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的歷史地位

思想是黨和人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在當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長久的指導意義。思想中包含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奮斗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為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提供不斷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將長期激勵和指導我們前進。

二、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先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有現實意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

（一）群眾路線。堅持運用并發展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領導革命斗爭中形成了群眾路線。把群眾路線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化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國共產黨要做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等，都是群眾路線的運用和發展，已經成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的根本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開始實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在廣大干部中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際上就是繼承思想里面關于群眾觀、群眾路線的重要思想。這些繼承和發展，要求弘揚我們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實質就是加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使黨執政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別強調辯證法，并熟練運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他在總結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時用中國的語言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使干部群眾容于接受。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兩點論和重點論的關系等的深刻闡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深遠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即矛盾的普遍性與中國社會主義實際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機結合的光輝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運用。新時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和諧社會”、“五位一體”戰略布局的實施，均衡發展、統籌發展、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等，都是對矛盾分析方法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單位：中南民族大學

把社會主義道德對“三德”的要求作為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核心內容

一個人的品行和道德修養，總會在他的社會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家庭生活中體現出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與其個人品德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核心任務是把社會主義道德對“三德”的具體要求落實到個人品德修養之中。社會公德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守的基本行為準則，是維護社會成員之間基本的社會關系秩序，保證社會和諧穩定的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也是整個社會道德體系中最堅實的基礎和支柱。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指出，社會公德“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每個社會成員都應遵守以“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德。對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導大學生從小事做起，從身邊的公德做起，從小節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養成良好的公德習慣。如做文明的大學生、合格的公民，言談舉止禮貌得體，講究儀容儀表和個人形象，生活中與人為善，作風正派，遵紀守法，不因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于細微處實踐個人文明行為，在舉手投足間慢慢升華自己的社會公德境界。同時，大學生要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和社會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公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爭做踐行社會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動我國社會公德建設。職業道德是指從事一定職業的人，在職業生活中應當遵循的具有職業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為準則，也是一切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道德底線。《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對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有20個字的基本要求，即“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從目前社會尤其是用人單位的反映看，對大學生入職后詬病最多的問題:一是敬業精神欠缺，服務奉獻意識不足，功利思想嚴重。二是在職業生活中合作意識淡薄，缺少大局觀念，組織紀律性不強。三是背信違約，誠信精神缺失。少數大學生在校期間學業上抄襲舞弊，求職時偽造各種證書欺騙用人單位，隨意簽約毀約，缺乏起碼的誠信意識，等等［3］。這些說明對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刻不容緩，一定要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進行正確的引導。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可以從擇業觀念、職業精神、職業態度、職業行為等方面入手，幫助他們掌握正確處理職業內部、職業之間、職業與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職業道德準則，并把奉獻社會、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等觀念奉為自己的職業操守。這其中要抓好兩個重點:一是通過教育，使大學生明確自己將要擔任的職業角色，自覺認識自己將來所從事職業的社會價值，深刻領悟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形成正確的就業觀念和擇業取向。二是抓住大學生將要從事的職業行為，通過教育使他們形成專業道德素質，鍛煉好專業能力。當他們熱愛所學專業并學有專長之后，一定能夠激發出對本職工作的熱愛，樂于合作，形成較強的敬業精神和奉獻意識，踐行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家庭美德，是調節家庭內部成員以及與家庭生活密切相關的人際關系的行為規范。《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是每個公民在家庭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對大學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導，重點應該放在感恩觀和婚戀觀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一直講究尊老愛幼，父輩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又為撫養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財力，大學生要尊敬、關心、體貼父母及長輩，懂得感恩和回報。社會主義道德在大學生的戀愛和婚姻觀上必須得到體現，忠貞專一、志同道合和責任仍是構成愛情的三個基本要素。那種公共場合“曬親密”、隨便玩玩、朝婚夕離、甚至以肉體換金錢的婚戀觀，是與社會主義婚戀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須予以堅決抵制。

社會主導的價值觀要貫穿到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內化途徑之中

個人品德是一個綜合性范疇，是由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為構成的統一體;它們內部各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質［4］。根據品德形成的內化規律，結合大學生自身的特點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個人品德修養，把社會主義價值觀、道德觀的要求納入這一過程并進行教育引導，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認知，形成道德認同。所謂道德認同，是指個人的道德認識要與一定社會的道德要求趨同或一致;它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從個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環境看，能否達到道德要求的認同，取決于社會道德環境對個人道德認識的影響;就其內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認同主要取決于個人的道德認識能力，取決于對社會道德要求的認識、理解和接受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大學生的個人道德品質修養過程中，一方面加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認知，通過各種途徑加深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意義、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開展廣泛、深入、持久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與宣傳，營造道德教育和引導的良好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學生道德要求的認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導工作。大學生正處于智力發展的高峰期，思維能力有了明顯發展，已逐漸從經驗性抽象思維向理論型抽象邏輯思維轉化，表現出思維的敏銳性、獨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質。大學生思維品質的優化為他們的道德認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要順勢引導他們完成對社會道德現象、行為準則及其意義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質的飛躍。2.升華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條件。道德情感是人們依據一定的道德認識對現實生活中的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所產生的愛憎、好惡的心理體驗和態度傾向，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內部動力。列寧說過:“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5］沒有道德情感的升華，就沒有良好道德品質的生成。“道德情感的發展，是由初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易變到比較穩定。”［6］我們在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過程中，一定要引導他們把個人道德的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結合在一起，按照社會主導道德觀去衡量、評價自己和他人的言行，進而產生一種對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和意義有較深刻的認識的自覺的道德情感體驗。同時，要引導大學生把個人品德修養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積極進行道德實踐體驗，升華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對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穩固信念，并最終外化為自己的道德行為。道德意志是人們在履行道德義務和進行道德行為的過程中，克服內部障礙和外部困難時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品質;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動機就無法轉化為道德行為。大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進行道德抉擇和行動時總會碰到各種矛盾和困難，這就要教育和引導他們學會運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調節自己的行動，專注于完成所確定的道德行為。大學生鍛煉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發自己鍛煉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來的具有堅強意志力的道德榜樣和先進人物學習，增強自己進行道德品質修養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個人道德品質修養過程中，樹立代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高遠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誘惑，使道德動機戰勝其他非道德動機，專注于自己的道德行為。3.強化道德行為，養成道德習慣。道德行為是人們在一定的道德意識支配下，所表現出來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會的行為;它是個人品德的外在結果。如果說道德的知情意屬于道德“知”的范疇，那么道德行為習慣則是屬于道德“行”的范疇，它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標志。沒有道德行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質。目前社會對大學生道德問題的研究，較多地指出他們知行脫節或只知不行，這說明他們在道德踐行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足。亞里士多德說:“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質正是以現實活動的性質來決定的”［7］。在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過程中，要在實踐中引導他們通過自律強化道德行為:一是注意培養社會主義道德需要，讓道德行為變成自己內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為就會隨時隨地貫穿在他們的日常行動中。二是面對道德選擇的困境時，能根據社會主義道德準則選擇道德行為，并在實踐中身體力行。三是從點滴做起，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長期堅持，必有所獲。相信經過堅持和強化訓練，大學生的道德行為會由一種不經常、不穩定、有條件的初級水平，逐漸過渡到一種經常的、無條件的、比較固定的高級水平，也就是養成了良好的道德習慣。根據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具備了良好道德習慣的大學生，一定能成為一個真正道德品質高尚的人。

本文作者：夏勁項繼光工作單位：武漢理工大學

道家文化中的生態思想

道家思想是荊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一樣包涵了豐富的關于“天”、“人”關系問題的重要生態思想。道家理論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等重要的生態思想與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基本觀點從根本上不謀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總體來看其核心內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態思想、生態倫理原則思想和生態倫理規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認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礎之上的,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⑦老子認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偉大的、是天地萬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產生和存在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因此,天地遵從自然之道,人也應該遵從自然之道。道家告誡人們應擺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與人不相勝,也不能把自然視為可以隨意被人掠奪和攫取的對象,任何“人為”破壞自然的做法都會導致整個生命系統的和諧關系的破裂;莊子則在“道”的基礎上提出了“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生態思想,強調人們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順應“道”的客觀規律,“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為一”等觀念是道家生態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它主張人們應該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自然萬物都在“道”的統攝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統之中并各以自獨特的方式來體現其“道”的淵源。因此,從“道”的哲學高度出發,道家生態思想既認識到了天人不相勝的一面,又認識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這是道家生態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二)“物我為一”思想道家認為,既然萬物存在和發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萬物從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態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齊物論》中明確指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馬蹄》中“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與自熱萬物平等的觀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礎上強調人與萬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與自然各自的生存權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護了人與自然維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無為”的關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維護自然的和諧狀態。《文子》說,“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油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萬物生成、發展都取決于“和”,只有達到了天地和諧人與萬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對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運行,“澤難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于樊中”。道家“自然無為”思想規定人不僅不可妄加作為,而且還應該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維護生態和諧和平衡,一切凌駕于其他生命價值之上的違背自然天性的“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無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體現,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理論中最基本的生態原則思想,也是保證自然萬物平等和諧的重要途徑。(三)“慈儉四知”思想《老子》說:“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日不敢為天下先”,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態思想和“自然無為”的生態原則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節儉有度”、“四知”的生態倫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態倫理道德規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質是寬容,要求人類應當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虛懷若谷、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生長萬物使其維持特性、協助萬物使其生長繁衍、引導萬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僅主張愛物,而且與儒家“親親仁民愛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張“愛人利物之謂仁”,⑦人類的行為不僅不應當破壞他物的自然狀態,而且應當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體現了人以自然為師,順其自然增益萬物,無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懷。“節儉有度”。“儉”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態倫理道德規范,也是人在對待自身欲望時所應有的自律準則。《老子》道:“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類維持其生存必然要從自然界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但從自然界汲取生命養分的行為必須有度,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適得其反。“節儉有度”規范要求禁止一切極端、奢侈、過度的行為,不奢求過多的資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為節制在合理限度之內,有節制地開發和利用自然生態資源,積蓄能量,厚積薄發。“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種重要的生態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萬物發展變化的規律;“知和曰常”則強調萬物存在與發展的根本規律是和諧的狀態;“知止不殆”是強調人要適合而止、適度利用生態資源;“知足不辱”則是要求人們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將“和”視為宇宙萬物生成的主要機理,“陰陽和靜”是“道”的本質內涵,認為宇宙萬物都是在陰陽相互對峙與和諧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陰陽兩氣相互融合、和諧才使世間萬物得以產生發展。人應當效法自然,謹遵“四知”的生態倫理道德,遵從天地之“道”,遵從自然本身的和諧,達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態思想的評析

(一)儒道生態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態思想堅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機整體觀。整體性是系統論的一個基本原理,儒道生態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點也是對當代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機整體觀。儒家關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體”,道家關于“天地并生”、“物我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們從樸素的角度對于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將整體性作為基本點把本體論、價值論和實踐論融為一體,將人和自然兩個不同質的系統視為同一本原體。儒道生態思想反對將“天人”割裂甚至對立的觀念,無論是“天”,還是“道”,人與萬物都只有一個本源,并且都是其整體中不可分割、息息相關的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體觀不僅僅只是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也包涵了自然萬物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整體關系,它把人與自然萬物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整體,并且將天地萬物的存在、發展和滅亡的變化過程當作是一個和諧、有序的整體系統。也正是天地萬物各自有序地運動才保證了天人有序和諧。其次,儒道生態思想強調了人與萬物和諧平等的價值觀。生態系統的和諧穩定關鍵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關系問題。儒家的“仁民愛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態思想都強調了人類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價值觀,儒道倡導把人類生態倫理的價值情懷推及到整個宇宙內的生命的價值,正確認識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們應當以“仁愛”、“自然”的方式對待人與自然、人與萬物之間的關系,不能把自然視為可以隨意被人掠奪和攫取的對象,強調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壞自然都會導致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破壞,儒道生態思想極力試圖勸誡世人營造和維持自然界的和諧、平等的大環境,以保護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和諧發展。最后,儒道生態思想提出了天人協調適度發展的倫理觀。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與生態保護相互支持的客觀要求。儒家主張“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發展自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則更具體地規定了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如何保護生態平衡、保持適度發展的倫理規范;道家強調“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提倡人們適當地克制自我欲望,適合而止、自然而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態思想中關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實現自我發展、保護生態系統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協調和適度發展的生態倫理道德觀念也是當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二)儒道生態思想的局限性我們探討儒道生態思想的價值并不是說要用急功近利的態度去用傳統文化思想來解決現代社會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創造的文化財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歷史條件的制約,儒道生態思想畢竟是一種樸素的、直觀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多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態思想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強調在農業文明時代人類應該如何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以及實現自我發展的問題,它更適合于自然經濟下的傳統的、局部的、表層的生態環境問題,而現代社會中出現的生態問題則更為復雜、深層的,這也注定了儒道生態文化無法完全適用于今天的生態問題。其次,儒家的“仁愛”思想具有人類價值和利益的本位觀及其狹隘性,人際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態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種有親疏差別的道德階梯結構;道家的生態思想強調“無為”、“自然”,順應“道”是人的一種本質規定和行為準則,是一種被動地適應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樸素的、直觀的、甚至是猜測的特點,它的倫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現一種大宇宙觀的人生哲學,而缺乏對于人的行為規范的構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則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種神秘主義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儒道生態思想在當今社會發展中更好地發揚其積極作用。

儒道生態思想的當代價值

本文作者：胡劍工作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文化自信思想的產生原因

(一)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熏陶與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習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與教育。他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入手,接受起儒家傳統文化。雖然幼年的對這些枯燥難懂的經書不甚喜歡,但是這些自幼爛熟于胸的知識,是很難抹得去的,成年后常會自然的使用。[3]6-7《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更是讓幼年的欲罷不能,這些小說的影響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設歲月。據統計,“選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馬列經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學經典論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書已達幾萬冊,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部分)、《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收錄其中。[6]對中國史書讀得最多,四千萬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過廣泛而又深刻地潛心閱讀大量中國史書、古典小說、詩詞曲賦、各家經典,不僅批判地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還造就了對中國歷史與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更培養起對本國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學派的經世學風與湖湘學人的驚人事功對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來,重內圣之道的理學和重外王之術的實學,在湖南交織扎根。學子們歷代相傳,不斷闡發,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為基本特征的湘學士風。[3]21這種學風對作為湖南人的影響甚巨。生長于斯,自然被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長沙求學期間,就曾認真研習過開湖湘一代風氣之先的著名學者———王夫之的學問。近代以來,湖南學人大多關心世事,熱衷投身于政治活動及各種社會活動,涌現出一大批有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譚嗣同、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等,這些湘籍學人或闡發啟蒙思想與維新思想,或整軍經武、馳騁疆場;或兼“傳教”與“辦事”。雖則有些湖湘學人的所為有違歷史潮流,但從總體而言,這些湖湘學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績極大地鼓舞了同樣身為湖南人的。早年對湖湘學人的驚人事功與杰出貢獻非常景仰,對自己身為湖南人極為自豪,這種感情也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強的入侵與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被動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總體而言,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個被動的過程,是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刺激下進行的。從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種入侵者的姿態進入中國,并對中華傳統文化造成了極大地沖擊。所以說,這一文化交流過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每個中國人心間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領域有所反應,這種親身經歷的苦難必然會造成每一個有覺悟的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壓迫的反抗;必然會造成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會造成每一個關切國家、民族命運的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國家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年代,國家的現狀對早年產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產生強烈的憤概。早年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代表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等,研讀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但是學習和研讀的目的是為了探求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國富民強。是以批判的眼光對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內心是不贊成西方文明的。這從一九二O年為發起文化書社而撰寫的文章中可見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7]這一方面說明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馬克思主義上,另一方面說明對傳統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顯示出的弊端從另一方面強化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相對于封建社會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在一段時間內也成為中國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資本主義在經歷了早期的發展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后,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日益反動,先前鼓動人民進行反封建的信條漸漸變成欺騙人民的空洞口號。對西方社會政治上的反動認識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就寫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來揭露美帝國主義所謂“民主”與“自由”的虛偽面目。“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8]資本主義社會充斥著拜金主義,資產階級的逐利本性無處不在。“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聯系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9]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秩序在金錢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些與中國人重倫理、講道德的文化傳統格格不入。對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本性深惡痛絕。自二十世紀之后,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其腐朽性、虛偽性、侵略性更加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財富的集中及與此相對應的人民群眾的貧困、資本主義社會間歇性爆發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放蕩腐朽、資產階級對國內人民的壓榨與對國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瘋狂掠奪,這些成為帝國主義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使人必須說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10]這些不僅給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給全世界帶成了災難,而且增強了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出發點與目的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大本大原。雖則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與后來的認識有差距,但是一生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和建設活動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根本問題,如何才能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實現民族的獨立、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強盛,這些問題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決的根本問題。認為,從改造中國之目的出發,中國問題之根本解決需要求得對中國問題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3]47在隨后的革命生涯中,愈發認識到研究中國國情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時期,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于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個方面還是研究得太少。嚴肅批評了一些共產黨員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的主觀主義的惡劣作風。認為,在中國從事革命和建設的同志不能言必稱希臘,而應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5]801號召全黨同志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之的。這種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出發點既是對本民族文化與本國國情進行研究的動力,也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與本國國情進行研究的決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對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是一個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11]166可見,文化自覺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學習與掌握。黨和政府歷來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加強國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遺產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建設,抓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廣泛開展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普及活動,發揮國民教育在文化傳承創新中的基礎性作用,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12]目前,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學習與傳承。第一,要在國民教育中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事業不斷取得發展,文化建設不斷取得成就,國民教育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力度也在增強。但從增強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主義文化強國的角度觀之,對傳統優秀文化的學習力度似仍應加大。現在的一些學生言必稱美國,對韓流、日流也是趨之如騖,對待自己的老祖宗,則對不住,忘卻了。長期以往,不僅傷及國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對國家的文化安全構成威脅。文化滲透固然是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對傳統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夠。在國民教育中,應該更加注重引導學生學習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應該拿出更多的時間研讀經典。第二,要創新對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方式。一些人對傳統文化有錯誤的認識和感知。他們見到傳統文化就如同見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學先生。這種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須除去。在新時期,必須要創新優秀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與傳承形式,通過各種富有時代性、新穎性、樂趣性的形式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延安時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過貼春聯、唱民歌、挨家挨戶拜年、跳秧歌、寫墻報、畫壁畫、講民間故事等方式傳播先進文化,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些方式在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價值。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會中也應該積極利用網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傳播先進文化,并應該積極努力思考如何開辟一些新的傳播媒介去傳承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長處,以融貫中西的視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對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熱愛與了解,也需要開闊的胸襟與世界的眼光。具體而言,第一,學習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方面。文化自覺不是要求全面回歸我國傳統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而是要求我們在學習、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以一種開放豁達的心態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這種曠達的心態學習、吸納中外文化中優秀的因子,成就其淵博的知識和博大的胸懷。在世界各國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經濟上的閉關會導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鎖國將自絕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國文化上的互相借鑒、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穩定。第二,抵制與擯棄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內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與他國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受益匪淺。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沖突也不可避免。“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14]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以經濟、軍事實力為后盾將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做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廣,任意貶斥其他國家優秀文化。這是冷戰思維的延續,也是西方中心主義心態的反映。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現象。早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就多次對西方國家腐朽偽善的一面加以揭露。這些言語至今仍有重要價值。我們應該堅決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襲,堅決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摒棄不符合我國國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是發展民族優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個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對外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15]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已經初顯成效。目前孔子學院已在106個國家的350多個教育機構落戶,中小學孔子課堂數以百計,成為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及漢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當然,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充滿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優秀的中國人努力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種子。(三)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指導思想,是經過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理論,是指引人民推動社會進步、創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智力資源。在現階段,我們應該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第一,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大眾化。馬克思主義是最好的真理,但是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建設的面目就不會改變,各項事業就不能取得發展。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際問題[24],也要用中國的語言、中國的形式、中國的文化傳統來表達、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理論,使之成為融合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時代意蘊。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幾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中,勤勞智慧的中國人形成了異彩紛呈的思想文化寶庫。這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產。雖則有些內容隨著時間的流逝、時代的變遷,已經在現實中無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內容卻可以在新時期得以重新闡釋,可以煥發出新的生機。我們應該大力挖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意蘊,應該在今天豐富的改革、建設實踐中重新審視、發掘傳統思想文化寶庫,在新的時期賦予其新的闡發、新的意義與新的發展。

摘要：中國傳統藝術教育借由詩、樂、書、畫等藝術實踐形式，以藝術化的方式從知識、審美、道德三維度潛移默化地實現對人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國傳統藝術教育的當代價值體現在個人、社會和國家三個層面：個人層面，可以重建個體心靈，提升個人素養；社會層面，有利于創建和諧社會，弘揚家國情懷；國家層面，可以增強文化自信，重塑大國底氣。

關鍵詞：中國傳統藝術教育；藝術實踐形式；藝術化方式；個體心靈；理想人格；和諧社會；家國情懷；文化自信

藝術教育在中國早已有之，《論語·泰伯篇》中“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論述就是對中國傳統藝術教育最經典的闡釋。當今世界，存在著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價值觀，要重建個體心靈、創建和諧社會、重塑大國底氣，就必須對中華民族傳統藝術思想內蘊進行觀照和審視，探討中國藝術教育的傳統意蘊，以中國傳統藝術培育文化自信新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凸顯藝術教育的當代價值。

一、中國傳統藝術教育的內蘊

中國傳統藝術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感，內蘊知識、審美、道德之維，致力于通過對詩樂書畫等藝術實踐形式的踐行，以一種藝術化的生活方式實現對理想人格的塑造。

（一）形式：詩樂書畫等藝術實踐

論文摘要：通過開展中醫傳統養生學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表明養生不只是一種綜合性的強身益壽活動，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不斷修正的適合自己的良性的自然生活方式。養生是生命價值的體現，是實現生命意義的本體方式。同時也宣示了廣泛開展中醫養生學教育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中醫養生學；傳統；現代；價值

現代化的高科技給人們帶來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但也不得不面臨伴隨而來的弊端。人們無法回避現代化的高科技與自然的健康生活之間的矛盾，必須尋求解決的途徑。筆者希望通過開展養生學的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闡明傳統養生學教育的現實意義，探求中華民族傳統養生學的當代價值，尋找現代社會中自然的生存或生活方式。以體現自然生命的價值，實現生命的意義。

1尋找現代化高科技與自然健康生活之間的平衡點

在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各個領域現代化的高科技給人們帶來了紛繁多樣、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但另一方面，人們不得不面臨現代化高科技產物的嚴峻的現實弊端。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卻也帶來了諸如人口密集、交通擁擠、污染嚴重等自然與社會環境問題。工業化帶給社會可觀財富的同時，也使自然資源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諸如耕地減少、淡水匱乏、溫室效應等等。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態系統與人類福利安康：健康問題綜合報告”表明，生態系統的惡化將給人類健康帶來不可預料的嚴重威脅。信息化的閃電發展，互聯網上唾手可得的一切，提高了生產力，縮短著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沒有了疆界，卻凸現出新的始料未及的問題。某天，“一塊烏云遮住了太陽，爺爺拿出TransLight(手持式日光燈)，開啟后在臉上投射具有振奮精神的藍光，讓爺爺隨時隨地地補充‘自然’光線”。15歲的喬治不去戶外或體育館，卻得到了身體鍛煉，“他在房里戴著虛擬實在的裝備，在一臺‘千奇百怪’的跑步機上跑著、走著。這些‘酷斃了’的裝備使喬治看起來像是在穿越地下洞穴，或攀爬豺狼野獸四伏的陡峭山峰，或穿過草地追逐美麗的少女”。在這樣的現代化環境下，人們或許會懷疑自己究竟還是不是真正的自然人!這一切，直接影響著人類的自然生命和自然健康，甚至不得不或不知不覺地以犧牲生存環境和身心健康甚至生命作為代價。同時，這一切，不斷挑戰著人類的自然療能。于是，人類不可逃避地陷入兩難抉擇的窘境：現代化的高科技?自然的健康生活?放棄日新月異的高科技，這顯然是愚昧的，但也不愿意拋棄自然的健康生活。然而，人們必須直面這樣的窘境，必須尋求解決的途徑。能否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在使用現代化“器械”的同時，是否可以給人們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生命留下一片賴以生存生活的綠洲?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否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適應環境的良性的生活方式?在高科技背景下，如何體現自然生命的價值，如何實現生命的意義?

2中醫傳統養生學的當代價值

摘要:延安民間美術主要源于農耕文化，受到習俗、政治、宗教、歷史等各方面的影響，發展和延續了東漢時期畫像石“以象示意”的審美意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生存空間，傳承了中華民族悠久的藝術技巧，創造抒發了原態本真、精益求精、傳承創新的匠人精神。它產生了強大的向上、向善、向夢、向真、向美的精神力量，是新時代民間美術創作所需要的重要精神和營養，也是當代民間美術創新的靈魂。

關鍵詞: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

當代學者呂勝中認為:“民間美術是生產者的藝術，是勞動人民美的創造，是一切其他美術如宮廷美術、文人士大夫美術、宗教美術及各種專門美術的淵源和基礎。”［1］民間美術的概念是雕塑、建筑、工藝、繪畫等門類在內的集合體，它的概念不以功能劃分，而以創作者區分，是特指由社會普通民眾創作、應用和欣賞的生活美術形式。所以民間美術的創作者不是“藝術家”，而是“匠人”。他們是具有專門技藝的匠人，他們不要求具備高超的藝術綜合素養，但需要熟練掌握某一類創作技能，他們的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工匠傳承性和來自民俗生活的創作性。與“藝術家”相比，“匠人”的要素是相對嚴謹的制作程序，具有程式化的技藝表現。自古以來陜北人民勤勞耕作，熱愛生活，他們勞作之余，通過藝術的方式祈愿生活吉祥如意。大量的民間藝術文化傳承是由原始的“樸素直接”到工藝制作再到藝術審美的升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由技入道，陜北民間藝術脫于工藝，融于文化藝術審美之列。獨特的地域產生的陜北民間美術，雖然不具備平原地區傳承傳播的雄厚基礎，然而陜北民眾對美的追求像涓涓溪流，頑強矍鑠地傳承傳播并歷代創新，最終與中原文化溶于一體，彼此呼應，相互影響。由民族文化認同到民族文化強大，使得中華民族永久立于世界之林。正如西方以及日本等國家在工業領域制造業所提倡的精雕細琢，技藝完美的精神，“匠人”以嚴謹的創作風格和精益求精的技藝成為重要的藝術創作者，而民間美術的工匠精神正是這些“匠人”在一代代的傳承中凝聚的人的精神。正如徐復觀所言:“中國文化的主流，是人間的性格，是現世的性格。”［2］民間美術同樣表現了“人”的精神。陜北延安以質樸熱情的“人”之性格，在歷史發展中凝練出民間美術個性鮮明的“匠人精神”，其匠作之美中蘊含的陜北之“勤勞”“質樸”“執著”，不僅昭示出延安地域文脈的厚重，更能啟迪現代藝術工作者，傳承其匠人之心、匠人之神。

一、地域文脈積淀上的延安民間美術

延安位于陜西省西北部，地處中國文明發源地黃河中上游，具有獨特的黃土高原地貌和悠久的歷史。延安地區歷史文化脈絡可追溯至上古農耕文明初創時期，據順治年《延安府志》記載，唐堯、虞舜、夏商時期，延安名雍州，自周代開始，稱為白翟地，之后名稱各有演替，如漢代時期有膚施、高奴、白土、定陽等名稱，隋朝地理志中標注，“延安”這個名稱是從西魏開始的，之后數次更名，隋朝時期也出現過“延安”之名。唐代又多稱為“甘泉、金明”，且已完善行政建制，逐步形成以“延安郡”［3］命名的傳統。歷代的延安，一直是邊陲重地，漢時，匈奴與漢以膚施為界，宋代亦為兵家重鎮。延安自隋朝形成現代行政規模。有上千年的發展歷史，1935年5月，陜北紅軍始設延安縣;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成為重要的中國革命根據地;1996年，延安成為地級市。目前延安市包括寶塔區、安塞區、延川縣、子長縣、甘泉縣等兩區十一縣。尤為重要的是，當代延安因其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革命貢獻，成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一)多元融匯的地域文脈。延安地域文脈具有多元融匯、歷史久遠的特點。其一有原始巫圖文化和農耕文化，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對大自然認知有限和崇敬形成了原始神秘文化，包括巫術、民間信仰和圖騰文化。圖騰紋樣表現在剪紙、建筑裝飾等視覺藝術上，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藝術形式，延安這塊黃土地上的民眾傳承了祖輩們的原始神秘文化，帶著強烈的農耕習俗，形成了自給自足、天賜自得的精神圖騰。如傳統民俗觀認為雞、魚代表著天地交合，是原始文化中出現的裝飾主題，在延安剪紙藝術中也有“雞銜魚”紋飾的表現。在黃土高原居民的傳統觀念中，順應天意才能帶來生活的美滿幸福，這種民間文化早已形成血脈融入代代延安人的基因中。其二是中華民族本原文化，中華民族本原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和生活哲學，包括“天人合一”“陰陽相合”“逝者永生”等命題，在延安剪紙、匠作建筑彩畫中多有體現。其三，延安因歷史與地理原因，是中國傳統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融之源，兼具兩者文化的精髓，黃土高原獨特的地理因素決定了農牧業水平發展緩慢，延安生產活動皆以村莊宗族為主，在封閉的農牧經濟發展中，反而保護了傳統民間美術的古樸與稚拙。其四，延安所在的黃土高原地域，有普遍的敬鬼神、重務實、尚武力的社會心態，這與延安復雜的歷史狀況關聯緊密，是典型的多宗教、多信仰和多神化突出的地域，包括了佛、道、泛神教、巫術等多樣化的民間信仰，這種多神信仰的千年發展，為延安民間美術提供了多樣化的創作題材，是延安剪紙、繪畫、雕刻、彩畫等藝術內容豐富、精繪細作的重要靈感之源。延安地域文脈豐沛，不僅蘊含著上古農耕文明，更受到匈奴異族農牧文明的滋養，秦漢時期重鬼神的浪漫主義精神亦融匯其中。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傳承了“塞上咽喉”的歷史傳統，成為中國革命重要的落腳點，更是新中國勝利的起點。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共同凝練出個性鮮明的“延安精神”，而這些歷史亦反哺藝術，與秦漢以來的文化一起形成延安厚重的文脈積淀，催生出延安民間美術個性強烈、質樸熱烈的藝術風格。呂勝中曾把民間美術喻為沉浸在文化長河中的“水面以下的半個木頭”［4］，雖然是默不作聲，但實質是中國傳統民族文化形象的內在托力。延安民間美術出自延安人，是延安人最原始但也最熱烈，最質樸但也最精致，最實用但也最審美的內在品格表現，這種內在品格，即是延安民間美術的“匠人精神”。(二)地域文脈隨歷史進程孕育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對生活的熱愛，對本土藝術的執著，對所產生的藝術歷代傳承和生活記錄，求精細琢的專注。西方以及日本等國家所提倡的匠人精神為工業領域里的精雕細琢，技藝完美，在工業領域制造業中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莊子•庖丁解牛》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技與藝的交融，是謂中國專注式的匠人精神。陜北民間美術體現了匠人精神與地域文脈的深度交融表現，延安人民有著樸實淳厚的民風、民俗，沉淀為綿延千年的傳統地域文脈，更外化為當地民間美術作品中的匠人精神。匠人精神與地域文脈緊密相關，地域歷史是民間美術匠人精神的沉淀，地域文化是匠人精神的風骨，地域資源是匠人精神的物化表現。步入現代，苦難的中國，飽受凌辱、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古老的陜北民間美術更是發揮了特殊的藝術魅力，無論是軍民，還是藝術家，他們積極投入到救國救亡、民族獨立的運動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期間產生了貼近社會、貼近生活，眾多五彩繽紛的民間政治宣傳藝術作品，迅速地從陜北延安傳向抗日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形成強大的積極向上的號召力，使苦難的中國瞬間有了政治文化的向心力。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這種軍民一體齊生產共抗戰的藝術作品形式，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產生的號召力具有著愛國主義式的匠人精神，使之有了牢固的民族基礎，帶有濃厚陜北意味的創作也成為了烽火年代不朽的藝術作品。

二、延安民間美術匠人精神的特征

摘要：河北省革命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是河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歷經黨成立初期、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偉大革命斗爭不斷孕育而來的，聚積著河北人民深切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河北省革命文化是中國革命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傳承和弘揚河北省革命文化有利于政治導向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傳承價值及社會價值的實現。

關鍵詞：河北省革命文化；歷史；當代價值

一、河北省革命文化的內涵

報告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河北革命文化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河北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逐漸形成的追求真理、聽黨指揮、奮力拼搏、不畏犧牲的革命精神。新時代，傳承和發展好河北省革命文化精神對推進河北省文化強省戰略、實現河北文化繁榮、建設美麗河北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二、河北省革命文化形成的歷史邏輯

1.黨成立初期的河北革命運動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由此開始覺醒。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直接導致了的興起，北京的大學生喊出了“廢除二十一條”、“還我青島”、“保我主權”、“拒絕和約簽字”等時代最強音。為聲援北京學生的反帝愛國行動，唐山、保定、順德（邢臺）及河北其它地域的大學生紛紛組織起來成立學生聯合會，開展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宣傳運動。在河北各地學聯組織的帶動下，學生到工農群眾中進行愛國反帝宣傳，聯合工人、婦女、教育界、工商界、士紳等各界人士形成愛國聯合陣線，開展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與此同時，河北各地工人階級為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先后組織罷工，登上了政治舞臺，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使反動統治者惶恐不安。，河北樂亭人，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的第一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出了杰出貢獻。1918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Bolshevism的勝利》中指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并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中國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須建立起無產階級政黨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1920年10月，在的精心組織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建立。隨著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在其帶領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也紛紛建立，為河北各地各級黨組織的創立、不斷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工人運動奠定了階級基礎。2.國民革命運動時期的河北革命運動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深受苦難的舊中國帶來了曙光和希望，中國革命從此走上了新征程。1921年11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在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等5個地區成立執行委員會。中共北京區委建立后，派人到河北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黨團組織、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壓迫異常強大，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過程中，河北各地黨組織迅猛發展，1925年上半年，保定已有共產黨員25人，經中共北京區委批準，決定在中共保定小組的基礎上建立中共保定支部，保定支部建立后研究制定了貫徹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方針、發展黨團組織和開展革命運動措施。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黨的組織不斷擴大，到1925年底，保定黨組織已有黨員128人。三一八慘案發生后，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直奉軍閥結成了“討赤”聯盟，分別向位于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和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進攻，國民革命軍被迫退守南口。在中共北方區委的指導下，中共張家口地委動員人民群眾反對奉系軍閥的進攻，支援國民軍保衛南口。張家口的鐵路工人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爭上前線，參加戰斗。在國民大革命時期，河北人民積極踴躍支持國民革命軍與舊軍閥反革命勢力的斗爭，表現出了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3.土地革命時期的河北革命運動1927年4月和7月，、先后叛變革命，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導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中國革命由此轉向低潮。中國共產黨開始意識到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有一支屬于自己的革命力量。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會議，即“八七會議”，這次會議及時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會議做出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八七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生死關頭緊急召開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為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展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1927年10月，中共順直省委制定并通過了《北方暴動計劃》，準備在河北及周邊地區組織和鼓動工農暴動。為了配合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中共順直省委決定在唐山玉田發起武裝暴動，玉田農民群眾手持棍棒刀槍高呼“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由于敵我力量懸殊等原因，玉田農民暴動失敗了，但是展現出了河北農民敢于革命、敢于抗爭的革命斗爭精神。4.抗日戰爭時期的河北革命運動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河北處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前沿，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河北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站在抗日前哨，英勇的沖破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迅速掀起了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九一八”事變后，在全國抗日斗爭高漲的形勢下，河北的工人階級首先舉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1931年9月，唐山開灤礦業產業工會分別致電、張學良等，呼吁化除國內成見、一致對外；張家口工人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日本駐張領事館”等口號；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幾百名學生義憤填膺，紛紛要求組織救國義勇軍，加緊軍事訓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獨占中國，1937年7月發動制造了“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日解放戰爭的序幕。7月8日黨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人民發起號召團結起來，聯合組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河北各級黨組織及各地人民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迅速掀起抗日熱潮。1937年10月，馬玉堂等在藁城、欒城一帶組織了“人民抗日自衛軍”，張子政等在隆平、堯山一帶組織了冀南抗日游擊隊，張錫衡等組織了河北民軍第十三支隊。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開展大規模入侵行動，在衡水康莊一帶，馬本齋帶領回民支隊向敵人發起了猛烈進攻，短短幾十分鐘，敵人全部被殲滅。康莊一戰極大地鼓舞了回民支隊的抗日斗志。5.解放戰爭時期的河北革命運動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河北廣大地區解放。1946年6月底，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悍然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英勇地進行自衛，開始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面對國民黨的“蠶食”政策，河北各地解放區的各級黨組織領導廣大軍民以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相結合的方式給予了有力的反擊。特別是邊緣區的民兵，積極配合部隊作戰，廣泛開展村落戰、地道戰和聯防戰。1946年4月至6月，僅欒城縣蘇邱等13個村莊的民兵就進行了13次村落地道戰，斃傷國民黨軍137人，粉碎了敵人總兵力3700余人的進攻。河北各解放區軍民反抗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反“蠶食”斗爭的不斷勝利，不僅大大削弱了的軍事力量，鼓舞了解放區軍民勝利的信心，同時打破了國民黨軍隊打通華北交通線的企圖，延緩了國民黨軍隊北進的速度，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軍隊在東北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斗爭。

摘要：生態文明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來源和思想基礎，以人與自然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為核心的發展形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生態文明的相關概念，但是卻從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整治環境、美化環境、發展再生資源、優化資源利用等多個角度進行理論建構和實踐探索。這些理論和實踐表達了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為我國生態文明思想的完善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石。的生態文明思想作為社會主義生態建設的重要理論來源和實踐基礎，是對傳統生態智慧的繼承和弘揚，也是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在我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生態文明思想在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步伐、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上都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生態文明思想；；當代價值

生態文明思想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傳統生態智慧的繼承和弘揚。作為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雖然沒有對生態文明進行系統的論述，卻從節約保護環境、整治美化環境、發展優化環境等多角度進行理論建構和實踐探索，為我國“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一、生態文明的思想淵源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

中國傳統文化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智慧，它不僅對古代中國的自然建設和保護發揮著積極作用，也為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思想的提出和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淵源。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他倡導“和合”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人與自然同屬一個整體，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是相生、共存、和諧的關系。儒家強調“畏天命”“不違農時”的認識自然，尊重自然和順應自然的發展。道家強調“道法自然”“無為”的發展，人與自然共生共榮，人類的主觀意志不應強加于自然，不應干涉自然界的發展，而應該尊重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順應自然的發展。同時，道家也強調“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對刑法、尤其是經濟刑法的修改和完善非常頻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進一步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現行刑法進行了較大范圍的、順應刑法發展的、符合人類文明的修正，凸顯出諸多亮點，其中假藥罪入罪門檻的降低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就此項修改的當代價值作一探討，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一、降低入罪門檻的基本解讀：與刑法謙抑原則不相矛盾

所謂降低入罪門檻，就是指入罪的標準降低了，構成犯罪更容易了。降低入罪門檻一般發生在同一性質的危害行為的范圍內，表現之一是減少犯罪構成要件，例如取消犯罪客觀方面的結果要件（實害結果和危險結果）和情節要件，以及取消犯罪主觀方面的目的要件等；表現之二是擴大犯罪構成要件的涵蓋范圍，例如擴大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的范圍，以及增加犯罪主觀方面的內容等。其結果是該行為構成犯罪的范圍由窄變寬，犯罪圈擴大了，刑法調控的范圍也增加了。刑法謙抑原則是刑事法治發展的必然訴求，是當代刑法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刑法謙抑存在的正當性是由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嚴厲性決定的。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為嚴厲，其他法律的實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體系中處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當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違法行為時，才能適用刑法，這就決定了必須適當控制刑法的處罰范圍。又由于刑法所規定的刑罰方法在具有積極作用的同時具有消極作用，故必須適當控制刑法的處罰程度。1

最早將謙抑之概念運用于刑法領域的是日本主觀主義大師宮本英修，他認為：“犯罪是社會的必然現象，不可能根絕，如果勉強非要根絕犯罪的話，就會導致肆意侵害個人利益……因此刑罰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刑法應當進行自我謙抑……。”2

學界對刑法謙抑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呈現出諸多觀點和成果。關于刑法謙抑的內涵或稱本質的界定是中外學者探討最為集中的部分。日本學者平野龍一指出刑法謙抑的三個含義“：第一是刑法的補充性。即使是有關市民安全的事項，只有在其他手段如習慣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會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規制不充分時，才能發動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寬容性，或者可以說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手段沒有充分發揮效果，刑法也沒有必要無遺漏地處罰”。3

其實，平野龍一關于刑法謙抑的核心觀念只有一個：對于某種危害行為，只要能夠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我國學者的代表性觀點有兩種：一是從刑法的調控廣度和深度層面進行界定。“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依據一定的規則控制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即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方法。”4二是從經濟分析角度進行界定。“謙抑，是指縮減或者壓縮。刑法的謙抑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