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舞蹈事業付出了畢生心力的著名舞蹈藝術家戴愛蓮先生，一直熱情關注本報。早在1998年，戴愛蓮先生為本報撰文《舞蹈:即將失落的文明》，引發了關于舞蹈藝術的大討論。近年來，戴愛蓮仍對舞蹈藝術一如既往地關注。在春節前夕，本報前往戴先生家中問候，又聽她暢談了對舞蹈藝術的理解與熱愛。

很多人在看過舞蹈尤其是芭蕾舞訓練后，感嘆其刻苦，常常評價舞蹈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可是戴愛蓮說，舞蹈是在解放自己的身體，是無比快樂的。一生涉足過芭蕾、民族、古典、現代等多領域舞蹈藝術的戴愛蓮，回憶自己接受訓練時說，她喜歡練功，一天不上課就覺得難受。舞蹈的表達工具就是身體，身體的基礎技巧打好了，那就可以自由地表達，跳什么像什么，那種感覺是美好的，是一種極高的享受。

戴愛蓮認為，現在中國的舞蹈事業處于很好的發展繁榮時期。演出市場逐漸形成了，很多國外的舞蹈被引進來了。以前，我們看不到國外的舞蹈，在藝術上缺少比較和借鑒，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開始了解世界。我們不能老是和自己比，我們要和別人比，這樣才能增長見識，開闊眼界。另外，現在引進舞蹈也要講究，要引進一流的舞蹈演出，把標準定得高一些。我們中國自己的舞蹈藝術水平也很高，我們的民族民間舞蹈是一個豐富的寶藏，我們在看到別人的高水平表演以后，更應該下力氣發掘自己的寶藏。她對楊麗萍的《云南映象》給予好評。戴愛蓮說，中國的民族民間舞蹈蘊涵著燦爛的文化，目前我們的傳承與發掘做得還不夠，還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戴愛蓮說，進一步發展繁榮中國的舞蹈藝術，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情，是一個需要很多人參加進來的事業，需要很長的時間，很大的精力。所以，舞蹈工作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戴愛蓮認為，文藝工作不是爭名奪利，文藝工作者沒有必要去講究第一、第二的排名問題，大家各有所長，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觀眾的欣賞口味也不一樣，能夠滿足一部分觀眾的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成功，就是有價值的。文藝工作者要重德，提倡德藝雙馨，互相尊重，互相學習，這樣才有利于發展，有利于推動大家為了中國舞蹈藝術事業的繁榮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談判是溝通，但并不一定是口頭的。事實上，眼神、手勢或姿勢能比言語傳達更多的信息。因此，留意并研究對手的身體語言所傳達的有用信息，是有價值且有助于你談判成功的。

抽煙斗者

抽煙斗者通常運用煙斗做為談判的支持物。對付這類對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煙斗搶著吸引抽煙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煙斗者伸手取火柴點煙時，這是你應停止談話的線索。等他點好煙開始吞云吐霧時，你再繼續你的談話。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對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視煙斗。所有煙斗終究會熄滅的，必須暫時放在煙灰缸或煙斗架上，在對方有重新拿起煙斗的沖動之前，給他一頁數字、一本小冊子，或任何能令他參與你的談話的東西。

擦眼鏡者

你的對手在摘他的眼鏡，開始擦拭時，這是適當停止的線索。因為擦拭眼鏡是擦拭者正在仔細考慮某一論點的信號。所以，當擦拭開始時，不要再施加壓力，讓你的對手有足夠時間考慮，等眼鏡再掛上鼻梁時，再重新談判。

松懈的對手

談判是溝通，但并不一定是口頭的。事實上，眼神、手勢或姿勢能比言語傳達更多的信息。因此，留意并研究對手的身體語言所傳達的有用信息，是有價值且有助于你談判成功的。

抽煙斗者

抽煙斗者通常運用煙斗做為談判的支持物。對付這類對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煙斗搶著吸引抽煙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煙斗者伸手取火柴點煙時，這是你應停止談話的線索。等他點好煙開始吞云吐霧時，你再繼續你的談話。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對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視煙斗。所有煙斗終究會熄滅的，必須暫時放在煙灰缸或煙斗架上，在對方有重新拿起煙斗的沖動之前，給他一頁數字、一本小冊子，或任何能令他參與你的談話的東西。

擦眼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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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懈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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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煙斗者

抽煙斗者通常運用煙斗做為談判的支持物。對付這類對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煙斗搶著吸引抽煙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煙斗者伸手取火柴點煙時，這是你應停止談話的線索。等他點好煙開始吞云吐霧時，你再繼續你的談話。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對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視煙斗。所有煙斗終究會熄滅的，必須暫時放在煙灰缸或煙斗架上，在對方有重新拿起煙斗的沖動之前，給他一頁數字、一本小冊子，或任何能令他參與你的談話的東西。

擦眼鏡者

你的對手在摘他的眼鏡，開始擦拭時，這是適當停止的線索。因為擦拭眼鏡是擦拭者正在仔細考慮某一論點的信號。所以，當擦拭開始時，不要再施加壓力，讓你的對手有足夠時間考慮，等眼鏡再掛上鼻梁時，再重新談判。

松懈的對手

一、現行民法關于身體權保護的不足之處

（一）立法理念滯后，現有身體權法律保護的位階較低

在1986年開始實行的《民法通則》人身權一節中，僅規定了生命健康權，沒規定身體權。盡管目前普遍認為，應對該條文中的“健康”作擴大的解釋，實際它將“身體權”包含在內。可是從法律的制定上，我們不難看出，立法者對身體權的法律保護意識較淡薄，甚至在當時并沒有關注到身體權作為一種獨立人格權的法律地位。而對生命健康權的法律救濟通常是要以有實際損害后果———“或傷或亡”為前提的，但對身體權的侵害，往往并不會發生這種實際的損害后果，因而經常陷入法律保護的盲區。直至2001年才結束這種情況，在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中，第一次明確使用了身體權這一概念。然而，在我國新頒布的《侵權責任法》中，仍沒有對身體權給予確認。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立法理念的滯后。《民法通則》和《侵權責任法》中都沒有對身體權的明確規定，僅僅在司法解釋中有身體權的相關規定，法律位階很低，不利于公民身體權的保護。

（二）損害賠償救濟不力

事實上，侵害身體權的行為往往不會對權利人造成生理性的傷害，而對于造成傷害后果的又往往會按照侵害健康權進行處理。因而在沒有造成實際傷害后果的身體權侵害案件中，如毆打未致傷殘、非法搜查他人身體等損害，則無法適用該條文進行救濟。此外，《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條文里的“賠償損失”，法學工作者普遍認為應包括精神損失。但該條只對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名譽等精神性人格權進行了列舉，沒有將身體權歸入其中。也就表明，對身體權的侵害不適用該條規定的精神損害賠償。因此，在沒有規定精神撫慰金制度的情況下，對身體受侵害卻沒有造成實際傷害結果的，受害人是得不到任何救濟的。如此一來，對身體權的民法保護手段就顯得單一和不完善了，并且對于那些侵害身體權的民事違法行為也很難進行有效的制裁。雖然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了身體權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訴請精神損害賠償，2003年《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因生命、健康、身體遭受侵害，賠償權利人起訴請求賠償義務人賠償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但這僅規定了這些賠償項目，仍缺少具體的賠償計算方法，導致司法實踐中，個案各地賠償計算標準差別巨大，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

二、關于身體權民法保護的幾點建議

論文關鍵詞:我國青少年身體自尊研究現狀

論文摘要:身體自尊是整體自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們研究參與體育鍛煉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筆者回顧了我國青少年身體自尊的主要研究成果,對比國內外有關研究具體探討了身體自尊的本質,以及兒童青少年的身體自尊與他們進行體育鍛煉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我國青少年身體自尊研究的發展方向的建議。

自尊是指個體對自身身體特點、個性、社會身份和行為的認知評價及情感反應(Son—stroem,1984),它被認為是最能預測情感和生活變化的個性變量[1]。因此,自尊研究一直受到國外心理學家的重視。在運動和鍛煉心理學領域中,自尊常用來檢測鍛煉后的心理效益的假設(Gergen,1974),同時,自尊水平又可作為一種預測人們參與體育鍛煉狀況的手段。

身體自尊(或稱為身體自我知覺、身體自我概念)是與社會評價密切相關的“個體對自我身體的不同方面的滿意或不滿意感(Secord&Tourard,1953),它作為整體自尊的一個具體領域,包括兩個等級:主領域一般的身體自我價值感和次領域更為具體的有關身體各方面滿意感。身體自尊對研究人們參與體育鍛煉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Sonstroem,1974)[1]。當我們考察有關個人的許多問題時,如參與體育活動、競技表現、肥胖以及傷病和老齡問題,身體自我被給予了極大的重視。

1身體自尊(或身體自我概念)的概念

1·1自我概念的內涵

穿過花瓶的鉛筆——讀周曉楓散文集《你的身體是個仙境》宇文所安在為三聯版《追憶》所寫的前言當中，他再次重申essay與漢語散文的旁逸與重合，認為文學創作、學術與思想，是可以也應該在散文的域界得到統一。這個觀點已經在90年代以始的漢語散文寫作領域得到了部分實現，如果我們再以此觀點打量周曉楓的散文，就發現她不是那么“規矩”的，她的言路就像是那雙舞蹈在神話仙境的黃金靴，全力逃離抽象理論的藩籬，向著感性的肉身化敘事拔足狂奔。向上，低飛，飄拽的絲絳偶爾還被大地的荊棘抓住，因此沒有徹底蹈虛。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周曉楓的散文集《你的身體是個仙境》，收入了21篇文章，平均篇幅每篇達1萬字，顯然，這本被華麗主義的包裝理念打造出來的散文集，不是為那些心急火燎忙于奔走的人準備的。這本散文適合于氣定神閑的人，可以不慌不忙打理生活和深夜時光，對感覺世界里那些陌生但充滿不確定相遇的事件心向往之。如果是這樣，那么閱讀周曉楓，就會成就一個并不平淡的傳奇。曉楓綿密而豐滿的敘述，宛如為我們敞開了一條充滿折返和陡轉的暗光長廊：那里燭光搖曳，彌漫著吊詭的燃燒味道；一只臂膀剛剛從《聊齋志異》的芭蕉旁融化；樹冠盡情吸吮閃電；何首烏在叫喊；感覺的花朵內翻為綠葉；針尖上的天使在練習如何尊崇天意又眷顧蒼生……她游走于長廊的身影粘住了往事，迅疾又被沖動插上了翅膀。因此她未必就在甬道的盡頭等候跋涉者的光臨。人們不可以刻舟求劍的心態在她的散文里尋找現實蹤跡。談到現實性，這一點，既可能是周曉楓散文的一個焦點，甚至可能是她刻意利用虛構來擺脫現實纏繞的一種技術策略。這就是說，生活在一個超級大都市，閱讀的皆是高人之相或高人之作，她不得不把自己尚未被徹底格式化的感覺在物質主義的步步緊逼下，完全擺渡到自然世界。她的身體、她的頭發、她的氣息就是管道，在一次次面對虛擬出來的草原和水面，她信馬由韁，完成了她用散文的飛地而實現的自我救贖。從這個意義說，虛構就是周曉楓“私人的繩索”。虛構拉扯起來的珠簾，盡管同樣是來自現實生活的物件，但立足點卻是純粹的。使得生活中的她與參加蒙面舞會的女妖來了個移形換位，在女妖披荊斬棘時，可憐的現實中人卻像那個蹲在一旁幫戲中人看守衣服的小女孩。虛構的敘事方式成為了磁盤的修復程序，也成為人們閱讀周曉楓獲得飛翔之羽的興味所在。我更喜歡散文集中的《鉛筆》。她曾經多次向我談起構思，直到一年以后才拿出成品。對往事的一次打撈，出現在水面上的東西往往與之前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折射的作用。那么，到底是水下或者水之上所呈現的事物才是往事之真呢？其實，真已經融化，只有什么在感動我們才是唯一的。我們在贊嘆《鉛筆》里的身影，卻怎么又能料到，那身影又回到了記憶的水下呢？所以，看到一根手指在觸及水面而融化，我們實在無法推論那站立在手指上的天使，是幻形成了文字，還是在水上成蓮？沉迷于修辭并沒有什么不好。當一個人努力接近于他說出的一切之時，再去區分真實與虛構、平淡與繁復，似乎就顯得不對路了。就像周曉楓相信鉛筆會穿過花瓶一樣，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為全面加強公安隊伍建設，充分體現從優待警方針，深入了解公安民警的身體健康狀況，不斷提高公安機關民警隊伍的戰斗力，在醫院為全局民警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體檢。此次體檢，對一些積勞成疾、帶病堅持工作的民警做到了早發現、早治療，有效地保護了民警的身心健康。但是通過這次體檢也暴露出許多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民警隊伍身體狀況堪憂，許多同志正為重重疾病所困擾。

一、體檢結果

這次體檢共有243名在崗在職民警參加。體檢結論健康或基本健康的48人，（占總人數20%；其中有28人年齡在30歲以下）；其余195名同志不同程度的患有這樣或那樣的疾病。

我們區別不同的人群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從年齡角度來看，30歲（含）以下的民警共70人，健康狀況正常或基本正常的28人，占40%，患病比例60%。這一人群是各個人群中健康比例最高的，但情況也不容樂觀，在患病的民警中，常見的是兩種病：過早復極綜合癥和存在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尤以交、刑、巡警及派出所等一線民警為甚。經咨詢醫護人員，過早復極綜合癥屬心電圖變異，成人發生率為1%－1.5%。在30歲以下的民警中，參加工作3年以上的患病者居多。中青年民警，無論從年齡、體力、精力還是工作經驗上，這一人群都是相對較高的，而患病比例也是遙遙領先，較30歲以下民警高出了5個百分點。全局中層一把手的情況也較嚴峻。共有23名中層一把手參加了體檢，有2人體驗結論為健康，患病比例高達90%。所患疾病大同小異，典型的就是，高血壓、心肌缺血、心律不齊、心電圖變異等疾病。

（二）從工作環境上看，長期戰斗在一線的基層民警患病率高于機關民警，患有兩種以上疾病的民警中，63%為刑警、交警等一線民警。不過，機關民警由于長期的伏案工作，患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眼病的情況較多。

在可視電話還沒有普及前，人們大多使用的是普通電話。別以為在電話兩頭對話，對方就看不到你的姿態、笑容、動作表情等身體語言和精神狀態，其實接打電話的語氣、語速、音調以及內容，都有可能是泄漏秘密的“間諜”。

聲音慵懶、帶著睡意，那一定是剛剛睡醒或是正在犯困；有氣無力、無精打采的聲音說明情緒低落；甜美清脆的聲音會讓人認為你此時精神正旺，心情愉快；接電話的語氣傳達出接電話者的精神狀態。

同樣肢體語言或是精神狀態反過來也能影響聲音。例如，如果打電話時面紅耳赤，結結巴巴，對方就能夠感覺到你的緊張。……

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性別觀念曾遭到普遍的質疑。不少文學研究者認為，此前的性別文化策略片面追求兩性在政治經濟權利方面的絕對相同，無形中掩蓋了男女的特征和差異。基于這種批判前提，重新尋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為這一時期文化及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熱門話題。為了證明女性特質存在的合理性，當時的研究者普遍選擇了“天性”、“本能”、“自然”這樣不證自明的生物概念，即將女性特質看作是與“身”俱來的本質，兩性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別特征。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由此從追求“男女平權”階段過渡到“男女有別”階段。然而，綜觀這一時期文學研究對女性身體的書寫卻不難發現，它并沒有在本質上超出傳統男權文化對女性之軀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無欲、貞節等元素依然被作為女性身體的“天性”保留下來。可以說，男權文化傳統中的女體窠臼在此處別有意味地充當了反對“性別同一化”的武器。

一、重塑柔美弱小的女性身體形象

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中，一系列從外在形象到行為舉止都很接近傳統男性的女性人物引起了學界的警惕。這些女性沒有柔美的身體曲線、溫柔的聲音和文雅的舉止，其外部特征與男性沒有明顯的差異。比如《我在哪兒錯過了你》中的女主人公是這樣的：如果不是時時能聽到她在用售票員那幾乎沒有區別的、職業化的腔調掩去女性圓潤悅耳的聲音吆喝著報站，光憑她穿著那件沒有腰身的駝絨領藍布短大衣，準會被淹沒在一片灰藍色的人堆里，很難分辨！她在車門旁跳上跳下，蹬一雙高腰豬皮靴，靴面上濺滿了泥漿。她不客氣地緊催著上下車的人，或者干脆動手去推……①這種“男性化”的女性身體形象引起了學者們“同情的批判”。他們雖然承認這類女性是特定時代文化扭曲的結果，但卻將之嚴格地劃出“常態”女性的范疇。不少學者認為，建國以來高度統一的政治文化政策以硬朗、粗糙的男性形象強行塑造女性，她們要按照男性的體力標準去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在此背景下，表現傳統女性柔美特征的服飾都會被斥為資產階級情調，體力上的示弱也會被當作勞動道德的缺陷加以批判。作為文化意義上的反撥，80年代的研究者多將“柔美溫婉”看作是女性外形的“天然”之態———線條柔美、聲音圓潤、舉止端莊的女性被認為是“健全”的。還有一些研究者將“弱小”當成女性的天生特質，即認為女性在體力、智力等方面相對于男性而言具有天然的弱勢。這種源自身體的弱勢感明顯地體現在對女性受壓迫地位的看法上。

不少學者認為，在特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身單力薄”的女性必然處于受壓迫的地位，這種狀況在現階段中國還將繼續存在。有批評者指出：“在我國，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變。……由于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還相當低下，大部分勞動還是主要靠笨重的體力支出，這樣，身單力薄的女子在社會生產中不能不處于次要地位。”②這種典型的生物決定論觀點在女性的體能與其歷史地位之間建立了某種必然聯系。肉身的“匱乏”不僅被看成是女性受壓迫的歷史原因，也被看成是現代女性發展的阻滯力量。女性作為體能和智力的劣勢群體，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與之相當的地位。比如這樣的論述：“有成就的中年婦女，承受著照料家庭和事業競爭的雙重負擔，智力上優勢的強度和持久度也總是低于自己逐漸上升的生理劣勢。這種不公正是上帝的錯誤，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把這種劣勢變為優勢。”③在這樣的論調中，女性的肉身成為阻滯其發展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還有的研究將女性身體之弱與其文學創作的文體特征相聯系，認為女性身體的弱小決定了文風的柔弱。比如：“（女性創作）與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嬌小、輕巧、柔弱、圓潤、溫和、和諧……諸如此類的特點，往往在女性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④值得注意的是，關于身體的“弱勢感”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一些女性學者那里。她們默認了關于女性身體弱小、匱乏的文化描述，并認為這種特質完全出于自然之手，是女性無法抗拒的生物命運。一種自卑感和無奈感時常流露在研究文本中。值得我們反思之處在于，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對“柔美”、“弱小”等特質的強調來反撥建國以來社會文化對女性特殊性的抹煞，然而，這種反撥仍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場域內進行的，批評者對女性之“柔弱”的強化實質上正是傳統男權文化的欲望想象：“在古典文學、哲學作品中，諸如《詩經》、《列子》、《朱子》、《淮南子》中關于美女基本標準是這樣的：年輕纖巧，曲線優美，柔若無骨，削肩細頸，罩在華美緊身緞子下的肌膚美如凝脂，纖纖玉手，額頭凈白，耳垂突出，烏發、別有精致發卡，眉毛濃而黑，眼睛清澈如水，聲音嬌媚，鼻子高挺，唇紅齒白，優雅大方。”⑤不難看出，此期文學研究中的女體想象與中國古典的美女標準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同時，一些批評者也夸大了女性的“身單力薄”所具有的社會、歷史的普遍意義。不論是在女性群體內部還是相對于男性而言，由于地域、種族、勞動方式和社會文化的不同，女性的體形和體能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身體差異未見得小于男性與女性的群體差異。將“身單力薄”作為女性身體的普遍特質，某種程度上透露出男性中心意識或潛意識中對女性的控制欲望。而一些女性研究者對“強壯”身體的潛在渴慕，也透露出她們對女性自身的文化價值尚缺少性別自信。在人類的社會生產實踐中，“強壯”并非衡量勞動力價值的唯一標準。男性固然在某些方面具有體力上的優勢，但也不乏相對弱勢的一面，比如嬰幼兒階段易夭折、耐力相對較差、平均壽命短等。事實上，在今天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女性身體通常具有的相對靈活、更富韌性、善于語言溝通等特點，已成為社會生產勞動力重要的構成要素。批評者對女性“身單力薄”的印象和焦慮，是將男權文化中的女體約束進行內化的結果，女性身體的弱勢感正是其文化弱勢感的體現。應該承認，新中國建立之后女性身體的“男性化”現象，確實不是一種合乎人身健康發展的正常狀態。然而其不合理之處并不只是在于抹殺兩性身體在生物屬性方面的客觀差異，更在于它無形中使女性喪失了自我支配身體的權利。這種支配權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根據自身體能條件自主選擇勞動方式的權利；二是按照個人意愿塑造自身形象的權利；三是在身體條件特殊不利的情況下，尋求社會制度保護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藍本的男性對身體的支配權同樣是匱乏的，而這一點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反思。實際上，人類身體的形態受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和社會文化的綜合影響，有著巨大的個體差異，因而并不存在某種符合“天性”的普遍意義上的性別身體特征。在人類早期的造像藝術中，基于對神秘生命和生殖的膜拜，以豐乳巨腹的女性最為常見，而男性雕像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不能與女像相提并論。我們很難從中看出“健碩的男性”和“柔弱的女性”這樣的形象區別⑥。對于充滿個體差異的人類群體來講，任何一種性別特征的模式化，都會抹煞和壓抑個體特征的存在。從身體形象的角度來講，正如硬朗、粗糙等特征不能成為女體形象的規定一樣，柔美、圓潤等特征同樣也不當以“天性”的名義成為女性身體的準則。當然，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的確面臨復雜的情形：新中國成立以后男女兩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參與社會生產，在法律上擁有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基于這樣的現實，她們既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來掙脫那只隱形的“自然之手”，同時又要為了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與身體抗爭，這便陷入了兩難的處境。表現在批評態度上，則是新生的樂觀與發展的焦慮并存。一些女性采取回避“女”字的權宜之計來緩解這種性別焦慮，即明確反對被特別指稱為“女作家”或“女學者”。如果說對“女”字的格外強調反映出男權文化對女性整體能力的輕視甚至否定，那么女性批評者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厭女”情結恰恰包含了對這種觀念的認同，即默認了“女”的屬性勢必與柔弱、低等、被動等相聯系。顯然，這一時期的女性批評者還沒有重新建立女性身體文化的自信，當她們急于擺脫“女”字背后所承載的男權內涵和文化壓抑時，干脆連“女”之本身也丟掉了。

二、生殖功能與社會角色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