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是隨時代而發展的。應當承認，在我國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研究中，“實踐唯物主義”確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同時也應看到，從那以后，“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再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我們認為，正如“實踐唯物主義”何以取得成功一樣，當前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對“實踐”范疇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我們這里打算討論的是“馬克思的哲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因為：不論俄國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無疑是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的，但無論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雖然我們反對將其與馬克思的思想截然對立起來，但事實上兩者也并非毫無差別。為了使論題更為集中，我們這里限于討論“馬克思的哲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哲學應該徑直被稱為“實踐主義”（Practicalism）1。所謂“主義”（-ism），就是一種學說或信念；所謂“實踐主義”，就是一種關于實踐的哲學學說和對于實踐的理論信念。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度自稱他們的哲學為“實踐的唯物主義”，但今天，“實踐唯物主義”實際上已成為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研究當中的一個特定流派的稱謂，為了以示區別，我們用“實踐主義”來標示我們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而更為根本的考慮是，不論就當代哲學的思維水平、還是就馬克思哲學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質特征來看，今天只有把馬克思哲學徑直理解為“實踐主義”，才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這首先是因為，“實踐”范疇在馬克思哲學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論意義。這一點長期為人們所忽略，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現代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拒斥‘形而上學’性、實踐的存在論意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這些被人們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顯。”2

1．實踐即存在

不論哲學還是科學，抑或日常思維，任何思維活動都必須從某種“觀念預設”開始，以此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此種預設乃是整個思維的“不證自明”的前提。亞里士多德將其“第一哲學”或“形而上學”界定為關于“存在之為存在”的學問，即預設了“存在”。此“存在”是一個不可超越的設定，這意味著：任何哲學，無論采取怎樣的懷疑主義立場，最終都得從“存在”預設開始，亦即以“存在”為邏輯起點；也就是說，任何哲學最終都逃不出“存在預設”。

自從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確立了“存在”范疇，哲學就從來沒有超出這一點。思想可以從懷疑一切開始，但唯獨不能懷疑“存在著”，否則人就無法思想言行、無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兒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懷疑論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懸置起來，然后從“我思”開始，推出“我在”。所謂“我思故我在”，還原成三段論式則為：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是隨時代而發展的。應當承認，在我國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研究中，“實踐唯物主義”確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同時也應看到，從那以后，“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再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我們認為，正如“實踐唯物主義”何以取得成功一樣，當前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對“實踐”范疇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我們這里打算討論的是“馬克思的哲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因為：不論俄國馬克思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無疑是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的，但無論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雖然我們反對將其與馬克思的思想截然對立起來，但事實上兩者也并非毫無差別。為了使論題更為集中，我們這里限于討論“馬克思的哲學”。

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哲學應該徑直被稱為“實踐主義”（Practicalism）1。所謂“主義”（-ism），就是一種學說或信念；所謂“實踐主義”，就是一種關于實踐的哲學學說和對于實踐的理論信念。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一度自稱他們的哲學為“實踐的唯物主義”，但今天，“實踐唯物主義”實際上已成為八十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研究當中的一個特定流派的稱謂，為了以示區別，我們用“實踐主義”來標示我們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而更為根本的考慮是，不論就當代哲學的思維水平、還是就馬克思哲學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質特征來看，今天只有把馬克思哲學徑直理解為“實踐主義”，才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這首先是因為，“實踐”范疇在馬克思哲學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論意義。這一點長期為人們所忽略，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現代語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拒斥‘形而上學’性、實踐的存在論意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這些被人們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顯。”2

1．實踐即存在

不論哲學還是科學，抑或日常思維，任何思維活動都必須從某種“觀念預設”開始，以此作為自己的邏輯起點。此種預設乃是整個思維的“不證自明”的前提。亞里士多德將其“第一哲學”或“形而上學”界定為關于“存在之為存在”的學問，即預設了“存在”。此“存在”是一個不可超越的設定，這意味著：任何哲學，無論采取怎樣的懷疑主義立場，最終都得從“存在”預設開始，亦即以“存在”為邏輯起點；也就是說，任何哲學最終都逃不出“存在預設”。

自從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確立了“存在”范疇，哲學就從來沒有超出這一點。思想可以從懷疑一切開始，但唯獨不能懷疑“存在著”，否則人就無法思想言行、無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兒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懷疑論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懸置起來，然后從“我思”開始，推出“我在”。所謂“我思故我在”，還原成三段論式則為：

[摘要]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探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們以理論自覺的態度去樹立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科學發展觀

從哲學意蘊上來說，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當代實現方式。馬克思實踐哲學體現著對人的本質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體現著對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進一步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當代價值，對于我們以理論自覺的態度去樹立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實踐總體性與發展總體性

實踐是貫穿哲學發展史的基本線索，是任何一個哲學流派建構其哲學體系都繞不過去的中心話語。因為實踐表達著人們對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從古至今，人們對實踐的解讀就一直存在著分岐。

眾所周知，亞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實踐概念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亞里斯多德也是從人類活動的總體性上來理解實踐哲學的。在他看來，對超越具體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構成了人類一切活動的價值指向。這也正是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本能活動的根本區別。他認為：“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1]但也許是過于注重對實踐的價值屬性的指認，所以他又在對實踐的界定上出現了二元分離，即將人的價值指向和客體存在分離開來。在他看來，實踐是人類自身精神活動的自由創造，具有強烈的自我價值的屬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縛的道德選擇，構成了實踐的本質。因此，在其總體實踐框架中，以追求人類價值的道德實踐與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規律的技術實踐出現了必然的分離。從總體實踐退守到道德實踐，實際上意味著在兩個方面的退守。一是將人類總體實踐活動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單向選擇中。為此，他將人的活動分為兩類：實踐和創制。實踐是人的內心話語，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選擇，創制只是完成面對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勞作活動。實踐體現著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終極價值關懷的的意味，創制則是現世的短暫的應對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將人類總體實踐退守到極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來，只有極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隸主）可能在實踐中找到自我，可以擺脫世俗的煩憂，也只有他們才有資質從事實踐活動。而大部分從事勞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實踐活動中尋找和實現自我，他們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們的活動只能是機械的沒有永久意義的謀生手段。

摘要:教育哲學人性哲學的一個延伸，通過做到對教育本身進行整體性考量，從而成為教育價值的合理尺度。而教育本身存在哲學化與實踐化的結合，若是可以區分，反而容易失掉教育的真理。偏向哲學化的一派被指責為脫離現實，不切實際，單純哲學化的研究教育是毫無實踐價值的;而偏向實踐化的一派則被指責為缺乏正確的指導，教育實踐研究不成體系，毫無章法可循。教育哲學研究的發展應在價值偏向的基礎上審慎地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理論研究的同時，保障教育哲學的實踐性。

關鍵詞:教育哲學;哲學化;實踐化

一般而言，教育哲學是教育與哲學的聯姻，是應用哲學方法來研究各種教育問題的一門學問。但教育哲學研究容易陷入困境，比如過度哲學化或者過度實踐化，從而導致對于教育哲學價值的判斷不清。由于人們習慣性將教育哲學定義為單獨的整體性的哲學思維，導致教育的哲學研究與實踐分離，越來越有排他性和局限性。教育哲學研究的東西與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實踐不相匹配，不僅沒有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反而愈來偏離。所以，強調教育哲學的哲學性研究一定要與實踐性和現實意義相聯系，是其日臻完善的需要。

一、教育哲學實踐性

教育哲學可以被認為是超現實的、理論性較強的一門科學。教育哲學的哲學性不是要凌駕于現實，而是要扎根于現實，通過對現實的觀察、思考、總結，來引領并指導教育實踐。同理，教育哲學的實踐性不是主觀意義上的實踐活動，而是在教育哲學的理論研究基礎上，對教育實踐活動的架構和布局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

二、教育哲學實踐性存在的問題

摘要；后實踐哲學是為著對實踐哲學的補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實踐哲學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張力的存在是極其微弱的，既缺乏社會實踐背景現實的有力鋪墊，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論承接的維度。后實踐哲學的限度體現在時馬克思實踐哲學價值定位的偏見，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歷史、現實和未來三重向度銜接的漠視和淺見。

關鍵詞：實踐哲學；本土化；后實踐哲學；限度

為了實現對實踐哲學的超越和批判，后實踐哲學認定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現代化方案的意義，提出了對實踐哲學本土化視野中由于超驗維度的消解而導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義實踐哲學的批評。在后實踐哲學看來，只要足夠地彰顯了所謂的馬克思實踐哲學中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二元張力，那么，實踐哲學的以天人合一為潛在視野的一元的世俗主義的詮釋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謂的用以詮釋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在視野是否是后實踐哲學所說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義的一元化解釋方式是否合理?所謂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是否真如后實踐哲學所說的那樣神奇?它在當代社會實踐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為了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中澄清是非推動理論創新，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確的解決，后實踐哲學的限度應該引起充分的重視。

一

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價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實踐哲學雖然一般地肯定其社會改造和歷史創造的偉大作用，但主要地還是將其認定為一種現代化理論。“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馬克思的思想單純地理解為一種哲學或社會改造的思想(盡管是所謂偉大的思想)，而應當理解為歐洲社會有機體所滋生的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案。”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質上卻是錯誤的。馬克思實踐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思想一樣，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嚴格的科學性和堅定的階級性，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銳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顯而易見，將馬克思實踐哲學看作是一種現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視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本質特征。

雖然，現代化問題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馬克思實踐哲學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現代化方案，一種在喪失形上原則情形下重新安頓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的方案，但是，馬克思實踐哲學已然跨越了西方社會現代化的語境，其飛躍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所謂擺脫彼岸自我異化形象的壓制和此岸塵世異化的束縛，在一定的意義上，已經不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視域了。馬克思實踐哲學雖然受著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現實的制約，但是作為對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發展階段的否定的未來社會難道僅僅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嗎?顯然，這一觀點確實是失當的。

摘要：為了提升大學生的論文寫作能力，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在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培養中的價值，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的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培養策略。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

清華大學校長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華名師教學講壇”上鄭重宣布，將在2018級新生中開設“寫作與溝通”必修課程。清華大學教務處處長、該課程共同負責人彭剛說：“‘寫作與溝通’課程定位為非文學寫作，偏向于邏輯性寫作或說理寫作,通過高挑戰度的小班訓練，顯著提升學生的寫作表達能力、提高溝通交流能力、培養邏輯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的能力。”[1]寫作訓練首要的就是進行思維訓練，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在的屬性和功能看，它是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實踐思維方式和實踐邏輯，就是它所提供給人們進一步研究大大小小問題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學思維方式和思維邏輯意義的方法[2]85。基于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對大學生論文寫作思維的訓練、寫作水平提升都有著極大的益處。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在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培養中的價值

以人類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范式具有合理性，培養大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范式，體現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自覺”[3]。第一，確立實踐性、科學性、規范性的寫作理念。所謂寫作理念是指寫作論文過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論文寫作不同于散文或記敘文的最大區別在于寫作理念不同。事實上，很多大學生仍然用中學寫散文、記敘文的思維方式來寫大學課程論文、畢業論文，忽略了論文的科學性和規范性。論文寫作以論為主，以說理為目的。論文選題合理、結構完整、邏輯關系嚴密、語句順暢、觀點明確等均是寫作理念科學性、規范性的題中之意。論文寫作還應遵循實踐性的理念，以人們的實踐活動為基礎，對客觀對象世界進行解釋和改造，即論文寫作要以問題為導向，揭示問題的本質，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為人們的實踐活動（教育教學、實驗、生產等）提供理論指導或實踐指引。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為確立科學的、規范的寫作理念提供了一種實踐中的思維方式，實現大學生論文寫作既合乎科學規范又合乎實踐性。第二，提供理論聯系實際的寫作方法。論文寫作方法指為達成寫作論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徑和行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為論文寫作實踐活動主體的大學生在認識所要研究的問題和解答客觀現實問題所遵循的一種方式或程序的總和。通常，在論文寫作中運用到如文獻搜集、整理；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實踐性思維的指導，往往會在論文寫作中出現觀點堆砌、詞不達意、表達冗繁、為寫論文而寫論文，脫離實際情況等問題。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的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于實踐，強調的方法論在于理論聯系實際。以大學生的實踐為思維切入點，以綜合的、普遍聯系的、變化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論文寫作，用實踐的思維方式來分析、研究實際問題、剖析文獻資料，摒棄教條式、堆砌式、形而上學式的寫作方法。第三，明確實事求是的寫作路徑。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的根本指向，體現了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的有機統一，體現了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為大學生論文寫作提出了實踐活動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返回實踐檢驗”多次往復的論文寫作路徑，既體現論文的理論性水平又體現論文的實踐性指向。第四，激活寫作主觀能動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強調的是人實踐本質的規定性、人活動的主觀能動性，體現的是人的自主行為。由于彰顯了人作為實踐主體的自主性、自覺性和能動性,它能啟迪人作為實踐主體的自覺能動性，激勵和鼓舞人們對自己的實踐本質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學生論文寫作既需要論文成果評優、評獎、精神獎勵、物質獎勵等外在激勵，更需要激發學生內在的學術追求，引導學生積極關注研究方向、研究熱點，掌握必要的寫作技巧和方法，夯實學科基礎，提升學術研究涵養。

二、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思維范式的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培養策略

作為中國最早一批信奉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其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非常深厚，雖然沒有留下哲學專著，但是在他關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建等方面的著作中無不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他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運用到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的實際中來，可以說，他既是一個擁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善于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家。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確立

從受私塾教育到受學校教育、從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從國內到東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歐，不斷觀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開闊新視野，逐步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轉變。1917年，從南開中學畢業后，在當時的“留日潮”影響下，東渡日本到東京繼續求學。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傳到日本，加之正值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社會上涌現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書籍，例如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約翰•里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以及《社會問題研究》《新社會》《解放》《改造》等雜志。通過這些書籍，初步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使他從一名民主主義革命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重要開端。為進一步尋求救世濟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歐國家留學考察。自旅歐之后，他廣讀博覽，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先后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且開始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所面對的實際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俄羅斯》一文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分析俄羅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他指出：“一個革命的爆發，其內幕總要含有生產狀況變動和階級爭斗的重大意義在內，這本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革命學說所嘗召示我們的。”[1]57文中還對社會主義革命首現于經濟落后的俄國作了精辟論述，并號召工業后進的國家認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真實價值，仿效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中，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中國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觀加以論證，指出共產主義“是應著生產力發達的需要而加以順勢的變更”[2]381。依據中國經濟的現狀，“無論是外資或內資，只要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開發中國實業，其同一結果總是壓迫貧民階級使之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困苦顛連，以致歷劫難復”[2]378。中國的出路在于應先實行共產革命，消滅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學家幫助無產者開發實業發展生產力，“凡是現今中國資本家所難以先決的條件，到那時都將不成問題”[2]382。可見，此時已經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確立了科學的世界觀，并且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導中國革命實踐。

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

人的行動是受世界觀所支配的，一個人哲學理論的高度決定著其實踐所能達到的高度。作為一名卓越的設計者和偉大實施者，之所以能帶領新中國在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開展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他稱得上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大師。（一）堅持認識的客觀性，強調求真務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品質，也是哲學思想的最突出特點，更是其哲學方法論的基礎。一直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他主張一切工作都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3]313。曾告誡全黨領導干部要想正確解決問題就“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然后據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這一切，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并使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系起來”[4]129。他極力反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一旦發號施令，必將誤國誤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體力行地進行調查研究，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從武漢出發沿長江而上實地調研，與水利專家一起為三峽工程選擇壩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食堂供給和評工記分的情況，得出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并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結論。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慶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并為大慶礦區提出“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發展方針。正是在這種堅持認識的客觀性、一切從實際出發、強調求真務實的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使他主觀符合客觀，理論聯系實際，使他在面對各種復雜問題時能夠作出更加科學的決策。（二）堅持辯證法，靈活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掌握了這一規律也就掌握了辯證法的精髓。不僅牢牢掌握了這一點，而且還在實際工作中進行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揮。他不但善于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對抗性的矛盾中尋求非對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適當的條件下恰當地存異。正是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使我們在革命時期正確處理了黨和統一戰線的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正確處理了我國和他國的外交關系。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應該堅持獨立自主。獨立自主，就是指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他有自己獨立的政策、獨立的思想。有了區別，就有斗爭。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團結，是在堅持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同人家講團結，而不要受其他階級的影響。”[4]215可見，統一戰線不應是“求同非異”，而只能是“求同存異”；如果是“非異”，即去除了斗爭性，那么黨就可能會失去領導權，甚至被對方吃掉，只有“存異”即在同一性的基礎上保持斗爭性，才是正確的態度和方法。1955年，在亞非會議發言中指出：“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異”。之后，“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一直沿用至今。還反對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錯誤做法，提倡對待事物要用唯物辯證法進行科學分析。在觀看昆曲《十五貫》之后，認為在藝術創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東西，都要學，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鑒國外的長處，還要辯證地吸收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好東西，為我所用。在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為一個人的階級出身而對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廢文。他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卻是可以改造的。這就叫歷史唯物主義。要有點辯證法，不要一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就氣炸了，那叫形而上學、片面性。”[3]467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上，主張不能全盤否定資本主義的方法，他說“一個民族和國家，其所以能夠存在，總有它一些長處”[3]197，我們要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把“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3]441。（三）運用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總體來講，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也要符合經濟基礎的變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表現在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上，更應表現在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他反對脫離生產力的發展而過分拔高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的錯誤傾向，強調決不能違反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應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次序，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并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3]375。還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要素在生產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社會主義要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他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3]159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確立，他還適時提出對于不適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進行深化改革，“因為經濟基礎變動了，上層建筑也要受影響，就是說，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響。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適合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3]266。可見，正是以唯物史觀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為指導，按社會發展客觀規律辦事，才使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循序漸進地穩步發展。（四）堅持群眾觀點，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眾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對群眾觀點有著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脫離了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3]314。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但是組織原則，還是工作原則，他認為我們黨的智慧來源于人民群眾，我們要“善于依靠群眾，同群眾商量辦事，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戰勝我們面前的困難”[3]386。在堅持群眾觀點的同時，還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向同志學習的號召，并且系統地闡釋了群眾和領袖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中國革命要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事業要順利進行，“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三十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4]331。是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運用到中國，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成為思想。是這樣指出真理的人，堅持真理的人，發揮真理的人。在中國革命三十年的許多歷史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確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歷史功績和重要地位的同時，他還辯證地指出絕不要把看成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并號召全國青年要向同志學習。

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

“實事求是”命題的存在論意義——依據馬克思“實踐主義”哲學的思考

[摘要]過去對“實事求是”的解說，都僅僅是從認識論層面理解的，缺乏存在論的高度。如果說“實踐”是馬克思存在論的初始范疇，那么“實事求是”，作為對實踐范疇的中國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論事實。“實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因而“是”也并不是那種與人無關的所謂“客觀規律”，而是關于人自己的存在的真理；“求”作為對這種存在論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屬于人自己的一種存在論事實。

[關鍵詞]實事求是，實踐，存在論

“實事求是”本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命題，（1）、鄧小平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它進行了實踐論的重新解說，使之成為一個集中表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精神的命題。

然而迄今為止，通常對“實事求是”都是從純粹認識論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人們即使將“實事求是”跟“實踐”聯系起來，但“實踐”本身僅僅被理解為一個純粹認識論范疇。例如對此有一個著名的解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2）據此，“實事求是”就是去研究客觀存在著的事物的規律性。按照傳統的理解，這里所謂“客觀存在著的”就是所謂“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說，“實事”可以是在人類實踐之外存在著的，如純粹的自然界；“是”就是這種純粹客觀事實的純粹客觀的“規律性”。先有了這種“客觀存在”，然后才有人對它們的認識，再后才有人對它們的改造亦即實踐。于是就有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的將認識和實踐割裂開來的公式。這里，作為純粹認識的“實事求是”是在實踐之前、之外進行的。

之所以產生這樣一種觀念，是因為：“實事”不是被人們理解為實踐本身，而是被理解為實踐之前、之外的作為純粹認識對象的東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實踐之內，而在實踐之外。顯然，“實踐”范疇僅僅被理解為一個用以界定“認識”的參照或者邏輯工具，換句話說，“實踐”仍然僅僅是一個認識論范疇。例如列寧說過：“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3）與此相關的另外一種說法，那就是流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一種說法。這里，實踐顯然失去了作為改造世界的本質力量的存在論意義，而僅僅只具有認識論的功能了。這種純粹認識論的“反映論”的理解，其實并不符合馬克思的實踐觀。

一、實踐哲學現代性出場求索指認的路徑選擇

自人類誕生以來，人們都以不同的道路思入這自己所深處的外圍空間物象及自己內心深處的本己空間，哲學的出場給人以全新的通道來展現思考對象的原像之真善美義利。時至今日哲學發展到多元化的歷史地理時代狀況交匯的真實人文價值社會空間場域中，以全新的哲學來整合業已存在的西方哲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后現代主義哲學等各種哲學是否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當今學者為學為人的本有之責。那么實踐哲學的現代性出場就是當今學人為之努力奮進的新的哲學向標和樣態，“現代性乃是現代化的結晶，是現代化過程與結果所形成的屬性”,現代性是伴隨著產業革命所形成資本主義的工業化、信息化過程中具有轉型意義和轉向特征的一中理性表達。現代性的生成過程實際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現代化過程，簡單的說現代性就是與傳統秩序相對比而言的表達機制，誠然隨著后現代主義的風潮涌動現代性似乎失去其本有的光彩，后現代主義在不同學科隱喻的流散逐步布展著現代性。但現代性蘊育著其時代本有的文化性合理表達基因。實踐哲學要在后現代主義場景和時代人文價值社會場域所隱喻的宏大場域中現代性的出場，也就是以一種合理性姿態呈現與當今的文明社會。同時以其實踐哲學特有風貌以本有切己的方式給業已迷失了路標的探索者給予意念和行動的交互矯正。

在中西哲學史上實踐的哲學思想都有著豐富的資源，從實踐本身固有來說實踐哲學屬于一種文化基本相態，對文化內核具有重大的建構作用。自由自覺的實踐活動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是人和人化世界產生的基礎，是人類歷史得以生成和存在的根基。這里所說的實踐哲學是帶有文化普遍意義上的實踐，也就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其中人的生命活動是內核影響決定著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哲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樣態的呈現，首先是要在世界觀上實現實踐的轉向，傳統的哲學是一種世界觀的學問，那么在這里哲學更是一種實踐觀的理論。人類的歷史、哲學是人活動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身心內外的交互存在實踐中所誕生的,“人類的歷史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項隱蔽計劃的實現，為的是要奠定一種對內的，并且為此目的同時也就是對外的完美的國家憲法，作為大自然得以在人類身上充分發展其全部秉賦的惟一狀態”這種狀態是人自由自覺活動對象化的結果。

“山重水復凝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眾多學人開創的馬克思研究范式只是對馬克思思想閱讀、理解后現代主義式的鏡像，只是新驛站的苦苦尋索，其中必有優劣之別，以人—實踐—人文價值為內蘊結構的實踐哲學的全新出場，可以遵照馬克思的思想介入足跡，以現代人現代性的重涉時代場景，建構起創新性的實踐哲學，推進當今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以其馬克思哲學本有切己的形態呈現于多種因素交織的人文價值社會空間場域中。

二、思入中國哲學馬克思哲學實踐思想深邃場域鏡像性的考察其本有內涵

中國哲學是以內在性超越為總體性特征的哲學，自古至今都有豐富的實踐哲學思想,《詩?大雅?行葦》：“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踐也可單獨使用來表示踩踏，《禮記?曲禮上》：“大夫，士入君門不踐閥”又如：踐踏；踐冰（踏在冰上，比喻處于危險之鏡），在《廣雅?釋言》：“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之士，不踐其土”等意思是到臨；《儀禮?士相見禮》：“不是以踐禮”;《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左傳?喜公十五年》：“寡人之從軍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致”。這里是履行實現的意思。總的說來中國古代文明經典中的實踐的意思實現、實行、行動，通過實際行動將主觀的認知等轉化為現實，同時還有德性品德修養的內心體悟式踐行，先秦孔孟的實踐路徑是內在主體性澄明之境的向外推演和中庸之道思想的運用，而道家哲學則開創了一種全新式實踐思路認識到負的價值。《老子》第五十八章中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四十三章），“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動”，這些論句說明老子的實踐思想是負價值的深刻認識進而向外的推演以向世人呈現一種負的實踐存在方式之維。到宋明理學儒學發展第三期時期，出現了踐行與踐形實踐思想的多元發展格局。從內心修養的踐形到外在行為的踐行之間實現了交互操作，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構筑起中國特有的和諧圖景式實踐思想，實現了內在的道德理性與現實的實踐運行的雙向互動。出現了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的中國哲學氣象。從而使中國古代實踐哲學思想累進性生存認識性的提升，中國實踐哲學思想博大精深鑒于篇幅這里只略談先秦和宋明時期其實對老子的實踐哲學思想就是一部宏大的論述了。

摘要：法哲學與法治建設有著密切的聯系。法哲學注重的是思想層面，法治建設體現的是實踐層面，從思想層面到實踐層面的實現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我國也是如此。馬克思法哲學中國化是思想層面與實踐層面的統一。從開始的新中國，到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再到如今的新時代。法，法治愈來愈成為國家治國理政的主旋律。這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規律，亦是在我國幾代領導人在吸取馬克思法哲學理論的同時，結合我國國情所產生的重大理論創舉。

關鍵詞：法哲學；法治建設；發展；實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法治建設是幾代領導人共同關注的焦點和努力建設的目標，我們幾代領導人在吸收馬克思法哲學的理論精華后，結合我們國家實際，實現了中國法治道路具有歷史意義的飛躍。

一、法哲學與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初步探索

作為新中國成立的第一代領導人，其法哲學思想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他廢除舊法制，建立新制度，他在吸取馬克思法哲學思想重要理論內核的前提下，不斷推陳出新，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提出了自己一套法哲學理論成果。（一）法哲學價值論及實踐探索。馬克思法哲學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構成，就是法的價值論，即回答“法應該是什么”這個問題。馬克思從個人、國家、社會的角度出發，批評了黑格爾唯心主義，得出了個人和國家的相統一理論。馬克思認為，“國家的職能和活動是和個人有關系的，那么國家只有通過個人才能發生作用。”［1］270馬克思否認將國家和個人處于敵對的對立面，也否認黑格爾崇拜國家的理論，相反他認為個人在國家中發揮重要作用，應該重視個人的民主權利。在馬克思法哲學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法哲學思想，回答了國家與個人、法治和人治的關系。首先，認為，國家作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體，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外部武裝保障力量。在建國前就曾說過：“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2］1480同時，也十分注重個人在法治中的能動作用，他強調好的法律要有好的干部來貫徹執行。所以，在工作中很看重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政工作建設，在當時，就提出了黨員領導干部要全心全意地去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要求。廢除舊法制，制定憲法和法律充分體現了他重視法治，同時他也強調人治的重要性。主張二者的辯證統一理論，對于當時的中國以及今后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對于曾經深陷封建和戰爭的中國而言，帶來了開天辟地的理論內涵。（二）法哲學認識論及其具體踐行。“法哲學的基本任務就在于探求法的現象領域的一般規律，形成科學的概念和范疇，建立起完整的理論體系。”［3］馬克思法哲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分支即方法論部分就強調，看待法哲學問題上要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角度。就是我們所說的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認識論。馬克思認為，法哲學的每一個概念都要遵從唯物主義，看到問題要建立在實證、具體存在的基礎上，否則，如果先從抽象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就會變成沒有源頭的水，偏離事物的本質。深諳馬克思的哲學理論，所以他在把握普遍性的同時，又很好地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在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就強調我們在堅持原則性的同時不能忘記靈活性。我們要在堅持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同時記住民主原則與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原則；并且要時刻保持靈活，我們要考慮到中國現實的多樣性，不能將別人的理論照搬照套地運用到我們國家身上。比如說堅持領導與群眾力量相結合理論，是在不斷摸索后得出的一個重要經驗。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人民群眾，立法中就更應該貫徹群眾理論。所以，在的法哲學中，他在充分肯定法的一般規律背后，充分了解我國的特殊性，他在繼承馬克思的法哲學思想的同時，結合實際，亦得出自己的一套法哲學理論，在影響著今后中國的法治建設，對我國法治未來發揮了不可磨滅的價值。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法哲學與新時期的法治道路大膽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