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課題應介于藝術社會學范疇，然而我既無意按照“藝術社會學探討的是藝術和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互動關系”（霍克海默語）這樣的宏大定義來切入討論，也不想囿于“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藝術”（讓·瑪利亞·紀堯語）。我試圖在近年來較多思考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問題的基礎上，①把社會運動、激進主義以及階級分析等問題作為評析當代藝術的視點，通過重溫和反思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探討在中國當代生活語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構性的藝術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國內關于藝術與社會學關系的研究中，筆者尚未讀到過呈現出類似的視點和思維路徑的文獻，因此申明其為筆者研究所得，并祈請讀者不吝指教。

一、藝術社會學如何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

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行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在莫里斯等主編的《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社會運動研究的范式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從占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資源動員理論向以意義建構和象征斗爭為主要切入點的社會建構論的轉變”。在這種轉變的背后，不難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多重性質及其活力。這對于藝術與社會政治關系的研究而言，實際上具有同樣的范式轉變意義。過去的左翼文藝史較為側重從動員民眾、整合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藝術在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而現在的研究角度不僅應該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而且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

最近讀到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西德尼·塔羅的《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一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啟發，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研究可以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首先，塔羅把社會運動研究興盛的原因與新一代學者大都經歷過60年代的運動聯系起來，而我也必須承認，對本文論題的關注的精神動機來源于一種思想背景，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羅在書中寫道：“對一些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不僅僅是他們生命的形成期，還給他們留下了積極的回憶，并使他們產生了永久的激進主義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們都熱切地閱讀和討論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中則是這樣寫的：“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幸存下來。……六十年代的流亡者們（他們也背離了自己豐富多彩的青年時代）應當在各自的工作中繼續實現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烏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卻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說，對于校園學生激進思想與運動的緬懷之情同樣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磨滅的精神印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動機——更為重要的是，決定了研究者的立場。關于激進主義與烏托邦精神的重溫和反思，正是目前我進行的當代藝術與社會學轉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羅對于社會運動研究范式的變化作了理論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頗有影響的資源動員理論得益于經濟學的研究，但忽略了倫理價值觀念和運動親歷者的體驗；而這種理論中對于領導權的強調則與列寧的理論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體行為范式理論中對社會怨恨的強調使人想到了馬克思的學說，對于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角度則與葛蘭西理論有所聯系。類似這種思想影響研究的思路在我們的藝術社會學研究領域中還是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術史研究中，思想影響與研究框架的簡單化尤為明顯。

在對于學說范式的變化、轉換的梳理中，塔羅明顯地把學術研究的變化與現實中社會運動的發展結合起來，把思想梳理的研究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和現實考量結合起來。塔羅自稱，“對我來說，從系統數據分析轉向歷史性和闡釋性敘述并不是件簡單的事。”⑤他提到的幫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關于集體行動史、社會運動史和革命史的研討會，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來國內學界中對政治運動史、中國革命史的關注是否會促使古典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學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產生有益的變化？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的分梳、研究將會大大得益于社會史、革命史的研究，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還有就是，塔羅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折射出政治關懷的輝光與力量。看看這樣的一種提問，你會發現在研究較為平和的自由主義公民運動的學術工作中蘊藏著何等迫切的現實關懷：“如果抗議和斗爭已經變得易于展開，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當權者選擇與運動參與者討論策略而不是鎮壓他們，如果媒體和法庭經常解決那些曾經引起街頭爭論的問題，在這些情形下，社會運動是否會像19世紀的游行和罷工那樣，被同化和體制化為日常政治呢？”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可以從歷史上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尋求對于該社會的發展、變化的理解，而對于生活在現實中并正經受著社會運動事件的人來說，對社會沖突的理解則具有事關生存的選擇行動的意義。如何認識沖突中的雙方的性質、目標、行為模式、力量對比等等因素，然后選擇介入還是旁觀、選擇支持還是反對，這是對人們的立場、智慧和勇氣的考驗。一般來說，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總是期待社會有所改善或某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因而，他們不會是關于國家與民族前途的宿命論者，而是積極的“行動改變生存”信條的信奉者。問題在于，藝術社會學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現實關懷與行動的道德勇氣？當我們鼓勵某些當代藝術家們重返十字街頭的時候，學者們是否也可以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介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在這里，卡爾·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還有感召力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或者說，已經從“立法者”變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有此等幻想？

本文研究的課題應介于藝術社會學范疇，然而我既無意按照“藝術社會學探討的是藝術和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互動關系”（霍克海默語）這樣的宏大定義來切入討論，也不想囿于“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藝術”（讓·瑪利亞·紀堯語）。我試圖在近年來較多思考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問題的基礎上，①把社會運動、激進主義以及階級分析等問題作為評析當代藝術的視點，通過重溫和反思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探討在中國當代生活語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構性的藝術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國內關于藝術與社會學關系的研究中，筆者尚未讀到過呈現出類似的視點和思維路徑的文獻，因此申明其為筆者研究所得，并祈請讀者不吝指教。

一、藝術社會學如何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

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行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在莫里斯等主編的《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社會運動研究的范式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從占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資源動員理論向以意義建構和象征斗爭為主要切入點的社會建構論的轉變”。在這種轉變的背后，不難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多重性質及其活力。這對于藝術與社會政治關系的研究而言，實際上具有同樣的范式轉變意義。過去的左翼文藝史較為側重從動員民眾、整合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藝術在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而現在的研究角度不僅應該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而且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

最近讀到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西德尼·塔羅的《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一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啟發，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研究可以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首先，塔羅把社會運動研究興盛的原因與新一代學者大都經歷過60年代的運動聯系起來，而我也必須承認，對本文論題的關注的精神動機來源于一種思想背景，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羅在書中寫道：“對一些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不僅僅是他們生命的形成期，還給他們留下了積極的回憶，并使他們產生了永久的激進主義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們都熱切地閱讀和討論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中則是這樣寫的：“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幸存下來。……六十年代的流亡者們（他們也背離了自己豐富多彩的青年時代）應當在各自的工作中繼續實現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烏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卻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說，對于校園學生激進思想與運動的緬懷之情同樣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磨滅的精神印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動機——更為重要的是，決定了研究者的立場。關于激進主義與烏托邦精神的重溫和反思，正是目前我進行的當代藝術與社會學轉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羅對于社會運動研究范式的變化作了理論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頗有影響的資源動員理論得益于經濟學的研究，但忽略了倫理價值觀念和運動親歷者的體驗；而這種理論中對于領導權的強調則與列寧的理論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體行為范式理論中對社會怨恨的強調使人想到了馬克思的學說，對于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角度則與葛蘭西理論有所聯系。類似這種思想影響研究的思路在我們的藝術社會學研究領域中還是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術史研究中，思想影響與研究框架的簡單化尤為明顯。

在對于學說范式的變化、轉換的梳理中，塔羅明顯地把學術研究的變化與現實中社會運動的發展結合起來，把思想梳理的研究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和現實考量結合起來。塔羅自稱，“對我來說，從系統數據分析轉向歷史性和闡釋性敘述并不是件簡單的事。”⑤他提到的幫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關于集體行動史、社會運動史和革命史的研討會，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來國內學界中對政治運動史、中國革命史的關注是否會促使古典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學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產生有益的變化？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的分梳、研究將會大大得益于社會史、革命史的研究，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還有就是，塔羅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折射出政治關懷的輝光與力量。看看這樣的一種提問，你會發現在研究較為平和的自由主義公民運動的學術工作中蘊藏著何等迫切的現實關懷：“如果抗議和斗爭已經變得易于展開，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當權者選擇與運動參與者討論策略而不是鎮壓他們，如果媒體和法庭經常解決那些曾經引起街頭爭論的問題，在這些情形下，社會運動是否會像19世紀的游行和罷工那樣，被同化和體制化為日常政治呢？”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可以從歷史上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尋求對于該社會的發展、變化的理解，而對于生活在現實中并正經受著社會運動事件的人來說，對社會沖突的理解則具有事關生存的選擇行動的意義。如何認識沖突中的雙方的性質、目標、行為模式、力量對比等等因素，然后選擇介入還是旁觀、選擇支持還是反對，這是對人們的立場、智慧和勇氣的考驗。一般來說，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總是期待社會有所改善或某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因而，他們不會是關于國家與民族前途的宿命論者，而是積極的“行動改變生存”信條的信奉者。問題在于，藝術社會學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現實關懷與行動的道德勇氣？當我們鼓勵某些當代藝術家們重返十字街頭的時候，學者們是否也可以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介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在這里，卡爾·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還有感召力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或者說，已經從“立法者”變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有此等幻想？

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證明，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可以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桎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但是，經過20世紀的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嚴重挫折，社會主義國家由16個減少到5個(注：20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聯邦、中國、蒙古、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和柬埔寨。現存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沒有掌握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規律。在深入總結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經驗、深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緊密聯系我們黨面臨的形勢任務和現實狀況的基礎上，作出了“三個代表”的科學論斷。“三個代表”思想為我們解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

19世紀末，俄國幾乎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時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但俄國卻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蠻的鄉村”，又有“最先進的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1](P400)斯托雷平的未能消除俄國的農奴制殘余，農村的階級斗爭依舊尖銳，沙皇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加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內外政策不能解決俄國面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不能滿足俄國人民對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順應形勢，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果斷領導工農武裝舉行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在俄國的統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從蘇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頒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初步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渴望和平的愿望，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在俄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國內外敵人的武裝叛亂和武裝干涉，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和缺乏實踐經驗，蘇維埃政權實行了不符合俄國國情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導致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于是，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開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決定從俄國是一個小農占優勢的國家這一客觀實際出發，實行新經濟政策，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改變為迂回過渡到社會主義。

列寧在總結一年多新經濟政策實踐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學依據的蘇聯(當然也是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構想。這就是：

其一，發展現代大工業，建立必不可缺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列寧說：“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而那個時代“適應最新技術水平并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2](P452)列寧告誡布爾什維克們，社會主義必須是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根本任務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

摘要：隨著我國競技體育事業的飛速發展，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日益突出。本文通過調研退役運動員的生存現狀，分析了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原因，并針對現階段國家對退役運動員的安置政策，從社會和諧視角對構建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提出建議。力求實現對每一位退役運動員的公正對待，消除現役運動員的后顧之憂，進一步提升國家競技體育的競爭力。

關鍵詞：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問題；和諧社會；建議

為了祖國和人民的榮譽，運動員奉獻了自己寶貴的青春，長期投身于挑戰人體極限的訓練中。奧運會上，中國運動員屢屢奪金，為國家贏得了無上榮譽，同時也會獲得豐厚的物質獎勵，但我們不能只看運動員光鮮閃耀的一面，除了一些熱門項目的退役運動員日子相對好過之外，大多數運動員退役后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目前我國每年至少有3000名運動員退役，大約80%的退役運動員受傷病困擾，面臨著失業、貧困[1]。如前國際馬拉松冠軍艾冬梅，退役后生活困難竟擺起了地攤；前全國舉重冠軍鄒春蘭退役后多次求職失敗，為了生計，只得在浴室為人搓背；李朝輝，第一屆城運會男子自由式摔跤冠軍，為了這枚獎牌付出了慘痛的傷病代價，退役后生活窘迫，竟試圖賣掉自己的獎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全面構建和諧社會，強調發展要全面、協調和可持續。從和諧社會視角看競技體育事業，為實現運動員的可持續發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勢在必行。隨著我國競技體育改革的不斷加深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現階段競技體育改革的重心轉移到了為優秀運動員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能夠促使我國體育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及合理流動，消除現役運動員的顧慮，提高其訓練和競賽的積極性，繼而提升我國競技體育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這也是體育社會化進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國退役運動員的現狀

運動員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奉獻給了祖國的體育事業，但目前的體育管理制度決定了只有少數運動員能成為冠軍，而大多數的運動員，特別是一些冷門項目的運動員更是鮮為人知。冠軍是每個運動員的夢想，不僅讓運動員僅功成名就，還能獲得獎金、贊助和廣告收入等，而大多數與冠軍無緣和集體項目中的運動員，退役后沒有太多的金錢和榮譽，體育競技中的一技之長在社會中并沒有很好地帶給他們舒逸的退役生活。（一）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安置現狀。對于退役的運動員，國家的安置政策并不統一，大多根據運動員的成績、運齡及退役前津貼等因素，給與退役運動員一次性的經濟補償，以“買斷”后自主擇業為主。使得退役運動員在現實社會處于劣勢地位，并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調查顯示，我國多數退役運動員仍舊長期在隊滯留，部分已安置就業的運動員很快又失業，且他們的就業渠道十分狹窄[2]。有關報道顯示，我國共有500萬運動員，而傷病、就業難、文化偏低、年齡大、缺乏社會關注等問題成為我國大多數退役運動員的生存現狀。落后省市相比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其待安置的退役運動員人數較多，所占比例較高[3]，因而退役運動員的安置狀況與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及體育競技實力關系密切。此外，國家二級運動員及其他級別的運動員較之于國家一級運動員，更早地退出了封閉式的專業化訓練，走上求學或就業道路，幾乎不存在安置就業問題。反觀國家一級運動員，其退役年齡較大，受傷病程度影響更深，專業化的訓練也耽誤了其文化知識的學習，因而面臨較大的安置就業問題。（二）國家對退役運動員的安置手段。目前國家對退役運動員的安置手段主要包括政策安置、自主擇業和入學深造3種手段。（1）政策安置，即政府出臺相關政策及法規，制定相應的安置計劃，并為運動員選定安置單位。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到來，政策安置難以適應時代需求，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在新時代要求簡潔高效，因而不能完全安置退役運動員，對退役運動員自身素質的要求也逐漸提高。（2）自主擇業，即退役運動員自己選擇職業發展道路。在退役時根據個人情況一次性獲得一定數量的貨幣，這種“買斷”的形式不僅讓運動員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處于劣勢地位，通常這種貨幣的補償數額較大，因而給地區特別是經濟落后的地區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但目前這種手段仍占主流，亟待改善。（3）入學深造，這種安置方式相對比較合理。不但提高了運動員的個人素質，可通過高校一定程度上解決其就業問題，也拓寬了他們的就業渠道。但這種安置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對于優秀的退役運動員，理所當然能夠受益，但對于普通的運動員，入學深造對其安置問題幾乎起不到作用。（三）國家對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政策。依據國家的法律、政策，我國每名運動員都享有退役安置權利，這是對退役運動員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的保障。2006年1月，國家體育總局首次以運動員保障為主題，召開工作會議，并明確規定，運動員依法享有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方面的保障。其他方面，中華全國體育基因會為退役運動員前后設立了“全國優秀運動員獎學金、助學金”、“國家隊老運動員、老教練員關懷基金”以及“全國優秀運動員傷殘互助保險”，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退役運動員的生活壓力，為其再就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原因

摘要:我國足球運動競技術水平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青少年足球普及率不高。而影響青少年足球參與率不高的社會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大眾傳媒因素及伙伴群因素。

關鍵詞:青少年;足球;參與;社會因素

近年來我國足球運動水平每況愈下,令人痛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國從事足球運動人數所占人口總數比例太小,尤其是青少年的足球人口,遠遠沒有達到普及的程度。據有關方面統計,在1990年至1995年間,我國青少年足球人才數量達到了歷史最高的65萬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為61萬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僅僅18萬人。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當前在中國足協注冊的青少年足球運動員僅僅只有5萬多人。導致青少年足球參與率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會因素不能不說是一重要因素。

一、家庭因素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場所,而家長又是家庭中支柱及最主要的成員。家長對青少年參與足球運動的影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般而言,目前中國社會中,家長的文化程度、職業與收入成正比,其文化程度越高,職業就相對穩定,收入也就相應增多。有關調查顯示,干部、白領職業身份的家長在對待孩子參與足球運動的支持程度上明顯要小工人、私營業者職業教身份的家長。這是因為具有較高學歷和體面職業的家長,其家庭生活水平較高,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事對抗性強、易受傷、競爭激烈的足球運動,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利用時間來學習,考取好的大學,將來能有個體面的職業或從事一些危險性小、對抗性不強的,能對將來生活、學習有一定幫助的活動,如書法、繪畫等。對于工人、私營業者的家長來說,因其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生存技能少,收入不多或不穩定,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來管理自己的孩子,對于孩子的興趣也就相對開放些。甚至有一部分家長希望孩子能從事職業足球運動來改變家庭生活水平和個人命運。但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卻無法接受系統、正規的訓練,往往只能望球興嘆。

此外,家長的足球意識對青少年參與體育亦有重大影響。按照社會學的原理,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要素。家庭這一特殊的群體在青少年社會化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其它社會組織所不能替代的。通常情況下,家長對足球運動是否喜愛,可直接影響到其是否支持孩子參與足球運動。

1遼寧省運動員社會保障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1運動員保險體系不夠完善

運動員保險體系的不完善主要體現在法規相對滯后、險種單一、宣傳力度不夠以及個人保險意識不強等方面。第一，我國有關運動員保險方面的法規還相對滯后，雖然在1998年2月國家體委了《國家隊運動員傷殘保險事故程度分級標準定義細則》和《國家隊運動員保險試行辦法》，2002年4月國家體育總局制定了《優秀運動員傷殘等級標準》和《優秀運動員傷殘互助保險試行辦法》，但這些只針對部分優秀運動員，且真有傷殘發生時，保障的額度還遠遠不夠。同樣遼寧省也沒有專門的關于運動員保險的法規，法規已滯后于體育事業發展的客觀需求。第二，運動員屬于高危職業，而針對體育運動項目特點的保險品種較少，大部分都是保險公司的普通保險業務，不適應運動員的專業特點，無法滿足運動員的需求，保障運動員的根本利益。且在目前的運動員保險宣傳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宣傳內容多以介紹自己的產品為主，普及宣傳保險常識的較少，運動員對保險知識了解甚少；注重甚至夸大投入保險好處的宣傳，可能產生局部誤導；宣傳形式多為媒體廣告、廣場活動、電訊咨詢、業務員上門等傳統形式，對運動員的吸引力不夠，達不到保險宣傳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運動員的保險意識。第三，雖然運動員在訓練、比賽中的意外事故時有發生，但是由于運動隊里經費有限，投保之事優先考慮優秀運動員，大部分的普通運動員需要出一部分的保險資金，出于自身經濟情況的考慮就有人抱著僥幸心理，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危險不一定會降臨到自己身上，沒必要浪費錢去購買保險，保險意識相當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運動員保險業的發展。

1．2運動員的文化教育缺失

對于運動員的文化教育，社會上很多人的一個思想觀念還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認為運動員只會跑跳投等，對于他們能學好文化知識并不看好，如果學習好為什么要走運動員之路。很多運動員都是從小開始專業訓練，基本的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完成，這與教育的起始年齡與訓練的最佳年齡高度重合有著直接的關系。運動員在運動隊里的訓練環境和生活環境一般來說都是封閉式管理，雖然也要求了運動員在訓練時，要合理安排學訓時間，做好運動員文化教育工作，提高運動員的文化教育質量，但在實施過程中，總是無法有效實施，為了出運動成績，培養高水平的運動人才，他們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去訓練和比賽，就很少有時間和精力進行文化課學習。運動員學習文化知識基本上都是在訓練之余，繁重的訓練使他們沒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學習之中，加之自己想在運動方面有所成就，首要任務就是訓練，文化知識的學習就變得可有可無了，對于訓練的時間遠遠大于文化教育時間的現象也只能默認。正因如此，他們錯過了最佳的學習時機，錯過了基礎的文化教育與其他技術的培訓。而在后期，一些優秀運動員因為出色的運動成績被特招進高校進行學習，進入高校后，大部分的時間他們還是在進行著運動訓練，為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爭取榮譽，學校對于運動員的文化教育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并沒有嚴格把關，導致真正學到文化知識的很少。文化教育的缺失致使他們文化水平低，直接影響到退役后的再就業。

1．3運動員退役就業安置呈“兩極分化”狀態，大多普通運動員就業安置難

鄧小平理論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是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為輝煌的兩大事件。前者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后者深深影響了世紀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別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受到蘇東劇變影響，處于低潮的最困難時期，中國在鄧小平理論這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主義在中國生機勃勃，充滿希望。鄧小平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列寧講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發展，首要依靠的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各國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時展的新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從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鄧小平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我國決定糾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將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時，針對國內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明確指出：“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鄧小平還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整體，“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也就是不丟“老祖宗”。同時鄧小平又賦予它新的涵義和時代內容：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把兩個文明建設都搞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要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要恢復遭到破壞的黨的優良作風，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全黨的團結，密切黨和群眾的聯系；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就要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思想科學體系，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沒有這些新的理論補充和發展，就難于在新的條件下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國家也就失去了立國之本。

——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能使社會主義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和優越性突出表現在它能不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上。鄧小平從總結歷史教訓和觀察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中，看到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銳地提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從理論上深刻闡明，必須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中國經濟要發展，擺脫落后狀況，還必須實行對外開放，要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并強調對外開放是一項基本國策。鄧小平把改革與開放作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進的統一體，并深刻指明，“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過程，也就是改革開放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改革開放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主體框架和創新的支點。

【摘要】近些年來我國體育事業不斷發展，一批又一批優秀的運動員為我國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問題也越發的突出，尤其是退役運動員，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更加嚴峻。本文針對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相應的分析，研究發現當前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若要加強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亦應從這三個方面加以努力。

【關鍵詞】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完善

一、引言

體育運動不僅反映了人類頑強拼搏的精神，同時也是實現運動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們在觀看運動員精彩表現的同時，也關注到一些熱門項目的優秀運動員在退役之后依然能夠依靠自身的知名度謀求到很好的出路：從事廣告代言、求學，或者是走上演藝道路等等，這些運動員無論在榮譽或是物質方面都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我國運動員數量龐大，真正能夠走上奧運舞臺并最終成名的運動員畢竟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更多的運動員由于自身及多種因素的影響，退役后的就業問題都難以得到有效的解決。尤其像“奧運冠軍依靠賣獎牌度日”、“奧運冠軍退役后去當搓澡工”等事件的出現，凸顯了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還存在不少問題。退役運動員的現實生活問題理應得到學界和相關機構的更多關注。

二、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從當前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構建情況來看，其中涉及到的范圍很大，但是受益的人員卻很少。當前很多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針對優秀運動員設立的，并沒有充分考慮普通運動員的情況。調查統計顯示，目前我國90%以上的運動員從3歲左右就會開始進行各種運動訓練。在傳統訓練觀念的引導下，很多人過于關注當前運動員的成績，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在運動員的專項技能訓練方面，而針對運動員綜合素養的培養則存在顯著不足，這就直接導致退役運動員相比同齡人的社會適應能力存在明顯不足。由于缺乏足夠的社會工作經驗、知識等，最終導致這一群體無法很好的適應當前的社會環境，甚至出現生存困難的情況。這就充分說明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存在明顯的不足。缺乏完善的教育培訓體系也是該問題的主要表現。統計資料表明，所有退役運動員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員不到5成，這樣的學歷在走上社會之后顯然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可，就業的難度可想而知。而目前我國還沒有構建專門針對退役運動員的教育培訓機構，很多退役運動員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高等院校，但是由于很多退役運動員都是從小就花費大量時間訓練，文化水平很難提高。（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一些關于退役運動員的相關法律規定，但是很多條例都是比較籠統的政策，同時在立法層次上普遍不高，繼而導致約束性不足，很多地方政府在執行的過程中并沒有給予重視。從我國運動員培養體系來看，一旦運動員開始進入體校訓練，那么一切都將以體育成績為主，這就直接導致運動員的生存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運動員的綜合素質不高。雖然當前政府已經加大了法律保障，但是其保障涉及面依然不廣，力度不夠。“艾冬梅事件”的發生更加鮮明地體現出退役運動員的法律保障存在問題。2006年，長跑運動員艾冬梅等人以王德顯“侵占財產”罪正式向北京海淀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艾冬梅等在訴訟中稱，被告王德顯作為火車頭體工隊教練，在執教期間以原告年齡小為由，代為保管她們（同為退役運動員的郭萍、臧云杰、李娟）的中國工商銀行存折，之后，她們分別發現自己的存折內有部分款項被王德顯取走，王德顯拒絕歸還。同時，艾冬梅還向媒體披露自己在訓練時曾遭嚴厲體罰，因訓練不科學導致雙腳嚴重畸形。2007年4月6日，曾經的國際馬拉松冠軍艾冬梅在網上開博，公開表示愿將自己所有獎牌出售。雖然法律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但是曲折而漫長的訴訟周期以及事件發生的原因都說明這一群體亟需更為完善的法律加以保護。（三）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充足的資金是保障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順利構建的基礎，只有資金到位，一切問題才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目前我國在構建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資金匱乏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從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來看，主要表現在資金的籌資方式非常單一、資金來源渠道十分狹窄、沒有成立專門的運營機構來進行統籌管理，對于資金的運轉監管效率低下。由于退役運動員社會保障資金存在顯著的不足，從而導致政策很難有效的實施。另外當前針對退役運動員的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門的財政預算，民間部門沒有真正參與到其中。雖然有一些社會人士以及企業進行了贊助，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調動其社會捐贈的積極性，因此，國家財政負擔在此方面依然很重。

「內容提要」廣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以包括建國后至1978年前黨在農村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黨把它看作推進我國農業集體化、現代化從而推進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保證。由于各歷史時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運動在不同階段雖然具有相當的連續性，但又具有明顯的差別。不論社教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它實際上都以不同形式觸及到當時我國發展戰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體制所難以回避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英文摘要」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initsbroadsenseconsistsofallthepoliticalmovementslaunchedbythePartyinruralareasinthe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in1949to1978.ThePartytookthismovementasanimportantdrivingforceandguaranteeforachievingcollectivizationandmodernizationinagricultureandthenforanall-roundmodernizationofthewholecountry.Duetodifferentbackgroundsandcentraltasks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thismovementvariedsignificantlyindifferentstagesinspiteofitscontinuity.Regardlessofthewaysthequestionswereraisedandsolveddur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themovementactuallytouched，invariedforms，onthedevelopmentalstrategyandtheunderlyingproblemsthatcouldnotbeavoidedbytheeconomicsystemdeterminedbythestrategy.

「關鍵詞」社教運動/四清/農業集體化/體制安排

廣義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以包括建國后至1978年前在農村開展的各種政治運動。黨把它看作推進我國農業集體化、現代化從而推進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和保證。由于各歷史時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運動在不同階段雖然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但又具有明顯的差別。不論社教所提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如何，它實際上都以不同形式觸及到當時我國發展戰略及由此決定的經濟體制所難以回避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本文試圖在各個時期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分析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四清運動內在發展邏輯，并從體制安排的角度說明其由來。

一

建國后，根據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及其所決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不同內容，可以把它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是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為輝煌的兩大事件。前者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后者深深影響了20世紀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別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受到蘇東劇變影響，處于低潮的最困難時期，中國在鄧小平理論這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主義在中國生機勃勃，充滿希望。鄧小平理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列寧講過，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發展，首要依靠的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各國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時展的新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從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鄧小平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我國決定糾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將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四個現代化建設時，針對國內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明確指出：“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鄧小平還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整體，“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也就是不丟“老祖宗”。同時鄧小平又賦予它新的涵義和時代內容：堅持社會主義，就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把兩個文明建設都搞好；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就要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要恢復遭到破壞的黨的優良作風，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全黨的團結，密切黨和群眾的聯系；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就要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思想科學體系，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沒有這些新的理論補充和發展，就難于在新的條件下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國家也就失去了立國之本。

——只有實行改革開放，才能使社會主義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充分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勃勃生機和優越性突出表現在它能不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上。鄧小平從總結歷史教訓和觀察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中，看到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銳地提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從理論上深刻闡明，必須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且，中國經濟要發展，擺脫落后狀況，還必須實行對外開放，要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并強調對外開放是一項基本國策。鄧小平把改革與開放作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進的統一體，并深刻指明，“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過程，也就是改革開放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改革開放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主體框架和創新的支點。

——只有真正弄清社會主義本質，才能明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努力把發展經濟放在各項工作的中心。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的命題，并將其內容概括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在社會主義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后，鄧小平又非常明確地指出：“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發展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