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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回顧與分析

海外華文文學主要指中國本土之外作家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包括雙語寫作的華人作家用非漢語寫作又被翻譯成漢語的作品)。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則指上世紀初以來發生在海外各國的漢語文學，目前分布于70多個國家，大致可分為東南亞、東北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塊”，近年來南美華文文學也有所興起。近30年來，包括大陸、臺灣、港澳在內的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取得很大進展，而百年中國文學除在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在內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豐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響。一是中國作家旅居海外的創作;二是華僑、華人在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等地創作形成的居住國華文文學，這種華文文學屬于居住國文學，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華僑身份創作的文學，與中國文學仍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尤其是香港、臺灣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歐美等國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與中國也仍有密切關系;三是各國漢學家對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華人用華文創作的作品，但數量很少)，這雖不是華僑、華人所寫，但反映出百年中華民族新文學的世界性影響，也構成對民族新文學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寫作的內容。這三種形態在不同層面上反映了中華文化傳統在世界的傳播，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的主要內容，也與百年中國文學構成密切的互動關系，其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雅與俗等重大問題上的實踐及其經驗已產生世界性影響，并使得漢語文學成為世界性語種文學，推動著世界各語種文學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和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借鑒，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華文文學在近百年中生存強韌、發展強勁，1980年代以來遍及的國家更多，創作更豐富，提出的課題更多樣，而其分布廣，個人性文學活動多，顯得散零、邊緣的文學現象中有更深層的內在聯系。面對這樣的文學存在，展開整體性研究顯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紀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塊、國別的華文文學，探尋其內在聯系，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寫作、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課題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學創作就會有相應的文學研究，但有較自覺的學術意識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則大致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對馬華文學(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的研究及相關文學史著述的出版，臺灣旅美學者對美國華文文學的研究及相關研究著作的問世，可以視作東、西方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覺展開。40年過去，海外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依舊構成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翼。盡管其研究大多出于華文教育和華人社會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國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但也不斷提出整體性的問題。

一是會從本國華文文學的現實境遇中產生出富有挑戰性的話題，這些話題往往事關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例如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等問題，新加坡華文文學界提出的“雙重傳統”等問題，美國華文文學界提出的“流動”文學史觀等問題，其實都涉及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中的根本性問題。二是在海外現代文學理論資源的直接影響下，會產生出一些文學的前沿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探討深化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例如東南亞華文文學學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華文文學學者側重的“離散”研究等，都有多維度、多層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價值等層面，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動作用。臺灣、香港與海外華人華僑的關系在1950年代后顯得格外密切，從華僑華人史研究中逐步獨立出來的華文文學研究，其重點除了香港、臺灣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華文化傳統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傳播等。香港在東西方冷戰意識形態對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續、傳播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角色，而臺灣國民黨當局也以“文化中國”的正統代表來聚集人心。這種情況使得臺灣、香港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較多地從傳統在“離散”中的延續和豐富的角度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的命運。尤其是香港，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自覺打開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窗口，充分發揮了其溝通東西方華文文學的橋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創辦27年、出版發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學》是全世界刊出海外華文文學專欄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國家、地區和作家也最多。中國大陸的研究是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臺港文學研究擴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框架中進行。它的提出，與“大中國文學觀”、“文化中國”等觀念的倡導有密切關聯，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華文文學強調的多重的、流動的文學史觀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也產生了影響;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較文學學科關注，甚至已成為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同時它本身包含的“離散性”、“本土異質性”、“中心與邊緣”、“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民族與世界”、“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本土與外來”、“身份”批評等課題等也為文藝學所關注。這種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溝通，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也會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海外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的研究，東南亞國家的華文文學史尤其較早得到研究，歐洲、北美等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史研究則顯得薄弱。例如陳賢茂主編的4卷本《海外華文文學史》(1999年版)，東南亞華文文學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國的華文文學史也得以出版，《海外華文文學教程》、《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等也都分國別展開華文文學史的敘述。這些國別華文文學史在國別華文文學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尚未有歷史的整合，有的在歷史的敘述上有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煉，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較粗疏，缺乏“經典化”，歐洲、北美等的國別華文文學史研究空白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專門的研究視角的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研究在海外華文文學的“內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專題研究，這些專題一般都關注了海外華文文學的特質，并展開了相關理論的探討，如2000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作為世界性語種文學的華文文學之研究”，2003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從華人文學到華人族裔文學的當代轉型”，2004年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身份理論與世界華人華文文學”等，海外華文文學的“語種性”、“雙重傳統”、“越界視野”、“多重身份”、“離散寫作”等問題得到探討。

形象學的探討有深入，“異”的形象尤為受到關注，但也受視野所囿，問題的探討與文學史結合不夠。三是從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或是將海外華文文學置于世界華文文學的歷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這些研究溝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的雙向內在聯系，不過，這方面的探討還較為表層。近年來，《中國與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2004)、《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2007)、《漢語新文學通史》(2010)等著作相繼出版，則反映了學界在中華民族文學的背景上對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關注，并從“漢語文學”這一角度作了開掘的努力。但這種努力剛剛開始，無論是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的開掘和提煉，還是相關文學史觀的調整和深化，或是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關系的把握等等，要解決的問題也很多。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關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題在異域環境中的嬗變尤為受到關注，楊匡漢的《中華文化母題和海外華文文學》對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創作尤為受到關注，新世紀以來的海外華文文學也得到相應研究，為海外華文文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建設性意見，但還是顯得較為零散，同時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學因素的制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響了整體上對“新移民”創作的評價。五是關于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較被忽略的國家的漢學研究開始得到重視，當代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由于對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產生的“沖擊”而被關注，對其研究也隨之展開。這些研究大半正在進行中，也還不足以覆蓋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理論、批評建樹和海外漢學的相關重要內容，尤其是兩者的“連接”點，如海外華人學者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對海外漢學的影響等尚未受到充分關注。海外華文詩學研究，即在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建立海外華文文學學科研究的詩學范疇和方法，雖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這些研究基礎和發展方向其實都指向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

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整體觀

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理解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和具有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是重要的。歷史總體性的方法論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即人類社會最終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終實現解放，而社會發展的現實與總體趨勢有著辯證的聯系和互動，總體化的歷史進程有著極其豐富的差異性，甚至以差異性作為前提，從而呈現開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啟的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文學”表現出文學對于人的認識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學的歷史總體趨勢。現代中華民族文學的種種現象都是這一文學總體歷史進程中不同(特定)階段的表現，都會在“人的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自我揚棄，直至走向“人的文學”的終極完善;而同時，文學的現實階段和眾多領域，在其復雜多樣的存在中，克服著理論與實踐、創作與現實之間的割裂，努力突圍出文學的異化、物化，使文學最終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這成為現代中華民族文學不同時期、不同區域文學之間的根本性貫通，也是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內在呼應。這里，強調“歷史總體性”并非遮蔽差異性，而要接納、揭示差異性是重要的。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則是指不同板塊、不同地區、不同層面的漢語文學尤其有著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點點，民族新文學的血肉就少了一塊;對任何一種文學的傷害，都是對自己文學生命的致命傷害。而將各地區的漢語文學視為一個生命整體，就把握到了不同時期民族新文學的血脈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審視海外華文文學。對包括東南亞、東亞、歐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區各國在內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展開整體研究，其歷史整合就要打通“國界、洲別”，避免現有“海外華文文學史”羅列各國華文文學歷史，缺乏整體把握和有機聯系的情況。為此，除了文學史料要翔實，要對其進行很好的學術梳理和提煉，尤其要對目前還被忽視的一些海外華文文學重要資源進行深入開掘，既避免重要遺漏，又防止龐雜瑣碎外，還要在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別海外文學的相異和不平衡性的基礎上把握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一體性、文學整體性和豐富差異性，探討切合海外華文文學狀況的文學史框架。如何完成這種歷史的“整合”，有多個方面是需要關注的。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體例既要體現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觀，揭示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在20世紀人類進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基本線索、形態，又要充分關注不同地區、國度(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之間)由于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及對華政策不同影響下形成的華文文學豐富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及其獨特價值。

世界性背景及其影響是海外華文文學歷史性取向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催生海外華文文學的根本性價值。一次、二次世界大戰、戰后冷戰意識形態陣營的形成和瓦解、世界多元格局的出現，這些大致構成百年東西方海外華文文學歷史發展及其分期的總體背景和重要主線，可以依循這種線索來探討不同國別、地區華文文學的內在聯系，甚至由此確定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的歷史分期。但同時，我們必須自覺意識到，從上世紀初的一次世界大戰到90年代后世界多元格局開始形成，世界是處于“分裂”中的，海外華文文學所處國家起碼也有著種種“殖民”和“被殖民”的差異，即便同屬于民族獨立國家或西方發達國家，其對華政策也有很大不同，必然影響所在國華人華僑的境遇和命運。這同樣構成了海外華文文學的世界性背景。而文學有其“自治”性，并不一定與20世紀世界性格局的變化發生“同構”性。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當我們在20世紀人類歷史進程中考察海外華文文學時，恰恰要充分關注各國的華文文學是如何以其獨特的存在、發展體現出其與人類命運、世界變化的息息相關。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孕成的是一種多重的、流動的文學史觀，它關注文學發生中的多源性、文學發展中的多種流脈和多種傳統，強調突破單一“中心”和“邊緣”的格局去考察文學之間的互滲互應，從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文學歷史，從“活水源頭”的文學創作中去建構文學史。這樣的文學史觀才可能確實把握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具體而言，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史既要展示各國華文文學在諸如新文學運動、左翼文學、抗戰文學、“鄉土”文學、女性文學、新生代創作、都市文學等方面的互相呼應，又要揭示各國，尤其是東西方不同國度的華文文學在“離散”中不同的跨文化尋求(要有東西方華文文學的比較意識和視野)，關注各國華人華僑與不同國度其他民族相處中產生的文學獨異性。“五四”新文學運動實際上是在中國和海外的互動中發生的，之后的左翼文學是世界范圍內革命文學思潮和運動的產物，抗戰文學更是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才真正顯示出其價值，其他文學狀態也往往如此。所有這些文學形態、運動在海外各國的華文文學中都有直接的激蕩、回應。從這一角度去把握百年海外華文文學，其整體性自然會得以呈現。但百年海外華文文學是在“離散”語境中發生發展的，其價值恰恰在于它使得原本發生于現代中國語境中的文學有了更開闊的參照和更豐富的形態，甚至使得在中國大陸語境中被遮蔽的得以浮現。例如，同是左翼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提供了更豐富的存在形態，啟發我們從左翼文學的“在野性”去思考其革命性;同是現實主義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有著民族性和公民性之間的復雜糾結;同是“鄉土”文學，海外華文文學在“鄉愁”美學的開掘上得天獨厚;同是都市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把世界資本性和人類人文性之間的矛盾沖突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是女性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不僅挑戰、顛覆傳統男性權力話語，也對女性自身久被拘囿的藝術潛質有清醒的自審和不懈的開掘，更全面呈現其“浮出歷史地表”的含義;同是新生代創作，海外華文文學的“派”的終結、“代”的開始的含義更顯豁、鮮明……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顯示出文學的拓展。這種種拓展，顯示出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我在1999年出版的拙著《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的“內容提要”中寫過這樣一句話:“寫中國文學中沒有的，想中國文學中應有的。”“應有的”反映出中華民族新文學有其整體性，“沒有的”則表現出各國華人華僑與不同國度其他民族相處中產生的文學獨異性。這種情況揭示出百年中華民族新文學的重要特征，即民族文學內部跨文化因素的產生、成長，它甚至是一個民族的文學現代性與其古典性之間的根本性區別。海外華文文學表現出來的跨文化意識、跨文化敏感等，使得中華文學內部的跨文化特征更為豐富、明顯，也提供了文學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間關系處理的豐富經驗。例如，海外華文文學對多元化和跨文化兩個不同的價值走向的駕馭、平衡就值得關注。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強調文化的豐富性，但多元化包含有多種文化并列展開求得生存的傾向，它在構成文化的豐富多樣形態的同時，也潛伏著形成文化隔絕的某種危險;跨文化強調不同文化間的溝通，它在形成一種共同文化(人類文化)的基礎上保存文化的豐富多樣性，這對化解不同文化的現實隔絕、沖突、對峙極為有益，但一種共同文化的形成也潛伏著對原先多種文化制約、傷害的可能。所以，協調多元化和跨文化的關系，在溝通中保護自己民族文化的傳統，在跟他族平等對話中融入世界文化，才是文學追求的跨文化境界。而海外華文作家的存在，使這種跨文化境界的實現越來越有可能。從當年深諳基督教文化的林語堂旅居海外時的創作(其在小說中詮釋東方宗教，呈現異族形象，近乎完美地表現出一種跨文化境界，呈現了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異無法消弭，但卻可以互補共處的奇妙魅力。其散文將中國傳統風范傳達給西方世界的努力更卓有功績，僅他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將西方文化系統中難有對應的“韻、風、品、神、意、興、骨、境、勢、淡、蕭疏、幽、枯”等中國美學觀念介紹給西方世界，就很了不起。但他又時時關注著人類的、世界的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開始，作家們在跨文化的追求中仍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性，在文化溝通、交流中來求得文化的多元化，這種努力是越來越明顯了。

三、海外華文文學整體研究的內容和方法

展開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整合，可以從經典“篩選”、文學傳統、母語寫作、漢學和文論等重要方面，縱橫結合展開，全面開掘海外華文文學資源。“經典化”始終是文學史的重要功能。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已近百年，其研究也有數十年歷史，“經典化”已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及其研究深入發展的關鍵，也足以提供多國別、多地區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空間。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處于動態的建構中，其研究要以“當代性”為日后的經典化提供堅實基礎。要改變目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某些“泛而無當”、“入史”粗疏的情況，也需要加強“經典化”研究。各種現實因素使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性被遮蔽，更需要展開其“典律構建”。經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要放到整個中華民族文學大的背景下去呈現。要格外關注中外文化如何滲透和交融的問題，以及中國本土文學不多見的文學現象。要從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的生成、發展及其機制探討海外華文文學經典的價值生成、價值體系建構及其相關理論問題，從海外華文文學各個時期的重要思潮、流派的文學價值尺度等與文學經典形成的關系，揭示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作品所體現的人類性、世界性意識及其對于中華文化傳統的豐富和發展。要充分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作品產生的跨文化語境，研究不同文化相遇、對話中文學想象的展開和文學形象的產生，例如“異”的形象就包含了極其豐富的文學話題。既要堅持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相對統一的經典性價值尺度，嚴格經典性的標準，又要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包括不同地區、國家華文文學的相異性;既要充分利用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作品的文學性經驗有效解釋漢語文學經典的獨創性，又要重視海外華文文學與所在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密切關系;既要繼續深入開展對已為人們熟知的著名作家，如白先勇、嚴歌苓等的作品的解讀，也要充分關注至今尚未得到重視的重要作家，如程抱一、王鼎鈞等的作品的研究。

要在文學的經典性閱讀中深化海外華文文學的批評實踐，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作品研究中的“雙重跨文化”閱讀(所謂“雙重跨文化”是指作家的創作產生于跨文化語境中，而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對其的解讀又發生于跨文化語境中，這種“雙重跨文化”閱讀其實會增加研究的難度，包括誤讀的程度)，注重經典解碼的多種方法，展開海外華文文學經典性作品的比較研究，推動海外華文文學的健康發展。“沒有本土，何來海外?”海外作家對自身創作的溯源，往往使得其將“海外華文文學”視為“一個本土的延伸”，將“本土和海外”視為“一個延伸和互動的關系”，由此來把握海外華文文學的“基本特性和傳統”［1］。但另外一種似乎不同的聲音也產生于海外華文作家切身的創作體驗中，那就是或在居住國外部壓力下無奈“戒”“三皇五帝”、“二十四史”之“奶”［2］，或以“斷奶”之舉療救自身而決絕地“再見，中國”［3］。這兩種看似相反的態度固然反映出東西方華文文學不同的處境和命運，這我早已討論過［4］，它其實更反映出海外華文文學傳統的復雜，恰恰需要打通東西方華文文學來審視。現在一些論文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和海外華文文學的關系，較多關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單向單一影響，其實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在海外“離散”中不僅會在所在國各種因素“激活”下，彰顯原先在中國本土被遮蔽、中斷的流脈(這種影響非常有意義，但又非單向單一影響考察能辨別的)，而且會“帶著自己的種子”在流徙中“落地生根”而生發出新的流脈，這些新的流脈與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在文學屬性、文學的生命形式認識、文學的審美范型等重要方面有著互補、對接、內在相通等。要突破以往研究泛泛考察影響、傳承關系的做法，深入展開百年中國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的對話。百年海外華文文學有其獨立性，也與包括中國大陸、臺灣和港澳在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形成現代中華民族文學復雜的“圈”“層”圖譜，海外華文文學的三種形態在不同層面上反映了中華文化傳統(包括“五四”文學傳統)在世界的傳播，也與百年中國文學構成密切的互動關系(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離散”等)。打通東西方華文文學來審視海外華文文學的傳統，重要的是抓住百年中華民族文學的根本性問題。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雅與俗等重大問題是百年中華民族文學發生、發展的基本線索，其經驗成為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資源。考察海外華文文學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的實踐及其與百年中國文學的相關實踐、經驗的相通相異，突破以往只著眼于某一地區研究上述問題的局限，不僅能為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整合提供一種重要的整體性背景，而且會使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得以深化，由此充分揭示海外華文文學的價值。從主題學、形象學、敘事學、文化研究等方面展開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比較，考察在文學母題的變化、藝術形式的演進、文化內涵的豐富等方面，海外華文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異同及其雙向交流、影響;研究海外華文文學在“漂泊”、“尋根”中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延續，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影響、離散與海外華文文學的關系。這些內容都具有前沿性，都會以各國、各地區華文文學的本土經驗豐富百年中華民族文學的傳統。語言研究是整體把握海外華文文學的重要內容。海外華文文學發生在各地區、各國家，有其差異性，但都以母語漢語作為載體，這也使得漢語文學成為一種世界性語種文學，其意義重大。漢語既是華人華僑在居住國寫作的精神原鄉，也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獲得了豐富發展。

在20世紀語言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海外華文文學中豐富的語言現象，考察漢語在中華文化海外傳播過程中的變化及其原因;從語言心靈視野的角度深入考察各國華文文學的創作，揭示作家在語言“雙棲”狀態(通過母語生活在民族傳統中，依靠居住國語言獲得現實生存)中的詩性尋求，探討他們在“靈魂的語言”和“工具的語言”之間的溝通;考察海外華文文學如何汲取兩千年文言傳統和“五四”后現代白話演變中的營養，融入居住國多元文化的現實影響，表現出民族歷史文化的“積藏”和“延續”;探討地方性漢語等因素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作用，揭示語言在民族生存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海外華文文學的海外生存，使其十分關注對各種媒介(包括語言)的利用，需要考察其與華文報刊、其他紙質媒介、網絡、影視等媒介的互動關系，深入研究華文文學的海外生存狀態。只有這種海外生存狀態得到全面揭示，我們才會真正進入海外華文文學的生命領域。海外華文文論和漢學研究主要有兩部分內容。一是對百年海外華文文學中重要的文學理論家、文學史家、文學批評家的建樹展開研究，考察不同國度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其理論學術建構與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關系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其理論范式、詩學范疇、批評話語的變化及其與西方文論之間關系的變化，尤其關注其在海外研究中對中華民族文學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論命題，包括中國傳統文論、“五四”現代文論基本范疇在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演化及其方式，并由此深化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二是展開對于海外漢學家關于百年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考察，尤其關注不同國度、地區，不同社會、時期漢學家對百年中國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異同及其與百年中華民族新文學的關系的整體研究，探討跨文化視野中的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經驗及其對中國本土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影響。這兩部分的連接點，即中國旅外學者對各國漢學的影響應該得到充分研究。同時，這兩部分都關注海外語境中針對百年中華民族文學的理論和批評，由此可以探討不同文化沖撞中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深化，并為海外華文文學的理論建設拓展新的空間。以上內容都具有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的整體性。如果說，歷史的整體性是以包含豐富的差異性為前提，呈現開放性的話，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也恰恰在尊重差異、不連續性、相對自律和不平衡發展性中將各地區、各國別華文文學聯系起來考察，既堅持隱含在總體性中的方法論，又關注對于種種“裂縫”、“異質”等分析，而當這兩者并無很大的不一致時，海外華文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就會得以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