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也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點問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新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層出不窮，例如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發展中國家匯率選擇的“原罪論”、害怕浮動論等等。筆者擬從一個較新的角度來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進行梳理，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摘要：目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一些研究機構、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也紛紛對此發表看法。我們認為，人民幣升值問題歸根結底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那么，現有的盯住匯率制度是否適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如何從盯住匯率轉向更為合適的匯率制度？怎樣決定適合中國經濟發展、金融體制改革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從當前對匯率制度選擇和世界匯率制度演變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決以上問題的途徑。

本文首先對盯住匯率制度進行分析，介紹脫離盯住匯率制度的影響因素，之后從總體上討論決定匯率制度選擇的長期因素以及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匯率制度的演變，最后提出當前匯率制度選擇的BBC準則以及可供中國選擇的幾種匯率制度。

一、脫離盯住匯率制度

從盯住匯率制度的脫離，既可以轉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也可以在現有制度下進行調節，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由于“外匯市場壓力”而導致的正常脫離，另一種是由經濟狀況惡化而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從而被迫脫離盯住匯率制度。

具體而言，從盯住匯率制度向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變可以分為以下五種：（1）從任何盯住匯率制度轉向浮動匯率制度；（2）從硬匯率盯住（hardpeg）轉向軟匯率盯住（softpeg）；（3）從固定的盯住匯率轉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從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轉向爬行帶匯率制度；（5）在匯率帶制度中擴大浮動帶的范圍。從盯住匯率制度向不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變可以分為以下四種：（1）從軟匯率盯住轉向硬匯率盯住；（2）從任何匯率帶制度轉向固定的盯住匯率；（3）從爬行帶轉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帶匯率制度；（4）在匯率帶制度中縮小浮動帶的范圍。

對正常脫離而言，伴隨著貿易開放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更易向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轉變。這是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往往面臨資本流動較大的波動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貿易開放程度也相應地增加了該國受到貿易條件（TOT）沖擊的風險，而采用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可以緩解或吸收這些沖擊，抵御外來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從盯住向更不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一般是同銀行體系的外匯系統開放和官方的外匯儲備有關。銀行系統的外債相對其外國資產比重的下降將促使從盯住向更不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因為銀行系統外債比例的下降預示著其所受到的匯率風險的減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通過匯率浮動的調節來控制匯率風險的依賴；同樣，巨額的官方儲備也形成了對相對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但是，這種正常脫離盯住匯率制度的現象通常不出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是在那些長期實行盯住匯率制度的國家發生。

匯率制度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也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熱點問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新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層出不窮，例如中間匯率制度消失論、發展中國家匯率選擇的“原罪論”、害怕浮動論等等。筆者擬從一個較新的角度來對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進行梳理，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匯率制度與經濟增長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摘要：目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一些研究機構、學者、政府官員和企業也紛紛對此發表看法。我們認為，人民幣升值問題歸根結底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那么，現有的盯住匯率制度是否適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如何從盯住匯率轉向更為合適的匯率制度？怎樣決定適合中國經濟發展、金融體制改革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從當前對匯率制度選擇和世界匯率制度演變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決以上問題的途徑。

本文首先對盯住匯率制度進行分析，介紹脫離盯住匯率制度的影響因素，之后從總體上討論決定匯率制度選擇的長期因素以及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匯率制度的演變，最后提出當前匯率制度選擇的BBC準則以及可供中國選擇的幾種匯率制度。

一、脫離盯住匯率制度

從盯住匯率制度的脫離，既可以轉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也可以在現有制度下進行調節，可以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由于“外匯市場壓力”而導致的正常脫離，另一種是由經濟狀況惡化而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從而被迫脫離盯住匯率制度。

具體而言，從盯住匯率制度向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變可以分為以下五種：（1）從任何盯住匯率制度轉向浮動匯率制度；（2）從硬匯率盯住（hardpeg）轉向軟匯率盯住（softpeg）；（3）從固定的盯住匯率轉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從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轉向爬行帶匯率制度；（5）在匯率帶制度中擴大浮動帶的范圍。從盯住匯率制度向不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變可以分為以下四種：（1）從軟匯率盯住轉向硬匯率盯住；（2）從任何匯率帶制度轉向固定的盯住匯率；（3）從爬行帶轉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帶匯率制度；（4）在匯率帶制度中縮小浮動帶的范圍。

對正常脫離而言，伴隨著貿易開放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更易向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轉變。這是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往往面臨資本流動較大的波動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貿易開放程度也相應地增加了該國受到貿易條件（TOT）沖擊的風險，而采用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可以緩解或吸收這些沖擊，抵御外來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從盯住向更不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一般是同銀行體系的外匯系統開放和官方的外匯儲備有關。銀行系統的外債相對其外國資產比重的下降將促使從盯住向更不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因為銀行系統外債比例的下降預示著其所受到的匯率風險的減小，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通過匯率浮動的調節來控制匯率風險的依賴；同樣，巨額的官方儲備也形成了對相對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但是，這種正常脫離盯住匯率制度的現象通常不出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是在那些長期實行盯住匯率制度的國家發生。

匯率制度作為一國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該國經濟的增長和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全球范圍內先后爆發了一系列貨幣危機，這些危機自始至終都伴隨著匯率的調整和匯率制度的變革，因而，近年來匯率制度的選擇又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熱點問題。對于匯率制度的爭論也不僅限于傳統的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爭，還包括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中間匯率與兩極匯率之爭。在國內，還有人民幣的盯住匯率制與管理浮動匯率制之爭。各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雖然在各自的分析框架下都正確或比較正確，但似乎都缺少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幾個關鍵因素的把握。

一、匯率制度安排的理論綜述

現代國際金融學說在理論上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學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金融活動的實踐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系（陳岱孫，厲以寧，1991）。一般而言，一種經濟理論都是針對一定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階段而產生的，是先有問題，后有對問題的分析判斷，再有解決問題的相應理論。匯率制度安排理論同樣如此。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開始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變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國內貨幣市場的沖動，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以蒙代爾（R.Mundell）、金德爾伯格（C.Kindleberger）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調發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另外，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最后，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社會效用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統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行貨幣政策。

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定與國內經濟穩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通貨區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是有必要的。

自從2002年底日本財長提出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就成了一個世界性的熱點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民幣匯率穩不穩，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能否保持一個穩定的改革環境，能否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否提高企業特別是出口型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事關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民族利益。因此，如何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變壓力為動力，就成了我國當前經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問題。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預期，我們該如何應對？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從亞洲的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匯率制度變革中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

一、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進行匯率制度變革的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亞洲的國家或地區都在努力謀求自身的經濟發展。總體上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20世紀60年代以來，泰國、新加坡和韓國連續40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經濟增速明顯加快；60年代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在10%以上。這些國家的快速發展，都獲益于穩定的發展環境，包括穩定的匯率制度。而匯率制度改革導致經濟發展受挫的尤以日本和泰國最為典型。

自1949年4月25日起，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支持下，實施振興日本經濟的“道奇計劃”，將日元兌美元匯率鎖定在1：360水平，這一固定匯率一直實施到1971年，共達22年之久。固定且較低的匯率使得日本企業能夠長時期不必擔心匯率的變化，而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和擴大產品出口等方面，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據統計，1955-1960年，1961—1965年、1966-1970年，日本經濟的增長速度分別超過了8%、10%、12%.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在產業結構與美國趨同的情況下。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并向所有重要工業領域擴展。在這一背景下，日元被迫走上了升值之路。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于1971年2月。1971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升值16.8%，即1：308，并以此作為基準匯率，可上下浮動2.25%.此后，由于美國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美元匯率仍繼續下滑，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這一時期實行的是固定匯率。

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1973年2月美國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10%，日本也只得讓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

摘要:文章對匯率制度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做了較為詳盡的歷史回顧。結果發現，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就要不要恢復金本位制度的爭論開始的，而匯率制度選擇理論的發展軌跡潛藏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之中，并伴隨著國際貨幣制度的歷史變遷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每個階段所產生的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理論，都對當時匯率制度選擇的實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其結論對于匯率制度的選擇并不具有一般性指導作用；匯率制度決定理論還需要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補充和完善。

關鍵詞: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貨幣體系高儲蓄兩難

一、從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提出以及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

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就要不要恢復金本位制度的爭論開始的。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設計的思考，以及對該體系運行、崩潰原因的反思，為匯率制度基本理論觀點的構建提供了實踐基礎和思想準備。

(一)問題的提出

匯率問題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而出現的。在金本位制度運行時期，各國貨幣以黃金輸送點為界限，圍繞著貨幣的黃金平價上下波動，在這種條件下，貨幣匯率一般來說比較穩定。因此，在整個19世紀，經濟學界主要是對金本位制度下如何調節國際收支的原理做了一些論述，而并未對這種體制本身提出異議。人們對匯率制度理論的研究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伴隨著金本位制度的崩潰，紙幣泛濫成災，并嚴重地影響了正常的國際貿易往來，經濟學家們由此開始清楚地意識到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從而開始了對匯率制度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經濟學家們的研究方向從匯率的決定和變動轉向了對固定和浮動兩種制度的利弊分析，改變了以前匯率理論研究以給定的匯率制度為前提的局面，開拓了匯率研究的新領域。從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問題之一。理論界由此開始分為兩個派別：一派屬于古典派或舊派，如霍特里等人，主張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度；與這一派相對立的是新派，如卡塞爾等人，積極主張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盡管不同的學者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和建議有所不同，但是，在這兩個派別的理論中有一個共同的論點，即貨幣的金平價是可以改變的，一成不變的固定貨幣平價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因此，應當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正是這一開創性的見解產生了最早的浮動匯率理論。

[摘要]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但鑒于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微觀經濟主體和金融監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選擇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的匯率形成機制更趨市場化。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僅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而且可以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增強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也增加了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參考一籃子貨幣；釘住單一美元；釘住一籃子貨幣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棄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為何我國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是什么?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何作用?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可見，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摘要：本文首先回顧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爭論，指出在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上，理論界是沒有一致意見的；接著文章又考察了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及其演進，發現匯率制度現有的發展趨勢似乎可以為每一種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的長期趨勢的觀點提供支持；最后文章還就不同匯率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進行了比較分析，結果也表明沒有一種匯率制度是最優的。因此文章的結論是：“沒有單一的一種匯率制度可以在所有時候適用于所有的國家”。

每個國家都會面臨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匯率制度的選擇一直是而且還將可能是國際金融領域中最重要與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有關的理論文獻開始是集中于討論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之間的優劣問題，隨著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的不斷發生，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的關注重點也轉向每種匯率安排在防范風險的能力方面，討論集中于哪一種匯率制度更適合應付日益增長的國際資本流動性與世界資本市場的不穩定性。而且經濟學家還開始對不同匯率制下的經濟績效進行比較研究，想知道是不是會有一種匯率制度對經濟的影響要好于其它制度。因此有關匯率制度的討論以及相關的政策觀點都是隨著時間演進的，它們很少獨立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特征之外的。本文第一部分對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爭論進行回顧；第二部分考察匯率制度的分類方法及其演進，看能不能夠從中發現匯率制度發展的長期趨勢；第三部分集中介紹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的實證研究；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結論。

一、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爭論

阿利伯（Aliber，2000）將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的主要問題歸納為：“固定還是不固定”和“實行還是不實行最優通貨區”。對這兩個問題的最古典的回答是始于19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由于實行的金本位制，那時的答案就是將貨幣固定于黃金，這是一種內生的固定匯率制度。凱恩斯（Keynes1923）將“內部穩定”（一個穩定的價格水平）和“外部穩定”（一個穩定的匯率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嚴格的區分開來。在國內價格名義剛性的情況下，Keynes更傾向于保持國內穩定，從而也就提倡浮動匯率制度。但在那個時代，許多的經濟學家都是浮動匯率制的懷疑論者。最有名的是Nurkse（1944），他認為1922年到1926年法國法郎的經歷證明在浮動匯率制下，投機在總體上是非穩定性的。隨著196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世界經濟選擇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的過程中，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出現了，這兩種觀點也成為以后分析匯率制度的理論基礎。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提出浮動匯率在吸收外部沖擊方面可能的優點，因此極力主張浮動匯率制；而以蒙代爾·Mundell，1991）為首的另一批經濟學家反駁了這一觀點，他們指出，根據經濟條件的不同，一些經濟體維持固定匯率可能會更好。眾所周知的“最優通貨區理論”（Optimalcurrencyareastheo-ry）是他們的主要觀點。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除了歐洲貨幣體系（EMS）之外，大多數的工業化國家選擇了浮動匯率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逐漸從固定匯率體系轉向浮動匯率體系，而這種轉變通常是在經歷了貨幣危機之后。因此這一時期有關匯率制度選擇的研究是與貨幣危機理論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克魯格曼（Krugman，1979）的第一代與Obsfeld（1994）的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克魯格曼研究了固定匯率制下國際收支危機的模型，認為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和固定匯率制不相容的貨幣、財政政策。他指出國內信貸超過貨幣需求的過度增長，將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損失，而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是有限的，在投機的沖擊下，固定匯率制最終將崩潰。而Obsfeld的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強調危機的出現與基本經濟因素無關，而是由預期因素導致的，危機本身導致政策變動，促使危機自動實現。這兩種理論分析了貨幣危機產生的兩種不同原因，前一理論強調的是貨幣危機的政策根源，而后一理論關注的則是固定匯率制這一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而現實中的貨幣危機常常是這兩者的結合，即不合理的經濟政策與存在某種缺點的匯率制度相結合，是導致貨幣危機發生的不可分割的兩方面原因。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直很高。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不變。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外貿持續順差，外資流入規模不斷增加。無論是從購買力平價、還是從經濟實力的對比出發，人民幣的幣值都應該上升。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堅持了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開始松動，美元匯率開始走低。由于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匯率走低的情況下，人民幣相對于其它貨幣事實上是貶值的。這兩種情況的對比，使得國際上有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這就為那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論據。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