必須將新星爆發、彗星、流星等現象解釋成大氣現象，也與中國的傳統天文學觀念判然不容，因此很少有人接受。”[8]雖然清代的天文學家都接受了第谷宇宙體系，從《格致草》、《天經或問》和《物理小識》卻可以看出，許多關心西學的中國人仍受了流星的大氣現象觀。

3.清初士人對西方流星觀念的接受

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清初順治五年（1648年）刊行。該書與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地緯》合刻，以《格致草》言天，《地緯》言地，合名曰《函宇通》。[9]事實上，熊明遇明萬歷年間在京作官時，就與徐光啟友善，又與傳教士龐迪我、陽瑪略、畢方濟時有來往，并在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11月為熊三拔《表度說》作序。他本人則著成了《格致草》的前身《則草》。王重民先生對此有公允評價。（注：王重民說，“自萬歷間西士以天算之說入中國，國人真能融會貫通者，徐、李、王征數輩，尤數先驅；熊氏父子，以教外人而邀其教中，以科學頭腦而習其科學，所得之深，有非余子所能及者。”見《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頁。）

熊明遇是官至南明弘光政權兵部尚書的晚明義士，《格致草》因此流傳不廣。反倒是主要抄錄《格致草》的游藝《天經或問》影響很大。前集被收進《四庫全書》，后集傳入到日本，[10]同時代的學者（如方以智、梅文鼎、揭喧）也頗加贊譽。[11]

游藝，字子六，福建建寧府人，生平不詳。《福建通志》“文苑傳”說：[12]

“（順治）初，江西熊尚書明遇隱閩中，作《格致草》、《原象原理》。藝受業焉，遂精天官之學，取中西之義指言數，不遺理器不遺道。”

《天經或問》的現存最早本是1675年刊刻的。不過，至遲在1660年，該書當已定形并有所傳播，因為方中通1660年在北京向湯若望學習西洋天算知識時，湯若望給他看過《天經或問》，并介紹方中通和游藝通信相識，互相辯證有關問題。（注：依據方中通《陪詩》卷二，“遠游草”，“與湯道末先生論歷法”，見《清代人物傳記》“方中通”條（任道斌撰），上編，中華書局，1994年。）

《天經或問》（前集）卷四對流星的設問與作答，完全承襲了《格致草》的“彗孛流星隕星日月暈”條的內容，游藝說：[13]

“問流星劃一火光，瞬息之間見而無定形；隕星或落而無定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則有尾如帚，孛則有芒如刺，能同天轉，此種何物也？

曰：流隕彗孛，皆火也。火氣從下挾土上升，不遇陰云，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燥，亦如炱煤，乘勢直沖，遇火便燃，狀如藥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大盛者，有聲有跡，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際，熱不可摩，如埏氣初出。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

這里所依據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大氣論。而最后一句話中的“晶宇”一詞，顯然是指水晶球宇宙模型，表明秉承熊氏之學的游藝仍然只接受了水晶球體系。

方以智（1611-1671年）在學術上與熊明遇和游藝都有聯系，他對流星的討論，也來自《格致草》或《天經或問》。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彗”條說：[14]

“滿空皆火，近天極熱，如窯中無光，投物則發光耳。此皆地氣迸上，帶物入此熱際而火光迸射。其久者，氣結厚大。隨輪天轉，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

同卷“雷說”條，也有意義一致的說法：“質測家曰：火挾土氣而上，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澤而下，星隕為石，亦非星也”。

張永堂[15]和馮錦榮[16]分別對《格致草》和《天經或問》進行了研究，認為兩書是以間接的方式傳播了耶穌會傳教士的天地觀。就流星而言，也大致如此：以傳教士的說法為基礎，融入清初士人的理解和改造，文字更為淺顯通俗，影響范圍更大。另一個事實是，方中通(1635-1698)在《數度衍》提到：“同學象數而辯難討論者，則揭子子宣，梅子定九，薛子儀甫，湯子圣弘，（注：湯子圣弘，名湯澍，字圣弘，號昭夔，江蘇六合人，著有《言樹堂諸集》，《讀易考略》、《測天歷補》。見雍正《六合縣志》卷十“文藝志”，第116頁，南京圖書館藏。）游子子六，丘子幫士六君子居多，今皆各有著述，為方內所珍重，通謹書其姓氏以志不忘。”由此可以推知，西方流星觀也是藉“為方內所珍重”的著述而得以傳播。后來在民間的普通讀書人中也有所體現，如徐朝俊、毛祥麟和王仁俊等。

4.西方流星觀念在民間的傳播

華亭（今屬上海）徐朝俊《高厚蒙求》五卷，收有他所著的五種著作，[17]據其“天學入門”自序所說“余先世愛研數理，手造泰西儀器，五代于茲矣”，推知他是徐光啟的五世孫，但生卒年不詳。在“日晷測時圖法”自序又說：

“昔先君子在時尚撫徽人所制之晷，愛其藻繢之極工，轍惜其師承之無本，爰口授余作種種晷法。”

可見，其父也是有心儀器之人。《清稗類鈔》“物品類”記載他曾試制的龍尾車，“進水退水，無立踏坐踏之勞。”[18]此外，他完成的“自鳴鐘表圖法”，主要講述鐘表原理及其維修，是中國第一部鐘表專門著作。[19]

關于流星的記錄，見于《天學入門》“天地雜說”條：

“在天為星，在地為石。精之流于天者為隕星，質之隕于地者為隕石。是一是二，原的攸分。大凡隕石隕星，皆在月輪天下。隕星者，日月五星之精氣，積而成形，為天帝之使命，非卻有其星。星形巨則所應之事巨，星形微則所應之事微。”

徐朝俊所認為的流星，既是“皆在月輪天下”（水晶球體系），又是“日月五星之精氣”（傳統說法），能“積而成形”，還有流星占的“天帝之使命”的含義，這實際上是對西學和傳統流星觀的一種折中處理，但邏輯上不太清楚。因此，他同時代的人對他評價不高。著《續疇人傳》的羅士琳（1789～1853年）曾說：[20]“諸說亦悉本利氏《乾坤體義》，荒遠無憑，不足取也。”從上述關于流星的討論看，這個評論是恰當的。不過，徐朝俊對《乾坤體義》的接受，表明這個時候西方古典流星觀念在民間有傳播。

喜于著作、不樂仕進的毛祥麟，對流星也有所論述。他祖藉江蘇蘇州，長在上海，生卒年不詳。他的高祖、祖父和父親均為學者，各有著述。祥麟少承家訓，成年后著述涉及詩文、繪畫、醫藥、音律等。《墨余錄》十六卷，是“綴舊聞，征近事”一類的筆記，其卷四“流星俗忌”條曰：[21]

“人見流星入天獄，宜即披發坐哭，俟其出，而災始彌。說見《酉陽雜俎》。汪三農辯之曰：‘如見星流天獄而得獄，則見星入臺垣而無得相矣。’每訝世之祝文昌以祈科第，禮長庚以介眉壽，拜北斗以邀福，禱女牛而乞巧者，均未必果如所愿。從知吉既不可迪，兇亦無可禳也。今小兒夜數棺星，而以罵為葉擊；新婦露行，恐觸大狗損嗣而禁之，俗忌相傳，恐多附會。”

這條材料沒有討論流星的本質問題，但揭示了對包括流星占在內的傳統星占術的否定和懷疑。該書于同治庚午（1870年）出版，之后各省翻刻者頗多。可見，傳統的流星觀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不再相信流星占，對于流星雨一類的壯觀現象仍然驚詫不已。該書卷十一，“星墜地震”條又說：

“道光丙午，新秋后數日，夜將半，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兄也山臥病，大侄女侍疾未寢，風起時，適以開窗傾水，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赤氣四射，疾若飛星，自北向南。后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家扶老攜幼，開門奔避，蓋慮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詳？”

這條記錄描述了公元1846年秋后的一場流星雨，伴有極光和地震等現象。如果記錄可靠的話，本身是一條有價值的流星雨記錄。[22]流星雨發生后，百姓表示詫異，卻沒有將之聯系到“庶人流徙之象”的流星雨占驗，也表明流星觀念在當時的改變。

清末王仁俊(1868～1913)，江蘇吳縣（蘇州）人，光緒十六年進士，著作很多，其《格致古微》用當時的西學知識來注讀傳統文獻，即“思發古書之遺蘊，窮西學之根株”，有“西學中源”的傾向。[23]卷一“天學部”討論流星時說：

“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隕石，所論出自《天文圖說·三》。曰：昔人謂流星、隕石附近地球，由空氣凝結而成。今知不然，細考，其質散布于行星軌道中甚多，被地攝引，即下墜于地。”

流星物質散布在軌道上，“被地攝引，即下墜于地”，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早期流星學的研究成果，[24]清末的翻譯著作，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刊刻的《格致啟蒙·天文學》，1886年總稅務司署刊刻、艾約瑟(1823～1905)翻譯的16種格致啟蒙之一——《天文啟蒙》和1887年益智學會傅蘭雅(1839～1928)作的27種格致須知之一《天文須知》等。《格致啟蒙·天文學》的第三章“論太陽所屬天穹諸星”的“六論彗星流星”討論了流星學知識，其底本是麥克米倫公司出的AstronomyinSciencePrimerSeries，[25]而《天文啟蒙》的卷三“繞日之諸星”有“第六課：論彗星隕石流星”。后者的底本，僅有“敘”中提及“泰西新出學塾適用諸書”，由流星條目的內容可以發現兩者極為相同，可能為同一底本。傅蘭雅的27種科學入門書，是基督新教在華傳教機構推薦給教會學校使用的教科書。

流星天文學知識能夠被用來討論《左傳》的內容，而《格致古微》一書又廣為流傳，反映出流星學的知識在大眾中又有了新的傳播。不過，作為歷史的延續，清代的流星觀測及記錄方式一直是以傳統的形式來進行的，光緒年間的流星題本和地方志上的流星記載就是證明。也幸虧了這種延續，才有可能保留下這些寶貴的流星記錄。

二、清朝欽天監的流星觀測

前面已述及清代的流星觀念有中西觀念交織的特點，這種特點反映在流星觀測活動中則表現為基于流星占的傳統觀測繼續進行，其神圣性則逐漸減弱。

清承明制，《清史稿》說：“世祖入關，因明遺制，內自閣部，以迄庶司，損益有物”，[26]欽天監也是這樣。因此，在討論清代的流星觀測制度前，先考察明代的有關情況。

1.明朝欽天監的天象觀測

(1)欽天監的人選

欽天監的人選，明初一開始就規定“世業代補”、“子孫承習”。《明會典》卷一百七十六“欽天監”說：[27]

“凡本監人員，洪武六年令永遠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學天文歷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發海南充軍。”

天文生是欽天監的主要成員，“俱以父祖世業代補”。“有缺，舊例天下訪取，仍會禮部考驗收用。后或有投充及收用義男、女婿者，禮部議準不許，止選世業子弟。”（注：明初著《七政推步》的貝琳，即“投太仆少卿廖義仲、欽天監五官靈臺郎臧珩、司歷何洪求天象之學，得充天文生”，見（江蘇）同治《上江兩縣志》第二十八，轉引自陳久金：《回回天文學史研究》，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122頁。）為了保證世業子弟的成才，又“立教師。教習有成，遇天文生缺，于內選用，其教師亦量升授。”

欽天監又規定，“凡本監習業者，分為四科”。（注：監候、司晨、漏刻、回回。）自五官正以下，與天文生、陰陽人，各專一科。回回官生附隸本監，子弟仍世其業，以本國土板歷相兼推算。”

此外，欽天監的人也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諸如“有父母喪，例免丁憂”，“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當民差；陰陽人止免本身”。監官本是天文生提拔上來的，如果犯了罪，應削職為民者，還可降為天文生以免其罪，“應役應發充軍者，奏請處治。”

這樣的規定，保證了欽天監的工作人員的素質和隊伍的穩定，也杜絕了欽天監人士對政治的參與。

(2)觀象臺的制度

《明史·職官志》記載：“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觀象臺四面，面四天文生，輪司測候。”[28]這表明，天文生輪班觀測天象，靈臺郎則分辨天區，對觀測結果進行占驗。《明會典》也說：

“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風云、藹霧，本監各委官生晝夜占候。或有變異，舊歷自具白本占奏。正統后始會堂上官僉書同奏。其觀象臺分定四面，每面天文生四人專視。凡本監觀星，有盤，系洪武十七年造，又渾天、璣玉衡、簡儀，俱正統四年造，十一年奏準簡儀修刻黃道等度。”

借助渾天、簡儀等天文儀器，可以將流星出沒的位置確定下來。就流星觀測而言，在觀象臺的四面分別安排觀測者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流星的出現時間和出沒點沒有一定的規律，觀測者必須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則流星稍縱即逝。而觀測者的視角又有一定的限制，特別是流星的目視觀測受人的生理因素的影響較大。據研究，[29]在半徑張角53°范圍內的監視天區內，觀測者有可能發現該天區出現的全部流星的98%。因此，安排多人分天區觀測，可以觀測到較多的流星。

天文觀測對計時儀器和授時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流星的出現時刻很是重要。在明朝，“定時刻，有漏換時，有牌報更，有鼓警晨昏，有鐘鼓其器，皆設于譙樓”。[30]開始的時候，這套機構屬于順天府，正統六年改屬欽天監。這樣統籌起來，保證了觀測工作的需要。

日常用品的供應，也有安排。“凡觀象臺、譙樓合用燈油、木炭及祭祀、齋宮調品、壺漏，亦有油炭，俱行禮部坐派，順天府送用。”[27]

這些規定，保證了觀象臺的觀測工作的正常進行，也使得觀測結果有較高可靠性。

(3)對妄報天象的防范

明中葉的時候，有一起妄報天象的事件。天順四年(1461)，禮部右侍郎湯序兼掌欽天監監正，因欽天監失于推算，有一次月食沒有預報，發生月食時朝廷來不及救護，引起明英宗極大不滿。經調查，又發現湯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或將不詳字語改削而進，若遇吉兆卻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31]于是，湯序、欽天監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都察院。處理意見是，將湯序由三品的禮部侍郎降為四品的太堂寺少卿，不過任掌欽天監監事，五品的欽天監監正谷濱和六品的監副倪忠罰俸三月。三位均接受坐杖之刑。

降職罰俸的懲治當然不是辦法，為了防止工作中的疏誤，明朝除設觀象臺觀測外，還內設靈臺，以察異同勤惰。《明實靈》說：[32]

“（成化二十三年，）欽天監冠帶儒士朱祚陳本監利病，一謂天文生晝夜觀候，冬月露坐艱苦，宜二年一給毛襖，并依期給與歲例木炭；一謂國朝外設觀象臺，令天文生占候，內設靈臺，令內臣占候，用較察異同勤惰，而近時外臺生每預報，內臺官雷同附和，又本監歷書政事，內臺往往干預，皆宜禁止。”

“天文生晝夜觀候”得到了保存到現在的觀測記錄。始于此而延于清末的“內設靈臺”，制止了欽天監官員和內宮宦官不誠實的行為。

這些措施的效果應該還不錯，明代欽天監犯科作奸的明確記載后來就少見了。

2.清代的天象觀測制度

與明代相比，清代的設官任職，六部堂官以上設滿漢各一半，地方督撫則滿漢兼用。欽天監的配置，最早并無滿漢之分。康熙三年(1664)，“增置天文科滿洲官員五人，滿員入監自此始。”[33]第二年，“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這樣，形成了相當于兩套領導班子的機制。

(1)人選與培養

康熙七年，朝廷發表諭示：“天象關系重大，必得精通熟習之人乃可占驗無誤。著直隸各省督撫曉諭所屬地方，有精通天文人即行起送來京考試，于欽天監衙門用，與各部、院衙門一例升轉。欽此。”[34]乾隆二年，又詔征精通天文歷術者由國子監和欽天監共同培養天文生，再從天文生中選拔欽天監監官。

在國子監的教學中，天文算法是合在一起的。《大清會典》“國子監”規定：“凡算學之教，設肄業生。滿洲十有二人，蒙古、漢軍各六人，于各旗官學內考取。漢十有二人，于舉人、貢監生童內考取。附學生二十四人，由欽天監選送。教以天文算法諸書，五年學業有成，舉人引見以欽天監博士用，貢監生童以天文生補用。”[35]這表明，欽天監博士和天文生都接受了至少五年的天文和算學的科班教育。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即曾經五年學習，錄用為欽天監天文生，后來在欽天監作出了重要成就。

“國子監”又規定：“凡錄選鄉試，在監肄業貢監生及武英殿供書各學教習、欽天監天文生遇大比之年，均由監集試校，文錄科冊送順天府鄉試。”可見，作為天文人才培養的學子，也可以參加特別鄉試以獲取舉人身分。至于教習，“于習算有成之學生內，考補五年期滿，以欽天監博士敘用”。也就是說，通過五年的習算和五年的考補，有可能成為身為欽天監博士的算學教習。

錄用到欽天監的天文生和監官，并非萬事大吉，每三年還有一次考核。《大清會典則例》“欽天監”規定：“本監官生三年考核一次，術業精通者，保題升用。不及者，停其升轉，再加學習。如能黽勉供職，即予開復。仍不及者，降職一等，再令學習三年，能習熟者，準予開復，仍不能者，黜退。”[34]

所有這些規定，保證了欽天監從事天文工作的人員的專業素質，也使得觀測結果具有較好的可靠性。

(2)觀測制度

清代的制度與明代相同。《大清會典》規定：

“凡測候之法，設觀象臺于京城東南隅，日以滿漢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有五人，登靈臺，考儀器，以窺乾象。每時以四人分觀四方，晝夜輪直。按時記風雷云氣，流星諸象，次日報監。應奏者，按占密題。不應奏者，注冊。”

這里所說的“滿漢官各一人”實際上是欽天監天文科的官員。《清史稿》說“天文科掌觀天象，書云物jī＠①祥。率天文生登觀象臺，凡晴雨、鳳雷、云霓、暈珥、流星、異星，匯錄冊簿。應奏者送監，密疏上聞。”而漏刻科“掌調壺漏，測中星，審緯度”，也與觀測工作有關。

從事天象觀測的人員來自欽天監天文科。乾隆甲申（1764年）制訂《大清會典》時，天文科共有四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位天文生中，每次使用十五名進行觀測，晝夜輪直則需要三十人，剩下的四人大概就在輪休了。十五名天文生，平均每邊有將近四人同時進行觀測，其結果應是滿意的。

(3)觀測結果

觀測結果要有詳細記錄，于次日早晨交呈監官，監官將記錄匯錄成冊，如薄樹人先生所發現的“流星冊”。[36]重要的天象要立即給出占詞，由欽天監監正以題本方式密疏禮部，禮部轉呈皇帝，皇帝批復題本后交禮部處置。題本保存在禮部檔案里，現在還可以查看。監官完成的流星冊造送國史館，后來就成為《清史稿·天文志》中流星記錄的來源。

下面以一份禮部檔案中的流星記錄為例，討論流星觀測記錄的產生過程。

3.流星觀測記錄的一個實例：欽天監題本

第一歷史檔案館可以查閱到這樣一份材料：[37]題

欽天監監正加三級臣戈枚謹

題為觀候天象事。據天文科該直，博士瓦爾喀拜等呈報：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癸卯寅時，觀見南方有流星一個，如雞子大，出房宿，往東南行，入尾宿。青色，有光，微有尾跡。臣等謹按占書，曰：流星出房宿，天子使出賑饑；入尾宿，青色，臣有歸國。有緣系觀候天象事，理謹具題。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欽天監監正臣戈枚臣徐日升臣安多

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仍兼官左監副事臣常額左監副臣鮑英齊右監副臣艾山臣安多右監副臣司爾瑁博士臣瓦爾喀博士臣陳之珍

道了（注：此三字為朱批。）研究這份檔案，可以得到三個有趣的─結果。

(1)給出了一個有明確的出現時間和出沒位置的流星記錄

此記錄在《清史稿》記作“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癸卯，流星如桃，出房宿，入尾，色青”，沒有時刻記錄。檔案中記“寅時”，即公歷1693年4月5日3-5時，如果定為中值，則為4時，因此，可得這顆流星的太陽平黃經。出現點為房宿附近，消失點為尾宿附近。設起始高度和終結高度為流星平均值：Hb=110公里，He=90公里，可以擬合出輻射點：α=122°，δ=50°。“如雞子大”，“有光”，“微有尾跡”是這顆流星的特征。

(2)清欽天監所用的占書可能是《觀象玩占》

這份題本按傳統占書給出了占語。流星入尾宿，《乙已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歸者及逃走者”，[38]《靈臺秘苑》作“流星出入（尾宿），風雨時，稼穡成。……青則外國降”[39]，《觀象玩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歸國”。[40]題本作“入尾宿，青色，臣有歸國”，與《觀象玩占》同。因此，清欽天監所用的占書可能就是《觀象玩占》。

(3)反映了傳教士在清朝欽天監里的活動

清廷禮聘耶穌會士擔任欽天監監正始于湯若望(1592～1666)。監正這一高級職務首先在修會內部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否意味著對具有吉兇日區別的皇歷的認同和同意中國傳統星占術？不過，受請示的羅馬總教廷還是接受了湯若望的就職立場。

湯若望去世后，南懷仁(1623～1688)接任欽天監西洋監正。南懷仁去世后，意大利人閔明我(1638～1712)又于1688年4月9日被缺席委任為監正。[41]當時的閔明我正在歐洲，因此他又任命葡萄牙人徐日升(sancho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時人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為他不在北京時的欽天監監正全權，直到1694年他自歐洲返回中國為止。在1693年4月的這份檔案西洋監正位置上署名的是徐日升和安多兩個人，他們都沒有正式頭銜。安多還同時在“右監副”上署名，這是因為他在1686年11月7日曾被任命為欽天監監副，也沒有頭銜。可見，欽天監的頭銜是“內外有別”的。

耶穌會的來華傳教士，作為欽天監官員，參與了這條流星記錄的產生。他們不可能完全認同中國的流星占理論，有理由認為他們會主動地宣傳亞里士多德的大氣觀念，只是迫于當時的形勢，還得認真地按傳統方式做應做的事情。

黃一農通過對“熒惑守心”和“五星會聚”的驗證研究認為中國古代天象記錄有政治影響的可能性，進而猜測有些記錄可能不可靠[42]。以上討論表明，由于西學的參與，有清一代對流星的認識已與星占背景的傳統觀念有所區分，這使得清代欽天監的流星觀測減少了星占的實用成分，增強了的可靠性。因此，至少清代的流星記錄是可靠的。總的說來，清代的流星記錄既豐富又可靠，這就為這些天象記錄的應用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清代流星記錄的分布

為了對清代的流星記錄進行應用研究，必須了解流星記錄的分布。上面已經討論了題本中的一份流星記錄，可惜的是現在能夠見到的流星題本只有24份，[36]更多的清代流星記錄分布在《清實錄》、《清史稿》、地方志和筆記中。下面分別舉例討論各自特點。

1.《清實錄》中的流星記錄

《明實錄》中保存了近兩千條流星記錄，而《清實錄》中僅有清初順治朝保留了12條流星記錄，其中9條又被《清史稿》轉載。順治以后，不再在實錄中載流星事件。這一現象可能與前述的西方古典流星觀在中國的傳播有關。

《大清世祖實錄》卷78記：

“清世祖順治十年九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彈刃，赤色，尾跡有光，出畢宿，行入紫微垣。”

這條記錄與《明實錄》的記錄方式相同，是“清承明制”的一個體現。由于沒有出現時刻的記錄，出沒點的記錄顯得很孤立。因為“出畢宿”和“人紫微垣”只是流星軌跡的天球投影，不同時刻可以對應不同的軌跡，因此無法了解其輻射點的情況。僅能根據出現日期1653年11月9日（λ=232.6°），推斷它可能屬于獅子座流星群（λ=234.5°）。

2.《清史稿》中的流星記錄

順治以后的流星記錄主要保存在《清史稿·天文志》。由于篇幅的原因，《清史稿》的記錄比題本和實錄更為簡略，如“天文志”卷39中記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如盞，出左樞，色白，至蜀沒，尾長竟天”。而題本記作：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二更，北方有流星一個，如盞大，白色暉暉然，有光，尾長竟天，自紫微垣左樞外出，往南行，至近濁。”

比較兩者的內容，發現基本相同，可以確認為同一顆流星。不過，題本多時刻（二更）記錄，出現點“左樞外”也比《清史稿》“左樞”詳細；而《清史稿》有消失點的記錄（蜀）。

綜合《清實錄》和《清史稿》兩方面的信息，得到出現時間：1686年12月16日，北京時間21時43分左右，λ=269.5°。此時正是小熊座β流星群的活動期（λ=270.6°），（231°，δ=59°）和消失點（α=235°，δ=6.5°）的連線反向延長，可以近似地發現小熊座β流星群，它可能屬于小熊座β流星群。

3.地方志中的流星記錄

清代地方志很多，保存了大量的流星記錄。總的說來，記錄方式各不一樣，形態描述較為詳細，多數未記出現時刻和出沒點。如同治間湖北《竹溪縣志》卷十六：[43]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如爐鐵。初出，聲則凄凄然，光芒閃爍，人不能仰視。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復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如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猶覺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這條記錄描寫生動，詞藻華麗，有文學色彩。就科學性而言，既沒有時刻，也沒有出沒點，是不夠理想的。

4.筆記中的流星記錄

清人筆記很多，流星記錄也有不少。與地方志相似，由于記錄者非專業人士，其科學價值有限。如錢泳(1759-1840)《履園叢話》“星異”條記：[44]

“嘉慶戊午十月二十八、九月夜，眾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觀。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二十五初更，有大流星隕于南方，光如白晝。……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二十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二十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后，有大星墜于地，其聲如雷。”

錢泳一生多為幕客，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詩文書畫。《履園叢話》二十四卷所記873條，多據經歷，兼采見聞。這里所記錄的流星和流星雨，應該主要來源于見聞。事實上，這些記錄也見于當時江南一帶的地方志。

四、結論

1.亞里士多德水晶球宇宙體系中“流星為大氣現象”的觀念在清代有所傳播，這使得清代呈現出中西觀念交織的流星觀，并影響到清代的流星觀測。

2.有清一代對流星的認識已與星占背景的傳統觀念有所區分，加上嚴密的觀測制度，導致清欽天監的流星觀測減少了星占成分，增強了其觀測的可靠性。因此，清代的流星記錄是可靠的。

3.分析四種來源的流星記錄，可以發現《清實錄》和《清史稿》的記錄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而地方志和筆記中的流星記錄科學價值有限。總的說來，清代的流星記錄既豐富又可靠，這就為這些天象記錄的應用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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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tinBeech,"Themakingofmeteorastronomy:PartV",WGN,theJournaloftheIMO21:6(1993):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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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馮錦榮：《第七屆中國科技史國際會議論文集》（深圳，1996年），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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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國天象記錄總錄》未收入，《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認為：“是否為地震現象，待考。暫錄于此。”見謝毓壽、蔡美彪主編：《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第三卷（下），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92頁。

[23]［清］王仁俊：《格致古微》“略例”，中科院科學史所藏刻本，承王揚宗先生惠告，托名江標的《格致精華錄》（1896年），實為同一書；又見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頁；陶緒：《明清民族主義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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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揚宗：“江南制造局翻譯書目新考”，《中國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第3-18頁。

[26]［清史稿］卷114，“志八十九·職官一”，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263頁。

[27]［明會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18冊723頁。

[28]［明史］卷74，“志五十·職官三”，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811頁。

[29]馮占良、徐品新：“流星目視觀測的新方法”，《天好者》，1992年第4期。第21頁。

[30]《明會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18冊第720頁；又［清］朱彝尊《日下舊聞考》卷46說，觀象臺“殿東小室日壺房，即浮漏堂”，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7冊641頁。

[31]《明英宗實錄》卷289頁1。

[32]《明孝宗實錄》卷8頁14。

[33]《清史稿》，卷115，“志八十九·職官二”，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324頁。

[34]《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五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5冊。

[35]《大清會典》卷八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又參見李儼《中國數學大綱》，“清初數學教育制度”，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406頁。

[36]薄樹人：“清欽天監檔案中的天象記錄（下）”，《科技史文集》，第14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37]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欽天監檔案（康熙三十二年）。

[38]［唐］李淳風《己已占》卷第七，“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石云里標點本，載《傳世藏書》“子庫·科技”，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第400頁。

[39]［宋］《靈臺秘苑》卷十一，“尾宿”，段異兵標點本，載《傳世藏書》“子庫·科技”，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中心。第322頁。

[40]［明］劉基：《觀象玩占》卷五十，“拾遺”。科學史所藏抄本。

[41]［法］榮振華著，耿shēng＠②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華書局，1995年。第760頁。

[42]黃一農：“星占、事應與偽造天象－‘熒惑守心’為例”，《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91年）；Yi-LongHuang,Five-planetConjunctioninAncientChineseHistory,FarlyChina,15(1990),pp.97-112；又見江曉原：《天學真原》，第239-24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

篇10

簡帛發現層出不窮

據文獻記載，我國簡帛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漢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經，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學方法進行有目的有計劃地發掘、整理和研究，則開端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迄今將近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簡帛的發現可謂層出不窮，共出現了兩次大發現的：一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簡帛的年代涵蓋戰國、秦、漢、三國及魏晉。

戰國簡包括五里牌楚簡37枚、仰天湖楚簡43枚、楊家灣楚簡72枚、長臺關楚簡229枚、望山楚簡22枚、藤店楚簡24枚、天星觀楚簡70枚、九店楚簡344枚、隨縣楚簡240多枚、臨澧楚簡數十枚、包山楚簡448枚、秦家咀楚簡41枚、石板村楚簡4371片、郭店楚簡804枚、新蔡楚簡1300余枚等。

秦簡包括云夢秦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天水秦簡460枚、龍崗秦簡283枚、木牘1方、楊家山秦簡75枚、關沮秦漢簡500枚、王家臺秦簡800余枚、周家臺秦簡389枚、木牘1枚、青川秦牘1枚等。

漢簡包括敦煌漢簡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漢簡3500余枚、羅布淖爾漢簡71枚、武威漢簡600余枚、甘谷漢簡23枚、銀雀山漢簡4974枚、武威醫簡78枚、木牘14方、馬王堆漢簡900余枚、木49枚、定縣漢簡一批、鳳凰山漢簡428枚、木牘9方、居延新簡近兩萬枚、羅泊灣漢簡十余枚、木牘5枚、阜陽漢簡一批、大通漢簡400枚、張家山漢簡2787枚、胥浦漢簡17枚、木牘2方、清水溝漢簡一冊（27枚）、散簡14枚、懸泉置漢簡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書10件、紙文書10件、墻壁題記1件、尹灣漢簡133枚、木櫝24方、虎溪山漢簡1000余枚、孔家坡漢簡785枚等。

三國兩晉簡包括尼雅、樓蘭簡牘400余枚、紙文書728件、吐魯番阿斯塔那晉木簡1枚、南昌永外正街晉墓出土木刺5枚、木牘1枚、南昌陽明路三國吳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牘2枚、鄂城出土三國吳木刺6枚、馬鞍山出土三國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灘坡出土東晉木牘5枚、高臺晉墓出土木牘1枚、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吳簡10萬多枚等。

帛書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的幾件帛書、長沙子彈庫楚墓發現的“楚繒書”、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的帛書1件、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一大批帛書、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帛書10件等。

簡帛的整理與研究碩果累累

隨著大宗簡帛的相繼出土和陸續公布，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經過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發表有關簡帛研究的論著數千種。這些論著大體上可分為簡帛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個方面。所謂基礎研究主要包括發掘報告、圖版、釋文、注釋、語譯、索引、字編、參考文獻和論著目錄等。而應用研究主要是應用新發現的簡帛資料（包括簡帛文字記載、實物以及器物、遺址、墓葬等），結合傳世典籍研究當時的政治、法律、經濟、軍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關系、中外關系、語言、文字、書法等各個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歸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正如張政先生為《簡帛研究》題詞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義，璣珠重聯，審系篇題，終成圖籍，補史之逸。”簡帛的整理和研究，大體上是沿著這樣的軌跡進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漢簡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漢簡雖然首先由法國漢學家沙畹率先進行整理和考釋，但作出最大貢獻的應該首推我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墜簡》一書以及王國維后來發表的系列論文，不僅對每枚簡文分類詳加考釋，而且應用新發現的簡牘資料，撰寫出許多研究漢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論文，尤其重視把敦煌漢簡所記載的內容和漢代烽燧遺址的情況聯系起來，力圖盡可能恢復漢代烽燧組織系統的原貌。《流沙墜簡》一書的精辟考釋和王國維研究敦煌漢簡的系列論文，不僅為當時的東西方學者所望塵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為近代簡帛學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漢簡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漢簡的整理和考釋，一開始便是由中國學者負責的。起初參加的學者有馬衡、向達、賀昌群、余遜和勞干等人，因為爆發，整理工作中輟。后由勞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釋，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和《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與此同時，勞干還發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漢簡的論文。《釋文之部》在變通《流沙墜簡》一書的基礎上，將居延漢簡分為文書、簿錄、簿籍、信札、經籍、雜類等六大類。《考證之部》和研究論文則沿用王國維所創立的“二重證據法”，進一步拓寬了研究領域，在居延漢簡和漢代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貢獻。1949年以前，重要的論著還有《漢晉西陲木簡匯編》、《羅布淖爾考古記》、《新獲之敦煌漢簡》、朝鮮古跡研究會《樂浪彩篋冢》、賀昌群《〈流沙墜簡〉補正》、《烽燧考》、陳盤《漢晉遺簡偶述》、《漢晉遺簡偶述續稿》和勞干《敦煌漢簡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別是隨著七十年代居延新簡和馬圈灣等敦煌漢簡的相繼出土，居延和敦煌漢簡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興未艾之勢，在應用簡牘來研究歷史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概括地說，在下列六個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和1957年《居延漢簡·圖版之部》的出版，使人們第一次得知貝格曼田野發掘工作的詳情，并能見到居延漢簡的全部圖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灣、地灣、瓦因托尼、查科爾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漢簡所屬的出土地點。1980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發表了首批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這對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冊書復原以及古文書學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三）、早在《甲編》出版以后，就有學者曾撰文對《甲編》的釋文進行補正，如陳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正》、陳邦懷《〈居延漢簡甲編〉校語》、于豪亮《〈居延漢簡甲編〉補釋》等。當1980年《甲乙編》問世前后，又有許多學者接連不斷發表有關補正釋文的論著，如裘錫圭《漢簡零拾》、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補正舉隅》等。從1979年起，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漢簡，謝桂華、李均明曾反復審讀居延漢簡各種版本的圖版和釋文，又得有機會見到尚未公開發表的居延新簡的簡影，于是將以往諸家釋文逐一進行校訂，最后編撰成《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在釋文的準確性上有顯著的提高。（四）、眾所周知，首批發現的一萬余枚居延漢簡，完整的冊書僅保留下來兩種，即由77枚簡（其中2簡無字）編聯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簡編聯成的“永光二年候長鄭赦予寧書”僅由此兩種簡冊可知，居延漢簡絕大多數原本都是用細麻繩編聯的冊書，出土以后，因為麻繩腐爛斷絕，原來的冊書都變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簡和斷片。為此，森鹿三以為將已散亂的簡牘恢復到冊書的本來狀態，至少恢復到接近原來的冊書的狀態，這是居延漢簡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礎工作。當1957年勞干《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將全部精力傾注到了“通澤第二亭食簿”（簿書）、卒家屬廩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復原上，率先開了復原居延漢簡簿籍冊書的先河。魯惟一繼承和發展了森鹿三的這種研究方法，出版了專著《漢代行政記錄》，從居延漢簡中復原出多種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對居延漢簡的斷簡進行綴合和冊書進行復原，其意義正如永田英正在《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一文中所總結的：（1）在居延漢簡中，從全體上來看，簿籍簡牘占絕大多數；（2）簿籍簡牘和它們所記載的內容相應，各自具有固定的書寫格式；（3）所有的簿籍簡牘并不是孤立的個別記錄，而是被編聯成冊書的；（4）以簡牘的書寫格式為標準，有可能將大量的簡牘歸類集成；（5）隨著簿籍簡牘的移送和傳遞，就有可能形成文書。這就開啟了通往對簡牘進行古文書學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臺北出版了《居延漢簡補編》。《補編》彌補了以往歷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漢簡的圖版和釋文均未能核對原簡的根本缺陷。為了盡可能為字跡日漸褪色的原簡保留最好的簡影資料，而采用紅外線設備等先進科學技術，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鏡無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跡，清晰呈現，從而對以往諸家的釋文多有補正，在釋文的準確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華書局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簡牘釋文，下冊為簡牘圖版，除收錄居延都尉所轄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與甲渠候官所轄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這兩處遺址所獲的全部簡牘外，還收錄了如下五宗簡牘：（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簡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簡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東燧所獲簡173枚；（4）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散簡7枚；（5）1972年居延地區采集的地點不明的散簡14枚，合計8409枚。《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的出版標志著居延漢簡從此進入新簡和舊簡結合，進行綜合研究的新階段。

與此相應，在1949年以后，中外學者研究居延漢簡的論著不斷出版問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舉。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大庭修《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漢簡》上、下冊，則是研究敦煌漢簡的重要論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發現的簡帛，諸如云夢秦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尹灣漢墓簡牘、郭店楚簡等的研究也緊跟而上。（一）云夢秦簡的釋文公布伊始，便有許多學者撰寫論文。據臺灣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統計，截至1995年止，已發表論著近千種。（二）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雖然還有三冊沒有發表，但經過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業已取得豐碩的科研成果。其中，帛書《老子》、《黃帝書》既是整理發表最早的，也是海內外學術界特別關注和研究論著最豐富的兩種帛書。《周易》和《易傳》盡管發表時間較晚，但由于其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決定，故一經發表，便成為研究熱點。經過研究，《周易》經傳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為止，已發表的帛書研究成果數以百計。（三）尹灣漢墓簡牘，僅就其數量而言，既無法與多達數萬枚的居延和懸泉置漢簡相比，也遠不如云夢秦簡、敦煌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和竹木簡，但因為它們出自生前曾任東海郡功曹史的師饒墓中，不僅內涵異常豐富，而且特殊珍貴。自1993年春尹灣漢墓簡牘發掘出土以后，連云港市博物館為了將這批珍貴的簡牘及早公諸于世，便迅速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簡牘圖版、釋文以及文物、發掘報告、簡牘尺寸索引等在內的《尹灣漢墓簡牘》一書。此外，還發表了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官文書考證》等專著、論文集、書法集以及論文近百種。（四）郭店楚墓竹簡的發現，引起海內外學者的極大關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迅速形成國際性的研究熱潮。專著、論文層出不窮，學術會議接連不斷，研究成果豐碩可喜。（五）《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楚簡和期盼已久的張家山漢簡也將出版。我們深信這些簡牘定會成為學者們密切關注的新熱點。

簡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來，簡帛學不論在出土、整理還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與此同時，簡帛研究中也存在諸多有待改進的地方，比如資料公布不及時、研究條件滯后、基礎研究工作不扎實等。整理、研究簡牘帛書資料，利用簡牘帛書資料促進古代史研究，現在只是開始，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其深入發展還有待于將來。今后，這一領域發展的主要趨勢是：

第一、加快簡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縮短從簡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間的周期。目前，許多重要的簡帛資料已出土很長時間，有的長達二十年，卻由于種種原因，遲遲不見公布，嚴重影響了簡帛研究的進程。希望各方人員通力協作，克服孤軍奮戰的局面，使出土簡帛資料早日公諸于眾。為了使大多數學者都能接觸到簡帛資料并應用于研究，每一批簡帛資料除了出版包括圖版、釋文的精裝本外，也應出版只有釋文的簡裝本。另外，如同編纂《甲骨文合集》與《殷周金文集成》，簡帛學界應考慮編纂包括秦漢簡帛在內的《簡帛集成》這樣的大型資料匯編，為人們對分散的簡帛資料進行比照和綜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現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條件。其一，采用紅外線設備，提高簡帛文字釋讀的準確率。其二，加快簡帛資料數據庫建設，使所有簡帛資料都能上網進行圖版檢索和全文檢索。這種方式比起手工翻檢來，無論檢索速度還是檢索效果，都要優越得多。

第三、加強簡帛資料研究的基礎工作。主要包括發掘報告的撰寫、簡帛文字辨釋、殘碎帛片的拼接、斷簡綴合、簡冊復原、簡帛內容考訂、資料索引等。這方面的工作細微、瑣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礎。有了翔實的發掘報告，有助于綜合研究的開展。文字釋讀準確，內容理解無誤，研究的結論才可靠。而殘簡碎帛的拼合與簡冊的復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使無法利用的片言只語成為一句或一段有價值的資料。完備的資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個課題的研究狀況。

第四、加強實證研究，改進簡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對居延、敦煌漢簡之類的檔案文書來說，應運用古文書學方法，根據簡牘的形狀、書寫格式、出土地點和內容類別，建立起古文書學體系，充分掌握每支簡牘的性質，然后作相關研究。應努力綜合所有簡帛資料，與傳世文獻結合，進行更深更廣的綜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