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是一位當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搖曳多姿，光彩照人。藝術特征鮮明，風格獨具，與眾不同。

秦牧散文特點之一，是言近旨遠，哲理性強。贊頌新中國，新生活，鞭撻丑惡現象是貫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條主線，在闡述觀點，講明道理時，絕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調高昂，立意深刻，寓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于閑談趣聞之中，贊美祖國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調統帥作品，使讀者在字里行間中得到心靈的凈化。宣傳真善美，鞭撻假惡丑，充滿了對一切腐朽、污穢、丑陋事物的憎惡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調動聯想和想像的藝術手段，用清新流暢的語言在講古論今中闡述主題。

秦牧的作品取材廣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種子，容量大，幾乎無所不包，能夠精心地運用材料，各個題材都充滿詩情畫意，艷麗繽紛，多種表達方式的巧妙運用，寫景抒情，敘事議論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議，議中升華，敘中產議，敘中融情，秦牧的散文運用表達方式獨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紛呈，許多內容知識性、趣味性十足，滿足了廣大讀者的求知欲望，獲得新鮮的美感，他的散文給予讀者的教育、影響是獨樹一幟的。

秦牧是一位博學多識，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時代酷愛文學，而且對大自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愛看馬戲，喜歡動植物，他豐富曲折的生活經歷，為后來的散文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一生創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膾炙人口的佳作，他認為“文學創作離不開思想，生活知識和表現手段這三要素。一個作者，這幾方面的造詣如何，是不是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決定了這個作者的創作水平。”①秦牧用談天說地、講古論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認識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機的結合起來，他的散文寓共產主義思想于閑談趣聞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壇抒情》、《花城》、《古戰場春曉》等篇，給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終貫穿著贊頌偉大的祖國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和新生活這一紅線，鞭撻丑類為社會主義的成長擂鼓吶喊，清掃舊社會留下的污穢，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內容。作者曾說：“文學作品應當宣傳真、善、美，反對假、惡、丑。所謂“真”，就是要闡明生活的本質，要本著現實主義的態度寫作，反對誆誆騙騙。所謂“善”就是宣傳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反對剝削階級的腐朽事物。”②作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的作品格調高昂，立意深刻，閃耀著燦爛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現這一藝術特征是在閑談趣聞當中，給讀者指明了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撞擊讀者的心靈，給人以美的感受。

據史料記載，董仲舒著述豐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余萬言，皆傳于后世[1]2525-2526。”董仲舒是當時就負有盛名的經學大師和文章家，但董仲舒的作品，后世散佚甚多，現在僅存《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一些書疏文。劉熙載在其《藝概•文概》中說：“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礡、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于其原委窮之[2]10。”的確，董仲舒著述豐富，即使從現存作品來看，數量仍然較大，足以代表西漢散文眾多體式中的一體。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對董仲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經學和思想成就方面，而很少有人從文學的角度對他的作品進行全面的總結和研究，即使有文學史偶爾提及，也僅僅是說到他的“天人三策”，至于他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及針對時事的議論文，則被認為缺乏文采而置而不論。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雖然在西漢散文中給董仲舒留了一席之地，但論述相當簡短概括，且主要集中在“天人三策”上，如說：“其(天人三策)論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歷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曉暢，理致細密，全無艱澀滯重之筆；其語言樸素無華，其風格則儒雅雍容。這使它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則缺乏文學性，除散見于《漢書》中的幾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3]179。”這可以說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客觀地說，與西漢其他著名散文家相比，董仲舒的散文在藝術上確是略為遜色。韓愈說：“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4]359。”董仲舒對后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方面是事實，但他的散文不僅完整地表達了他的思想體系，在思想觀念方面對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在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的時候，還使用了多樣化的表現手法，有些篇章，語言很有文采，表達很有氣勢，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在行文過程中，能夠體現出作者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風貌。因此可以說，董仲舒的散文，可以代表西漢散文多種風格中的一格。以下將以《春秋繁露》為中心，探討董仲舒散文的藝術特色。

“比物聯類”“推類而及”是我們先人的一種重要的認識世界、掌握知識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儒家的治學實踐中得到了自覺的遵守。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周易》，就是用八經卦、六十四別卦來統類宇宙萬物，依據“推類而及”的原則預測吉兇。從《論語》的記載來看，“比物聯類”也是孔子教育學生認識事物、掌握知識的最重要的方法。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5]68。”他贊揚子夏學《詩》能類推聯想，他最喜愛的學生便是能“聞一以知十”的顏淵。根據章太炎的解釋，作為夫子之道的“忠恕”，其含義之一，就是它是一種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學習方法，他說：“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6]426。”這種“一以貫之，觸類而長”的治學方法，為儒家后學所繼承和發揚，如戰國后期的大儒荀子就多次闡說和強調這種“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治學方法，在《非相》篇中他說：圣人何以不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7]52在荀子看來，宇宙萬物，古今之事，皆可“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關鍵是能夠“通倫類”，他說：“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漢初的學者，特別是儒家學者，仍然秉持這種方法以治學，無論是《詩》學還是《春秋》學都是如此，因此他們的解經方式通達、開放、靈活，與此后五經博士系統的章句之學有很大的不同。董仲舒深悉這種治學方法的精髓，他說：“《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8]95。”他就是遵循這種治學法則，以《春秋》為依托，運用通倫比類的方法，構筑了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的思想體系。他說：“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8]33。”又說：“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8]97。”在董仲舒看來，天、地、人就是一個相類相通的整體，人不僅與天相類，簡直就是具體而微的天，“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8]341。因此，由天可以推及人，因為人與天相符，“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8]357。反過來，也可以由人事以求天道，“求天數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8]218。因為天人異體同類，所以他們相通相感，此起彼應，“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8]360。天、地、人，宇宙萬物，以類相從，同類相感相應，構成一個彼此相關的整體，因此，圣人要治國安民，就必須法天而行，否則就會引起宇宙運行的故障，出現災變。“圣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8]35。董仲舒就是這樣通過闡說《春秋》，運用“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方法，將自然、社會、政治倫理、人性等思想觀念融合到他的天人思想體系中。與用“以類相推”的方法構筑自己的思想體系這個特點相適應，董仲舒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也多用類比和類推的方法。《天地之行》篇說：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于胸；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圣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于淵也；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為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8]460在這里，作者將身體與國家、治身與治國進行類比，雙線并進，步步深入，由治身之理推及治國之道，得出國家治平在任賢的結論。在《五行相生》篇中，董仲舒首先說：“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為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8]362。”然后由五行之行不同類推出與五行相類的五官：司農、司馬、司營、司徒、司寇，應該各司其職，不得相亂。在《五行相勝》篇中，董仲舒用五行相勝的原理，類推出各官府應該相互監督、相互制約的結論。作者有時用通俗的類比將深奧的道理闡述出來，如他論人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為雛，繭待繰以涫湯而后能為絲，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謂善。[8]312類比與類推的說理方法，在董仲舒的散文中使用得非常普遍，這里不再多說。

從董仲舒現有的作品來看，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說，構成了他著作的主題部分，因為他正是借助于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發來建構他的理論體系的，闡發的過程也同時便是他建構理論體系的過程。但也應該看到，他解讀《春秋》、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所運用的“等倫比類而通之”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物聯類”“觀物比德”是一種比較原始、比較低級的認知方式，它是靠直覺，通過聯想而形成的一種認識事物、掌握知識的方法，因而它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模糊性和非科學性。董仲舒的許多推論就有很大的隨意性，如《人副天數》篇說：“天德施，地德化，人徳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于天也[8]354-355。”這純粹是一種主觀想象。有些議論甚至顯得十分荒謬可笑，如他的求雨、止雨之法。但是，如果只是這樣，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專精覃思，在廣覽百家，貫通五經的同時，對《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進行創造性闡發而產生的著作，絕對不會產生那樣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春秋繁露》不僅有許多精義，而且在經常的情況下析理精微，富有思辯色彩。如在《竹林》篇中，他通過考察《春秋》的用辭特點來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文中假設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他首先以畝有數莖苗即可以稱為無苗為比，說明春秋幾百年之間即使有一二義戰，亦可稱為無義戰，然后說：故《春秋》之于偏戰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8]50孟子曾經有“春秋無義戰”的說法，但那僅僅是出于仁義之心，反對殘害百姓的一種籠統的說法。董仲舒在這里針對人們對此問題的疑問，闡說了《春秋》對于戰爭的態度，分析精譬，思辯色彩很濃。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就是這樣來辨名析理，解說嫌疑，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的。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說的：“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8]55。”他對于祭仲、逢丑夫行權問題的辨析，對趙盾、許止弒君之事的解說，都明辨嫌疑，是非分明，細致精微。董仲舒對世事人情也有深微的體察和精妙的分析，如他論南宮長萬弒宋閔公之事：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妬，與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于陰，大夫立于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藉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矜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8]125-12宋閔公被殺的根本原因是君臣無別，但直接原因則是“俱而矜婦人”，這對男人心理的把握十分準確。在儒家的經典中，對漢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倫理觀念、民風民俗等影響最大的是《公羊春秋》，而《公羊春秋》之所以能發生這樣大的影響，固然是通過董仲舒對它的富有創造性的解讀，但也與他的說理方式有關。由于董仲舒運用“比物聯類”這種比較原始的、比較大眾化的思維方式，去闡說有關天、地、人的系統知識，這就使他的理論體系擁有廣泛的受眾。他的有關天道自然、政治制度、倫理道德等理論，為國君、官僚和各類學者所接受，對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以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由于他的思維方式的大眾化而造成的許多觀念意識的低俗性，又使他的許多思想意識為底層民眾所廣泛接受，對俗文化、大眾社會心理以及民風民俗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

董仲舒既不是柔懦無所守的儒生，也不是設法媚悅皇帝的弄臣，而是有明確政治理想、有堅定人生信念、有高尚道德操守的儒學大師。《史記•儒林列傳》載：“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9]3128。”如同西漢大多數儒生那樣，他是以帝王師的心態來面對皇帝，發表議論的。在他的著作中，對漢朝的各種社會政治弊端進行了尖銳的批評，特別是指出了漢王朝在制度方面的缺陷，認為漢朝的現行政治制度與暴秦的制度并無多大不同，應該按照儒家理想的社會政治制度進行改造。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通過對《公羊春秋》微言大義的闡發，比較詳細完備地描述了這種理想的政治藍圖。如同孟軻那樣，他既有明確的政治信念和堅定的道德操守，加以他的時代去戰國未遠，所以他的散文，在行文中蘊含著一股郁勃雄霸之氣，即使是那些表面看上去“雍容儒雅”的對策文也是如此，因為他的治學目的就是要建立儒學的話語霸權。如他在《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中說：“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1]2504-2505。”徹底否定了漢朝的現行制度，要求漢王朝改弦更張，否則將難以企求天下治平的局面。語氣堅定，不容置疑。《春秋繁露》則靈活運用多種句式，特別是經常使用排比句式，不僅使內容得到完美地表達，而且增強了文章的氣勢，如《天地之行》篇中說：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8]458-459使用句式整齊的長排，使意義表達完滿，富有氣勢。又如他論述臣子的地位和功能說：“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為忠也；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于上，所以致義也[8]459-460。”整齊而充滿力度。這樣的長排，在《春秋繁露》中時可見到，表明董仲舒的散文并非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缺乏文采。有時在表達過程中，作者能變換句式，使行文跌落起伏，搖曳多姿。《必仁且智》篇中說：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诐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8]258根據表達內容的不同變換句式，時長時短，靈活多變，讀來令人產生一種蕩氣回腸的感覺。在《立元神》篇，董仲舒用雙線并行、層層遞進、回環闡說的方法，闡說事理。如其中的一段說：體國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于任賢，欲為神者在于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8]170雙線齊進，隔句蟬聯，使文章在表達上有氣勢，有文采。

《春秋》用字謹嚴，是人們所公認的，后儒所說的“《春秋》一字以褒貶”，雖不無夸大，卻能反映出《春秋》用辭的慎重。對此，董仲舒也多次申說。在《實性》篇中，他說：“《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霣石則后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圣人于言無所茍而已矣[8]312-313。”在《精華》篇中，他又說：“《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于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8]85。”董仲舒體認并完全繼承了這種精神，他在《春秋繁露》中特設《深察名號》一篇，強調慎于名號的重要。他說：“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8]284-285。”極力強調慎于名號的重要。在《仁義法》中，他通過辨析字義闡發了《春秋》的功能和精義：“《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于人，義之與我者，不可不察也。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8]249。”董仲舒在解讀《春秋》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辨析事理以確立自己的觀點的過程中，繼承了《春秋》的藝術傳統。首先是用詞準確。這個特點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有全面的表現，不必多說。其次是詞匯豐富。董仲舒的著作視野闊大，內容豐富，貫通天、地、人。他將宇宙萬物分類辨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疇，這些概念和范疇對后世中國哲學、政治、道德、思想等領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在分析具體問題的時候，往往運用排比句，變換語詞，從不同側面對問題的性質和特點進行闡發、論述，用詞豐富、準確而嚴謹，析理精微，是非分明。

后人稱《春秋繁露》為斷獄之書，實不為過。再次是用詞靈活。如《楚莊王》篇中說：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參考文獻：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用詞如此靈活，后世大概只有韓愈能夠繼其足武。董仲舒是漢代“經義”之文的開創者，但他的散文與漢武帝以后的儒生，如貢禹、劉向等人的“經義”之文有很大不同，他的散文仍存留著戰國士人的雄豪之氣以及漢初學術自由的靈動之氣，因此“雍容儒雅”不能概括董仲舒散文的全貌，因為如同其他大家一樣，董仲舒的散文風格也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

《語文課程標準》規定初中散文閱讀教學的目標是欣賞文學作品，有自己的情感體驗，初步領悟作品的內涵，從中獲得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有益啟示。對作品的思想感情傾向，能聯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評價；對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說出自己的體驗；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現力的語言。那么，我們怎么做，才能有效達成《新課標》的規定呢？

我認為散文閱讀教學就是要注重培養學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賞和評價的能力。逐步培養學生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創意的閱讀，利用閱讀期待、閱讀反思和批判等環節，從而拓展思維空間，提高閱讀質量，即注重現代散文教學的實效性。

當代散文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特征：日益注重“理性”、“理趣”。散文的魅力，在于情感體驗之中對社會人生的一種領悟。但是，散文的理性、理趣，并不是枯燥乏味的直接議論，而是寓理于事、于情、于景、于物。也就是說，它和散文的形象性，并不矛盾。

僅僅抓住散文的特征來提高教學實效，當然是不夠的。教學是師生互動的過程，而不應該是一言堂，無論在散文教學還是任何其他文體的教學中，教師都要盡快轉變教學理念，找準自己在教學中的位置。肖伯納說：“我不是你的老師，只是你的一個旅伴而已，你向我問路，我指向我們的前方。”我們是學生求學路上的伴侶，是一個適當的時候給予指導的引路人。

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詹姆斯•默蓋爾提出了閱讀層次論,我認為其中的知識性閱讀學生可以自行解決，教師只要指導和督促學生掌握就可以了。而理解性閱讀、探索性閱讀層次才是提高初中學生閱讀能力的重要層面，所謂理解性閱讀，包括轉換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分類能力；推斷能力等。所謂探索性閱讀能力，包括審美能力；評價能力；創新能力。而提高這些能力，首先教師就要有必要的講解和恰當的指導。

比如對于文章整體的把握，根據散文文體特征，教師在引導的過程中就要有三種意識：

“新聞寫作散文化”一直是新聞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也是目前新聞寫作實踐中的一個潮流。新聞報道借助散文筆法，使新聞作品以鮮活的面孔呈現在讀者面前，日益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和歡迎，并展示出這一報道方式的旺盛生命力。

作為新華社主要領導、名記者的穆青同志，在當時全國新聞界熱心從事改革的時候，提倡嘗試用散文筆法來寫新聞，主張新聞報道的形式和結構打破舊框框，破掉舊模式，突破傳統的寫作規范，要“向自由的活潑的散文式方向發展”。這些觀點引起了新聞界人士的廣泛注意。

所謂“散文化”新聞，就是說新聞報道的形式和結構具有散文化傾向，新聞像散文化的筆觸，構造出深邃的意境，以使用白描手法，結構像散文那樣富于變化，語言像散文那樣生動凝煉。

任何事物都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新聞報道也不例外，是報道內容和新聞形式的和諧統一體。一定的報道內容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聞形式為它服務，只有這樣，形式才能充分表現新聞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作為反映社會變化、為社會發展服務的新聞事業，其報道領域也由此擴大，新聞報道形式的變化也就成為一種必然。如果仍用原來的老一套，那么我們的新聞報道便會以同一幅面孔出現，使新聞失去應有的活力，讀者望而生厭。從內容出發探索表達形式，使形式更好地為內容服務。“我們必須敢于在形式上突破新聞體裁的固定程式，只要是有利于表達新聞內容，就可以調動各種筆法來進行寫作。”新聞寫作散文化正是寫作創新方法中的一種。新聞寫作向散文學習，借鑒散文靈活的筆法，一般可從如下方面進行：

（1）語言優美可讀性強。散文是心靈的譯碼，它聽從心靈的招呼，想到哪里，寫到哪里，毫無模式樣版。新聞應有文采，給人以美感，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就能獲得精神上的愉悅感，從而使閱讀行為在饒有興致中持續下去。語言單調枯燥，閱讀起來味同嚼蠟，讀者便會興味索然。內容是靠語言來表達的，語言應積極地為表達內容服務，有聲有色，有情有理地再現新聞內容全貌，使讀者在美的享受中輕松自如地獲得新聞信息。因此，在新聞寫作中，要講究詞語的選擇、句式的運用、修辭的變化、表達方式的變換，行文輕松自如，營造美的氛圍，使筆下的新聞有一種裝飾美，富有吸引力，增強可讀性。如新華社通訊《飛向太平洋——我國運載火箭發射試驗目擊記》，文章用詞通俗、貼切，運用比喻等修辭手法，把火箭發射后的聲響、氣勢、色彩以及人們的歡呼舉止與興奮心理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形，如臨其境。

（2）結構自由靈活多變。散文的特征是形散神不散，即主題明確，結構根據內容可靈活自由安排，沒有固定的格式，寫作手法靈活多變。它是所有文學樣式中最活潑、最自由的寫作文體。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天上地下，古今中外，風物人情，哲理幽思，根據表現主題的需要，都可信手拈來，結構布局，揮灑成文。新聞借鑒散文靈活多樣的結構特征，可以突破“倒金字塔”、“三段式”、“排浪式”等傳統結構模式，使稿件形式新穎，生動活潑，給讀者以全新的感覺。

［摘要］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探討。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這兩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

［關鍵詞］北朝散文；質樸剛健；實用性

關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學史家對之雖有概括，但他們的觀點基本上都脫胎于唐代魏征的說法，而且對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現缺乏探討。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討論。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

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

關于北朝散文的文風，最早加以明確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較南北朝文學最繁榮時期的南北文風差異曰：“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并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1］魏征指出了這一時期北朝文學具有“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的特征，也就是質樸剛健的風格特色，這也適用于整個北朝散文。

今天的許多研究者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中得出結論說：“從散文來看，北朝尚質，亦甚明顯，貞剛之氣，時有可觀。”［2］譚家健在《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對比南北散文風格之異時說：“北朝文章以散體為主，求實、尚質，風格剛健清新；與南朝文章崇駢、尚文，風格柔和綺靡有明顯區別。”［3］王鐘陵先生比較南北朝文學的優長說：“文學藝術的發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個落后的民族的許多創作，往往并非一個遠為先進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畫描寫、聲律對偶等方面的精致，無疑是藝術上的進步，北朝文學在這方面遠不及南朝，但它質樸渾厚的氣韻又遠超于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無疑，王先生實際上肯定了北朝質樸渾厚的文風。

論文提要

秦牧是一位當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搖曳多姿，光彩照人。藝術特征鮮明，風格獨具，與眾不同。

秦牧散文特點之一，是言近旨遠，哲理性強。贊頌新中國，新生活，鞭撻丑惡現象是貫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條主線，在闡述觀點，講明道理時，絕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調高昂，立意深刻，寓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于閑談趣聞之中，贊美祖國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調統帥作品，使讀者在字里行間中得到心靈的凈化。宣傳真善美，鞭撻假惡丑，充滿了對一切腐朽、污穢、丑陋事物的憎惡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調動聯想和想像的藝術手段，用清新流暢的語言在講古論今中闡述主題。

秦牧的作品取材廣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種子，容量大，幾乎無所不包，能夠精心地運用材料，各個題材都充滿詩情畫意，艷麗繽紛，多種表達方式的巧妙運用，寫景抒情，敘事議論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議，議中升華，敘中產議，敘中融情，秦牧的散文運用表達方式獨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紛呈，許多內容知識性、趣味性十足，滿足了廣大讀者的求知欲望，獲得新鮮的美感，他的散文給予讀者的教育、影響是獨樹一幟的。

秦牧是一位博學多識，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時代酷愛文學，而且對大自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愛看馬戲，喜歡動植物，他豐富曲折的生活經歷，為后來的散文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一生創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膾炙人口的佳作，他認為“文學創作離不開思想，生活知識和表現手段這三要素。一個作者，這幾方面的造詣如何，是不是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決定了這個作者的創作水平。”①秦牧用談天說地、講古論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認識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機的結合起來，他的散文寓共產主義思想于閑談趣聞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壇抒情》、《花城》、《古戰場春曉》等篇，給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

[內容提要]高中散文教學對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和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在高中階段使學生掌握終身受益的閱讀技能，養成良好的習慣，提高閱讀理解和鑒賞能力是每一位語文教師職責。本文著重從理清思路、把握文眼及朗讀、品味方面論述散文教學中所應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閱讀思路文眼品味

[問題的提出]高中語文新教材和語文讀本的使用，改變了長期以來語文教材的面目陳舊、文學味不濃的現象，使文學作品比重在教材中超過60%，并且新增加一些名家的散文，如錢鐘書、史鐵生、史懷澤、馮友蘭、李樂薇、汪曾祺、宗白華、韓少華等人的散文，拓展了學生學習的范圍；互聯網的開通，為學生開啟了新的求知窗戶；高考散文閱讀題又以達18分的賦分值，吸引了眾多學子的眼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理論依據]1、《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指出：學生的發展是課程實施的出發點和歸宿。2、建構主義認為，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而獲得。換句話說，獲得知識的多少取決于學習者根據自身經驗去建構有關知識的意義的能力，而不取決于學習者記憶和背誦教師講授內容的能力建構主義提倡在教師指導下忽視教師的指導作用，教師是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與灌輸者。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被灌輸的對象。學生要成為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就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從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主體作用⑴要用探索法、發現法去建構知識的意義⑵主動去搜集并分析有關的信息和資料，對所學習的問題要提出各種假設并努力加以驗證⑶盡量和自己已經知道的事物相聯系，并對這種聯系加以認真的思考。[4]通過創設符合教學內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舊知識之間聯系的線索，幫助學生建構當前所學知識的意義。[5]教師應在可能的條件下組織協作學習（注①）

閱讀是一種技能，要養成這種能力，需要經歷一個自覺鍛煉和訓練的過程。散文閱讀的重點在于文本，要引導學生走進文本，與文本對話，因為“閱讀是處理信息、認識世界、發展思維、獲得審美的重要途徑。”但是“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教科書編者、文本的多重對話。”“教師要為學生的閱讀實踐創造良好的環境。”“教師的點撥是必要的，在不同類型文本的閱讀應有所側重”。（注：②）所以，在散文閱讀教學中進行理論指導是很有必要的。了解這一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以及主要表現手法，才不會陷入無序化、低效閱讀的泥潭之中。在課題實驗中，指導學生走進文本，學會整體感知文本內容，理清思路，概括要點，理解文本主要內容，關注作者所抒發的情感及穿透的人生哲理。了解渲染、襯托、鋪墊、象征、對比、以小見大、先抑后揚、托物言志、前后呼應等表現手法，學會鑒賞、評價文章的優劣得失等。

一、理清文章思路

中國古典文論歷來重視情感在寫作和閱讀中的能動作用。劉勰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龍·知音》）。

散文的突出特點是情與景相交融，因此，散文的閱讀教學應圍繞這一突出特點展開。

散文教學自然應該引導學生體會“情景交融之道”。散文寫作教學則應該引導學生運用從閱讀教學中悟得的“情景交融之道”以指導自己的寫作活動。但那將是另文專談的了。

散文中的“情”是作者的主觀感情，散文中的“景”是客觀存在的自然風物。主觀的“情”與客觀的“景”如何化合為“情景交融”的散文呢？即是說“情”與“景”是經由什么心理活動的中介，才能化合成物態化的散文作品呢？這個中介就是“移情”現象。何謂移情？“用簡單的話來說，它就是人在觀察外界事物時，設身處在事物的境地，把原來沒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有生命的東西，彷佛它也有感覺、思想、情感、意志活動，同時，人自己也受到對事物的這種錯覺的影響，多少和事物發生同情和共鳴”（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卷5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正是由于這種移情作用，人們才會“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才會睹物生情，“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然后才能“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陸機《文賦》），才能創造出情景交融的文學作品來。可見散文的情景交融是經歷了“情感———景物———作品（情與景相交融）”的不同階段。情感是作者的主觀情感，它由自然景物觸發，又附麗于景物，二者化合為散文作品，形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

因此，我們的散文教學，就應揭示作者移情過程，這樣做，才能使學生不僅明其妙，而且得其道。

1.情感來自作者。散文中的情感是作者的主觀情感。作者的主觀情感來自社會的影響和個人的遭際。盡管情感有時表現為某種超然的心境，或某種微妙的意緒，但其中必然積淀著歷史的、民族的、時代的因素。因此在散文教學中，首先應引導學生挖掘出作品的這種“感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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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讀者的印象中，冰心似乎是比較“洋”的。這也難怪。她少女時代讀書的北京貝滿女子中學是教會學校，她青年時代就讀的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和燕京大學也都是教會學校，1923年至1926年，她還曾留學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并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她寫作《繁星》和《春水》，主要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而散文集《往事》則“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它受到泰戈爾《新月集》和《吉檀迦利》某些影響的痕跡。她的散文集《寄小讀者》和《往事》，大部分篇幅又是敘寫她留學美國的生活的。凡此種種，都可能在讀者心目中造成冰心比較“洋”的印象。

但是，我們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認定冰心早期的文學創作是離開了我們民族的文學傳統，是完全“洋化”的作品呢?不能這樣看。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如下的現象：為什么她的作品的藝術魅力能夠這樣歷久而不衰，在半個多世紀中受到幾代中國讀者的喜愛。冰心自己說過：“我在中學和大學以及留學時期都學過外文，不會沒有一點‘洋’的影響，但是我沒有偏愛過哪一位外國作家(泰戈爾的原文也是英文，我只喜歡他哲理性的文字)，我自己喜歡的還是古典文學，中國的古典文學”。1所以，盡管冰心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都受到不少外國的影響，但是她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對祖國的社會生活有甚深的了解；而她的作品的根須又始終深深地伸進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因而煥發著鮮明的民族特色，而這也正是使得她的作品具有藝術魅力的重要原因。同時，如果我們簡略地考察一下冰心從事創作的藝術準備，也就會發現，她的作品的民族特色是有著非常堅實的基礎的。這位女作家從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哺育與熏陶。她七歲就開始閱讀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作品曾一度使她著迷；從十歲起她先后接觸到唐詩和宋詞，并能大量背誦，詩人們創造的充滿詩情畫意的藝術世界使她無限陶醉；古代散文中諸如《秋聲賦》、《岳陽樓記》、《陳情表》、《吊古戰場文》等名篇佳作都是她從小就熟讀和喜愛的；而冰心的大學畢業論文是《元代的戲曲》，這篇論文后來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它對元代戲曲作了系統的研究。由于冰心對于我國古代文學有著深厚的修養，本民族的藝術傳統就自然地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明顯的投影。

當然，冰心作品的民族特色并不是“五四”以前的舊文學的翻版。由于她是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浪潮推動下開始她的創作活動的，她的作品就既植根于民族傳統與現實生活的土壤里，又映照著五四新時代的光輝，吸收了外國文學的某些養分，并在這基礎上形成了一種不同于舊文學的嶄新的民族特色。那么，這種嶄新的民族特色在她早期的散文創作中是如何體現的，它為現代文學的民族化提供了一些什么經驗，我們認為在這方面作一些探討，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一

在冰心早期的散文作品里，直接描繪時代政治風云變幻的篇章是比較少的。她更多的是敘寫自己的家庭。冰心認為，一個人能在父母親的膝下懷前，姊妹弟兄的行間隊里，過著快樂甜柔的時光，是一種“濃福”(《通訊一》)。從她的許多散文所描述的來看，她的家庭是美滿的。父親和母親互敬互愛，感情和睦；父母都疼愛女兒，女兒也孝敬父母；冰心對三個弟弟親切愛護，而弟弟們對自己的姊姊也充滿深厚的感情。這已不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家庭。冰心的父親是一個海軍軍官，而在19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我國的海軍是較多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他把這種影響也直接帶進家庭中。因此，冰心就生活在一個受到民主思潮洗禮的家庭里，它已擺脫重男輕女、家長專制等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它又不是徹底資產階級化的家庭，它保留著家庭關系中父慈子孝、妻賢母良、兄弟怡怡、舉案齊眉等我國傳統的美德，在這個家庭里洋溢著一種溫馨的天倫之樂。同時這個家庭和一些親戚又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他們都有牢固的以血緣和婚姻為紐帶所形成的家族觀念。冰心在作品里所寫的這種沐浴著民主空氣而又保持著許多傳統色彩的中國式的家庭，在“五四”時期是頗有代表性的。從這樣一個家庭的活動和變化，人們也可以從某一側面感受到社會脈搏的跳動。家庭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有著異常重要的位置，這已經成為我們民族倫理觀念中的一個顯著特色。因此，冰心傾注全力來描寫自己的家庭，觀察并揭示在民主革命的時代暴風雨的沖洗下，長期受到封建觀念浸染的中國家庭正在發生著怎樣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對選文體式的正確判定，是合理確定教學內容的重要前提。在文體意識不斷淡化的今天，正確判定文體更顯必要。散文，由于其體式最為“自由散漫”，故在教學內容的確定上難度最大。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對散文進行再次分類，以便發現特定的某一散文亞類的明顯特征。在語文教材中，回憶性散文所占比重較大，因此，發現其獨特的文體特征意義重大。在回憶性散文的寫作中，通常存在兩重敘述視角[1]，并由此造成一種張力，產生一種特殊的美學效果。對選文進行此方面的分析解讀，應在回憶性散文的重要教學內容范疇之內。申丹教授在研究小說敘述視角時指出：“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這兩種眼光可體現出‘我’在不同時期對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它們之間的對比常常是成熟與幼稚、了解事情真相與被蒙在鼓里之間的對比。”[2]以上兩種敘述視角，前者稱為“敘述自我視角”，負責以后來者的眼光記錄、講述過去的經歷；后者稱為“經驗自我視角”，用以感受當下的故事。由于散文的中間性，它一端連著詩歌，另一端連著小說，所以，用小說的敘述學理論分析散文（尤其是回憶性散文）中的敘事，是完全可以的。

一、沈復《童趣》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在《童趣》中，沈復追憶了自己童年時喜歡細致地觀察事物，借助豐富的想象，就能從細微的尋常物中發現超然物外的樂趣。文中經驗自我視角的運用是比較明顯的，如“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一驚。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這一段描述，就典型地表現了作者當時作為一個兒童的天真爛漫、純潔無邪和活潑可愛，面對吞吃昆蟲的癩蝦蟆，成年人恐怕很難會將其視為“龐然大物”、痛恨之繼而“鞭數十，驅之別院”。但不管怎么說，敘述自我是在以現在的心態講述著過去的故事，因此，經驗自我的言說內容和言說方式還是要受敘述自我調控的，經驗自我同時也是敘述自我觀察、反思的對象。那么，本文的敘述自我（也就是寫作《浮生六記》時年已46歲的沈復）是以何種心態在觀察兒時的自己、回憶自己的童年趣事呢？沈復出身于幕僚家庭，年輕時在多地做過幕僚，后又經商，均不成功。他與妻子陳蕓感情甚好，但不容于家庭，乃偕妻離家旅居外地，歷經坎坷，后妻子客死揚州。沈復有感于蘇軾所云“事如春夢了無痕”，乃作《浮生六記》。由此可見，文中種種閑情、種種趣事，都是經敘述自我精心組織、加工潤色而成，從中傳達出的，卻是敘述自我在殘酷環境中的焦慮不安。也就是說，寫作中的“我”在用一雙痛苦的眼睛冷靜地看著無憂無慮、歡快活潑的兒時的“我”。觀草間二蟲斗的興致被突如其來的癩蝦蟆野蠻破壞，正象征著自己短暫的幸福生活隨時可能被家庭變故或其他什么突發事件所破壞，而“癩蝦蟆”，其實就是籠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重重霧霾和陰影。漢學家宇文所安目光如炬，他深刻指出，沈復在文中表現出來的樂趣，其實是“那種私下的、在痛苦、傷害和當眾凌辱的夾縫里茍且殘存、微乎其微的樂趣”[3]。總之，經驗自我眼光中的童趣，是真正的、無憂無慮的童年樂趣；而敘述自我眼光中的童趣，則折射出一種成年人正在體味的痛苦和悲涼。

二、張岱《湖心亭看雪》中的兩重敘述視角

張岱的《湖心亭看雪》以精練之筆墨，記述了自己雪夜赴西湖湖心亭賞雪的一段經歷，描繪了一幅幽靜深遠的雪景圖，并含蓄地抒發了內心感受。本文出處是《陶庵夢憶》，此書是作者對往日生活精美細節的咀嚼與回味。就《湖心亭看雪》來看，文中之經驗自我無疑給人以名士之印象。你看，在大雪三日之后，誰人能象張岱一樣，深夜獨往“人鳥聲俱絕”的湖心亭去賞雪呢？所賞湖景之奇，不正契合了他卓然不群的高雅情趣嗎？湖中偶遇知音，則更襯托了他性情的不俗和率真。也就是說，此時的張岱所賞的，不只是別樣的美景，更是自己特立獨行的名士風度。誠然，此段賞美景、遇知音的經歷是美好的。但是，回憶此段經歷的敘述自我，也就是寫作時的張岱因時過境遷，心境已變，他會以何種心態反觀當時的自己、回顧這一段美好的生活經歷呢？張岱生活在明末清初，少年時為紈绔子弟，過慣了貴族奢侈繁華的生活。江山易主以后，從天堂回到現實中去，并選擇了隱居不仕的生活。巨大的生活和心理落差使他時時追憶過去美好的往事，并產生了人生如夢的無限感慨和深沉的家國之思。以這樣的心境講述過去的美好往事，往事中的自己夜赴湖心亭賞雪就不只是如王子猷夜訪戴安道那般的自由、灑脫和狂放不羈，和偶遇之知音“強飲三大白而別”也就不單有陶淵明那樣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不俗和率真了。首先，“崇禎五年十二月”距作者寫作之時至少已有十余年，如此長的時間跨度還讓他對往事記憶猶新。張岱特意點出這個時間，恐怕不是在夸耀自己記憶力之強，而是在以平淡之語不露痕跡地抒發亡國之痛。再看“人鳥聲俱絕”及“獨往湖心亭看雪”句，不由讓人聯想到柳宗元《江雪》中“清峭已絕”的氛圍，以及抒情主人公凜然無畏和孤傲清高的人格。張岱在文中通過對湖景空寂、遼遠和清寒的點染，營造了類似的氛圍，塑造了類似的個人形象，是否在有意將自己和柳宗元類比，以柳宗元的政治失敗暗喻自己處于家國不在這個更大的敗局中，以柳宗元的孤傲清高暗喻自己“披發入山”，對滿清不投降、不合作的高傲不俗呢？而“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與“舟中人兩三粒而已”的對比，也足以讓此時的敘述自我產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人生徹悟。第二段寫到遇知音的欣喜之情，彼時的欣喜此時則化作知音難覓和人生的聚散無常所帶來的悲哀感。免去俗間的“姓氏”而突出“金陵”，無疑還是在點亡國之痛，突出“客此”則表現出人在宇宙中也無非一過客而已的感慨。最后由舟子點出的作者之“癡”，則由經驗自我因舟子不解自己的山水之“癡”而孤芳自賞，轉為敘述自我因無人理解自己的家國之痛和人生徹悟這種更高層次的“癡”而產生的無限孤獨和悲涼。總之，以經驗自我“興之所至，率性而為”的心境去湖心亭看雪，賞的是美景，遇的是知音，品的是自己的優雅。以敘述自我“深沉痛切”和“人生如夢”的心境回顧往事，看到的是哀景，遇的很難說是真知音（如現在再遇鋪氈對坐之二人，二人未必和自己心境契合），品的則是自己的痛。此心境本身就是一種痛，以此心境觀彼心境，則又添了一層痛。

三、楊絳《老王》中的兩重敘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