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公路貨物運輸結構特征對于掌握公路貨物運輸行業發展階段性特征和明確運輸結構調整方向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根據交通運輸部運輸量專項調查數據成果，從貨物種類、運輸距離、區域聯系等角度對我國公路貨物運輸結構特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現階段公路貨物運輸呈現出貨類結構分散，不同貨類運距差異顯著，短途為主、長途為輔，省內為主、省間為輔等特征。

關鍵詞：公路貨物運輸；運輸結構特征；運輸結構調整

交通運輸業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行業，貨物運輸與國民經濟關系密切，各種貨物運輸方式為各行業生產經營提供必需的服務。20世紀80年代至今，全社會貨物運輸周轉量增長近16倍，其中公路貨物周轉量增長接近200倍，尤其是2000年后發展迅速，呈現一枝獨秀的特點。本文基于交通運輸部2013年開展的交通運輸業經濟統計調查，也是最近一次全國公路貨物運輸專項調查的數據成果，從貨物種類、運輸距離、區域聯系等角度分析公路貨物運輸結構特征，以期為運輸結構調整和運輸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制定和政府決策提供數據基礎。

1運輸基本情況分析

從完成的貨物運輸重量來看，公路運輸已成為各種運輸方式中的絕對主力，呈現運量高、運距短、占比穩定的特點。2017年營業性貨運量為472.43億噸，其中鐵路、公路、水路分別完成36.89億噸、368.69億噸和66.78億噸，占比分別為8%、78%和14%；營業性貨物周轉量為192588.50億噸，其中鐵路、公路、水路分別完成26962.20億噸公里、66771.52億噸公里和98611.25億噸公里，占比分別為14%、35%和51%；三種方式的平均運距分別為731公里、181公里和1477公里[1]。2013—2017年，公路運輸在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中的占比基本穩定，貨運量在77%左右，貨物周轉量在34%左右。

2貨物種類結構特征

戲曲音樂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體系，即曲牌聯套體和板式變化體。戲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是世界音樂史上較為特殊的音樂現象，它源于民歌、曲藝、歌舞、器樂等多種音樂成分，有著嚴謹的結構方法和表現體制，是中國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曲牌聯套體

曲牌聯套體是將若干支曲牌按一定章法組合成套，以構成一折（出）戲的音樂。一本若干折（出）戲，即由若干成套曲構成。這種戲曲音樂結構方法開始于南、北曲，至昆山腔逐漸成熟，而戈陽腔則作了不同發展。在梆子、皮黃出現之前，曲牌聯套體曾是中國戲曲音樂唯一的結構形式，昆曲、高腔至今仍在沿用。曲牌聯套體由諸宮調發展而成，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衍變過程。從南、北曲到昆曲、高腔所用套曲，其曲體大致分為：1、單曲體，同一曲反復使用，除引子與尾聲外，全為同一曲牌的反復，此種曲體在南曲（特別是在戈陽腔與高腔）運用較多。2、循環體，兩種循環交替，除引子尾聲外，完全或部分采用兩曲循環交替如北曲的（滾繡球）與（倘秀才）二曲，南曲的（山坡羊）與（水紅花）二曲。3、多曲體全套均由不同的曲牌組成，雖然其中個別曲牌可以連用，如北曲稱（幺篇），南曲稱（前腔）的都是。

套曲在形式上又有長套與短套之分，長套所用的曲牌可以多達二十余支，短套也可以僅由二、三支曲構成。

套曲的構成因素，首先在于宮調的選擇運用，組成套的多個樂章，必須是宮調相同，或雖不同但可以是相同的曲調。因此，在一套之中，通常只限用同一宮調的曲牌，或音雖不限于同一個宮調，有時也可以用上二至三個，但應是近關系調。宮調的選擇運用，即是為了求得全套的協調統一，這也是作為一種戲劇性的表現手段而用，因為每一宮調都有它不同的調性色彩與表現功能。而戲劇的情節則有喜有悲，是悲、歡、離、合，它需要通過音樂來體現。這些情節均須選用不同宮調的套曲。宮調對一折（出）戲的情感表現起著奠定基調的作用。就全局范圍來講，各種宮調的變化對置，無不體現著情調色彩的變化對比。

構成套曲的另一要素，在于一套之中的板式變化。南曲每支曲牌都有一定的板式，或為三眼板，或為一眼板或為散板。引子與尾聲通常為散板，說明套曲在節奏上以散板起，以散板終。過曲的部分，因為包含的曲牌較多，這些曲牌基本原則是慢曲在前，中曲次之，急曲之后。這種散起散收，由慢漸快的變化，體現了音樂情緒的發展，也是與戲劇情節、矛盾的變化起伏過程相適應的。

一、農產品的范圍界定

農產品是一大宗產品，其種類豐富，產品差異較大，明確農產品的分類是農業貿易統計數據研究以及經濟研究的前提，只有清晰明確地劃分，才能使每一種產品代碼所對應的農產品與其相似或者相同的農產品在一個類別之中。統計口徑的不同將會使貿易統計出現諸多問題，細致的劃分產品種類，對于農產品貿易數據統計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基礎工作。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農產品體系為：SITC和HS，兩種統計方法對產品分類不一致。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五種統計口徑有：(1)烏拉圭回合農產品協議的農產品口徑。該種統計口徑排除了水產品，要求相關研究者對貿易統計非常熟悉，該口徑下的數據范圍較為復雜，并有一定局限性（2）HS的前24章。該種統計口徑對農產品范圍的劃定清楚，通過對HS前24章貿易數據匯總統計，較為簡單方便。（3）烏拉圭回合農產品協議的農產品口徑，加上HS前24章中的水產品。該種貿易統計具有第一種口徑的優點，此外還加入了水產品，使統計更加完整。（4）烏拉圭回合農產品協議的農產品口徑加上全部水產品。該種統計口徑具有第一種口徑的優點，水產品種類齊全，產品范圍較為復雜（5）其他口徑。包括SITC農產品口徑和UNCTAD和ITS口徑。這些統計口徑與農產品對應關系密切，但是統計很難精確，數據過大或較為粗糙。本論文采用HS前24章的統計口徑，考慮數據的來源，本文是基于HS2位水平的貿易統計分析，其范圍劃定清晰，數據較為明確，因此，采用該種貿易統計口徑。

二、中國與印度農產品貿易總量的特征分析

（一）中印兩國進出口貿易額歷經大幅度增長，10年增長最高近10倍，2003-2013年中國與印度的進出口貿易額歷經了大幅度的增長，2003年中印雙邊，貿易額為759461萬美元，2013年中印雙邊貿易額增長到6540266萬美元，10年內，中印雙邊貿易額增長了近8.61倍.特別在2005年后增長加劇，到2008年中印貿易總額達5184427萬美元，相比2005年翻了近3倍。2009年中印貿易額有所下降，過后兩年持續增長，在2011年達到7390824萬美元，達到最高，相比2003年增長近10倍，過后兩年，中印貿易額有所下降。

（二）2005年是中印貿易平衡的分水嶺，2005年后中美貿易出現順差，并且逐年遞增，2005年以前，中國對印度的進口大于出口，中印貿易額呈逆差，2005年以后，中印貿易額有逆差轉為順差，并且逐年遞增，在2013年達到3146216萬美元，從中印進出口結構來看，印度對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是初級產品，其中礦產品和農產品占其出口額較高。而中國對印度出口的是機械設備及化學制品等。印度對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為資源密集型或勞動密集型的產品，而中國對印度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產品額比額較小，主要是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由于長期的貿易不均衡，使得2006年中國對印度貿易出現順差，并且逐年遞增。

（三）2003年以來中印農產品貿易額呈增長狀態，中國對印度農產品貿易呈逆差狀態，中國對印度的進口是兩國農產品貿易的主旋律。兩國的農產品貿易中，中印農產品貿易呈逆差狀態，并且逐年增加，2003年為—5718萬美元，2008年，中印貿易逆差達—44021萬美元，2009年，中美貿易逆差有大幅度的減少，2010年—2011年大幅度的上漲，2011年達到最高為—70066萬美元，此后兩年中，中印農產品貿易逆差逐漸下降。

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是目前最常用的結構形式之一，框架具有較大的空間構造，較方便的空間布置，可滿足多種功能需要。同時，框架結構主要由梁和柱構成，其受力體系清晰、結構簡單、有足夠的強度和延展性，以及較強的整體性，因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框架結構有以下的特點：1)框架結構的連接點是剛節點，是一個幾何不變體；2)框架結構所用的鋼筋混凝土或型鋼有很好的抗壓和抗彎能力，因此可以加大建筑物的空間和高度；3)框架結構的梁、柱構件易于標準化、定型化，便于采用裝配整體式結構，以縮短施工工期。我們知道，房屋改造工程常常因為一些特殊的要求，需要作出不同的處理，下面我們通過實例來簡要探討一下在改擴建工程中的結構技術特點。

1工程概況

某建筑原為單層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造型平屋面，后擬在建筑東側擴建一建筑，用作餐廳。餐廳面積為4．800×35．000--518．000m。，單層，平屋面，屋頂標高4．600m，地基承載力標準值180kPa，場地類別Ⅱ類，抗震烈度7度，抗震等級3級，丙類建筑，安全等級為2級，設計使用年限50年。

2結構選型

該擴建工程作餐廳使用，故而主體部分跨度較大，空間結構較為寬闊。綜合考慮，設計決定該擴建部分仍采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

3結構設計的主要措施

現代科技的發展,要求我們設計出更快、更輕、更準的高性能機器。彈性機構動力學研究正是為實現這一設計目的而開展的。彈性機構的設計過程就是選擇適當的機構結構、截面及材料等方面的參數以滿足其運動和動力設計要求。目前在這類機構的設計研究中,一般都是將以上三種設計參量分開來獨立進行研究的,其中,截面參數在以前的設計中被廣泛取為設計變量[1～4],這在以機構重量最小為目標的彈性機構設計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文[4、5]討論了材料參數對彈性機構動力特性的影響,并指出它是在彈性機構設計中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然而,結構參量在機構彈性動力學中的作用卻研究得很少,文[6、7]雖然涉及結構參量問題,但它對彈性機構動態特性的潛在影響卻未能表現出來。顯然,對于高性能彈性機構設計來說:截面參量,材料參量和結構參量三個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高質量的設計過程中應同時包含此三方面變量。根據不同設計要求合理選擇三種參數,使機構性能最佳,這正是新型高性能彈性機構設計的發展方向。當然,要實現這樣復雜的設計是比較困難的,因此,首先深入了解這些參量與機構彈性動力性能之間的內在關系是十分必要的,這對高水平的設計過程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此方面,文[8]已經作出了初步成績,它從參量振動頻率響應角度研究了平面曲柄滑塊機構彈性動力特性的變化及其規律,較有新意,但在模型建立、簡化條件和理論分析等方面還不夠深入。顯然,多彈性桿的一般機構參變特性研究更具有普遍意義。

本文從改變機構結構參量入手,研究一般平面彈性機構本征特性的變化規律。首先以4R機構為例,根據其結構參量的不同改變情況,分桿了此彈性機構的前三階固有頻率以及機構各桿中最大動應力值等特性指標的動態響應,然后從理論上對此變化規律進行了解釋,給出了機構固有頻率與結構參量之間的內在關系,從面揭示了結構參變彈性機構的本征特性,為高性能彈性機構設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1動態響應

首先對一機構實例進行分析,觀察彈性機構動態特性指標,如固有頻率和動應力等,因機構結構參量改變而引起的動態響應。根據有限元方法可能將此機構分為5個單元,每個單元有8個結點彈性位移變量,整個機構共有18個廣義彈性位移變量u1～u18。根據本文前述宗旨,此機構的桿件材料及截面參量都不作為設計變量,因而在下面的彈動力分析中均視為常數。機構中各桿均為鋁材,其密變為2710kg/m3,彈性模量為71GN/m2,阻尼系數為0.03。各桿截面均為圓形,直徑分別為:d1=1.9mm,d2=1.1mm,d3=1.0mm。機構結構參數為參變量,其初始值選為:l10=108mm,l20=279.4mm,l30=270.5mm,l40=254.0mm。表1所列為這個參量的各種變化形式。在機構曲柄(桿1)以500r/min等速運轉條件下,運用彈性機構動力學分析方法[9],可以得出在一個運動循環內此機構前三階固有頻率fi(i=1,2,3)的變化曲線,和相應的各桿的最大動應力σj(j=1,2,3)及其中的最大值σmax的響應曲線。為了便于說明問題,這里給出了幾種典型情況如圖2～圖5所示。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把各種情況下的重要特性評價指標,如機構各價固有頻率的平均值fai(i=1,2,3)和最小值fmin。各桿及機構中的最大應力值σjmax(j=1,2,3)和其中最大值σmax等一并列于表2中。從表2中的數據及圖中曲線變化的情況可以明顯看出,機構各階固有頻率隨著機構結構參數的增加而降低,而機構中最大動應力的響應則正好相反,即隨著結構參數的增加而增加。改變機構中不同桿件的結構參量所得到的機構動態響應在固有頻率和動應力上的表現有所不同,而以第5種狀態下的響應最強烈,圖2～圖5正好說明了這點。另外,機構各階固有頻率在機構彈性動力特性上所起的作用也有較大差別。所有這些現象被揭示出來,無疑對在進行彈性機構設計時優選結構參量是有重要指導意義的,但要解釋這些現象并總結出其規律還需要從理論上進一定深入分析。

2本征特性分析

現在從頻率分析角度研究彈性機構結構參量與其特性之間的關系。根據機構彈性動力學分析可知[9],機構中某一單元或桿件的動力學方程可表示為[m]{ü}+(k){u}={p}(1)式中,[m]、[k]分別為此單元的質量和剛度矩陣,{u}為彈性位移向量;{ü}是其加速度向量;{p}為單元所受外載,其中包括慣性力作用。此單元的固有頻率ωe可由方程(1)的特征根求得為det(λe[I]-[k]-1[m])=0λe=1/ω2e(2)這說明單元固有頻率是由其質量和剛度矩陣決定的。當桿件軸向彈性位移很小時有[9][m]=ρAl(la)[k]E•J(1/l3)[lb](3)式中,ρ和E分別為桿件材料的密度和彈性模量,A和J分別為單元的截面面積和慣性矩;(la)和(lb)是兩個僅與單元長度l有關的相似矩陣,兩者中各對應項l的次數完全相同。因此,由式(2)、(3)不難推出下面關系式[10]。ωe∝J/A×E/ρ×(1/l2)(4)式(4)明確表示了機構某單元固有頻率與其各種參量之間的定性關系,其中,前兩部分J/A和E/ρ分別表示單元的截面參數和材料參數,在本文中這兩種參數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式(4)可進一定簡化為ωe∝1/l2(5)這說明,單元固有頻率變化與其結構長度的平方成反比關系。

中國地區能源消費強度的總體差異與變化趨勢

1地區能源消費強度差異現狀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中國省區間能源消費強度表現出較明顯的東中西差異，東部省區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源消費較低，西部省區較高，中部省區與東北省區居中(圖1)。以2005年不變價計算，2010年東部地區除河北、山東外，其余省區萬元GDP能耗均在1t標準煤以下。東北部與中部省區中，除山西萬元GDP能耗達到2.235t標準煤以外，其他省區都在1.5t標準煤以下，最低的江西只有0.845t標準煤。西部省區萬元GDP能耗普遍偏高，只有廣西、重慶、陜西、四川、西藏的萬元GDP能耗較低，內蒙古、貴州、青海、甘肅、寧夏、新疆均高達2t標準煤左右，其中最高的寧夏每萬元GDP能耗高達3.308t標準煤。中國東中西部省區能源消費強度差異與經濟發展不平衡格局相對應，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同時能耗水平較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最為落后，能耗水平也最高；中部與東北地區經濟水平屬于中等，能耗水平也介于東部與西部之間(圖1)。

2地區能源消費強度變化趨勢

為了考察國內各省區能源消費強度的變化趨勢，分析了改革開放初期(1985-1995年)與近期(2004-2008年)2個時期。這樣的時期劃分法與改革開放后中國兩次工業普查(1985年、1995年)與兩次經濟普查(2004年、2008年)的時點相契合，與下文的進一步分析形成呼應?？傮w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能源消費強度表現出較為持續的下降趨勢，而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的能源消費強度持續下降的趨勢不明顯(圖2、圖3)。1985-1995年，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省區的能源消費強度基本上都表現出下降的趨勢，但是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并沒有一致性的表現，特別是貴州、青海等個別省份還表現出萬元GDP能耗上升，其余省區雖然萬元GDP能耗趨于下降，但是降低幅度基本上小于東部地區。從2004-2008年地區能源消費強度變化來看，由于東部地區的能源消費強度已經較低，降低的幅度日益減小，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逐漸趨于一致，但是整體而言，西部地區的降低幅度仍然小于東中部地區，而且重慶、青海等省(市、區)的能源消費強度甚至升高了。

中國地區工業結構能耗特征演變及差異分析

［摘要］隨著首都核心功能的重新定位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穩步推進，北京的職業教育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面臨轉型升級發展的巨大挑戰。北京職業教育如何更好地適應新的發展需求，有必要先弄清其結構特征，方能探討其優化的對策和路徑。本文首先回顧了北京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和現狀，并基于官方統計數據，從空間分布、辦學層次、辦學主體和專業門類四個方面分析了北京職業教育的結構特征和存在的問題。根據北京職業教育的現狀特征和問題，結合北京經濟社會未來發展趨勢和特色高水平職業院校的建設任務，進一步探討了北京職業教育結構優化的系列建議。

［關鍵詞］職業教育;結構特征;優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

北京是我國首都，也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和創新重地。近年來，隨著首都四個核心功能及京津冀協同發展等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北京的城市職能正在經歷深刻的調整和變化［1］。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職能在未來會不斷加強，而其他非核心職能及其相關的產業會被逐步疏解至其他地區［2］。職業教育是服務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教育門類，肩負著直接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和輸送應用型人才新的重任。職業教育與區域發展協調與否對二者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3］。新的發展形勢對北京的職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北京的職業教育也只有通過積極的結構調整，主動適應新趨勢和新需求，才能實現更好發展。2018年，北京市啟動“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職業院校及第一批特色高水平骨干專業(群)”建設項目的申報工作，旨在為北京職業院校的發展尋找新的定位和坐標，提高職業院校的辦學水平和質量，以應對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為此，在首都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研究北京職業教育的現狀結構特征，探尋其優化調整的對策，對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發展和職業教育發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北京職業教育發展概況

(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概況。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先后建立過130多所中職院校。以改革開放為界，北京市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兩個時期(見圖1)。改革開放前，北京市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呈現出學校少、發展慢和行業門類有限的特點。從1949至1978的30年間，一共成立了31所中職學校，大致平均每10年成立10所。其中1950至1959年成立了10所，1960至1969年有9所，1970至1978有12所。這些職業學校覆蓋的行業門類相對比較單一，主要集中在工、農業技術培訓方面。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首都經濟的加速發展，北京的中等職業教育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大好機遇，中等職業院校數量快速增加。從1978至今的40多年間，設立了近100所中等職業學校，數量是此前30年的3倍多。這些中等職業學校覆蓋的行業門類比較多樣化，體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為了適應經濟社會多樣化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后建立的中職學校主要集中在經貿、商務、藝術、電子信息、文教衛生、體育和旅游等領域，與此前主要集中在工農業技術培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高職教育發展概況。北京高等職業院校數量上少于中等職業院校，目前全市共有26所高職院校，絕大多數成立于新中國時期，至今北京高職教育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見圖1)。從1949至1960年，新中國成立后，為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級技能人才需要，先后成立了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北京農業職業學院、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和北京交通運輸職業學院9所高職院校。隨后，受等政治運動的影響，從1961至1978年間，沒有新設立高等職業院校，北京的高職教育陷入停滯不前的局面。結束后，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北京的高職教育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驅動下和政府的重視下，從1979至2018年，先后新增了17所高職院校。

二、北京職業教育的結構特征

一、引言

在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背景下，城鄉關系一直是研究農村經濟問題的基礎方面之一，而城鄉金融的研究又存在著同質性，因為它們經營的是相同的貨幣和資金，并且這些貨幣和資金在宏觀層面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視角下，合理的金融模式選擇可以成為推動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我國金融市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農村金融的發展一直制約著整個中國金融的發展，究其原因，在于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特殊二元經濟結構，城市與農村市場一度割裂，導致了農村金融和城市金融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在目前的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下，農村金融和城市金融要融合、要對接、要發展，首先應該研究的就是農村金融與城市金融的不同之處。眾所周知，我國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經濟差異顯著，分割嚴重。根據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全面發展的理念，從城鄉經濟協調與和諧發展的角度來看，農村金融的性質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為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專業性和針對性，是專門服務于“三農”的金融；另一方面，作為全國經濟的一部分，它又是一般意義上的金融，擔負著連接城鄉經濟發展的功能。這是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金融的本質屬性，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事實上，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的主要特征有三個方面：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農村金融市場分割程度高和農村金融“邊緣化”。

二、我國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的特征分析

（一）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在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中，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是其一大特色，農村的民間金融至今仍然盛行。而正是因為農村民間金融的盛行，使得城鄉之間形成了一種城市以現代商業金融為主、農村以民間金融為主，或者說是以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為特點的城鄉二元金融結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盛行，關鍵在于農業的基本性質，因為農業是一種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為了與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相適應，政府會以政策金融的形式介入，這樣，政策金融和初始存在的民間金融就形成了最初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此外，小農經濟的專業化程度低，且收益水平相對于工業來說也處于極低的水平，在這種條件下，大型的商業銀行就不具備生存的條件與空間，相反，小規模的金融機構則存在著一定的活動空間，因為它與大型的商業銀行相比具有相對的比較優勢：簡便的手續、信息和農村中具有相對較高的收益水平的非農業經濟和經濟型農業的金融需求。在這個土壤中，民間的互助性金融就會得到一定的發展，同時，也不排除其中一些具有高利貸性質的金融機構。但是僅憑借民間金融，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還不夠，而且發展水平也會相對較低，所以，為了保障農業與農村的快速發展，政府還會以政策性金融的形式介入，農村的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就逐漸并存與發展起來。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作為城鄉金融二元結構的重要特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發展的。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最初的存在形式是政策金融和以高利貸為主的民間金融與并存，后來發展為正式的商業金融、政策金融與民間的商業性和互助性的金融并存，將來，隨著合作金融的進一步發展與成熟，二元格局必將被一元格局所替代，所謂的一元格局是指以合作金融為主體、政策金融為后盾、商業金融為補充的城鄉金融體系。但即使在一元格局的階段，城鄉金融間仍將存在著差異：城市以商業金融為體，農村以合作金融為主體。（二）農村金融市場的分割程度高。相對于城市金融市場來說，農村金融市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市場分割的高程度。這種分割不僅是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存在著市場分割，正規金融之間、民間金融本身也存在著高度的分割性，主要表現有市場不完善、主體殘缺不全和缺乏競爭機制等。農村金融市場的這一特性主要原因在于農業與農村經濟的高度分割性。而造成農業與農村經濟的高度分割性原因一部分在于農村經濟的專業化水平較低，導致農村經濟主體之間內在的依賴度太低，而使其呈現出較高的無規則狀態。但是，農業與農村經濟的高度分割性的主要原因是農業與農村經濟的空間分布的分散性。經濟空間分布的分散性必然導致較高的交易成本，同時制約著經濟活動發生的范圍、規模和頻率，把經濟活動分割為分散的小規模狀態，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這種空間的經濟特性會影響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當然也會影響金融活動。大型的正規商業銀行之所以不適合農村金融市場，原因就在于這種空間的經濟特性：農村融資需求不僅額度小，而且空間分布很分散，這不僅導致了較高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得形成一定區域內商業銀行經營所需最小規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農村金融的“邊緣化”。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我國農村金融的邊緣化現象已經十分明顯，表現在：四大國有銀行從農村市場中撤出，農村資金嚴重外流或非農化，農村金融功能萎縮、缺乏競爭、效率低下等。造成農村金融邊緣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業和農村經濟被弱勢化。城鄉產業比較利益差異、產業經營模式差異、經濟結構產業和空間經濟特性差異這四個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被弱勢化，而農村金融邊緣化就是這種弱勢化的一種表現。同時，農村金融邊緣化的原因還在于金融制度方面的轉換、調整和缺失。例如，四大國有銀行在商業化改革以前作為政策金融銀行進入農村市場，支持農村經濟，甚至搶占地盤，而在商業化改革之后，因為沒有生存與盈利的空間，它們又陸續從農村市場中撤出。

三、小結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在城鄉經濟因城鄉產業比較利益差異、產業經營模式差異經濟結構產業和空間經濟特性差異這四個基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城市以商業銀行為主，農村以民間金融、合作金融與政策性金融組成的多元化體系為主的二元結構，城市的金融需求是規模經濟和高度集中的，農村的金融需求則是非規模經濟和高度分散的；農村的金融不僅存在著市場分割程度高的問題，還存在著被孤立、被“邊緣化”的趨勢。因此，要完善農村金融的發展模式，僅依靠金融方面的措施是不夠的，還需要依靠城市與農村經濟方面的一體化安排。在目前所大力倡導的普惠金融、“互聯網+金融”概念下，其重點服務對象就是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弱勢群體，這對于推動破解城鄉二元化的金融結構難題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如何加快科技與農村金融的融合、推動農民金融理念的轉變等，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內容摘要: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具有的主要特征有:外匯儲備在我國的國際儲備中所占比例最大;外匯儲備中以美元居多;我國外匯儲備的四分之三都投資在了美國債券和以美元表示的不動產上等。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是國際儲備體系格局的變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我國投資結構和我國對外債務的幣種結構和期限結構等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進行管理使之符合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要求也需要從這些因素入手。

關鍵詞: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投資決策債務管理

截止2005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8189億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億美元,實際上我國已經以943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榜首。隨著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地不斷擴大,對其適度規模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相比較而言對我國外匯儲備結構是否合理的研究則乏善可陳。

外匯儲備的結構研究可以分為四個方面:外匯儲備在全部儲備中所占比例的控制;外匯儲備的結構安排;儲備資產的投資決策;債務管理。本文擬從這四個方面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特征。

外匯儲備在全部儲備中所占的比例

國際儲備由黃金儲備、外匯儲備、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特別提款權四個部分構成。國際儲備這四個組成部分各自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都是不同的,它們各自在國際儲備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會導致整個國際儲備總體呈現出不同的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成的《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實施了第七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3837份?；谠搯柧淼臄祿疚膶λ綘I企業治理結構特征進行了分析。

一、私營企業是一個異質的企業群體

按照規模不同，我們將私營企業分為“普通企業”和“典型企業”。從本次調查所得的3837個樣本數據中，選取“2005年所有者權益”、“2005企業銷售額”、“2005年企業稅后凈利潤”、“2005年企業雇工”等四項基本指標，通過聚類，將樣本企業分為“普通企業”(2131戶，總樣本55.5%)和“典型企業”(15戶，總樣本0.4%)兩大類。所有者權益中位數在1億元以下的“普通企業”在戶數上占主體，具體為所有者權益中位數210萬元，銷售額中位數765萬元，雇工中位數53人。表明私營企業主體是中小企業。

所有者權益中位數在1億元以上的“典型企業”戶數雖然不多，但屬于大型私營企業。這類企業銷售額中位數14億元，雇工中位數2560人?！暗湫推髽I”呈現數量少、規模巨大的特征。分析表明，“典型企業”與“普通企業”規模差異很大。“典型企業”中有50%是從國有企業改制、收購過來的，他們中2戶已上市、1戶已進入上市輔導期、5戶有上市打算。

與“普通企業”相比，“典型企業”還具有超強的銀行融資能力。從四大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信用社貸款金額的平均數顯示，“典型企業”分別為12667萬元、4238萬元、5956萬元；而“普通企業”三項依次是353萬元、34萬元、117萬元，可見差異十分顯著。

二、私營企業的治理結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