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概述翻譯的內涵及翻譯活動的文化特點。介紹我國英語翻譯活動的發展特點及要求。從社會、文化、地域等方面分析跨文化視角轉換翻譯活動的影響因素。探究如何針對漢英語言的不同特點落實跨文化視角轉化。提出結合不同文化框架，梳理文化關系；明確詞語搭配轉換，掌握翻譯要求；合理舍棄翻譯結構，融入漢語文化等翻譯技巧。

【關鍵詞】英語翻譯；跨文化視角；轉換技巧；翻譯技巧

翻譯是基于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發展而來的轉化手段，在獨具特色的語言表達體系中肩負著消除文化隔閡、更改表達方式的重要使命，對于文化結構的互補、吸收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隨著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基于英語與漢語兩大模塊的翻譯工作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語言工作者所重視。只有對翻譯重新定義、合理定義，才能確定翻譯活動的本真價值。在英語翻譯研究活動中，張培基先生將翻譯定義為“將一種語言中所包含的思維情感用另一種語言重新表達出來的過程”，其強調翻譯活動的情感價值。基于此，翻譯的概念早已超出了“語言轉化”的范圍，其所強調的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所發起的語言轉化活動，與人文智慧、歷史環境等因素都保持著極緊密的聯系。

一、翻譯活動的文化特點

（一）以語言為基礎服務單位

在英語與其他語言體系的交流活動中，翻譯工作被視為與該語種共同進入大眾視野的文化產物，作為一種借由文化需求發展而來的產物，語言作為抽象的交流形式從文化體系中展現出來，而翻譯則為語言向不同文化層面的傳播創造了必要條件。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文化結構與語言結構相互影響、相互干預，其保留著“因人文因素與社會因素而產生的本真差異”（汪翠蘭2006）。當語言作為文化產物流入另一文化體系中后，語言與文化的研究活動則變得更復雜：研究者除了要針對源語言作好文化梳理工作之外，還要根據譯語確定文化表達背景、社會歷史背景，從而最大化地減少文化差異，使不同的文化結構能夠進入新的文化體系中。從當前的翻譯活動來看，英語的輻射范圍極廣，對于其他語言所產生的沖擊也十分明顯，基于此，可將翻譯視為“轉化語言與思想的工具”，其產生、應用與語言息息相關，變革、創新等活動也直接受到語言特點的影響。翻譯是橋梁，語言則承擔著“運輸”的重要責任，文化如何流動、語言如何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受其他文化體系的影響，而且受翻譯活動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出現的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該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即“目的決定論”。譯文的好壞不僅僅取決于譯文是否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意圖和信息，也取決于譯文是否達到了譯者本人想達到的交際目的。不同的翻譯目的甚至可能導致同一譯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譯。因此譯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圖，而且要非常明確自己翻譯活動的目的，才能決定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

但是這一理論是否適合文學作品的翻譯呢?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派”認為文學翻譯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準確傳達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潛在含義，在文學作品翻譯中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譯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認為功能翻譯理論不適用于文學作品的翻譯。

本文經過研究發現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同是文學作品的翻譯，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的翻譯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對同一體裁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同譯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這種不同除了由譯者的風格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外，還往往源于譯者所希望達到的不同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翻譯目的可以導致對文學作品的不同的翻譯。本文采用龐德(Ezra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楊憲益夫婦(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譯《紅樓夢》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為例，探討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的應用。

一、功能翻譯理論和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20世紀初龐德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1915年《華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聲大作。但是龐德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英語讀者或者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化。作為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運動”(imagismmovement)的創始人和代表人，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國古典詩歌豐富、清新的意象來沖擊當時在美國詩壇上充斥著的在龐德看來矯揉造作甚至無病呻吟的維多利亞詩歌風格。帶著這樣的目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過分追求在字面上盡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風格，而是進行大膽的再創作。他往往改動，甚至刪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詩句，而只保留在他看來最閃光的細節和意象以及詩篇蘊含的內在意義。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翻譯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文學翻譯是一門藝術。文學翻譯是把諸如小說、散文、詩歌、紀實文學、戲劇和影視作品等文學作品翻譯成某外國語言的過程。文學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簡單轉換，還需運用一些文學藝術手段，帶有主體性和創造性。一般的非文學翻譯只要語言準確地傳達原作的內容，明白暢達又合乎該文體習慣就可以了。但對于文學翻譯，這樣的要求還遠遠不夠。這是因為文學作品是作家用特殊的語言創造的藝術品，它具有形象性和藝術性，體現著作家獨特的藝術風格，并且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意境。所以，文學翻譯要求譯者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實質的基礎上，還要具有展現原作家的文學修養和藝術表現力的能力，以期傳達出原作內容與形式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無論作何種體裁的翻譯，意義的傳達都占有很重要的作用。文學作品的翻譯，受譯者個人的外語水平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翻譯傳達所達到的效果也不同。初做翻譯工作的譯者，或者說學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常遇到各種障礙，這就需要借助一些翻譯理論、翻譯策略和翻譯技巧，達到翻譯目的。《呼嘯山莊》目前在我國國內有多個譯本，方平、楊苡、高繼海和薛鳳琴都譯過該書。本文選用方平先生和楊苡先生的兩個譯本，選取第三章的幾個句子，在人名翻譯、小品詞處理和動詞翻譯三個方面，對兩個譯本作簡單的比較分析，分析在篇章翻譯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并試圖找出解決辦法。

一、人名翻譯

外文中人名的翻譯，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常用的主要是音譯。又因為個人發音特點各不相同，同一個詞在不同人口中可能也會有不同。比如“Rachel”，因其美式英語中讀|retf藿l|，常譯為蕾切爾；在英式英語中讀|reitf藿l|，常譯為瑞秋，這兩種譯法都是可取的。而像Charles，音譯為“查爾斯”更為確切，但是因為Charles早期進入中國時，多是一些商人買辦使用，名字既要顯得有洋味，還要叫得方便，因此多取為“查理”。時至今日，“查爾斯”和“查理”都是其約定俗成的譯法。在《呼嘯山莊》的譯本中，譯者對人名的翻譯相似中也有不同。如女主角CatherineLinton，楊苡先生譯為“凱瑟琳•林惇”，而方平先生譯為“卡瑟琳•林敦”。“凱”音嚴格遵守了英語發音，相比較“卡”的譯法，則是受了中式發音的影響，這種現今一般都按“凱瑟琳”翻譯。“惇”和“敦”讀音皆為dūn，考慮到Linton發音時重音在第一個音節，有很多譯者取dùn音相配的詞，如“頓”，效果更好。而在翻譯Cathy時，楊苡先生譯為凱蒂（dì），這種譯法雖已被讀者接受，但仍有不妥。而方先生譯為“卡茜（qiàn），很明顯就屬翻譯錯誤了。不過，早期譯者在處理人名時，還會考慮另外一個字數因素。漢語人名多是三個字，復姓如“歐陽”、“東方”等，在人口基數上本來就占少數，有些人為了方便，取名時也是只取單個字作為名字。為使英文人名更符合漢語的習慣，譯者有時也會做一些處理。如在處理Lockwood和Heathcliff時，楊先生就注意到了這一因素，把Lockwood譯為洛克烏，把Heathcliff譯為希克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的閱讀變得簡單。

二、小品詞翻譯

小品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功能詞。在英語日常會話中，有一類小詞，如well，ok，oh，allright等，其本身并沒有實在意義，卻有助于說話者意圖的表達和說話流暢的實現。小品詞在英語中使用的頻率是極高的。據統計，十個最常用的英文單詞中，就有三個是小品詞。小品詞的作用主要是它的句法功能，在句中使詞與詞之間產生語義關系，因此翻譯小品詞，最重要的是抓住小品詞所在的特定語境中詞與詞之間可能存在的最準確的邏輯語義關系。對于可直接保留下來的小品詞，直譯是最好的辦法。在更多情況下，英漢語存在很大差異，就需要借助一下翻譯策略，跨越小品詞翻譯的障礙。例如：Letmein-letmein！（WutheringHeights，P19，洛克烏德深夜聽到窗外的叫聲）方平先生譯為：“放我進來———放我進來吧！”楊苡先生譯為：“讓我進去———讓我進去吧！”“in”在字典中的多個釋義中，“inorintosomeplace，position，state，relation，”最貼近原文所要表達的意義，漢語可理解為“進入到某個領域”。上述兩種譯文“來”和“去”的漢語意思正好相反，“來”屬于“接近”的范疇，“去”則屬于“遠離”的范疇，雖說用詞不同，對中國讀者來說，仍可以互相領悟，不會影響意義的傳達。又如：“Itistwentyyears，”mournedthevoice…方譯：“已經有二十年啦，”那聲音凄慘地呻吟道……楊譯：“已經二十年啦，”這聲音哭著說……“這”和“那”，同屬指示代詞，“這”指代比較近的人或事物，“那”指代比較遠的人或事物。方譯為“那聲音”，而楊譯為“這聲音”，在情感態度上小有不同，但在語義傳達上都能為讀者接受。小說翻譯，在準確無誤地傳達原意的基礎上，還要注意作者進行創作時使用的手法。再比如：“How-howdareyou，undermyroof？”方譯：“你，你怎么敢，在我的家里？”楊譯：“怎么———你怎么敢在我的家里？”此處兩種譯法的不同在于對“how”的理解。顯然，楊先生采用了直譯的技法，在語義傳達上也沒有錯誤。不過在筆者看來，方先生的譯文所產生的效果更好。首先，在句子形式上面，譯文仍然保留了原來的結構，三個小句，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其次，把破折號改為逗號，也更加符合漢語口語的習慣。另外，因為漢語無論是問句還是陳述句，主語都是最先出現的，在極度憤怒、驚訝下，說話人產生一種“口吃”狀態，方譯把句子譯為“你，你怎么敢”，重復使用“你”，符合漢語習慣，更容易被漢語讀者接受。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英語用詞比較注重邏輯理性，漢語用詞則偏重經驗悟性、辯證思維。在翻譯時，應該根據英漢語各自不同的行文習慣處理這些小品詞。另外在小品詞的翻譯中，有時要注意其交際功能和語篇功能。

三、動詞翻譯

【論文關鍵詞】翻譯；語言；文化；文化負載詞

論文摘要】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文化承載的意義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語言與文化的共性使翻譯成為可能，語言與文化的個性給翻譯帶來重重障礙。本文試以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為切入點，從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翻譯及文化與翻譯三個方面來闡述翻譯實際上是翻譯文化這一概念。

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文化承載的意義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意義的交流必須通過語言來實現，而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獨特文化的部分載體。在轉換一個文本中的語言信息時，也在傳達其蘊涵的文化意義。漢譯英是譯者將作者為漢語讀者所寫的漢語文本轉換成功能相似、意義相符、供英文讀者閱讀的英語文本的活動。詞匯是文化信息的積淀，各民族的文化觀、價值觀等文化的各個層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詞匯系統中，并形成帶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內涵的文化詞匯。由于負載著特殊的民族文化內涵，文化詞匯往往構成了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的翻譯的難點和重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對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傳播中國文化起著重要的作用。

1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是什么？各國學者定義不一。八十年代，我國學者對語言作了這樣的界定：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符號系統（劉伶，1984）。后又有學者指出：語言是一種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符號系統（刑福義，1993）。西方語言學家一般把語言視為“人類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號系統”。筆者傾向于這樣一種較為全面的界定：“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符號系統，當它作用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時候，它是表達相互反應的中介；當它作用于人和客觀世界的關系的時候，它是認知的工具；當它作用于文化的時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和容器。”（許國璋，1987）

1.1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過社會習得的知識,而語言則是人類特殊的語言能力通過后天社會語言環境的觸發而習得的一套知識體系。陳宏薇和李亞丹主編的《新編漢英翻譯教程》一書中給文化下的定義為：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并根據《文化語言學》的文化分類法把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語言是人類最杰出的創造物之一，語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一、引言

商標是指由文字、圖形及其組合等構成，使用于商品或服務上，用于區別不同商品生產者或經營者所生產或經營的商品或提供服務的一種標記。隨著國際經濟交流的日益頻繁，大量的公司企業需要走入或跨出國門，其產品在他鄉異國是否能成功地開拓市場、占領市場，樹立起品牌的良好形象，除了媒介的廣告之外，商標的翻譯妥當與否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艾·里斯所言：“一個譯名的好壞，在銷售業績上有千百萬美元的差異”。

二、商標翻譯需注重心理因素

1.民族文化心理

商標翻譯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約。由于各個民族經歷了各自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在國內外貿易中，很可能同一種商標的產品在一個國家或民族倍受青睞，而在另一個國家或民族卻遭受冷落，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商標時要充分考慮文化及歷史背景。例如：“鳳凰”在我國傳說中是一種神異動物，代表“運氣、快樂和優雅”，人們相信騎“鳳凰”自行車能帶來好運氣，而在西方文化傳說中鳳凰是一種不死鳥，有“再生”、“復活”等意思，因此該商品在西方無人問津也就不奇怪了。相似的例子還有“白象”（在西方是無用而累贅的東西）、“喜鵲”（在西方指喋喋不休令人厭煩之人）等。

2.消費心理

一、功能目的論概述

功能目的論是德國功能學派中最具影響的翻譯理論。和奈達所提倡的對等理論不同，功能目的論不再強調譯文與原文之間意義和文體的對等，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存有目的性，而翻譯作為人類行為的一種，也具有相應的目的性。功能目的論主張翻譯行為應以傳遞信息為重點，翻譯質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預定目標的確立。20世紀80年代，功能目的論引介到中國，對中國的語篇翻譯產生了巨大影響，旅游酒店宣傳語作為一種特殊的語篇，翻譯時要精準地把握該酒店的特色，考慮旅游者的需求，從而激發旅游者的入住意向。因此，功能目的論對旅游酒店宣傳語翻譯實踐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二、功能目的論發展

功能目的論最早出現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凱瑟琳娜•賴斯在1971年出版的PossibilitiesandLimitationsinTranslationCriticism（《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一書中，最早提出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優先考慮譯文的功能而不是完全對等的原則。隨后，賴斯的學生漢斯•弗米爾提出翻譯目的論。弗米爾指出，目的論的核心是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預期目的或功能來決定。這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賴斯的功能說。第三階段是賈斯塔•赫茲•曼塔利的翻譯行為理論。該理論是對翻譯目的論的進一步發展，認為翻譯是一種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轉換活動，是翻譯行為的具體操作。此外，她還指出翻譯實踐離不開翻譯過程的三個基本要素，即行為、參與者的角色和翻譯過程所處的環境。第四階段是克里斯蒂安•諾德的文本分析模式。她將文本按功能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信息功能、表達功能、感染功能和寒暄功能，并提出“功能加忠誠”的原則。該原則要求翻譯人員對翻譯行為中的每個參與者實行分責制，協調好各個方面的關系至關重要。諾德理論的提出，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功能目的理論。

三、功能目的論指導下翻譯原則

功能目的論突破了傳統“等值”翻譯理論觀，不再認為原文是翻譯活動中唯一不變的核心，而是強調譯者因素，尤其是翻譯活動發起者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同時，也要求譯者遵循三大原則，即“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和“忠實原則”。“目的原則”即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由譯文預期目的或功能來決定。“連貫原則”則要求譯文必須符合語內連貫的標準，即譯文必須能讓接受者理解，并使譯文在交際環境中具有意義。“忠實原則”指原文與譯文之間應存在語際連貫一致，即忠實于原文，而忠實的程度和形式則由譯文目的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程度決定。

翻譯文學史多將李健吾定性為法國文學專家，孟昭毅等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在介紹其人時開篇即言:“李健吾，山西運城人，中國著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1］227誠然，李健吾以諸多的法國文學翻譯與研究實績享譽學術界而被尊為法國文學的權威，這也使得人們很少去關注他對于其他國家文學的譯介，而除法國文學外，李健吾還翻譯過數量相當可觀的俄蘇戲劇與一部希臘歌劇(《浦羅米修斯被綁》)。因為他在法國文學領域的成就太過突出，在多數的評介文章中，他對別國文學的譯介或是被一筆帶過或是干脆不提。有鑒于此，本文不妨專談李健吾的俄蘇文學翻譯。

一、俄蘇戲劇翻譯實踐

李健吾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劇作家，他對俄蘇文學的翻譯實踐也全部發生在戲劇領域。李健吾進行俄蘇戲劇翻譯的時間相對集中在1949年8月至1954年7月，即他在上海劇專任教期間，先后翻譯了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戲劇數種，另外他還在1948年翻譯過契訶夫戲劇一種。據統計，李健吾翻譯的俄蘇戲劇集計有契訶夫戲劇集1冊、高爾基戲劇集7冊、托爾斯泰戲劇集3冊以及屠格涅夫戲劇集4冊，各冊劇目分別是:《契訶夫獨幕劇集》1冊，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出版，包括九個獨幕劇:《大路上》、《論煙草有害》、《天鵝之歌》、《熊》、《求婚》、《塔杰雅娜?雷賓娜》、《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結婚》、《周年紀念》(九個劇目查自《契訶夫獨幕劇集》［2］一書)高爾基戲劇集7冊，全部由上海出版公司在1949年出版，包括:《底層》、《仇敵》、《怪人》、《瓦莎•謝列日諾娃(即《母親》)》、《日考夫一家人》、《野蠻人》、《葉高爾•布雷喬夫和他們》(引證自《李健吾文集•李健吾主要著譯書目》)［3］托爾斯泰戲劇集3冊，由平明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包括:《頭一個造酒的》(內含六幕喜劇《頭一個造酒的》兩幕劇《禍根》)、《文明的果實》、《光在黑暗里頭發亮》屠格涅夫戲劇集4冊，由平明出版社1951年至1954年分別出版，包括:《落魄》(含三幕劇《疏忽》、《落魄》、獨幕喜劇《什么地方薄什么地方破》)、《貴族長的午餐》(含兩幕喜劇《食客》、獨幕喜劇《貴族長的午餐》、《單身漢》、《內地女人》(含獨幕喜劇《內地女人》《掃侖太的黃昏》、《大路上的談話(片段)》)(以上引證自《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古典文學著作目錄》)以上即是李健吾俄蘇戲劇翻譯的全部內容，他總計翻譯契、高、托、屠四大作家各類戲劇29種，翻譯書目約占整個翻譯生涯譯介書目總數的百分之三十。

二、俄蘇戲劇翻譯緣由

李健吾精通法語、英語，不通俄語，他譯的俄蘇戲劇都是通過英語譯本轉譯過來的，在俄蘇戲劇翻譯的同階段，特別是1949與1950兩年，李健吾鮮有法國譯作問世。長于法國文學翻譯的李健吾為何揚短避長，而將精力主要投注于俄蘇文學的譯介?這是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北大版《中國翻譯文學史》在介紹國統區翻譯文學時說:“希特勒入侵蘇聯后，翻譯工作者的視野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翻譯反法西斯戰爭的文學作品上。”［1］231然后該書又列舉了一些譯家譯作，李健吾譯的“高爾基戲劇集”赫然位列其中。這種說法貌似有理，其實不然，編者主觀地認為李健吾譯高爾基戲劇是為了聲援反法西斯戰爭以致犯錯，前文已經提到“高爾基戲劇集”譯于1949年，其時抗日戰爭已然勝利四年了，所以《中國翻譯文學史》的說法并不可靠。先探討李健吾翻譯高、托、屠戲劇的原因，比較可信的是他本人的說法，他自傳中提到翻譯俄蘇戲劇一事時說:“我在劇專任教時，給全校開‘劇本分析’一課，深感教材缺乏，就從英文譯出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戲劇集，凡是有人譯過的，我就不譯了。”［2］28在這里，李健吾說得很明白，他翻譯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三人的戲劇主要是為了作教材之用。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他為何要選譯這幾位俄蘇作家的劇本作教材而不用他更熟悉的法國戲劇?李健吾本人并未道出，從韓石山的《李健吾傳》中我們卻可以見出一些端倪，1947年李健吾因為劇本《和平頌》與左派文化人產生分歧，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他也因此被進步陣營視作敵對分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被批判的地位，對于此事，《李健吾傳》直接言明:“在文化戰線上取得勝利，其標志便是對李健吾、沈從文的批判。”［6］266被掌權的左派文人視作是文化戰線批判的重點對象，李健吾的日子不會好過。自由派知識分子李健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劇專地位十分尷尬，因此，他翻譯左派推崇的俄蘇作家尤其是高爾基的作品也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政治口味，向主流政治氣候靠攏，以此改善自己在當時的處境。可以說，李健吾的俄蘇戲劇翻譯包含著諸多的無奈。李健吾翻譯契訶夫戲劇的原因有所不同，彼時李健吾尚未到上海劇專任教，不存在“為作教材而譯”的目的，而且契氏的作品也不像其他三位作家的戲劇一樣無人譯過。契訶夫是戲劇大家，他的大多戲劇已被翻譯過來，這些獨幕劇有些之前也早有譯本，據《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三四十年代•俄蘇卷)載:“曹靖華繼續翻譯了契訶夫的獨幕劇《紀念日》、《蠢貨》、《求婚》、《婚禮》，1929年被收入未名叢刊出版。”［7］336曹譯的四個劇目即是李健吾譯的獨幕劇集中的《周年紀念》、《熊》、《求婚》、《結婚》。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統一編選一套契訶夫的戲劇選集，契訶夫的五個多幕劇《伊凡諾夫》、《海鷗》、《三姐妹》、《萬尼亞舅舅》、《櫻桃園》在20年代已經被譯出，唯九個獨幕劇尚未譯全。文化生活出版社便邀請與之關系密切的李健吾代為翻譯，為了保證風格上的統一，李健吾將九個獨幕劇全部重譯交予出版。李健吾之所以接受這項翻譯任務，與他對契訶夫戲劇的認可也有關系，同為劇作家的李健吾高度評價契訶夫的作品，他在譯作的序言里寫道:“無論是現實生活的俗淺也好，還是抒情境界的質樸也好，契氏有能力在光影勻適的明凈之中把真純還給我們的心靈。”［2］4他還在序言中轉引英國戲劇家蕭伯納的話“我每回看到契訶夫一出戲，就想把自己全部的戲丟到火里”，李健吾對契訶夫的敬佩之意可見一斑。綜上所述，李健吾對四位作家戲劇的翻譯不外乎兩種原因，做教材之用或受出版社邀約，藏于此兩因之下的深層原因是他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以及對作家作品的認同。

三、俄蘇戲劇翻譯評價

一、概說

人類創造語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語言來表達思想。交流感情，進行人際溝通，傳播人類文明與進步，傳承科學創造與發明。其實語言本身也是一門科學。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在目前世界尚存的2000多種語言中。漢語的使用人口最多，英語的影響面最大，實屬世界上最活的兩種語言。究其發展規律。人們不難發現：語言只有在發展中才能求生存，在變化中才能求發展。

作為與語言文字密切相關的翻譯，也難免要隨著語言的發展而發展。隨著語言的變化而變化，只有這樣，翻譯工作才能與時俱進，與時代同步。

二、語言的變化

語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受到社會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面僅以英漢兩種語言為例，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說明。

1、時事政治引起的變化

首先,翻譯者要對英漢兩國的文化有個全面的了解。那么,什么是文化呢?英國的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EdwardB,Tylor)曾在其《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界定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或者,也可以說文化是人和環境互動而產生的精神物質成果的總和這個總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價值觀、知識技術成果以及一切經過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別具人文特色的物質對象。

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在這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產生了無數精神物質成果,翻譯工作者必須對此有所了解,才能對漢語習語中所蘊涵的深層含義,意象聯想和實際意義有正確的把握。如守株待兔是出自《韓非子》中一個寓言,它說的是一個人在偶然的機會下拾得一只撞昏在樹下的兔子,便從此不務正業,專等兔子再次撞倒在樹下,當然這樣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對這個故事不了解,則雖知字面意義,卻難知其實際涵義。翻譯時可直譯watchthestumpandwaitforahare,然后另加注:Fromthestoryofapeasantwhoseeingaharerunheadlongagainstatree-stumpandbreakitsneck,abandonedhisploughandwaitedbythestumpinthehopethatanotherharewoulddothesamething.這個注釋為國外讀者介紹了中國著名的饒有趣味的小故事,使內容更充實,理解更順暢,同時也有效地傳播了中國文化。如果翻譯者本身就對習語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了解甚少的話,則更談不上傳播文化,做文化的橋梁了。英語語言文化也極其豐富。可以不夸張的說,英語可能是全世界借用外來語最多的語言。其中有25%以上來自于希臘語,50%以上來自于拉丁語,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英語習語中有很多是承載希臘神話和羅馬故事的,當然這只是其文化的一部分,作為翻譯者同樣也要對這方面的知識有系統的掌握,否則在遭遇相關習語時文化的缺省很容易導致意義的缺失甚至誤解。如Pandora''''sbox,字面意思是潘多拉之盒,潘多拉是個女名,但僅僅知道這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了解這個成語所出自的希臘神話,才會知道它常用來比喻災難、麻煩、禍害之源。所以說,語言不是獨立的,學習語言永遠不會是單純的學習語言技巧或技能,這個冰山一角之后所隱藏的是巨大的民族文化基奠,習語更是如此,可以說,要想準確的翻譯英漢習語,對中英歷史文化的廣泛涉獵非常必要。其次,除了了解中西方文化之外,翻譯者必須建立自己的習語語料庫。就好比學習英語必須得有一定的單詞量,翻譯習語者必須得有中英文的習語庫。我們知道文明是相通的,人民群眾經過長期的生活勞動所產生的智慧也會有很多相同之處,有些習語人們是能夠通過常識和生活經歷體會出其含義,但在翻譯時如果能夠使用本國語中相對應的習語,則不僅語言的基本含義能夠體現出來,語言的幽默精練與魅力也能夠表達的淋漓盡致。要達到這一點,沒有一個巨大的英漢習語庫,可能并不容易。因此,翻譯者除了平時生活閱讀學習中對習語要具備特別的敏感隨時搜集之外,還得專門進行相關積累,最好是建立起自己的語料庫,從而在真正翻譯時能夠胸有成竹,信手拈來,當然這兒的“信手”是建立在長期的刻苦的學習積累之上的,是“梅花香自苦寒來”。從下圖我們可以對翻譯活動獲取一個直觀的認識,英語習語和漢語習語是分別從屬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語言形式,翻譯者要建立其相應背景下的習語庫,才能有效的進行英漢習語的對譯。而在英漢習語的對譯中又會有相應的文化交流與轉換。我們可以驚奇的發現,不僅習語后的文化背景會對習語翻譯產生影響,英漢習語的對譯同時又會給雙方文化帶來新的元素,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機的融入對方的語言和文化中。在英漢習語翻譯中不乏有這樣的例子。如漢語習語中的“酸葡萄”和“武裝到牙齒就是從英語習語中“sourgrape”和“armedtotheteeth”直譯后融入漢語的,而英語習語中的“loseface”和“papertiger”則是漢語的經典之作。因此英漢習語庫也會隨著翻譯交流的進行而不斷豐富與擴大。

另外,在英漢習語翻譯過程中由于母語的語言系統和本族文化系統早已在頭腦里根深蒂固母語系統和本族文化系統中與漢語和漢文化相異或貌似實異的因素必然干擾和阻礙英語翻譯,造成所謂的“語際負遷移”和“文化負遷移”。我們應根據所給的某個詞語的漢語對應詞或釋義所蘊含的語義信息從自己頭腦里的心理詞匯或語料庫中去檢索和提取與之相對應的漢語詞語,并建立起英漢詞語之間的語義聯系。當英漢詞語的語義完全對應時,就可能產生“語際正遷移”。如toshowone''''scard與“攤牌”,toturnoveranewleaf與“揭開新的一頁”,“Easycome,easygo.”與“來處容易,去得快”,Helaughsbestwholaughslast.與“誰笑在最后,誰笑得最好.”當英漢詞語的語義不完全對應時,則可能導致“語際負遷移”妨礙正確地理解和使用英語詞語。如dragon(龍)在英美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爬行動物,是兇惡可怕的象征。但在中國是“吉祥、高貴”之義。如“龍風呈祥”、“望子成龍”、“龍騰虎躍”等褒義習語。如英譯“望子成龍”中的龍時,如果譯成toexpectone''''ssontobecomeadragon,則會讓西方人不得其解,甚至產生誤解。因此,“龍”的形象在英譯時不能保留的,可意譯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所以,詞語英譯漢時,如果能夠先在研究母語和本族文化的基礎上來進行英語語義解釋和英漢詞語語義的對比分析,然后再動筆翻譯,無疑將有助于防止和克服母語和本族文化的干擾,對于不同語域的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內容和文化心理,譯者要從宏觀上了解文化的蘊含、翻譯的基本理論及技巧,且加以對比和分析。只有在考慮異域文化的前提下把“信、達、雅”融為一體,使譯文“神形”并茂,這樣才能確保文化“傳真”的實現,才能真正地做好文化翻譯。

最后,在習語的翻譯技巧與手段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總結起來不過是直譯、意譯、增譯與注釋這幾種。筆者認為,翻譯習語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使用什么樣的方法和技巧,而在于其一,文化背景知識和習語知識的積累與廣泛了解;其二,對翻譯之根本理念的認識,即翻譯的本質與目的是什么。可以說,不同的翻譯方法體現著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理念會造就不同的翻譯風格。很難說孰對孰錯,但針對不同的讀者群,對應不同的時代,可以也應該在翻譯手法上有所偏重。例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國際交往日益增多,中西文化交融匯合,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廣泛傳播,使中國多數讀者對西方的某些寓言典故也多有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必須本著一貫的作法,對所有涉及到西方典故的成語都來一通注釋,以達到“清楚明了”的效果呢?或者直接把Pandora''''sbox意譯為罪惡之源呢?時代在前進,人們的思想和知識能力也在不斷進步與變化,翻譯理論不應也不會停滯不行,或是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我們必須不斷摸索,不停推敲,善于觀察,才能找出最適合最可行的翻譯法,這也許才是翻譯的正道!

1中醫翻譯的現狀分析

1.1中醫翻譯的必要性

(1)把中醫推向世界。

盡管新的科學體系在西方的發展運用，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成果卻很少在國際上被人了解甚至使用。中醫是其中之一。導致這種尷尬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醫沒有有效的得到推廣。中藥翻譯對于這項工作的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2)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和合作。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它對中國的發展和繁榮起了重要作用。當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包括專家對中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了解中醫的同時，他們也了解了中醫背后的文化，這樣一來，中醫就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橋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