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毛選第五卷，有兩篇文章值得我們今天來紀念、來學習、來研討，并且聯系實際來指導我們的工作。第一篇是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第二篇是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兩篇文章的先后發表，反映出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想軌跡。也是至今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

一、“八大“的準備和《論十》的產生

關于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從1953年就提出中央領導設一線二線，自己退二線，設總書記的問題，并在黨內征求意見。由于高、饒事件暫時擱置起來了。直到1955年3月，才在黨的7屆6中全會上提出，于1956年下半年召開，隨即開始了召開八大的準備工作。八大的政治報告以及修改黨章的報告是兩個重要文件，親自抓。為此，他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

1956年，是新中國成立的第八個年頭，也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新中國猶如一輪朝日，剛剛從東方地平線升起。中國農業的合作化已經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公有化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說：“我們的工作要加緊一點，現在我們的主動一天一天地多起來，農業改造方面主動更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主動也更多了。但是，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面沒有主動，大多數重要裝備要從外國進口，精密儀器不能造，大的機器不能造，這上頭我們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又說道：“現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現在是革技術的命，叫技術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學，要革愚蠢同無知的命。”

在1956年1月2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l引言

崩塌落石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小型崩塌。崩塌是地質體在重力作用下，從高陡坡突然加速崩落或滾落(跳躍)，具有明顯的拉斷和傾覆現象。崩塌的地質體通常為大體積巖體或土體；崩塌落石則是斜坡和高陡坡上的個別危巖體在重力和其他外力作用下，突然向下滾落的現象J。相比之下，崩塌落石的形成條件更簡單，更容易，通常體積比崩塌災害的體積小，也無明顯的拉斷和傾覆特征。崩塌落石隱患防不勝防，造成巨大的損失，且難以通過工程措施徹底消除，所以借鑒運動學原理計算分析崩塌落石運動軌跡，可以為工程治理提供依據具有重大意義[7-11]。

2崩塌落石運動的典型模式

分析落石運動的運動學原理是一種數值模擬方法，屬于模擬研究。該方法是以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和碰撞理論為指導，對科研和生產實踐中大量的模型試驗和現場試驗的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總結出對落石運動軌跡影響較大的特征參數，結合運動學公式對落石運動軌跡進行模擬研究。運動學原理的應用能夠較準確的預測出落石的速度，彈跳高度和動能等運動特征參數，結果直觀可靠，可以編程計算，因此在工程實踐中得到了業界的廣泛認可和推廣。根據運動學原理，落石的運動狀態按具體的坡面情況分為以下4種類型：

2．1墜落

當危巖體在高陡坡不受坡面地形影響而下落，落石基本無外力阻擋，在重力作用下，發生自由落體運動，在任意下落高度H時，速度V為公式(1)和(2)中，為落石自由落體速度(m•s)；。為落石初始滑動速度(m•S)；g為重力加速度(9．8m•s)；H為鉛直下落位移(m)。

如果以深成指為參照系，自2003年1月~2004年9月12日以來，中國股市剛好運行了＿個由熊牛轉換至起動波的完整周期。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點2673.25點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點(漲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點止，中國股市已經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輪周期。中國證券市場不但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第﹁次起到宏觀經濟晴雨表的作用，還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論的標準五浪。如果說深成指2996.08點是中國股市牛市起動波的終點，那么3008.31點則是中國股市牛市長期主升浪的新起點。

在2003年11月我們就曾經在《中國股市底軸線：3000點》(詳見當月《證券時報》)中明確指出，深證成份指數為中國股市的運行區間給出了兩條熊市底軸線：一條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軸線——1000點，它是以中國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國民經濟為基礎，代表當時綜合國力的實際支撐線；一條是2002年以來的熊市底軸線——3000點，這是以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所提升的總體國力為基石的底軸線.當上證綜指跌破1300點之際，深成指3000點大關并未失守，事實再次證明了這條底軸線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點是一個整數大關，但其支撐意義并不僅在于此。深成指3200點為中國股市活躍度的分界線，我們稱之為無泡沫地帶。若一但被擊穿，股市將進入沽水區域。所以3200點至3000點是最理想的建倉區。(詳見《巨潮內參》2004年8月號)如果深成指逼進3000點附近的區域，必然是市場陷入深度低迷之時，各種問題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統性風險開始顯現，市場各方風險承受能力達至極限，此時出現反彈將是反轉的決定性信號。因此，深成指3000點雖然不能說是調控市場的一個參照，但卻是市場“否已極，泰將來”的一個重要信號。

經驗與教訓

我們2003年預測的2004年股市牛市高峰期來得快，去得也快。究其外因無非是兩個：其一，由于《國九條》出臺令市場信心高漲，使股市1V浪在時間上(正常應1個月左右)和深度上都不夠，回調在3800點遇到強大支撐而提前結束(理想應及至3600左右)，造成IV浪蓄勢不足，令V浪在兩次創出新高后便草草收兵；其二，由于股市對于宏觀調控的靈敏反映，使A浪下跌深度加大，B浪反彈無力。但如果分析其市場內因，需要總結的經驗和教訓也很多。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于刑罰的思想在逐漸轉變，刑罰輕緩化的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隨之而來的罰金刑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罰金刑在我國刑法體系中是屬于附加刑的一種，既可隨主刑附加適用，也可獨立適用。其是指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新中國成立至今，學界各家對此探究越發深刻，對其適用與配置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本文以罰金刑的立法軌跡為研究目的，意在整理歸納出我國罰金刑的立法軌跡與趨勢，對罰金刑的立法軌跡做出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

一、1997年《刑法》施行前罰金的立法軌跡

（一）1979年《刑法》施行前的罰金立法。新中國成立后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通過之間的三十年，刑事立法內容只包括三個單行刑法和包含有刑法規范的行政法規，其中后兩個單行法規均涉及罰金刑的適用。這一時期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罰金刑的適用范圍非常之窄、數量非常之少，三個單行法規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和《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中的四條適用了罰金刑，且對象均為自然人，并未涉及單位犯罪的規定；二是適用方式方面，罰金刑可以與主刑選擇適用，主要方式為并選科罰金；三是適用數額方面，都采用無限額罰金的方式，對罰金數額沒有明確的規定，基本都是以“罰金”二字概括，并未規定具體的適用數額，給司法以較大的裁量空間。（二）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的罰金立法。1．1979年《刑法》中的罰金立法我國1979年《刑法》對于罰金刑的規定在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中均有所體現。刑法總則中的罰金刑，體現在單獨為罰金設立一節，對罰金的適用依據與繳納方式做出了規定。而在刑法分則中，共計20個條文規定適用了罰金刑。我國1979年《刑法》中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范圍非常集中，基本都體現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經濟犯罪中，并且適用對象仍然均為自然人，未加入對單位犯罪的規定；二是適用方式方面，有并科罰金、選科罰金以及可以并處或單處罰金三種方式；三是適用數額方面，依舊都采用無限額罰金的方式，對罰金數額沒有明確的規定，基本都是以“罰金”二字概括，給司法以較大的裁量空間；四是刑法總則對罰金的適用依據與繳納方式做出了規定，還規定了減少及免除情形。2．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單行刑法中的罰金立法由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直到1997年，共有二十四部單行刑法設立，在這二十四部之中的十四部涉及罰金刑，其中包括58個條文具體涉及。我國1979年《刑法》施行期間單行刑法對于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范圍擴大，不僅只限于自然人犯罪，對單位犯罪也做出了規定，包括單、雙罰制兩種方式，并且在犯罪程度上也并不拘泥于輕微犯罪，上至死刑亦可適配。二是適用方式方面，新增了兩種適用方式：第一種是單科罰金，單科罰金很大程度上是對于單位犯罪而言的；第二種是必并科罰金，在對其進行大量應用的同時，也擴充了其適用的具體情節。三是適用數額方面，增加了兩種新的數額適用方式：第一種是限額罰金制，針對具體罪名及程度對金額設置具體的上限與下限；第二種是倍比罰金制，即針對具體罪名及程度對金額設置倍數比例，這樣就有了更加明確的參考。

二、1997年《刑法》施行期間罰金的立法軌跡

（一）《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罰金立法。1．1997年《刑法》中的罰金立法1997年《刑法》中關于罰金刑的變化在刑法總則與刑法分則中均有體現。在刑法總則中罰金刑的變化僅有一點，即在1979年《刑法》的基礎上增加了隨時追繳的規定，具體表述為“對于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罰金刑配置在分則中的變化則體現得非常明顯。1997年《刑法》配置罰金刑的罪名共有164個，在所有罪名中占比將近40%。我國1997年《刑法》對于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范圍得以大大擴充。在1979年《刑法》中我國罰金刑僅僅是適用于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在1997年頒布后，罰金刑在七個章節中都有所適用，僅在三個章節中沒有適用。二是適用方式方面。適用方式日益成熟，出現了較多的適用方式，其中適用最多的是必并科罰金刑，有154條。其中包括單純適用必并科罰金，也包括必并科罰金與其他方式混合適用。三是適用數額方面。依舊采用之前的三種方式，其中無限額罰金占比最大。四是刑法總則對罰金新增了隨時追繳的規定。2．1997年《刑法》施行至《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罰金立法從1997年《刑法》頒布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頒布期間，我國共頒布并實行了8個刑法修正案，其中共增加了27個適用罰金刑的罪名，具體包括：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資助恐怖活動組織罪，走私廢物罪，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虛假破產罪，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違法運用資金罪，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開設賭場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法治安管理活動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偽造、盜竊、買賣、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裝部隊專用標志罪，危險駕駛罪，虛開發票罪，持有偽造的發票罪，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在此期間對于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范圍再次得以擴充，《修八》規定在自由刑實施的同時新添罰金刑，使得罰金刑的范圍又一次擴充。二是適用方式方面，并科罰金進一步擴大適用，尤其以必并科罰金為主。將1997年《刑法》中的四個可以單處罰金刑的罪名改為并科罰金制。三是適用數額方面，依舊采用前三種方式，其中無限額罰金比例增大，倍比罰金比例減少。（二）《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的罰金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對罰金刑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既在總則中對罰金刑的執行制度做了綱領性的調整，又在分則中對單個罪的罰金刑配置進行了具體化的修訂，突破了罰金刑的適用數量使其達到最高，“創造了所有刑法修正案中適用罰金刑之最”。［1］在總則中，對其執行制度進行了填充更善，另外增加了延期繳納方式，原文表述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等原因繳納確實有困難的，經人民法院決定，可以延期繳納、酌情減少或者免除”。在分則中的變化非常之多，主要表現為修改罰金適用數額限定與增設罰金刑。修改罰金適用數額限定指的是對偽造貨幣罪這一罪名將具體罰金數額取締，取而代之的是不設定具體數額的無限額度。增設罰金刑則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原有罪名增設罰金刑；二是為新增罪名配置罰金刑。由上述內容我們能夠看出《修九》針對罰金刑的適用特點：一是適用范圍方面，范圍更加寬泛，不再局限于經濟犯罪與財產犯罪，擴展延伸到了非貪利型犯罪；二是適用方式方面，并科罰金進一步擴大適用，尤其以必并科罰金為主；三是適用數額方面，依舊采用前三種罰金方式，無限額罰金的比例繼續增大，限額罰金與倍比罰金比例繼續減少；四是刑法總則對罰金刑執行制度中的適用范圍和減免程序做了補充完善，另外增加了罰金刑的延期繳納方式。

三、對我國罰金制立法軌跡的總結與評析

摘要：自中國電影誕生起，電影歌曲便與之相輔相成，電影歌曲發展在創作體裁、創作群體、創作方式以及功能價值上呈現出了階段性的變化，總體而言電影歌曲成為電影音樂發展的起源與核心具有歷史必然性，而電影歌曲發展的軌跡為未來電影歌曲的創作提供指導與方向。

關鍵詞：中國電影歌曲;電影音樂;發展時期

《定軍山》的拍攝標志著中國電影的開端，自此起，電影音樂特別是電影歌曲便與中國電影的發展相輔相成，在不同的時期綻放著各具特色的魅力。在中國電影漫長的演變過程中，據其發展模式可大致分為六個時期，相對電影歌曲的發展則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05年至1930年，中國電影發展正值默片時代，吸引觀眾觀看電影的因素是現場音樂伴奏，此時電影音樂尤其是歌曲的創作并未形成體系，與其他時期相比，這一階段，觀者并不能直接聽到電影歌曲，而是觀者配合電影字幕根據配樂在心中哼唱歌曲。這一時期，電影依賴音樂為其填補聽覺空缺，加強觀者代入感，但由于此時電影歌曲數量較少，無固定音樂創作且表現形式無法稱之為歌曲，為此未將其劃歸至電影歌曲的發展階段之中。

電影歌曲創作的真正萌芽發生在有聲電影發展的初期，1930-1931年間國內形成了有聲片風潮，在此過程中經歷了由蠟盤發聲到片上發音①的轉變，電影開始出現人聲對白，電影歌曲仍對電影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作用在有聲片的宣傳理念“完全對白，有聲歌唱”。同時專業作曲家參與到了電影歌曲的創作中，其中便包括黎錦暉等人②，專業作曲家的加入使電影歌曲創制逐漸走向規范。而電影歌曲的使用可分為兩部分，一為主題曲，其相當于歌劇中的序曲，揭示劇情走向以及結局；其二則是插曲，相當于傳統戲曲中的唱段，作用于劇情，反映人物性格及心理。二者往往在節奏、曲調、曲風上形成鮮明區分。電影歌曲由此進入發展的初期，大多選材于傳統戲劇尤其是京劇的唱段，也加入了對傳統音樂編創后的歌舞作品。通過初期的經驗積累，中國有聲電影發展浪潮被掀起，中國電影步入第二個發展時期。1932-1937年，出現許多反帝反封建的電影作品，體現在電影音樂上，隨著1933年黨的電影小組正式成立，電影歌曲創作成為當時的主導方向，電影歌曲在此期間蓬勃發展，而其發展直接影響了全國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許多進步歌曲通過電影歌曲這一媒介被更多人傳唱，左翼音樂小組也在這一大環境下應運而生。在原有專業作曲家的基礎上，更多作曲家加入到了電影歌曲創作之中，其中包括聶耳、黃自等人，他們的加入影響了這一時代的歌風，這些歌曲中《長城謠》《漁光曲》等直到現在仍廣為傳唱，其中《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了國歌。

正如聶耳1934年在《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中所提及“《漁光曲》一出……其轟動的影響甚至形成了后來的影片要配上音樂才能夠賣座的一個潮流。”由此可見電影歌曲在此階段廣受歡迎，作曲家們也多為電影創作歌曲，為此1935年“八一宣言”后“歌曲作者協會”正式成立。這一時期電影歌曲呈現出民族化、大眾化特點，民族化即吸納地方民歌說唱等演唱曲調及形式或在傳統詩歌的基礎上進行改編，大眾化則更加注重歌曲結構簡化，使之易于理解與傳唱。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階段部分電影編導對音樂也頗有造詣③，而電影歌曲也大多在編導提供的基礎上創作④。在演唱者及形式上，電影歌曲往往由演員演唱或由劇中人物相符的他人代唱，并不講究唱法，一切只為使電影歌曲更好融入電影表達中。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電影進入發展第三個時期，電影歌曲隨之進入發展第二階段。前半段（1937-1945年）電影及電影歌曲出現了地域化的發展分支，具體而言即上海與其以外地區。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電影歌曲作為商業宣傳亮點廣受關注，因而形成以歌賣片的風氣。

這一時期電影歌曲更多地使用古樂以及傳統戲曲曲調，加入唱念做打融為一體的戲曲演唱方式。1941年后電影歌曲創作走向通俗化、流行化及大眾商業化，這一時期的電影歌曲創作主要出自嚴工上、劉雪庵等人之手。上海以外地區，抗戰電影蓬勃發展，電影歌曲創作的題材與內容對第一階段進行了繼承與發揚，歌曲在電影中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后半段（1945-1949年）進步電影風潮迭起，戰后電影音樂內容與形式更加多樣化，器樂曲的大量出現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部分電影歌曲的創作，歌曲創作強調生活化，曲調取材于民間歌謠，并有意抹去過往，演唱形式上規避戲曲化痕跡，演唱講究自然樸實。同時由于電影歌曲創作量減少，電影插曲中多用現成歌曲，使用主題歌直接反映主題的曲目逐漸減少。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標志著新中國電影發展進入了第四個時期，自此電影歌曲進入了長達十七年的蓬勃發展時期。這時電影歌曲的創作再次被提到重要位置，題材方面吸納蘇聯電影歌曲元素，在演唱方面開始講求專業化、科學化演唱，電影歌曲由專業作曲家制作后以畫外音的形式插入，這一轉變使得電影歌曲開始脫離電影制作而更加偏向于音樂創作的領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的影響下，中國電影進入緩慢發展的第五個時期，而電影歌曲在1973年前與樣板戲的創作融為一體，后者的創作成果直接被用作電影歌曲。而1973年后，隨著故事片制作的逐漸復蘇，電影歌曲的創作才從原有禁錮中脫離出來，但創作出的優秀作品卻屈指可數，這十年筆者暫且將其歸為電影歌曲發展的第三階段。

1紅歌的界定

紅歌產生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并伴隨著中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的全過程，從不間斷，貫穿始終。紅歌，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進程中，在不同歷史條件下、不同歷史時期內所產生并廣為傳唱的藝術歌曲和大眾歌曲總匯。

2紅歌的歷史軌跡

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產生和涌現出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經久不息的經典歌曲作品，真實寫照了中國革命與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在曲折中前行的縮影。自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反帝反封建、反剝削反壓迫、反饑餓反殖民的革命浪潮風起云涌，席卷全國，紅歌如犀利的號角，號召中華民族的熱血兒女前仆后繼走上革命道路。如早期工農革命創作歌曲，瞿秋白《赤潮曲》，以堅定的信心、豪邁的革命激情，歌頌了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事業和遠大理想，表達了共產主義者的英雄氣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殘酷鎮壓，人民革命千難萬險，星火燎原。如《劉志丹》表達了根據地人民對紅軍領袖的崇敬和熱愛之情;《十送郎當紅軍》反映了妻子鼓勵丈夫參加紅軍、投身革命的感人情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中國共產黨聯合一切力量，積極抗日，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形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代表的作品如《松花江上》表達了人民背井離鄉流亡關內，日夜思念家鄉，盼望收復失地，回到故鄉的心情。《旗正飄飄》表達了“國亡家破，禍在眉梢”的悲憤情緒。解放戰爭時期，人民革命浪潮摧枯拉朽，風卷殘云。如歌曲《解放區的天》情緒熱烈高漲，歌頌了共產黨的領導。建國初期，站起來的中國人民豪情萬丈，揚眉吐氣建設新中國。紅歌唱響了建設祖國的旋律，激發出人們建功立業的熱情，為祖國建設大顯身手。如《歌唱祖國》表達了站起來的新中國人民斗志昂揚的精神風貌和自豪感。改革開放時期，富起來的中國人春風得意，笑逐顏開，享受快樂，幸福生活。紅歌譜寫了和諧中國的華彩樂章，抒發出人們對時代的真情，成為一種強烈的感染力和現實的凝聚力。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歌頌了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的新面貌;表達改革開放浪潮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如《不忘初心》讓我們重溫紅軍戰士用生命和熱血鑄就的雄壯歷史，重溫革命先輩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偉大征程。回首紅歌的產生、發展過程，不難發現爭取民主、追求幸福、向往富強是紅歌永恒的主題，是紅歌肥沃的土壤。紅歌是大眾呼聲，是人民心聲，是歷史召喚，是時代追求。紅歌之聲、紅歌之韻、紅歌之神、紅歌之魂，流傳了八九十年，影響和激勵了四、五代人，已經深植于中國人民的心底，成為了一代代中國人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食糧、支柱和寄托。

3紅歌的價值及其高校的德育功能

紅歌，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夠代代傳唱，廣泛流傳，思想層面感召之余，其文學、音樂價值、德育功能也是極高的，值得我們探究和傳承，并發揚光大。從文學層面看，紅歌歌詞語言洗練，主題鮮明，平白易懂，表情精準。初期的紅歌歌詞，大多相對精短，多采用分節歌的形式重復、展開，易于記憶，便于理解，印象深刻，難以忘懷。隨著時間的推移，紅歌歌詞寫作呈現出情感更為豐富，結構擴張拓展的編創特點。在反映鐵血、火紅年代的同時，立意更高，手法更靈活，言辭更生動。時至今日，紅歌歌詞創作在繼承傳統寫作方法的基礎之上，吸收、借鑒其他藝術形式創作之長和手法，集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為一體，不斷創新，日臻完善。簡而言之，經典的紅歌歌詞，源于生活，是大眾意志的集中體現，具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不同歷史時期人民心愿的高度濃縮，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經典的紅歌歌詞發自肺腑，是創作者真實情感的文學凝聚，是詞作家靈動智慧的語言結晶，具有積極向上、健康、正能量的內容。經典的紅歌歌詞，情景交融，感人至深，是不朽的中華詩篇，是瑰麗的民族財富。從音樂層面欣賞，由于革命戰爭時期沒有專業作曲家，工農群眾、紅軍指戰員和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的革命知識分子就是紅歌的生產者，主要采用傳統或現成的曲調進行填詞或改編的作法，或填詞新唱，或改舊新唱［1］。如今，紅歌大都是由專業作曲家創作的。紅歌的旋法、節奏和結構等方面，也經歷了由簡到繁，從初級到高級的沿晉與升華。紅歌的音調在借助歌詞積極向上語義展開的同時，更為歌詞插上了音樂旋律想象的翅膀，抽象美、模糊美與文學美、語言美有機結合，相得益彰，珠聯璧合。我國最早的一部音樂理論著作《樂記》有云:“德音之為樂”，“樂者，德之華也。”由此可以看出，音樂具有德育教化功能。而兩千多年后，作為中華文化藝術實踐的先導精英、藝術典范和音樂形式的紅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紅歌熏陶之下，有多少人受到啟發，明確了方向，又有多少人悟出真諦，勇于擔當。紅歌作為傳播真、善、美的特殊意識形態，在德育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如胡臘妹和萬紹芷在《中國紅歌會蘊含的價值功能探析》中提到:“紅歌是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有效載體。”［2］當今世界，多元化的價值標準、紛繁復雜的國際社會環境和互聯網快速傳播世界各地的信息，強烈撞擊著正在形成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高校大學生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將紅歌和高校結合，增強紅歌的吸引力，塑造有中華民族傳統兼具現代精神，是高校教師們的工作重心。(1)運用高校公共音樂課堂教學資源，系統開展紅歌普及教育工作。普通高校開設的音樂公選課是進行紅歌教唱的主要陣地。隨著社會進步，大學生在中學時期都受過一定的音樂教育，但主要停留在唱紅色歌曲的層面。高校公共音樂課堂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從歷史角度、音樂層面、文學視角，去欣賞和分析紅歌本身的魅力，領會歌曲背后蘊含厚重的社會背景，使大學生接受紅歌音樂的洗禮，要把樸實果敢，英勇忠誠，直抒褒貶，執著前行的音樂形象，烙入心靈，融入血液，化作基因，并沿著紅歌之路不斷成長。(2)借助校園文化藝術活動，開展傳唱紅歌活動。目前，高校主要通過組織紅歌大合唱比賽傳唱紅歌。合唱具有參與面廣，既可增進同學們之間的團隊合作精神，又能培養集體主義觀念。高校的紅歌大合唱比賽，引領著大學生放聲高唱，在紅歌音樂的天空里展翅高飛，展開想象，聯想創造。同時，也使紅歌有了健康、鮮活的生命力。(3)利用新媒體平臺，促進紅歌傳播，達到德育目標。“所謂新媒體是指相對于書信、電話、報刊、廣播、電影、電視等傳統媒體而言的新媒體”［3］。新媒體以其便利、快捷等特點，迅速地在廣大九零后、零零后的高校大學生中躥紅。目前，互聯網和手機通訊技術在大學生中應用非常廣泛。新媒體平臺的出現，也是紅歌傳播的新發展、新契機和新陣地，也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形式。但是由于新媒體的傳播方式的低門檻、傳播模式的雙向交互性、傳播行為的個性化特質，也為高校德育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因此，高校教師要建立有效的、有體系的新媒體紅歌宣傳平臺，強化紅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同時加強紅歌的德育功能。

深成指3000點是一道分水嶺

如果以深成指為參照系，自2003年1月~2004年9月12日以來，中國股市剛好運行了＿個由熊牛轉換至起動波的完整周期。

自2003年1月3日深成指最低點2673.25點算起，升至2004年4月8日4、87.23點(漲幅56.63%)，至2004年9月12日2996.08點止，中國股市已經完整地走完了由熊市至牛市的第一輪周期。中國證券市場不但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第﹁次起到宏觀經濟晴雨表的作用，還第一次走出了符合波浪理論的標準五浪。如果說深成指2996.08點是中國股市牛市起動波的終點，那么3008.31點則是中國股市牛市長期主升浪的新起點。

在2003年11月我們就曾經在《中國股市底軸線：3000點》(詳見當月《證券時報》)中明確指出，深證成份指數為中國股市的運行區間給出了兩條熊市底軸線：一條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熊市底軸線——1000點，它是以中國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國民經濟為基礎，代表當時綜合國力的實際支撐線；一條是2002年以來的熊市底軸線——3000點，這是以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所提升的總體國力為基石的底軸線.當上證綜指跌破1300點之際，深成指3000點大關并未失守，事實再次證明了這條底軸線的有效性。

深成指3000點是一個整數大關，但其支撐意義并不僅在于此。深成指3200點為中國股市活躍度的分界線，我們稱之為無泡沫地帶。若一但被擊穿，股市將進入沽水區域。所以3200點至3000點是最理想的建倉區。(詳見《巨潮內參》2004年8月號)如果深成指逼進3000點附近的區域，必然是市場陷入深度低迷之時，各種問題被集中暴露后金融系統性風險開始顯現，市場各方風險承受能力達至極限，此時出現反彈將是反轉的決定性信號。因此，深成指3000點雖然不能說是調控市場的一個參照，但卻是市場“否已極，泰將來”的一個重要信號。

經驗與教訓

摘要：對社會主義曾不斷地進行認識與探索。他曾相信改良主義,繼而相信無政府空想主義,最后才走上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發表了許多光輝的思想,但也犯了“”、“化”、“”這樣的嚴重錯誤。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探索,無論是成功的地方還是失敗的地方,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關鍵詞：認識軌跡

從已顯示的資料看,個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接受,以及他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確認,有如下的過程和理論表現:

一是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十月革命的影響,開始接觸并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20年,在《談政治》的文章中說:“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場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指導下,開始積極投身人民解放運動。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會后,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斗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

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使本來落后的蘇聯產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當代無產階級的決定人類命運的力量,看到了人類光明的前途已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因此,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共識在相當一部分人中形成了。對此的理論說明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加以國際環境的有利,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后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這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是指的什么呢?在另一個地方指出,由于國外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中國失去了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可能,我們歷史的新選擇是:不是倒向資本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而中國百年來到處找出路,曾向西方學習,然而先生老是欺侮學生的現實,使中國人警醒并認識到,世界上那些已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希望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所以,中國只能走向社會主義。長征途中,1935年1月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使全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在思想的領導下,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

三是在本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為社會主義模式,社會主義文化、民主和建設提出的一系列的探索性觀點,其中突出之點就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理論的系統化。

一、市場規制的經濟學內涵

規制(Regulation)中文也譯成“管制”,狹義上指“政府對經濟行為的管理或制約”①。廣義上,規制包含一切公權組織對私權個人或小團體的激勵和約束,有政治上的規制、法律上的規制、道德上的規制等形式。如米尼克(Mitnick,1980)指出,“規制是針對私人行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從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②;吉爾洪和皮爾斯(Gellhorn&Pierce,1982)認為“政府的產業規制僅僅是對眾多私人經濟力量的法律控制形式中的一種”③。一般而言,通過司法程序去實施的規制是間接規制,通過行政部門去實施的規制是直接規制。直接規制又分為經濟性規制和社會性規制,經濟性規制是針對特定行業的規制,主要指對自然壟斷和信息偏等行業,以價格規制和市場進退規制為主要手段,對企業的進入、退出、產品的價格、服務的質量以及投資、財務等方面的活動進行干預,以確保公平競爭和防止資源配置非效率;社會性規制主要是以保障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為目的,通過制訂一定的標準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為的規制,如為防止公害、保護環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環保法規。規制可從規制的執行主體和被規制的對象來分類,前者有政府規制、法律規制、行業協會規制、集體產權組織規制、社會輿論規制等,后者包括市場規制、社會秩序規制、收入分配規制、衛生保健規制等。市場規制在廣義上指各個公權組織對市場失效采取的糾正、約束和激勵;狹義上如金澤良雄所定義,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了矯正或改善市場機制內在的問題而干預經濟主體活動的行為”④。即狹義上的市場規制把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法律區分開來,將規制限定于那些由行政機構執行的施加于市場的一般性法規和特殊行為。丹尼爾•史普博在此框架下,提出三種類型的市場規制:第一,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的規制。如價格規制、產權規制及合同規則。在某些市場里,價格體系可能完全或部分由商品的行政性配置來取代,如公共企業的行政性定價;第二,通過影響消費者決策而影響市場均衡的規制。消費者的預算組合受稅收、補貼或其他轉移性支付的制約;第三,通過干擾企業決策從而影響市場均衡的規制。此類約束包括施加于產品特征(如質量、耐久性和安全等)之上的限制,對企業投入、產出或生產技術的限制導致企業產品組合方面的制約⑤。簡言之,市場規制在當前的規制經濟學理論主要指狹義上的涵義,是政府通過立法、規章和制度的執行去實施對市場的約束和激勵,規制方法以經濟性規制為主,同時配以社會性規制。

二、市場規制理論的研究進展

1970年前,經濟學對市場規制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某些特殊產業的價格和進入的控制上。這些產業包括:公用事業(電力、管道運輸、通訊、交通)與金融(銀行、保險、證券)。理論研究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規模技術遞增收益情況下的定價問題,即如何選擇能保證公用事業的資本投資有一特殊回報率的價格,以及維持成本最低化的激勵等相關問題之上。對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卡恩(Kahn)教授1970年的經典教科書《規制經濟學:原理與制度》⑥。書里卡恩將公共部門和公用事業視為兩種“競爭性市場模型明顯不能描述或甚至無從描述”的經濟,認為“規制的實質是政府命令對競爭的明顯取代,作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圖維護良好的經濟績效。”卡恩(1970)所強調的領域主要是對壟斷的規制及費率的決定,尤其關心邊際成本定價的一般原則、長期和短期邊際成本及價格歧視等問題。自卡恩后,市場規制理論研究的對象范圍不斷擴大。謝潑德和威爾科克斯(ShepherdandWilcox,1979)把“針對工商業的公共政策”劃分為反托拉斯法、規制及公共企業三類。斯蒂格勒(1981)又將規制的范圍擴展到所有的公共一私人關系中,不僅僅包括“老式”的公用事業和反托拉斯政策,還包括對’要素市場的公共干預”,貨幣籌措及支付,以及“對商品的服務和生產、銷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預”,還有法律制度。喬斯科(Joskow)和諾爾(Noll)(1981)全面總結了競爭與非競爭產業里的價格與進入的規制,以及對“質量”(環境、健康、就業安全及產品質量)的規制。他們還強調以規制的政治、行政程序為研究重點的規制的立法與官僚理論的重要性。與此同時,關于環境質量、產品安全及工作場所安全的“社會性規制”研究也自1970年后較快發展并滲透于各個產業,這些新的研究領域將市場規制研究范疇擴展到福利經濟學、公共財政學及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科學等領域⑦。整體而言,市場規制理論研究迄今已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理論: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市場規制俘獲理論和市場規制經濟理論。(一)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認為,市場規制發生的原因是存在著市場失靈,包括自然壟斷、人為壟斷(行政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市場領域,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對市場規制具有經濟學上的合理性。這一理論把政府對市場的規制看作是政府對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應,它包含著這樣一個理論假設,即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導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規制是針對私人行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公共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規則,目的是為了防止和控制受規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濫用權力,具體措施包括控制進入、限定價格、確定服務條件和質量及規定在合理條件下服務所有客戶時應盡義務等;并假定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作出一定理性的計算,使市場規制過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早期美國法院的判決也支持了這一觀點,通過市場規制來保護客戶免受私人壟斷廠商的侵害是正當的。如果從立法者的角度看,對任何行業實行的市場規制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只要立法者不是以任性或歧視的態度辦事,美國憲法就不阻止這種市場規制,而不論被規制的是公用事業還是其他行業都沒有什么區別⑧。公共利益理論得到了很多經濟學者的認可和支持,Utton、Breyer、植草益、Weidenhaum等,都把政府規制看作是對市場失靈的反應⑨。他們通過對市場失靈的分析,表明市場失靈會導致資源的誤置,認為政府應通過實施市場規制政策而采取行動以矯正這些失靈。比如,在自然壟斷情況下,為避免壟斷者限制產出并提高價格從而使公眾承受壟斷價格,政府就應實行價格市場規制。同樣,對于廠商通過合謀、控制對產業的進入而造成的人為壟斷,政府也應采用反托拉斯政策使合謀非法,并促使市場向競爭開放。再如,對于一個群體要承擔另一個群體的負外部性行為所導致的成本,政府就應該采用費稅等形式使負外部性內部化,并促使負外部性的產出降低到社會合理水平。總之,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主張政府規制從公共利益出發,哪里有市場失靈,就應在哪里實施相應的政府干預,以糾正在市場失靈下發生的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由于在許多情況下公共利益理論的實證、規范分析與現實自相矛盾,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遭到部分經濟學家的批評

。如維斯庫茲、維納和哈瑞頓認為,市場規制發生是通過立法行動和市場規制機構來完成的,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則缺乏這種分析,沒有說明對社會凈福利的潛在追求是怎樣進行的。對市場規制發生的論斷并沒有進行實證檢驗,只是一種假定⑩。喬治•施蒂格勒和克萊爾•弗瑞蘭德1962年進行的一項著名的研究———1912-1937年期間對美國電力事業價格規制的效果研究表明:市場規制僅有微小的導致價格下降的效應,并不象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所宣稱的那樣市場規制對價格具有較大的下降作用○11。波斯納(RichardPosner,1974)指出,19世紀80年代后期的鐵路市場規制是廠商主動要求政府去做的,并開創了政府進入市場實行干預和規制的先例;歷史上地方電話和城市間通訊市場也是這樣,是廠商主動要求政府對其“混亂”的市場進行規制,實際的情況并不是自然壟斷存在或外部性問題的原因。一個似乎合理的解釋是:廠商之所以支持政府對市場實施規制,是希望通過市場規制提供穩定的在正常利潤水平之上的利益。“15年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市場規制與外部經濟或不經濟以及壟斷的市場結構之間并沒有正相關性。”○12這些理論反駁,使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出現了“危機”。(二)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經濟學家們回顧了自19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的市場規制史,發現市場規制和市場失靈之間并沒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相反,從19世紀以來市場規制總是對生產廠商有利。這一現象的存在導致了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的產生。市場規制俘獲理論認為:政府對市場規制是為了滿足產業對市場規制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即立法者被產業所俘獲),而市場規制機構最終會被產業所控制(即執法者被產業所俘獲)。這一理論的最大貢獻者斯蒂格勒于1971年指出:“市場規制的中心任務是解釋誰是市場規制的收益者或受害者,政府對市場規制采取什么形式和政府規制對資源分配的影響。”○13施蒂格勒分析的最初前提是:強制力是政府的根本資源。某利益集團能勸說政府為其利益而運用強制力改善該集團的福利。另一前提在于各市場規制機構的行為選擇是理性的,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市場規制機構的規制供給與利益集團收入最大化行為的要求相適應,通過市場規制,規制者和利益集團均可增加其收入。施蒂格勒通過完整的研究得出了受市場規制產業并不比無市場規制產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價格。1976年,佩爾茲曼(Peltzman)在對市場失靈和政府規制結果的預測,以及進而推斷政府在市場規制上的有效性等三個層次上更全面地闡述了市場規制俘獲理論。他認為無論市場規制者是否獲得利益,被規制產業的產量和價格并沒有多大的差異,其主要差別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14。而威廉姆森(Williamson)則認為政府規制是在消費者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組織交易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在不存在政府規制的情況下,讓具有不同市場力量的消費者和企業實現外部交易更為有效○15。(三)市場規制經濟理論現實的經濟現象表明:市場規制與市場失靈并沒有太強的相關性(這與市場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相沖突);市場規制也并不是一味地偏袒被規制者(與市場規制俘獲理論相沖突)。因此,有必要形成一種能夠解釋所有這些現象的理論,市場規制經濟理論由此產生。市場規制經濟理論在國家控制資源、各利益主體具有自己最大化效用理性的前提假設下,指出市場規制是因應利益集團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要求而產生的。斯蒂格勒與佩爾茨曼的分析認為:其一,市場規制立法機構起著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作用;其二,立法者的行為受謀求繼續在位的動機驅動,即立法是為了最大化立法者的政治追求;其三,利益集團之間互相競爭者向立法者提供政治支持以換取對自己有利的立法。結論就是,立法總是對那些組織良好的利益集團有利(他們能夠更有效地提供政治支持),所以這些利益集團能夠從市場規制立法中受益(故愿意花費資源來取得政治支持),即市場規制立法總是對小利益集團更為有利。原因是:當某一利益集團認識到他們需要某種立法時,必定是利益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從中獲益的可能,而且僅僅就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從某種市場規制立法中得到好處是不夠的,其關鍵在于要使每一個成員獲得足夠的收益,以激勵他們投入資源。在大利益集團中,搭便車現象比小利益集團更為嚴重。在小利益集團中,成員個人對利益集團的影響比較大,而且其平均獲益也會比大利益集團的成員多,所以對利益集團的認同感強,搭便車的現象也就比大利益集團要小。在斯蒂格勒和佩爾茨曼建立的市場規制模型中,立法者或者市場規制者選擇最優政策以使對自己的政治支持最大化。蓋利•貝克(GaryBecker)的市場規制模型則強調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由此而得出的結論是市場規制傾向于增加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利益集團的福利○16。綜上所述,當代市場規制理論發展已進入研究在公權的代表———政府對私權交易的市場失靈的規制中,如何保證自身不失靈。第三階段的市場經濟規制理論已表明,競爭力強的利益集團在市場規制中總會獲得利益上的傾斜,因此,如何防止在市場規制中利益集團通過尋租和政治影響等手段獲得市場規制中的經濟租金,將是下階段市場規制理論研究的著力點。

1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技術分析

1.1數據預處理。初步的數據采集，往往都是不完整的或不一致的，數據當中可能存在缺漏項或重復項，所以不能直接用于數據分析與數據挖掘，需要進一步進行數據的清理與冗余數據化簡操作。出租車的GPS軌跡數據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兩點，其一是軌跡點的經緯度坐標越界；其二時軌跡點位置異常。對這兩種數據問題進行清理，可通過以下步驟：首先，處理經緯度坐標越界問題，假設數據采集對象為沈陽市轄區，則要劃分重點研究區域，若此次研究主要為主城區的交通道路規劃提供參考，則要將繞城高速以外的所有坐標記錄進行清除處理。其次，處理軌跡點異常的問題，需要進行異常值過濾處理，如，數據的來源出租車的行車速度要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同時，還要有效剔除車載GPS的測量異常值，具體辦法可結合中位數濾波器進行有效處理。在數據采集過程中，受到交通擁堵、停靠等現實狀況的影響，地位系統當中會出現大量的定位冗余點，若要保證數據分析的準確性，必須對其進行簡化處理。針對這一處理過程，可充分利用計算機圖形學與制圖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采用Douglas-Peucker即DP算法，針對出租車GPS軌跡數據中曲線節點密度較高的數據類型，能夠起到顯著的去冗余效果。1.2地圖匹配。在實際數據采集過程中，受到GPS定位精度問題的影響，獲取到的軌跡點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針對這種數據問題，就需要進一步采用地圖數據對其進行匹配糾正處理。較為簡單的匹配方法，就是將GPS軌跡點與距離最近的道路進行匹配，主要原理是幾何特性，基于道路拓撲關系進行匹配，能夠簡化匹配過程，且計算更為便捷、準確度更高。對初始數據進行相應的處理，最終得到的軌跡數據，應能夠清晰的呈現為目標區域的道路網絡。

2利用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方案設計

2.1高斯定理與軌跡數據。采用高斯定律進行居民出行特征挖掘，是一種類比的應用手段，主要原理是利用高斯定律描述目標場景，進而細致分析出租車軌跡方向與載客數量等特征。高斯定律數學表達公式如下：式中的Ω表示一個封閉曲面，而V則表示由這個封閉曲面所圍成的空間；0ε表示介電常數；E表示空間V當中的電場分布矢量函數；而qi則表示空間V當中所包含的電荷。對其進行直觀的理解，即公式所表示的的封閉曲面內所包含的電荷之和，與穿過該曲面的電場線呈正比關系。將其類比于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的過程當中，即表示在出租車GPS軌跡數據當中，一個載客段就對應高斯定律當中的一條電場線，而載客段所形成軌跡的起點與終點則為高斯定律當中的正負電荷；假設研究范圍內的出租車載客量趨于穩定，皆為1/0λ，則能夠進一步得出出租車穿過制定區域的軌跡正比于區域內所有載客段起點與終點之和。將高斯定律類比與出租車GPS軌跡數據，針對尺度不同的區域，其起點與終點之和能夠進一步表現各個區域尺度下的載客凈流入量密度空間，具體表達公式如下：（count終點-count起點）式中的Ti表示目標區域內的的載客段，當載客段的終點在目標區域之內時，δ（Ti）則為＋1；若終點超出目標區域，則δ（Ti）的值為－1；1/0λ作為出租車的平均載客量，可將其假定為穩定常數。2.2基于高斯定律的軌跡挖掘。類比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通過對目標區域中出租車載客段在一定時間內的軌跡進行分析，能夠進一步得到在這段時間內，目標區域內出租車的載客凈流入量［1］。對于載客凈流入量這一數據，能夠明確其數據分析指標包括出租車GPS軌跡數據當中的數量特征與方向特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客觀的反映出目標區域對居民出現的“吸引力”程度。總結基于高斯定律的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算法如下：（1）首先，初步獲取目標區域內的出租車GPS軌跡數據，并對其進行數據預處理操作；然后，將軌跡數據進行有效分割，分割的主要依據為出租者的載客狀態，最終形成空車狀態數據與載客狀態數據，從而提取出區域內出租車載客軌跡的起點與終點。（2）得到有效的出租車GPS軌跡數據之后，進一步分割數據覆蓋區域，可采取柵格分割方式來設定分割尺寸。（3）以每個分割單元為單位，統計其中的載客軌跡起始點與終點，統計值即為count終點-count起點。（4）依據公式（count終點-count起點）•1/0λ，得出目標區域內，一定時間內的乘客凈流入量。

3利用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居民出行特征的實驗結果分析

以某城市交通局提供的，2017年9月1日至2日，城市主城區出租車GPS軌跡數據為例，對其進行數據挖掘實驗，進一步分析居民出行特征。3.1數據分析。通過數據預處理后得到有效的軌跡數據，分析得出以下內容：統計時間間隔為10min，從早上5:00至中午12:00，出租車的載客次數呈現為先增加，后區域穩定的趨勢；中午12:00至14:00，載客次數出現了明顯的下落，此后又逐漸上升；在16:00至19:00之間，再次出現了載客低谷狀態。通過分析，能夠明確此數據變化形式，與居民的常規出行行為特征基本符合。3.2軌跡挖掘實驗。對經過預處理的數據進行分割處理，采用100m作為分割尺度，而500m作為搜索半徑，分別對每天5:00至10:30、16:30至22:00兩個時段進行分析，每個時段固定為5小時30分鐘。在得出9月2日輸出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山頂點提取法，分析乘客凈流入量、流出量峰值點進行提取，并得出其空間分布狀況，挖掘得出有利數據［2］。3.3實驗分析。在實驗觀察中發現，在5:00至10:30這個時間段內，存在明顯的高值區域，這種數據形式說明，在目標區域內，這一時段的人流凈流量處于較高水平，可將其歸類為凈流入區；通過實際地圖對比，該區域位于城市中心的商業區及鄰近區域；在數據當中，外圍顯示出明顯的低值區域，即此區域內的人流凈流量較低，說明為凈流出區，與實際電子地圖進行對比發現，此區域為城市的主要居民區；數據載外圍一點，則出現了一些相對高值區域，與實際地圖相對照發現，此區域內包含城市火車站商圈，以及城市著名旅游風景區。16:30至22:00時段對比于5:00至10:30這個時間段，高值區域的實際地址分布呈現為相反的狀態，經過思考分析，能夠得出，出租車GPS軌跡數據分析結果，與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行為習慣基本相符合，在早上，人們出行多數是去商務區上班，所以形成的商務區為高值區域、居民區為低值區域的數據特征；而傍晚時間，則是人們正常下班回家的時間，導致其高值區域與低值區域正好與早上相反。上述數據分析結果與Alain對城市通勤模式的相關分析基本符合：現階段的城市通勤模式，呈現為定性的單中心通勤模式，以就業崗位聚集的位置為主要中心，其周邊的商業設施以及基礎設施等，也可以作為中心區域的覆蓋位置；由此向外，呈現為放射性的通勤流格局，在上午時段，通過出租車GPS軌跡數據，能夠進一步得出城市居民由外圍向中心聚集、傍晚時段由中心向外圍分散的行為特征。這種城市格局，是造成城市交通不暢的主要因素，在理想的城市規劃當中，城市結構應該是多中心格局，這樣一來，通過多個“中心”分散原有城市單一中心的人流承載量，能夠顯著緩解城市的整體交通壓力。這就要求在城市規劃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城市外圍中心，吸引周邊居民的就業與消費等出行習慣，從而分解城市日常運行過程中的城市中心的交通壓力。這種城市規劃格局長久以來都未能得到有效實現，屬于一種理想化的規劃目標。針對城市交通規劃，在多中心格局還無法全面實現的情況下，折中選擇了一種單一中心和多個次中心的組合結構模式，即在規劃過程中不進行主次中心的明確劃分，相應商務中心位置的就業崗位與商業設施等都進行均等分配建設的方式，在此基礎上，通勤流呈現為自由隨機的布置格局，長此以往，由于居民的日常行為習慣逐漸趨于穩定，就會形成單一中心和多個次中心的組合結構模式，而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也就成為了放射狀與隨機共存的格局［3］。3.4實驗拓展。進一步拓展出租車GPS軌跡數據挖掘范圍，對其工作日與非工作日，同時段內的軌跡數據進行分析，能夠發現在工作日，出租車的軌跡數據以及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呈現為上述早上由外圍向中心聚集，傍晚由中心向外圍分散的形式；而在非工作日，城市居民有居民區向更外圍出的火車站商圈以及旅游景區的輸出率明顯增高。此種研究，不僅有利于城市總體的交通規劃，對出租車行業來說，還能進一步降低出租車死機巡游方式下，空載率高的問題，進而更好的為城市居民提供出行服務，綜合提升出租車行業運營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