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階段有無可能編寫出一部比較科學而又為經濟學界認可的經濟學著作或教材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為客觀上并不具備誕生這種著作的條件。眾所周知，經濟科學是探索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而這些規本論文由

則是一定社會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條件下的某種客觀必然性。如想發現這些規律，必然要以它所依存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為前提，我們不可能想象在該種生產方式和經濟關系尚未發展成型，或發展得不夠成熟之前就能超前地探索到某些經濟規律，這正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之難以掌握一樣。馬克思為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規律，特地選擇了英國這個資本主義發展較為成熟的經濟形態作為對象進行解剖，從而才有可能撰寫出具有重大科學價值和社會影響的巨著——《資本論》。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盡管馬克思有超人的天賦，也難以實現他的研究目標。

我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很不發展的基礎上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取得政權后又過早地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并實施了與這一口號相應的政策措施，結果走了一些彎路，使社會發展不得不回過頭去進行補課。直到1978年底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才開始進入一個社會轉型階段，我們把它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說，距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還相當遙本

供遠。試問在這種條件下，要求經濟理論工作者拿出一部成熟的社會主義經濟科學著作，是否過于理想化?更何況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長期接受一套意識形態教育，在腦海中已形成了許多條條框框，對這種完全創新式的探索顯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現階段經濟學者應把經濟理論建樹的重點放在哪里

內容提要：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腐敗，把腐敗作為一種經營活動來進行分析，為腐敗給出了一個經濟學定義。文章認為，由于權力的可交換性及其需求與供給的無彈性,決定了權力總是傾向腐敗，從而形成一個公權與私利交換的市場可能；根據“經濟人”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分析，可以認定官員也是“經濟人”，也面臨著選擇，讓公權與私利的交換具備了主體；通過對腐敗的成本、權力運行的制度及運行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等情況的分析，認為這些構成了腐敗產生的誘導性因素。文章進而分析了腐敗對經濟的危害，如阻礙經濟發展、影響貧困治理、造成潛在的社會資源的浪費和損失、造成政府信譽的喪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等。文章最后提出了抑制腐敗的經濟學對策：一是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降低腐敗交易的市場空間，讓官員“不能腐”；二是增加對官員的激勵因素，降低腐敗主體進行腐敗交易的主動性，讓官員“不愿腐”；三是完善對腐敗官員的懲罰性機制，加大打擊力度，減少腐敗黑數，增加腐敗交易的成本，讓官員“不敢腐”。

關鍵詞：腐敗經濟學分析

當前，腐敗已成為我國不正之風的焦點，嚴重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有效地治理腐敗，是全國上下極為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指出：“經濟學理論并沒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他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1]對腐敗問題進行經濟學的考察和分析，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腐敗的經濟學定義

什么是腐敗？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一個更為廣義的定義是：腐敗乃是通過關系而有意識地不遵從，以圖從該行為中為個人或相關的個體謀取利益。國際透明組織對腐敗含義的解釋是，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于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邁克爾·約翰遜采用廣義的腐敗定義，認為腐敗是指對公共角色或資源的濫用，或公私部門對政治影響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維·H．白利認為，腐敗一詞意味著不正當地使用權威以得到個人利惠，這種利惠不一定是金錢。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腐敗是黨和國家公務人員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從而違反當時社會公認的紀律、法律和道德規范，并形成一定社會危害的一種畸型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

這些從政治、法律和道德層面的研究結論，是從權力的運行角度去探討腐敗問題，把腐敗僅看成公共權力在運行過程中偏離了應有的作用方向，違背了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正如一位政治學者所說，權力是一種使人產生神秘感的東西，是一種充滿魔力的社會現象。[4]

回顧經濟學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哲學與經濟學的不解之緣：經濟學最初從哲學中誕生出來，而哲學的每一次發展幾乎都會對經濟學產生重大影響。從誕生來看，在經濟學的思想未體系化之前，經濟思想實際上是與哲學思想渾然一體的。這表現在古希臘很多哲學家同時也是經濟學家，色諾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奎那等無一例外。比如，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論述了分工的經濟意義；亞里斯多德討論“公平”這一道德范疇時發表了對商品價值形式的天才見解。從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新的哲學思想的引進，幾乎每一次都會引起經濟學的重大發展。正是在文藝復興后的人文主義哲學旗幟下，重商主義才敢堂而皇之將人的欲望、追求擺上經濟理論論壇；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們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這一認識論思想的牽引下，威廉·配第才開始探究經濟運動的內在規律，從而提出了勞動價值論；正是引入了愛爾維修利己主義倫理觀，亞當·斯密恢弘的《國富論》才會長篇論述“人的自利追求會使社會福利自動實現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我們才會看到龐巴維克至今尚存的《資本實證論》；只有研讀了斯賓塞的《第一原理》，我們才會明白為什么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運用了那么多進化論、均衡論的方法；也正是凱恩斯將量子論中的“測不準原理”引入經濟分析，羅賓遜夫人才會評論說：“凱恩斯所論證問題的真正本質是不確定性”。

斯密以來，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機械自然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系統實在觀。本文分析了這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具體影響，并指出僅僅依靠系統實在觀是無法完全克服機械自然觀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經濟學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的發展進行指導。

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自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確立之后，特別是自弗里德曼等將邏輯實證主義引入到經濟學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就開始主導了經濟學的研究，而方法論的探究則日漸式微；即使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現代主流經濟學依然不愿對方法論進行實質性探討，以致20世紀80年代曾經在西方復興的方法論思潮又逐漸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為止的方法論探究還主要停留在畫地為牢的批判層面，因而沒有對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提供多少有用的東西；二者，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日益教條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學術資源的主流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維的挑戰。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方法論；功利主義；主流化

一、方法論轉變與經濟學發展

自經濟學從其他社會學科獨立出來以降，方法論就是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大師們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如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斯密、李嘉圖、薩伊、馬爾薩斯、西尼爾、穆勒父子、麥克庫洛赫、凱爾恩斯，歷史學派學者西斯蒙第、瓊斯、繆勒、李斯特、施穆勒、韋伯、桑巴特、凡勃倫、康芒斯、加爾布雷思，邊際效用學派先驅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克拉克、馬歇爾、威克塞爾，以及現代經濟學家羅賓斯、米塞斯、哈耶克、馬克盧普、庫普斯曼、羅賓遜夫人、弗里德曼、盧卡斯、森等等。霍奇遜指出，“在大約100年的時間里，(方法論)這一問題占據了科學研究中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的頭腦，而且這一問題是多數社會科學和經濟學分析的中心。”而且，每當經濟學范式面臨轉換之時，方法論上的爭論就尤顯激烈，例如，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過渡時期的方法論之爭表現為：歷史學派對古典學派的挑戰、邊際學派對歷史學派的挑戰、制度學派對邊際學派的挑戰。同樣，當今經濟學的理論發展，諸如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綜合、理性預期革命、新凱恩斯綜合等等，以及各種流派的出現，無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論上出現反思和革新，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革命、凱恩斯內部左右兩派的爭論、理性預期的反革命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說發展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經濟學方法論變換史。

一方面，每一次經濟思想的重大創新和發展都是伴隨著方法論的變革，經濟學學術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綜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論轉化的基礎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義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經濟學提升到了演繹科學的殿堂，從而構建了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和學說體系；而針對后來李嘉圖、薩伊、西尼爾等人把演繹法極端化以及將經濟學孤立于其他學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將歸納法和演繹法結合了起來，并將社會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等都引進到經濟學之中，從而形成了古典經濟學的綜合。再如古典經濟學后期的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經濟學從勞動的分析角度探討財富增長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滿足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著重研究消費(需求)、分配(流通)、價格(競爭)、市場機制以及個體經濟等微觀經濟理論，并再一次拋棄了歸納法而強化了抽象的演繹分析，從而掀起了邊際革命；而馬歇爾則把古典經濟學從客觀成本分析的思路和邊際效用學派從主觀需求分析的思路結合起來，構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歸納分析的基本思路，廣泛運用生物學的原理如有機體組織、進化論、生存競爭等解釋經濟現象，從而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綜合。因此，正如門格爾指出科學的創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鉆研科學方法的人們所推動的，即使他們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使用正確的方法，或者沒有轉過去研究這些方法，但他們的成功仍可以歸結為正確方法的運用。

另一方面，任何經濟學流派的研究方法都與其研究對象和內容相適應，這也已經為經濟學說發展史所證明：無論是歷史學派、制度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或者是理性預期學派都形成了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研究路線。譬如，當經濟學從古典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之時，由于研究對象發生了從公共領域到私人領域的轉化，相應地也就產生了從平均主義到邊際主義的方法論革新。顯然，通過重新審視經濟學的演化以及現代經濟學的特征，我們可以更好地發現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趨勢，并對現代經濟學方法論進行反思。事實上，按照新古典主義的正統經濟理論范式，整個經濟中的總產出和就業都是由個體最優化行為下微觀層次上的均衡狀態決定的，但新古典主義的諸多限制性假設卻大大削弱了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為此，凱恩斯將預期和不確定性引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為起點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這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信奉的自由市場經濟及其自動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見，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論，而在于他對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否定；同樣，凱恩斯之后，無數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這些都是凱恩斯經濟學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當然，這些彌補主要體現在邏輯推理和假設前提上，而這些是方法論的較低層次；相反，在方法論較高層次的研究思維上，卻依舊承襲古典主義后期就不斷凸顯的自然主義思維。

摘要：對1969年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進行梳理，能對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取得的進展大致領略，并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學習的重要途徑，對深入理解理論和現實的關系可以獲得更多幫助與啟示，對促進經濟學研究與經濟管理改善具有相當大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代微觀經濟學;發展

通常微觀經濟學上的創始人被認為是亞當•斯密。自其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十足的進展，至19世紀30年代，已經建立起微觀眾經濟學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如馬歇爾預言般達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微觀經濟學有了更大突破，其中顯著代表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諸多成就。從微觀眾經濟學理論出發，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在管理經濟學上挑戰完全理性假設，公共經濟學上進行理論突破，管制經濟學上開辟實證研究，勞動經濟學上進行理論修正與補充，福利經濟學上深化不斷。諾貝爾經濟學獎從1969年開始，已有47年歷史。通過分析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理論成果上看有微觀經濟學理論的進步、研究領域的變化和研究方法的應用，發展趨勢更加綜合、多元、交叉。

一、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微觀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應用

微觀經濟學在諾貝爾經濟學獎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應用創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論應用。作為數理經濟學的一種重要創新，其從公理化角度研究經濟系統整體均衡的穩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當作西方主流經濟學，其基本方法在微觀與宏觀經濟學中都應用廣泛。一般均衡體系由薩繆爾森提出，使其成為統一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動態一般均衡理論建立，并將規模報酬因素引入，結合起資本與投資理論。二是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應用。約翰•福布斯•納什通過不動點定理，使均衡點的存在得到證明，奠定了博弈論一般化的基礎，海薩尼對不完全信息博弈領域進行了新的開辟，讓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得到發展，維克里與莫里斯開創了不對性信息條件經濟激勵理論研究，并成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石。三是資源最優分配理論應用。通常資源配置的完成依靠價格體系的調整，康托羅維奇首次提出解乘數法，在資源最優配置問題中引入線性規劃方法，將定性研究發展到現實計量階段，赫克曼與麥克法登則建立了微觀計量經濟學理論，使統計方法與經濟學理論相結合，在個人、家庭、企業統計分析應用中廣泛，使經濟信息在反映社會本質上更深刻。四是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應用。該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的開創依賴于卡納曼與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經濟分析方法關于基本方法論困難的解決出路，提出期望價值理論遵循條件，使實證經濟學方法的缺陷得到彌補，推動了經濟理論現展。

二、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論文關鍵詞]廣義發展經濟學：理論構建；發展與改革

[論文摘要]廣義發經濟學是現展經濟學的宏觀拓展，它擴充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的發展問題：它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僅研究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更重要的是，將整個人類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納入研究范圍，廣義發展論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這三個因素是如何內生作用于經濟發展過程的。

1廣義發展論的定義及其涵義

廣義發展論是運用多學科分析方法，以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是相對于僅以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發展經濟學而言的。廣義發展論及其核心理論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階段發展經濟學的綜合發展理論框架的雛形。

一般來說，人們將所有國家按照發展程度區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國家、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考慮到持續變化的過程，將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稱為發展中國家，較發達和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與發展經濟學一貫只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其研究對象不同，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包括不同發展程度的所有國家。之所以這樣界定廣義發展論的研究范圍主要有兩個原因：

(1)發展不只是工業化，不單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發達國家也還有繼續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發展中國家通常面臨增長和發展的雙重任務(其中的最不發達國家面臨啟動、增長和發展的三重任務)，而發達國家在實現了經濟增長后，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長中遺留的社會問題，還直接面臨著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所有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發達與不發達只是相對而言，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永恒的主題。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論沒有能夠成功地引導廣大發中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發展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便受到嚴厲的批評，學科本身則面臨生存危機。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向發展經濟學的滲透，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后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最大的是處于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后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摘要：社會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在當前社會發展環境下，為了更好地優化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必須關注傳媒經濟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這對于日后更好的發展我國社會經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新時代下，社會上的很多傳媒經濟學專家已經關注到了傳媒經濟學發展的主要思路，并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要關注傳媒經濟學的發展，從而對傳媒經濟學的各個階段都有很深刻的了解。根據傳媒經濟學各個階段的發展特征，在整體上分析不同階段傳媒經濟學的實際發展意義，從而更好地提升現代傳媒經濟的研究水平，為我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

關鍵詞：傳媒經濟學；階段性特征；傳媒領域；傳媒產品

隨著我國現代化社會的不斷發展，對于經濟領域的研究也一定要深入。在經濟學總體發展過程中發現，傳媒經濟學作為整個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整體上研究經濟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傳媒經濟主要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在傳媒領域的需求，在此基礎之上，盡可能地降低經濟支出，在一些傳媒服務和傳媒商品方面滿足傳媒領域的總體要求。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人們對傳媒產品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利用當下有限的資源來更好地推進傳媒商品的質量以及傳媒服務水平，對于我國傳媒領域的發展有著很深遠的影響。關注傳媒行業發展過程中的各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況，能夠深層次分析各階段的經濟發展特征，這對于我國傳媒領域的長遠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120世紀初期傳媒領域獨立發展分析

在20世紀初，我國傳媒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傳媒企業已經關注到了傳媒行業變革的重要性，在20世紀初期傳媒領域一定范圍內實現了獨立發展。美國杰米是當時有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提出了廣播經濟學的概念，從此在傳媒領域出現了有關經濟的概念。隨后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先后對傳媒領域進行了經濟方面的分析，當時英國、美國提出了傳媒領域的音樂行業經濟問題，20世紀初期受到傳媒領域的影響，音樂領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音樂領域憑借著廣播業的發展又再度崛起，這推翻了先前音樂領域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充分利用了廣播領域的發展優勢來帶動了音樂行業的不斷發展。1927年，美國相關專家威力經過市場調查后，對當時200多家的衰退行業進行市場推銷行為分析后發現，廣告資金的投入與企業商品的銷售有一定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具備商業性質，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廣告能夠幫助企業進行商品推銷，并且能夠取得良好的收益。1936年，隨著《電信經濟學》出版，傳媒領域中出現了電信經濟學的概念，電信經濟學概念的出現打開了傳媒領域更大的發展空間，利用社會發展環境下的電信市場更好地推進商品的銷售和企業的發展。然而，電信經濟學對于整個企業的發展并沒有分析到商品的需求問題。1976年，根據電信經濟學的概念以及理論基礎，對該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后，對電信市場的經濟需求平衡進行了深層次的分析和研究，制訂了與之相適應的電信市場價格機制。在當時政府的管理以及電信市場的激烈競爭是備受關注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伯恩斯坦是當時有名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他提出了電視經濟學的概念，與此同時，該時期有很多經濟學家也對電視經濟學進行了深層次的研究。1963年，瑞德威提出了報業經濟學的概念，根據先前幾十年總結出的理論基礎和經驗，對傳媒領域的發展有了新的研究思路，使人們對勞資關系以及廣告收入有了更深入的研究。總體來看，在該階段傳媒經濟學實現了獨立發展，在傳媒經濟學發展領域上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另外，在這一個階段交易成本理論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傳媒領域對成本問題有了新的認識，不單單影響到了傳媒經濟學的發展，對于交易成本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對傳媒經濟學的研究使日后企業在傳媒經營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啟發，這對于推動傳媒經濟的整體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220世紀后期傳媒領域發展模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