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華文文學經典研究的基礎和特殊性

如果從1910年美國華工刻寫在天使島木屋墻壁上的漢語詩歌算起，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百年的文學歷程中，無論是西方和東方，都出現過相當數量具有開拓性、令人矚目的著名作家，當中有程抱一、陳舜臣等在歷史上飲譽世界的文學大家，還有白先勇、王鼎鈞、鄭愁予、楊牧、洛夫、痖弦、於梨華、聶華苓、趙淑俠、余心樂、方北方、姚紫、吳岸、黃東平、司馬攻、云鶴等一大批作家，他們中有的以其藝術的突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國華文文壇上率先創作出具有開拓性、標志性的文學作品，從而確立了自身在海外漢語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躍在當今海外華文文學領域中具有獨特個性和藝術影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嚴歌苓、張翎、虹影、陳河、抗凝（林達）、歐陽昱、陳大為、鐘怡雯、黃錦樹、林幸謙、黎紫書等。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華文作家通過自己的創作，在世界各個地區和國家傳播和擴大了華文文學的影響，參與這一領域文學的經典化過程。正是這些優秀作家作品的沉淀，為我們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和經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海外華文文學是中華文化外傳以后，在世界各地開出的文學奇葩，是一種處于中外東西文化交匯點上的獨特文學現象，各種不同“質”的文化藝術精神、思想元素在這樣一個平臺上錯綜交織，豐富性、多元性、復雜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對這樣的“文學場”，特別是其中的優秀作品，要對其解讀、研究、闡釋，如研究者不能以開放的思維，突破傳統的“國族”界線，就難以把握這一領域文學的特殊性。從現在我們讀到的許多海外華文文學作品看，有三個明顯的特點：①海外華文作家的作品，隱含著他們離家去國之后“離散”生涯的生命體驗，是一種有跨越性的獨特精神歷程的形象敘寫；②因其創作主體是在“本土”以外，處在各種“異”文化包圍的環境里，有多種文化的參照與介入，多數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這些作品淡化了中國歷史傳統主題的內容，更多的是“離散”華人在外生存狀態和生命意識的審美表達，在思維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在社會行為模式上，更重視現代價值的普適性和開放精神。這些只是我們在平時閱讀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學術的層面從整體上探討這一領域的文學特質，認識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還有待于學界同仁的通力合作，從廣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從百年長度梳理其興起、發展的文脈，也要通過具體文本的閱讀，在眾多文學作品中尋找、選擇出那些具有路標式的文學經典，并對其進行系列的分析和闡釋，從文化、文學上展示它們所蘊含的新的質素。由于歷史的原因，以往學界對中國新文學傳統和經典的研究，多從意識形態上看待問題，對其傳統的形成和經典特色的論說，也多依附于革命歷史的線索，因而在思維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現代化革命大敘事”為主線的局限。在對新文學自身特質的尋找、分析中國新文學如何從古代文學蛻變過來的原因時，對其中的各種復雜因素，往往關注不夠，少有從文學自身的發展去作更深入的追問，在一些經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從文學傳統內在的變化和經典作家獨特的人生解讀展開其闡釋空間。近十幾年，一些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如黃曼君、陳思和、洪子誠等都曾在他們的著作中反思和論說過這些問題。黃曼君還特別倡導：要通過對經典著作的誕生、闡釋和論述，揭示新文化特質與“詩性轉向”的思、詩、史關系結構線索。也就是說，要從文化精神、審美詩性與史的定位，對文學經典的真正意義進行分析，通過對具體經典作品的闡釋，進一步認識、展現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特質。他們所論的雖是針對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研究，但對我們今天開展海外華文文學傳統和經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種原先可能有的思維定勢和某種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啟示。經典作品是歷史承傳的標幟。文學經典既是文學傳統的集中表現，也是建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路標。任何文學經典都是以“詩性”為核心的思、詩、史的結晶。探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同樣要通過經典化過程和經典文本研究，了解這一領域文學經典化復雜的歷史變動，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語境中，思、詩、史不同組合形成的新文學經典特質；從文化和審美的視角，認識其從“本土”到“域外”文學傳統的變化、延伸和重構，特別是其獨具的審美內容，那種跨界超越的美學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某種原創性，那種能夠成為新的經典或新的文學經典性特征。

二、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和經典文本研究

文學經典是經典化過程的結晶。開展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研究，首先是要對這一領域的經典化過程進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可以有多種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視角是文化上的從“一元”到“多元”。海外華文文學作為“離散”華人在域外生命體驗的審美表達，是中外文化交匯的藝術成果，尤其是當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優秀作家的作品，這種多元文化、互識互補的特色就更為突出，具有新的文學經典性的特征：從精神意蘊看，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有一種多元文化跨界認同的開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學上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原創性；從藝術審美看，它們涵納了多個地區移民作家復雜多彩的心靈世界和“離散”生涯獨特精神歷程的敘寫，為讀者提供了與中國本土文學不同的審美經驗，有新的“詩學”內涵；從文學史的層面看，它們為世界文學史翻開了新的篇章。本世紀以來，國際學界不斷質疑現有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認為當中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印記，因而提出了重構新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問題，其問題的內核正是：文化上應從“一元”到“多元”。而海外華文文學是20世紀興起、發展起來的具有世界性的華文文學領域，具有著從“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學特質，作為世界近百年發展中出現的新的文學元素，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開展此領域的經典化問題和經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華文文學及其研究深入發展的關鍵”，也將為20世紀新的世界文學史的重構提供一個新的版塊。因為這個新的漢語文學領域，有多種“跨界”的文化特質，早就突破了中國文學“國族”的范圍，是新的20世紀世界文學史重構中不可忽略的內容。正如許多論者所言，文學經典的生成與確立，本質上是立足于審美接受的群體。而其之所以擁有審美接受的群體，前提是它自身是一個極其優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已成為一個開放性的平臺，能在各個時代的讀者中產生特殊的影響。用卡爾維諾的話說：“是一本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書。”“是一本即使我們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我們以前讀過的東西的書。”因此，筆者認為，在開展此項研究之初，必須著重關注和回答下列這些問題：①百年來這一領域已經出版的眾多文學作品中，有哪些可稱為經典？②這些經典是怎樣誕生的？有何獨特的人生解讀和闡釋空間？③在其存在的歷史長度，審美群體對它的閱讀、接受、傳播和評價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樣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態與模式？在審美方面有何原創性的貢獻？而要回答上述這些問題，首先是要從這一領域大量的資料工作做起。饒宗頤先生在《文學與神明》一書中，曾具體談到掌握材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說：“不論做什么題目，都要材料，這是基礎。”還特別指出：對經典材料，更要反復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繼續了解。有時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認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們進行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研究，同樣要以材料為基礎。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閱讀上下功夫。通過對各種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材料的閱讀、比較、篩選，突出文學性，從中選擇出更具有心靈感動、更具有審美內容，為社會、受眾公認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對文本，而是將文本和歷史結合起來（包括文學史、批評史、接受史和傳播史），與這一領域的文學歷史“對話”。因為同一作品，不同時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樣，即使是同一時代、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個人，對同一作品，在不同時間、不同語境，理解也可能會有差異。所以，在這個過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對歷史上這種種的差異，既要了解人們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對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評價，以及他們解讀文本時不同的態度和方法，聯系他們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讀者、批評家、專業研究者）、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分析其差異的原因；還要關注本領域特殊的文化、文學問題（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問題等），把握與這些問題相關的特殊文學現象，思考、研究“經典”的選擇和確立的依據，闡明其在怎樣意義上成為經典。由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是一個在文化上有多種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學領域，因而還有一個如何從國際化角度看待經典的問題。任何經典都是思想和藝術秩序確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領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學傳統的交融、對接（如古今傳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區、國家歷史時空的差異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觀照結果等，也將是我們經典研究的“焦點”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還要從世界文學的角度，通過本領域文學經典化問題的追問和文學經典研究，展示其作為這一特殊漢語文學領域經典著作獨特的思想內涵、精神意蘊和審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原創性與新銳性、豐富性與超越性。

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經典化問題的研究，是關于這一領域文學經典形成過程的研究。而經典的確立，是基于藝術的本體，也就是作品所達到的一種新的藝術高度。所以解讀和闡釋經典文本，展現其之所以成為經典的審美價值，是本課題研究最具意義的工作。西方著名學者納博科夫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經典性和審美價值，“最終要看它能不能兼備詩道的精微與科學的直覺”。“因為這樣的作品才能給人一種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見，作品的藝術本體和讀者的審美接受，是文學經典研究的兩個重要方面，中西方學者均有共識。由于海外華文文學是近百年新興的文學領域，因而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的文學經典研究，所以我們的工作是要去開發一個新的“礦藏”，這就需要從最基礎的“入門”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說的搜集資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對各種文學文本的閱讀、解讀，特別是對其中的優秀文本的細讀、精讀和不斷地重讀，展示這一領域的優秀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如何運用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手段和表現方式，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節和細節，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藝術生命，怎樣令人讀了能產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靈的震顫。并通過各方面的比較，選擇出其中的經典名作，將其拆開、窺探，研究其風格、意象、體裁，從作品的藝術設計和構造，深入到作品內里最具創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學和美學上的不尋常價值，闡明那些經典名作為何得以成為經典，以及它們是如何生成的。藝術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經典著作都是一個獨特的“新天地”。我們要真正地了解和闡釋它，就必須“進入”到這一個個的“新天地”當中去。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經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藝術上我們要“進入”的是一塊以往人們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對其歷史進程、文化交匯應有所了解外，還應該具有想象力和藝術感，也就是藝術感覺。因為有了藝術感覺，我們才會在閱讀和研究時在自己和作者的心靈之間形成一種和諧關系，甚至隨著不斷重讀和研究日深還成了藝術上的“知己”。記得納博科夫在講解經典著作時，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來說明優秀讀者和優秀作家的那種難以言喻的共鳴感。他說：“在那無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藝術大師，只是他登上山頂，當風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見了誰？是氣喘吁吁卻又興高采烈的讀者。兩人自然而然地擁抱起來了。如果這本書永垂不朽，他們就永不分離。”筆者認為，這種發自內心對藝術之美的共鳴感，對于文學經典的研究者來說，也是極其重要的。“文本是歷史的，歷史是文本的。”我們要從世紀長度探討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學傳統。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歷程，明“史實”；二是要對體現其歷史變化發展的文學經典進行闡釋，立“標幟”。前者，學界已有若干或詳或略的文學史問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關注的問題。但從探討此領域所形成的新文學傳統的角度，這兩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們之間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聯系。記得陳思和說過：“所謂文學作品和文學史的關系，大約類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關系。”構成文學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學作品，是文學的審美，“就像夜幕降臨，星星閃爍，其實每個星球彼此都隔得很遠很遠，但是它們之間互相吸引，互相關照，構成天幕下一幅極為壯麗的星空圖，這就是我們所要面對的文學史”。事實上，任何一個文學的“天空”，都離不開那些“星星閃爍”似的文學作品，它們是“史”的基礎，“論”的依據，各種優秀文學傳統的生命之“光”，沒有它們的“燦爛”，我們就很難觀賞到壯麗的文學“夜空”。所以我們在探討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發展意義及其形成的新傳統時，就不能不關注這一領域那些類似“明星”的文學名著，因為只有通過它們，才能觀賞到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存在密切關系。因特網為海外華人用漢語創作與發表文學作品提供了遠較過去為多的機會，并促進了海內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網絡華文文學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語與漢語、中華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科技與文學之間的互動。

關鍵詞：網絡文學華文文學全球化

A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存在密切關系。因特網為海外華人用漢語創作與發表文學作品提供了遠較過去為多的機會，并促進了海內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網絡華文文學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語與漢語、中華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科技與文學之間的互動。

關鍵詞：網絡文學華文文學全球化

一、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回顧與分析

海外華文文學主要指中國本土之外作家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雙語寫作的華人作家用非漢語寫作又被翻譯成漢語的作品)。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則指上世紀初以來發生在海外各國的漢語文學，目前分布于70多個國家，大致可分為東南亞、東北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塊”，近年來南美華文文學也有所興起。近30年來，包括大陸、臺灣、港澳在內的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而百年中國文學除在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在內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豐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響。一是中國作家旅居海外的創作;二是華僑、華人在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地創作形成的居住國華文文學，這種華文文學屬于居住國文學，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華僑身份創作的文學，與中國文學仍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尤其是香港、臺灣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歐美等國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與中國也仍有密切關系;三是各國漢學家對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華人用華文創作的作品，但數量很少)，這雖不是華僑、華人所寫，但反映出百年中華民族新文學的世界性影響，也構成對民族新文學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寫作的內容。這三種形態在不同層面上反映了中華文化傳統在世界的傳播，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的主要內容，也與百年中國文學構成密切的互動關系，其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雅與俗等重大問題上的實踐及其經驗已產生世界性影響，并使得漢語文學成為世界性語種文學，推動著世界各語種文學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和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借鑒，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華文文學在近百年中生存強韌、發展強勁，1980年代以來遍及的國家更多，創作更豐富，提出的課題更多樣，而其分布廣，個人性文學活動多，顯得散零、邊緣的文學現象中有更深層的內在聯系。面對這樣的文學存在，展開整體性研究顯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紀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塊、國別的華文文學，探尋其內在聯系，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寫作、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課題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學創作就會有相應的文學研究，但有較自覺的學術意識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則大致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對馬華文學(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的研究及相關文學史著述的出版，臺灣旅美學者對美國華文文學的研究及相關研究著作的問世，可以視作東、西方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覺展開。40年過去，海外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依舊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翼。盡管其研究大多出于華文教育和華人社會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國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但也不斷提出整體性的問題。

一是會從本國華文文學的現實境遇中產生出富有挑戰性的話題，這些話題往往事關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例如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等問題，新加坡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雙重傳統”等問題，美國華文文學界提出的“流動”文學史觀等問題，其實都涉及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二是在海外現代文學理論資源的直接影響下，會產生出一些文學的前沿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探討深化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例如東南亞華文文學學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華文文學學者側重的“離散”研究等，都有多維度、多層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價值等層面，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動作用。臺灣、香港與海外華人華僑的關系在1950年代后顯得格外密切，從華僑華人史研究中逐步獨立出來的華文文學研究，其重點除了香港、臺灣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華文化傳統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傳播等。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對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續、傳播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角色，而臺灣國民黨當局也以“文化中國”的正統代表來聚集人心。這種情況使得臺灣、香港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較多地從傳統在“離散”中的延續和豐富的角度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的命運。尤其是香港，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自覺打開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窗口，充分發揮了其溝通東西方華文文學的橋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創辦27年、出版發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學》是全世界刊出海外華文文學專欄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國家、地區和作家也最多。中國大陸的研究是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臺港文學研究擴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中進行。它的提出，與“大中國文學觀”、“文化中國”等觀念的倡導有密切關聯，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華文文學強調的多重的、流動的文學史觀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也產生了影響;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較文學學科關注，甚至已成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同時它本身包含的“離散性”、“本土異質性”、“中心與邊緣”、“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民族與世界”、“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本土與外來”、“身份”批評等課題等也為文藝學所關注。這種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溝通，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也會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海外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的研究，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文學史尤其較早得到研究，歐洲、北美等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史研究則顯得薄弱。例如陳賢茂主編的4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1999年版)，東南亞華文文學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國的華文文學史也得以出版，《海外華文文學教程》、《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等也都分國別展開華文文學史的敘述。這些國別華文文學史在國別華文文學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尚未有歷史的整合，有的在歷史的敘述上有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煉，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較粗疏，缺乏“經典化”，歐洲、北美等的國別華文文學史研究空白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專門的研究視角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研究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內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專題研究，這些專題一般都關注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并展開了相關理論的探討，如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作為世界性語種文學的華文文學之研究”，2003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從華人文學到華人族裔文學的當代轉型”，2004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身份理論與世界華人華文文學”等，海外華文文學的“語種性”、“雙重傳統”、“越界視野”、“多重身份”、“離散寫作”等問題得到探討。

形象學的探討有深入，“異”的形象尤為受到關注，但也受視野所囿，問題的探討與文學史結合不夠。三是從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或是將海外華文文學置于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這些研究溝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雙向內在聯系，不過，這方面的探討還較為表層。近年來，《中國與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2004)、《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07)、《漢語新文學通史》(2010)等著作相繼出版，則反映了學界在中華民族文學的背景上對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關注，并從“漢語文學”這一角度作了開掘的努力。但這種努力剛剛開始，無論是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開掘和提煉，還是相關文學史觀的調整和深化，或是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把握等等，要解決的問題也很多。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關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題在異域環境中的嬗變尤為受到關注，楊匡漢的《中華文化母題和海外華文文學》對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創作尤為受到關注，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文文學也得到相應研究，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建設性意見，但還是顯得較為零散，同時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制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響了整體上對“新移民”創作的評價。五是關于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較被忽略的國家的漢學研究開始得到重視，當代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由于對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產生的“沖擊”而被關注，對其研究也隨之展開。這些研究大半正在進行中，也還不足以覆蓋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重要內容，尤其是兩者的“連接”點，如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對海外漢學的影響等尚未受到充分關注。海外華文詩學研究，即在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建立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詩學范疇和方法，雖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這些研究基礎和發展方向其實都指向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

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觀

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理解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和具有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是重要的。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即人類社會最終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終實現解放，而社會發展的現實與總體趨勢有著辯證的聯系和互動，總體化的歷史進程有著極其豐富的差異性，甚至以差異性作為前提，從而呈現開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表現出文學對于人的認識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學的歷史總體趨勢。現代中華民族文學的種種現象都是這一文學總體歷史進程中不同(特定)階段的表現，都會在“人的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自我揚棄，直至走向“人的文學”的終極完善;而同時，文學的現實階段和眾多領域，在其復雜多樣的存在中，克服著理論與實踐、創作與現實之間的割裂，努力突圍出文學的異化、物化，使文學最終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這成為現代中華民族文學不同時期、不同區域文學之間的根本性貫通，也是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在呼應。這里，強調“歷史總體性”并非遮蔽差異性，而要接納、揭示差異性是重要的。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則是指不同板塊、不同地區、不同層面的漢語文學尤其有著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點點，民族新文學的血肉就少了一塊;對任何一種文學的傷害，都是對自己文學生命的致命傷害。而將各地區的漢語文學視為一個生命整體，就把握到了不同時期民族新文學的血脈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審視海外華文文學。對包括東南亞、東亞、歐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區各國在內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展開整體研究，其歷史整合就要打通“國界、洲別”，避免現有“海外華文文學史”羅列各國華文文學歷史，缺乏整體把握和有機聯系的情況。為此，除了文學史料要翔實，要對其進行很好的學術梳理和提煉，尤其要對目前還被忽視的一些海外華文文學重要資源進行深入開掘，既避免重要遺漏，又防止龐雜瑣碎外，還要在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別海外文學的相異和不平衡性的基礎上把握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一體性、文學整體性和豐富差異性，探討切合海外華文文學狀況的文學史框架。如何完成這種歷史的“整合”，有多個方面是需要關注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體例既要體現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觀，揭示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在20世紀人類進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基本線索、形態，又要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度(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由于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及對華政策不同影響下形成的華文文學豐富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及其獨特價值。

一、英美文學與華文文學

在英美文學作品中，展現了極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背景與社會價值觀，通過英美文學的學習，能夠對異域文化有更廣泛的了解，以此來培養學生的文化精神，對異域文化有更強的寬容度。因為英美文學作品內容及形式都豐富多彩，如果在實際教學中進行英美文學的閱讀與欣賞，不僅能夠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而且能夠使他們真正融入到文學世界中，共同體驗文學作品中豐富的故事情節及人物形象，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英語水平，對于英美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們還可以通過作品的閱讀對作者有更多的認知，比如對作者的創作背景，寫作技巧等，都能夠有所掌握，這樣就能夠在文學作品的理解與把握上，思維也更加開闊，逐漸打破局限，最終上升為審美的層面，有效地提高文學的審美價值。華文文學是指以漢語言文字作為母語的文學作品。其中主要包括了內地、香港、臺灣等文學。華文文學的提升能夠有效地加強世界華人之間的關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大格局下，華文文學的發展也越來越活躍，在世界范圍內的華人也形成了華文文學的共同體。他們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精神，也創造了共同的成就。隨著華文文學不斷地宣傳與推廣，華文文學已經成為了一門新興的學科，成為了重要的研究課題。在許多大學中，華文文學作為一門重要課程出現，并受到了學生的歡迎。華文文學的隊伍在不斷地壯大。華文文學的發展也隨著其不斷的發展形成了極具地域性的特點，華文文學也曾被分為不同的門類。今天的華文文學，已經在多種文化的不斷融合與發展中，變得更具有其獨特的藝術性與價值體系。民族主義成為了華文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對于華語這一概念來說，與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都無關，僅僅是一種對于客觀事實的描述。所以，華文文學的研究具有其客觀性與整體性。當然，華文文學有著民族主義特性，但卻不是狹隘的，因為無論是哪一種華文文學，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因素。比如海外華文文學就具有中華民族的文化因素，這也使其構成了極具特色的文化元素，這與它所居住的地域及文化都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如果僅僅強調華文文學的傳統因素，那么是不恰當的，也對華文文學的發展與傳承是不利的。同樣，把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美學特性看作民族主義文化傳統也并不妥。對于海外華文文學來說，既要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對文化開放的意識加以肯定。海外華人的存在是現實，所以，華文文學所展現的正是這種事實的存在，它以其特有的描寫方式參與其中，展現了這一群族的思想情感與內涵。對于這種群族性的內涵意義，在過去的華文文學中很少涉及，而僅僅是對文學本身的一種關注與審美，而并沒有真正進入到社會層面去理解和展現華人的文化及生活處境。一些文化研究者將海外華文文學看作是中華文學的一個支流，并就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聯方面進行了研究，這其實只是一個文學的研究角度，相比之下，對于華文文學的研究視角的另一個角度是如何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與其自身存在的背景的關系，二者之間是如何認同，又是如何調整的。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來說是虛浮的，淺顯的。所以，如果以華文文學作為一個語種概念來說仍然是平面化的，是對其橫向的研究，而沒有真正深入到縱向分析研究。如果僅僅對華文文學中的語言、意境等內容來進行分析研究，只能獲得表面的研究結果，而無法真正深入到華文文學的內心世界，也無法體現其積極而深遠的文化價值。相比海外華文文學，華人學研究則更為成熟和深刻。如果海外華文文學能夠多向華人學學習和借鑒，就能夠對自身的研究有更多益處，使其存在的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

二、英美文學與華文文學意識流語言的關聯

意識流小說是一種以展現人們意識流動及內心世界的小說。它的特點在于其自由的內心獨白與暗示的創作方法。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國家形成了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對于這一創作理論有了積極的研究與展現。在英美文學中的意識流小說中，強調了一種內心的潛意識的體現，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將內在真實的東西揭示出來。這種創作風格也同時顯現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創作的邏輯性混知己，語言也變得扭曲破碎。因此，意識流小說最顯著的特點正是在于其語言的變異。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純粹的意識流小說在四十年代之后已經銷聲匿跡，但意識流小說對西方文學的發展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中國新時期小說的發展與變革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隨著新時期小說的發展，小說的內容從對客觀事物的描述逐漸轉變為對人物內心的挖掘與展現，使小說的核心真正走向了以人為主體的創作。西方的意識流小說也將人作為體現的主要核心，并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國新時期小說也將意識流意識吸納進來，在中國的小說中加以運用。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中，其中中國文化的展現是最為突出的，也是最自然的。在今天的小說創作中，作家的創作具有極大的自由度，所以，對意識流的研究與探討，能夠對小說的創作有所助益，能夠豐富和提升創作。英美文學中的意識流小說中，作家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他們從中感受到內心世界的復雜，所以他們也期望可以將這種最真實、最無序的活動展現出來，正是這種最直接的方式才是最真實的存在。如果一旦經過加工，那就曲解了真實，無法還原本來面目。意識流小說作家主張以一種直白的表現手法來表現內心的思想與感悟，正因為這種思想沒有經過整理，所以是十分混亂，不符合邏輯的，這也使語言等內容出現了變異，也形成了意識流小說的主要特點。意識流小說家常常顛倒時間與空間的順序，彼此之間相互交叉融合，并同時并列出現，而且他們經常有感而發，所以，無論是句子還是語言都體現了一種凌知的特點。有時為了展現某一個人物形象的特點以及內心的活動，他們還故意造成文學無法表達的效果，以此來展現人物的特殊之處。其中，語義的變異是意識流小說所最常用的一種創作手段。雖然并不是意識流小說創作所獨有的，但是，卻在意識流小說運用中最為明顯。人們在運用語言進行交流溝通時，需要注意其語言的文體色彩，也就是要選擇適當的詞語表達其意思內涵。可是，如果不同的文體色彩語言混同使用，就會使內容一片混亂，使人模糊。在意識流小說中，這一方式卻經常被運用其中，不僅在人物的形象與心理活動刻畫中加以運用，而且還取得了一定的藝術效果。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流派是“黑色幽默”，這也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隨著“黑色幽默”聲勢逐漸弱下來，仍然出現了一些作品，對美國文學發展起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黑色幽默”小說家描寫的人物及故事更多的展現了一種被壓迫的無奈與嘲諷，表達了人與環境之間的難以協調，作者將這種社會的不和諧現象無限放大，最終變得扭曲，看上去十分可笑，可又令人感到無比沉重。所以，在“黑色幽默”中，一些人物可笑的言行與社會現實形成巨大反差，也折射出了社會的現實問題。作家往往打破了傳統的創作方式，一些故事情節缺少邏輯關系，現實與幻想結合起來，顯現出混亂的效果。“黑色幽默”的產生與發展與美國當時動蕩的社會背景有著極大的關系，而小說中所描述的事物并不是作家憑空制造的，而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展現。小說既揭示了社會的價值觀及階級矛盾，同時也流露出了悲觀的情緒。

三、結語

世界文學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意識流文學是其中一個極具特色的組成部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發展以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與滲透，一直是學者們所關注和探討的問題。就歷史發展來看，意識流小說成就了西方文學的輝煌與發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與借鑒過程中，也要認可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真正認識和理解意識流文學的內涵，對我國的文學發展與進步有著積極現實的意義。

一、語種性、族裔性——華文文學

羅蘭•巴爾特曾在論及語言時，把語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學生命的高度，認為語言是文學生存的世界。以華文文學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熱潮。從概念上講，華文文學專指“中國內地以外的用漢語言創作的文學，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Ell3不言而喻的是，劃歸至此種概念的文本必須符合二個基本條件：一是創作者是非內地人，二是寫作語言是漢語、漢字。漢語作為華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個不斷發展推進的過程。隨著國家的統一與安定，由普通話組成的現代漢語語系才得以建立，實際上在不少地方還存在著以當地方言作為書寫語言的現象。漢字的發展也有由繁到簡的變化。因此我們簡單的以漢語、漢字來作為定義“華文”的依據就顯得以偏概全。同時，我們考察先于：‘華文文學”概念確立并為推廣的“臺灣文學”、“香港文學”后不難發現，后者的概念明顯帶有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色彩，“統治”、“階級”、“殖民”占據了中心詞匯中較大的比重，國家意識高于民族意識。這類“語種的華文文學的概念”僅僅滿足了海外華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評界為了將研究深入，在“語種的華文文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的華文文學”。從“語種”到“文化”，語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據了重要位置。“文化的華文文學”認為“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這即意味著，它出現、存在、發展乃至最終在其一區域內的消亡，其根據完全在華文文學本身。”¨與“語種的華文文學”不同，“文化的華文文學”，更加強調“海外華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為最后依據的自我表達。”…從留學生時期的“落葉歸根”到新移民時期的“落葉生根”，遠離家國后的思鄉情切與寄居異域的孤獨、寂寞都化身為作家不斷地適應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書寫。在此意義基礎上，批評界進一步提出了“世界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概念。這兩個概念出現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類的臺港澳文學被納入了中國文學史的寫作，“華文文學”這一概念無論是語種還是文化上都已經不能適應作家作品的新需要。“世界華文文學”整合了海內外華文文學寫作，在世界性語種的基礎上，研究“華文母語地區的中國文學(內地和臺港澳)和中國以外各個國家和地區使用華文創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華文文學”在時間上的模糊性導致的無限延展，使我們無法對于內地中國文學的發生、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國的方法》中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時問上的劃分，中國現代文學應從清末起，這一點在語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話文相容并驅，“華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戰。“海外華文文學”縮小了“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范疇，主要指“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地區用漢語工作的文學，是中華文化外傳以后，與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匯開出的文學奇葩”。這一概念對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確的限定：作家寫作時的所在地必須是海外而非中國(包括臺港澳)、作家的創作語言必須是漢語，可貴的是它關注到了民族文化間的互相影響，不再單純地將中華民族文化作為標準線，容許中華文化在經受異域土壤滋潤之后，出現變種、分化、多元現象。總的說來，“語種”思想從始至終貫穿在華文文學概念發展上，作家作品的歸屬主要強調其創作語言的漢語化，由此引發出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再書寫；同時，它也呈現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顯，其概念背后是隱藏有一定的“盲區”的。如嚴歌苓、張翎等作家，他們只是后天移居他國，思想主要的形成場域還是在母國，移民前后的作品無論是主題還是藝術手法都難免有所不同，對于這類作家我們無法將其作品劃一歸之。同時，對于如譚恩美、湯亭亭等，以英語寫作具有中國文化的作品、作家，我們更無法用“華文文學”的概念將此歸類。故此，筆者將華文文學概念定義為“語言的文學”。

二、跨文化性、跨區域性、跨時間性——華人文學

現在人們把狹義的“文學語言”稱為文學語言。文學語言是塑造藝術形象的物質手段，文學語言具有描寫、敘事、抒情和議論等綜合性藝術功能l3。綜合來說，文學的語言最本質上的特征是藝術性、審美性，即使作品中記錄的是日常生活的語言場景，但是其言語本身也是經過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獲得最廣泛人群的接受力與傳播力。語言作為文學藝術的助動力，在文學中的作用在于利用盡量恰當的語辭表明作者的寫作目的、傳達出作者的情感。“華人文學”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區域、時問等的范疇限制，實現跨越性。“華人用獲得語——主要是英語、法語，但是也有荷蘭語、瑞典語等——寫作，也應當在本學科(華人文學)的討論范圍之內。””趙毅衡先生提出“華人文學”的概念，認為“有助于綜合研究華人的華文文學與外文小說，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少的共同點。”“華人文學”概念從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華人，此處的華人主要指華裔(無論是后天移居的還是出生即在異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將華人華文寫作、華裔雙語寫作以及華裔英語寫作納入其中，作家來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國大陸等某一區域，不要求作家寫作時必須身在海外或是中國大陸；并且，華人文學延續了“海外華文文學”概念中對于文化意識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傳達的是母國關照還是異域想象，最大層面上對華人寫作有了一個理論性的定義。“華人文學”的跨時間性意義，主要是相對于“新移民文學”、“新海外文學”、“新華人文學”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強調了“新”，與此相對的必然是“舊”。以“新移民文學”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區別于20世紀初期的“西學東漸”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紀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學生文學，“新移民”主要是20世紀80、90年代，自身在母國已經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作家，因為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國，在海外他們樹立起來的是新一代華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學”概念特指20世紀后期，書寫移民前后的對于“雙重隔離”的傷痛。這一概念無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難免會出現“斷裂帶”的現象。在限定時間域的同時，“新移民文學”概念也將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產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無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說“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難以掩藏的失落感來自于對故土的思念與對他國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們筆下的中國則是西方視角下的縮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在對待同一問題上，兩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敘述的視角也有可能相異。“新華人文學”概念并不是針對于“華人文學”提出(實際上“新華人文學”早于“華人文學”提出)，“新華人”主要是為了區別澳大利亞地區，早期由第一代華人移民和來自臺港等地的非大陸籍移民構成的華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滯留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群。很明顯，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劃分，沒有實現文化性的跨越。“華人文學”較好地規避了“新移民文學”、“新海外文學”、“新華人文學”在文化、時間、區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國”的文學。文學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感染力和號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區域，不在于語言，不在于時間，而在于情感上的認同。“華人文學”這一概念就是將華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價值取向、文化趨向作為標桿，消除由于語言差異帶來的認識偏差，重視作品主題本身的文學性、文藝美。“文學”與“語言”本來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借用“語言的文學”與“文學的語言”兩個概念，意在說明“華文文學”概念突出語言的“華文”色彩，“華人文學”概念強調的是文學的功效，語言在其中扮演著一個助動力的角色。

華人用外語寫作并不是這一兩年才興起的，早在林語堂時期就有呈現，但是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上將此類文本劃歸在“翻譯文學”中研究。隨著近年來對華裔作家群中出現的“雙語”寫作以及英語寫作現象的重視，這一問題再次成為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目前的文學史教材也無法按照既有方法對其進行歸類。筆者在此將兩者進行對比后發現，“華人文學”概念最大程度地彌補了這項在文學史上的“留白”，對于華裔文學的世界性定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Studyon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

HuangMingfen,XiamenUniversity

Goingalongwiththeunchangeabletrendofglobalization,itisworthnotingthatthe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hasflourishedpromptly.TheInternetprovidesmuchmoreopportunitiesforoverseasChinesetowriteandpublishliteraryworksinChineselanguage,promotesactivecommunicationsbetweenoverseasChinesewritersandtheircompanionsinChina.Toagreatdegree,thefutureofInternetLiteratureinChineseLanguagedependsontheinteractionbetweenChineseandotherlanguages,betwee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othercultures,anddependsontheintegrationoftechnologyandliterature.

Keywords:InternetLiterature,ChineseLiterature,globalization

提要：網絡華文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存在密切關系。因特網為海外華人用漢語創作與發表文學作品提供了遠較過去為多的機會，并促進了海內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網絡華文文學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英語與漢語、中華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科技與文學之間的互動。

關鍵詞：網絡文學華文文學全球化

海外華文文學作為學科命名至今存在爭議，但作為流散在中國之外的漢語文學的總稱，其有效性的論證與呈現過程也正是其成為一種引發關注的文學現象乃至一門新興學科的過程。從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國內地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9至1988年間為作家作品評介期，以作品鑒賞和文本批評為主，整體意識和理論意識都較為缺乏;1989到1997年間為整體研究和詩學建構初期，出現不少文學史著述及有關命名合法性的論證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論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為方法更新和理論突圍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納新的話語資源與理論方法，以求建立穩固的學術研究根基，擴大學術影響力度，進入文學研究前沿。正是在這一動向之下，世紀之交，受到國內日益興盛的“傳媒研究”的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也相應地出現了“媒介轉向”(在這里媒介特指文學傳媒，而非廣義上的包括語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傳媒”研究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新經驗?從這一問題出發，我們能否以此為起點建立起一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話語與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決當前研究與創作困境的可能途徑?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正如陳平原在《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學界業有的學術傳統非常重視考據與材料的工夫，而熟讀細尋文學傳媒上承載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應該說是一條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獲取材料和考據考證的途徑。通過整理、挖掘、闡釋，一系列曾被遺忘或疏漏的傳媒事實與文學文本被還原聚焦，最終完成建構或重寫文學歷史的宏大任務。因此，這種本著還原歷史真實、重建文學現場的史料性研究試圖將充滿矛盾與斷裂的傳媒文本轉敘成更為連貫清晰的歷史事實。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1980年代以前的學術研究者，就是憑著這種實錄精神，以文學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將深埋在地底下，面臨毀絕的大批史料整理出來，呈現出可觀可感的文學歷史概貌。在這個意義上，方修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及《馬華新文學大系》功過千秋。這位深諳傳媒之道的南洋報界老前輩，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錄方式在早期的華文報刊上成功地搶救出了新馬地區的大批作家作品資料，新馬地區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得以立此存照。同樣，國內學者陳賢茂等在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史》這本作為學科確立標志的文學史著述時，也非常重視文學傳媒的作用。在此書中，文學傳媒不僅是作品的來源與平臺，更是文學史重點梳理與研究的對象。同時，在寫作文學史的過程中，為了獲取足夠充實的史料，陳先生等還創辦了《華文文學》這一刊物，把傳媒運作與文學史寫作融為一體，刊物也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的潛文本。方修和陳賢茂等的研究實踐，無疑正是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著述高度依賴傳媒的鮮活例證。應該說，資料的拓展和視野的開闊，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來說仍是首要的和基礎的，海外各國已成歷史或正在運作的華文傳媒正等待我們潛心整理與關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學者固然重視傳媒，也非常清楚傳媒與文學歷史之間的密切聯系，但對傳媒的看法并沒有超越媒介工具論。對于這一代學者而言，傳媒始終是研究者接近文學事實的平臺和橋梁，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傳媒本身。但是，“傳播不是中介”的現代傳播學理念已經粉碎了這種美好的工具論。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傳播媒介與傳播過程影響的不止是文學功能的緯度，也建構出不同的文學存在。媒介性是文學的內在因素之一，傳媒本身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目標與對象，研究傳媒就是研究文學的存在方式與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傳媒研究思維出現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場域。借鑒從傳播學與社會學角度業已獲取的海外華文報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學研究者對境外華文傳媒的研究初見成效。如陳嵩杰的《獨立前馬來西亞報章對文化與文學本土化建設的貢獻》、李志的《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2］和《境外的新文學園地———五四時期南洋地區文藝副刊〈新國民雜志〉研究》。［3］其中，李志對《新國民雜志》的研究是頗有啟迪意義的研究范例，他通過這一傳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馬地區新文學生長的特點以及現代文學在東南亞的影響方式，可謂以大觀小、深入淺出之舉。因此，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文學傳媒的整理與重讀之中，作為有關海外華文文學傳媒研究的新路徑，確實具有誘人的前景。如果說李志的研究不過隱現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這一命題的話，那么王列耀等人則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覺地確立了“傳媒制造”的理論制高點。他重視傳媒現場所呈現的歷史細節的意義，但更關注的是傳媒的具體運作，即傳媒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生產與歷史之中。如新近的網絡傳媒與傳統的紙質傳媒、影視傳媒有著怎樣的功能差異，具體的傳媒事件怎樣進入文學歷史之中等都進入了其研究視野。王所在的暨大“漢語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來，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將“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的命題系統化、理論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謂著述文學史的沖動與實踐。在這里，文學傳媒作為充滿了暗流與偶然性的文學現場，成為文學史家自我言說的資源庫。研究者們不但精心挑選也重新闡釋，使文學歷史和文學史觀的重建成為可能。當前已有的各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區域或總體文學史所引發的彼此輕視與責難，不止出現在大陸學者和海外華裔學者之間，也出現在新馬等地的代際話語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學史料有所差異之外，更在于各自堅持的史料闡釋原則的差異。因此，如果將來重寫一部海外華文文學史或者世界華文文學史的話，應該以文學傳媒作為文學歷史的第一現場，考察不同地區國家華文傳媒所形成的傳媒場之復雜性，著力于呈現“傳播與交流”的過程及結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傳播時的意義遷移與文化影響、分析某種文學思潮在漢語文學界的旅行經歷等。這可謂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種走向，也是當前成效最大的一種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媒介轉向只止于文學史重寫這一目標的話，它還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它尚未引發海外華文文學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顯現與解決，而是停留在中國現當代乃至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媒介視角的同一層面。那么，“傳媒”問題如何將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引入新的場域呢?在我看來，它首先讓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意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理論絕境，開始重審自身的研究前提與研究基礎。傳媒制造意味著我們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也可能是一種想象與建構，我們的研究有可能不過在傳播意識形態設置的籬笆之內徘徊。如果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內地傳播媒介及其傳播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我們和文學傳媒共謀制造了它，那么我們怎樣面對這樣一種動蕩不安的幻覺呢?如何理性評價我們已有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呢?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海外華文文學的本質特征與獨特詩學話語這樣的命題呢?由此，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提出媒介問題，其實是提供了一種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將引發的是一種研究思維的突破與創新，我們不再執著于它的詩學本質，而開始思考它的建構過程、方式及意義，即從是什么到怎么樣和為什么?化文學文本詩學建構為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研究。海外學界對大陸學者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早有質疑之聲:但來自外部圍追的功效遠遠不如自我懷疑的威力。事實上，上述自海德格爾以來認識論的轉向，已經深深影響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或者說，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之聲本身就是這一轉向的體現與產物。當解構與自我否定的精神成為新一代學者的主要學術思維方式時，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省就開始了。早在本世紀之初，吳奕锜等青年學者借助《文學報》的威力，樹起了反思的大旗，盡管他們的口號也有不當之感，但“文化的華文文學，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4］的提出卻說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內地被建構的程度。顯然，任何時空都不可能存在“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它總是被語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華文文學。而“文化的華文文學”這一命題本身盡管頗受爭議，但從文化角度來理解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卻深入人心。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劉登翰先生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突圍”問題時，就非常重視對業已輝煌的華人學知識與方法的借鑒，呼吁建立起有關海外華人的文化詩學。①然而純粹的文化轉向是否可能改變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困境呢?事實上，鑒于一種海外華文文學缺乏審美性的潛在偏見，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詩學話語與理論資源便高度依賴華人學，王庚武對華族整體性神話的解構可謂最時尚的理論話語，由此文學文本也往往變成演繹華族身份理論與事實的佐證材料。但是，如果文學文本僅僅作為同類問題的有效例證，這種研究的意義又在哪里?也就是說，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僅僅反芻已經形成有關海外華人文化的歷史社會結論，這種研究就是重復無效的。此外，在洶涌而來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轉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與選擇。傳媒時代信息傳播的廣度與速度，使一向惟我獨尊的學術空間也變成了一場時尚秀，不斷變化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話語使業有的研究范式不斷被質疑與刷新，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與當下學術走向的一致性雖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往往忙于追隨也止于追隨，從離散、空間詩學到傳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產生新的智慧，我們的研究瓶頸并未得以突破。或許，饒芃子先生對跨文化與海外華文詩學的建構與探索以及朱崇科近來提出的華文比較文學之概念，［5］應是解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困境的有益構想。饒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導將“跨文化和比較方法”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②這是符合海外華文文學生產的實際情況的，但如何落實和具體運作卻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實踐。朱的華語比較文學概念無疑是王德威的整體觀，王潤華的跨界整合等理論資源的具體化，但他在強調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前提之下對漢語文學內部差異性與權力關系的解剖，可謂另類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論嘗試不妨將之定位為走向比較文化詩學(跨文化詩學)范式的探索之路。盡管各自的理論設想與研究嘗試并不完美，卻是新研究范式出現的強有力的前奏。因為其理論基點都已從理論預想回到文學現場，強調海外華文文學彼時彼刻、此時此刻的具體性和復雜性。這一研究思路應意味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真正啟始。正是在這一思路之下，傳媒問題的意義顯現出來。首先，文學傳媒作為文學與社會交匯的一個動態場所，它本身就構成了復雜流變的文學現場，保留了更多富有闡釋意義的歷史細節，為我們把握文學的內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傳媒空間作為呈現精神沖突和文化對話的接觸地帶，可以呈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華文文學的差異性及其根源，為比較搭建了平臺。由此，傳媒研究的意義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范式的認識高度上得以確認，也可以在如何將研究范式具體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層面來確認。具體做法如不僅在文學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詩學話語，更著重考察詩學話語在不同語境下建構與傳播的原因、變異及影響。如此，諸如中國性與世界性、華文后殖民文學，離散敘事，邊緣與中心、父子沖突與家園主題等詩學話語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創作的意義清理與突圍

一

一個學科的史料建設，不僅是文學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這個學科當前理論研究的水平和預示著今后研究發展的方向。作為近二十年才逐漸興起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史料問題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1982年在暨南大學召開的首屆臺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視“資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計設立資料中心”(注：梅子：《參加首屆臺港文學學術討論會的印象與建議》，見《臺灣香港文學論文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頁。)。2002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饒péng＠①子會長展望學科未來前景，再次強調“大力加強這一領域的史料學建設”。因此，有組織、有計劃，全面而系統的史料建設(包括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專題性史料，作家辭典、文學大事記、報刊目錄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創作回憶錄、作家訪談等敘事性史料，文學大系和選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傳、日記、書信等傳記性史料，文學活動實物、作家影音錄像等文獻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在臺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著手從事世界華文文學史料學的建設工作。如新加坡文學史家方修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利用萊佛士博物館捐贈的一批戰前報紙合訂本，編寫了三卷本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并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十大卷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完成了“馬華文化建設的一個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學史的拓荒人”盧瑋鑾教授，數十年來致力于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時間，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間約三百位在港中國文化人的資料，以及《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的目錄、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這些原始資料的整理，可為將來香港文學史的編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幫助厘清了許多錯誤觀念。”(注：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見《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頁。)20世紀90年代以來，盧瑋鑾教授還與鄭樹森、黃繼持教授合作，選編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叢書”(包括《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學資料冊(1948～1969)》《香港小說選(1948～1969)》《香港散文選(1948～1969)》和《香港新詩選(1948～1969)》(五冊)《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等。這些珍貴資料的匯編出版，填補了香港文學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義自然非同尋常。

大陸學人和出版機構也有不少相當重視世界華文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過一些史料性圖書，如中國友誼出版公司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包括小說卷、散文卷、詩歌卷、戲劇卷、電影文學卷、報導文學卷和文論卷；鷺江出版社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50冊)，收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五國當代50位華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學出版社的《臺港澳及海外華人作家詞典》；花城出版社的《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詞典》；四川大學出版社的《劉以鬯研究專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閱讀陶然》等。而且，大陸學者從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優勢。廈門大學朱雙一研究員就曾利用國內各大圖書館的書刊，在尋找余光中、王夢鷗、姚一葦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許多重要收獲，獲得一批珍貴史料。尤其是他搶救性地發掘出姚一葦抗戰時期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遺珠之憾。

由于世界華文文學資料相對不易搜集，因此，對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撿到籃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從發掘出來到成為準確可靠的史料，都還有一系列鑒別整理的工作。被學界公認“為學精細，長于考證”的汪毅夫研究員，在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總結自己的治學心得時說過：“我從文獻、也從口碑，從館藏、也從民間收藏的文獻收集史料，并以冷靜的態度辨別、鑒定，發現了頗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說明問題的史料。我還收集一批實物和圖片，亦常于冷僻處發現其史料價值。”(注：汪毅夫：《熾熱的情感與冷靜的態度》，見陳遼主編《我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昆侖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頁。)他在《＜后蘇龕合集＞札記》一文中，對臺灣近代作家施士潔及其文學活動詳加考證，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如他親到施士潔祖籍地——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鄉西岑村調查，訪得《溫陵岑江施氏族譜》，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廟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據此訂正了志乘中的錯誤，認為“施氏生平應是1856年而不是有關史志通常所記的1855年”。又如關于臺灣牡丹詩社的創立年份，傳統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種說法。汪毅夫通過對牡丹詩社當事人施士潔和林鶴年詩文加以考證，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詩社應創于1893年正月”的結論。

史料工作的意義，正如黎湘萍在為《中國文學年鑒1995～1996》撰寫《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綜述》時所指出：作為史學研究基礎的史料發掘和甄別，“展示了一種應該學習和提倡的認真研究真正的學術問題的學風，這種學風在這個新興的學科中，實在太缺乏了”，這類工作“將嚴肅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這門學科，給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學術活力”(注：朱雙一：《我和臺灣文學研究》，見陳遼主編《我與世界華文文學》，香港，昆侖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頁。)。

文學是由語言文字組建而成的，它與語言文字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關系；這種語言文字的藝術往往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它以不同的體裁表現人類的內心世界和再現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可以這么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們寄托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肌體。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當中國南方人民為了改善生存條件而大批南渡來到東南亞時，他們同時帶來了中華語言文字、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審美追求和文學創作的原始愿望，這些便是世界華文文學生發的基因。這種血脈相通的文化理念，奠定了世界華文文學脫胎自中國文學的精神底蘊。

無論社會的巨輪如何前進，作為傳統文化最源頭方式之一的文學，尤其是作為最能表達人類靈魂的母族文學，始終在時代的推進與嬗變中保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僅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情況如此，自中國文學中孕育誕生的世界華文文學近百年來的情況亦是如此。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一個重要的板塊，新加坡華文文學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世界上其它國家地區的華文文學一樣濫觴于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無遠弗屆的年代。不只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以白話文寫作而又貫穿著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文學作品，迅速取代舊文學而占據了文學的主流地位。南洋得風氣之先，很快也出現了白話文學作品，從而開創了海外華文新文學的歷史”，①即便是新加坡土生土長的學者作家，也認同新加坡華文文學是在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大師輩出的時代里，源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搖籃。②語言文字是文化認同與族徽的最基本表征，本文嘗試抹去歷史的塵埃，梳理自1981年以來便存在著的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及分期。

“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界定與正名中國在1970年代中后期“”垮臺后涌現了不少環繞著十年動亂而書寫的“傷痕文學”，而自1981年至2007年新加坡華文文學意義上的傷痕文學則有別于中國的傷痕文學。由新加坡資深作家和中生代作家執筆創作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可從下列的內容思想和藝術表現特質來加以界定：在內容思想上，它們的悲情元素主要源自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停辦和1987年新加坡傳統華校的消失，新加坡華社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虛脫狀態，華文知識分子因精神家園成為貧瘠荒原而涌起無限感傷并執筆為文。凡是在這個期間內容觸及新加坡華文教育或文化式微問題的文學創作，包括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相聲，無論它們的精神基調是悲涼的或激越的，都屬于新加坡傷痕文學的范疇。這些包含著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的敘述母題的作品，都深深地烙上了作家的生活經驗，帶有濃厚的文化危機感、使命感和滄桑感；它們是作家受傷靈魂的慰藉，也是作家反思和批判的基點。縱然作家們有著滿腔情感等待宣泄，但是，在表現手法上，為了避開政治敏感和照顧到現實生態，他們也不得不在作品中委婉陳詞。詩人們在傷痕詩歌中充分應用現代派的抽象語言展現內心的荒涼，微型小說家們則在作品中實驗象征主義和后現作形式，對這種新興文體的表現手法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將新華文壇轉變成一個曲筆的實驗場，在為新華文學的文化情感增色添彩的同時，也把它提升到一個藝術高峰，使它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領域中獨秀一方。“傷痕文學”這個名詞與新華文學縫合在一起并出現在新華作家的視野內，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當時新加坡作家林高率先在《似夢非夢———讀〈十夢錄〉雜記》一文中指出：“教育與文化的演變，都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張揮也不例外，在他的筆下，卻總帶著深沉的憂傷，叫人反思。有人把他的這些作品叫做‘傷痕文學’。”

同一年，張揮也在《“鳥說人話，人說鳥話”的荒謬———讀謝清的〈都是那鳥惹的禍〉》一文中說：“從80年代開始，不少小說作者以諷刺、魔幻、荒謬的手法進行創作，這些作品（當然也包括詩歌和散文），雖然不是什么劃時代的巨作，卻是頗具特色的變奏曲，是一種一點兒都不荒謬的‘傷痕文學’。”④1996年，新華女作家孫愛玲客觀地比較了中國傷痕文學與新加坡傷痕文學的不同之處：如果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史里，經這段時期，產生了所謂的傷痕文學，那么作為新加坡當代文學的作品，尤其是小說，也表現了社會體制改變底下，人物所受的創傷，所不同的是前者寫的多數是作者的經歷，后者是周遭人物的命運。⑤2001年，新加坡學者瑤崗（歐清池，又署風沙雁）建議把1980年代以來涌現于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反映華族語文與文化危機的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定名為“傷痕文學”；他從這些文學作品的共同主題中總結出一個創作上的規律，那就是作家們在反映語文和教育等敏感問題時顧忌難免，只好訴諸曲筆，這無形中為新華傷痕文學的荒誕寫實的藝術特征提供了鋪墊。⑥2002年9月，中國文藝評論家石鳴在一個檢視新加坡華文微型小說發展的座談會上，點明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深化原因：在1990年代新加坡微型小說創作的蓬勃期間，由于一些主流作家對文化的式微有著切身的感受，所以產生了強烈的再建文化的使命感，不僅自身投入其中，更期望使更多對文化式微無知無覺的人驚醒過來，所以在作品中以批判、反思的方式將文化傷口呈現出來，試圖痛醒一些人，這就形成了那一時期的傷痕文學。⑦2002年12月，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了《伍木短詩選》，這本詩選中的一首詩《文化靠岸》的副題“讀新加坡傷痕文學選集《點滴》Droplets”也點出了“傷痕文學”一詞。2003年2月，中國學者劉海濤在新加坡召開的“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在瑤崗和石鳴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認同前者把新加坡作家所創作的以“華文情結”和“文化鄉愁”為敘述母題的充滿傷感情懷的作品歸類為“傷痕文學”，同時悲觀地認為這個長久的敘述母題至今仍未停息。⑧2006年5月，新華資深作家黃孟文認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華文文壇的“傷痕微型小說”與雜文扯上了關系，同時指出過去30年來“新加坡微型小說與傷痕文學、詩意、雜文、語言、文化、教學、寓言、諷刺、人生、禪、佛等有密切的關系”。⑨中國的傷痕文學不僅是一個文學名詞，它還不可避免地內嵌著一定的政治意涵，而且在1978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面世后，這個名稱基本上已經確定。然而，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傷痕文學只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與政治無關的文學關鍵詞。從1992年至2007年，經過15年的醞釀、發酵與沉淀，“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稱謂應該可以確定下來。據筆者所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數字顯示，新加坡傷痕詩歌的數目高居榜首，共428首，傷痕散文241篇，傷痕微型小說174篇，傷痕小說37篇。筆者認為有必要梳理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并加以分期，以便對這個時期的新加坡傷痕文學作品有一個框架性的認識。新加坡傷痕文學的成因當代新加坡傷痕文學的發軔與新加坡的華文教育變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新加坡華文教育在本土上的扎根與變革史，基本上也是中國海外華文教育變遷史的一個縮影。

中國文化評論家馬相武認為，鄉愁在無數作家那里成為回返母語文化的一個途徑，鄉愁是地理的，又是歷史的，還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當然也是血緣的、生命的。⑩馬相武的見解不只適合描述美國華文女作家的文化特質，也適合形容新加坡華文作家的文化心理。由于母語學習的水平江河日下，華族文化被邊緣化，華族優良價值觀被扭曲的危機感也就越明顯。對于懷抱文化使命的華社族群來說，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是個人與整個社群不可推諉的天職；對于執筆從事文學創作的有識之士而言，面對文化斷層的沖擊卻一籌莫展的挫折感就更加強烈了。

發揚優良傳統價值觀是華文文學作品中一個永恒不變的主題，而抒發前所未有的文化傷痛，則成了這個特定時空下新加坡華文作家們共同的創作母題。如果從教育改革與文化層面的角度來分析，新加坡華文文學在1980年之后呈現文化傷痕的成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個：一、驟變的語文教育制度；二、華族子弟在母語學習上的自我放棄；三、華文作家們的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