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試圖從農民組織化的角度分析當前中國部分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以期為改善這一狀況提供更具目標性的參照。文章主體分三個部分：一，本文所論"組織化"的內涵界定；二，作者的選題動機和資料來源；三，部分農村社區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成因分析。在成因分析中，作者主要分八個方面進行了或理論或經驗的論證，力圖對這一現象的形成原因作出更為合理而全面的解釋。最后，作者提出，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出路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而后者的出路又在于加強村級組織（主要是村委會）的經濟服務功能和村民之間的經濟聯合。關鍵詞：農村政治發展農民組織化村民自治

農村社區政治屬于非權力政治即社會政治的范疇，它在我國政治建設的系統工程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我國今后的農村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戰略中也將占據著更為突出的位置。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狀況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民利益的實現和擴展，更事關農村社會發展的大局，因而是至關重要的。就我國而言，農村政治發展的標志是村民政治參與的提高和國家任務（如計劃生育、征收各種費稅）的有效完成。可筆者通過近年來的調查和思考發現，中國部分農村地區的政治發展狀況并不令人樂觀，特別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之所在。所以，本文擬就這一問題展開分析。即從農民組織化的角度分析農村社區政治發展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出路，以期為改善這一局面提供更具目標性的參照。

一，本文所論"組織化"的內涵

一般說來，"組織"一詞意味著：為了特定目標和實現某些職能而按照一定的規則建立起來的群體。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可將"組織"一詞進一步界定為"人們通過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合方式而形成的高于群體的社會共同體，是組成此種共同體的人們或單位所采取的社會生活方式。"（[2]，第171頁）可見，組織不僅意味著是一種高于群體的社會共同體，更意味著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或生活狀態）。既然是"共同體"，就有別于僅僅是一盤散沙的各個個體的集合概念，而是多個個體按照一定的規則和結構結合起來的有機體，表現在個體利益與組織利益、個人活動和組織功能之間的緊密聯系上。既然是一種"生活方式"，就不是形式上迫于某種壓力的應付和走過場，而是一種自愿自覺的參與過程，表現在個體為更好地實現自身利益而借助于組織的形式上。當然，組織是通過一定的機構體現出來的。這些機構是組織的載體和標志。有鑒于此，可以將"組織化"理解為人們結成組織、參與組織和開展組織活動的全過程，其具體表現也就在于，組織機構各項活動的開展狀況上。衡量"組織化"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組織成員對組織活動的參與度、參與質量，組織活動開展的頻度和效果，成員對組織的認可度和期望值，組織在適當處理共同利益與成員利益上的表現，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標。政治學意義上的"組織"，強調其公共性，表現為圍繞公共權威和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務）而展開的活動過程。與此相應的，政治學意義上的"組織化"，雖然也包含了前文所論社會學意義上的"組織化"的含義，但更強調了組織活動的公共性及個體與公共權威之間關系。由于本文欲從政治學（更準確地說是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審視農民組織和組織化的問題，（亦即從組織化的角度分析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問題），故本文論及的"組織"和"組織化"，限定于村級組織和村級事務的范圍內。如此界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解體后，農民成為幾乎沒有任何組織依托的個體：他們既沒有傳統社會中的社會組織（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自治社團。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一種什么樣的有效社會組織形式，便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由于的解體意味著過去行之有效的從公社到生產隊的縱向控制體系瓦解，國家便開始直接面對無數的個體小農。為了填補這種組織真空，近些年來我國實行了鄉村自治，即建立農村自治組織--村委會。村委會便暫時作為農村社區中最大的正式組織而存在。因而本文所論"組織"的外延是以村民委員會為標志的社區組織。目前只有村委會既受國家法律的認可和保障，又是唯一在全村范圍內得到認可的公共權威機構，同時也是當前中國農村社區獨立的法人行動者。其發展狀況成為衡量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一個尺度。因而，"組織化"的內涵也就限定如下：村民參與由村民委員會主導的村級事務的過程，以及村民委員會動員和領導村級活動的過程。結合前文所述衡量"組織化"的諸多指標，本文用于衡量農民組織化的指標也就包含以下幾點：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頻度和質量，村民委員會主導村級事務的頻度和實際效果，村民對村民委員會的認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員會在處理集體利益與村民利益上的表現，等等。本文所論"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界說，也就是指由這幾項指標衡量所得出的總體性認定。

二，選題原因

確定這一寫作主題的動機是我的調查經驗：（1），我對我所在的家鄉河南省羅山縣定遠鄉長期的認識和體會。（2），1997年7月我對湖北省紅安縣部分農村的調查。（當然這次調查很不細致，更多的是感性認識。）（3），我對湖北省鐘祥市三鎮九村的調查。（這次調查比較正規，進行了隨機抽樣，以問卷的方式進行。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297份，回收率為74.25%，其中有效問卷272份，有效回收率68%。詳細數據參見[3]。）本文主要在此次調查的基礎上寫成。故而我提出的假設也是基于我的經驗感受，并不試圖作普遍性的推論。當然，對這一主題的回答不能僅限于此，我在寫作這篇論文時也注意了從普遍的背景出發，從邏輯和學理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論證更多是理論性的。也就是說，本文的思路和觀點的來源不僅有我有限的經驗，更有其他學者的調查結果或理論。（主要著作列舉在文后的"參閱文獻"中。）以我的切身感受和認識看，中國相當部分的農村地區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幾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們不僅對村級事務毫無熱情；而且在個體發展中，不注重集體力量和組織形式。這不僅使他們的發展受到影響，也使他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更使的他們在面臨國家權力或公共權力（村委會）的侵害時難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時更為嚴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達的組織渠道的情況下，村民往往通過非常態的方式（個別人的暴力犯罪活動）進行意愿的表達（這類事情近來時有發生，體現在各種媒體上。）這一切都使得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也使改善這一狀況的任務顯得尤為迫切。在了解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各種表現及其消極影響以后，本文試圖探究造成這一局面的各種因素，以期為改善這一狀況提出對策的努力提供依據或參考。鑒于農民組織化程度低是部分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實際情況，而這一情況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后果。因而研究其成因，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而且有著對改善這一狀況提出對策的努力提供依據或參考的價值。三，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成因--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試圖從農民組織化的角度分析當前中國部分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以期為改善這一狀況提供更具目標性的參照。文章主體分三個部分：一，本文所論"組織化"的內涵界定；二，作者的選題動機和資料來源；三，部分農村社區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成因分析。在成因分析中，作者主要分八個方面進行了或理論或經驗的論證，力圖對這一現象的形成原因作出更為合理而全面的解釋。最后，作者提出，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出路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而后者的出路又在于加強村級組織（主要是村委會）的經濟服務功能和村民之間的經濟聯合。關鍵詞：農村政治發展農民組織化村民自治

農村社區政治屬于非權力政治即社會政治的范疇，它在我國政治建設的系統工程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我國今后的農村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戰略中也將占據著更為突出的位置。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狀況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民利益的實現和擴展，更事關農村社會發展的大局，因而是至關重要的。就我國而言，農村政治發展的標志是村民政治參與的提高和國家任務（如計劃生育、征收各種費稅）的有效完成。可筆者通過近年來的調查和思考發現，中國部分農村地區的政治發展狀況并不令人樂觀，特別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局面比較突出，后者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之所在。所以，本文擬就這一問題展開分析。即從農民組織化的角度分析農村社區政治發展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出路，以期為改善這一局面提供更具目標性的參照。

一，本文所論"組織化"的內涵

一般說來，"組織"一詞意味著：為了特定目標和實現某些職能而按照一定的規則建立起來的群體。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可將"組織"一詞進一步界定為"人們通過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合方式而形成的高于群體的社會共同體，是組成此種共同體的人們或單位所采取的社會生活方式。"（[2]，第171頁）可見，組織不僅意味著是一種高于群體的社會共同體，更意味著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或生活狀態）。既然是"共同體"，就有別于僅僅是一盤散沙的各個個體的集合概念，而是多個個體按照一定的規則和結構結合起來的有機體，表現在個體利益與組織利益、個人活動和組織功能之間的緊密聯系上。既然是一種"生活方式"，就不是形式上迫于某種壓力的應付和走過場，而是一種自愿自覺的參與過程，表現在個體為更好地實現自身利益而借助于組織的形式上。當然，組織是通過一定的機構體現出來的。這些機構是組織的載體和標志。有鑒于此，可以將"組織化"理解為人們結成組織、參與組織和開展組織活動的全過程，其具體表現也就在于，組織機構各項活動的開展狀況上。衡量"組織化"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組織成員對組織活動的參與度、參與質量，組織活動開展的頻度和效果，成員對組織的認可度和期望值，組織在適當處理共同利益與成員利益上的表現，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標。政治學意義上的"組織"，強調其公共性，表現為圍繞公共權威和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務）而展開的活動過程。與此相應的，政治學意義上的"組織化"，雖然也包含了前文所論社會學意義上的"組織化"的含義，但更強調了組織活動的公共性及個體與公共權威之間關系。由于本文欲從政治學（更準確地說是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審視農民組織和組織化的問題，（亦即從組織化的角度分析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問題），故本文論及的"組織"和"組織化"，限定于村級組織和村級事務的范圍內。如此界定的另一原因在于，解體后，農民成為幾乎沒有任何組織依托的個體：他們既沒有傳統社會中的社會組織（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自治社團。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一種什么樣的有效社會組織形式，便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由于的解體意味著過去行之有效的從公社到生產隊的縱向控制體系瓦解，國家便開始直接面對無數的個體小農。為了填補這種組織真空，近些年來我國實行了鄉村自治，即建立農村自治組織--村委會。村委會便暫時作為農村社區中最大的正式組織而存在。因而本文所論"組織"的外延是以村民委員會為標志的社區組織。目前只有村委會既受國家法律的認可和保障，又是唯一在全村范圍內得到認可的公共權威機構，同時也是當前中國農村社區獨立的法人行動者。其發展狀況成為衡量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一個尺度。因而，"組織化"的內涵也就限定如下：村民參與由村民委員會主導的村級事務的過程，以及村民委員會動員和領導村級活動的過程。結合前文所述衡量"組織化"的諸多指標，本文用于衡量農民組織化的指標也就包含以下幾點：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頻度和質量，村民委員會主導村級事務的頻度和實際效果，村民對村民委員會的認可度和期望值，村民委員會在處理集體利益與村民利益上的表現，等等。本文所論"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界說，也就是指由這幾項指標衡量所得出的總體性認定。

二，選題原因

確定這一寫作主題的動機是我的調查經驗：（1），我對我所在的家鄉河南省羅山縣定遠鄉長期的認識和體會。（2），1997年7月我對湖北省紅安縣部分農村的調查。（當然這次調查很不細致，更多的是感性認識。）（3），我對湖北省鐘祥市三鎮九村的調查。（這次調查比較正規，進行了隨機抽樣，以問卷的方式進行。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297份，回收率為74.25%，其中有效問卷272份，有效回收率68%。詳細數據參見[3]。）本文主要在此次調查的基礎上寫成。故而我提出的假設也是基于我的經驗感受，并不試圖作普遍性的推論。當然，對這一主題的回答不能僅限于此，我在寫作這篇論文時也注意了從普遍的背景出發，從邏輯和學理的角度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論證更多是理論性的。也就是說，本文的思路和觀點的來源不僅有我有限的經驗，更有其他學者的調查結果或理論。（主要著作列舉在文后的"參閱文獻"中。）以我的切身感受和認識看，中國相當部分的農村地區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幾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們不僅對村級事務毫無熱情；而且在個體發展中，不注重集體力量和組織形式。這不僅使他們的發展受到影響，也使他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更使的他們在面臨國家權力或公共權力（村委會）的侵害時難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同時更為嚴重是，在缺乏利益疏通和利益表達的組織渠道的情況下，村民往往通過非常態的方式（個別人的暴力犯罪活動）進行意愿的表達（這類事情近來時有發生，體現在各種媒體上。）這一切都使得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也使改善這一狀況的任務顯得尤為迫切。在了解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各種表現及其消極影響以后，本文試圖探究造成這一局面的各種因素，以期為改善這一狀況提出對策的努力提供依據或參考。鑒于農民組織化程度低是部分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實際情況，而這一情況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后果。因而研究其成因，不僅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而且有著對改善這一狀況提出對策的努力提供依據或參考的價值。三，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的成因--農村社區政治發展的困境分析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而“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就城市社區而言就是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在社區內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真正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從而達到社區居民民主自治。這是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核心，是社區建設的重要目標，是加強城市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的基礎動力。本文對社區政治文明建設作一思考。

一、社區政治文明建設的起步

民主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割。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夕，列寧就說過：“不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也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與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部本質要求一樣，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風順，而是一個需要經歷許多發展階段的長期歷史過程。

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看，民主有基層民主和高層民主之分。所謂基層，是指構成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是社會結構中的基礎。如，鄉、鎮、城市街道、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工廠、商店、學校、醫院等企事業單位。基層民主有兩個顯著特點：其一是民主的直接性。這主要表現在人民代表和政權機關的領導人由廣大人民群眾直接選舉產生，并對他們實行直接監督，有權依法罷免那些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人民群眾有權依法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有權就基層單位的種種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和建議。其二是民主的廣泛性。民主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教育民主等等。基層民主建設，是我們黨和國家努力建設的民主政治的基石。

中國共產黨從建國初始，已經開始探索中國式的民主政治發展的新道路。概括地說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上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即代表制民主，也就是間接民主。因為在一個小農經濟占優勢又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里民主將是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不可能一步達到馬克思設想的"完全的民主"。通過人民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并且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最好的民主政治制度。二是在基層實行直接民主。具體地說，就是在企業、各種經濟組織和事業等單位中實行職工代表大會的民主管理，農村的廣大村民以自然村為基礎實行村民自治，城市居民居住區實行居民自治。上述兩個方面的民主有如鳥之兩翼，互相配合，共同發展，成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與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

我國城市基層民主選擇居民自治的政治形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逐步深入的過程。1954年12月，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根據1954年憲法精神，制定并通過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宣布居民委員會是“群眾自治性的居民組織”。1958年之后，尤其是“”期間，以居民委員會為代表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受到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后，中國基層民主重新獲得發展。1980年1月19日，國家重新頒布了1954年通過的《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從而使城市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開始得以恢復和發展。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通過，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至此，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礎基本奠定。

我代表政協*區第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大會作工作報告，請審議。請列席會議的同志提出意見。

2007年：在服務*的工作大局中創新政協工作

2007年，區政協常委會在中共*區委的正確領導下，在深圳市政協的指導和關心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團結帶領區政協各參加單位和全體委員，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圍繞全區的中心工作，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繼續解放思想，銳意創新，不斷探索做好新時期基層政協工作的新課題、新載體、新方法、新路徑，努力在“功能*”、和諧*、效益*建設中突出特點、彰顯優勢、發揮作用、體現作為。

一、創新協商議政內容，服務*又好又快發展

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發展模式真轉真變，常委會努力創新協商議政的內容，尋找和發掘對*科學發展具有前瞻性和前導性的課題，廣匯各方之智，組織委員通過召開研討會、專題調研、專題視察等形式，積極為*突破“四個難以為繼”制約，打造“功能*”，釋放核心價值，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建言獻策。

“向香港學習，為香港服務”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關于新時期進一步加強深港合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借鑒香港經驗，用好香港因素，是成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的重要推手，更是*在新時期深港合作中搶占先機，實現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社會進步的先天優勢和便捷路徑。為此，我們充分發揮“和智之力”，組織發動政協委員和有關專家學者圍繞“如何利用香港因素促進*進一步發展”獻計獻策，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取得良好的成效。這次活動，共征集到論文48篇，既詳盡介紹了香港有關經濟發展、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先進經驗，又結合*的實際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區委區政府對這次活動高度重視、充分肯定，決定以區委區政府主辦、區政協承辦的形式召開“香港因素與深圳*發展研討會”，區五套班子領導和全區科級以上干部出席，并以此紀念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和區政協成立10周年。區委書記劉學強同志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研討會的成果體現了政協的“和智之力”，“這種‘和智之力’，本身就是*的軟實力之一，也是*參與發展競爭的本錢之一。”區長魯毅同志為研討會論文集作序指出：“這些論文凝聚著各位政協委員、專家學者長期研究的心血和成果，充分體現了他們對*的熱愛和關注，并且為*今后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智力資源和精神財富。”研討會成了一次規格高、范圍廣的議政會，委員和專家們的論文集匯成了一本份量厚重的建言書。《人民政協報》在頭版頭條，以《接駁香港因素的“橋頭堡”》為題，對此作了專題報道。

近年來，區政協在區委的領導下，在政府部門的配合支持下，發揮政協組織位置超脫、聯系面廣的優勢,對全區政務公開工作開展切實有效的民主監督，寓監督于支持之中，以監督促發展，推進了全區政務公開工作開展。

一、與時俱進，發揮優勢，把政務公開的監督納入政協工作系列

政務公開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打造廉潔政府、誠信政府、透明政府，實現還政于民的重要環節。為此，武陵區政協從民主政治建設的高度，將政務公開的監督作為民主監督工作的重要內容納入政協工作系列。

納入常委會議、主席會議工作重點。區政協年度常委會議、主席會議均安排對政務公開協商監督的內容。其中2003年度就經濟發展環境、招商引資、防非典等安排6次。2004年度就中央1號文件貫徹落實情況、安全生產等安排7次。主席會議成員和常委們積極關注政務公開的內容、形式和具體操作中存在的問題，并開展深入調研，多方求證，積極建言獻策，和區政府領導、部門負責人面對面協商。為推動社區勞動保障工作，區政協常委會以建議案的形式，建議在社區建立健全組織領導、窗口服務、信息網絡、基礎管理、技能培訓、責任考核“六大體系”，增強社區服務功能。區政府就此召開常務會議認真研究，完善了社區就業發展計劃，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政府還投資在各街道勞保站設立再就業服務大廳，開設“一站式”就業服務窗口。全區17條重點街道，50個示范社區的服務大廳都配備了網絡終端設備，觸摸式查詢電腦，大屏幕電子顯示屏，使下崗失業人員在家門口就可以查詢到就業信息，享受到就業服務。

納入專題調研的內容。區政協就政務公開實施的情況積極組織調研，傾聽各個方面的意見，做到下情上達，為政府下一步決策提供信息參考。2003年以來，區政協就農業結構調整、畜牧業發展、低保工作、經濟發展環境等開展調研21次。其中，就經濟發展環境問題組織近30人的調查隊伍，由政協主席帶隊，深入到全區各鄉鎮、街道，和個私企業與個體業主、基層工作人員零距離接觸，共舉辦座談會26場，下發調查問卷700份，歷時2個月。調研后，就調查中涉及的12個個案問題，通過對口協商、重點督辦等形式使之得到解決。這些年來，區政協通過綜合調研，將掌握的情況以《意見與建議》等形式呈送有關領導，為區政府領導知曉下情開辟了一條新渠道。

納入提案督辦的內容。提案是政協特色工作，是政協組織和委員履行職能的重要途徑。區政協根據民主監督重點，將政務公開納入提案督辦主要內容。2003年以來，先后就“加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加大社區就業工作力度”、“大力推進蔬菜產業化”、“建立政務公開專欄”等提案予以重點督辦，進一步推進了政務公開工作的有序發展。

2010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區全面實施轉型發展、創新發展、跨越發展的關鍵一年，也是我們抓住機遇，繼續把街道政協聯組工作推向前進的一年。根據區政協和街道黨工委、辦事處提出的2010年工作思路，街道政協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三項職能。

一、以學習為先導，開展系列活動，推動委員學習

增強委員在新形勢下做好政協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圍繞加強政協委員履職能力建設，緊密聯系我街道改革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和政協工作實際，繼續深入學習十七屆三中、四中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1、組織政協委員學習讀書班，集中學習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及全國“兩會”和市區政協會議精神。

2、適時舉辦專題報告會、街情通報會和學習交流等活動，把委員學習與參觀考察、視察調研、協商監督等經常性活動結合起來，切實幫助委員了解形勢、熟悉政情，更新思想觀念，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

二、不斷深化專題調研的內容，開展調研上求“實”

**縣城關鎮位于全縣中部地區，始建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是貴州省政府首批報請國務院批準的四個歷史文化名鎮之一，是該縣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心，地表面積約147.1平方米公里，全鎮轄14個居委會、27個村委會，84821人，擁有黨支部72個，黨員1092人。

適應城市化加快發展需要，及時將新型社區黨的建設提上重要日程，要針對目前街道黨建存在的問題，著眼于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環境優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際關系和諧的新型社區的創建，盡快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縣城社區黨建工作之路，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

成立社區基層組織，明確新型社區黨建目標任務，建立社區黨建工作新機制。

成立社區黨支部和社區居委會。從有利于社區長遠發展大局出發，將過去納入街道黨建范圍的四個整村和兩個村的部分村民組和14個居委會，重新劃分為七個社區進行管理，以社區黨員的基本力量，同步建立社區黨支部，根據黨員屬地管理的原則，把轄區內的離退休黨員，下崗職工黨員以及其他不便于參加原在組織的活動的社會階層黨員，其原在單位所屬的黨組織及時溝通，并把他們的組織手續轉移到社區，黨員超過70名的可以建立黨總支。同時，加強領導班子和黨員隊伍建設，一是選強配齊社區黨支部書記，推行社區支部（總支）書記和居委會主任兼職，依法推薦社區黨支部（總支）書記，通過選舉擔任社區居委會主任，對于社區居委會主任不是黨員的地方可以通過機關黨員下派，黨員干部轉崗掛職等配齊社區黨支部（總支）書記。二是合理調整社區班子成員，努力提高社區干部隊伍素質，可以從社區黨支部領導成員向社會公開招聘，民主選舉，黨員競爭上崗等辦法。

明確社區黨建目標任務。一是標明社區支部的職責內容、根據具體的責權各司其職。二是界定關系，減少和取消上級不必要的針對社區黨支部的各類檢查、評比和考核，適當減輕社區黨務人員的中心工作任務，保證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抓黨的建設。三是確定社區職能，對于本應屬于上級職能部門的事，堅決制止轉嫁行為，需要社區支部配合、協助完成的，應提供必要的權利和經費。

拓寬群眾工作渠道，增強整個社會、居民特別是黨員的社區黨建意識。

2015年，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下，以災后重建、創建國家級衛生城市和第四屆省級文明城市、依法治區工作為契機，緊緊圍繞“便民、公平、穩定、幸福”的總體工作目標，按照“以黨建工作為引領，以實施民生工程為基礎，以提高服務質量為抓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全面推進社區建設”的工作思路，真抓實干，努力建設文明、幸福的魅力。現將2015年工作總結及2016年工作打算匯報如下。

一、基本情況及主要做法

街道黨工委現有轄區內黨組織16個，其中；社區黨委2個，社區黨總支1個，黨支部13個，含非公有企業黨支部3個、社會組織建立黨支部1個、退休黨支部1個、機關黨支部1個，社區黨支部7個。

黨員整體結構來說年齡老化，文化程度低，無職業人員偏多。黨員總數628人、其中；正式黨員618人、預備黨員10人。女黨員253名，占黨員總數的40%；少數民族黨員7名，占黨員總數的1%；大專及以上學歷黨員241名，占黨員總數的38%.。35歲及以下的黨員153名，占黨員總數的24%；36歲至45歲的黨員60名，占黨員總數的10%；46歲至60歲的黨員143名，占黨員總數的23%；61歲及以上的黨員272名，占黨員總數的43%。

針對黨員隊伍現狀，一年以來，街道黨工委認真按照上級的要求，緊密結合實際，創新機制，尋求載體，不斷夯實黨建基礎。

（一）認真貫徹落實“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和領導干部政治思想教育建設工作

同志們：

這次會議是區委、區政府決定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全面貫徹市委、市政府關于在城區開展“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體服務、全民終身教育、社會管理服務、勞動保障服務、城市配套設施”六進社區活動的指示精神，全面安排部署我區公共服務進社區活動，全面提高城市品位。下面，我講三點意見，之后，陳區長將作重要講話，大家一定要認真領會和貫徹落實。

一、要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認識公共服務進社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社區是推進和諧社會的基礎，是黨和政府加強社會管理的基礎所在，加強社區建設，將有利于社區各類利益主體形成共識，促使更多居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發展和諧社區文化，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

1．要正確認識我區當前社區建設的現狀。蒸湘區成立以來，區委、區政府轉變觀念，把社區建設作為加強城市工作、構建和諧蒸湘的一項基礎工程來抓，健全組織、創新機制、完善設施、強化服務，社區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這些與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相比，與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與先進地區相比，還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社區設施建設急需加強。一方面是社區辦公用房不能滿足社會發展需要。29個社區雖絕大部分解決了辦公用房，但社區辦公條件簡陋，為居民提供全面、優質的公共服務差距較大。另一方面，社區公共基礎設施仍然薄弱。老城區下水道堵塞現象嚴重，污物四溢；社區內的主干道基本上沒有安裝路燈，晚上黑燈瞎火；社區居民公共活動場所寥寥無幾，社區內的文化、體育設施更是難覓其蹤。二是社區服務未有效開展。個別單位思想認識不到位，重視程度不夠，緊迫感不強，加之社區公共服務條件缺乏，因而未把服務居民作為社區工作的重點，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社區服務沒有扎實有效地開展，社區居民的歸屬感、認同感較差。因而，社區建設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不能適應現代化社會管理的需要，不能適應和諧社會建設的需要。

2．要深刻認識加強社區建設的重要意義。加強城市社區建設已成為城市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任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市委書記張文雄、市長張自銀親自出題調研，親自確定項目，親自督查調度，把社區居民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切實抓實抓好。近年來，改造了背街小巷，建設四場一廁，今年又把公共服務進社區作為一項把幸福送到“家門口”的民生工程，作為推進三年塑城行動，打造衡陽人民引以自豪的現代化的宜居城市的重要舉措，作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親自交辦的政治任務，全區各級各部門一定要增強事業心和責任感，真正以一種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壓力感，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義不容辭、舍我其誰的責任感，把這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切實加強領導，采取得力措施，主動把政府服務全面延伸到社區，主動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數，主動把我區經濟社會引入科學發展的新階段，全力抓好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改善居民生活環境，讓惠民工程走進千家萬戶。

在這里召開專題匯報會，回顧總結前一階段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進展情況，研究探討下一階段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剛才，各街道黨工委書記專題匯報了社區組織換屆選舉的進展情況，剖析了存在的問題和遇到的困難，提出了下一階段的工作打算。大家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資料，情況很熟悉，剖析問題比較到位，采取措施比較得力，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夠圓滿完成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任務。同時也希望大家互相參考借鑒，注意取長補短，更好地推動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在這里，我講三點意見供同志們參考。

一、肯定成績，正視困難，牢牢把握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主動權

今年我區社區黨組織、居委會和婦聯等9個配套組織任期屆滿進行換屆或班子調整。各街道黨工委、辦事處要認清形勢，統一認識，高度重視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把它作為當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重中之重來組織、來推進。

1、目前開局比較順利，要再接再厲。從6個街道黨工委書記的匯報來看，目前全區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開局良好、進展順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前期準備比較充分。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早在3月9日就安排區委組織部下發了《關于做好2006年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前期準備工作的通知》，并于4月12日下發了《關于做好2006年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4月17日成立了全區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領導小組，8月1日召開了全區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會議，推動了各項工作的健康順利開展。各街道黨工委、辦事處積極開展“逐社區議班子”活動，扎實抓好社區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指導各社區總結過去三年工作、規劃未來三年三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二是指導督導比較到位。區委組織部、區民政局等職能部門從各自實際出發，認真研究制定社區黨支部、居委會等社區組織換屆選舉的實施意見或工作方案，其他9個配套組織的區級主管部門也全部下發通知部署換屆的有關工作。區委組織部還專門印發社區黨支部換屆選舉工作程序和范文材料，有效規范了社區黨支部換屆選舉工作。掛點區領導經常關心過問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深入街道社區加強協調指導，幫助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指導掛點單位抓好選舉工作，保證了換屆選舉工作的順利進行。三是組織實施比較有力。為了抓好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各街道黨工委、辦事處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實行分類指導，逐個社區、逐個社區組織制定換屆方案和計劃，做到實行一社區一方案、一個組織一計劃；講究工作方法，堅持先審計后換屆，堅持先整頓后換屆，堅持先易后難，確保換屆選舉工作順利進行。截止8月18日上午，全區共有35社區完成黨支部換屆選舉工作，其中江南街道9個社區，浮橋街道14個社區，鯉中街道12個社區。

2、后續工作比較困難，要攻堅克難。在肯定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成績的同時，對目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后續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估價。首先講存在問題。根據這一階段的選舉情況來看，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總體情況是好的，但是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涌現。有的街道對社情復雜的社區或相對薄弱的社區，在選舉中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考慮不夠、準備不足，事先沒有準備應對措施，導致現在工作處于比較被動的局面；江南新區部分社區的選舉競爭比較激烈，一些社區宗族勢力參與其中，個別社區甚至出現以不正當手段參加競選、干擾選舉的情況；一些社區后備力量儲備不足，難覓合適人才，導致個別社區“兩委”人選至今尚難確定；個別社區在選舉期間存在著不穩定因素，出現較多越級來電來信來訪等不正常現象，也對換屆選舉工作產生不利影響。其次講工作困難。在換屆選舉中，我們堅持先易后難原則分批實施，工作基礎好、條件成熟的社區先換屆，情況不明、條件不成熟的社區，經充分準備后再換屆。因此，除老城區外，目前新城區尚未換屆的社區，基本上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或者存在“兩違”問題較嚴重的社區。同時，相對于社區黨支部換屆選舉來講，社區居委會的換屆選舉工作程序更加復雜，涉及選舉的人和事范圍更加廣泛，順利完成選舉的難度更大，社區老人協會等配套組織的選舉和調整也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應該看到，社區是社會的基石，社區組織換屆選舉，不是簡單地選幾個人，而是關系社區全局和長遠的大事。各街道黨工委、辦事處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來認識和看待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認真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增強主動性和預見性，切實把社區組織換屆選舉這件大事做好。

二、著眼全局，把握關鍵，全力以赴推進社區組織換屆選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