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本文討論了國內外教育界在理解建構主義與教育研究之關系問題上的差別，分析了“社會建構論”對于基礎科學教育改革的意義，與存在的有關問題。

關鍵詞：建構主義；基礎科學教育科學知識社會學科學史

1引言

目前，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的學術界，包括教育界，建構主義（或稱“建構論”constructivism）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而且，也是非常有影響的學術思潮。例如，用constructivism在網絡上的搜索引擎在上檢索時，有11萬條結果。用constructionism檢索時，也有1萬6千條結果。在國外教育界，在科學和數學的教育領域中，建構主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建構主義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英國利茲（Leeds）大學給出的一份1990年的文獻目錄中，就開列有1000多種著作。在90年代初，也有人估計，在教育類雜志上，當時差不多有2500篇受到建構主義啟發的學術研究論文。[1]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據說在美國教育界頗為風行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思潮開始傳入中國，并倍受教育改革者們的青睞，被當作一種向傳統教學方式發起挑戰的理論武器。[2]這種說法可以從中國教育研究者們發表的有關論文的數目得以驗證。例如，在全國期刊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以“建構主義”作為關鍵詞檢索時，有結果670項，其中，除去極少數其它領域的文章之外，絕大部分都是屬于教育研究領域的。但是，在這些論文中，對于建構主義的理解尚有不夠全面之處，基本上都是把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教育理論或學習理論來進行介紹和討論，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它在此之外的其它含義與影響和建構主義學說的多樣性，包括它給在學習過程之外的關于科學知識本身的認識所帶來的影響，如來自科學知識社會學以及建構主義科學史的影響等。本文，將就此問題在國內和國外的不同觀點作一分析與評論。

2國內教育研究界的視野、關注點與認識理解

本文作者：何蓉工作單位：蘭州交通大學

1．各地區科技活動情況差異明顯1）科技活動機構分布不均衡2004年－2007年，全省科技活動機構分布極不均等，差異明顯。蘭州市平均水平都在180個以上。除蘭州市外，其余7市（州）機構數分布總體都很少，且呈現不均等，較多的是河東經濟帶的天水市和河西經濟帶的張掖市。慶陽和甘南的科技活動機構數是最少的，近四年均未超過10個，反映出這兩個地區的科技基礎還很薄弱，科技參與面還很低，形式科技產業的優勢還很欠缺。2）每萬人中從事科技活動的人員數極不均等每萬人中從事科技活動人員數在省內各地區分布差距比較明顯，2004年－2007年，蘭州市基本都保持在40人以上，絕對數遠高于同期其他市（州），且比較穩定，年平均增長率為－0．01％。除蘭州外，以張掖和金昌為代表的河西經濟帶的科技活動人員分布較河東經濟帶明顯密集，這種差距的根源部分在于兩個經濟帶的產業結構、產業鏈及其深度不同。從各市（州）的產業結構來看，工業型城市的科技人員分布密度遠高于農業型城市，這說明，產業結構對一個地區的科技活動人員分布有很大影響，高農業結構的分布密度低于工農混合型結構，工農混合型結構低于高工業結構。3）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差距十分明顯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在全省各地區不均等。總體上看，河西經濟帶的科技經費內部支出高于河東經濟帶。在河東經濟帶中除天水外，慶陽和定西等地較蘭州、金昌都很少，四年間均未突破2000萬元，且年平均增長率不足5％。兩個民族自治地區，臨夏和甘南的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在全省處于最低水平，2007年僅為810萬元和1021萬元。2．各地區研究與試驗發展（R＆D）情況差異明顯1）R＆D人員折合全時人員差距很大2004年－2007年，居于前三位的是蘭州、金昌和天水，其總量明顯高于其他5市（州），分布差距較大。兩個民族自治州處于全省最低水平，臨夏州最低時僅為18人，甘南州僅為28人。這說明，蘭州、金昌、天水等地在科技人員設置數和投入的安排上高于其他市（州）。2）R＆D經費內部支出差距很大近四年，各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不均等，蘭州市R＆D經費內部支出每年占到全省總量的40％—50％，且以6．37％的年平均增長率逐年拉大與其他地區的差距，由2004年的96901．7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116609萬元。而同期，慶陽、定西、臨夏、甘南四地均很少突破千萬元。如臨夏、甘南、慶陽在2007的R＆D經費內部支出僅為248元、546元、228元。差距由2004年的96720．7萬元擴大到2007年的116381萬元。2004年－2007年，全省R＆D經費內部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基本維持在4％左右，在R＆D上的財政支出比例比較穩定。在這方面，蘭州市總體呈下降趨勢，由2004年的23．69％下降到2007年的14％，下降近10個百分點。這說明了R＆D經費內部支出的增長率低于蘭州市財政支出的增長率。與R＆D經費內部支出的增長一致，金昌市在財政支出中對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且增長幅度較大，2007年較2004年高50個百分點，反映了近年來金昌市對R＆D的高度重視。3．科學技術支出增長較緩慢，支出總額差距明顯1）人均科學技術支出各地區人均科學技術支出增長緩慢，且地區間分布不均等。以蘭州、金昌、慶陽、甘南為樣本，2004———2006年，蘭州市人均科技支出最高，分別達到17．47元、23．39元、29．21元。金昌市基本保持11元的水平上。慶陽的人均科技之處最低，三年內僅為7．51元、8．10元、11．51元。2）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各地區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存在差距。從總體上來看，蘭州市的支出比例明顯地高于其他市（州），2004年為1．30％，2005年1．47％，2006年為1．51％。而同期其他市（州）均未超過1％。2006年，金昌為0．45％，甘南僅0．41％，蘭州高于甘南1．1個百分點，差距明顯存在。這說明，各地區科學技術支出的規模，不僅僅是受限于當地財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各地區財政支出中對科學技術支出的比例安排就存在著明顯的差距。4．甘肅省地區間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指數測算根據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實際，對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指標體系的構建，我們認為主要由三大項或曰單項指標構成，即科技活動基本情況、研究與試驗發展情況和科學技術支出。每一單項指標下面又有若干子指標，運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數測算方法現對地區間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這一指標進行測算。均等化指數在這里是一個逆指標，均等化指數越大，則代表地區間基礎科學研究越不均等；反之則代表地區間基礎科學研究越均等。根據上圖，四年度各地區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指數都較大，2004年為0．354，2005年略有下降，為0．256，2006年開始呈現上升態勢，達0．332，到2007年，已增加至0．408。這說明，甘肅省地區間基礎科學研究不均等問題比較突出，且不均等狀況有加劇的趨勢。

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不均等的根源分析

1．經費來源單一科技經費來源單一，是指甘肅省各地區基礎科學研究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財政支出。政府對科學技術的支出構成了各個地區科技經費的主要來源，這是影響地區間科技公平的重要因素，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1）科技經費總量少相對于東中部地區，甘肅是欠發達省份之一。而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支出發展的科學技術事業更是與東中部地區有很大差距。2004年全國平均水平為129．17億元，同期甘肅為32．59億元，差距為96．58億元，全國平均水平為甘肅的3．96倍。至2007年，全國平均水平為229億元，為同期甘肅的3．8倍，差距達168．79億元。就省內各市（州）而言，人均科學技術支出最高的蘭州市歷年來也未突破30元。而慶陽的人均科技之處最低，三年內僅為7．51元、8．10元、11．51元。2）易受地區產業機構的影響科技經費來源單一，且總量較少，這就無法有效調節科學研究事業，當然也無法有效地縮小區域內差距、提升區域內科技服務質量。每一個地區有不同的產業結構，而不同的產業機構對科技有不同的需求，包括數量、質量、種類等等，這種不同的需求構成了對各地區科技事業不同的間接補助，即資金的第二來源。2．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我們選取河西經濟帶的張掖跟甘南民族自治地區就機構科技經費內部支出項作一對比，2007年，張掖市GDP為1466371萬元，機構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占GDP的0．3％，甘南州GDP為353661萬元，機構科技經費內部支出占GDP的0．29％，雖然在比例支出上大體相等，但由于GDP的不同，致使機構科技經費在內部支出規模上存在很大差距，張掖市機構科技經費內部支出為4403．4萬元，而甘南州僅為1021萬元，前者為后者的4倍之多。因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是造成地區間科技不均等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3．產業結構不同不同的產業對科技的需求不同，產業與科技發展的關聯度很大。我們以三產各自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來反映地區的產業結構，以無量綱化處理后的地區科技發展程度作為地區的科技實力，現對兩者之間的關聯度作一分析。以2007年數據為例，8市（州）在不同產業領域內的產值占當地GDP的比重反映了該地區的三產比例狀況，采用相關性分析方法，逐一對每一個產業與科技水平的相關性進行測算。測算結果表明，第一產業與科技水平呈高度負相關關系，值達到－0．81769，即第一產業比例越大，科技實力總體越弱；第二產業與科技水平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5069，這說明工業和建筑業能夠積極地促進科技的發展、增強地區的科技實力，提升地區的科技服務水平，如2007年金昌市的第二產業所占比例高達84．39％；第三產業與科技水平呈負相關系，相關系數為－0．0273。4．財政體制就甘肅省而言，各地區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很小，財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經濟建設領域。2004———2006年，金昌、慶陽、甘南的科學技術支出比重都沒有超過1％，蘭州平均水平也只維持在1．4％。況且，2006年相對于2005年支出比例不增反降，金昌由0．6％下降到0．45％，慶陽由0．77％下降到0．75％，甘南由0．71％下降到0．41％。財政支出結構反映了政府職能結構，各地區差異化的政府職能結構也就決定了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分布不均等。“以工業興市”、“以科教興市”等這些不同的城市發展戰略就是各個地方政府不同職能需求的集中體現，在這種背景下，很難保證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都關注著貼近老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各項基本公共服務。

甘肅省實現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1．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要從過去的經濟建設型政府逐漸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首先要更新發展理念，在政府日常工作中真正樹立起全面協調的科學發展觀，改變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的片70面發展觀。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更加重視推進社會領域的進步，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其次，要積極推動政府職能轉型，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增強各級政府的社會發展自覺性。在推進各項公共事業改革中要避免盲目追求完全市場化以追求效率的傾向，不把那些本應該由政府提供或扶持的社會公益產品或公共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2．完善政府公共財政體制首先，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體系，逐步提高基礎科學研究在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比例。甘肅省各地區財政能力本身就很薄弱，如若不提高支出比例，那么經費來源單一的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規模就會很小，而相當的經費支出是基礎科學研究實現均等化的財力保障。其次，有效整合資源，提高資金利用效率，把公共財政更多的向市場機制無法調節或不便調節的公共服務領域傾斜，加強對重點支出項目的保障力度，向農村農業農民傾斜，向教育、科學、文化和社會保障等事業傾斜，向生態保護和環境建設傾斜，向困難地區、困難基層、困難群眾傾斜，盡快完成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型。3．拓寬科技經費來源拓寬科技經費來源，擺脫單靠地方政府的局面，才能有效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廣泛吸引個人、企業、人民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積極參與到科學事業中，投入科技經費、培訓科技人員、參與科技研發，以切實提升地區的科技水平，提升地方政府為公眾提供基礎科學服務的效度。當財力、人員、科學技術都達到一定程度時，才能保證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服務。4．設定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標準均等化不是平均主義，每個地區、每個人都要自己不同的需求，但我們認為每個地區、每個人要實現全面發展，就必須保證其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不均等問題的解決思路不是平均化，而是在設定一個基本標準的前提下承認差異化，根據甘肅省情，設定《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基本標準》。在這個基本標準的指導下，還可以設定各單項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標準和具體措施。5．實施科技創新工程創新科技管理辦法。創新科技創新獎勵政策，加大對各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企業研發部門等研究機構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激勵他們多出科技創新成果，從而提高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培養一批科技隊伍，特別是要加強對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科技創新長效機制。加大科技投入，創建科技創新平臺和研發基礎，發揮他們的輻射作用，提升其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6．推進甘肅省基礎科學研究均等化法制化進程構建和諧社會要求實現公共服務的制度化和均等化，也就是要求政府提供基于憲法權利的、公平的、制度的可發展的基本公共服務。目前，就國家層面而言，有關基本公共服務的法律法規體系還不完善，甘肅省也是如此。為保障每個公民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最基本權利，就必要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納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軌道。

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范結構（包括社會規范和認識規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梅多沃承認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則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明能力。”他進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代科學表現出以優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范結構（包括社會規范和認識規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梅多沃承認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則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明能力。”他進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代科學表現出以優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范結構（包括社會規范和認識規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梅多沃承認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地提倡按零售商原則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有的社會經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明能力。”他進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代科學表現出以優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摘要］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是展示地方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窗口，是廣大地方農業科研人員和基層技術人員發表科研成果、交流學術經驗的重要園地。本文以萬方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從學科范圍、出版周期、地域分布三方面視角，對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和國家級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路徑，以期為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突破發展瓶頸、探索發展新路提供參考。

［關鍵詞］農業科技期刊；地方期刊；國家期刊；學科；地域；出版周期

農業科技期刊是傳播農業科技信息的重要載體，是推廣農業新技術、新產品、新成果的重要媒介，在實現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和中介作用。農業是我國三大產業的基礎，相較于第二、第三產業，其發展較慢。因此，相對其他行業來說，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機遇和社會關注度也較為欠缺。因此，探索適合農業科技期刊的發展路徑，是目前農業科技期刊工作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農業科技期刊可以分為國家級農業科技期刊（指國家級科研機構、專業性研究所、國家直屬重點大學等主管、主辦的農業科技期刊，以下簡稱“國家期刊”）和地方性農業科技期刊（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委、廳、局的農業行政部門或農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專業學術團體等主管、主辦的農業科技期刊，以下簡稱“地方期刊”）。對地方期刊來說，雖然其是展示地方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科技創新水平的重要窗口，但在辦刊資源、經費支持以及社會認同等方面都遠遠不如國家期刊。因此，地方期刊如何擺脫困境、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是擺在每一位地方期刊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難題。為此，文章在分析農業科技期刊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提出地方期刊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路徑，以供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萬方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數據庫。在萬方數據庫中使用的數據采集方法為在網站首頁點擊“資源導航”，并在“期刊”頁面找到“農業科學”；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使用的數據采集方法為在網站首頁點擊“出版物檢索”，在“出版來源導航”下拉菜單中選擇“期刊導航”，在“學科導航”內容中選擇“農業科技”，數據采集時間為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9月18日。在數據處理方面，首先，筆者將萬方數據庫中“農業科學”欄目下的649種期刊和中國知網數據庫中“農業科技”欄目下的639種期刊進行匯總，刪除重復、保留不同的期刊，得到的農業科技期刊共693種。其次，筆者對這693種農業科技期刊進行篩選和核實，剔除《交通運輸研究》等非農業科技期刊，以及《廣西農業生物科學》等已停刊的期刊，最終剩下的農業科技期刊共651種。最后，筆者再對每種期刊的主管、主辦單位性質及其所在地區、出版周期等信息進行核查。另外，由于大學學報和農業科學總論都屬于農業綜合類，所以筆者在進行統計和分析時，將這兩類并入農業綜合類。

二、結果與分析

摘要:2013年1月我國《科學事業單位財務制度》的頒布與實行，有效的指導了科研事業單位會計改革的開展。在新財務制度要求下，需要科研單位財務管理工作者對單位會計核算中出現的常見問題進行分析，并采取相應措施積極應對，以便能促進國家基礎科學技術研究目標的實現，同時確實做好國有資產保護工作。

關鍵詞:科研事業單位；會計核算；常見問題；改進措施

在我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念推動下，加大國家科研工作力度，促進我國各項基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我國科研事業單位的核心工作內容。隨著國家新的發展戰略定位、財政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對科研單位的財務管理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為了保障科研工作的順利完成，單位財務管理人員應利用全面有效的會計核算措施，完善財務制度體系，解決當前科研事業單位會計核算中的常見問題，為科研工作及單位正常運行提供有效的財務支持。

一、合理規范使用科研項目資金，加強科研項目資金管理

科研項目資金是科研事業單位財務管理的核心內容，也是當前事業單位財務問題多發地帶。因此，應利用有效的財務核算工作，合理規范科研項目資金使用方法與過程。制度規范模式。在管理制度制約下，會計核算人員以制度內容為基礎，制定資金使用規范并予以執行，可以極大的提高規范工作效率與質量。同時制度規范模式，可以極大地避免核算工作者與資金使用者，因資金使用歧義問題造成矛盾與糾紛的出現;過程規范模式。資金使用與核算過程的規范，可以保證科研資金全面核算管理的實現。過程規范管理的開展，將資金使用與核算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并由專人對每個過程進行責任管理，實現財務人員對資金使用與核算過程的掌控;細節規范管理。細節問題是造成資金管理問題過程必須注意的內容。如資金審批簽字與用章順序；資金使用原始單據管理情況；財務印章管理人員等細節內容的規范，都有利于資金管理質量的提升。

二、利用資產總額精確清算措施，改進應收應付款核算問題

高水平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象征。中國的智庫建設相對滯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中國新型智庫建設。[1]智庫需借助媒體影響政策和社會輿論，學術期刊是學術新思想匯集和交流的平臺，因其嚴肅性、專業性與權威性成為智庫在專業人士與決策群體中傳播研究成果、發揮政策影響力的有效載體。然而，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從業者沒有意識到學術期刊為智庫建設服務的重要意義，導致學術期刊服務智庫建設功能的缺失。同時，一些學術期刊還面臨著學術質量不高、內容特色不鮮明、可讀性不強、社會效益嚴重不足等問題。因此，部分學術期刊應順應國家智庫建設快速發展的需求，積極與智庫機構互動，主動引導相關研究，形成政策研究的合力，為國家智庫建設做好服務工作，促進國家智庫建設的快速發展。

一、學術期刊與智庫的關系

智庫作為專業決策機構，是多學科學者和專家的結合，以社會中各種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以科學客觀、價值中立為原則，以綜合性、跨學科研究為手段，通過群體知識和智力互補，開發新知、預測未來。[2]學術期刊在辦刊宗旨、作者來源、承載內容、表現形式、傳播途徑等多方面與智庫具有緊密聯系。1.宗旨和目的的相關性學術期刊以傳播科學新成果、促進學術交流、加快成果轉化、發現和培養科學人才、服務科學發展和人類未來福祉為目的，這和智庫運用專業知識和科學工具開展決策咨詢研究，解決科技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在目標上具有相關性。這也是學術期刊應該具有的重要社會功能之一。2.作者來源和構成人員的重合性學術期刊將行業內一流的學者匯集為期刊穩定的作者資源。智庫又稱腦庫、思想庫，是不同領域或行業專業人員匯集的組織。因此，可以說學術期刊的作者隊伍和智庫的人員構成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學術期刊的部分作者隊伍即智庫可以利用的人力資源，而智庫的專任或兼職戰略、決策研究人員同時也是學術期刊的優質作者。3.承載內容的互補性學術期刊側重基礎理論研究內容的傳播，對智庫開展的針對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應用型研究課題，具有指導作用；智庫研究也包含一定的基礎理論內容，同時智庫開展的應用研究成果又可為基礎理論研究提供新的課題和論據。4.表現形式的一致性無論是學術期刊內容，還是智庫成果，都是以論文或研究報告的形式出現，都需要在第一時間傳達給需求的對象，盡快發揮科學價值或政策影響力，為科學、政府決策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服務。5.傳播途徑的有效性學術期刊是理論和應用研究成果的載體，是新的科學成果快速傳播的媒介，具有特定的傳播方向、快速的發行渠道和高端的讀者群體，因此也成為智庫成果倚重的定向傳播方式和盡快發揮政策影響力的有效渠道。

二、學術期刊智庫服務功能缺失的表現

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缺少服務智庫建設的功能。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無論是人文還是科技期刊，都是以知識的積累和傳播為首要目標，整體上偏重刊發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呈現出較強的學術取向，但在應用研究內容方面存在不足。其中，科技學術期刊缺少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使一部分科技學術期刊無法起到服務科學決策和主導輿論的作用，對解決現實政策問題沒有指導價值。1.偏重理論研究，忽視應用問題研究成果基礎理論研究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科學發展水平和科學創新能力的標志，也是智庫研究的理論基礎。基礎理論內容的報道和傳播是學術期刊的核心工作，但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只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的刊載，不重視應用問題成果的傳播；同時，一些學術期刊對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的過多刊載，造成重復選題過多、內容雷同、理論成果水平不高等問題，既沒有很好地發揮學術期刊傳播基礎科學成果的功能，也缺乏解決應用問題的能力，更難以發揮為智庫服務的功能，導致學術期刊本應有的智庫服務功能的缺失。[3]2.側重學術研究，科技學術期刊缺少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我國有近6500種學術期刊，其中3000多種為科技期刊，且辦刊方式都比較傳統，大多只關注書齋里的學術研究。雖然有少部分科技學術期刊對專業熱點問題進行討論，但對與科學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卻非常少，導致一些社會熱點問題出現時，新聞媒體主宰了問題的話語權。由于某些新聞從業者的相關科技專業知識不足，以及新聞媒體報道的通俗性和即時性等局限，導致社會熱點問題出現時，淺層次信息泛濫，專業性的深層次信息不足。[4]在這些熱點問題或事件發生過程中，學術期刊既沒有發揮其專業媒介的知識優勢，深層次地對問題進行剖析、解讀，提升公眾的科學素養與認識水平，也沒有承擔起從專業角度向決策者建議的智庫功能，致使學術期刊服務智庫建設功能缺位。3.辦刊目標偏移，難以服務行業和地方經濟政策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為綜合性期刊，這類期刊過于關注宏觀層面內容，不重視微觀內容，鼓勵全局性研究，忽視行業、地域性成果；同時，為爭取更高的影響因子和期刊排名，辦刊者往往遷就期刊評價機構及相關的指標體系，使學術期刊為廣大讀者服務，為科學研究、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服務的辦刊目標發生偏移，成為為作者服務，為迎合評價機構服務的期刊。[5]這樣的期刊內容、風格嚴重雷同，沒有突出行業和地方特色，不能為所在行業、地方經濟和政府決策服務。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管理部門多次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學術期刊走專業特色化發展道路，鼓勵綜合性期刊進行專業化轉型，就是希望學術期刊能夠盡快回歸為科研成果傳播服務、為讀者服務、為地方經濟建設和政府決策服務的辦刊目標，這也為學術期刊服務智庫建設提供了依據。4.較少高認知度期刊品牌，難以形成決策影響力高認知度的品牌學術期刊，因為擁有自己特有的內容和形式以及行業美譽度，必然會成為受眾首先關注并信賴的產品。一些高認知度的品牌學術期刊，具有強大的行業影響力，成為行業學術精英、政府各級管理者、企業管理和從業人員的首選讀物。這些期刊通過前沿的學術理論、精心策劃的熱點內容、權威的學術觀點，為國家和地方經濟建設、實際問題的解決以及政府決策貢獻智慧，因而能夠發揮學術期刊為智庫建設服務的功能。然而，當前我國學術期刊界，能夠形成高認知度品革，將原來的綜合性文章拼盤，調整為以問題為中心的專題研究系列。注重學科前沿，跟蹤熱點問題，注重理論研究的實際應用，注重實際問題的理論探討。學術期刊開展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能夠把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教育研究》[7]（有教育智庫之稱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主辦）、《世界經濟與政治》[8]（入選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之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科學院院刊》[9]（入選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之一的中國科學院主辦）等期刊都開設了系列專題研究專欄或出版專刊，對相關領域的若干實際問題發表了許多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理論文章。這些期刊憑借高水平的理論優勢、強大的頂端影響力，成為相關行業、政府部門解決實際問題、進行政策調整的理論來源，很好地發揮了學術期刊為智庫建設服務的功能。3.重視現實問題的理論研究成果的發表對現實問題進行理論研究，提出指導性、政策性意見、建議，是智庫的基本功能，也是學術期刊利用高層次作者隊伍的智力優勢，對社會熱點問題發表意見、影響政策制定、形成社會輿論、發揮智庫服務功能的途徑。學術期刊可以針對社會熱點問題、突發事件，設立論壇和爭鳴方面的專欄或出版專刊，邀請權威專家，對問題進行多角度、深層次的解讀，為政府部門提供政策建議，對受眾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中國科協主辦的大型科技綜合性學術期刊《科技導報》，即通過專欄和專刊，邀請科學家對一系列社會熱點事件或重大事件中的科學問題進行跟蹤捕捉、深度分析，傳播科學界的聲音。[10]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孫寶國教授主編的《食品科學技術學報》，針對與食品安全相關的熱點事件，進行科學解讀、政策分析、輿論引導，在食品安全領域發揮了期刊為智庫建設服務的功能。[4]4.切實加強應用對策研究成果的傳播作為公共思想、公共知識的生產者，智庫的核心作用是為公共政策和決策服務。我國的學術期刊都是以學術探索與知識積累為首要目標，而不是以影響公共政策與決策為目標，對現實政策問題的指導作用不大。因此，除少數基礎科學領域的刊物外，我國大多數學術期刊應該在重視基礎理論和技術研究的基礎上，注重應用對策研究內容的傳播。一方面，將選稿的側重點放在對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基礎理論研究上，策劃相關選題，引導作者開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決策性問題研究；另一方面，可以開設政策建議、、解讀牌的期刊還很少，決策影響力相對薄弱，不能很好地發揮學術期刊的智庫服務功能。5.辦刊人員主動性缺乏，沒有服務決策意識當前，我國大部分學術期刊形式古板、風格雷同、缺少可讀性。一些學術期刊，因為有大批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用于評定職稱、考核的文章及在校生的學位文章，稿件資源豐富。這些期刊的編輯通常坐等來稿，不參加行業學術會議，不進行專業理論學習，不了解行業發展方向，不關注行業前沿和熱點，辦刊主動性嚴重不足。因為缺少對國家宏觀政策和實際社會問題的關注，辦刊人往往沒有服務國家戰略和決策的社會使命感，缺少服務國家與地方決策的意識，導致學術期刊不能為行業發展、社會問題的解決及政府決策發揮作用，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三、學術期刊服務智庫建設的途徑

知識經濟是由于高技術的產業化而導致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產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業發展帶來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一樣，它將引起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結構、價值觀等的全面變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遇到的又一次歷史性機遇。面對新的產業革命機遇，我們應當采取哪些措施迎頭趕上呢？下面，本文就結合知識經濟的內涵與特征及其對當代科技發展的影響來談談有關看法。一、高科技與知識經濟的內涵及特征知識經濟概念的內涵，是目前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觀點不一。大致來說，學術界流行的觀點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第一種觀點以世界經合組織為代表，也是學術界最為流行的觀點，它認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之上的經濟”。軟件是能夠真正發揮所有這一技術之功能的關鍵部件，軟件是核心，軟件行業將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行業。第二觀點以我國學者吳季松為代表，按照該觀點，知識經濟是一種智力經濟，是“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第三種看法以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為代表，按照該觀點，知識經濟主要是一種“信息產業”，“這種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軟件的成功，軟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軟件的創新、技術、研究，并傾聽用戶的聲音”。我們認為，以上的各種觀點分別抓住了知識經濟的某些主要特征來強調，各有所長，但都沒有抓住“高科技”這一知識經濟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種觀點單純強調知識在知識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但忽略了知識有高科技知識和一般科技知識之分，在知識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識，顯然不全面。第二種觀點強調智力資源和科學技術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也忽略了科學技術有一般科學技術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種觀點倒是強調了信息產業這一高科技產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產業不僅包括信息產業，還包括其它產業，這一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實際上，知識經濟是一種以高科技為支柱產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為主）、以高科技知識創新推動生產力發展、以便解決人類由于工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態危機和資源短缺危機的一種新型經濟，是一種將導致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變化的新型經濟。同傳統的工業經濟相比，知識經濟具有如下特征：1.知識經濟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識基礎上的新型經濟。在知識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新知識，是一種可推動產業發展的新知識，可簡稱為“可產業化的高科技知識”。所謂“高科技”是一個具有自己的特定內涵的概念，不是傳統科技的簡單創新，按照聯合國組織的分類，它主要有信息科學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科學技術、新材料科學技術、空間科學技術、海洋科學技術和有益于環境的高新技術和管理科學技術。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傳統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當高科技組成分大大提高，按國際科技工業園區的規范是超過70％時，傳統科技才被創新為高科技。在知識經濟中，經濟增長主要不是取決于勞力資源或自然資源，而是更直接地取決于高科技知識的投入。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知識產業在有關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來。所謂知識產業，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據統計，在美國，1958年知識產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過46％，1981年達到49％。1997年，經合組織主要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50％來自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2.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影響最大。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是高科技產業，并不是傳統的農業或工業，其中又以信息產業最為重要。目前，發達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于高科技來發展經濟，尤其是依賴于信息產業的發展。1994年，美國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所占的份額已達24.2％，日本和英國所占的份額已達到22.2％，德國達到20.1％，法國達到18.7％。此外據統計，在過去的五年里，美國經濟增長的1／4以上歸于信息技術。3.知識創新、尤其高科技知識的創新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再是單純的技術創新，而是知識創新，尤其高科技知識的創新。如長期以來“重應用，輕基礎”的日本，由于基礎科學力量較薄弱，科技后勁不足，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在電子工業、汽車工業、造船工業和部分高科技領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國重新占據優勢，如美國電子計算機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車工業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領先地位。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目前已進入了“大科學、高技術”時代，出現了科學技術化、技術科學化以及科學、技術與生產一體化的傾向，其具體表現是科學轉化為技術的周期以及技術轉化為生產的周期已大大縮短。據研究，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在20世紀初以前大約需要30年，到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大致為10年，至20世紀下半葉縮短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礎性研究的“突破性創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牽動力，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更新或調整，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4.知識經濟是人類為解決傳統工業經濟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而創造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物，它將導致全球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發展發生全面的變化。在傳統的工業經濟中，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勞力資源和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奪自然資源而導致的生態危機，造成了人類生產與發展面臨嚴峻的可持續性危機，以至于羅馬俱樂部在七十年代大膽提出了經濟發展的“零增長”戰略。知識經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出現的，它以高科技產業為依托來解決傳統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知識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依賴的是具有巨大潛力的智力資源。通過對智力資源的開發，人們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科學的、綜合的和集約的配置，實現資源的優化利用；通過對智力資源的開發，人們可以不斷開發出富有的自然資源，從而創造出新的巨大財富，這樣就可以從根本上避免由于傳統經濟發展而帶來的自然資源短缺危機和生態平衡危機。與傳統經濟相比，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注重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注重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最佳統一。所以說，它實質上是人類為解決傳統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而創造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產物。作為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它不僅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也會對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從社會發展角度說，知識經濟是建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這樣就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從那種區域經濟走向了全球經濟時代，一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不再完全取決于本國的資源、政治經濟體制，還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全球的相關因素。社會體制也更加趨向于民主化，過去那種靠壟斷知識、壟資源來維持權威的傳統作法，隨著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資源的多樣性而被逐漸淘汰。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說，世界將從工業時代的二元文化（即資本主義文化與反資本主義二元文化）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多元文化，這主要是知識經濟的高科技特征決定的。正如我國學者指出的，“高技術產業較之以前鋼鐵、機械和紡織等產業不同，產業技術領域十分廣闊，僅以信息科學技術為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計算機技術、微電子技術、光電子技術、芯片技術、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光纖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和軟件技術以及層出不窮的新高技術中全面領先，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資源，‘有所為，有所不為’，在世界大市場中占一席之地，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冷戰以后世界多極格局的經濟基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與多元化，也就決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與統一性，因此，人類文化將進入一個燦爛絢麗的多元時代，各種文化和各種價值觀將在地球村這個背景下進行競爭。二、知識經濟對當代科技發展的影響知識經濟的發展，對當代科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概括起來說，當代科技發展出現了如下趨勢：1.在科技管理方面，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得到了加強。這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實現的，一是提高國家在科技管理與決策機構的地位，國家主持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戰略。二是國家加大對科技研究經費、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投入比例。為迎接知識經濟的到來，發達國家提高了國家科技管理與決策機構的地位。如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任職期間，把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提高到內閣部長級。克林頓上臺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統籌與規劃研究開發工作，委員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總統和副總統兼任。此外，它們還確定了科研開發重點，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的人力與資金。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計劃、歐盟“科技發展與研究框架計劃”、日本“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等，都是它們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具體措施。在資金支持方面，發達國家還增加研究與開發經費，尤其是重點支持知識產業。1994年，美國的研究與開發投資就已達1730.2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61％，OECD成員國平均研究與開發費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國用于計算機等信息技術和產業的投資已達2060億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體系內部的發展重心上，基礎科學研究與開發受到高度重視，注重產、學、研三方面的結合。由于知識經濟是一種高科技產業化經濟，科學、技術和生產一體化以及科學轉化為技術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的周期的縮短，一國科技發展和社會生產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基礎研究的發展，因此，基礎科學研究與開發越來越受到重視。對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規模來看。在國際上，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規模一般可以用基礎研究投入占R&D經費的比例（FR／R&D）的大、小來衡量。根據有關資料，1970～1995年間美國基礎研究投入的規模大致占R&D經費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達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為12.6％，印度的比例為16.4％。受其影響，對人力資源開發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視，一些發達國家因此將教育視為“立國之本”，提倡在職教育，甚至提倡終生教育。目前OECD成員國的教育經費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職培訓方面的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達到2.5％。3.在投資方向上，增加風險投資已成為促進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式。知識經濟是建立在大科學基礎上的高技術經濟，而開發高技術本身不僅需要高額投資，而且高技術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失敗率相當高的任務，具有很大的風險性，建立風險投資機制，是推進知識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們稱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推進器”。目前，美國有40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居世界首位，它們每年為10000多家高科技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據統計，1997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億美元的風險資本，比上年增長16％，其中投入信息產業的風險投資為70億美元，占全部風險投資的62％。4.在科技組織形式上，科技工業園區成為科學、技術與生產緊密結合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是符合時展需求的有效組織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紀在科技產業化方面最重要的創舉是興辦科技工業園區。科技工業園區（我國稱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集中智力資源、信息、知識和高技術，通過現代管理實現規范化、網絡化、國際化和產業會議來解決高技術產業的資金、技術、市場和風險問題，創造了高于傳統工業幾十倍的勞動生產率。自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廣泛興建高科技工業園區，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個比較規范的科技工業園區，從業人員達數百萬，美國硅谷已成為科技工業園區的成功典范。三、我國科技體制的現狀及其對策以高科技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科技體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強了改革的緊迫性。從知識經濟發展的需求來講，我們認為，我國科技體制主要存在著如下問題：第一，科學、技術與生產缺乏有機協調性，造成科技體制不能適應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的要求。經濟建設中急需解決的科技課題，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單位來，對于科研單位的成果，生產單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興趣。造成這種情況的深層原因是，在科研組織內部，人們主要是根據專業來組織研究，而不是根據社會需要來組織研究，科研組織缺乏整體的經營意識。人才結構存在極為不合理的現象，科研單位主要由專業人才組成，缺乏經營人才。針對上述情況，我國政府近年來盡管實施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科技體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理想效果。在“穩住一頭”方面，由于政府下撥的事業費太少，以至于維持科技人員的工資和行政費用都不夠，因此，該穩住的也沒有真正穩住。在“放開一片”方面，因為采取了“層層分解創收指標的方法，結果使科研機構變成了科技人員個體經營的小作坊式的組合，并沒有真正達到“放開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門之間壁壘森嚴，互相封鎖，人才不能流動，信息不能溝通，以致出現有完全相同的課題，許多單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復勞動。有些很有經濟效益的課題，卻無人問津。第三，基礎研究投資比例嚴重偏低。目前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已經達到12％～20％的規模，而我國目前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存在著比例偏低的現象，而且自1991年以來，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礎研究投入經費占R&D經費的比例僅為6.6％。第四，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根據有關資料，我國專利技術的實施率非常低，僅僅為10％，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且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為10％～1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高技術產業產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我們在科技體制上還沒有真正走出計劃經濟的模式。如“穩住一頭”沒有真正穩住，從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經費總量不夠造成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穩住一頭”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業本身尋求發展必須解決的事情。如果企業和一些非營利機構能夠參與進來，就能夠緩解國家資金總量有限的問題。在“放開一片”的問題上，我們目前采取的是層層分解創收指標的方法，“科研機構在科技體制改革中仍然沒有從技術生產單位轉化為技術經營單位，沒有從計劃經濟模式走到市場經濟模式。特別是，科研機構的領導人仍然是上級任命的技術生產的學術帶頭人，而不是市場中摔打出來的技術經營者”。第二，我們沒有建立科學、技術與生產相互作用的科研組織機構。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看，現代科研組織要由政府、高校、工業研究機構和非營利機構這四個部分組成，政府實驗室組織大型的、符合國家需求的科學技術研究，大學主要進行自主的基礎科學研究，工業研究機構則主要進行符合企業和社會發展需求的應用科學研究，非營利機構則除了組織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研究外，還大力支持民間基礎科學研究。這四大組織之間的關系是，由國家制定科學技術發展的具體目標，通過簽訂合同和提供研究資助的方法，組織政府、大學和私人企業的研究組織以及非營利機構在一定期間齊心協力，分工合作，進行攻關式的研究開發活動。它們之間的良性互動，推動了科學、技術與生產的一體化發展。在我國，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機構是比較發達的，其它兩種科研組織還處于萌芽狀態。第三，我們沒有建立適應高科技發展需要的風險投資機制。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如此之低和產業化進程如此緩慢，從投資方面看，除了有資金總量不足和投資結構不合理因素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專門從事風險投資的產業投資機制。根據有關資料，在我國已經轉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轉化的資金主要靠自籌的占56％，國家科技計劃貸款占26.8％，風險投資僅占2.3％。國外專利成果轉化率高，風險投資起了關鍵作用，尤其是種子型創業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國前總統的科技顧問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樣，“至少有50％從事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在其發展中得到風險投資的幫助”。從世界各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經驗看，建立風險投資機制和發展創業基金是實現科技成果轉化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必然選擇。由此可見，我國在科技體制上應當采取的對策是：第一，在科研組織上要吸取國外的有益經驗，建立適應時展需求的科研組織，以便從根本上解決科技成果的轉化問題。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現代科研組織要由政府大型科學中心、高校科研機構、工業研究機構和非營利機構這四個部分組成，只有它們的相互作用才能適應科技與生產的一體化以及“大科學，高技術”發展的需要。在工業研究機構中，目前出現的最新組織就是以硅谷為典范的科技工業園區。因此，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科技與生產的一體化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后三種科研組織，在國家的宏觀調控與指導下進行協同研究與開發。第二，加大基礎研究比例，這不僅指國家，也包括企業在內。第三，提高科研人員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待遇，真正做到穩住一頭。第四，在科研機構內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結構。為面向市場，科研機構的負責人應是一個合格的經營者。第五，為促進和保護知識經濟的發展，除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外，我們還需要建立金融保障體制，加強高科技發展的風險投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人們的認識是有限的，因而許多客觀規律、“機理”和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對可靠、管理學不是一門機械論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管理學確實還不夠“資格”、大量的“科學”也就不成為科學了、必須達到或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上述標準、經濟學研究不僅不可能進行實驗設計、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同時就是強調經濟學（主要是微觀經濟學）是一門機械論科學、現代科學的“理念”比起古希臘時代，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科學對自然和文化的解釋并不是絕對的和萬能的、歷史學似乎比管理學更不科學、管理學，作為“管理學科”的基石的管理學還缺乏上述條件等，具體請詳見。

張建華先生的《也談“管理”》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問題，鑒于各種原因，本人在這里只談與“科學”和“管理”這兩個語詞有關的某些問題，即說明為什么管理學不能成為“管理學科”的核心基礎科學。

從“科學”這一語詞較為通常的意義上來說，管理學自然是一門科學。一般來說，任何一門學問，只要同時堅持如下兩個原則，就可以成為一門通常意義上的科學。

第一，堅持用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客觀規律、從可控制實驗中獲得的各種“機理”、通過邏輯思維過程得出的各種“原則”作為解釋自然現象和文化現象的理論依據。

第二，堅持以人們可以共同感知的、可共同把握的實驗數據、觀察結果、基本事實、基本事件、歷史記錄等作為研究的起點。

由于人們的認識是有限的，因而許多客觀規律、“機理”和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對可靠的。同樣，大量的實驗數據、觀察結果、基本事實、基本事件、歷史記錄本身也會因人的解釋的不同而只是相對可靠的。但這并不要緊，這些東西發展或變化了，科學本身也會發展和變化。這也就不妨礙我們把堅持這兩個原則“作”出的學問當作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