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深化理論簡介

金融深化（FinancialDeepening）理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戈德史密斯、葛利、肖和帕特里克等人對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等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根據愛德華．肖的解釋，金融深化是指“解除對實際利息率的限制，從而使其反映儲蓄的稀缺性，刺激儲蓄，提高投資收益率?！雹?0世紀70和80年代，卡普（Kapur，1976）、加爾比斯（Galbis，1977）、馬西森（Mathieson，1980）、弗賴伊（Fry，1980）等人先后建立了一些認證嚴密、實證性較強的金融抑制模式，從動態、實證的角度對麥金農和肖的理論進行了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掀起了一個熱潮，突破了70年代金融深化和金融發展理論的框架，多角度、多層面擴展了傳統金融深化理論的研究范圍和內容。金融約束論認為，在信貸市場上信息不對稱性將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提高后，低風險借款人和低風險項目會退出信貸市場，高風險借款人和高風險項目充斥，造成銀行貸款項目質量下降和總體貸款風險上升，不利于銀行部門的發展。

二、金融深化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金融深化論最早的“實驗地”即拉美的南錐體三國，包括了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20世紀70年代，這些國家的經濟出現嚴重問題：經濟增長緩慢，通脹率高，財政赤字嚴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大，金融管制現象十分普遍。為了擺脫經濟面臨的困境，這些國家紛紛進行了金融改革：放松對利率管制，允許利率自由決定；降低存款資金準備金率；放松外匯管制；對銀行進行私有化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對匯率制度進行改革等。與拉美情況不同，金融改革在東亞是漸進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初，東亞各國同樣面臨嚴重的金融抑制，隨后韓國、泰國各國開始了漸進式金融改革。金融改革逐步推進為東亞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人均GNP快速提高，通貨膨脹率降低，國內儲蓄和投資率均得到增長，“東亞奇跡”也因此享有盛名。但是，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各國金融自由化進程加快，資本賬戶自由化程度加深。當經濟長期發展積累的問題被意識到，資本外逃再加上投機資本的影響，使得這些國家貨幣快速大幅貶值，最終還演化成為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東亞國家并未出現南美那樣的高通脹和高財政赤字，仍然出現了類似南美國家的銀行信用危機、貨幣大幅貶值、股市狂跌等現象，即使用麥金農的“最優次序”也難以做出滿意的解釋。

三、我國金融改革現狀

1.金融改革成績

1改革在國家層面的背景

我國金融改革是在一定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決定的，與當時經濟的階段性特征聯系緊密。20世紀70年代左右，隨著我國“”偃旗息鼓，我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決定了當時的金融結構僅僅包含銀行系統。中國人民銀行既要承擔貨幣的發行職能又要保證貨幣的順利經營。國家集中所有的財力物力，進行統一分配，銀行的作用也僅限于記賬的會計出納的查漏補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確定了國家發展的基本路線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必須有辨別的發展金融市場，從此，拉開了我國金融與經濟改革的序幕，自此我國的計劃經濟開始逐漸向商品經濟發展。首先，政府將改革的重點定為國有企業，解決國有企業由于承擔政策性負擔及―自生能力‖導致的普遍嚴重虧損、缺乏盈利能力的問題。政府認為國家要發展，必須進行卓有成效的金融體質改革。（1）1978～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向商業銀行過度，之前取消的部分銀行得到恢復，并新建一批銀行。期間，我國與1979年恢復了農行，成立了建行并從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中國銀行。（2）1984～1991年，我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組建，財務公司、投資基金以及信托投資公司開始出現，金融市場從無到有。1981年，國家出現赤字，我國決定利用發行國庫券的方式來籌集發展資金，江浙等省市開始出現“地下錢莊”。為推動支付清算體系的發展，人民銀行發行“三票一卡”，由此中國開始了包括匯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證在內的票據市場。1983年部分國有銀行開始推行國家債券。1985年,人民銀行總行和國家體改委指出該年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在于建立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從此，多層次票據市場的啟動，市場化資金配置機制進入中國的金融體系。1986年交通銀行重新開放。期間，隨著鄉鎮企業的興起，各地農信社也如雨后春筍般成立。1987年，第一家深圳發展銀行開始營業，由企業獨立發起的第一家中信實業銀行出現。1979年，第一家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宣告成立，從此信托公司便開始如雨后春筍成立。1981年，第一家租賃公司，東方租賃有限公司成立。1987年財務公司也相繼出現，中國投資基金市場開始拉開序幕。（3）1991～1993年，以市場經濟運行為核心的資本市場，被正式引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隨著國-145-際改革的不斷深入，由于政策性負擔，國有銀行不良資產越積越多。政府意識到需要通過債券轉股權的方式，對經營不善的企業形成約束力。1990年我國出現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于1990年正式掛牌，次年深圳證券交易所也宣告成立。1992年STAQ系統正式啟動，自此國債交易得以有組織、跨地區的運行，國債回購業務試點。1992年，中國證監會、國務院證券委在政府的批準下相繼成立。（4）1994～2001年，治理整頓和全面配套改革。在改革開放10多年中，中國金融改革的開展如火如荼，有效的推動了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但很多制度上的漏洞也隨之而來，為保證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對金融業及時進行反思、修正和創新成為必要。隨著金融體系初見雛形，政府意識到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與之匹配。1994年，中國開始對金融市場進行立法，《保險法》、《票據法》、《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商業銀行法》的出臺標示著中國的金融發展進入了法治軌道。同年，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行，將之前的官方匯率、黑市匯率和調劑匯率并軌。國務院將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相分離，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證券業、信托業和銀行業。集中力量進行國家建設國開行、國家進出口銀行和國家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成立。（5）2001年以來，歷史性轉變。進入21世紀，中國的國力大幅增強，金融改革不僅僅是中國對自身經濟發展的訴求，也是世界對中國作為大國的要求。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這標志著中國的改革必須朝著國際化，朝著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方向進行。次年我國開放QFII,允許外國投資者直接投資中國證券市場。2003年，為分離中國人民銀行的銀行機構監管職能，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中國分業經營和監管的制度最終確立。2004年起，我國對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實行注資的―再資本化‖。2005年，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依次上市。新成立的中央匯金公司行使對得到注資的國有控股銀行的所有權職能。我國金融機構補充資本金的渠道越來越多，例如公開發行、發行次級債務、混合資本債及股票增發等。2007年，我國正式啟動QDII，從此，我國投資者可對境外證券市場直接投資。

2改革在地方層面的背景

在全球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沿邊開放成為我國對外開放必不可少的部分。地理位置上，廣西沿海、沿江、沿邊，位于華南、西南及東盟經濟圈的集結處，是我國唯一與東盟海陸接壤的省份，是我國東、西、中地區的交匯點，也是西南片區最便利的出海口，更是西部與港澳粵接壤的要道。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廣西壯族自治區坐擁泛珠三角經濟圈與東盟經濟圈10.7億人口，成為我國華南、中南、西南與東盟各國相連接的最重要的樞紐。2013年9月，在哈薩克斯坦，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次年5月，在亞信峰會上，正式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結合是非常必要的。廣西作為唯一一個既參與―一路‖又參與―一帶‖的省份，國家賦予廣西擁有經濟發展得天獨厚優勢：（1）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戰略實施以來，國民經濟得到的快速發展，GDP年均漲幅達到10%，為廣西這樣的沿邊省份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2）2014年9月廣西高鐵正式開通，年底由廣西機場集團組建的北部灣航空正式運營，為客流物流提供了交通基礎設施支持。（3）2014年中國、泰國主導的克拉運河的開通，將為廣西帶來更多的物流和貨運量。但是，廣西的一些劣勢也對沿邊金融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斷的東盟國家間的沖突，例如越南2010年否定與中國共建高鐵，改為和日本進行合作。在此之后，我國高鐵計劃的方向轉為更多的與中南半島國家合作，廣西的陸路優勢受阻。2015年，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中，向廣西代表團指出，廣西應當發揮自己面向東盟且海陸相鄰的區位優勢，構建國際性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絲之路的有機銜接。從改革開放起，對金融改革的探討就從未停歇，但是對沿邊金融的研究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探討如何改善沿邊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構建靈活有效的金融監管體制，開展金融開放合作模式，打造金融生態安全區，開展沿邊金融機構及工具的創新，以及健全金融人才培養模式，為廣西的金融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撐和對策建議，豐富沿邊金融的理論研究。中國的金融改革蓄勢待發，但前途未卜。學術界總結了他國金融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廣西作為中國欠發達的地區之一，經濟和金融的基礎設施并不完善。雖然,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總體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受限于地方金融的創新有限，金融發展始終未能有質的飛躍，這種現狀嚴重制約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廣西—東盟經濟金融合作。如何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通過在沿邊加強產業合作、貿易投資、科技文化交流，利用金融改革的方式，找到廣西經濟增長的突破點。這對未來中國經濟走向，擴大我國政治、經濟的對外影響，都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建設廣西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將為我國的沿邊金融改革提供實證依據，對促進邊境地區的政治經濟良好發展提供保障，對我國和東盟各國的經貿合作提供載體，有利于形成中國—東盟雙邊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新的合作模式，有利于促進西東中部協調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形成全方位的開放格局。

3廣西金融改革的政策策略

廣西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目標、思路和推進路徑進行規劃，需要科學地把握新常態下廣西經濟社會發展對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新要求：既要順應我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脈絡，也應當針對廣西的發展現狀做出符合現階段特征的要求，抓住廣西作為區域性、橋頭堡的發力點，繼續深入的探索經濟增長潛力。筆者認為，廣西金融改革與發展應該按照如下思路逐一進行。首先，必須堅持金融服務是服務于實體產業的重要觀點。在―雙核驅動‖和―三區統籌‖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的重要契機，建設創新性的對外開放體系。抓住力推廣西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以跨境金融業務創新為主線，把-146-沿邊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推進金融開放合作。建議通過向中央政府申請地方特色的金融優惠的方式，繼續加大力度引金入桂，吸引外資并盤活廣西的現有金融資源實現金融增量的提升。建議可以在金融改革試驗區內大力引進優秀的金融機構，提升廣西現有的金融機構活力。建議積極推動廣西地方性擔保機構、金融租賃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構建多層次金融機構體系，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建議通過多平臺的一體化建設提高廣西的金融統籌效率。建議以大數據為支撐，建立銀行聯合授信平臺、東盟保險服務平臺、中國—東盟金融綜合服務平臺等。建議以廣西是農業大省為基本立足點，繼續深化農村金融改革。以―普惠‖為目的，積極迎合小微企業和社會公眾對享受金融服務的熱切期盼和現實需求，抓住農村金融創新發展面臨的新契機，創新農村信貸產品，擴展普惠金融新渠道，例如建議充分利用互聯網促進普惠金融發展實現普惠金融廣覆蓋、可持續。建議對農戶進行聯貸政策，同時積極探索聯合性的農戶可抵押資產，建立農戶信用檔案，積極扶持農業生產建設。對農村產權流轉服務體系和抵押融資體系進行建設，組建村鎮銀行，改革農業保險制度，優化農村信用環境。另外，金融的改革與發展離不開監管的作用，只有在政策允許的合理的范圍內進行金融發展才能實現高效率。因此建議健全地方的金融監管體系，完善地方金融監管法規，加強金融監督的執行力，在實現發展的同時提升我區的金融形象。

一、金融危機是心腹大患

居安思危。

中國加入WTO之后有沒有潛在的危機呢？當前，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如果中國經濟遭遇挫折的話，最大可能莫過于金融危機。

在20世紀后期，在日本經濟高速起飛之后，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很快甩掉了窮困的帽子。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崛起更使人們對亞洲經濟充滿樂觀。最令世人震驚的是中國的奇跡。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在體制轉型過程中保持了高速發展。有的經濟學家把亞洲經驗總結成“雁陣模式”，好像亞洲經濟就可以按照這個序列繼續發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經濟的崩潰使得日本一頭栽進了泥淖，直到今天還沒有掙扎出來。雁陣序列，曇花一現。1997年，一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東亞。我們的鄰居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倒了下去?，F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亞洲奇跡”了。有些國家“起個大早，趕個晚集”，好不容易把國內人均生產總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可是轉眼之間，一個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亞洲各國已經嘗到了金融風暴的厲害。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許多人認為中國在劫難逃。在1998年11月“經濟學人”雜志的封面上，一艘掛著五星紅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渦，旁邊一行大字：“中國，金融風暴下一個犧牲品”。轉眼之間，幾年過去了，在滄海橫流當中，唯獨中國經濟巍然不動。中國的穩定極大地遏制了金融風暴的蔓延，為亞洲經濟以至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創造了轉機。中國的貢獻得到了各國政府以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高度評價。也許中國的出色表現沖昏了某些人的頭腦。他們認為，亞洲金融風暴如此厲害，也拿我們無可奈何，今后還有什么可怕呢？

中國有一則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劍”。有一個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劍掉進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個記號，打算到了岸邊再撈。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劍”一樣，他們就沒有想到，之所以中國能夠抵御亞洲金融風暴是因為那個時候尚且沒有對外開放金融。我們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墻。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國的外部金融環境就完全變了，這道防火墻將不復存在。時過境遷，如果拿昨天的皇歷來討論今天的問題，非出大紕漏不可。

[摘要]農村改革30周年之際，本文基于新福利經濟學檢驗改革效率的標準，對其間發生的三大改革進行了反思，就未來農村改革的主線——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提出了相關的幾點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改革帕累托標準城鄉統籌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新福利經濟學理論，反思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微觀經濟主體培育、推進農業市場化改革、農村稅費改革三件大事，從而提出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一、新福利經濟學檢驗改革效率的標準

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改革往往都會在使大多數人受益的同時，使另一部分人受損，因而不是帕累托改革。為使這種改革得以進行，美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怂固岢隽怂^的“假想補償原理”：如果受益者的所得在補償受損者的所失后，還有剩余，那么就可以認定社會福利得到增長，經濟改革便是正當的。希克斯進一步指出：這種補償并不需要受益者支付。因為每一次經濟變革只會引起實際收入分配微小的變化。微小的損失無需及時補償，經過“足夠長的時間”以后，補償可以自然而然地進行。因此，在長時間的一系列改革中，人們的受益與受害往往會相互抵消，所以補償不必每次都進行。

對于受損者利益怎樣補償呢？西托夫斯基提出“雙重標準”，即一方面要對利益受損者給予足夠的補償，誘使其接受改革；另一方面，還要通過逆檢驗，即利益受損者“賄賂”受益者的支出遠大于改革帶給他的損失。（李特爾還增加了“實際收入的分配，要比現在好，至少不比現在壞”，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改革的很多局限，正是在對“改革對象”的補償，以及由誰來補償上，出了問題。

當今世界上還沒有幾個國家把公共醫療衛生系統當做商品投入市場競爭，把飽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當作榨取暴利的對象！中國又開了先河！每年因此致殘甚至死亡的人數難以估計！現在醫療已經成了一些富人的特權。因為經濟原因，社會上多數的醫療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窮人甚至無法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服務。醫改應以廣大人民群眾為服務對象！讓大多數人能夠提高身體素質，保持健康；讓群眾真正的能看得起并能治好病！所以醫改應從“公共衛生體系”，“醫療服務體系”兩大方面著手。并根據國家規定，和專家的研究應繼續遵循三個基本原則。

兩會以來醫療問題一直是媒介探討的熱點，因為醫療涉及民生，是老百姓所最為關心的切實問題。對于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健全和有些畸形的醫保制度更是成為人們茶余飯后所討論的熱點話題！

人們都在抱怨中國的醫療體系，“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那么本人先來介紹一下中國醫療體系的現狀！

“醫院只認錢，不認人?！薄獌H僅因為深更半夜未帶足現金，渝州大學陶國林老師在押光身上所有錢物后，仍眼睜睜看著自己患急性闌尾炎的學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頭發花白的醫生竟作答：“我們只認錢，不認人。”（中新網重慶）又如醫院在收治急診病人之前先收一筆押金的情形并不少見。官方媒體對一起慘劇表示了震驚。四家醫院拒絕收治三歲幼童燙傷慘死——因烏魯木齊市4家醫院拒絕收治，不慎被開水燙傷的3歲幼兒劉光祥，在父母抱著他奔波4個多小時后休克死亡。（《人民日報》）

當今世界上還沒有幾個國家把公共醫療衛生系統當做商品投入市場競爭，把飽受疾病折磨的病人當作榨取暴利的對象！中國又開了先河！每年因此致殘甚至死亡的人數難以估計！可怕呀！英國《泰晤士報》8月4日發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的醫療體制“露骨的貪婪取代了赤腳醫生！”現在醫療已經成了一些富人的特權。因為經濟原因，社會上多數的醫療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窮人甚至無法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據統計，我國20%的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由此可以看出，貧窮或者說不太富有的人占了絕大多數，政府應該保證這些人獲得最基本的醫療保障。目前，我國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在這部分財政支出中，醫療費用的70％用在城市，30％用在農村；而我國70％的人口在農村，也就是說30％的人口占用了70％的衛生資源，包括政府的支出。2003年我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是2622元，根據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的結果，2003年農民住院例均費用是2236元。這樣，如果一個農民家庭有一個人住院，可能這一年的收入就全部用到醫療費用上。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衛生部中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進展情況新聞布會上曾經承認，在農村有40％—60％的人，因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在中西部地區，因為看不起病、住不起醫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數估計在60％—80％。什么是國恥，這就是國恥，30％的人占據了70％衛生資源，在這30%中極少部分人卻又占據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和金費，當外面的工人、農民因交不了住院費死

1998年底至1999年初的全國鄉鎮長換屆選舉中，深圳市大鵬鎮與四川省遂寧市步云鄉的鄉鎮長選舉改革備受外界關注。主持前者的深圳市政府事后多次強調，要完善和推廣這種選舉方式，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經驗。而步云鄉鄉長直選改革雖然更具創新性，卻因涉嫌違憲而被孤懸于體制之外，幾近夭折。然而具有戲劇性變化的是，在2001年底至2002年初的鄉鎮長換屆選舉中，大鵬鎮的選舉改革在一片褒揚聲中悄無聲息地退回到改革前的初始狀態，而步云鄉卻在總結第一次選舉改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二次類似直選的選舉改革，為農村鄉鎮長直接選舉提供了具有啟發意義的藍本。究其原因，是由于步云鄉的初始制度選擇較好地回應了基層的民主訴求，在制度變遷中維護了民眾利益，強化了制度變革的民意基礎，使改革的動力得以制約改革的阻力，保證了制度變遷的延續性；而大鵬鎮的初始變革試驗實際上只是“改革秀”，并未真正體現民眾的利益要求，結果這種試驗因缺乏推進的動力而壽終正寢。

一、兩地鄉鎮長選舉改革的歷程及不同命運

大鵬鎮“兩推一選”鎮長選舉改革

1999年1月至4月，深圳市政府經過長期醞釀，在派出工作隊赴現場指導的情況下，安排大鵬鎮進行了“兩推一選”式鎮長選舉。第一輪是該鎮全體選民無記名推薦候選人，共有76人獲得提名，其中5人被確認為鎮長候選人的初步人選；第二輪是該鎮的全體黨員、干部、職工和農戶代表在第一輪投票的基礎上測評候選人，在任鎮長李偉文以813票高票勝出；第三輪為法定的鎮人大代表正式選舉鎮長，李偉文作為唯一的正式候選人由鎮黨委推薦給鎮人大，以45票全票當選為新一屆政府鎮長。

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充份肯定了大鵬鎮的這一選舉改革，在廣為散發的宣傳材料上宣布：“大鵬改革是繼1981年實行基層人大直選以來中國基層政治體制改革的又一新突破，在一定意義上預示著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新方向”。按照這一說法，大鵬鎮的鎮長選舉改革似乎應該能夠繼續推進。然而，在2002年初的鄉鎮長換屆選舉中，“兩推一選”方式被擱置一邊，由上級組織部決定唯一候選人，然后在鎮人大履行選舉程序的正統選舉方式卻重新登場，3年前推行過的鎮長選舉改革悄無聲息地終結了，與當初的轟動效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步云鄉的“鄉長直選”試驗

一、國外一些國家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

1.英國政府的改革

面對世界經濟的衰退和國內經濟的滯脹，執政的保守黨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節約政府開支、政府機構改革、服務承諾和競爭求質量，力圖改變整個英國乃至整個世界的面貌。經過20多年的實踐，英國政府的管理新變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其影響遍及全世界。英國政府改革包括四個步驟：

(1)雷納評審雷。雷納評審是對政府部門工作特定方面的調查、研究、審視和評價活動。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是政府開支過大問題，二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問題。合理的政府開支中，業務開支與行政之間應有一定比例，一般說來，前者應大于后者。

(2)“下一步”行動方案。“下一步”行動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業管理手段來改善執行機構，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方案建議把整體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機構，這些機構在主管的部委指導下，履行公共服務和有效管理的職責；以管理主義的技術和程序培訓職員，并且所有活動都是在一位高級主管的領導下進行。

(3)公民憲章運動。公民憲章，就是用憲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部門服務的內容、標準、責任等公之于眾，接受公眾的監督，以達到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的目的。各公共部門可以根據本部門的實際情況靈活的制定憲章內容，但是要以滿足公民對公共服務的合法要求為宗旨，主要包括對公民的承諾和實踐承諾兩個方面，有四個具體內容:①服務內容和工作目標承諾;②服務標準承諾。服務標準做到明確化、具體化和公開化;③服務程序和時限承諾。實行合理的辦事程序，達到公眾滿意。對公眾公開服務時限，接受公眾監督;④違諾責任。表明了承諾者沒有達到既定服務標準時對顧客作出的補償，是承諾部門對公眾做出的單方面的承諾，這種補償可以是精神上的，比如道歉，也可以是物質上的。

中國自1954年制定第一部憲法以來，曾三次大規模修憲，先后產生了1975年的“憲法”、1978年的“四個現代化憲法”及1982年的“改革開放憲法”。1982年的修憲方式類似于制憲，不僅設立了憲法修改委員會，而且還采行了公開討論程序、將改憲草案提交各界人士討論，歷時達四個月，比1954年制憲時的討論時間多一倍。但1982年制憲式的改憲只是使中國從非正常的政治狀態回歸到1954年的憲法體制而已，并未改革憲法體制。[1]此后，中國又分別在1988年、1993年和1999年對憲法作了三次小規模修正，重點在于從憲法上承認和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改變既有的所有權關系。然而，無論是上述的三次大改還是三次小改，都沒有觸及國家權力結構，修憲活動的方向顯然不是限制國家的權力，而是界定個人權利、調整限制個人自由的程度和方式。

1999年3月的憲法修正案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它雖然只是局部性改動、也并不徹底，但在承認私人財產權的合法性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由此將產生重要影響，使社會秩序經歷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對憲法作了這樣的修正之后，個體和私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必然要求在司法實踐中不斷地重新定義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以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市民財產權的關系，從而日益凸顯出憲法中的內在矛盾，而且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導致體制性危機，進而不可避免地提出更徹底的憲法改革要求。

筆者認為，為了準確把握目前中國憲法體制的特征，也為了了解今后如何在中國重建憲政，有必要認真分析現行憲法的演變、特別是1988年以來關于財產權的三個憲法修正案。依此宗旨，本文首先概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發展的過程、根本規范的主要內容和問題，并具體考察所有制方面的基本爭論以及試圖在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尋找某種均衡點的改革措施。其次，透過權力話語的種種修辭來解讀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背景中出臺的1999年憲法修正案文本，說明它對現行憲法體制的影響，并揭示國家制度內部存在著的教義性與正當性之間的緊張和沖突。最后，通過分析異質因素的互動關系，展望政治改革以及重建憲政主義體制的可能性。

一、中國憲法修改的歷史回顧

1954年9月20日頒布的憲法的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第1條）；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2]，而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第2條）。在社會經濟體制方面，這一憲法明確提出了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第4條），特別強調了全民所有制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優先性，但同時又承認經濟成分的多元化，容許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的合作社經濟以及個體經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并存（第5條、第10條）。在財產權方面，1954年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以及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第11條），依法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第12條），但與此同時也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對城鄉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征收、征用或者收歸國有（第13條），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財產破壞公共利益（第14條）。憲法在關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一章里還明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愛護和保全公共財產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第101條）。

但是，這一憲法頒布還不到一年，就掀起了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把原計劃到1967年才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下子提前了12年完成[3]。此后不久，又發生了反右派斗爭，這場政治運動極大地沖擊了1954年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一些法學家的護憲主張也受到了嚴厲批判[4]。1958年，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發表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非常激進地批判了私有財產、商品等價交換、雇傭關系以及其他個人權利[5]。在以后的十幾年中，中國又經歷了所謂“”式的非理性的社會主義產業化、被稱為“四清”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等一系列社會動蕩，終于使得1954年憲法名存實亡。

【摘要】本論文就職業中專的德育課教學的現狀做了分析，了解到學生和教學本身的一些問題和弊端，并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主張。

【關鍵詞】叛逆心理;灌輸德育;主體德育

【Abstract】Thepresentpapertakingofficeindustryspecializedmiddleschool’smoraleducationclassteachingpresentsituationtomaketheanalysis,understoodthestudentandteachingitselfsomequestionsandthemalpractice,andproposedownopinionandthepositionregardingthis.

【Keywords】Rebelpsychology;Instillsintothemoraleducation;Mainbodymoraleducation

記得看過一篇文章，第一段寫了這樣發人深省的話：

1988年世界各國諾貝爾獎得主的巴黎聚會上，有人問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您在哪所大學哪個實驗室學到了您認為最主要的東西呢？”這位學者說：“在幼兒園?！薄霸谟變簣@？在幼兒園能學到什么？”“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朋友、東西放整齊、有錯誤要道歉。”蘇霍姆林斯基說過：“如果道德素養的最重要的道理，在少年時期沒有成為習慣，那么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可見，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乃至于大學，德育教育都是一門至關重要的課程。

【內容提要】農民的分化和農村先富群體的崛起使農村基層治理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先富能人治村”。在一些地方，先富群體不僅擔任了村委會主任，而且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跋雀荒苋酥未濉睂r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帶來了哪些問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一個關系到農村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大問題。要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保證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實現，必須從法律、法規及各項制度的完善上規范“先富能人治村”。

【摘要題】黨建縱橫•基層建設

【關鍵詞】先富能人/治村/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對策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變遷、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的分化，無論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還是在中、西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農村先富群體都呈增長的勢頭。所謂“農村先富群體”，主要指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工商戶或種養殖業大戶等在改革開放之后率先走上致富道路的相對富裕階層。他們土生土長在農村，但又基本脫離了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屬于新型的農民群體。他們又被俗稱為經濟能人或“先富能人”。這一群體的崛起使農村基層治理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先富能人治村”。

目前，“先富能人治村”這一新的社會現象已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如：樊平《“老板村官”日益增多》、譚飛等《老區“富人治村”現象解讀》、浙江省民政廳《“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調查與思考》、張旭光《先富群體競選“村官”現象的調查與思考》、顧正喜《我國農村先富群體參政的激勵結構及規范之道》等都對此進行了探討，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一是“先富能人治村”是農村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村干部類型正在由道德權威型向經濟能人型轉變，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方向。二是“富人村官”能不能以村政為己任，能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能不能嚴格按照規范行事，是否具備了當好這個“村官”的條件，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三是如何注意和防范某些“富人村官”政治權力的異化，防止他們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但是，迄今為止的研究，尚未觸及“先富能人治村”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帶來的影響這一重大課題，特別是“先富能人”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后，如何規范其行為，如何開展黨組織工作，如何加強黨組織建設，如何通過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有關法規制度發揮村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等，這些方面的研究還是空白。事實上，在一些地方，特別是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先富能人”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不僅已經出現，而且越來越多，有的地方比例已高達50％以上。而且，隨著農村現代化的推進，小康社會將逐步實現，先富群體必然逐步變成大多數?！跋雀荒苋酥未濉笔剐滦蝿菹麓妩h組織建設面臨諸多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急需進行深入的調查與研究。這對進一步發揮好黨組織及廣大黨員的作用，促進農村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加速農村致富奔小康進程，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