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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早一批信奉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其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非常深厚，雖然沒有留下哲學專著，但是在他關于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建等方面的著作中無不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他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運用到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的實際中來，可以說，他既是一個擁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善于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家。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確立

從受私塾教育到受學校教育、從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從國內到東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歐，不斷觀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開闊新視野，逐步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轉變。1917年，從南開中學畢業后，在當時的“留日潮”影響下，東渡日本到東京繼續求學。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傳到日本，加之正值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社會上涌現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書籍，例如河上肇的《貧乏物語》、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約翰•里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以及《社會問題研究》《新社會》《解放》《改造》等雜志。通過這些書籍，初步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是使他從一名民主主義革命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重要開端。為進一步尋求救世濟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歐國家留學考察。自旅歐之后，他廣讀博覽，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先后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且開始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分析和解決所面對的實際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俄羅斯》一文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分析俄羅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他指出：“一個革命的爆發，其內幕總要含有生產狀況變動和階級爭斗的重大意義在內，這本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革命學說所嘗召示我們的。”[1]57文中還對社會主義革命首現于經濟落后的俄國作了精辟論述，并號召工業后進的國家認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真實價值，仿效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中，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中國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觀加以論證，指出共產主義“是應著生產力發達的需要而加以順勢的變更”[2]381。依據中國經濟的現狀，“無論是外資或內資，只要以資本主義的方法來開發中國實業，其同一結果總是壓迫貧民階級使之成為純粹的無產階級，困苦顛連，以致歷劫難復”[2]378。中國的出路在于應先實行共產革命，消滅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學家幫助無產者開發實業發展生產力，“凡是現今中國資本家所難以先決的條件，到那時都將不成問題”[2]382。可見，此時已經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確立了科學的世界觀，并且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導中國革命實踐。

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

人的行動是受世界觀所支配的，一個人哲學理論的高度決定著其實踐所能達到的高度。作為一名卓越的設計者和偉大實施者，之所以能帶領新中國在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開展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他稱得上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大師。（一）堅持認識的客觀性，強調求真務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品質，也是哲學思想的最突出特點，更是其哲學方法論的基礎。一直反對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他主張一切工作都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3]313。曾告誡全黨領導干部要想正確解決問題就“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然后據此定出合乎實際的計劃和指示。這一切，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并使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系起來”[4]129。他極力反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一旦發號施令，必將誤國誤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體力行地進行調查研究，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從武漢出發沿長江而上實地調研，與水利專家一起為三峽工程選擇壩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食堂供給和評工記分的情況，得出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并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結論。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慶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并為大慶礦區提出“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發展方針。正是在這種堅持認識的客觀性、一切從實際出發、強調求真務實的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使他主觀符合客觀，理論聯系實際，使他在面對各種復雜問題時能夠作出更加科學的決策。（二）堅持辯證法，靈活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掌握了這一規律也就掌握了辯證法的精髓。不僅牢牢掌握了這一點，而且還在實際工作中進行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揮。他不但善于在尖銳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對抗性的矛盾中尋求非對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適當的條件下恰當地存異。正是在這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使我們在革命時期正確處理了黨和統一戰線的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正確處理了我國和他國的外交關系。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應該堅持獨立自主。獨立自主，就是指無產階級的獨立性，他有自己獨立的政策、獨立的思想。有了區別，就有斗爭。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團結，是在堅持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同人家講團結，而不要受其他階級的影響。”[4]215可見，統一戰線不應是“求同非異”，而只能是“求同存異”；如果是“非異”，即去除了斗爭性，那么黨就可能會失去領導權，甚至被對方吃掉，只有“存異”即在同一性的基礎上保持斗爭性，才是正確的態度和方法。1955年，在亞非會議發言中指出：“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異”。之后，“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一直沿用至今。還反對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錯誤做法，提倡對待事物要用唯物辯證法進行科學分析。在觀看昆曲《十五貫》之后，認為在藝術創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東西，都要學，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鑒國外的長處，還要辯證地吸收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好東西，為我所用。在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為一個人的階級出身而對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廢文。他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卻是可以改造的。這就叫歷史唯物主義。要有點辯證法，不要一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就氣炸了，那叫形而上學、片面性。”[3]467在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上，主張不能全盤否定資本主義的方法，他說“一個民族和國家，其所以能夠存在，總有它一些長處”[3]197，我們要發揮人民的聰明才智，把“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3]441。（三）運用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總體來講，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也要符合經濟基礎的變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表現在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上，更應表現在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他反對脫離生產力的發展而過分拔高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的錯誤傾向，強調決不能違反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應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次序，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并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3]375。還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要素在生產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社會主義要不斷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他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3]159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確立，他還適時提出對于不適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進行深化改革，“因為經濟基礎變動了，上層建筑也要受影響，就是說，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響。政治上的制度要適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適合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3]266。可見，正是以唯物史觀社會基本矛盾原理為指導，按社會發展客觀規律辦事，才使我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循序漸進地穩步發展。（四）堅持群眾觀點，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眾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對群眾觀點有著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脫離了我們的基本階級群眾，就會喪失黨的基礎”[3]314。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但是組織原則，還是工作原則，他認為我們黨的智慧來源于人民群眾，我們要“善于依靠群眾，同群眾商量辦事，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戰勝我們面前的困難”[3]386。在堅持群眾觀點的同時，還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向同志學習的號召，并且系統地闡釋了群眾和領袖之間的辯證關系，指出中國革命要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事業要順利進行，“我們必須有一個大家共同承認的領袖，這樣的領袖能夠帶著我們前進。三十年革命運動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就是”[4]331。是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成長起來的偉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運用到中國，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成為思想。是這樣指出真理的人，堅持真理的人，發揮真理的人。在中國革命三十年的許多歷史關鍵時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確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歷史功績和重要地位的同時，他還辯證地指出絕不要把看成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并號召全國青年要向同志學習。

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

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自己的理論武器，并且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突出貢獻。（一）在實踐中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具中國風格。自幼熟讀經典古籍，深受儒家、道家等哲學思想的影響，在他的思想中始終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留學西歐后，又接觸到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轉變。在他的哲學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發生了化學反應式的融合。中國自古就有“求真”的傳統，早在《漢書》中就記載了實事求是的典故，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這一優良傳統，在接觸唯物辯證法之后的哲學思想中又增加了“思辨”的因素。“求真”使從客觀實際出發，調查研究、躬行實踐、從不狂想；“思辨”使他能全面、聯系、發展地看問題和做事情，不走極端。這種中西哲學思想的融合使既不是一個狂想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求真”和“思辨”一直貫穿在他革命生涯的始終，滲透在他工作的各個方面。還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用生動形象、富有哲理的中國語言展現出來，并且運用到實際工作之中。例如，把辯證法用“一分為二”“求同存異”等來概括，把唯物論和認識論用“做實事”“說實話”“收實效”等來表達，把外交哲學策略表述為“細水長流”“見縫插針”“彎弓不發”，等等。可以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創新并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飛躍。（二）在實踐中檢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然而，任何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不能僅憑個人的主觀臆斷，而必須放在實踐中進行檢驗。在理論與實踐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張力，純粹地為了理論而理論、將理論與現實問題割裂，必然使理論失去了現實的基礎，最終淪為意識的空話；反之，單純地為實踐而實踐，則必然使實踐成為盲目、漫無目的地蠻干。一種理論必須從現實出發，通過對現實問題的反思和批判尋求合理的解答，并在實踐檢驗中使之不斷豐富和發展。緊緊抓住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特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開展各個方面的工作。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立、國際地位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升，從而也反過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性，更進一步說明了我國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三）在實踐中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強大的生命力。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自身的邏輯和所包含的容量，它不可能包含其前提中所未包含的東西，也不可能解決之后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它從來就不是一種給定的知識體系，而是一種直面現實、敢于不斷同每一時代對話的批判性理論體系。作為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員，堅持奉行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世界觀和行動指南，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運用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工作之中。他在認真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同時，又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鮮明的時代特色，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并發揮了突出作用。的理論建樹和工作成就都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過時，它在這個時代依然管用，雖然馬克思本人已經逝世，但是其哲學思想仍舊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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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文集（下卷）[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3]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蔣孝明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