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印貿易摩擦的現狀分析

1.1立案數量多

中國歷年來在全球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雖然美國和歐盟的涉案金額占大頭，但是，印度的立案數位居第一。而在發展中國家當中，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無論是立案數和涉案金額，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來，印度每年對我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為“粗暴”的國家——土耳其立案數不過5起，涉案金額5996萬美元；東盟10國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總共4起，涉案金額1.4億美元。而同年，印度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對我發起7起反傾銷調查。

1.2涉案產品范圍和涉案金額都有所增長，且出現了涉案金額超億美元的大案子

中印發生貿易摩擦的行業比較集中，以往主要是中醫藥化工產品，在所有案件中占了50%以上的比重。近年來，中國的紡織品和輕工產品也開始逐漸遭遇印度的反傾銷調查。2005～2006年，中國絲綢在印度被提起反傾銷調查，雖然經過了中方政府、行業協會和應訴企業的共同努力，最后的終裁限價平均大幅下調了30%，但這是中國在印度遭遇的最大的反傾銷案，涉案金額近2億美元。

1.3應訴案件的裁決結果大多令人滿意

經縣委、縣政府研究決定，為了深入貫徹州委五屆五次全委會精神及全州工業經濟工作會議精神。7月23日至26日，以縣委書記茶忠旺為團長，縣委副書記、縣長張郭宏為副團長，縣委副書記、縣紀委書記李子霖，縣人大主任梅漢光，縣政協主席祁煥然，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常耀輝，縣委常委、上街鎮黨委書記羅明棟，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李華榮以及全縣11個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和縣級經濟綜合部門主要負責人共45人組成的漾濞縣黨政考察團赴祥云縣、鶴慶縣、劍川縣、洱源縣、大理市就工業經濟和社會文化事業發展方面進行考察學習。所到之處受到當地黨委、政府的熱情接待，并認真引領參觀和詳細介紹經驗。起程考察前，考察團召開了考察團成員會議，要求考察團成員要帶著縣情、鄉情和全縣的工業經濟發展現狀“走出漾濞看漾濞”看他鄉發展找自己差距，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進一步增強加快漾濞工業經濟發展的信心和決心。23日上午，考察團首先深入在建漾洱電站工地、大理大鋼有限責任公司漾濞軋鋼廠、躍進化工廠進行考察，對全縣的工業經濟發展狀況作進一步了解。縣市歷時4天的學習考察期間，考察團實地考察了祥云縣的財富工業園區，鶴慶縣的新華村”一中、三中，劍川縣的上蘭工業小區，洱源縣的新希望云南鄧川蝶泉乳業有限公司，大理市的嘉士伯集團（大理）啤酒集團有限公司等18個考察點。并分別與考察縣市的縣市領導、縣市級綜合經濟部門主要負責人進行座談、經驗交流，探討工業經濟發展大計。通過考察交流學習，與考察縣市增進了解，加深了友誼，實現了工業項目對接、產業項目對接、強強聯手、優勢互補，達成了合作意識，搭就了工業經濟發展互助平臺。考察學習活動中，大家充分感受到祥云、鶴慶、劍川、洱源、大理等地的工業經濟發展，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加快工業經濟發展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實際實施過程中，立足自身實際，充分發揮資源優勢，表現出了空前的大手筆、大氣魄、大力度、大舉措。具體表現在

一是這些地區的各級領導干部都牢固樹立了“工業強縣”“無工不快”的思想意識，“新型工業化強縣、農業產業化富民、城鎮特色化活商”深入人心，形成了想工業、議工業、抓工業，大辦工業、加快工業發展的良好氛圍；

二是這些地區的各級領導都高度重視工業經濟發展，縣、鄉主要領導帶頭抓工業經濟形成了制度；

三是“立足優勢抓特色，立足創新抓效益”成為這些地區發展工業經濟的理念，把優勢發揮到極致，使優勢變資源，資源變資本，實現招大商引巨資的突破成了他們發展工業經濟的特色。如祥云等縣，他們在招商引資活動中利用市場優勢招大商、發揮城建優勢招大商、打造信用招大商、強強聯手招大商等方式實現了“你投資我發展”的雙贏目的；又如鶴慶、大理等縣市，他們在加快發展中始終緊緊圍繞農業產業來發展工業、圍繞資源優勢來發展工業、圍繞旅游產業來發展工業、圍繞市場商機來發展工業，達到了依托資源優勢招大引強的突破；

四是這些地區在加快發展中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努力營造環境抓優化成為典型，使政府真正成為工業經濟運行過程的調節者，工業經濟活動秩序的制定者和維護者，以及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者，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全力做好優質服務工作；五是這些地區都高度注重培植支柱抓龍頭來發展壯大工業經濟，“龍頭興則產業興”，采取以龍頭企業帶動產業發展，以產業發展促進工業體系的建設，達到工業經濟大發展的目的。

考察結束，大家一致認為，這次學習考察活動，觸動很大，收獲不小，體會深刻，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學到了經驗，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強烈震撼和壓力，進一步增強了加快漾濞發展的危機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信心、決心。并展開了“學先進、轉觀念、思發展”的大討論，大家紛紛表示要學先進、找差距、轉觀念、樹雄心、爭突破，立足縣域資源優勢，強力推進漾濞工業經濟大發展。

一、中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區域投資合作具有堅實基礎

在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下，中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逐漸形成區域內新的國際分工，在加強經濟合作的前提下，各自發揮自身的競爭優勢，促進共同發展。考察中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外貿與投資往來的狀況，可以看到，中國與亞洲地區的經濟合作具有堅實的基礎。

（一）中國與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區域貿易合作關系密切

中國與亞洲地區的貿易關系一向十分緊密，中國和亞洲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長16%，已經增長到2001年的296億美元。從1999年到2000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地區分布情況可以看到，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是亞洲經濟體。1999年和2000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中與亞洲經濟體之間進行部分分別占56.6%和57.7%，而與歐洲和北美洲之間進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國出口總額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亞洲，而進口總額中60%以上來自亞洲（表1）。盡管世紀之交世界經濟仍不夠景氣，但中國對亞洲的貿易額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億美元，已達到2880億美元，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國從亞洲國家進口額達218億美元，同比增長6%。（注：中國駐世貿組織代表孫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發言。）

（二）中國在亞洲吸引外資地位突出并與亞洲地區域投資合作關系密切

世紀之交，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國際資本的跨國流動日益活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成為主要形式。90年代亞洲地區FDI的流入額幾乎均占發展中國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機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亞洲地區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仍然是FDI的投資重點地區，其FDI的流動突破記錄，吸引外資1435億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發展中國家份額重新達到近60%。

摘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組建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2010年正式啟動，雙方的市場互補性和貿易穩定性都得到了提高。農業的發展與我國的國民經濟息息相關，因此農產品貿易在中國與東盟貿易之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本文通過對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現狀進行分析研究，找出影響其發展的因素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對策及措施建議。

關鍵詞：東盟;農產品貿易;經濟全球化

1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互補性的影響因素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國際貿易日益呈現自由化趨勢并取得了空前的發展，對于我國來說，對外貿易也慢慢開始成為發展國民經濟的一種重要手段。我國和東盟的經濟貿易歷史悠久，農產品貿易是雙方十分重視的合作項目，如今也還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我國經濟處于飛速發展的時期，對于農產品的需求由此大大增加，因為緯度不同，許多熱帶水果、熱帶蔬菜等我國都會從東盟國家進口，而東盟國家從我國進口一些溫帶水產品、溫帶水果等。因此可以看出，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農產品這一方面存在很強的互補性，互補性使得雙方擁有很好的合作前景，推動雙方的自由貿易發展。要想使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健康的發展并長期持續下去，就要重視影響貿易互補性的各種因素，加強對現階段貿易情況的研究，深刻透徹的分析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互補性，為擴大貿易貢獻出具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及對策。

2農業企業

中國是農業大國，因此在我國農業企業數不勝數，至今也還在不斷地興起，但是這些農業企業絕大部分都還處于發展初期和孕育期，對于農產品的出口貿易還不夠成熟。這些農業企業自身的農產品競爭不足，同時還存在著資金匱乏、生產技術低端、銷售渠道狹隘等問題，使其很難將農產品打入東盟國家的市場，而東盟國家大力推廣競爭了較強的農產品，快速占領市場，因此限制了我國農業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由于我國農業企業受到了壓制，資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補性也就難以體現出來。2.1自然因素。農產品的生長過程中，自然因素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對于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也具有著重要影響。我國對東盟國家出口的主要是溫帶農產物，而東盟國家出口給我國的是熱帶農產品，這都是由于地理及環境的因素得到的結果，因此自然因素對于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互補性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自然因素還決定了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比較優勢，對其的未來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2.2交通運輸。由于是國際貿易，故需要考慮交通運輸方面的影響。通常中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采取的交通運輸方式是公路運輸，部分農產品采用海上運輸以及內河運輸的方式，這樣可以公路運輸的壓力，使得農產品貿易能順利高效的完成。但對于一些新鮮且保質期較短的農產品來說，目前的航運水平難以使其在農產品最合適的使用期內到達目標市場，因此造成一定的損失。隨著中國與東盟農產品貿易的不斷變化與發展，現有的交通運輸條件逐漸滿足不了其要求，對其互補性產生了不利的影響。2.3品牌效應。品牌效應在國際貿易中是一個很好的銷售手段，通過增加知名度加大銷售量從而提高出口競爭力。東盟國家的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能夠補充我國農產品市場上缺乏的品種，而我國的農產品進入東盟國家的農產品市場，將會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加知名度。但目前國際市場上，中國的農產品名優品牌比較少，若是名優品牌比較多的話，我國就能利用品牌效應更有效的補充東盟各國農產品市場上缺乏的品種，從而促進雙方的農產品貿易互補性。2.4貿易政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以來，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使得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農產品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區的有利條件，充分補充雙方農產品市場上缺乏的具備互補性優勢的農產品。通過降低關稅和貿易壁壘的方法，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互補性不斷增強，因此大力推進了中國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發展。然而，現在依舊存在著貿易壁壘，因此還需要重視中國與東盟各國的交流，加強各國的深入合作，不斷完善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政策。

摘要：經濟互補性是實現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前提。從中蒙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要素稟賦等方面看，兩國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將有利于提升兩國的福利。

關鍵詞：中蒙；經濟互補性；經濟結構；要素

稟賦經濟的互補性是實現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基礎。國家間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要素稟賦的差異性和互補性越強，雙方實現自由貿易能夠獲得的經濟效應往往也就越大。反之，倘若兩國經濟結構相似，競爭性大于互補性，那么兩國形成自由貿易區所產生的經濟效果往往不會特別顯著，因而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本文將從中蒙兩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資源稟賦、貨物貿易等方面分析兩國經濟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探討中蒙實現自由貿易的基礎條件是否充分。

1中蒙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互補性

中蒙兩國雖然都不屬于發達經濟體，但兩國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還是存在較大差距，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這一點可以通過兩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入、經濟發展環境和模式等方面的分析得出。發展水平的差異決定中蒙兩國之間存在互補性。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宣布實施改革開放，開啟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總體上保持了持續高速的經濟發展態勢，2018年，中國實現GDP總額13.6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較之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0.9倍，年均增長13.9%，這么快速的經濟發展對于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講實屬罕見。從1992到2018年，中國人均收入也取得了較快增長，1992年人均GDP僅為390美元，2018年，中國人均GDP達到9470美元，26年間共增長了23.3倍，年均增長12.7%。20世紀80年代，蒙古國經濟發展態勢總體平穩，人均GDP維持在1300-1600美元左右，但隨著冷戰的結束，由于蘇聯的解體和經互會的解散，蒙古國失去了蘇聯和經互會強有力的外部援助，蒙古國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國內生產總值迅速下滑，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較低水平。從1993年開始，隨著蒙古國中央政府逐步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發展止跌回升，1993年蒙古GDP增長率為2.1%，但人均GDP始終不足1000美元，直至1996年，蒙古國GDP也僅及1989年的53.1%。［1］2006年，蒙古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億美元，接近1989年水平，但受到隨后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蒙古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增長率為負。隨著金融危機影響效應的減弱，2010年，蒙古國經濟實現復蘇，2011年蒙古國GDP實現104億美元，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2018年，蒙古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30.1億美元，人均3580美元。中蒙兩國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在兩國經貿合作和國際分工方面可以形成互補性。

2中蒙產業結構互補性

摘要：目前對長江三峽旅游資源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旅游資源的獨特性、可開發性等方面，本文試從旅游資源的互補性著手，對區域性旅游資源進行共享多贏方面的進行基礎性探索，為跨區域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思路。

關鍵詞：旅游資源互補性長江三峽金三角

旅游資源是構成旅游活動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旅游系統中最根本的要素。科學的對旅游資源展開研究是一個地區進行旅游規劃和旅游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的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一個區域制定旅游產業發展規劃和發展旅游業的基礎。

一、旅游資源互補性研究的意義

1.形成對旅游資源的再認識

旅游資源是有限的，很多是不可再生的，科學的利用好現有資源有重要的意義。通過不同思路的研究，我們總能找到其令人驚喜的價值，從而謀劃出新的旅游產品和線路。旅游資源的互補性研究就是從不同尺度的地域范圍、不同的角度以互補性進行分析和研究現有資源，重新評價和定位現有的旅游資源，挖掘更多的資源優勢。

摘要：目前對長江三峽旅游資源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旅游資源的獨特性、可開發性等方面，本文試從旅游資源的互補性著手，對區域性旅游資源進行共享多贏方面的進行基礎性探索，為跨區域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思路。

關鍵詞：旅游資源互補性長江三峽金三角

旅游資源是構成旅游活動的三大要素之一，是旅游系統中最根本的要素。科學的對旅游資源展開研究是一個地區進行旅游規劃和旅游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的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一個區域制定旅游產業發展規劃和發展旅游業的基礎。

一、旅游資源互補性研究的意義

1.形成對旅游資源的再認識

旅游資源是有限的，很多是不可再生的，科學的利用好現有資源有重要的意義。通過不同思路的研究，我們總能找到其令人驚喜的價值，從而謀劃出新的旅游產品和線路。旅游資源的互補性研究就是從不同尺度的地域范圍、不同的角度以互補性進行分析和研究現有資源，重新評價和定位現有的旅游資源，挖掘更多的資源優勢。

摘要：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發展,我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究其原因既有中印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相似性、貿易保護主義等外在因素,也有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均衡、地理方向集中等內在因素。面對新的復雜多變的貿易摩擦,我們應該理性分析,從不同角度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應對。

關鍵詞：貿易摩擦;現狀;原因;政策選擇

1中印貿易摩擦的現狀分析

1.1立案數量多

中國歷年來在全球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雖然美國和歐盟的涉案金額占大頭，但是，印度的立案數位居第一。而在發展中國家當中，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無論是立案數和涉案金額，印度都是位居前列。自2003年以來，印度每年對我發起反傾銷調查數量至少在6起以上，2006年，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最為“粗暴”的國家——土耳其立案數不過5起，涉案金額5996萬美元；東盟10國對中國反傾銷調查總共4起，涉案金額1.4億美元。而同年，印度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共有9起；2007年度截至8月31日印已對我發起7起反傾銷調查。

1.2涉案產品范圍和涉案金額都有所增長，且出現了涉案金額超億美元的大案子

由于中西方在地域特征、歷史背景，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因此，中西方美學自發端之處就有著明顯的差異，并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二者之間毫無共通之外。美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本文通過比較中西方美學史上幾位美學大師對藝術功能論的見解，探尋中西文明史中人類在文藝思維模式上的某種相互認同感，以期揭示二者的理論互補性特征，進行中西文化對話。

在時間維度上，從世界文論發展歷程來看，孔子在文藝方面的見解是中國文藝理論的發端，賀拉斯則是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古代文論的先聲之一。孔子和賀拉斯雖然處于不同的國度，但他們對詩歌功能的見解卻有不謀而合之處，二者都從社會倫理角度強調了詩歌的教育和審美功能。“興觀群怨”說是孔子對詩的功能的系統總結，也是孔子詩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語：“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1］。這句話可以看做是孔子對詩之內涵的高度概括。“興”即“感發意志”［2］；“可以興”說明詩歌可以感動人、鼓舞人，具有藝術感染作用。“觀”即“觀風俗之盛衰”［3］；“可以觀”說明作者通過作品可真實客觀地幫助讀者了解和認識風俗的盛衰和歷史風貌的本質。這說明詩歌具有既能用審美情感陶冶人們的心靈又能啟示人們去認識社會的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3］，詩歌能幫助人們互相切磋砥礪，提高思想修養，使心靈得到溝通和凈化。“怨”即“怨刺上政”［3］，“可以怨”說明詩歌可用來疏散怨憤，表達民間疾苦，對時事政治發表批評意見。顯然，這里的“興觀群怨”不是單一著重于詩的某個側面，而是高屋建瓴，從整體上把握詩的特征，要求詩歌在給人美感的過程中實現其教育目的。在文藝的功能問題上，賀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樂”說。他認為，藝術有著不可忽視的教育作用。藝術是一種美，它能給人帶來美感享受，但是，美感享受中必須包含進步的、有益的思想內容，這是藝術的更深刻、更本質的價值所在。賀拉斯給予作品的思想內容高度的重視，并認為詩可以從道德倫理上啟迪人的文明與智慧。他還指出詩歌在古希臘時期的作用是在整天勞動結束后給人們帶來歡樂。因此，“詩人的愿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4］。詩既要給人快感和樂趣，又要對生活有所幫助，二者缺一不可。賀拉斯明確地認識到，文藝作品具有“教”與“樂”兩種功能，其關系是“寓教于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4］，即藝術的審美作用與道德教育作用的有機統一。賀拉斯的這種看法影響是很大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在使人獲得審美快感的同時，必然也會潛移默化地使人受到啟發和教育。“寓教于樂”理論就從社會倫理角度揭示了文學藝術的審美作用與認識教育作用之間相互統一的關系。對比可見，“興觀群怨”和“寓教于樂”都揭示了詩的本質：詩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須通過明晰的個性化，轉化為個體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也就是說，詩必須是形式與內容的美的統一，即詩的教育功能和審美功能是相輔相成的。在中國，梁啟超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具體而精辟地分析了小說感染人、產生閱讀效果的四個心理體驗過程，即“熏浸刺提”說。

在西方美學史上，與梁啟超這一思想遙相呼應，康德的美學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把審美的根源推進到人的心理深層，從鑒賞判斷的角度對審美過程中各種不同心理能力之間的相互關系作了空前深入的探討和分析，認為美感是知性與想象的和諧運動。康德的這一觀點也從藝術功能論角度揭示了美感的心理機制。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指出讀者的情感發生與情緒轉換，是由作品所內含的情感力與讀者的心靈心理的感應所引發的。實際上，梁啟超所揭示的正是西方現代美學所提出的“移情”現象。他把審美心理的這種移情功能稱為“移人”，并且把藝術情感的這種“移人之力”具體分解為“熏”、“浸”、“刺”、“提”四種，即美感的心理過程有這四個過程。“熏”、“浸”、“刺”的共同特點是“自外而灌之使入”，但三者間又有差別。“熏”之力為“烘染”。”“浸”之力為“俱化”“熏”與“浸”都是審美過程中的漸變，強調潛移默化。“刺”之力是“驟覺”，與“熏”、“浸”之力的作用原理在于“漸”不同，“刺”之力在于“頓”。因此，刺激力愈大，思維愈敏銳，“刺”的作用就愈強。“熏”、“浸”、“刺”三力各有特點，但它們對接受者的影響都是被動的自外向內。“提”之力則是審美之最高境界，是“自內而脫之使出”。在“提”中，接受主體進入非常自由的審美想象空間，成為積極能動的審美主體，他完全融入對象之中，化身為對象而達到全新體驗。“提”是梁啟超最推崇的審美境界，也是其對審美主體的全面改造。［5］康德美學圍繞人的主觀世界探索人的內心，巧妙地從判斷力入手來解答美學問題，把審美的根源推進到了人的心靈。在審美活動中，人們依據自己的反思性判斷力來作出審美判斷。正如康德所說：“鑒賞是通過不帶任何利害的愉快或不悅而對一對象或一個表象方式作評判的能力。一個這樣的愉快的對象就叫作美。”［6］康德美學通過判斷力把探尋美的根源的觸角深入到人的內心，與主體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聯系，從人的心理深層與外部世界的和諧相契層面上尋找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和諧關系。他認為鑒賞判斷是人的內心諸能力的一種和諧一致或游戲狀態。審美中的這種和諧關系并不涉及感官的欲求，也不與任何利害結合，所以它超脫了功利，顯現出自由和諧的特征。反過來說，如果主體能夠進入到審美狀態，那么他的心理就會達到一種十分自由和諧的狀態，從而能夠避免由于各種心理能力的不協調而導致的一系列心理問題。梁啟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說描述了藝術作用于人的基本心理過程與特點，揭示了審美心理在藝術活動過程中的特點與奧秘。美感的這一由淺入深的心理過程與康德“美感的心理機制”形成超越時空的互補性，恰好契合了康德美學的心理和諧思想。

孔子的“興觀群怨”說與賀拉斯的“寓教于樂”說從倫理角度闡釋了中西美學功能論在美感內涵與美感特點上的互補性；梁啟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說和康德美學的心理和諧思想則從審美心理角度使中西美學功能論達到了某種默契；那么，如果使社會倫理與審美心理兩個角度相結合，中西美學功能論是不是仍然存在某種互補性呢？有心的讀者只要稍微留意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詩”理論［1］與亞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說［4］，問題的答案便不言自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孔子追求的道德規范，成為仁人君子所指出的美育的途徑。這句話不僅體現了孔子以仁為核心的積極用世思想，還表明了孔子的藝術功用觀。孔子在自己的教育實踐中十分重視“興于詩”。在此階段，人格建立剛剛啟動，在感性形象的感染、激勵下，思想情感逐漸形成對善的肯定，對真的追尋。“立于禮”是從對禮的尊崇中接近“仁”的過程，該階段是于“興于詩”之后過渡到的理性階段，意在使“禮”的準則內化于心。“成”是完成的意思，比“立”更高一層。在孔子看來，人格的完成不但要在理性上認同，而且要在感情上融合。音樂是人的感情的表露，最適宜于表現人的情感，最易于打動人的心靈。音樂使人達到如醉如迷、樂而忘返的境界，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精神最高境界，即“仁”的境界。孔子將藝術與人格建構、審美與人生相聯系，努力通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美育理論追尋一種充滿自由的人生境界，讓我們認識到藝術使人性完善，同時使人性得到自覺的顯現。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就悲劇的功能提出“卡塔西斯”，對catharsis一詞，向來研究者看法不同，比較貼切的有羅念生的“陶冶說”和朱光潛的“宣泄說”。“陶冶說”認為悲劇通過憐憫和恐懼養成人自身控制憐憫和恐懼之情的忍耐力。“宣泄”的要義在于通過音樂或其他藝術，使某種過分強烈的情緒因宣泄而達到平靜，因此，有利于恢復和保持心理的健康。悲劇“卡塔西斯”之“宣泄”，從過程看，通過宣泄強烈的情感而獲得隨之而來的痛快感，因此悲劇是一種真正的痛快。

悲劇“卡塔西斯”之“陶冶”，即從結果看，經過多次情感操練，最終控制憐憫與恐懼之情的忍耐力。由此可見，悲劇的功能是宣泄與陶冶的統一，是過程與結果的統一。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美育理論是一種積極用世的藝術功用觀的體現，而亞里士多德“卡塔西斯”的落腳點則是人的心理（即文藝的審美效益）。審美教育的實現是寓倫理性于審美體驗之中的，而從“宣泄”到“陶冶”的過程，也就是心理到倫理的過程。可見，孔子與亞里士多德使藝術功能論在中西方美學的發端處就具有了互補色彩。

中國文學的主體是詩歌、散文，中國繪畫又以題畫詩———詩詞題跋形式進入畫內。《歷代題畫詩類》專集中有關山水題畫詩約計2732首，詩人畫家的文學修養和審美趣味，使得中國文人與畫家的創作選擇具有結構后果上的趨同，造成了創作主體文化心理結構的一致性。對中國文學與繪畫審美形式互補形態的主、客觀因素的研究與探討，也是對其進行系統的、整體的對照過程，以促進文學與繪畫的創作。

一、文化心理結構的一致性

(一)題材選擇結構后果的趨同

中國古代，視人為自然之子，“天人合一”即是古人與自然之間通暢、和諧、完滿、契合的態度和對生命精神的自由體驗狀態。春秋戰國后，儒家典型代表人物孔子有“歲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漢代劉向的《說苑》中也記載了一段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論述。其中元代畫家倪瓚的《六君子圖》畫上有黃公望等人的題詩“居然相對六君子，正直物立無偏頗”，就表現了“比德”的審美觀以及對自然倫理的追求。在張揚個性的魏晉玄學的推化下又發展為“暢神”的自然審美觀。“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招隱詩二首》)左太沖所言的“山水清音”不僅觸發了士人縱情山水、經日忘歸，也使其探尋生命意蘊的旨趣發散到文藝領域的各個角落。于是乎文道畫藝，山水詩文無不以追求動人的生命節奏為上。唐代文學家王維在《山水論》中將山水之神稱為“氣象”，其詩《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孟浩然的《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等往往皆是“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1］242。使得情景交融，物我兩忘。宋代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畫意、境界時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為何山有如此之“意態”，那是因為“看此畫令人生此心……此畫之意外妙也”。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大部分以山水為題材的詩和畫，都表現了“暢神”的審美觀。

(二)常規意念上的融通

由于中國藝術精神的自覺，主要表現在文學與繪畫兩方面，使得這兩種藝術相輔相成而成為千載史實。畫家涵蘊著的思想感情，每因題詩而得到傾訴，構成了文學與繪畫在創作主體常規意念上的融通。古人劉勰也講:“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朱熹在《楚辭集注》中就提到“托物興詞”，后代則有“觀物有感焉，則有興”［1］187。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人畫梅、蘭、竹、菊“四君子”等植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具有“詩人感興，不必定理、定情，景逐意生，境由心造”先言他物的意念上的融通。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常規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意念，也形成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互補性人生趨向。如宋亡后的愛國詩人兼畫家鄭所南所畫的一幅“寒菊”上題有:“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的詩句。由此可看出，文學創作主體乃是緣心感物的過程，同時也就不難理解詩人張鶴野為石濤所畫《漁翁垂釣冊頁》所題絕句:“寒夜燈昏酒盞空，關山偶見圖畫中，可憐大地魚蝦盡，猶有垂竿老釣翁。”經此一題，石濤那種國破家亡的心情便躍然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