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酒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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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頂山又名“石鼎山”，因山頂有一巨石似鐘鼎而得名，石頂山，山高谷深，常年氣溫較低，冬季寒冷，是合江苗族的集居區。因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因素，生活在這里的苗族同胞通過飲酒促進身體發熱從而御寒、舒經活血、煥發精神。此外，由于苗族同胞熱情好客的性格，酒也就成了他們過節、喜日祝賀、好友相聚、歡慶豐收等必不可少的助興飲品。合江五通苗族飲酒幾乎全是自釀自飲，家家戶戶都能釀制各種酒，如“米酒”、“玉米酒”、“高粱酒”、“紅苕酒”等。“米酒”，也就是用糯米發酵而成的原汁水酒，含糖量高，酒精濃度低，不易醉人，喜愛飲者會覺得香甜可口，是苗族同胞解除疲勞、清心提神的最佳飲料，他們常常將米酒作為用餐時的一種飲料，除小孩外，喝上幾碗也不會醉倒。這種米酒，除了自家飲用外，苗族同胞在家有來客時以酒招待客人，以表示歡迎之情。除“米酒”外，苗族同胞在生產實踐中，探索和掌握了用多種原料釀制酒的技術，主要用糧食生產的酒包括“高粱酒”、“玉米酒”、“紅苕酒”等。

二、合江五通石頂山苗族酒具的使用

酒是一種特殊的液體，當苗族同胞有了液體的酒，為了要飲用它，就必須有一種載體、容器用來飲酒。由于苗族同胞釀酒和飲酒歷史悠久，飲酒器具紛繁復雜，形成了一部白酒器具歷史，展現著豐富多彩的酒文化。受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采用的酒具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因此，在歷史的早期苗族同胞在盛酒時主要用牛羊角制品、木制品、陶制品、竹編制品以及葫蘆制品等，而在飲酒時器具有牛角、羊角、陶壇、陶罐、竹筒、竹制過濾酒槽、木碗、葫蘆、土燒料杯等。隨著社會的發展，苗族同胞采用的酒具也與時俱進，開始采用如玻璃杯之類現代文明特色的酒具。

三、合江五通石頂山苗族飲酒的各種稱謂

苗族同胞喜愛飲酒，在不同的節日、場合有著不同的稱呼。如“攔路酒”、“進門酒”、“嫁別酒”、“迎客酒”、“送客酒”、“雙杯酒”、“交杯酒”、“上山酒”、“發喪酒”、“叫人酒”、“交生酒”、正堂酒”、“清明酒”、“月半酒”、“年飯酒”、“引客酒”、“恭維酒”、“交禮酒”、“媒人脫離酒”、“夫妻和睦酒”、“燈桿酒”、“卷門酒”等等。而其中的“攔路酒”最具特色，是苗族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苗族歡迎貴賓的隆重儀式。每當遠方的親朋好友到訪，即安排盛裝苗族男女到村頭寨口、設卡列隊、夾道歡迎，吹苼擊鼓、載歌載舞、壇裝美酒、牛角為杯，攔路勸酒，體現苗族同胞熱情與好客。

四、合江五通石頂山苗族酒禮苗族同胞的生活離不開酒

在生活中，他們用美酒盛情款待遠方來的客人，把客人作為親朋好友來看待，是苗族同胞至情至義的本性體現，就成了一種表達感情的手段，相應的也有很多的酒禮。

（一）攔路酒禮

苗族同胞秉性豪爽，熱情好客，酒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接待親朋的佳品。若有貴客進寨，苗族同胞則伴隨著蘆笙舞曲分排站于路旁，按苗家禮俗喝“攔路酒”。不過不善飲酒的客人也不必擔心，對于進寨的客人飲酒的數量并無明確規定，隨著時代的發展，苗族同胞待客的習俗也開始漸漸的發生著變化，進寨的客人愿意喝多少酒就喝多少，若客人能一飲而盡當然最好。若不能，主人雖然好客，但絕不會強人所難，這并不會影響主客之間的感情。對于不能喝酒的客人，當熱情的苗族同胞遞上“攔路酒”時也須意向性喝一點，不可置之不理，否則苗族同胞會誤以為客人瞧不起他們。因為對于主人來說，即使遇到客人不喝酒，也要多少倒點酒敬客人以表示對客人的尊敬。

（二）交際飲酒禮

俗酒禮即飲酒的禮節，使飲酒成為一種莊重的活動、一種儀式，這種禮節使飲酒成為文明進程或文化氛圍的一部分。我國古代在酒宴飲酒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要回敬主人叫酢，敬酒時還有說上幾句敬酒辭。客人之間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有時還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時，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也就是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為度。而苗族同胞在歷史長河的發展中，這樣的酒禮部分沿襲了下來，同時也有了些變化。在宴席過程中，苗族同胞的敬酒方式也頗為特別。宴席之前先敬酒然后再吃飯，客人離開還要請客人喝一杯。座位要安排長輩或領導坐上方，敬酒先敬長輩、領導或客人，客人接受敬酒時只能“動口不動手”，客人回敬沒有特殊的規矩；但是，在此過程中其他族同胞不能稱呼苗族同胞為“苗子”。

（三）婚嫁喪葬酒禮

婚嫁是人生中的喜事、大事，當然要以酒助興，表情達意。于是苗族同胞民間便生出許多土色土香的酒俗來。在合江五通石頂山這個充滿靈氣的地方，苗族同胞的婚嫁酒禮包括“交禮酒”、“媒人脫離酒”、“轉轉酒”、“夫妻和睦酒”等。與婚嫁的喜氣洋洋截然不同，喪葬是凄凄涼涼的，所以前者叫紅事，后者稱為白事。喪葬雖為白事，但它同樣離不開酒，在苗族同胞間流傳著一些喪葬時的酒俗，成為我國豐富多彩的酒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喪葬酒俗名目繁多，主要的包括“進門酒”、“請魂酒”、“上山酒”、“發喪酒”、“叫人酒”、“交生酒”、“正堂酒”、“叫飯酒”等。

五、合江五通石頂山苗族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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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文化研究課程帶有學科的交叉性特點，這也是符合當今國際教育改革發展潮流的。因為目前的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即學科內部的專業劃分過細，有的甚至在本專業內部也要劃分出幾個部分、階段，并且各個專業恪守自己的研究領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關專業領域。這樣做的結果，盡管可以把自己分內的專業問題研究得深入細致，但時間一長，極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導致視野狹窄而缺少宏觀的見識。為了打破這種專業與學科的壁壘，國際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興的課程，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跨學科、跨專業，主張在一門課程中運用多門類知識來研究、解決問題。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課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體來說，視覺文化研究課程的跨學科、跨專業特點表現在：它是以研究問題為核心，這些問題一般不是關于所學學科的專業理論知識，而是當下現實社會出現的文化熱點、文化事件，力求讓學生學會運用多學科、多專業知識來透析、解決現實問題，也就是強調理論的實際運用。這一點就與傳統授課方式有了本質上的區別，這正如羅蘭•巴特所指出的：“要從事交叉學科性的工作，確定一個科目（一個主題）并圍繞著它設置兩到三門科學，然而這還不夠。交叉學科性的研究關鍵在于創造一個新的對象，這個對象不屬于任何一門學科。”由于這種交叉性的特點，解讀這些紛繁復雜的視覺文化現象與事件則需要借助諸種理論，如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就中文系學生的知識儲備來說似乎很難承擔起這一學科的學習任務。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為他們所學過的文學理論知識就能勝任，這樣的回答會使人感覺很困惑，為什么文學理論能夠承當起闡釋當下視覺文化現象的任務呢？

2.這是首先要給學生解釋清楚的問題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學理論已經不同于傳統的文學理論，它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以往傳統的文學理論基本局限在文學的范圍之內，基本問題是研究文學內部的發生、發展規律，如文學本質論、創作論、文學批評等，即便承認文學與社會存在緊密的關聯，但主要還是從文學的角度來闡釋社會背景對作家、作品的影響。而當下的文學理論由于受二十世紀西方文化思潮的語言學轉向與文化轉向的雙重影響，吸收進大量的非文學方面的理論，把符號學、社會學、語言學、哲學、美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理學、復雜性科學等學科知識統統吸收進來，使得文學理論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自身的領域，在向后現代社會邁進的途中，文學理論就如文學在五四中所起的作用一樣，遠遠躍出自己的范圍領域，積極參與社會的文化表意實踐，把“文學場”置換成“文化場”，從而發揮其過去不可能發揮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呈現出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對象幾乎包含整個社會文化現象、文化事件的熱點問題，在東西方世界的影響十分普遍。文學理論甚至有時被簡稱為理論，其含義即指其作用的廣泛性。具體而言，當代文學理論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后殖民批評、后精神分析學、后現代主義文論、符號學批評、審美人類學、文化研究理論等，這些理論如何在視覺文化對象上靈活運用呢？這是視覺文化研究課程中最核心的問題。比較好的教學方法是選擇一些當代社會的經典個案來進行闡釋分析，讓學生注意什么樣的個案應該用什么相關理論來解釋，即“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舉例來說，在分析《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羅拉快跑》等后現代主義風格的電影時，可引導學生回憶文學理論課程中關于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理論的內容部分，并加以適當補充，進而介紹什么是后現代藝術，它的特點有哪些，與現代主義藝術、傳統藝術的區別，后現代常用的藝術表現手法有哪些等。這樣學習之后，學生不但對后現代藝術與理論有了基本的認識，而且還把現代主義、傳統藝術都聯系起來，對整個藝術史都有一個初步的把握，擴展了知識量。在介紹攝影與繪畫的區別時，可以運用德國理論家本雅明的“靈韻”理論來講解從手工業到機械大工業的時代變化，進而帶來繪畫藝術的衰落與攝影藝術的興起。也可以運用羅蘭•巴特的神話學理論來解析一張黑人少年向法國國旗敬禮照片的深層含義，白人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響可以從這張照片見出。教師還可以結合學生的生活實際來講授，比如在闡釋大家都關心的時尚潮流文化現象時，圍繞時尚與認同這一主題，來分析中產階級的小資情調，并以村上春樹作品的流行現象為個案，詳細解讀中產階級的形成條件，及其在觀念、行為、物質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學生對未來可能的生活狀態有一個預先的理解。由于一個成熟的消費社會將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而中產階級又是指有文化修養，受過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門外語，經濟獨立的社會群體，他們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品質，都市化的浪漫情調都會對城市中的其他群體產生廣泛的影響，又因為中產階級的主要來源就是大學生，他們代表著未來與希望，所以討論時尚、認同、小資情調這些問題對大學生們是十分必要的，能夠使他們明確人生觀與世界觀。在對此類問題解讀的過程中，主要運用的是齊美爾、波德里亞、羅蘭•巴特等人的消費社會理論。

3.再以大學生普遍愛穿的牛仔褲流行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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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的圖形，以及秦、漢、魏以前的繪畫，從表現方式來看，似乎更多的帶有粗放的、自由的寫意因素。自晉代以后的人物畫，已經開始以一種理性式的嚴謹而工整的作風去替代原始的感性式的粗放而自由的作風，將這種工整式的繪畫即工筆畫推向藝術表現上的高峰，形成了我國繪畫史上一個工筆性繪畫的極其燦爛的時期。宋以后的人物畫，其表現題材逐漸由宗教和宮廷生活走向民間的世俗生活，盡管在感覺上不如唐代的嚴肅宏大，但由于繪畫的視野擴大了，宋代人物畫從總體上看顯得更豐富、生動、親切。一種更自由、奔放、概括、洗練、粗細結合的畫風逐漸形成。這種活潑的繪畫中，很具代表性的是以石恪、梁楷為代表的“簡筆畫”，他們的藝術可能受到唐代張璪、王墨、王維等人的“筆飛墨噴”、“不貴五彩”的水墨山水畫的影響和啟示。傳世的梁楷《潑墨仙人圖》是現代能見到的這種作風的代表作，表現上的成熟度顯示了一個新畫種正在蓬勃發展的生命力，使中國人物畫開始了意筆與工筆并行發展的新階段。

石恪等人探索了人物畫新的審美角度，梁楷則以自己精美而成熟的作品顯示了新風格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以其作品在藝術創造上的分量取得了意筆人物畫在繪畫史上應有的地位。梁楷等人強化了中國繪畫“以形寫神”的特色，進一步進行了“以意寫形”的探求，作品達到了高度的“形神兼備”的境界，使人物畫更多地擺脫了客觀物象的束縛，進而調整了作者主觀與客觀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大膽的以主觀的情感和意愿去提煉、取舍、夸張、想象、改造、強化所描繪的對象。

元、明、清的意筆人物畫一直與工筆畫并行發展，現在所能見到的元代的作品并不多，一般以人工景意、工意相間的作品居多。元代意筆任務畫壇中沒有出類拔萃的像梁楷那樣有創造性的畫家，意筆人物畫至明代，才有了較大的發展，明陳洪綬在人物畫上的創造性更多，他的作品多數是工筆，只畫過少量的工意相間的作品。他師藍瑛，人物畫自成一格：造型古拙，用筆渾厚而含蓄，畫面具有裝飾味。其畫風對清代的意筆人物畫發展影響較大。從現在的眼光看，陳洪綬仍然不失為一位有影響力的畫家。

意筆人物畫至清代，畫家人數頗多，其中因其創造性而影響較大的有“揚州畫派”的一些畫家以及清末的大畫家任頤（伯年）。“揚州畫派”以人物為主的畫家有羅聘、華碞、黃慎、高其佩，以及受他們影響的閩貞等。羅聘、華碞、金農重古樸，高逸、黃慎重倉勁，他們的作品意境和章法一般都奇絕，能突破程式，頗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黃胄在《黃州畫語錄》中評價華碞：“華碞在筆墨有所創新，落筆便有神韻，有清一代大師也”。用筆渾厚，轉折自如，墨色華滋，造型概括而有整體感。

任頤以及任熏、任熊是清末的三位多產的畫家。任頤師任熏、任熊，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是我國封建時代最末的一位在人物畫成就很高的畫家。他還吸取明代陳洪綬古樸的造型方式，用爽利洗練的筆墨，生動多變的章法，給后代留下了近萬張作品。任頤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我國意筆人物畫的主要精神和技法，將意筆人物畫推向又一個高峰。任伯年的人物畫應是三百年來的大家，卻又為不少同道視為民俗畫匠，其實任伯年無論功力、才情皆非常人所及（《黃胄書畫論》）。縱觀我國古代意筆人物畫的歷史，從宋到清，歷時千年，一頭一尾是高峰，中間元代不如明代。我認為就對意筆人物畫發展的貢獻而言，應首推梁楷和任頤。

到了近現代，西方繪畫的引進，西方繪畫的理論對中國的傳統繪畫造型觀表現以人為主要對象的社會關系之間的影響，特別是素描的表現力，當然就為中國畫表現豐富的內容，關系和塑造形象的能力起到很大作用。因而也就為水墨人物發展提供了一條廣泛的途徑，水墨人物今天的面貌，更具體的證明了其為這種文化背景下的結果。當今的水墨人物從寫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的造型已發生很大的改變。水墨更向著人的神采表現，人的精神深層挖掘。并把畫面表現人的精神面貌的力度作為與現實內容完美統一標準去實踐。畢建勛老師在他的《水墨人物畫寫生與創作》（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12）提到從橫向上看，水墨人物畫除了繼承宋以前的“形神兼備”的美學傳統和文人寫意人物畫的筆墨資源外，主要是中西結合的產物，他是文人寫意的筆墨語言和西方的人物畫造型方法及相應的色彩學方法結合的產物。它的畫中積淀不甚豐厚，不像山水畫、花鳥畫那樣大師林立，梁楷、陳洪綬、黃慎、任伯年等寫意人物畫家之后，水墨人物畫從徐悲鴻、蔣兆和、黃胄、方增先、劉文西、盧沉、姚有多、周思聰到1978年中央美院第一節研究生等一批畫家至今，僅僅四五代人而已。經過這幾代人的學理探索和創作積累，水墨人物畫這一畫種已經初具現代形態。它是一個具有悠久的人文傳統而又非常年輕的畫種，一個有待于更加成熟的畫種。

毫無疑問，人物畫是以人物形象為審美主體的，是塑造感人的人物形象來傳遞藝術家對生活、對世界的評價并以之寄托作者的情思和愛憎。但是，對于造型研究的退化、正式傳統繪畫的失落，無疑這是人物畫的內傷。今天，我們把更多的關心給與造型的研究，這就非常必要了。康書增老師認為“把西方嚴謹的造型和中國傳統的精湛，水墨淋漓的筆墨書寫相結合是他對目前創作寫意人物的一種觀點”（筆記于2007-11-22日康老師課堂）。鄧維東老師也認為“寫實是一種技術，寫意是一種升華了的探索，寫意的關鍵是造型”（筆記于鄧老師2007-12-21日課堂）。由此可見，當前更多水墨畫家非常重視“寫實”重視“造型”。當然這種“寫實”已經不是唐宋時實的重復。他除了給予外部的“形”的應有的關切，還要注入更多的畫家個人的性情抒發。

中國寫意人物畫自建國以來，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技術積累，經受西方文明的沖刷，經受了金錢磨盤的碾壓，相信人物畫的輝煌已為期不遠了。

【摘要】梁楷等人強化了中國繪畫“以形寫神”的特色，大膽的以主觀感受和意愿去提煉、取舍、夸張、想象、改造、強化所描繪的對象。當今的水墨人物從寫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的造型已發生很大的改變。水墨更向著人的神采表現、人的精神深層挖掘，并把畫面表現人的精神面貌的力度作為與現實內容完美統一的標準去實踐。

【關鍵詞】寫意畫人物人物畫

參考文獻：

[1]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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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最近10多年來，在均衡選擇方面才取得進展，這些進展提出當存在多個均衡時，應該怎樣去做。

一、納什均衡

納什，在1950年就已經對納什均衡給出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群體作用的解釋。此種解釋假設，在博弈中存在對每個參與者又稱局中人(player)起作用的參與者群體。參與者不斷地積累各種純策略中的令人注意的經驗信息，如果此博弈穩定下來，那么這種均衡必是納什均衡。然而。Shapley在1964年證明，如果博弈沒有穩定下來，那么必然存在一種策略選擇的有限循環。第二種解釋的觀點是把均衡看成一個“自動實施協議”或者是理性的預測。如果基于理性的預測是唯一的，那么博弈均衡確實得以存在，這時倘若均衡是眾所周知的，它必是納什均衡。納什本人對此做了闡述，這是“一種十分強的理性化和理想化的解釋”。這對闡述均衡而言是有效的，解決均衡選擇問題是一個基本的問題。因此，對于經濟學家的研究目的而言，與均衡選擇相關的問題是必須加以分析和深入探討。

對納什均衡的第三種解釋，是由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首次提出的，它源于生物學領域的研究。在這種解釋中完全不存在有意識的選擇：參與者預先選取某一種策略，而且更為成功的策略生存下來；如果種群(population在生物學上稱為種群，在經濟學中我們將其稱為群體更好)達到一種穩定狀態，那么所有策略必是等價的，因此，這種狀態必是納什均衡。這種生物學上的方法，其優點是它不僅具體指出穩定的結果，而且它還靠可能達成的一些結果來給出一種顯示性的過程。

當然，經濟學家清楚地意識到將涉及到的生物學領域中的思想和方法應用到經濟學領域中的疑問和困難，比如，像生物學中的“復制方程”擴展到經濟學領域中的內容和意義是什么，至今還在探索中。

二、進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回顧

對經濟學給出進化的解釋不是一種新的手法。實際上，進化解釋在社會科學中是先于達爾文(Darwin)而出現。例如，亞當·斯密(AdamSmith)曾說：“帶來許多利益的勞動分工，原本不是人類智能的結果，雖然人類智能預見到勞動分工產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盡管在人類本能里沒有意識到這樣廣泛效用中的一種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以及相互之間交易的傾向，此傾向很緩慢并且漸進產生結果，但是勞動分工是必須的。”

進化思想也能夠在馬爾薩斯(Malthus)、馬歇爾(Marshall)，熊彼特(Schumpeter)和哈耶克(Hayek)所寫的著作中找到。關于進化經濟學，這是一個單獨的學科領域，經常與熊彼特的工作相聯系。Robson在2001年系統地給出了經濟行為的生物學方面的基本解釋。

進化經濟學與進化對策論至今是完全相互獨立地發展起來的。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中，理性人的偏好通常是固定的。然而，對于理性人的偏好變化或者進化選擇，經濟學家對此也進行了研究，特別是利他主義的生存價值以及風險態度等。然而，我們這里的進化對策論是將偏好作為固定的和已知的。

關于市場生存進化方面的研究和探討，開始于Winter在1964年的文章“經濟的‘自然選擇’與廠商理論”，接下來Winter在1971年發表了“滿足、選擇與改革殘余物”，Nelson和Winter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有中文版)，是這一領域中出現的最為重要的文獻。最近由Blume和Easley(1992，1995，1996)，Dutta(1992)Dutt和Radner(1993)，Radner(1995)，Bega—redondo以及Boldeke和Samuelson(1997)等學者在此領域進行探索和研究。雖然這個論題與進化對策論緊密相聯系，但是，目前這兩種文獻在方法論上相距甚遠。

三、進化對策論的基本原理與結論

最近10多年里，不像對策論的傳統分析方法那樣——考慮有限理性的經濟行為人以及在嚴格的認知局限之下必須學習執行策略，這樣的對策論理論及其應用有了迅速的發展。這方面的大量研究工作是在稱為進化對策論所提供的框架下進行的。正如此學科標題所表示的，這一新學科的原理借用生物學中的進化模型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一些特征。然而，此學科本身也發展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技術，特別地適合于有限理性基本假設下對社會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分析。進化對策論在10多年里以快速的步伐取得長足的發展。

進化對策淪為人們提供一種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工具。其潛在的應用領域從進化生物學延伸到一般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中。進化理論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直到最近，這種方法在非合作對策論框架中才得到應用。

進化對策論是研究策略行為的穩健性，它是針對有限理人所組成的大群體中多次博弈背景下的進化力量而言的。這種新的組成部分在經濟理論里導致一種新的預測方法，并且為其他社會科學開辟一條嶄新的研究途徑。

進化對策論的基本內容：

(一)進化穩定策略概念。進化對策論理論中，一個關鍵概念是進化穩定策略(ESS)，這一概念的提出歸功于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的“動物沖突的邏輯”一文。此種策略在特定的意義上對進化壓力而言是穩健的：群體執行該種策略對執行任何其他策略而言是非入侵的。假定一對個體是重復隨機地來自于大的群體，去參與一個對稱并有限的兩人博弈，還假定所有的個體在博弈中起初都執行某一個純的或混合的策略x是進化穩定的，那么對于每一個變異策略y，都存在一個正的“入侵障礙”，使得執行變異策略y的個體群體所獲得的支付低于此障礙，從而x贏得的預期支付比執行的y所得要高。下面的不等式對于充分小的ε>0成立，即：

u[x,(1-ε)x+εy]>u[y,(1-ε)x+εy]…………(1)

其中左邊的表達式記為對于策略x而言，當執行相對應策略的個體進入之后，混合群體情況的混合策略(1-ε)x+εy時的預期支付，而右邊的表達式記為對于策略y而言，其所對應的情況的預期支付。

實際上，由上述定義知道，進化穩定性十分有用的特性是一個策略x是進化穩定的當且僅當(1)它是對自身的最佳反應；(2)它是對所有其他最佳反應的反應，當這些策略對其自身的反應比較時。為了弄清楚(1)是必要的，只需充分觀察即知，否則會存在一個對x而言的最佳反應y。在一個充分小的種群中，表現出的這個“變異”策略幾乎總會遇到策略x，從而會贏得比x水平高的收益。同樣，(2)是必需的，因為否則的話一定會存在一個對x而言的可供選擇的最佳反應y，它會贏得與x遇到x的時候或者至少x遇到y時候的收益相同，從而y的平均水平會贏得比混合種群要高一些的收益。注意到，進化穩定性準則沒有解釋種群是如何達到這種策略的。然而，一旦達到這種策略，則這樣的策略對進化壓力來說是穩健的。同時，人們發現，進化穩定性沒有處理種群中具有兩個或更多“變異”同時出現的情況。因而，它隱含地把變異當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種群有時間在另一個變異出現之前響應這種狀況。

雖然，進化穩定性準則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但是它為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提供一種有關的穩健性準則。這樣，進化穩定性要求人類群體中企圖采用可選擇的策略的任何一個小團體不比已經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缺乏激勵來改變他們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選策略的小團體卻受激勵而具有轉變固有策略的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進化穩定策略被人們看成是傳統習慣或者已經確立起來的行為規則。比如，社會風氣、企業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為是某種人類群體的規則，而極個別的人群社會行為、習氣的變化就會被認為是“變異”。當然，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那些極少數的人群或企業的收益比不變異的人群或企業高時，那么這些變異分子會生存得更好！反之，則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許多博弈沒有進化穩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員探討各種比進化穩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進化穩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廣到n人對策的情況上。在本質上，ESS要求強的納什均衡來實施，也就是每一個策略對于策略組而言應是唯一的最佳反應。

(二)復制動力學。復制動力學是選擇過程的顯性模型，它說明種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聯系的不同純策略隨時間而演化的。復制動力學的數學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進化穩定策略和對策動力學”一文中提出的。他們認為由隨機配對的個體所構成的一個大種群執行有限對策的兩人博弈，猶如進化穩定性的設置一樣。然而，此處的個體僅僅采用純策略。種群狀態是指在純策略上的一個分布x。這種狀態在數學上與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價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學上的適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數目，同時每一個后代繼續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純策略i的個體數目(在大的種群中)將以某一比率指數增長，而此等于對純策略i的預期收益u(ei，x)，當執行著表示種群中當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時，采用任何純策略i的種群分布的增長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與種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當與其自身博弈時的預期收益u(x，x)。這是一個單種群的對稱兩人博弈的復制動力學。

Xi=[u(ei,x)-u(x,x)]xi………………(2)

注意到，對當前種群狀態x的最佳反應具有最高的增長率。第二最佳反應具有第二高的增長率，如此等等。然而，雖然更成功的純策略比欠成功的純策略增長得快，但是種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隨時間而增長。產生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個個體由采用最佳策略的個體所代替，那么遇見這個新個體的成員會得到比較低的收益。例如，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況。如果最初幾乎所有個體采用“合作”，那么個體中將逐漸地轉向“抵賴”，從而平均收益將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兩個人總是獲得相等的收益意義上是一個雙對稱的，那么自然選擇的基本規律將成立：種群中收益隨時間而增長，即使沒有必要成為全局最大的。例如，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況，其中所有個體逐漸地轉向到執行同一個純策略上。復制動力學能夠推廣到n人博弈的情況上，這可以看成是來自于n種群、中的個體隨機地以n類型配對，其中每一個參與者的地位狀況正如納什所給出的群體行為解釋的那樣。目前，存在兩種形式的n種群復制動力學，其中一個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個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給出的。

(三)學習模型與選擇動力學

人們把學習模型分成三種類型，即基于信念的學習、強化學習以及模仿學習。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復制動力學是由后面兩類的某種模型所促成的。

1．強化學習模型

心理學上的有關個體學習文獻的中心模型是所謂的強化模型，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導致過去好的選擇在將來最有可能重復”。當然，人們注意到這里的選擇隱含地作為概率上的一種說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強化學習模型及其他的推廣形式，已經在一系列的人類主觀執行博弈中得到運用。可惜，這些模型的通常數學性質，人們還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發表的“通過強化和復制動力學的學習”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學習模型的形式與Taylor的兩種群復制動力學進行了理論上的對比研究。雖然這種學習過程在離散時間背景中是隨機的、演化的，而復制動力學在連續時間背景中是確定的、演化的。他們證明，在適當地構造連續時間的界限下，他們的學習過程在有限時間區間內可通過復制動力學來*近。

更確切地講，他們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個固定的兩人參與者采用混合策略對中有限兩人博弈的情況。每一個參與者憑借由其所運用的純策略來記錄概率如下。如果參與者1(同樣的考察參與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運用純策略k，并且獲得一個正的收益Vk(n)，這里Vk(n)作為隨機變量，它依賴于參與者2所做出的隨機選擇，那么參與者1對于運用這個策略的未來概率將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參與者2以同樣的方法記錄其選擇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設處于單位開區間上，不過，這里的收益不能解釋成N—M(馮·諾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遞增的，那么所有選擇均是強化的。

從任何一個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開始，方程(3)定義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間中的一個馬爾可夫鏈{X(n)，Y(n)}∞n=1。其中參數δ>0表示博弈的兩次回合之間的時間：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實”時間。Borgers和Sarin得到這一過程的連續時間界限，通過設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實”時間上來估計價值。因此，博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區間上執行，同時概率以相稱的較小數值得以適應。他們證明，在這個界限內，此過程以狀態(x(t)，y(t))的形式出現在單位區間概率上，其中如果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在時間0處以(x0，y0)開始，那么復制動力學會在時間t達到。在這個意義上，復制動力學在有限時間區間上近似于強化動力學(3)。

然而，這兩類模型的漸進性質卻十分不同。例如，為了在直觀上理解這點，假設參與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獨立于他的策略選擇又獨立于參與者2的策略選擇。設參與者1在強化動力學中的初始狀態指派概率等于參與者1的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同樣的，設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指派種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顯然，復制動力學的解是一個常量：所有種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遠相等。然而，強化動力學的實現會容易隨時間而收斂到參與者1可獲得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個回合中選用策略的概率將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選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強化動力學的性質更有可能把參與者1“鎖定”到他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證明，任何有限兩人博弈的強化動力學以概率1收斂到一個純策略組合上，而不像復制動力學那樣。

2．模仿學習模型

博弈論學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個所有個體參與者都采用純策略的大群體，但是有限博弈的社會學習的簡單模型。每一個參與者在博弈中都贏得一個渴望水平的收益。在離散時間0，δ，2δ，…上，任意從群體中抽取個體δ部分，把其當前收益與他們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較，其中δ>0是很小的數。如果個體實現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該個體就會隨機地模仿已抽取的個體，在相同的參與者群體中，所有其他個體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見，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勻分布(某一個區間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對于個體的當前策略而言，在預期收益上是線性遞減的。對于很小的δ，他們證明這個過程可以由有限時間區間上的復制動力學來*近。

人們把個體策略的適應過程作為連續時間中的一個隨機過程。假設在有限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時常得到一個沖動，使其改變純策略。如果這些沖動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時發生的概率是零，而且總的過程也是一個Poisson過程。此外，總過程的密度剛好是各個過程密度的和。如果群體是很大的，那么人們利用預期值給出的確定流來近似這個總過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這種模型，其中改變的個體在其博弈的群體中模仿其他的個體，并證明許多正收益的選擇動力學可以被人們推導出來，包括復制動力學的三種形式。特別，如果個體改變比率對其策略而言預期收益是線性遞減的，那么每一個純策略Poisson過程的密度是與其個體總數大小成比例，同時比例因素將是其預期收益遞減的。如果每一個改變的個體選擇其未來的策略是通過在其博弈中隨機地模仿抽取的個體，那么其作為結果的流*近也是一個復制動力學。

Schlag在1997年分析當個體經常以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去模仿其他參與者個體時，個體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模仿規則的問題，然而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卻受制于信息和記憶的約束。他發現，如果個體想要學習規則是在所有平穩環境中收益遞增，那么此個體應該滿足：(1)當改變策略時，總是通過模仿來進行；(2)永遠不向收益實現比其所擁有收益低的那些個體模仿；(3)向收益實現比其擁有收益高的那些個體模仿。

這種模型被各種各樣不同的環境所發展。在有限兩人博弈中，Schlag假設在隨機地來自于兩個相等大小的有限群體的個體之間兩兩配對，每一個有其自己的地位。個體總是執行純策略。在每一個收益實現之后，每一個個體都要隨機地與其他個體所處的群體進行抽樣調查，并且比較兩種收益的實現。行為規則是一種函數關系，即把收益實現和所用策略對應到博弈中個體地位上可獲得的純策略集合上的分布，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換句話說，允許使用個體的唯一資料是這種收益實現和純策略對。特別，從較早的博弈回合中實現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設個體在所有博弈中運用相同的行為規則，具有相同數目的純策略可選擇；也就是，個體不需要知曉他們執行什么樣的博弈，他們知道所使用的純策略數目就足夠了。

在任何這樣的博弈中，導致預期收益弱遞增的以及在對手種群中對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為規則，稱為改進。本文中的重要結果是對于所有這樣規則的刻畫。改進規則的一個特征是他們是模仿的：個體堅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樣的個體策略；但是不會轉向第三個的策略。

行為規則稱為是占優的改進規則，如果在某一個博弈中不存在改進規則產生比較高的預期收益改進比例，而且在對手種群中的某一個策略分布上。Schlag證明，某一個行為規則為占優的改進規則，其具有上面給出的性質(1)(2)(3)。這個比例模仿規則是其自己的一個改進規則，而且可以證明它確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質。Schlag證明，Taylor兩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離散時間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給定有限時間范圍內導出的一個隨機過程，只要種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進化對策論中的一些結論

本文集中探討關于有限n人博弈的顯性動力學種群模型方向的介紹，其中個體執行純策略。首先探討確定性選擇動力學，然后介紹隨機進化模型，其中把隨機變異過程與確定性選擇過程或者隨機選擇過程結合起來。

研究確定性動力學項目性質的一種直接方法是選取一個初始的種群狀態，并且稍后可以計算。然后，人們應該記住讓初始的所有純策略在種群中出現，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將在選擇過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狀態。這種解的軌跡稱為內部的。解的軌跡隨時間流逝而安定下來，就稱為收斂的。反之，則稱為發散的。

如果種群狀態是收斂的，那么什么是長時期限制狀態的本質呢?可以證明，在任何一種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中，沿著任何收斂的內部軌跡，限制狀態必將構建納什均衡，研究人員發現，種群執行某種納什均衡或者在漸進意義上的納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個證明出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這個結果。事實上，如果選擇過程遇見弱的正收益的相對溫和的條件，且如果匯總的行為隨時間而安定下來，那么在長時期種群狀態中的個體就好像他們預期一個特殊的納什均衡對此執行著一個最佳反應，這點頗像是納什所聲稱的“群體解釋”。

如果對于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的內部解隨時間而收斂，那么我們看到幸存下來的策略在作為結果的混合策略組合的最佳反應的意義上是理性的。此處的問題是，如果解的軌跡不收斂，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嗎?當長時期中沒有均衡達成時，我們產生的問題是，執行是否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論中基本的理性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嚴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純策略。這個假設要求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偏好或者行為。一個更嚴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識的---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迭代的嚴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嚴格的劣的策略之外，這個假定要求所有參與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這些就是他們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識的某一個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嚴格劣的純策略的過程停止。

因此，進化對策論中的基本問題是進化選擇過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嚴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嚴格劣策略消失，那么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參與者行為假設的一種進化證明，就好像此假設是參與者他們作為理性人的共同知識。

Akin在1980年證明，在任何有限對稱兩人博弈中所有嚴格劣的純策略沿著關于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任何一個內部解的軌跡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這一結論推廣到某一個兩種群選擇動力學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上。他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聚集單調的(aggregatemonotonic)。

對長時期進化狀態分析的輔助方法是研究種群狀態的穩定性，也就是考察種群對于很小的擾動是如何反應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證明，如果種群狀態在單種群復制動力學中是弱的動態穩定的，那么此狀態就是對自己的最佳反應，這里的狀態被認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經常運用的穩定性準則是李雅普諾夫穩定性，即狀態x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如果x的鄰域B包含x的鄰域A，使得在A中開始的解將永遠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狀態稱為不穩定的。因此，不僅進化穩定性的靜態穩定性準則，而且復制動力學中的動態穩定性都蘊涵著納什均衡的實施。這個結果能夠推廣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上。總之，對進化壓力而言，以各種不同方式系統闡述的穩定性都需要納什均衡來實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在這個方面都是穩定的，因此，這些進化穩定性準則是納什均衡概念的精煉。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動力學進化穩定性時，把隨機因素并入到進化過程的建模當中。特別，變異過程被認為是內在隨機的一種情況。隨機振動可以憑借穩定性分析方法來解釋確定性選擇動力學；一個穩定的種群狀態對于種群的孤立的很小擾動而言是穩健的。然而，這種穩定分析幾乎說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動或者同時發生的小振動累計之后促成的大振動的穩健性。這樣的一系列或者同時發生的連續不斷的振動會使種群狀態離開選擇過程的吸引域。雖然這種大量涌現的小振動不可能是統計意義上的獨立而稀少變異的事件，但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卻改變了動力學進化過程的性質。代替歷史依賴性(依賴于初始種群狀態)，此過程會成為遍歷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種漸進分布，其中漸進分布是歷史獨立的(對于所有的初始種群狀態都是相同的)。從而，導致人們現今研究的一個專題——隨機動力學穩定性。這種研究路線的先驅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隨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注意到，進化穩定性準則沒有解釋種群是如何達到這種策略的。然而，一旦達到這種策略，則這樣的策略對進化壓力來說是穩健的。同時，人們發現，進化穩定性沒有處理種群中具有兩個或更多“變異”同時出現的情況。因而，它隱含地把變異當成稀少事件，以致于種群有時間在另一個變異出現之前響應這種狀況。

雖然，進化穩定性準則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但是它為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提供一種有關的穩健性準則。這樣，進化穩定性要求人類群體中企圖采用可選擇的策略的任何一個小團體不比已經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收益好。相反，采用固有策略的那些個體所構成的團體缺乏激勵來改變他們的策略。但是，那些采用可選策略的小團體卻受激勵而具有轉變固有策略的行為。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進化穩定策略被人們看成是傳統習慣或者已經確立起來的行為規則。比如，社會風氣、企業管理模式等都可以看為是某種人類群體的規則，而極個別的人群社會行為、習氣的變化就會被認為是“變異”。當然，在這種背景下，如果那些極少數的人群或企業的收益比不變異的人群或企業高時，那么這些變異分子會生存得更好！反之，則被淘汰掉。

可惜的是，許多博弈沒有進化穩定策略。于是，研究人員探討各種比進化穩定性稍弱一些的形式，以及集值形式的進化穩定性概念等。此外，ESS概念不能推廣到n人對策的情況上。在本質上，ESS要求強的納什均衡來實施，也就是每一個策略對于策略組而言應是唯一的最佳反應。

(二)復制動力學。復制動力學是選擇過程的顯性模型，它說明種群是如何分配博弈中有聯系的不同純策略隨時間而演化的。復制動力學的數學公式是由Taylor和Jonker于1978年在“進化穩定策略和對策動力學”一文中提出的。他們認為由隨機配對的個體所構成的一個大種群執行有限對策的兩人博弈，猶如進化穩定性的設置一樣。然而，此處的個體僅僅采用純策略。種群狀態是指在純策略上的一個分布x。這種狀態在數學上與博弈中的混合策略是等價的。

如果博弈中的收益表示成生物學上的適合性，也就是后代的數目，同時每一個后代繼續其父母的策略，因此，采用純策略i的個體數目(在大的種群中)將以某一比率指數增長，而此等于對純策略i的預期收益u(ei，x)，當執行著表示種群中當前策略分布的混合策略x時，采用任何純策略i的種群分布的增長率等于此策略的收益與種群中平均收益的差。后者，等同于混合策略x當與其自身博弈時的預期收益u(x，x)。這是一個單種群的對稱兩人博弈的復制動力學。

Xi=[u(ei,x)-u(x,x)]xi………………(2)

注意到，對當前種群狀態x的最佳反應具有最高的增長率。第二最佳反應具有第二高的增長率，如此等等。然而，雖然更成功的純策略比欠成功的純策略增長得快，但是種群中的平均收益不必隨時間而增長。產生這一原因的可能性是，如果一個個體由采用最佳策略的個體所代替，那么遇見這個新個體的成員會得到比較低的收益。例如，這正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情況。如果最初幾乎所有個體采用“合作”，那么個體中將逐漸地轉向“抵賴”，從而平均收益將下降。然而，如果博弈在兩個人總是獲得相等的收益意義上是一個雙對稱的，那么自然選擇的基本規律將成立：種群中收益隨時間而增長，即使沒有必要成為全局最大的。例如，這就是合作博弈的情況，其中所有個體逐漸地轉向到執行同一個純策略上。復制動力學能夠推廣到n人博弈的情況上，這可以看成是來自于n種群、中的個體隨機地以n類型配對，其中每一個參與者的地位狀況正如納什所給出的群體行為解釋的那樣。目前，存在兩種形式的n種群復制動力學，其中一個是由Taylor在1979年提出的，另一個是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給出的。

(三)學習模型與選擇動力學

人們把學習模型分成三種類型，即基于信念的學習、強化學習以及模仿學習。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復制動力學是由后面兩類的某種模型所促成的。

1．強化學習模型

心理學上的有關個體學習文獻的中心模型是所謂的強化模型，這是由Bush和Mosteller在1951年提出的。然而，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Thorndikede的“導致過去好的選擇在將來最有可能重復”。當然，人們注意到這里的選擇隱含地作為概率上的一種說法。

Bush和Mosteller的強化學習模型及其他的推廣形式，已經在一系列的人類主觀執行博弈中得到運用。可惜，這些模型的通常數學性質，人們還知道得很少。然而，Borgers和Sarin在1997年發表的“通過強化和復制動力學的學習”文章把Cross的Bush—Mosteller學習模型的形式與Taylor的兩種群復制動力學進行了理論上的對比研究。雖然這種學習過程在離散時間背景中是隨機的、演化的，而復制動力學在連續時間背景中是確定的、演化的。他們證明，在適當地構造連續時間的界限下，他們的學習過程在有限時間區間內可通過復制動力學來*近。

更確切地講，他們研究在多次博弈回合中(n＝l，2，…)，在一個固定的兩人參與者采用混合策略對中有限兩人博弈的情況。每一個參與者憑借由其所運用的純策略來記錄概率如下。如果參與者1(同樣的考察參與者2)在博弈的n次回合中運用純策略k，并且獲得一個正的收益Vk(n)，這里Vk(n)作為隨機變量，它依賴于參與者2所做出的隨機選擇，那么參與者1對于運用這個策略的未來概率將越增加，其收益也就越高。參與者2以同樣的方法記錄其選擇概率向量Y。所有收益均假設處于單位開區間上，不過，這里的收益不能解釋成N—M(馮·諾依曼和摩根斯藤)效用。因此，一旦所用策略的概率是遞增的，那么所有選擇均是強化的。

從任何一個初始概率向量X(0)=x0和Y(0)＝Y0開始，方程(3)定義出博弈的混合策略空間中的一個馬爾可夫鏈{X(n)，Y(n)}∞n=1。其中參數δ>0表示博弈的兩次回合之間的時間：t＝nδ是n次博弈回合中的“真實”時間。Borgers和Sarin得到這一過程的連續時間界限，通過設n∞和δ0以便有δn=t，在任何有限的“真實”時間上來估計價值。因此，博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區間上執行，同時概率以相稱的較小數值得以適應。他們證明，在這個界限內，此過程以狀態(x(t)，y(t))的形式出現在單位區間概率上，其中如果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在時間0處以(x0，y0)開始，那么復制動力學會在時間t達到。在這個意義上，復制動力學在有限時間區間上近似于強化動力學(3)。

然而，這兩類模型的漸進性質卻十分不同。例如，為了在直觀上理解這點，假設參與者1的收益既是恒定獨立于他的策略選擇又獨立于參與者2的策略選擇。設參與者1在強化動力學中的初始狀態指派概率等于參與者1的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同樣的，設復制動力學的初始狀態指派種群的各部分采用策略的概率等于所有可獲得純策略的概率。顯然，復制動力學的解是一個常量：所有種群的各部分分得的收益永遠相等。然而，強化動力學的實現會容易隨時間而收斂到參與者1可獲得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由于在博弈的第一個回合中選用策略的概率將高于在下一次博弈回合中所選用的策略概率，所以強化動力學的性質更有可能把參與者1“鎖定”到他的任何一個純策略上。Borgers和Sarin證明，任何有限兩人博弈的強化動力學以概率1收斂到一個純策略組合上，而不像復制動力學那樣。

2．模仿學習模型

博弈論學者Gale，Binmore和Samuelon在1995年提出一個所有個體參與者都采用純策略的大群體，但是有限博弈的社會學習的簡單模型。每一個參與者在博弈中都贏得一個渴望水平的收益。在離散時間0，δ，2δ，…上，任意從群體中抽取個體δ部分，把其當前收益與他們的渴望水平收益相比較，其中δ>0是很小的數。如果個體實現的收益低于其生存水平收益，那么該個體就會隨機地模仿已抽取的個體，在相同的參與者群體中，所有其他個體都具有相同的概率被抽取。由此可見，如果渴望水平收益具有均勻分布(某一個區間上包含所有可能的收益值)，那么模仿的概率對于個體的當前策略而言，在預期收益上是線性遞減的。對于很小的δ，他們證明這個過程可以由有限時間區間上的復制動力學來*近。

人們把個體策略的適應過程作為連續時間中的一個隨機過程。假設在有限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時常得到一個沖動，使其改變純策略。如果這些沖動是依照i．i．d．的Poisson分布，那么同時發生的概率是零，而且總的過程也是一個Poisson過程。此外，總過程的密度剛好是各個過程密度的和。如果群體是很大的，那么人們利用預期值給出的確定流來近似這個總過程。

Bjornestedt和Weibull在1996年研究了一系列這種模型，其中改變的個體在其博弈的群體中模仿其他的個體，并證明許多正收益的選擇動力學可以被人們推導出來，包括復制動力學的三種形式。特別，如果個體改變比率對其策略而言預期收益是線性遞減的，那么每一個純策略Poisson過程的密度是與其個體總數大小成比例，同時比例因素將是其預期收益遞減的。如果每一個改變的個體選擇其未來的策略是通過在其博弈中隨機地模仿抽取的個體，那么其作為結果的流*近也是一個復制動力學。

Schlag在1997年分析當個體經常以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去模仿其他參與者個體時，個體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模仿規則的問題，然而參與者的同樣地位卻受制于信息和記憶的約束。他發現，如果個體想要學習規則是在所有平穩環境中收益遞增，那么此個體應該滿足：(1)當改變策略時，總是通過模仿來進行；(2)永遠不向收益實現比其所擁有收益低的那些個體模仿；(3)向收益實現比其擁有收益高的那些個體模仿。

這種模型被各種各樣不同的環境所發展。在有限兩人博弈中，Schlag假設在隨機地來自于兩個相等大小的有限群體的個體之間兩兩配對，每一個有其自己的地位。個體總是執行純策略。在每一個收益實現之后，每一個個體都要隨機地與其他個體所處的群體進行抽樣調查，并且比較兩種收益的實現。行為規則是一種函數關系，即把收益實現和所用策略對應到博弈中個體地位上可獲得的純策略集合上的分布，為的是采用新的策略。換句話說，允許使用個體的唯一資料是這種收益實現和純策略對。特別，從較早的博弈回合中實現收益被忽略。此外，假設個體在所有博弈中運用相同的行為規則，具有相同數目的純策略可選擇；也就是，個體不需要知曉他們執行什么樣的博弈，他們知道所使用的純策略數目就足夠了。

在任何這樣的博弈中，導致預期收益弱遞增的以及在對手種群中對于任何固定策略分布的行為規則，稱為改進。本文中的重要結果是對于所有這樣規則的刻畫。改進規則的一個特征是他們是模仿的：個體堅持其初始的策略或者采用抽樣的個體策略；但是不會轉向第三個的策略。

行為規則稱為是占優的改進規則，如果在某一個博弈中不存在改進規則產生比較高的預期收益改進比例，而且在對手種群中的某一個策略分布上。Schlag證明，某一個行為規則為占優的改進規則，其具有上面給出的性質(1)(2)(3)。這個比例模仿規則是其自己的一個改進規則，而且可以證明它確有一些其他吸引人的性質。Schlag證明，Taylor兩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離散時間形式可以*近在任何給定有限時間范圍內導出的一個隨機過程，只要種群充分的大就行。

(四)進化對策論中的一些結論

本文集中探討關于有限n人博弈的顯性動力學種群模型方向的介紹，其中個體執行純策略。首先探討確定性選擇動力學，然后介紹隨機進化模型，其中把隨機變異過程與確定性選擇過程或者隨機選擇過程結合起來。

研究確定性動力學項目性質的一種直接方法是選取一個初始的種群狀態，并且稍后可以計算。然后，人們應該記住讓初始的所有純策略在種群中出現，由于初始的已亡策略將在選擇過程中仍保持已亡的狀態。這種解的軌跡稱為內部的。解的軌跡隨時間流逝而安定下來，就稱為收斂的。反之，則稱為發散的。

如果種群狀態是收斂的，那么什么是長時期限制狀態的本質呢?可以證明，在任何一種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中，沿著任何收斂的內部軌跡，限制狀態必將構建納什均衡，研究人員發現，種群執行某種納什均衡或者在漸進意義上的納什均衡。Nachbar在1990年第一個證明出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這個結果。事實上，如果選擇過程遇見弱的正收益的相對溫和的條件，且如果匯總的行為隨時間而安定下來，那么在長時期種群狀態中的個體就好像他們預期一個特殊的納什均衡對此執行著一個最佳反應，這點頗像是納什所聲稱的“群體解釋”。

如果對于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的內部解隨時間而收斂，那么我們看到幸存下來的策略在作為結果的混合策略組合的最佳反應的意義上是理性的。此處的問題是，如果解的軌跡不收斂，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嗎?當長時期中沒有均衡達成時，我們產生的問題是，執行是否為理性的。

非合作博弈論中基本的理性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嚴格的劣(strictlydominated)純策略。這個假設要求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偏好或者行為。一個更嚴格的理性一--附有知識的---假設是參與者不采用作為迭代的嚴格的劣策略。除了回避嚴格的劣的策略之外，這個假定要求所有參與者相互知道彼此的收益，而這些就是他們知道等等，一直到共同知識的某一個有限水平上使得迭代剔除嚴格劣的純策略的過程停止。

因此，進化對策論中的基本問題是進化選擇過程是否剔除掉所有的嚴格劣策略或者所有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如果所有迭代的嚴格劣策略消失，那么這提供了在策略上相互作用的參與者行為假設的一種進化證明，就好像此假設是參與者他們作為理性人的共同知識。

Akin在1980年證明，在任何有限對稱兩人博弈中所有嚴格劣的純策略沿著關于單種群復制動力學的任何一個內部解的軌跡都能消失。Samuelson和Zhang在1992年把這一結論推廣到某一個兩種群選擇動力學的正收益子集合中的迭代的嚴格劣純策略上。他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聚集單調的(aggregatemonotonic)。

對長時期進化狀態分析的輔助方法是研究種群狀態的穩定性，也就是考察種群對于很小的擾動是如何反應的。Bomze教授在1986年曾證明，如果種群狀態在單種群復制動力學中是弱的動態穩定的，那么此狀態就是對自己的最佳反應，這里的狀態被認為是采用混合策略的。經常運用的穩定性準則是李雅普諾夫穩定性，即狀態x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如果x的鄰域B包含x的鄰域A，使得在A中開始的解將永遠保留在B中。不是李雅普諾夫穩定的狀態稱為不穩定的。因此，不僅進化穩定性的靜態穩定性準則，而且復制動力學中的動態穩定性都蘊涵著納什均衡的實施。這個結果能夠推廣到任何有限n人博弈中的任何弱的正收益選擇動力學上。總之，對進化壓力而言，以各種不同方式系統闡述的穩定性都需要納什均衡來實施。然而，不是所有的納什均衡在這個方面都是穩定的，因此，這些進化穩定性準則是納什均衡概念的精煉。

另外，研究者在考察動力學進化穩定性時，把隨機因素并入到進化過程的建模當中。特別，變異過程被認為是內在隨機的一種情況。隨機振動可以憑借穩定性分析方法來解釋確定性選擇動力學；一個穩定的種群狀態對于種群的孤立的很小擾動而言是穩健的。然而，這種穩定分析幾乎說不出一系列的小振動或者同時發生的小振動累計之后促成的大振動的穩健性。這樣的一系列或者同時發生的連續不斷的振動會使種群狀態離開選擇過程的吸引域。雖然這種大量涌現的小振動不可能是統計意義上的獨立而稀少變異的事件，但這一可能性在基本方法上卻改變了動力學進化過程的性質。代替歷史依賴性(依賴于初始種群狀態)，此過程會成為遍歷的(ergodic)，也就是具有一種漸進分布，其中漸進分布是歷史獨立的(對于所有的初始種群狀態都是相同的)。從而，導致人們現今研究的一個專題——隨機動力學穩定性。這種研究路線的先驅者是Foster和Young(1990)，隨后是Fudenberg和Harris(1992)，Young(1993)等等。四、進化對策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進化對策論的產生、發展在本質上就是起因于對策論中關于理人的假設與經濟應用中行為人“試驗——失誤”(即試錯法)學習過程相偏離的事實而引發的。從上述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進化對策論在經濟學里的應用前景是十分廣闊的和吸引人的。

最近，Routledge探討了金融市場上個體行為人是如何通過適應性或者進化學習來發現內生變化并運用這種內生關系的一種學習模型。他通過對來自于模仿過程和經驗過程來對個體的投資行為建模，而不是運用傳統上的顯性最優化方法放松關于知識和理性的假設。Routledge運用Grossman和Stiglitz的1980年發表的經濟模型的形式。Grossman和Stiglitz(GS)模型提供了考察適應學習過程的一種良好的框架，因為它是獲得內生信息的標準模型，這點已經被后來的其他許多關于學習方面的模型都是基于GS而提出的事實所證明。

如果假設交易者能夠觀察到他們自己的適應度和其他行為人的行為，那么模仿是如何發生的許多特殊細節就顯得不重要了。Routledge的研究結果表明：首先，作為單調選擇動力學的適應學習會促成GS均衡；其次，由單凋適應學習驅使的模仿的穩健性可從隨機實驗中來獲得噪聲(noise)來研究。他發現，適應學習是缺少穩健性的。特別，他運用Binmore和Samuelson(1999)的技術來對模仿和經驗建模。為了使帶有漂移(drift)的適應學習產生GS理性預期均衡，必要的條件是在風險資產供給中的噪聲與學習過程中的經驗水平有很大的關系。

五、問題與前景

我們注意到，進化過程并不總是導致最優性、均衡或者社會有效性。通過目前已取得的一些成果，我們認為下面的一些方向或許是值得學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的：

(1)引進機構，分析市場選擇機制。

(2)探討博弈中學習規則的進化穩定性。結果，這就會導致擁有適度認知能力的個體的模型。

(3)進一步探討擴展形式博弈中的進化過程。

(4)對*近理論方面的進一步探討。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確定性模型和隨機性模型之間的聯系與關系。

(5)探索、研究結構化的穩健預測。顯然，某種博弈的子結構，諸如在最佳反應和弱最佳反應的條件下所促成的純策略集合，是進化過程的穩健吸引子(robustattractor)等。

本文概括地闡述了進化對策論中的理論內容和一些模型，特別是博弈中有關學習模型的新近發展。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進化對策論的發展動力來自于與其他社會學科的交叉融合，吸收其他社會科學中的有益知識。為了把有關的選擇過程、學習過程以及變異過程的類別變窄，我們需要更多地知曉個體、團體、組織、廠商以及整個社會是如何隨時間而適應和學習的。這里的部分內容正是實驗對策論中所要探討的，同時這也是我們應向其他社會科學學習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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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納稅能否籌劃

（一）納稅籌劃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

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在于主要通過價格機制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然而，市場機制并非在任何情況下總是有效，在有些領域也會失靈。在市場失靈的時候，就需要政府介入市場，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形式來彌補市場的缺陷。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也不是“免費的午餐”，為補償其生產成本，政府需要向社會成員征稅。因此，可以說，稅收是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價格，是人們為消費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支付的價格費用。

稅收價格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指明了稅收征納雙方各自的市場地位和身份。政府可以被看成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是賣方；納稅人則可以看成是公共產品的消費者，是買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作為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反映在消費行為中，即表現為追求高質量、低價格，即高性價比的消費品。但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等固有特點，消費者即便主觀上想拒絕此類產品消費，客觀上也難以做到。于是如何降低公共產品的消費成本，便成了納稅人追求的重要目標。納稅人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投資、經營、組織，交易等事項的適當安排和籌劃，以減輕稅收負擔或規避納稅義務、降低公共產品消費成本，這既是市場經濟賦予納稅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納稅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本能反映和必然選擇，是納稅人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的市場行為，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

（二）納稅籌劃是依法治稅的必然結果

一般來說，稅收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采取強制手段從企業和公民手中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活動。征稅是國家的權利，納稅則是公民的義務，稅收征納雙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納稅人的財產權免遭非法侵害，避免稅務機關任意執法，必須要求稅收嚴格依法課征，這就是所謂的“稅收法定原則”。其基本內容是：稅收的各構成要素、納稅主體及其權利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沒有法律依據，國家不能課征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收。應當說，稅收法定原則是民主原則和法制原則在稅收征管領域的體現，是最重要的稅收法律原則。許多國家將這一原則作為憲法原則加以確認。中國雖然未把稅收法定原則引入憲法，但在《稅收征管法》中明確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做出稅收開征、停征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的規定。”這實際上是中國稅收法律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承認與采用。

顯然，稅收法定原則要求“依法治稅”，這和不久前列入中國憲法的“依法治國”原則是一脈相承的。從稅收法定原則的產生背景看，它似乎更側重于限制征稅一方過度濫用征稅權，保護納稅人的權利。它要求稅收的各構成要素的規定應盡量明確，避免出現歧義。因此，凡規定模糊或沒有規定的，都應從有利于納稅人的角度去理解，此所謂“法無禁則是允許的。”正因為如此，納稅人無論是利用稅收優惠政策，還是利用稅法的不完善之處，以減輕稅收負擔，其納稅籌劃行為都是納稅人在既有的法律環境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種理性選擇，是合法的，應當受到保護。正如美國知名法官漢森所言：“人們安排自己的活動以達到低稅負的目的，是無可指責的，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無論他是富翁，還是窮光蛋。而且這樣做是完全正當的，因為他無須超出法律的規定來承擔國家稅賦；畢竟，稅收是強制課征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獻。以道德的名義來要求稅收，不過是侈談空論而已。”

二、納稅籌劃的可行性分析

納稅籌劃既然是企業維護自身利益、減輕稅收負擔的市場行為，那么，這種行為的存在是否具有現實可能性呢？即納稅人在不違反稅法的范圍內，不以偷漏稅作為主要手段，通過對稅法規則的深刻認識、理解和合理運用，是否有可能減輕稅收負擔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一）稅收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運用，為納稅籌劃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稅收既是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還兼有宏觀調控職能。各國政府為了鼓勵納稅人按自己的意圖行事，無不把實施差別稅收政策作為調整產業結構、刺激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政府鼓勵和提倡的經濟行為，就采用小稅基、低稅率和較多的稅收優惠，實行低稅負；政府不鼓勵和提倡的經濟行為，就采用較大的稅基、較高的稅率和較少或沒有稅收優惠，實行中稅負；政府限制的行為，就規定最大的稅基、最高的稅率且不享受任何稅收優惠，課以重稅。稅收作為調控手段在經濟實踐中的運用，使得無論多么健全嚴密的稅制，稅負在不同納稅人、不同納稅期、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總是存在差別，這就給納稅人進行納稅籌劃、減輕稅收負擔提供了極大的可能和眾多的機會。納稅人通過對國家稅法和稅收政策的研究、理解，為了實現稅后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選擇國家鼓勵或提倡的經濟行為、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納稅籌劃實質上是國家區別對待的稅收法規和政策的產物。

（二）稅收制度存在的彈性空間，為納稅籌劃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在經濟實踐中，納稅人的經濟活動和經營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國家稅收制度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納稅人，就要既相對固定、還應富有彈性，這種制度彈性的存在也給納稅人進行納稅籌劃提供了眾多機會。表現在：

1.納稅人的可變通性。特定的納稅人交納特定的稅收，并享受特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納稅人可以通過對經營活動的某種特別安排，使其納稅人身份發生某種變化，從而達到減輕稅負或規避納稅義務的目的。比如，企業所得稅，內陸城市的納稅人比經濟特區的納稅人稅負較重，為減輕稅負，內陸城市的企業可能作出以下一些選擇：一是該企業去經濟開發區投資，以享受特區納稅人享有的稅收優惠；二是該企業在經濟特區設置分公司或子公司，通過轉移利潤，來減輕稅負；三是將企業的經營活動從形式上而不是從實質上轉移到經濟特區，成為特區的納稅人，充分享受低稅負的好處。不難看出，通過變更投資方向或經營地點，使納稅人身份發生某種變化，是有可能減輕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

2.稅基確定的可伸縮性。在稅率既定的前提下，課稅對象金額的確定直接影響著稅額的大小。為此，納稅人可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設法調整課稅對象金額，使稅基變小、稅負減輕。例如，按現行增值稅暫行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對采取折扣銷售方式銷售貨物的納稅人，如其銷售額和折扣額在同一張發票上分別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額作為銷售額計算增值稅。為此，納稅人就應要求供貨方盡量避免將折扣額單開發票，以達到沖減銷售額、少納稅款的目的。

3.稅率上的差異性。在課稅對象金額一定的前提下，稅率越高、稅負越重，反之亦然。稅率與稅負的這種密切關系，必然促使納稅人盡可能避開高稅率，尋求低稅率。在稅收制度中，不同的稅種有不同的稅率，同一稅種中，不同的稅目也有不同的稅率，這種“一稅一率”、“一目一率”所形成的差異性，為納稅人規避高稅率提供了機遇。例如，現行城建稅的稅率規定為：納稅人所在地為市區的，稅率為7%；所在地為縣城、鎮的，稅率為5%；所在地不在市區、縣城或者鎮的，稅率為1%。假如南京市區內某生產企業年度應納增值稅為1000萬元，則其需繳納城建稅70萬元，如果該企業在不影響其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前提下，將廠址由市區遷往郊縣，則其城建稅只需交納10萬元，僅此一項就可節稅60萬元。顯然，稅率差異性的客觀存在，為納稅人進行納稅籌劃提供了空間。轉（三）會計方法存在的多樣性選擇，為納稅籌劃提供了重要技術手段

會計制度與稅收制度之間，尤其與所得稅制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會計核算資料是許多稅種確定應納稅額的基礎，如在計算納稅人的應納稅所得額時，稅法沒有明確規定的，一般適用會計制度的規則和方法。但是，在會計核算中，存在著大量的職業判斷行為，不同的職業判斷會選擇不同的會計方法，形成不同的計稅依據，從而影響到納稅人的稅收負擔。比如，按照“穩健性原則”的要求，存貨的核算，在物價處于上漲趨勢時，宜采用“后進先出”的計價方法，這樣使計算出的期未存貨價值最低，銷售成本最高，本期利潤最少，從而達到謹慎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目的。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會計方法選擇也使企業的本期所得稅稅負達到最低，可達到延期繳納所得稅、獲取資金時間價值的目的。與此相類似，納稅人在固定資產折舊方法的選擇（采用直線法還是加速折舊法）、有關費用的列支（是預提法還是攤銷法）、收入結算方式的選擇、壞賬核算方法的選擇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選擇空間。若能靈活運用，都可以達到合理地減稅或延緩納稅的目的。

總之，稅收優惠政策的存在，稅收制度客觀具有的彈性空間以及與稅務處理關系密切的會計方法的多樣性，使得納稅人即便不利用稅法存在的漏洞或稅制的不完善之處，也完全可以通過納稅籌劃，合理合法地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

三、納稅籌劃的效應分析

納稅籌劃既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納稅人應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且在現有的法規和制度下，其有存在的空間，那么，當納稅人充分行使這一權利時，將會產生哪些經濟和社會效應呢？這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

（一）納稅籌劃的微觀效應

1.促進稅法的普及及納稅人納稅意識的增強。納稅籌劃主要是利用國家稅收優惠政策以及稅收法規、政策中的不完善之處，通過合理安排以達到節稅的目的。為此，納稅人必須學習、熟悉國家稅法，具有較高的稅收政策水平及具有對稅收政策進行深層加工的能力，這樣才能保證籌劃方案的非違法性和有效性，達到一定時期減輕稅負的目的。

納稅籌劃還有助于增強納稅人的納稅意識，抑制偷逃稅等違法行為。因為，只有當納稅人意識到了必須依法納稅，必須接受稅務部門的管理和監督，意識到了該繳的稅一分不能少繳、不該繳的稅一分也不必多繳，納稅人才會自覺、主動地依法建賬建制，按規定及時辦理營業、稅務登記，及時、足額地申報、繳納各種稅款。為此，納稅人必須學習和了解國家有關的稅收法律、法規，學會用合法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而納稅籌劃能夠促使納稅人自覺地完成這一過程。因為，成功籌劃的前提是納稅人應熟悉和通曉稅法，能夠準確把握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并保持各種賬冊文件的完整。通過主動地研究、學習和運用稅法及稅收政策，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必然得到提高，法制觀念必然得到加強。

2.有利于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的提高。納稅籌劃的本質屬于一種理財活動，因而它是企業財務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理財研究的重要范疇。作為企業經營的一種外部成本，稅收因素始終貫穿于企業籌資、投資和股利分配等財務活動的全過程，對企業財務活動的最重要因素——現金流量，構成“剛性”約束。企業在稅法許可的范圍內，通過對籌資、投資、經營、組織、交易等事項的適當安排和籌劃，用足、用活、用好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合理地、最大限度地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減少企業現金的凈流出，實現企業涉稅的零風險，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這些都是納稅籌劃孜孜追求的目標。顯然，上述納稅籌劃目標的實現，有助于促進企業更好的理財，從而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水平。

3.有利于企業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企業是以盈利為目標的組織，增加稅后利潤，追求綜合經濟效益最大化應是其根本目標。企業增加利潤的途徑無非兩種：一是增收，二是節支。前者在投資一定的情況下，潛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者雖也潛力有限，但代價較小，成效顯著。于是，眾多企業將節約開支作為增加利潤、提高效益的重要選擇。對于一個企業來說，節約開支可能表現為節水、節電、節約原材料消耗等等，也可以表現為節稅。企業通過對稅收法律法規的深刻理解，通過對自身經營活動作出的適當安排，完全可以達到減輕稅負、減少現金流出量或延遲現金流出時間，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的目標。

當然，減輕稅負還只是納稅籌劃的表面追求，實現企業綜合經濟效益最大化才是納稅籌劃的根本目的。為此，企業在進行納稅籌劃時，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以整體觀念和系統思維去看待不同的籌劃方案，既要注重個案分析，對個別稅種的籌劃收益與籌劃成本進行對比，追求“節稅”利益；更要注重整體綜合性，注意納稅籌劃對企業的投融資及生產經營等各個方面的綜合影響。要始終圍繞企業整體利益或企業綜合經濟效益最大化這一目標，著眼于整體稅負的下降和全局利益的提高，進行綜合籌劃、全面衡量，避免因納稅籌劃可能帶來的投資扭曲風險，或為減輕稅負導致企業銷售與利潤的下降幅度超過了節稅收益。

（二）納稅籌劃的宏觀效應

1.有利于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稅收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最重要杠桿之一。政府通過稅收法律法規和政策形成一定的稅負分布，以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護自然環境、調整產業結構等政策目標。然而，政府的稅收政策措施能否起到預期效果，主要取決于納稅人是否對政府的稅收政策導向作出積極的回應。如果納稅人完全沒有避稅意識，對稅負的變化毫無反應，那么政府的稅收政策目標就不可能實現。顯然，納稅人根據稅法和政府稅收政策的導向，對不同的納稅方案進行擇優，盡管主觀上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稅收負擔，但客觀上卻是在國家稅收經濟杠桿作用下，逐步走向了優化產業結構和合理配置資源的道路。如果政府的稅收政策導向正確，納稅籌劃無疑將會對社會經濟產生良性的、積極的正面作用，稅收的宏觀調控功能將會得到更好的發揮。

2.有利于國家稅法及稅收政策的不斷改進和完善。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新事物層出不窮，新問題不斷涌現，現有的稅收法律、法規和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過時或不適應之處，如覆蓋面上有空白點、銜接上有間隙處、掌握上存在模糊性等等。這些稅法的不完善或缺陷所在，難免會被納稅人在納稅籌劃時所利用，此為避稅。它與節稅在理論上雖然有明確的界限，實踐中卻很難完全區分開。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納稅人利用稅法的不完善之處進行避稅，是對國家稅法及有關稅收經濟政策的反饋行為，是對國家稅收政策導向的正確性、有效性和國家現行稅法完整性的檢驗，這就為國家進一步完善稅法和稅收政策提供了依據。國家可以利用納稅人納稅籌劃行為所反饋的信息，了解稅收法規和稅收征管中的不盡合理和不完善之處，適時地對稅法和稅收政策進行補充、修訂和完善，堵塞稅收漏洞，從而促使國家的稅收法制建設向更高層次邁進，促進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制化、規范化進程。

總之，納稅籌劃是納稅人應有的一項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存在既有必然性，也有可能性。因此，政府應積極研究這一經濟現象，通過制訂有關規則，對納稅人的納稅籌劃行為予以積極引導，借此鼓勵納稅人依法納稅，不斷增強納稅人的納稅意識。簡單否定或無理阻撓納稅人的正常納稅籌劃活動，只會助長偷稅、逃稅和抗稅等違法行為的滋生，不利于促進“依法治稅”，與“依法治國”的憲法原則也是背道而馳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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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般而言，每部電影作品均包蘊一定的文化闡釋價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電影藝術家創作出來的電影作品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和內涵也是千姿百態、各有特色的。如同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在20世紀90年代就展現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陳凱歌一如既往沉緬于民族歷史，熱衷于人性建構，從早期《黃土地》起步，途經《大閱兵》、《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風月》，直至《荊軻刺秦王》。他電影創作的基調一直是那種和中國血緣關系斷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終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憂憤，強調歷史哲學的表達，他的個人藝術行為和電影文本皆成為文化苦旅的代名。張藝謀則愈加顯示出一個形式主義者的輕盈，他認為中國（大陸）電影過于注重政治、社會、文化等形而上意義，固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卻缺乏生動具體的人性描寫。他的表白實際上再次證明了他與陳凱歌在電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無論是表現現代化遭遇傳統中國的《秋菊打官司》，還是紀錄鄉村文化撞擊都市文明的《一個都不能少》，他都在或過去、或現在，或農村、或城市的景觀中，把國民的生存狀態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現出來。黃建新則又不同于“陳張”，他的《站直luō＠①，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埋伏》等一批內在涵義陳陳相因的影片均緊扣當代主題，展現了此時此刻的人間百態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會情緒，透過歷史的蹤跡和傳統的力量，看到了另一個中國誕生時所帶來的精神壓力以及在現代化煉獄中翻滾掙扎的當代華夏。此外夏鋼的平和溫情、孫周的憂郁恬淡、李少紅的直面生活和寧瀛的理性風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現出獨特風貌的文化形態和內涵。而90年代的周曉文更是積極多變，時而暢想都市青春，時而影像鄉土《二嫫》，時而涉足遠古《秦頌》，一個人，三種影片類型，三種表達格調，三種文化想象。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一般來講，文化價值是包括認識屬性、審美屬性在內的總體化的價值屬性，因而，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學價值、社會歷史學價值、生命學價值以及哲學價值、宗教價值之外，還有認知價值、審美價值等，電影文化自身的豐富性也為觀眾闡釋電影文化價值提供了豐富性。正因為電影作品具有豐富的可供闡釋的文化價值，方才形成了文化發展的當代奇觀：在電影誕生剛過百年的短短時間內，觀賞電影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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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高地，東城區學校文化建設資源基礎得天獨厚。東城區作為首都功能核心區，擁有大量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文化資源。除了擁有舉世皆知的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等大量的文化場館外，這里的街道、廟宇、民居、古樹乃至一件雕塑的背后，都可能隱藏著一段悲壯的歷史或動人的故事。這里是一個巨大的文化沙龍，人才薈萃，在不同的學校里，無數名人大家與普通學生親密接觸，共同演繹教育與受教育的人生經歷，不斷地積累和疊加學校文化的高度和厚度。這種多彩厚重的文化底蘊、審美淵源以及海納百川的文化胸懷是東城區學校賴以為驕傲的基礎與起點。

例如，方家小學以老校長老舍為豪，將京味文化、國學文化納入學校文化建設；166中學以老校友冰心為榮，命名文學班、文學社。文學評論家孫武臣講起自己在北京第二中學學習情形時非常驕傲，“張天翼、嚴文井、劉厚明、謝添等大家都曾為我們講過課，著名文藝理論家蕭殷還為我們評點作品。最自豪的是我們去邀請老舍先生，就在他的散文《養花》里所寫的那個小院，他幽默地說：‘魯迅文學社請我，不敢不去呀!’校領導得知，就擴大為全校師生聆聽老舍講課了。那時二中只有一片露天空地作為會場，我在五月的陽光下，記住了大師兩句讓我終生受益的箴言：‘即使不走文學之路，也要愛文學，因為文學使人性走向完美；要是走文學之路，就要追習經典，否則走不遠。’我的文學夢從這里起飛。”從中可知，區域文化資源優勢對學校文化創建的重要影響。

二、理念面：明確文化使命，實現文化轉型

東城區學校在積極探索教育教學改革的過程中，實現著內在的學校文化轉型。學校是人類文化的形式，其價值是傳遞、選擇和創造人類文化，是為建設和諧社會培養和諧的人。學校本身是文化的組織，它的文化使命在于培養人，引導人的自身革命實踐與社會革命實踐的和諧統一，促進人的社會化，推動社會辯證發展。學校文化建設是學校變革與發展的原動力，它影響著辦學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養。學校要完成適應新時期發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務，唯一的出路是參與到社會新文化的構建中，按社會發展的要求和時代的精神，構建超越現實的新學校文化。

在素質教育和課程改革的過程中，東城區各學校已經實現了教育教學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整體變革。這樣一種整體變革，建立在一種核心價值觀的支撐之上，并由此建立學校教育教學的新基準、新規則和新秩序。那就是“為了每一個學生的發展”的核心價值觀，成為學校文化建設的新理想和新追求，也成為區別于以往的學校文化建設的精神分野。許多校長在不同場合的表述中，都包含著以下內容：超越“知識本位”和“學科中心”，形成以“學生發展為本”的學校文化；超越“權威主義”和“普遍主義”，形成“合作”“對話”“創新”的教學文化；超越“剛性的”“靜態的”“封閉的”課程與教學，形成彈性的、動態的、開放的文化品格。

三、主體面：尊重文化主體，發揮人的創造性

東城區中小學教師普遍感到在學校中受到尊重。教師既是學校文化氛圍的感受者，也是學校文化的創造者，他們對學校生活的直接感受是學校文化最直觀的體現。創建和諧的學校文化氛圍是東城區多數學校的自覺選擇。

在實地考察的學校中，第五中學分校的王老師就將其所在的數學教研組辦公室比作“家”。她對辦公室里的其他成員充滿真情：她盛贊和藹可親的杜老師深厚的師愛，敬慕被校長稱為“頗具大將風度”的姚老師的工作經驗與方法，欣賞真誠善良的李老師為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假期寫信贈書的行為。她將第五中學分校比喻為和諧美滿的大家庭，感受快樂，體驗收獲，飽含愛意。史家小學卓校長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明確提出“和諧教育”的理念，倡導人與人、人與知識、人與自身、人與社會的全面和諧，并且獲得廣大教職員工的普遍認同，為營造和諧的校內人際關系、促進學校發展創造了廣闊空間。

四、方法面：探索文化路徑，倡導特色發展

作為文化路徑，東城區中小學校有著特色發展的選擇與定位方法。雖然東城文化積累有其自然的歷史成因，但東城區中小學校對學校文化建設路徑的選擇與定位則往往包含著許多主體建構的積極動因，離不開校長們的主動選擇與定位。比如：府學小學充分挖掘和利用建校638年的歷史，倡導傳統文化和現代教育相結合的辦學理念，形成學校文化；東四九條小學的科技教育和四小的美育都被聚焦擴展，從而將特色深化、發展，培育為學校文化；特殊學校針對受教育群體的特殊性，提出“有愛無礙、教育康復、和諧發展”的辦學理念，并體現于具體細致的工作之中，從而發展建設其獨特的學校文化。各校辦學特色及風格的形成，促進一大批“窗口校”“特色校”建設的路徑選擇，有力推進了東城區各校的學校文化建設與創新，為力求實現“讓每一所學校都精彩”的美好愿景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實，特色是學校共性與個性的統一，核心價值與附加價值的統一。因為學校自身發展的歷史不同，教育對象的來源不同，改革切入點不同，個性追求不同，附加的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這都充分體現了學校發展中的價值認同與文化選擇。這種學校文化的特色，會滲透于學校辦學理念、生活方式、教學方式以及其他行為方式之中，成為學校師生成長的文化生態特征。但尋找學校發展的特殊路徑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既需要全盤統籌的前瞻性思維，也需要發展過程中的不斷磨合與碰撞，甚至出現一段時間的搖擺不定。例如，某學校在發展武術特色的辦學理念時，三任不同的校長的態度并不一致，雖然現在建立習武畫廊，崇尚武學國粹，但由于缺少師資，生源混雜，依然存在一定困難。

五、結構面：理解文化結構，實現系統內化

東城區學校文化建設有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和運作模式。美國文化學者克萊德·克魯克洪指出：“文化不僅有其內容而且有其結構這一事實，現已獲得普遍的認識。”作為社會亞文化的學校文化也同樣不僅有內容而且有結構。從深層到表面，從具體到抽象，東城區在指導學校文化建設時提出以師生共同價值體系為核心的學校精神文化、以教育質量保障為根本的制度文化建設、以營造濃厚教育教學氛圍為主題的物質文化建設3個結構層次的工作舉措，并且指出這3個層次“緊密聯系、相輔相成”“學校文化建設必須以精神文化為核心，以物質文化建設為基礎，以制度建設為重點，系統地、分層次地抓落實”。從四次教師集中訪談中，研究者發現，除個別教師外，幾乎所有訪談對象都共同認為學校文化分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3個層面，并由此切入認識所在的學校文化及其建設過程。由此可見，東城區學校文化建設的結構框架在實際垂直層級傳播中的效果及其對實踐的影響。

其實從這3個層面來看，東城區學校文化建設都已初見格局，無論是普通校、規范校、窗口校，還是特色校，都有其基本精神體系的構建、制度的建設與硬件環境的完善。但它們的差別則在于其學校文化的先進與否。只有建設和諧的學校文化體系，以先進的教育價值觀為核心，認同學校教育理念、學校精神等，在學校的規章制度下和諧相處，相互體諒、關心，努力實現學校的組織目標，學校的辦學質量和效益才能提高，每個成員的充分而自由的發展才有可能。學校文化應該是經過提煉整合社會先進文化而形成的獨特文化，必須根植于民族先進文化的土壤中，應該通過特定的學校歷史典范及其他“符號”特征表現出來。“文化由被產生的一切事物構成，它能夠維持和具有符號方面的經驗。”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標語上墻”“知識上墻”看成就是學校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建設，還是應該警惕形式主義文化的物質化，防止將制度完善本身作為制度文化本身，真正將學校文化落實在科學教育理念對學校生活的全方位滲透細化之中。

六、目標面：鑄造文化品牌，共享文化成果

東城區擁有學區化管理、藍天工程等許多優秀的教育文化品牌和優質學校品牌。通過構建學校主流價值觀，實施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東城區教育改革的巨大變化，備受社會關注與好評。學區化管理使硬件、軟件、課程等資源達到共享和深度開發，藍天工程“創建沒有圍墻的校園”，為成長中的孩子們提供了培養健全人格、品性的廣闊天地。東城區的“學區化管理”“藍天工程”“教育綜合評價”“名師工程”等教育改革的措施和理念正在向全國輻射。

在東城，許多中小學校長都自覺地將學校文化建設作為立校之本，走文化鑄校之路。例如：北京市第二中學校長就多次強調“要用文化來包住鋼筋水泥，體現文化育人的理念，達到空氣養人的目的，就像一個大森林一樣是天然的氧吧，人進去之后很舒服，氧氣充足、空氣新鮮，對人是一種滋養”。第二中學的“教師博物館”“學生博物館”“古籍館”“國粹館”等文化設施都實實在在地向學生開放，這份特有的文化滋養，在成就師生的同時，也培育了第二中學特有的文化品牌。國子監中學“用教師健康的心理呵護學生稚嫩的心靈和健康的人生”受到總理的肯定，他們“不言學生差，積極想辦法”“關注每一個學生的發展，讓每個學生成為更好的自己”“辦好不選擇學生的學校”，既展示了一種博大的教育精神，也成為一種風格、一種品牌。在國子監中學，一系列創意活動如陽光共享、陽光驛站、陽光談話室等，不同樓層的不同主題，如我與自然、我與藝術、我與社會、我與科技等，都把學校文化建設與學生健康成長緊密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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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從多種視角來研究電視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理論研究落后于迅猛發展的實踐。我國電視文化的歷史始于20世紀中期，雖然晚于英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但在改革開放以后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90年代以來，在經濟和科技兩個高速運轉的車輪的驅動下，不僅在傳播內容、傳播形式、傳播技術上，而且在傳播理念與文化理念上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但是，對電視文化的理論闡釋卻尚處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論研究遠遠落后于實踐的發展。理論的滯后、理解的偏差又反過來使實踐的發展走向誤區。

第二，電視文化是一種相當復雜的文化形態，既有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審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質性、消費性，既有強制性、操縱性，又有迎合性、對抗性，既有同質性，又有多元性，既有類型性，又有創造性；既有娛樂，又有教化功能。電視文化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文化形態，涉及到的領域已遠遠不是傳統的文化藝術所能涵蓋的。

第三，當代中國電視文化的發展已經置身于市場經濟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歷史語境下，它的商品屬性使其由以往的藝術文化轉變成一種商業文化、大眾文化，新現象、新特征由此頻頻凸顯。對這些新現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眾文化特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都使我們產生一種“莫相知”的恐慌，而沒能從理論高度予以闡釋。

第四，以往的從藝術單一視角對它所進行的理論研究陷入了闡釋的困境。很多問題，例如大量不具有審美意義粗制濫造的文本卻有很高的收視率、文本質量的提高主要依賴的是聲像光電的技術手段而非爐火純青的藝術手法等等，僅從藝術的角度難以解釋。

在這種復雜的狀態下，既要正視電視文化迅猛發展的事實，承認電視文化所蘊涵的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特性，以歷史的理性清醒地認識到經濟轉型、社會轉型賦予文化轉型的可能；又要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其進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認識，恰當的評價，審理各種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規范和引導這種新型的文化形態。

二、電視文化研究的幾種視角

多重研究視角的轉換有助于對電視文化的多重認識，有助于在矯正操作的失誤和尋找正確的發展方向時獲得理論上的高度與支持。

社會文化視角：以往對電視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這一文化活動的社會過程全身。隨著中國社會文明進程的演變，電視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廣大民眾真實生動的生活中，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內容，具有了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的品格。作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和社會公共事業，社會學視角、人類文化學視角的關注，也許能使我們穿越數量眾多龐雜、質量良莠不齊的電視文本，抵達社會意義、文化意義的剖析。在這其中，意識形態視角的分析尤為重要，因為一切文化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代碼”。從到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學說、文化研究學派、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批評無不是這些理論的重心。

大眾文化視角：電視文化所表現出的商業性、消費性、大眾娛樂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術性、可復制性、程式化、無深度感正是大眾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標，體現出與電視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一致性、同質性。因此，在對電視文化的研究中，借鑒西方某些學術思潮對大眾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雖不能祈望徹底解決中國電視文化存在的問題，也不是無益的。如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使我們認識到電子傳播作為生產力給對電視文化生產帶來巨大促進作用的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對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認識到其意識形態的操縱性、欺騙性的一面；后現代主義理論讓我們對電視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戲性、狂歡化獲得了一種哲學上的認識高度；后殖民主義理論則令我們對電視文化、大眾文化中的全球化傾向、文化同質化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歷史主義提醒我們，以“戲說”為代表的電視文化可能導致的危險；文化研究學派以它與社會的廣泛聯系和跨學科的學術膽識，啟示我們以宏觀的社會文化研究與微觀的文本研究相結合，在微觀的文本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宏觀的文化研究……這些理論奠定了以大眾文化的視角來審理電視文化的理論基礎。傳播文化視角：電視文化與印刷媒體、廣播媒體等其它大眾文化形態的主要區別，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極高的影像的傳播與接受方式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視聽文化，并對其它形態的大眾文化形成強大沖擊，獲得了存在的獨特性和優勢性——影像傳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說，傳播學理論從電視傳播的全過程來考察電視文化與社會的關系，為電視文化的理論研究開辟一條更切實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說：“研究電視理論，首先要研究‘電視傳播學’，因為電視本身就是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和載體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所有的電視節目，統統鮮明地烙印著信息的‘印記’。因此，抓住‘傳播’也就抓住了電視理論研究的根本。”無可質疑，隨著從播放型到數字化、新媒介的傳播模式的全新構型，電視文化將會發生更為深刻的革命，因為傳播模式的改變必將影響所傳播的文化本身。

藝術文化視角：商業邏輯在文化生產領域的僭越導致了電視文化的市場化、反藝術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視電視文化的藝術特性。作為影像視聽文化的電視文化，在深層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藝術性、審美性。并且，電視文化是一門綜合的文化形態，需要借助各種藝術的長處來完善自身。例如電視文化中影響最大的一種樣式——電視劇：中國的電視文化和電視劇幾乎是同時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電視臺開播，同年6月5日，電視劇《一口菜餅子》播出，開啟了中國電視文化和電視劇的發展史；中國老百姓普遍接觸電視也是從看電視劇開始的，這個現象發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統計，我國已有電視機5000萬臺，兩億多觀眾，該年電視劇產量已上百部。）；而電視令萬人空巷應該說還是與電視劇的發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現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都創下了極高的收視率，不能不說明文學穿越時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樂是借助旋律節奏作用于聽覺神經，造成空間虛幻感的時間藝術，而繪畫藝術則是借助畫面作用于視覺神經，造成對時間想象的空間藝術，電視文化正是借助它們的各有所長，把本來單方面滿足于人的聽覺藝術或視覺藝術轉化為電視文化的視聽藝術，創造出一種綜合時空的威力。

篇9

本文擬對英國的傳媒與文化研究進行簡單的綜合介紹，重點選擇在傳媒研究歷史上有過重大突破和影響的研究機構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為國內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page_break]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10

1.1籃球文化概念

在體育界，籃球文化的概念屬于相對較新的概念，正在經歷著激烈的爭論.目前，對于籃球文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廣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隸屬于體育文化的范疇，是通過籃球運動的表現形式來體現體育價值觀、體育道德觀的社會意識以及圍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務的總和.狹義上講籃球文化概念，人的感受性、價值觀、籃球運動的思想、觀念和意識通過籃球活動得以體現，促使參與者獲得全面的身、心發展；第二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指參與和觀賞籃球運動的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通過一定的制度進行凝結所形成的與籃球相關的知識、技能、風俗和制度的總稱；第三種觀點認為：籃球文化概念是社會大文化的一個細小的分支，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通過對籃球運動的具體特征和相關特性進行不斷總結形成的內容形式和方法的總稱.以上三種觀點均從不同的角度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了總結和陳述，為籃球文化概念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每種文化概念又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涵蓋籃球文化概念全部內容.大力倡導多元的籃球文化概念，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文化概念，是目前籃球文化概念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

1.2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

任何一個文化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外延，這是文化概念的本質屬性多決定的.通過對籃球文化概念進行內涵和外延的分析解讀可以發現，籃球文化現象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在傳統的思維概念中，文化通常被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觀念文化.籃球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也被按照傳統思維的劃分方法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按照文化結構的三個層面進行了劃分.因為體育界學者對籃球文化概念的分歧，在籃球文化的內涵和文化結構的劃分過程中，也存在不同的劃分方法：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從籃球運動所創造的精神和物質財務以及文化價值入手，來分析和階段籃球文化的結構和內涵；第二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分解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來對籃球文化內涵和結構進行不同的分析和解讀；第三種觀點的學者將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必須分解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注重對籃球運動的理解，也就是人們的籃球觀念，第二層次是在理解的基礎上采取的于籃球有關的活動和行為，第三層次與籃球相關的如拉拉隊、口號、標語等輔助表現形式.籃球文化的內涵和結構與籃球運動息息相關，在籃球運動是一項不斷在改進了完善的體育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其相關的游戲規則會隨著籃球運動的不斷發展進行逐步的修訂和完善，因此，籃球運動的特征決定了籃球文化的結構內涵也會隨著籃球游戲規則的改變而改變.

1.3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建設

2005年，隨著籃球職業化改革的起步，籃球運動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全力打造籃球文化，為中國籃球鑄魂”的籃球文化建設也被提上日程.體體育界的相關學者也紛紛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來形成籃球文化的氛圍，促進籃球文化的發展.籃球文化與籃球運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有確保籃球文化的形成并不斷發展完善，才能促進籃球運動不斷得到廣泛的關注，促進籃球事業，乃至體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目前正處于和諧發展的大環境之中，倡導以“和諧”為核心價值觀的籃球文化得到體育界大多數學者的廣泛認可.以和諧的觀念來發展籃球文化，處理籃球事業中各利益主體的關系，是人為普遍可以接受的處理方式.為了大力弘揚我國的籃球文化觀念，創建中國自主的CBA品牌，利用CBA品牌來發展籃球文化，傳播我國籃球文化概念，是促進我國籃球運動和籃球文化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為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促進了我國籃球戰略意義的形成和發展.

2關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

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CUBA籃球文化和CBA籃球文化.CUBA籃球運動的建設，主要是為了打破現有高校與外界之間的阻隔，豐富大學校園文化，促進高校體育文化設施的發展，營造積極健康的校園文化氛圍.目前CUBA還只是處于前期發展階段，需要不斷的進行理論研究，促進CUBA籃球文化的不斷深化和發展.CBA籃球運動在經歷了數年的改革之后逐漸成熟和完善，成為我國備受關注的體育賽事.CBA籃球運動的發展同時帶動了CBA籃球文化的形成和完善.CBA品牌的組建，結合了我國相關的地域文化特征，通過對CBA籃球運動賽事的傳播，有效的增強了廣大民眾的榮譽感和社會凝聚力.CBA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融入了持續和諧發展的思維理念，讓CBA文化具有了融合性、變動性、有效性和特色性的特征.通過CUBA文化和CBA文化的研究可以發現，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和諧持續發展是籃球文化的核心，這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3國外籃球文化的研究和對比

NBA職業籃球賽是當今世界職業籃球發展的巔峰，所以關于NBA職業籃球的研究相對也比較多，這有力的促進了NBA文化的發展，讓NBA文化形成廣泛的共識.NBA職業籃球運動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因為其文化內涵也與其有著莫大的關聯.NBA文化可以說是美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美國的經濟水平和政治面貌，反映了美國人價值觀世界觀的變化，尤其在青少年身上體現較為明顯.世界文化的開放性令NBA文化已經走出美洲走向世界，推動者世界籃球文化的發展.NBA文化涵蓋了從經濟到文化的各個方面，對于美國意識的價值觀形成了直觀的具體體現.對于中美籃球文化的發展和研究過程，CBA文化和NBA文化體現不同的籃球文化個性和籃球技術特點.學習和掌握NBA文化發展的精髓，對于我國籃球文化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4籃球文化未來展望

我國籃球事業發展水平在世界排名較落后，無論是在聯賽水平上，還是在觀念上都還未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文化理論體系.我國民眾始終存在一個信仰缺失的弊病，表現在籃球文化上就是無法放眼世界，固步自封，視野狹窄.只有從觀念上徹底顛覆傳統，借鑒國外籃球文化的先進理論，與世界保持步伐一致，形成一個正確的健康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才能為籃球文化與世界接軌提供可靠的思想保障.其次，要堅持以人為本，弘揚民族精神.我國的籃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政治現狀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它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對于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也需要走出國門，學習NBA文化中的主場文化，注重釋放個性，以人文本.

5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